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配思想范文10篇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1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平问题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出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思想。

1.以按劳分配为主：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基础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其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特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原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究竟如何坚持这一原则，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坚持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它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的主体分配原则相对立的。平均主义实质上的不公，是导致效率下降的症结，为此我们曾付出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同志早已注意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特点。他认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将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也就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不同的分配形式。但始终应该坚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主体。

2.共同富裕：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本质

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是对社会主义主体间交往关系的一种评价。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关注公平分配问题或者说“共同富裕”问题。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公平问题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邓小平同志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才能持续发展。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原则的高度，反复强调。1992年南巡讲话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以往剥削制度的最根本特点。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同两极分化相对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是根本对立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逐步消除和避免两极分化，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观的重要内容。

3.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精髓

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一直是两种制度都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率和公平难以得到最终的统一，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将效率与公平在新的基础上加以统一。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是建立在消灭剥削制度，铲除社会不公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享受同样的政治权利，并且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构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最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和公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同步发展的，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没有生产的高效率，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平；同样，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和规则，社会生产的高效率也难以持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产品分配的规律性认识：产品公平分配的方式受制于产品的数量，真正公平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式，但这一分配方式的实现必须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前提。相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社会生产相对落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市场经济也不很发达，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放在优先位置。

但是，强调效率优先，必须坚持公平条件下的效率优先。效率和公平是相辅相成的。效率的提高是公平形成的物质基础，公平则构成了效率提高的社会保证。市场竞争本身是一个自发追逐效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现象，而这种不公平既会限制市场对效率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经济的高效率，公平就是一种效率。在当代中国，要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建构社会主义的公平规则，并以此促使效率的均衡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赋予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以新的特点。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独特的创造性构成了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显著特征。

二、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现实启示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加快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在当前改革进入纵深、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实现公平分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在中国各种关系和矛盾基本协调，发展基本平衡，社会基本和谐的前提下，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仍然偏低，群体收入差别仍在持续拉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日渐激化，这些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任何社会，只有实现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才能推进社会进步与和谐，两者结合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基本标准。收入差距保持在什么状况比较合理，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显然还不是阶级社会中的“两极分化”。但是当前，中国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但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就是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需要有物质财富，但光有富裕也不行，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为此，将公平分配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联系起来，确立以公平分利，建立社会和谐的制度化机制，是一个应当确认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思路，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仍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根本。

1.要继续加快发展，将蛋糕做大，在快速发展中解决问题。在从机制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之前，一方面，要靠比较快的增长产生做大馅饼的效应，通过扩大就业、治理失业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消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影响；另一方面，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旨在缩小差距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有保障。归根结底，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所以，扩大收入总规模是根本途径。

2.协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当前形势下，人们给予以往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特别的关注，合理性也受到质疑，形成诸多不同观点。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公平和效率并不必然构成一对矛盾。相反，如果能够形成适当的机制，通过实现机会公平前提下的结果公平，反而可以提高效率。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公平，效率必然遭受损失。效率与公平存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要注意分析效率与公平问题中的辩证法。

3.高度重视分配公平问题。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社会发展需要效率，但发展又不能不讲公平。当前，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分配公平对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关键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形成分配公平化的长效保证机制。首先，应建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具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其次，要形成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控制收入差距的合法和适度范围，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和谐社会不是要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要寻求一种能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肖玉明.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N].光明日报，2005-05-01.

[4]李宗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N].南方日报，2005-03-02.

[5]朱之鑫.我国收入分配现状、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R].中共中央党校报告，2002：11.

[6]曾国安.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成因及对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1，（4）.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公平与效率；和谐社会

自古以来，公平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人们由于社会背景、经济地位和利益的差异，必然导致对公平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利益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面对社会转型，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公平问题便构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个年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方式、机制和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改革之初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公平观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以刺激效率，促进增长，形成合理收入差距的新时期公平分配思想。

一、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内涵和特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平问题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出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思想。

1.以按劳分配为主：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基础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其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特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原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究竟如何坚持这一原则，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坚持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它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的主体分配原则相对立的。平均主义实质上的不公，是导致效率下降的症结，为此我们曾付出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同志早已注意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特点。他认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将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也就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不同的分配形式。但始终应该坚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主体。

2.共同富裕：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本质

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是对社会主义主体间交往关系的一种评价。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关注公平分配问题或者说“共同富裕”问题。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公平问题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邓小平同志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才能持续发展。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原则的高度，反复强调。1992年南巡讲话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以往剥削制度的最根本特点。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同两极分化相对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是根本对立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逐步消除和避免两极分化，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观的重要内容。

3.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精髓

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一直是两种制度都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率和公平难以得到最终的统一，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将效率与公平在新的基础上加以统一。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是建立在消灭剥削制度，铲除社会不公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享受同样的政治权利，并且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构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最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和公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同步发展的，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没有生产的高效率，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平；同样，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和规则，社会生产的高效率也难以持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产品分配的规律性认识：产品公平分配的方式受制于产品的数量，真正公平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式，但这一分配方式的实现必须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前提。相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社会生产相对落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市场经济也不很发达，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放在优先位置。

但是，强调效率优先，必须坚持公平条件下的效率优先。效率和公平是相辅相成的。效率的提高是公平形成的物质基础，公平则构成了效率提高的社会保证。市场竞争本身是一个自发追逐效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现象，而这种不公平既会限制市场对效率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经济的高效率，公平就是一种效率。在当代中国，要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建构社会主义的公平规则，并以此促使效率的均衡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赋予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以新的特点。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独特的创造性构成了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显著特征。

二、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的现实启示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加快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在当前改革进入纵深、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实现公平分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在中国各种关系和矛盾基本协调，发展基本平衡，社会基本和谐的前提下，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仍然偏低，群体收入差别仍在持续拉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日渐激化，这些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任何社会，只有实现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才能推进社会进步与和谐，两者结合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基本标准。收入差距保持在什么状况比较合理，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显然还不是阶级社会中的“两极分化”。但是当前，中国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但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就是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需要有物质财富，但光有富裕也不行，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为此，将公平分配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联系起来，确立以公平分利，建立社会和谐的制度化机制，是一个应当确认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思路，邓小平公平分配思想仍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根本。1.要继续加快发展，将蛋糕做大，在快速发展中解决问题。在从机制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之前，一方面，要靠比较快的增长产生做大馅饼的效应，通过扩大就业、治理失业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消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影响；另一方面，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旨在缩小差距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有保障。归根结底，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所以，扩大收入总规模是根本途径。

2.协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当前形势下，人们给予以往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特别的关注，合理性也受到质疑，形成诸多不同观点。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公平和效率并不必然构成一对矛盾。相反，如果能够形成适当的机制，通过实现机会公平前提下的结果公平，反而可以提高效率。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公平，效率必然遭受损失。效率与公平存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要注意分析效率与公平问题中的辩证法。

3.高度重视分配公平问题。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社会发展需要效率，但发展又不能不讲公平。当前，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分配公平对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关键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形成分配公平化的长效保证机制。首先，应建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具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其次，要形成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控制收入差距的合法和适度范围，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和谐社会不是要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要寻求一种能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肖玉明.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N].光明日报，2005-05-01.

[4]李宗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N].南方日报，2005-03-02.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3

[论文摘要〕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财产是价值创造的物质条件。社会劳动成果在劳动者和财产所有权之间如何实现分配，如何认识劳动的社会正义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建构社会分配制度的基础。社会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公平是社会分配制度建构的理性基础;脱离了社会公平分配理念的分配制度就是对一切现行人类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

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前者着重解决社会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增长途径，其核心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问题;后者着重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依据、途径及其合理性，其核心就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问题。对于它们所包含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构成了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从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负所得税制度，到效率与公平的经济学难题;无论是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公平税赋制度的设立，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新体制等制度安排的出现;无一不体现着社会收人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不仅仅与效率一样是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而且公平分配制度的确立与经济效率提高关系密切。因此，把公平和分配当作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范畴，进而认为二者互不相干的思想是不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学理论发展一般规律的看法。

一、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现状的严峻性呼唤分配公平

目前，在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指引下，社会收人的地区、行业、人均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弱势群体间题凸现，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本性难题。有些同志无视社会收人分配领域公平原则的重要性，认为衡量公平分配的标准弹性很大，很难在量上定性;缺乏共识;会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发生变化;来否定经济学中的公平分配原则，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衡量公平分配的有全世界基本上都接受的两大标准，其一是反映社会收人分配公平程度的量化指标基尼系数:其二是经济学指标体系中经常运用的人均收人差距的比值。这两者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衡量收人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体系，由于它们是运用具体国家具体时间人们的实际收人分配统计值进行计算，因此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为时间和空间变化所带来变化，是从实际的结果对现行的收人分配制度是否公平进行衡量并加以修正，而不是幻想用一个公平的标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这是认识公平分配原则的一般基础。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5左右。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公平，大于0.6为高度不公平，基尼系数为0.4通常是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我国0.45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进人了国际公认的收人分配严重不公平的警戒区域，说明社会的收人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分化的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2002年农民人均收人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人7703元，表面差距是1:3.1[Z}。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警戒线在3.0就意味着社会安全存在重大风险，说明我国社会安全已经处于风险之中。但实际状况比表面现象更加可怕，根据邱晓华的推算，农民收人中有40%是非货币性收人，而货币性收人中还要拿出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买农药、种子、化肥等。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补贴等方面的隐性福利因素，城乡差距就是1，5,甚至1:6。因此，按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警戒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比值在3.5就意味在着社会安全已经处于危机的警示，再次提醒我们城乡收人差距的问题其实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全。2003年伴随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履新，明确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承诺农业税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并最终取消农业税，并提前到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的补贴、对粮食实行支持价格等有力措施，才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2004年农民人均收人293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人9422元，二者表面差距仍然达到了1:3.2，说明城乡收人差距的形势仍然严峻。

因此，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我们应该重新发问: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究竟如何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社会正义和财产权利之间的制度平衡，什么才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

二、公平是社会分配原则确立的理性基础

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公平，应该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正义原则和市场经济社会资源效率化配置的统一;其核心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依据、途径及其合理性。一句话，就是社会公平分配制度和理念的确立。由于市场效率化分配的内在逻辑是有利于财产所有权人的按要素分配制度，因此，弥补缺乏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效率化分配制度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下解决社会生产的正义原则与社会财产权利秩序的冲突所造成的制度缺陷，就只有通过社会公平分配制度的设计来实现。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其短短不到百年的历史里创造了比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总和还多的社会生产力”，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大规模创造的结果却是:在一方面是资本家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却是劳动者贫穷和所受折磨的积累，这决不仅仅是社会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在财富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如何体现生产者正义和所有者权利的统一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构想的终极目的，也是对于人类理性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验。就此而言，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建构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品质，社会公平分配原则不是外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像有些同志所讲的，公平是一个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分配是经济范畴，属于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公平是与生产过程相始终，是社会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明确指出:“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这是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一般说明，二者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不是不能联姻而是密不可分，公平和分配正是这样的一对冤家。同时，马克思在反对《哥达纲领》把“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当作按照平等权利进行“公平的分配”前提时，指出劳动所得的社会分配首先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其次，公平分配的原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拉萨尔派所主张的把“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进行“公平的分配”的错误主张。公平恰恰是马克思最关注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鼓励和保障有利于社会财富创造者的社会正义理念的张扬;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和反映对于社会财富所有者正常权利的维护;而不是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向甚至抛弃。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对于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贡献的地方。不要跟在西方文化的屁股后面丧失文化应有的尊严和逻辑，中国社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必须得到重视。因此，公平不是与分配无关，准确的讲公平是社会分配制度建构的理性基础。

三、分配制度中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理论基础

社会是人群的结合，制度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秩序保障。对于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障除了人权就是财产权的保障，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拒绝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但关键是社会制度和法律是由谁制定的，保障谁的权利;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社会制度的理性建构中往往是财产的权利而不是劳动的正义，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局限。在制度理性中，值得我们指出的是:财产权利的保障绝不能违背劳动的社会正义，更不能为了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伤害和鄙弃社会劳动的正义。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是人类社会化存在的前提和结论。在人类无往而不在的受制于物质财富创造制约的生产方式下，财产权利的确立的确能够实实在在的鼓励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但劳动正义的维护和保障则反映一个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品质。现在，理论界在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公然重提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事实上就是为财产权利的辩护。对于财产权利的法权保护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制度安排，未可厚非。但萨伊三位一体理论的提法，把财产作为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之一，是对于财产所有者权利的夸张，是对于劳动是创造价值唯一源泉的社会正义理念的藐视;是对于物权的张扬，对于人权的贬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物权的张扬保护了个人主义理念的泛滥，因此，他们的人权中完全充斥的是物权所具有的霸气，充分应证了霍布斯“财富就是权力”的论断，是有钱人的权力、穷人的枷锁。亚当·斯密指出“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在劳动和财产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财产的权力，其实质是物权对于人权的贬抑，是权利对于正义的侵害，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异化和文明的退步。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财产权力的伸张，这是进步的理论。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今天，这样的论调不但没有进步的意义，反而是对于人类社会正义理念的袭读。马克思指出财产的权利“它们只有成为占有一部分价值即一部分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根据(条件)，才是它们的所有者的收人的源泉。但是，价值的分配，或者说，价值的占有，绝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困。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在于对于财产的权利和劳动的社会正义的协调，社会制度的建构应该以不侵犯社会正义的理念为前提;这是文明面对世界的法则。公务员之家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真正推动经济成长的不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是社会的产权制度安排。诺斯指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诺斯的观点无疑是富有创建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而经济增长是结论，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性。尽管诺斯指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早已把成功的经济增长看作是由有效率的所有权的发展决定的。但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的是制度的公平性和对于劳动者的正义;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的是制度的效率性和对于所有者的权利。在社会的分配制度建构中究竟如何实现财产的权利和对于劳动者的正义，彻底的陷人了公平和效率的逻辑冲突之中。固然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制度安排的选择标准，并往往被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在二者之间的替代，要了公平就少了效率，要了效率就少了公平。因此，制度一旦可以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要素进行投人和产出的衡量，制度的改革和改良就完全可以做为追求效率的手段，人类对于社会制度并没有充足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参照体系的形式决定了改革或改良的社会制度的走向，照猫画虎是必然的阶段。人类社会制度经历效率和公平的选择考验仅仅不到百年的历史，但正义和权利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考验却伴随了人类社会的始终。因此，正义和权利的统一，不但是文明制度的灵魂，而且也是分配制度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基础。

四、科学的分配制度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在社会正义和制度理性之间，人类寻求能够实现正义和权利相统一的社会制度，但并没有使社会制度达到完美的程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对于社会财产权利的重视和保护是促进经济效率的根本性社会制度安排。但“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因此，在社会生产和社会财产之间，正义和权利是矛盾和对立的。往往是在偏向公平时损害了权利;在偏向效率时损害了正义。人类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却往往被自己的理性所扭曲。因此，在上述矛盾对立中，人类的命运就是在社会分配制度中寻找平衡和统一。就分配的社会制度建构而言，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公平和效率的选择，而且是社会正义和财产权利的统一。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以效率为目标的，阿瑟·奥肯指出资本主义的效率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市场，贪欲被套上了笼头，以一种不受人的因素影响和表面上自动的方式为社会目标服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所谓的“贪欲被套上了笼头”则是假的，“以一种不受人的因素影响和表面上自动的方式为社会目标服务”也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吹嘘。经济危机不断只是资本主义效率的一种表现，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疾。资本主义制度，正如西方经济学的掌门人萨缪尔逊所讲的: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普遍繁荣，仍有很多人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世界银行估计，占世界人口115的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美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和权利的观念不但表现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对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和权利的观念更是无处不在的受制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体现永恒正义和合理权利的分配理念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考察人类正义“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我们想起了亚当·斯密的名言“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基本是通过对于财产权利的张扬来激励效率的，财产权利又通过按要素分配在劳动领域得到伸张。所以，萨伊说:“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人的劳动，是一种错误。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是财产权利绝好的说明。至于所有权的合理与否，那与社会的正义似乎无关，当然就谈不上对于权利自身的合理性的考察了。就个体的社会存在而言，财产权利本身就是社会制度对于个体正义的认可。但一旦财产权利成为对于个体劳动占有的条件，对于个体正义的财产权利就成为对于劳动者集体的剥削、对于共同的社会劳动正义原则的侵犯。因此，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甚至按需分配的理论中，马克思所反映的都是社会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于财产权利的社会局限的克服。因此，马克思指出“所有权的一个界限是个人劳动的界限;另一个界限是，一个人储存的东西不多于他能够使用的东西。否则，不公平就产生;社会的权利就会凌驾于社会正义的原则之上。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是重视权利，强调效率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按劳分配的制度构想是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因此，在社会劳动和财产权利之间，分配制度应该反映社会正义原则和财产权利的平衡，社会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公平是社会分配制度建构的理性基础。

五、公平分配不能与二粗陋的平均主义”相混淆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4

一、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公平

所谓起点公平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具备相同或相近的起点。在现代社会中，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和前提。

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就业能力的不同，也意味着将来收入的不同。中外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受教育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一般来说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虽然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教育不公平还是十分明显的，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教育的差距上。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少，受教育年限短，教育质量低。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年，而农村人口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由于农村教育落后，导致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在农业生产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率低，经营方式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优先发展教育提到了人才强国、民族振兴的高度，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设想通过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对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以及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招生制度等等办法，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近几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介绍，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到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已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惠及全国近1.5亿农村中小学生，新的资助体系解除了社会困难群体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采取的有力措施。

就业关系个人的收入状况，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让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的必要条件。就业平等意味着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这一权利不因个人性别、年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能力及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国目前就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未必取决于真才实学，有些名义上是公开招聘，实际上存在暗箱操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种种制约，处于就业最不利地位的是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改革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准入、户籍管理等制度，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就业者和创业者提供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等必要的条件；建立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以及解决零就业家庭帮扶制度。等等。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要通过“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通过自主创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让每个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合法收入，满足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就业总量保持了持续稳步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各地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失业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增加了266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使乡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2002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62.9%。2002—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

二、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过程公平

如果说起点公平是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那么过程的公平就是指人们在竞争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过程公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作为分配的依据，既体现了不同劳动岗位劳动的质的差别，又体现了同一劳动岗位劳动的量的差别。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对按劳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一些单位内部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不同单位之间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因此，要正确实施按劳分配，必须深入研究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和现阶段劳动的特点，合理计量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合理拉开贡献不同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切实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平均主义。同时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和支付保障制度，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来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并以此为基数交纳社保金；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和强化用工合同制度建设，确保职工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针对劳动者因客观条件不同而出现的收入分配中的事实上的不公平，政府要通过完善经济调节、缩小按劳分配实施对象客观条件的差异等办法，防止一些部门、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和国家权力为本部门谋取私利，进而转化为个人的福利。

其次，要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在分配上实行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是实现收入分配过程公平的重要条件，也是使社会充满活力、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努力创新、创业的初衷所在。但也必须看到，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和混乱的现象，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不完全、生产要素泛化、分配的具体衡量标准不确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尤其是完善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工作，改善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依法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各类投资者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参与分配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群众手里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一同增长，用财富分配多样性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合理的调控收入差距是实现公平分配的结果公平

党的十一大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成为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成为决策的主导思想。应当说，效率优先的分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打破“平均主义”，为推动社会的“共同富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即使在平等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到公平的竞争过程之中，由于资质、禀赋、所处环境、对机遇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往往会被市场机制放大或缩小，使竞争被各种随机因素和偶然因素所扭曲，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一样的，出现要么收入差异悬殊，要么由于外在的干预而出现收入的平均化。不管是收入差距悬殊，还是平均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5

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公平是一个超历史的绝对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实，“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是一个法律用语，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内涵；在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不同经济地位的当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和标准。离开生产方式的性质谈论社会公平，离开生产谈论分配，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来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他说，作为同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固然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包含着各种弊病。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按劳分配），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按需分配）。他还说，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在于消除等价交换、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平，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意义的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有人认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造成的；今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把社会公平单纯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结果，把社会公平完全寄托于公平分配。这种看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其实，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要实现公平的分配，必须以公平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对象分离开来。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产品为前提，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丰富，谈论公平分配只能是空头支票和画饼充饥。

的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讲第一、第二的关系，好像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颠倒过来，则是不正确的。必须明确，贫富差距过大不是因为过分注重效率，不是因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是因为在变革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和交织，存在漏洞，对社会公平关注不够。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不存在第一、第二的关系，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物，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同公平发生矛盾的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谓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强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在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优先”无非就是“发展优先”。但是，和“效率优先”相对应的，不应当是“兼顾公平”，而应当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一定要服从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

当前，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公务员之家:

现阶段的分配不公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综合标志：一是基尼系数过大，二是贫困人口过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明确，提法的某些改变基本属于政策性调整，而不是基本分配制度和基本分配原则的变化，更不意味着在牺牲效率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决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与再分配有关，也与初次分配有关。在目前的体制下，初次分配并不是基本上由市场机制决定，还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资率过低和利润率过高，就是属于分配不公；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也不能认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样，再分配不仅要解决公平问题，而且也要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进而解决效率和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既要调整再分配关系，又要调整初次分配关系。所有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6

一、参与社会分配的劳动者之界定

作为参与社会分配的主体，劳动者应当是包括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任何行业、任何职务以及城乡所有劳动人员，都应当被包含在内。对劳动者的界定，是对劳动者利益保护及其参与改革利益公平分享探讨的前提，否则主体的不确定就无法准确定位和深入分析。我们究竟对劳动者的定位是什么?是依据现有劳动法律上所指的与用人单位相对应的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还是全社会所有的劳动者?如果是全体劳动成员，那么农民是不是劳动者?如果是，那么现有的关于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的法律机制就将农民遗忘了。因此，在讨论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之前，非常有必要对社会分配语境下的劳动者进行范围上的划定。现有的劳动法律对农民此类劳动者公平分配权利保障不力。而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者是当前社会分配上的弱势群体。要充分体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性，我们应当站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这个角度，应该包括全社会所有的劳动成员。

二、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内容范围

在参与社会分配的具体内容方面，劳动者可以分配的范围应当是我们整个社会在改革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发展后，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劳动者应当对增加的社会物质利益进行分享。我国劳动者覆盖着整个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因而劳动者参与的社会分配也应该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分配范围上说，劳动者能够参与的领域越多，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而言必将越有利，充分、全面地认识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范围和分配的内容，能够为社会分配法律机制的完善创造空间。劳动者自身组成结构的丰富，决定了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在当前，劳动者参与分享的社会物质利益主要涉及的是就业机会、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的其他收益。但就目前而言，劳动者参与的社会分配范围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足。这些不足有的是社会发展遗留的问题，但在制度层面上，这也是法律保障机制的缺憾。

三、当前社会分配法律制度中涉及劳动者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

劳动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报酬，从而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劳动者要想能够充分、积极、平等地参与社会分配，首先要有获得劳动的机会，否则劳动者所谓的收益就无从谈起。就我国目前而言，劳动者在获得劳动就业机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例如，学历差别、性别差别、户籍差别、地域差别等等。当然，在劳动就业上，是允许存在适当的差别的，社会分工不同，不同的劳动对于从业劳动者的要求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或者差别应当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能假借这种所谓的差别要求来制造劳动者就业的歧视和障碍。因此，要让劳动者能够在社会分配中获得公平的收益，就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消除劳动者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对于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平等，国家还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注重加强对全社会范围劳动者劳动前的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尤其是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培训，为劳动者公平参与劳动就业提供了平等的条件。

(二)劳动者收入上的不平等

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劳动者的收入上出现了差距———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分配不均衡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大锅饭”的现象，反对平均主义，劳动者按照劳动量来获得报酬。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活跃了经济，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劳动者之间这种收入上的差距正出现越来越大的趋势，造成了某些方面社会矛盾的激化。我国当前劳动收入上的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不同地域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以及某些部门行业内部不同职位和级别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垄断经营行业与一般行业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较大、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以及有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大等等。应当说，适当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和积极的，但是当这种差距过大，就会影响到社会公平，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导致劳动者在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上的不平等。

(三)对于特殊劳动者群体的保护不力

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或者说有别于传统的劳动从业者，这部分劳动者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典型代表。由于我国是从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发展，加之在农村经营方式改革之后，大量的农村劳动者转移到城市，农村进城务工者在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也受到许多不平等对待，大量农民工的利益被侵害，拖欠工资、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无法保障等现象非常严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我国社会劳动者中重要的成员，如果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合法、公平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劳动者公平享受社会分配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完整的。此外，对于全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农业中种植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国当前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收入仍无法体现其作用和价值，存在着同为的农民的种植业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

(四)最低工资制度的不健全

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针对劳动者收入问题，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最低工资的标准划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制定的程序也过于体现行政色彩，并且最低工资的制定没有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同步，甚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因而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及通过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生活需要的目的等都无法实现(例如，我国部分城市的肯德基、沃尔玛等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单位时间的报酬就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对于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和暂时失业的劳动者来说，根本无法保障其在社会分配中获得最基本的社会分配收益。

四、对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法律机制的建立

(一)完善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法律制度

劳动者参与社会公平分配，前提就是能够公平地获得劳动机会。只有在获得劳动机会上实现公平，才能有接下来的劳动收益及劳动相关利益的公平分配。加强劳动者就业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在《就业促进法》的主导下，建立配套的法律机制，构建全社会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平等环境，为劳动者公平地参与经济社会的利益分配创造条件。除了必要的、合法的劳动用工上的差别对待外，应消灭劳动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就业方面的歧视和不合法的差别待遇，这将是对劳动者参与社会公平分配的前提性问题，也是法律机制构建中首要的环节。

(二)保障劳动者平等收入的法律制度

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平等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包含几个方面:1．通过认真贯彻以《劳动合同法》为主的相关法律制度，让劳动者依法获得自身的合法劳动报酬，防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况发生，同时，为劳动者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支持;2．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全体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法律监督，尤其是对一些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行监督，使包括国家垄断经营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业高层收入进一步透明化、公开化。为防止类似所谓“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情况出现，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相关限制国有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年薪的规定，这种作法值得借鉴，可以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进行相关的规定。3．通过健全《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制度，用税收方式对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防止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大。例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情，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劳动者劳动之外的其他收益如投资收益等加强法制化管理。

(三)加强对特殊劳动者的法律保护

1．尽快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法律保障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务工以及劳动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对以农民工为典型代表的流动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包括取消户籍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标准的限制，放开地域间劳动就业的地方保护。2．完善对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保护制度。农民是我国经济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种植和养殖为劳动收入主要来源的现状，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实施对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补贴措施。另外，严格规范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制定和执行，减少粮食收购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逐步放开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市场，提高从事种植业等农民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城乡间劳动者收入差距。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初次分配公平效率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阶段性特征之一”。[1]追述到十六大报告，我们发现它是这样表述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但是并没有把它提到阶段性特征的高度。这表明，现在党中央越来越重视这个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其实“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事实渉及倒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两者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市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市场公平的结果；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社会公平是实现效率的保证。”[2]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能够兼顾，不可偏废。我们发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此次报告中也发生了变化。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表述如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3]这里关键的变化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其中，初次分配是指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我们知道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是针对效率而言的，即收益的多少，高效率，高回报，也就是说公平在初次分配中是式微的。

在改革开放到十七大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的一直是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可是随之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特别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执政党所困扰的问题。甚至一度让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4]这个作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渐渐的成为人们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其中有资本、懂管理、精技术的那部分人可能先富起来了。但是广大的老百姓却仍然被锁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广袤土地上，“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很突出。”[1]中国八亿多农民，当然还有其它收入低的阶层的人，他们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上就不公平，也就是说他们在致富的起点上就客观的存在不公平。当然，也就很难谈得上再次分配的公平。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重新调整处理效率和公平的思路：即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而不仅仅是注重效率。

如何解决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公平分配生产要素。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从而达到对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的公平分配；因为生产要素的占有是关键，通过生产要素产生生产效率和效益，没有生产要素的占有，就很难取得生产效益的占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无产者的劳动不会给自己创造出财产”[5]；其二，在生产要素分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生产要素的生产收益。通过政策的倾斜或经济杠杆，使这部分人群掌握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多的收益，以达到初次收入分配公平。其实，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现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这部分生产效益在整个生产效益中的比例。

事实上，此次报告在具体措施方面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而关于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居民收入中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居民家庭日常总收入计算得来的。而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是最终是要被扣除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必须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指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等)总和价值。由此可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真正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就是给予劳动者的报酬要增加，其中包括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的报酬需要提高。

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邓小平曾经说过：“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扩大的问题。在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6]劳动报酬它是指公民通过劳动取得的收入及其他财物，其中包括：公民参加工农业生产取得的各种报酬；公民参加各种服务行业为社会提供服务而取得的各种劳务收入；城市个体工商户从事正当经营、农村农民从事家庭副业所取得收入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进一步阐明，我们发现，这项措施惠及的人更多包括农民、工人、农民工、服务行业人员等底层的劳动者，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实现公平可能性逐渐明显。

三、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这可能是人们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见效比较快一个措施。群众拥有的财产性收入越多，表明社会财富占有越公平。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一个是通过政策的制定使人们拥有的财产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个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群众的财产增值。

四、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

行业垄断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和扩大的重要方面，打破行业垄断，减低行业准入门槛打，让更多的人进入应该可以进去的行业，他们致富的机会就会增多一些。如电信、航空、石油、国防等行业，可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公平分配财富，让广大群众收益。

此外，在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同时，必须也要注意处理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分注重公平，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积极性受挫；过分注重效率，也会使人们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但是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是效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才有今天要初次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政策出台。那么，是否今后一段时间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公平，当然那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科学的发展。但是可以更明确地是，注重分配公平已经是不可绕过去的民生主题。特别是初次分配就注重公平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4(1).

[2]董正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1998(5):65.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0－8(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8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9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公务员之家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公平分配思想范文篇10

立足制度安排保证构建力度

如何搞好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划？首先是要理清发展思路。按照全会精神，“十一五”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全面落实”是说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贯彻的广度，保证广度的基础是转变不科学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当前，主要是要转变偏重于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与社会发展、偏重于数量和速度而忽视效益和消耗、偏重于效率而忽视公平、偏重于保护投资回报而忽视劳动报酬、偏重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治理等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能否确立正确的政绩观。有了正确的政绩观，就不会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就不会片面强调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使多数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不会片面索取自然界的“恩惠”，而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中的难点，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与考核能否形成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的机制。

“加强”是说和谐社会建设的力度，保证力度的基础是立足于新的制度安排。在过去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行动在先而制度安排在后的现象并不少见。构建和谐社会不能走“先放水后筑堤”、“边放水边筑堤”的路径，必须坚持“先筑堤后放水”的道路。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制度安排，重在协调群体利益关系的制度创新，同时实现制度供给的平衡，尤其是要向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社会群体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立足制度安排，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但只有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充分体现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时候，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公平立法与司法、公平建章与立制，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证。根据我国实际需要和国外经验，应对政策法规进行公平性与反腐败鉴定，完善经济与社会规范，通过制度公平保障人民的机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重点协调利益差别

根据全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有“八个热点”，即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文化产品、群众看病、医疗体制、人口素质、社会安全等。这深刻地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与及时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

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一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太大了就会产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正在过多地被少数人占有，许多城乡居民即时购买力不足。财富过于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像邓小平当年担心的那样，将来会“发生大问题”。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异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因此，促进权利与资源公平分配、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已经势在必行。应制订与完善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遏制强势群体的利益独占性冲动，堵塞各种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渠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成长，但也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成长不快或有所削弱，部分社会群体受惠较少。推进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前，既要继续允许少数人通过合法途径先富起来，更要强调多数人平等地获得劳动与要素收入。应建立统筹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提供“安全岛”。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增强失业者、农民、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已经形成了政企分开、企业不包办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等理念和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应强调政府的责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不公、群众利益受损等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推给市场是无法解决的，政府应该管起来，如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等等。地方政府应积极培育“大众房地产市场”，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买得起房，从而分享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切实解决失地农民、城镇拆迁户、改制后国有企业职工的补偿不足问题，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工资被拖欠、待遇偏低等问题。加强群体性事件的风险预警，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