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十篇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1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0年公用企业垄断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皖市监办函〔2020〕61号）要求，落实市局的任务要求，2020年3月至12月，在新区范围内开展整治公用企业垄断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执法行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任务和目标

紧紧围绕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领域及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对供电、供水、供气、消防、交通运输、殡葬、烟草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的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和纠正，重点查处供电、供水、供气、消防领域公用企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限定交易、拒绝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垄断违法行为。

通过专项执法行动，查处、曝光一批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经营者、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推动公用企业相关主管部门切实履行公平竞争审查主体责任，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升公用企业守法经营、公平竞争意识，不断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和消费环境，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时间和步骤

（一）宣传组织。认真梳理公用企业及相关政府行政机关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并通过网络、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公开举报电话，畅通投诉渠道，积极受理核查案件线索。对辖区内供电、供水、供气、消防、交通运输、殡葬、烟草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企业应依次组织召开专题宣传或告诫会议，必要时要上门对企业进行宣传指导，督促公用企业主动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各企业应自觉遵守《反垄断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对经营行为开展全面自查，重点自查是否存在滥收费用、强制交易、限定交易、搭售商品、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二）集中查处。根据本地市场状况，围绕本次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行业，依次组织开展集中排查行动，发现有关公用企业存在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以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经初步核查，掌握初步证据后及时报送市局。对主观恶性小、持续时间短、涉案金额少、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轻微市场垄断行为，由市局报请省局同意后，由市局责令改正，企业及时改正的，可以不再立案处罚。专项执法行动中发现公用企业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要灵活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消保、广告、合同、注册登记等方面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实现对公用事业领域突出问题的综合整治。

（三）全面总结。对专项执法行动中发现有关企业和行政机关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回头看”，了解问题整改情况。全面梳理和总结专项执法行动中的典型案例和好的做法，为下一步执法工作奠定基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对新区内公用事业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环节垄断行为进行认真摸排，充实执法力量，压实工作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12315”投诉举报平台作用，鼓励群众和有关企业举报，对人民群众和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公用企业违法行为，要主动监管、认真核查、坚决查处。

（二）抓好执法研判统筹工作。结合本地实际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市场竞争问题开展调研，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及时向市局报告。要将专项执法行动和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专项执法行动过程中遇到重大疑难案件的，要及时向市局报告。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2

【正文】

2012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12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司法解释共16条，是最高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明确了因垄断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管辖、举证责任、民事责任等事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因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及合同纠纷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以及在管辖、举证及民事责任方面均存有争议。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上述争议均作了相应的厘清。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解释明确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亦有权在民事诉讼中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与《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查处以及行政诉讼能够形成制度配合，能够大大增强反垄断效果。

一、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

司法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第一条是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根据第一条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是适格原告。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具体受理条件的规定。根据第二条之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起诉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受理。这里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原告因垄断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受理。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事实上与《反垄断法》形成紧密配合，在反垄断方面将形成制度合力。《反垄断法》主要由反垄断委员会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负责反垄断，主要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普通公民只能向这些行政机关举报垄断行为，尚无法律途径直接反垄断。而司法解释第二条则赋予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直接起诉垄断组织的权利，且不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垄断行为的监督及治理不再是行政机关的独有权力，相关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也可以直接起诉，这对于我国反垄断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司法解释第三、四、五、六条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合并审理和移送管辖做了明确规定。

1、级别管辖

就级别管辖而言，此类案件原则上由中级法院管辖。这主要考虑到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刚刚起步，由审判力量相对充足、审判经验相对较多的法院集中管辖，更有利于尽快提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和统一裁判标准。当然，由于部分基层法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也具备相应的审判能力，能够保证审判质量，因此，从便民角度出发，司法解释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

就地域管辖而言，仍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因案由不同，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纠纷案件。另一种是依据《合同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类型不同，其地域管辖也有所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权纠纷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合同纠纷案件则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一审管辖法院的，一般应从其约定。在没有协议管辖的情况下，一般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履行地应根据合同类型不同具体确定。

3、合并审理与移送管辖

同一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是基于节约审判资源的考虑。

就移送管辖而言，有两种情形：首先，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其次，在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7天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先立案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考虑到群体诉讼案件有其共性，合并审理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举证

《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条分别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和细化。

1、举证责任

由于垄断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受垄断行为损害的原告在举证能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免证事实等制度，适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举证责任倒置而言，属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垄断企业对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行为将要承担举证倒置责任。另外，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原告而言，虽然司法解释适当减轻了其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仍应根据案件不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有以下集中情形：

（1）就前述《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原告虽不需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应证明该协议确实存在。

（2）就滥用市场地位引发民事纠纷案件而言，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不过，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法院可以予以认定。另外，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可以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法院可以据此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

2、关于专业人员调查及作证

《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这说明，反垄断案件，尤其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需要确定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专业人士及机构的专业数据确定及事实认定是法院作出法律认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人员的说明对事实的认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垄断民事纠纷的类型和责任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这也就是规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

垄断可以通过如协议、协同一致的行为、行业协会的章程等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行业协会的章程违法了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条款，那么行业协会也是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五、关于诉讼时效

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做了明确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依据《民法通则》规定为二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实践中由于存在很多特殊情况，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依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3

    原告:西安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下称“西安日化公司”)。

    被告:西安市韩森寨商品采购供应站(下称“韩森寨供应站”)。

    被告:西安时代广告促销有限公司(下称“广告促销公司”)。

    被告:消费者导报社。

    1994年1月22日,韩森寨供应站在《消费者导报》刊登一则由广告促销公司策划的广告,推销自己经销的商品。该广告称:“韩森寨供应站向全省用户推荐使用活力28洗衣粉、一枝花洗衣粉、一匙丽洗衣粉、洁精38洗衣粉、威科88洗衣粉等国货洗涤精品,使用后为你省钱、省力、节水、节电”。广告还称:“韩森寨供应站提醒您,不要使用有色洗衣粉,我们的国货精品在世界同类产品中一直名列前茅”。

    西安日化公司生产的山丹丹牌洗衣粉为粉红色,1981年和1987年两次被轻工业部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1990年获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银奖,1991年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2年7月9日由轻工业部洗涤用品质量检测中心天津站检测确认达到标准规定。1991年山丹丹牌洗衣粉销售量为21435.277吨,1992年销售量为20159.562吨,1993年销售量为20235.472吨,1994年销售量下降至15902.16吨,比前三年平均销售量减少4707.943吨。据此,西安日化公司以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实施不正当竞争致受侵害为由,向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西安日化公司起诉称:被告韩森寨供应站1994年1月22日在消费者导报刊登由时代广告公司策划的广告。该广告称:韩森寨供应站提醒您,不要使用有色洗衣粉。此内容损害其商品信誉,造成山丹丹牌洗衣粉销售量减少。要求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在原刊登广告的报纸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169657.97元。

    被告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共同答辩称:广告中所称的“有色洗衣粉”不同于原告的山丹丹牌染色洗衣粉,请求法院不予受理。

    「审判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韩森寨供应站所刊登的推销自有商品的广告,对原告西安日化公司生产的有色洗衣粉加以诋毁,侵害了原告的商品声誉,显系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广告促销公司作为广告商,被告消费者导报社作为广告刊登者不严格审查广告内容及事实,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纠纷,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诉称损失部分,证据不足,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于1995年1月16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消费者导报第四版以半版篇幅刊登向原告西安日化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声明内容由法院审定)。

    二、原告其余之诉驳回。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西安日化公司上诉称:原判认定对方三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却将其赔偿损失之诉驳回,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支持其赔偿诉讼的请求。

    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上诉称:原审判决纯属认定事实不清,断章取义,其共同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韩森寨供应站还诉称:所提供广告定稿与刊出文字有出入,并无贬低西安日化公司产品的故意,请求驳回西安日化公司的诉讼请求。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森寨供应站利用广告宣传所经销商品,本是一种积极的促销行为,但其在广告中诋毁包括山丹丹牌洗衣粉在内的有色洗衣粉,使用的警告语足以使其他经销者、消费者对山丹丹牌洗衣粉的商品信誉产生误解,客观上起到误导消费的作用,确属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韩森寨供应站上诉称其所提供的广告定稿与刊出广告文字有出入,但在该广告刊出后,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更正措施,应视为对变更后的广告内容的认可。韩森寨供应站对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应负主要过错责任,除在同一刊物刊登向西安日化公司赔礼道歉的声明,为山丹丹牌洗衣粉消除影响外,还需适当赔偿西安日化公司因该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作为广告经营者和者,应知其所、策划和的广告内容有可能造成误导消费的消极后果,仍予和,对纠纷的酿成亦有一定过错,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西安日化公司上诉请求韩森寨供应站赔偿经济损失合理,应予支持。但鉴於市场竞争中影响因素较多,山丹丹牌洗衣粉销售量下降亦不能排除其它因素之影响,故对西安日化公司所诉的损失,由韩森寨供应站适当赔偿。上诉人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未判决西安日化公司经济赔偿的要求不妥,应予更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九)、(十)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于1995年4月10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韩森寨供应站、广告促销公司、消费者导报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消费者导报》第四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向西安日化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声明内容由法院审定)。

    二、韩森寨供应站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西安日化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逾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4

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的受理、审结情况

20__年至20__年我院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82件，其中20__年受理120件，20__年受理120件，20__年受理142件，受理量上升18.3。20__年至20__年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33件，结案率87.17。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69件，占受理量的57.5；著作权纠纷20件，占受理量的16.7；商标纠纷17件，占受理量的14.2；文秘站 植物新品种纠纷10件，占受理量的8.3；技术合同纠纷3件，占受理量的2.5；商业秘密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8.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53件，占受理量的44.2；著作权纠纷37件，占受理量的30.8；商标纠纷13件，占受理量的10.8；植物新品种纠纷11件，占受理量的9.2；技术合同纠纷5件，占受理量的4.2；商业秘密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8.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49件，占受理量的34.5；著作权纠纷78件，占受理量的55；商标纠纷9件，占受理量的6.3；技术合同纠纷3件，占受理量的2.1；商业秘密纠纷2件，占受理量的1.4，不正当竞争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7。

（二）案件受理的主要特点

1、案件数量有所增长,各类案件升降显著。我院20__年、20__年两年的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持平,20__年增长了18.3。其中专利纠纷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在下降，下降幅度明显;商标纠纷以每年2.6的速度缓慢下降;著作权纠纷则以平均每年19.15的速度快速增长；技术合同、商业秘密案件基本保持平衡。值得注意的是20__年以前我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利纠纷占70以上，近几年呈明显下降趋势，而知识产权案件总体量在增加，主要是除专利纠纷以外其它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多，其中著作权纠纷案件增长速度较快。

2、新类型案件增多，涉及的领域广，法律关系复杂。专利纠纷案件除常见的侵权和权属纠纷外，还受理了专利署名权纠纷，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到生物制药，被控侵权产品涉及到动物活体的对比。商标纠纷则涉及到商标核准注册时的权利冲突，商标权利转移的执行，著名商标知名品牌在企业改制中的权利转让。著作权纠纷涉及更多的是邻接权的权利保护、计算机软件纠纷、网络侵权纠纷等。

3、涉外案件受理量上升，涉及的案件类型及国家地区增多。20__年我院受理涉外案件4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3件，权利人为韩国人；商标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台湾公司。20__年受理涉外案件5件，均为著作权侵权纠纷，涉及香港和台湾地区。20__年受理涉外案件8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德国人；商标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美国公司；著作权类纠纷6件，涉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4、系列案件多，数量增大。我们把同一权利人同时3起以上侵权案件或同一被告的案件称为系列案件。

20__年我院受理的案件中有八起侵权纠纷系列案，共计33件，占受理量的27.5。其中专利侵权纠纷六起，共计26件；商标侵权纠纷一起4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起3件。

20__年受理的案件中有四起系列案，共计19件，占受理量的15.8。其中二起专利侵权纠纷，共计7件；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8件；一起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4件。

20__年受理的案件中有八起系列案，共计52件，占受理量的36.6。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五起系列案，共计41件；专利侵权纠纷三起，共计11件。

二、各类案件审理中的特点

（一）专利纠纷。总体特点：总量下降，类型增多，侵权居重，判定不易，举证困难，周期较长，中止量大。1、受理总量下降的原因。受理量从69件降至53件至05年的49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我院加大了对专利案件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典型案件，提高了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增强了公民尊重知识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国家关于专利侵权案件的审判规范相对于商标、著作权纠纷要具体详实，可操作性及认知程度相对统一。公民能够通过公开的信息，了解相关的规定，更加清楚明析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侵权行为的发生。2、侵权纠纷占相当比重，实用新型专利尤为突出。我院三年共受理专利纠纷171件，其中侵权纠纷146件，占85.3。侵权纠纷中，发明专利占13.7，实用新型专利占45.9，外观设计专利占40.4。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比重较高的原因是，实用新型的发明程度不高，投资成本少，利益大，仿制快，侵权判定有一定难度，被控侵权的行为就随之增多。发明专利往往涉及较复杂的技术，仿制困难，投入成本也较大，侵权发生的机率较少。外观设计专利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仿制简单，侵权判定比较明晰，一目了然，但往往给侵权人带来的利益较小，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比例小。3、侵权判定不易，当事人举证困难。专利侵权判定虽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在司法实务中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由于公众可以通过

公开信息了解到相关的侵权判定原则，使一些守法的公民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也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规避法律，使得侵权行为、手段、方法、方式更加隐密，给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判定带来了困难。在强调当事人举证的现代司法理念支配下，权利人就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也在不断的加重。4、程序多，审理周期长，未审结案件的中止量占相当比例。我国的专利授权制度决定了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采取登记制度，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专利诉讼纠纷中，存在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的情形，复审委审理期限一般为一至二年，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权诉讼案件原则上中止审理，等待专利复审委的审查决定。根据新修改的专利法，不服审查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再经过人民法院的一、二审审理。可见一起专利诉讼案件，从权利人至各个程序的结束，最快需要二年时间。对于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最大生产力的经营者来说，也许两年过去后，专利产品己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即使法院判令侵权也无济于事。（二）著作权纠纷。总体特点:总量飙升，权属无争，主体难认，形式复杂，范围广，领域新，影响大，社会关注程度高。1、总量飙升，权属无争。从20件增至37件直至05年的78件。除著作权案件集中管辖后案件的自然增长因素外，主要是著作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著作权的权利人拥有17项权利，邻接权人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权利，权利的多样性决定了因享有权利导致纠纷数量增多，同时著作权的类型较之专利和商标更加丰富，如委托创作合同、出版合同、电视剧制作、音像制品的发行权、复制权的转让等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此类纠纷大幅上升。著作权是自动产生，不像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经授权产生，因此著作权权属很少发生争议。我院近三年受理的案件中无著作权权属纠纷案件。侵权案件占绝大多数，原创作者本人的案件，多以侵犯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等人身权为诉讼请求，除人身权之外的财产权多以复制权、发行权被侵犯为普遍诉请。2、主体难认，作品形式复杂。虽然著作权的权属纠纷案件没有，但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对于权属问题是各案中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产生，不以发表、登记为标志，著作权登记采取自愿原则（著作权中只有计算机软件强调登记保护），自愿登记的后果是不登记。诉讼中，对于权属问题权利人则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有八项十七类之多，各类作品的产生、转让、许可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加之出版、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的播放等邻接权的保护，使权利主体更加难确认。3、范围广，领域新，影响大，社会关注程度高。作品的形式多样性，决定了著作权涉及的范围广、邻域新；作品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著作权纠纷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公众最关心的案件，也是与社会公众联系最密切的一类纠纷。因此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程度也就较专利、商标高。

（三）商标纠纷。总体特点：小幅下降，多与不正当竞争案由共同，请求弛名商标的认定量增加，认定弛名商标的数量有所增加，系列案件少。1、商标纠纷呈小幅下降。商标的使用以核准使用商品的范围为限，只有在同行业竞争、同类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中使用才有可能构成侵权，不同类或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不构成侵权。对于商标而言，只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被搭便车的可能性才大，才能给侵权者带来可观利益。而一旦商标具有了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仿冒、搭便车的人反而相对减少，因为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有很大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注册的商标权。因此，虽然企业越来越重视商标权的保护，但商标权纠纷并未增多。另外，商标的行政处理程序较司法程序快捷，大多数权利人首先通过行政程序解决纠纷。只有少部分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2、多与不正当竞争案由共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商标往往与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故商标侵权纠纷和不正当竞争纠纷会同时作为诉讼请求。3、请求与认定驰名商标量增加。随着对驰名商标保护力度的加大，有效的制止弛名商标被仿冒、搭便车、抢注等行为，请求法院对己有知名商标进行跨类保护的越来越多，近三年共申请6件，我院严格遵循被动保护，各案认定的原则，认定了3件驰名商标。

（四）植物新品种纠纷。总体特点：总量平稳，类型单一、侵权品种单一、被控侵权行为单一、权利人胜诉率95。我院20__年开始受理第一起植物新品种纠纷，20__年受理10件，20__年受理11件，20__年未受理。某种新品种的诞生需要育种人付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心血，植物新品种作为一项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并深入人心后，越来越多的育种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我院受理的该类纠纷只有侵权和权属二种类型，被控侵权品种均为农业玉米品种，被控侵权行为均为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受理的21件案件中，只有一件通过鉴定认定不是同一品种驳回权利人的请求，其余20件案件均以权利人胜诉结案。

三、主要做法

（一）认清形势，树立人才储备的意识。加强审判组织和队伍建设，树立人才储备意识，是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建设，为适应工作需要，我们着眼于专业审判队伍建设，挑选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学历高的审判人员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全庭11名审判人员，有7人获得硕士学位，1人为双学士，1人博士在读，1人硕士在读，是我市法院系统平均学历最高的业务庭，目前己逐步形成了一支懂法律、懂专业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审判队伍。

（二）坚持“司法为民”，加强诉讼指导，采取综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在诉讼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诉讼指导正是“司法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知识产权案件因其专业性强，适用专门的法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不委托专业律师参与诉讼，诉讼参加人对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均不熟悉，有的权利人甚至不知道需要提供授权

公告文本，给日后的审理工作造成极大障碍，有的被告滥用抗辩理由，不能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法官为其提供必要的诉讼指导。在审理中，我们针对不同当事人的诉讼能力，适时适度地指导双方提供必要的证据，及时询问原告是否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是否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对当事人不了解的专业法律术语进行明白无误地解释，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有些案件经过法院的诉讼指导在开庭前双方就达成和解，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在审理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积极、慎重地采取临时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避免权利人的损失在诉讼过程中进一步扩大，防止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我们依当事人申请，及时、准确地对涉案侵权产品进行证据保全，对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事先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了解技术要点，保全时针对不同的证据采取拍照、录像、现场勘验、直接扣押等不同的方法，确保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审判人员还经常深入车间、田间，不畏艰险、灵活机智地采取各种措施，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对于故意隐瞒证据、回避证据保全，甚至伪造证据的当事人，严格依照《证据规则》，合理划分举证责任，构成妨碍举证的，依法判令其承担败诉后果。（三）注重选择“双赢”的结案方式，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知识产权纠纷的难点在于虽认定侵权，但赔偿数额难以计算，如果法院简单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权利人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同时技术成果也得不到相应的推广和应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所具有的科技含量高、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既保护权利，又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恢复和谐关系的新途径、新方法。诉讼调解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在彻底解决纠纷的同时，保证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我们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时，注重调解解决纠纷，设法为双方创造继续合作的条件，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转让或许可协议。从而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帮助其智力成果实现市场化，并从中获得收益，同时又能让侵权人通过合法途径使用他人的技术成果并获得经济效益。近二年来，我们注重积累调解经验，探索调解技巧，培养审判人员的调解能力，从而使知识产权审判的调解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__年至20__年审结的一审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率达到52.2。

（四）注重抓好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质量。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一份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的裁判文书，是使当事人充分了解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当事人服从法院判决，减少当事人上诉与申诉。我们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的目的，就是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知识产权案件错综复杂，涉及科学、文化、技术领域问题较多，要写好此类案件裁判文书不仅需要裁判理由有理有据，还需要法官有较强的归纳、概括、抽象能力和较强文字表达能力，使那些深邃难懂的知识产权法学原理，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使复杂的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简要的呈现在当事人面前。自20__年起，在主管院长的倡导下，我庭率先进行了裁判文书的改革，制定了裁判文书制作规则，对文书的文号、排版、对当事人的称谓等细节问题均作出统一规定，在文书中全面体现案件受理、举证、质证、认证，甚至管辖确定的过程等程序内容，着重强调文书论理的法理性、说理的针对性和逻辑性，对有争议的证据充分阐明分析认定过程，说明是否采纳及理由，不断提高分析、论理及文字表达能力，进而达到事实认定准确，法律分析透彻，案件处理得当的效果。

四、建议和意见

（一）加强与审判经验丰富的兄弟法院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业务学习，有效地利用好信息资源。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又是一个发展较快的学科，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问题急需明确的指导，希望最高法院加强对各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协调、培训、调研，组织审判经验交流，审判信息的沟通，如有可能安排各级法院的法官之间进行工作交流。建议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建立全国公开网上查询机制。对同一权利人的案件，统一执法尺度。除了各级法院之间相互的沟通外，还应与专利、商标等行政执法部门沟通、学习，了解授权及行政程序，更好地充实法官的专业知识。

（二）建立专利的强制制度。因专利纠纷案件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不同，其不仅涉及民法、民诉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也涉及十分疑难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时专利纠纷案件还有较为复杂的程序问题。这就使该类型案件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复杂得多。特别是一些专利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实行强制，让一些即通晓法律专业知识，又精通专业技术的人员作为人，就能够在当事人与法律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使当事人对其法律行为有更充分的认识，便于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实施强制制度，可以迅速普及专利制度的相关法律常识，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强制制度，也可以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各方当事人站在同等的起跑线上。

（三）设立相关专业人员参加知识产权案件的陪审制度。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鉴定应当由当事人提出，法院无权依职权决定鉴定，但在实践中往往遇到双方均不提出鉴定，而有关技术问题又无法解决的情况。建议设立专家咨询或邀请专家担任陪审员的机制，专家可以阅卷、参加庭审、庭后就有关技术问题向合议庭提供咨询意见，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同时对咨询意见的审查判断等制定相应的规则，以保证咨询程序合法、咨询结果权威、客观、公正。

（四）加大知识产权的宣传力度，使公民知法、守法、护法。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我国的相关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欠缺。无论是权利主体还是侵权主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侵权行为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就专利权保护的范围来说，应以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特征为限，而有的权利人则认为应以其生产的产品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为准。权利人大都认为只要侵权人的大部分技术特征或者主要技术特征与其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同或近似就构成侵权，而侵权人则

都认为只要自己的技术特征与权利人的技术存在差异就不构成侵权，其抗辩理由大多为材质的不同、尺寸的不同、质量的优劣。这都反映出我们对知识产权权利界限、保护范围如何确定及侵权判定原则的宣传力度不足，公众不晓得什么样的行为是侵权行为，认为自己对材质、尺寸、质量有所改进就不构成侵权。应多与媒体加强沟通，公布典型案例、跟踪案件的审理过程，及时通报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使公众及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有所了解，从而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自觉遵守法律，依法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五）建立全国统一著作权登记体系，分为不同的行业进行专项管理。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首先要认定权利的归属。版权登记可以明析权属。作品创作过程复杂、创作原因多样，这些权利的归属均需要而且必需明确，从而减少纠纷，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有了明晰的权利归属，在发生纠纷时，权利人就可不承担出示原稿、原件，受让、许可合同等举证责任，只需证明权利内容即可。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5

一、创新推销预算管理。

规范政府推销行为的第一步，编制政府推销预算是政府推销法》要求。也是树立依法推销意识的基础。针对政府推销中存在随意编报、不报、漏报，使预算执行约束力弱化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改革预算编报方法。要求推销人根据资金来源情况。依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及时准确编报。对不能在部门预算中反映的使用各种借（贷）款、国家和省专项资金，其他专项资金的推销项目，针对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可变性的实际情况，要求在编报部门预算以后，根据工作要求和项目上报情况，属于政府推销集中推销项目的反映在部门预算资金以外其他各类资金政府推销预算》中。

二是严格审核推销计划。对没有纳入年度政府推销预算的项目。对超出范围擅自推销的依法严肃处置；因情况特殊急需推销的要履行政府推销预算调整追加顺序，经批准后方可执行。

三是财政内部股室共同把关。业务股室以及政府推销管理办公室把采购项目是否列入年度推销预算作为审查的重点。不予拨付资金，不予审批计划。通过这些措施，县政府推销预算编制工作逐步完善。

二、创新管理体制。

各单位政府推销意识逐步增强，随着《政府推销法》公布实施。政府推销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政府推销限额规范明显滞后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一是推销范围和规模的扩大，推销次数增多，委托机构推销顺序较多，时间较长，影响了推销效率；二是金额较小的推销项目，供应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经常出现供应商缺乏三家的情况；三是节约率与推销项目预算的大小成正比，金额越小节约率越低。为解决上述问题，不时探索，创新管理体制，为了进一步提高推销效率，通过公开招标，实行了协议供货制度，公务车辆定点平安制度、公务车辆定点维修制度、公务车辆定点加油制度，实行优惠比率与优质服务，不只节约了财政资金，还简化了推销顺序。

三、创新工作思路。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县政府推销规定对工程类超过50万元，为落实《政府推销法》中政府推销以公开招标为主。货物和服务类超过20万元以上的项目，以及定点推销、协议推销项目，原则上一律实行公开招标。为保证竞争充沛、预防腐败，对超过10万元以上的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项目，也要求在政府推销指定媒体推销公告和成交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对涉及县委、县政府要求急需的推销项目，为适应我县经济加快发展的步伐。便民、利民项目以及其他急需项目，依照法定情形和时间要求，批准采用了竞争性谈判、询价或者单一来源方式进行推销，满足全县各项工作的紧急需求。

四、创新约束机制。

个别推销人往往出现利用技术参数、供应商资质以及服务要求，政府推销工作中。限制、歧视供应商，也有的个别推销人存在直接指定品牌、指定供应商等违法行为，或者擅自推销应当实行集中推销的项目。为了加强管理，规范推销行为，纠正违法行为，监督管理上我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审核，按规定审批推销方式，严格审查推销文件，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进行调整。二是强化监督，对超过10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推销信息公开，现场监督，规范推销顺序，抑制推销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生。三是对擅自采购的单位，依法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四是财政内部股室建立责任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层层把关，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依法拒付资金。五是实行联合检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县政府推销监管部门、财政监督局、县监察局、县审计局联合检查。

五、创新调处手段。

对每起质疑投诉案件都聘请律师参与，为了做好供应商质疑投诉工作。认真调查取证，严把证据关、法律关和程序关，保证了每起投诉案的处置决定，符合法定顺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适当，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6

为积极响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努力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高素质法律工作者队伍的重要指示精神，律师事务所个人自查自纠报告。我们律师的整顿工作在省司法厅的领导下，及各所的具体安排部署下正如火如荼的开展。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本人的思想觉悟以及对这次的整顿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就本人的自查自纠情况汇报如下：

自xxxx年执业以来，本人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能够尊重同行，从未有诋毁其他同行的行为，一直坚持同业互助，公平竞争。本人从未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服务所执业，更没有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的情况。接受委托后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地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地合法利益；在委托授权范围内从事活动，没有利用委托关系从事与委托的法律事务无关的活动；

谨慎保管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其它法律文件；不存在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行为；能够严格保守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及委托人的隐私；从未有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案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也未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不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从未向委托人做不诚实宣传及不负责任的承诺，。自执业以来依法取证，不存在伪造证据、怂恿委托人委托证据、提供虚假证词的行为，也未有暗示、诱导、威胁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

本人自执业以来，在办理案件时能够恪守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从无出现阻挠当事人解除委托关系而进行威胁、恐吓当事人的行为；更无为法官装修住宅、购买商品，出资要求法官进行娱乐、旅游活动的行为。本人自执业以来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所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厅里、所里组织的学习、公益活动。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7

【关键词】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

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网络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以网络为基础的交易方式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传统交易市场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出现在了网络交易市场中，而且由于网络市场的特殊性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呈现出更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的特征。为了净化网络市场环境，保障网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健全与网络市场相关的法律规制，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1.抢注域名行为

域名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其与计算机的互联网协议地址相对应，可用于确认及定位计算机在互联网中的位置。近年来，网络市场快速崛起，域名的商业价值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网络市场的经营者为了抢占市场先机，都会为自己的公司建立网站，并将其作为交易的重要平台，而建立网站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申请注册域名，由此对网站地址进行标识，这相当于经营者在网络上的名片。目前，域名注册遵循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引致某些网络市场的不法竞争者会抢注域名，导致很多知名商标被抢先占用，进而造成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经营者无法顺利开展相应的网络交易业务。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仅2010年，因抢注gTLD和ccTLD而引发的案件纠纷就多达2329起，较上一年增长8%。进行域名抢注的不法竞争者的动机主要有三种：一是为了抢占对手注册机会；二是为了盗用对方品牌声誉；三是为了高价兜售域名以获得暴利，这都导致权利人无法再将其商标注册域名，对正常开展互联网交易活动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阻碍。

2.虚假广告宣传

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企业都把互联网广告看作一种重要的宣传载体，在展开互联网市场交易的同时通过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企业网站成为企业面向社会的窗口和门面。然而，少数企业也会通过网站进行虚假宣传活动，以夸大、欺骗等形式提高竞争能力，扰乱正常的网络市场秩序。例如，2010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发生的一起抢注事件：某化工厂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宣称自己是正规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然而，通过查询当地工商部门的注册信息，发现该企业仅具有购销资格，根本不像网站上宣称的那样具有化工产品生产能力，由于其宣传内容和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后来经过详细调查，证实该企业仅是一家小型贸易公司，既无化工产品生产资格，也无相应的研发能力，其年销售额也很低。该公司在网站上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行为不仅侵犯了行业上其他公司的合法权益，还给很多销售者造成了误导，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另外，在网络交易市场中还存在其他形式的虚假广告，例如将广告隐藏在产品宣传的关键词中，在广告中插入与其无关却在当下十分热门的词语，以误导消费者，获得更高的点击率，这种行为同样具有欺骗性，属于不正当的广告宣传行为。

3.侵犯商业秘密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商业秘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权利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但正因为商业秘密的重要性，某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利诱、盗取和收买等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以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例如，有些企业对网页中的服务链接或Email管理器地址加以篡改，借此盗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也有少数企业利用自身的网站管理优势，非法采集或透漏企业的商业数据。总而言之，虽然当前网络信息环境较为安全，但是仍存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科技成果非法获取他人信息的现象。

4.其他

网络交易市场还存在混淆与假冒的现象，指某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混淆不同企业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商业诽谤现象在网络交易市场中也层出不穷，指某些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而用不法手段诋毁、污蔑对方的行为。

二、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1.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清晰界定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广泛，一个虚拟而庞大的网络世界逐渐成型，然而，由于立法步伐没有及时跟上，使得很多网络交易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钻了空子，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法规的约束。20年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颁布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该部法律中仅仅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当今社会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中出现的各种不法行为，这导致很多新出现的、尚未被列入处罚条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复出现。

2.规制措施有待完善

规制措施不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域名纠纷和网络链接丢失等现象中。域名是一种高价值的企业标识，无论是域名抢注还是域名仿冒，都会给权利人造成很大的损失。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如果参与案件的商标不是驰名商标，即使被他人抢注成域名，抢注行为人的行为并不一定会被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在网络链接方面，网络链接分为正当和非正当两种，如果网络经营者利用不正当链接提高自己网页的点击率或使用他人劳动成果，对被链接方构成利益威胁的行为，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中，还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

3.证据采纳原则缺失

由于网络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殊性，其证据在现实空间中往往存在不足之处，但是随着网络与电子市场中法律纠纷问题的不断出现，我国立法、司法及执法机关必须要学会提取和利用电子证据，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及时记录与案件相关的内容。电子证据的无形性、善变性和时效性决定了电子证据的采集是相关部门将会面临的难题。

4.诉讼主体不明确

网络市场中的侵权人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包括经营者、服务商和中介等，因此，当受害人提讼后，往往要面临侵权人互相推诿的局面，使案件审理陷入僵局，难以认定侵权事实，部分原告会把所有被告主体都列为被告方，导致责任承担者的身份不明确，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延误了问题解决的日期，给法庭审判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三、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策略

1.对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第一，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仅有11种，对于规制之外的其他行为，相关司法、执法机关不得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无法适用相关法律。因此，我国法律应该增强法律条款的灵活性和法律的适用性，将最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囊括进法规中。第二，增加列举条款。我国很多法律条款在实际操作中较为抽象且没有针对性。鉴于此，国家可以将一些典型性且社会危害性较高的行为在法律中予以明确列示，提高法院对此类纠纷案件的审判效率，增强网络市场竞争主体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范意识。第三，出台专项网络法。考虑到目前网络法律环境的特殊情况，我国应适时出台一部网络基本法，借此对网络交易参与者在网络市场中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示。

2.明确对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规制

当务之急，应该增加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网络环境中的顺利实施，使受到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网络交易参与者及时得到赔偿。但目前我国并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对此，可根据国内外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网络交易参与者的各项义务作出明文规定：第一，主动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应该肩负起信息过滤及审查的义务，对上传至网站的违法信息以及明显含有侮辱性字眼的信息进行删除处理；第二，请求中止传输的义务。若权利人提出中止传输的请求，要及时制定有效措施来切断有害信息的传输；第三，协助调查和执行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络交易市场中应及时保存并存储重要的数据。

3.完善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证据采纳原则

第一，严格审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对电子证据的来源和可靠性要进行严格审核，判断电子证据是否遭到过篡改或伪造，是否有其他的旁证等。第二，判断电子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和合法性。相关性是指电子证据是否与案件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还要判断该证据是否合法。第三，遵循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为了维护审判的公平性和正义性，避免电子证据被篡改或伪造，对受害者的权利进行充分保护，应对电子证据的举证进行特殊的规定，对于能够证明被告人没有进行不正当行为的证据，应该由被告人自己承担。总之，网络环境下，网络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传播速度较快且隐蔽性较强，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相关部门要掌握必要的取证技巧，并遵循一定的原则保障网络经营者的权益。

4.扩大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范围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只有受损害的经营者才能提起不正当竞争的诉讼，这与当前网络交易市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首先，在网络经济时代，经营者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参与者也在不断增加，除了经营者当事人，某些网络运营商和网络经营者的存在也是电子商务得以进行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强调参与网络市场交易的一切主体都应该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对经营者有严重影响，对消费者同样有很大影响，尽管我国在法律上对消费者有很多保护规定，但是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法律还是有很大的空白部分。因此，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切实赋予消费者提讼的权力，使网络市场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受到应有制裁。

四、结语

新兴事物的发展可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就如网络的普及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法律难题。针对目前网络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部门与学者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加以制止，为网络市场的稳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8

关键词：市场形势;质检机构；能力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9-0154-01

1 积极参与实验室比对能力验证是提高质检机构检测技术能力的有效途径

这种比对试验可以通过质检机构和实验室检测能力的外部措施改进，提高质检机构内部质量控制的能力，这是提高质检机构内部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而每年按制定的监控计划，定期开展比对试验，是保证质检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方式。通过实验室间比对试验和能力验证，进一步提高和验证本所检测能力水平，既验证了本所的检测能力水平，同时，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检测数据出现偏差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弄清了检测数据偏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进行纠正。

2 抓科研重技术储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当今市场和产品的新形势，要求质检机构提高检验水准和检验效果，这就要求检测设备的投入要精良，要“高、专、精”。质检机构的生存是要靠“科学、准确、公正”的数据说话。要使数据权威性更高、说服力更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质检设备的精良。所以，基层质检机构设备的投入要有重点，起点要高，设备要精，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为未来的发展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市场竞争奠定基础。要多方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财政及科技等相关部门对质检科研机构科技经费的稳定支持，争取资金来源，加强基础建设，改善环境条件，武装设备，提高重点学科技术能力。现代生活日新月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质要求水平的提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和国际检验水平的接轨，消化欧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技术壁垒，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工作思路以及工作的实际，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比如纺织品中甲醛含量的检测、杀虫剂的检测、芳香胺染料的检测以及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等。这就需要通过投入扩建质检机构，改善环境条件，优化配置，重点装备检测仪器，如气质联用仪、液相色谱仪等高精坚仪器设备。为本所检测能力稳步上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积极向上级提出申请，得到国家局、省局批准，在本所设立部级、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实施科技兴检，开展检测方法科研攻关是提高检测技术开发能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必要手段。由于在市场开发中的超前意识和新技术的储备，在应对产品检验突发事件，如“非典”期间对于防护产品的检验，从产品认证到正式检验的时间进度就关键取决于本所的技术装备能力水平。要求反应快速，从容应对，并按省、市政府安排要求，迅速开展检验工作。

3 申报实验室认可是验证和提高质检机构综合能力的一项有效办法，也是获得国际多边互认有效的途径之一

通过国家认可委评审组技术专家对随机抽样现场试验、人员比对能力考核、软、硬件材料和设备等的检查，并按《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特殊领域应用说明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评审，充分验证了质检机构的质量管理水平和检测技术能力。同时，通过质检机构对不符合项和存在问题的整改，促进质检机构提升检验技术能力，督促质检机构改进质量管理体系，使其有效运行。

4 开展内审和管理评审是质检机构自身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和提高检验技术能力的一项有效措施

产品检验过程偶尔出现质量问题很正常，但其过程是否受控，问题能否及时得到解决，这是质检机构质量管理的头等大事。因此，质检机构管理者要实时关注内审工作，充分发挥内审的作用，通过对委托方合同评审、抽样、样品传递、标准方法确认、设备设施、检验、数据处理、报告编制等过程的检查审核，了解质检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并按《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管理要求和技术要求两方面25个条款进行对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分析原因，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进行纠正。通过内部审核自查自纠，达到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目的。对内审过程中无法处理的问题，递交质检机构管理评审，由最高管理者处理解决。最高管理者必须定期对质检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进行管理评审，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解决由于市场情况、政策法规、内审发现、客户要求等引起的问题，持续提高检测技术水平、改进服务质量，以保证检验工作质量，使客户满意。

5 抓人才建队伍

（1）根据产品标准、检测方法变更、设备更新和开拓新检验领域工作的需要，通过外派培训学习，学习新标准、新的检测方法、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等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不断提高现有检验人员技术能力水平。（2）质检机构组织自学或邀请国内外技术专家、学者讲学，加强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学习。对新上岗人员重点组织培训学习，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检验。（3）通过社会公开招录办法,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加强质检人员队伍建设。（4）对检验工作急需，本部门又暂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按认可准则有关规定，通过聘用的办法逐步过渡。

6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为加快信息反馈，及时了解掌握飞速发展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进行信息交换和质检业务处理，提高工作效率，质检机构应建立自己的网站。尤其是国家质检中心，对内应建立局域网，逐步实现内部数据共享，同时可以规范检验报告格式；对外应建立质检机构工作网站，利用网站窗口，及时与客户沟通信息、宣传自我，及时查新标准资料、了解掌握质检系统检验工作动态，以及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和信息反馈，实现办公网络化，逐步实现与国际检测实验室接轨。

7 以对外合作为手段，加强质检机构的外部检验渠道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9

银行机构可能发生的垄断行为

我国《反垄断法》对何谓“垄断”有明确的限定，即“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里将垄断行为分成了三类。从我国银行实践来看，发生“垄断协议”、“经营集中”类垄断行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可能发生。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由此可见，要构成“滥用支配地位”类垄断行为的前提是该机构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其次是银行明确实施前述法定行为之一。

最高法院针对《反垄断法》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司法解释明确构建了垄断行为的民事诉讼机制，这将为银行业面临涉嫌垄断的民事诉讼奠定了基础，也因此大大增加银行机构为代表的具有市场优势地位企业面临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法律风险。《反垄断法》仅仅有一条涉及民事责任问题，即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虽然肯定了民事责任机制，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规定。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没有涉及反垄断有关诉讼问题。《规定》界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即“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规定》明确了提讼的时间，既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也可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规定》还明确了垄断民事纠纷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规则。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前述规定事实上为反垄断民事诉讼提供了便利，可能会引发针对一些公用企业或者业内大型企业的连锁性诉讼。

垄断民事纠纷的举证责任机制兼顾了原告与被告的利益，但是整体来看举证责任有利于原告权益的保障，对具有市场优势地位而可能成为被告的企业较为不利。对于“垄断协议”类垄断行为，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垄断行为，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银行机构应重点关注，在举证机制中，《规定》指出：“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的除外。”这里强调了银行机构自身的信息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尤其是银行机构的有关业务或产品的市场占比信息极为容易被原告作为证据来证明银行机构的市场地位。例如一些机构在自己的网站或各种媒体上对外宣传自己龙头地位或者市场份额的优势可能成为反垄断案中的不利证据。

针对反垄断所指向的市场领域往往有较强的专业性，《规定》构建了专业性的分析评价机制，这将使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难于预见其行为是否构成垄断。例如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上，银行自己掌握的数据认为不足以构成，但是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这里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分析可能有别于银行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判断。

对于造成损失的垄断行为，可以判令赔偿损失，赔偿的范围可以包括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会加大具有市场优势地位企业赔偿的不确定性。垄断行为导致的损失明显有别于违约涉及的损失，因为后者往往有合同交易表的额为基础，但是垄断行为导致的损失可能难于简单依据有关交易合同为基础，而且《规定》对损失的计算未作任何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大大增加银行机构对垄断行为法律风险的不可预见性。

垄断行为可能导致有关合同或行业协会章程的无效，这可能引发具有普遍性适用性的格式合同无效的裁判，并可能直接挑战具有普遍性且已经实现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规定》明确指出：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这意味着，如果一旦银行机构发生垄断行为，其涉及的合同内容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由于银行业服务行为的普遍性和有关合同的格式性，可能发生普遍性的无效问题，这种风险对于银行业来说其风险的不确定性极为严重，尤其是大量已经完成的服务合同也可能被有关当事人基于无效而抗辩银行。为此，法院在合同无效的认定上，应该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否则此类裁判可能造成大面积既有法律关系的否定，甚至可能引发银行业的较大声誉风险。

垄断民事诉讼的时效规定，明显有利于垄断民事诉讼的提起，具有鼓励垄断民事诉讼的意义，这会加大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面临诉讼的几率。《规定》就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断做了详尽的规范：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尤其是对于具有持续性的垄断行为设定了更为宽松的时效机制：原告时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这些规范明显有利于反垄断诉讼的提起，对大型银行机构为代表的具有市场优势地位企业或公用企业的利益体现不足。这种立法的宗旨虽然有助于限制和降低垄断对市场竞争秩序的负面影响，但是也需看到，中国经济环境的现实特点——大型国有企业和公用企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市场优势地位极为明显，且其优势地位被国家的经济政策所持续支持，这种诉讼机制可能对现有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实际上也会妨碍司法效率目标的实现，因为反垄断诉讼可能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抗辩，尤其是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地位及其滥用问题的分析，可能带来法律秩序可预见性的新挑战。

银行机构面对《规定》的注意事项

鉴于《规定》对具有市场优势地位企业有种种不利影响，银行机构在经营管理实务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各类银行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应加强《反垄断法》的学习，强化经营管理中的反垄断理念，防范垄断民事诉讼的风险。从银行机构的分布现况来看，各类银行机构都可能在特定的区域形成具有支配地位的市场优势，大型国有银行在全国各地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地区性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有可能形成这种市场地位。鉴于此，各级机构在经营管理实务中应强化反垄断理念，防止一些市场行为被质疑为垄断行为，并可能导致有关当事人的民事垄断诉讼。

银行机构应谨慎对待一些产品或服务种类的市场分析和宣传，防范这些信息成为质疑垄断行为的证据。在银行业实务中，同业竞争力的分析已经成为较为重要的机构评价指标，尤其是一些典型产品的分析成为银行机构宣传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进一步争取客户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但是按照《规定》这些宣传资料可能成为证明垄断行为的重要证据。鉴于此，银行机构应适当淡化市场份额的比较分析，尤其是一些足以形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产品或服务更应该谨慎对待。“市场支配地位”不仅可能成为同业竞争对手所质疑的问题，而且也可能成为客户质疑银行机构收费的重要原因。

银行机构应积极构建消费者和同业机构间利益平衡的友好沟通协调机制。随着银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消费者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对于已经形成市场优势地位的银行机构尤其应该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的完善，要在各种业务文本中适当体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隐私与商业秘密保护权等，要积极构建高效的消费者投诉应对机制，要合理构筑服务定价分析与审核机制等。在同业竞争问题上，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你死我活的竞争，在竞争手段和举措的运用上应确保依法合规，尤其是已经具有优势地位或者支配地位的银行机构更应该在竞争中谨慎。

银行机构以及银行业协会应加强同业竞争的依法合规的协调和协商。在同业竞争中，既要发挥行业协会在防范和组织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的发生，也要防范行业协会促成的行业性垄断问题，尤其是在定价方面的沟通必须谨慎，因为价格提升的区域行业性沟通，可能成为协议性垄断问题而遭遇消费者或执法机构的质疑和查处。但是，在银行机构的竞争发生对抗时，行业协会银行积极协调和化解有关对抗，尽量防止由一般对抗上升为垄断民事诉讼。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10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