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观范文10篇

公平观范文篇1

一、引言

政府采购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货物、工程与服务三大类别。

其次，政府采购的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它非为了商业买卖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政府自身的消费或公共利益进行采购，属于公共支出管理范畴。

再次，政府采购是一种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手段，通过它可以弥补市场不足，能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较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作为国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可通过政府采购达到扶持重点产业、支持科技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等目的；另外，政府采购还可以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复苏；除此之外，通过采购政策的倾斜和采购标准的制定，还可事先将宏观调控的意图和目标更直接地传递给微观经济主体，引导微观经济活动。

二、政府采购法的原则

政府采购活动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影响比较大，那么在进行采购时必须按照统一的行为论文标准和原则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政府采购活动指导原则是由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决定的。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政府采购法所确认的政府采购主体在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它是政府采购立法的依据和根本准则，它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起指导与制约的作用。

《政府采购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文确立了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平是最基本的法律价值之一，从该角度分析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将十分有益。

三、政府采购法的公平观

众所周知，公平的核心要素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水平公平）；二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垂直公平）。其中水平公平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体系，即给每个主体以平等权利，主张各主体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垂直公平是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体系，即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应特权"和政策倾斜，追求结果大体公平。政府采购法的内核包含了这两种公平观。

（一）垂直公平观

政府采购法体现了以垂直公平建立起来的公平观。政府采购法是经济法的一个分支，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性。经济法为解决自由意志泛化和滥用带来的市场失灵而产生，它不同于民商法的个人本位，而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以追求社会的整体公平、实质公平。政府采购法秉承了经济法的这种属性。

垂直公平在政府采购法中主要表现在要求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要兼顾政府采购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该法律条文就是政府采购法垂直公平观的体现。在政府采购的竞争中，中小企业、贫困地区的企业由于资源不足、发展困难，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按其实力，他们很难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赢得交易机会。

（二）水平公平观

政府采购法也包含水平公平的内核，水平公平是为实现交易双方地位、权利平等的公平价值，是现代法治理念的表现之一，具体到政府采购法中主要指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政府购买方与市场供货方之间实现平等。我国《政府采购法》也对政府采购方与供货方之间的平等地位进行规定。如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第二，水平公平要求给予所有参与竞争的供货方以平等机会，使其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公平主要体现在：允许所有有兴趣参加投标的供货商、承包商、服务提供者参加竞争；资格预审和投标评价对所有的投标人均使用同一标准；采购方给所有投标人提供的信息都应一致；不应对国内或国外投标商进行歧视等。我国《政府采购法》也对各供货方的地位平等进行了规定。如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第十二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这些条文为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提供了保障。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有实力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货方才能赢得投标，从而促进政府采购经济有效目标的实现。

虽然两种公平观建立的基础不同，但是两者并不排斥，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政府采购活动公平高效的进行。首先，垂直公平的实现能够推动水平公平的发展。通过给予中小企业、贫困地区的企业一些机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逐步培养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培育新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契机。这将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通过积极地竞争和对政府采购主体进行监督，从而更好地实现政府采购活动的水平公平。其次，实现水平公平后，政府能较好地促进垂直公平。当政府和市场主体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各个供货方间地位权利平等时，在政府倾斜政策指导下，采购方将会优先考虑与弱势行业与贫困地区签订合同。该行为没有违背价值规律，反而在地位平等的水平公平环境下实现了给予弱者更多机会的垂直公平，从而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以水平公平原则为主要原则，将垂直公平原则作为目标行使，充分保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当事人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同时兼顾对经济发展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倾斜保护，保证政府采购资金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四、政府采购法中公平的缺失

虽然法律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规定，但公平原则在政府采购活动的实际操作层面仍处于缺失状态。

（一）垂直公平的缺失

政府采购具有宏观调控功能，基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和一些政策安排对需要扶持的企业，通过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实现最终实质公平。政府采购法中虽然有明文规定要扶持中小企业和少数民族企业，以实现垂直公平，但具体执行欠佳。这是由于目前进行的政府采购扶持项目并没有系统化，没有一套标准对需要扶持的企业和地区进行评估，使弱势企业的发展机会丢失。

（二）水平公平的缺失

政府采购活动中，所有参加竞争的供货方都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应受到合理的待遇。但现实中良好水平公平制度的建立仍不理想。这表现在：首先，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府采购市场，当前政府采购中市场分割、地区人为封锁，各部门、各地区从各自的既得利益出发使得采购信息的具有局限性，供货方获取信息的渠道少，成本高，加之许多地方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评判标准不统一，从而造成竞争的不公平。其次，由于政府采购法律条文规定较为笼统，从实践情况来看，采购方有较多方法限制某些供货方的招标资格、操纵竞标结果，从而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提供温床。

五、公平缺失的改善意见

要实现垂直公平，必须对垂直公平的扶持方案进行科学决策，这就需要中央在进行宏观调控决策时考虑到经济全面稳定发展的因素，对扶持区域、扶持行业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扶持目标等制定详细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对某些地区和一些企业进行扶持。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政策扶持的标准进行量化，这将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为此需要立法部门制定相关法规来规范国家确定需要扶持行业和地区的程序，从而使需要扶持的企业能够公平地接受政府扶持。

具体而言，要达到实现水平公平的目标，首先必须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排除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斥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之外的供货方参加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开放的竞争市场。其次，必须要求政府的信息公开。因为只有政府把采购信息和流程等公布出来，才能够接受监督，使得政府按照事先确立的标准进行筛选，避免采购方恣意改变竞标规则导致不公平竞争。公开的信息应该达到全面、真实、时效、容易理解、合法标准。最后，要实现水平公平，还必须要对政府采购方行使的职权范围和程序进行规制，对政府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对规避法定程序的政府采购机构、违反法律规定通过贿赂等方式赢得投标成功的供货方进行严厉的惩罚。

公平观范文篇2

一、经济法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

所谓公平，就是表示人与人利益关系及关于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合理之义。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法律制度之一的经济法，其追求的社会公平包括以下内容：

(一)竞争公平经济法在维护竞争公平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共同遵守这种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确保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即参加市场经济交易的主体应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贝fJ，享受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强调市场主体竞争机会均等，即使其能够机会均等地占有社会提供的生产经营条件，并享有同等地进行市场交易的权利和机会。

(二)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本质上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并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杲公平经济法的结果公平观认为社会差距应当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才是公平的对于过大的差距，国家应当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矫正失衡利益，达到利益分配结果的公平。现实中造成结果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型发展和个体贫富悬殊等(四)代际公平指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应当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分配。其内容包括：

(1)代际权利和机会公平，指人类各代对于共同生存的地球上的资源、空间拥有均等的享用权和发展机会；(2)代际的财富和福利公平，指每代人既是财富的继承者，又是财富的积累者、使用者和遗传者；(3)代际资本公平，指为了使后代子孙最大限度地获得生活不至于比我们差的机会，必须考虑所有能决定其幸福的和遗赠给其后代有形的、人力的和自然的资本；(4)代际资源与环境公平，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只能相互适应和尊重。

二、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天然基石

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法的指导理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主要运用价值规律这个“无形之手”调节社会经济生活，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市场主体遵循的竞争法则，民法成为保护平等市场主体权益的基本法．而民法的法理念是个人权利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逐步形成，价值规律的作用被大量无序竞争扭曲，周期性经济危机、战争等不断爆发，导致了自由经济的先天性缺陷暴露无遗，各国开始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整体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理念黯然失色，法理念从个人权利本位让位于社会权利本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运而生。作为对民法的补充和矫正的法部门，经济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社会本位为指针的。

经济法所强调的不是简单的平等，而是包含正义与公正的公平。竞争公平、分配公平、结果公平和代际公平应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有机统一，其中包含着经济法追求社会本位的价值诉求。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以社会为本位，它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历史使命。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以社会公平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公平。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平，必须通过不断努力实践，在不断的纠偏、矫正的过程中逐渐得以完成。

三、社会公平得以实现的经济法保障机制

(一)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市场规制法即保护经济主体平等有序市场交易之法。通过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引导平等竞争，合法经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提高经济效益，依法保护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我国已经形成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为主体的规制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窜体系，对于促进公平竞争，实现经济主体行为规范化、市场经济秩序正常化，发挥着重大作用。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又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提高市场运行的整体经济效率，使公平与效率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

(二)宏观经济调控珐律制度宏观经济调控法是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为基础的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系，它以包括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在内的实质正义、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以及经济和谐运行及有序发展作为自己追寻的目标。通过授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做出各项中长期规划，并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税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增强政府在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动性、自觉性，减少市场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经济主体行为的短期性，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始终符合政府的宏观经济意志和社会整体利益，使市场能够克服自身缺陷，更充分、有效地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当市场功能发生紊乱，导致利益结构失衡，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比较严重时，运用经济法调整机制，保障各个经济主体在利益分配上更为均衡、合理，实现市场经济运行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

(三)社会保障珐律制度政府实施宏观分配调节的另～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以便在市场优胜劣汰法则发生作用而出现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的时候，能由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环境和生活条件．以维持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现了人类追求尽可能公平的历史足迹对于市场经济的失败者，社会应该给予新的机会，对于暂时或永久性退出市场竞争的社会成员，社会应该提供最基本的保护，凡此种种，都要求社会有一种向公平的倾斜。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才被誉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公平观范文篇3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当前学术界有关公平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作一较为全面的阐述。

公平是一个为人们在众多领域中大量使用的概念，我们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分配领域中的公平的看法。对于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作过专门、系统的阐发，但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却很多。

一、公平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时说：“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由此可见，公平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现存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分配关系本身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当人们说某种分配关系公平时，其所说的公平说到底是指这种关系满足了他们的利益；反之，则是指这种关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二、任何评价都要以某一尺度为依据，公平也是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尽管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社会集团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无论哪种公平都是以某种尺度为依据的。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买卖时，马克思说：“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的。”（《资本论》第1卷，第219页。）因为资本家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同上）。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中，公平的尺度是等价交换原则，符合这一原则的交换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这段话虽然讲的是“平等”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但这里所讲的“平等”无疑也包括“公平”的含义。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中的公平也是以某一尺度即以“劳动”为依据的。符合“按劳”这一尺度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三、不同社会集团对公平持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在分配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而同一分配关系又往往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带来不同的利益，因此，不同的社会集团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公平主张。由于每一社会集团都是以自己的公平尺度去衡量现存的分配关系，因而，对于同一分配关系，一些人认为是公平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不公平的。在谈到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时马克思说：“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2页）他还指出，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以后，也不能说就实现了能为人人认可的公平。因为按劳分配是以“劳动”来计量的，“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05页）由于人们在公平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公平与不公平总是互相依存，能为一切人认可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四、公平是法权观念或道德观念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平作为一种评价属于观念形态，它归根到底是对现实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但公平的直接来源却是法权观念和道德观念。在谈到公平观念的产生时，恩格斯指出：“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9—310页）这表明，法权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公平不过是法学家衡量各种法律体系中相同的东西的一种尺度，是法权本身一种更为抽象的表现。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公平观时也揭示了公平直接起源于法权观念，他说：“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资本论》第1卷，第102页）公平不仅直接来源于法权观念，而且也直接来源于道德观念。恩格斯说，当工人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不满而说这是不公平时，这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道德也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从道德意义上讲的公平是道德本身一种更为抽象的表现。既然公平直接来源于法权观念和道德观念，因而可以认为，公平是评价主体从法权或道德的角度对现实分配关系作出的一种评价。

五、公平是对现存分配关系的保守方面或革命方面的神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平对现实的经济关系具有维护或破坏的作用。前面表明，不同社会集团所说的公平尺度总是各不相同的。然而，由于公平概念本身具有将同一尺度应用于每一个人的含义，因此，尽管一种分配关系实际上只是对某一社会集团有利，但它却往往被这一集团说成对其他社会集团也是公平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各社会集团对公平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无论哪个集团都把公平作为争取或维护自身利益的口号。如此说来，当一种分配关系已不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仍说它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在将其保守方面加以神圣化；反之，当一种分配关系还适合生产力发展时说它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在将其革命方面加以神圣化。对此恩格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0页）

六、所谓永恒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既然公平是不同社会集团对现实分配关系与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那么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集团的变化，公平的内容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此，恩格斯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则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页）

七、资产阶级的公平观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它把等价交换视为公平的尺度。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平等观产生的时候指出：“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同上书，第446页）这表明，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实际上也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是与封建社会的平等观相对立的，是在反对各种封建特权的斗争中产生的。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平等观也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观呢？这是因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资本论》第1卷，第98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同上书，第199页）既然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那等价交换这一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自然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公平观的尺度。把等价交换原则视为资产阶级的公平原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他甚至认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中，“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因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同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公平观又是什么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十分明确，这就是消灭阶级。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自出现时起，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在资产阶级提出消灭阶级特权的平等要求的同时，无产阶级就提出了消灭阶级本身的平等要求。他分析道：“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同上书，第448页）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或公平要求为什么只能限于消灭阶级的范围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是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相对立而存在的。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公平可言，一旦消灭了资产阶级，那也就同时消灭了无产阶级自身，因此，无产阶级的公平要求决不应超出消灭阶级。

九、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从公平出发、而主张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发去说明和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公平只是法权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抽象表现，而且不同的社会集团往往赋予它不同的内容，因此，从抽象的公平出发是无法说明和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不是基于某种公平观的实现，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说：“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6页）他还说：“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3页）

公平观范文篇4

序言“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它支持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发展、管理与评估以确保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被定义为“包括这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处于不利条件的）少数民族政治权力和经济状况”(Frederickson,1974)。新公共行政的焦点是以改革为契机，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新公共行政识别并澄清了公共行政学所要研究的方向，带来了包括公共行政的目的、领导艺术、经济有效性、管理和评估系统、人事管理、教育和培训、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相互影响与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二战后的政府机构中并影响了政府职能履行的方式。本文试图阐释新公共行政诞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理论框架以及受其影响公共行政在两次密鲁布诺克(Minnowbrook)会议(1968,1988)之间所产生的变化。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新公共行政的诞生20世纪40年代伊始，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决策制定、理性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公共管理者的职能是经济效率——即以最少的费用完成最多的工作。60年代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问题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没有起到作用，或作用微乎其微。60年代民权运动的直接卷入导致了这一“管理主义”时期公共行政观点的演变。作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变化的结果，新公共行政出现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1967年，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思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SchoolofCitizenshipandPublicAffairsatSyracuseUniversity)的瓦尔多教授认识到：由于这些骚动的年代，公共行政已经发生变化。他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对公共行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与二战后60年代前的变化有何不同。瓦尔多感兴趣于比较两类人在价值观和看问题的角度方面的趋势和差异：一是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人，二是那些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和实用政府的人。瓦尔多得到他的年青同事夫里德利克圣、马诺力(Marini)和莱牧布莱特(Lambright)的支持。为了更好地了解青年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他们所组织的密鲁布诺克会议只邀请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和官员(Frederickson,1989,p.94)。瓦尔多让12位参会代表提交论文，以便讨论和分析当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会议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召开，时间是1968年9月3日至7日。参会代表辩论、批判和分析源于这些论文、会议和讨论所产生的不同主题。会议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这方面的著述增多，讨论持续不断地进行，开辟了公共行政新的角度和眼界。这些论文和书籍现在被统称为新公共行政。会议的成果后来被称为密鲁布诺克视野。会议抓住了青年学者理论探讨和研究角度的实质，这些学者察觉到美国民主的失败。马诺力(Marini,1971)在《迈向新公共行政：密鲁布诺克视野》一书中编选了会议的论文总结、评论和注释，强调了会议出现的主题和观点。瓦尔多著述了《骚乱年代的公共行政》。夫里德利克圣写了许多文章论述密鲁布诺克会议的结果，最有影响的是《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连接》。新公共行政的观点源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公众关于社会公平与人权的价值观。它认识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积极地响应这些新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密鲁布诺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所认识到最为显著的价值观有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和社会责任感(Frederickson,1974)。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有多重定义。然而，它重点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理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按照夫里德利克圣的观点，社会公平意味着一系列组织机构设计和管理风格的优先权取向。社会公平赋予公共行政这样一门既有理论特色又是实践性很强（重视解决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以新的研究和教育方法(Frederickson,1980,6)。新公共行政提出公共行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阵地。然而，公共行政的等级制权威结构需要作出调整以鼓励这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采纳一种组织的“联合”模式，公务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的行为，并且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代表性代表性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密鲁布诺克参会者对此分歧较大，柯克哈特(Kirkhart)提出了一个组织重建的模型提倡“社会多元化”。柯克哈特关于组织的联合模式基于暂时的等级制、情景领导和项目小组的灵活权威。密鲁布诺克参与者讨论了这样的代表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公众，考虑到公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然而，欧轮·怀特（OrionWhite，一个密鲁布诺克的参会者）指出代表性官僚机构本身并不能确保公务员会自动受其代表的公民所约束，或者公众的需要会通过这种关系而绝对地被代表。怀特认识到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它价值观以增加积极参与。响应性作为新公共行政新出现的价值观念的结果，一种新的理念即“变化而不是成长”变得更为重要。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伴随着变化的发生，一些机构将会成长，而另一些机构将不再必要。变化被看做是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并成为评估政府业绩的一项标准。为了使政府响应公众，就必须理解公众需求什么。这被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追随者看作是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公众评论委员会、临时项目以及从顾客群体中广泛招募人员来实现这个目的。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它寻求增加在组织机构事务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有公共部门员工的参与，这种参与通过新公共行政的联合模型和冲突模型来实现。它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地参与公共行政，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和以顾客为中心。密鲁布诺克作者采用和强调“顾客”的术语以表示公民和行政官员在新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瓦尔多注意到“顾客导向”

是密鲁布诺克会议六个主题之一(Marini,1971,p.8,15&169)。通过能动的冲突关系，公务员与公民合作并发展为积极的联合体。社会责任感美国人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取决于公务员的辛勤工作。因此，公务员不应当对公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或一无所知。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比60年代以前要高。根据密鲁布诺克的观点，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密鲁布诺克作者亦讨论了行政自主权和法律责任的问题。公务员应当享有不服从不合宪法命令的权力，这极为重要。公务员应当成为公众的服务员，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而有道德地工作。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公务员不再被看作如50年代那样仅仅是固定政策和决策的实施者。恰恰相反，他们应当是因为代表公众利益才有权力而又为公众提供有效率和公平的服务。道德与其它价值观如社会公平、代表性和响应性等成为新公共行政观念的基础。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至1988年之间公共行政的变化新公共行政所提出的价值观念不仅给公共行政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也改变了公共行政。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学都开设公共行政教育项目，硕士点相继设立，并且成为那些欲在政府中谋职者的敲门砖。新的杂志创办了，分支领域的研究也变得繁荣。公共行政领域的重心也从机构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科学。政策问题与政府机构的效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公共政策的研究繁荣起来并在政府内获得了动力。1974年，《公共行政评论》组织了“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专题论文集”，以期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理解。这里，社会公平作为民主社会的基础、人类行为的基础以及作为分配的公共服务的法律和现实基础。撰稿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和分析是一项挑战。然而，社会公平的定义仍然不明确。社会公平(socialequity)与社会平等(socialequality)操作上无法区别开来。新公共行政的倡导者所强调的“顾客”这个术语同样在公民与公共行政管理者中带来了混乱(Radin&Cooper,1989,p.167)。“顾客”的使用是用来指出迈向民主行政的步骤并降低封闭型官僚机构的控制作用。它指出公民是公共行政官员技术专长的直接消费者，而不是有权力和义务去构造公共行政职能的群体。“公民”这个概念更贴切地阐明了公众在民主政体中的关系。公共行政显然在促进消极的代表性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这是由功绩制的内涵和公共服务对象的变化所引起的。在整个70年代，公务人员的变化趋势是代表性政府机构。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制定了联邦从业人员必须反映国家多元化的就业政策。为了执行新公共行政关于响应性的观点，公共服务专业人士将需要与非职业人员分担责任以确保顾客得到最负责任的服务。这就导致了从顾客群体中聘用新人员进入组织的需求，并改变了聘用的方式。英格拉姆与罗森布卢牧(Ingraham&Rosenbloom,1989)建议当政府机构雇用全日制公民参与专家组织和促使公民参与行政决策制定时，应该有内部和外部的参与联合发生。纽约州环境保护局(TheNewYorkState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在80年代在全州范围内聘用了17位这样的专家以协助其项目能够得到直接的公民参与并决定公众利益。分权被看作是加强公共服务与公民之间连接的手段。分权寻求公民参与行政事务、咨询团体、董事局，并鼓励公民更多地控制服务提供的过程。那时，郝伯特·考夫曼(HerbertKaufman)主张分权不仅是对更大程度代表性行政的响应，而且亦是对更大程度上责任感和控制的响应(Ingraham&Rosenbloom,1989,p.121)。按照密鲁布诺克及后来支持者的观点，分权免除了选举官员决策制定与资源分配的行政权力，而将这些权力交给公共行政官员(publicadministrator)以及公众。当然，选举官员反对分权，他们不愿意行政权力被分散出去。对政府采取玩世不恭和不信任的态度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尤其是水门丑闻(WatergateScandal)后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大兄弟”政府时期，增加公民参与的努力受到限制。尼克松总统认为，政府的秘密动作对于保护公民和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必需的。这与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在几年前所示范的公共服务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也相去甚远。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反对新公共行政的许多价值观念和目标。对公共服务消极的看法持续到卡特(Carter)和里根(Reagan)总统时期。公共服务被看作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政府没有成为新公共行政所寻求的响应性机构。在70年代末期，公众对限制和改革政府的观点失去兴趣。如此，人们除了想到精简政府机构以外，别无良策。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并没有如密鲁布诺克参会者所期冀的那样捕获住了公众或学术界的注意力。新公共行政并没有成为管理或新政府的具体的组织形式。然而，社会公平与响应性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观。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1988年的新公共行政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20年之后，另一群学者与研究人员聚集在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重新审视60年代的观点。评论这20年的变化以及对公共行政当前和未来的影响。1987年春，在波斯顿(Boston)召开的美国行政学年会上，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加者讨论了组织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设想。所有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会者都受到了邀请，并邀请了这20年间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1988年密鲁布诺克会议有66人参加，其中30人在60年代（即公众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本文作者霍哲教授受邀参加了会议），其余的参加者在80年代（即私人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提供了比较60年代与80年论与研究视角异同的良好机会，并且讨论和决定了这些对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行为的。60年代与80年代群体的主要差异被认识到。80年代的女性人数明显增加。1968年只有1名女性参会，而1988年有14名女性参会。这一变化被认为是肯定行动的结果。不过，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在1988年下降了。参会者的年龄也有较大的差异。68年参会者的年龄在35岁左右，88年参会者

的年龄大都在40多岁至50多岁。这表明不少人是在别的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公共行政领域。他们受教育的背景也不尽相同。60年代群体主要是学政治学出身，而80年代群体的学业背景差异较大，包括政策科学、经济学、城市研究和法律。1988年没有大的社会变化和争论，不象1968年那样。但1988年的确标志着里根行政以及长期的鞭挞官僚机构(BureaucraticBashing)的结束。自1968年之后，新公共行政产生的公共行政的乐观想法和见解逐渐消失。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信心在下降、对私有化的兴趣在上升、税收下降、公共行政的通才没有具体化、公共行政的学员人数有所下降。“就研究范围来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问题或许没有60年代那样严重。但过去的乐观主义——即公共机构能够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信心——却很匮乏”(Holzer,1989,p221)。改革的动力“已经失去，有时归咎于理论与学术的模糊”(Holzer,1989,p221)。同一时期，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对政府的讥讽与不信任、缺乏社会目的和方向感、公民与政府官员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均暴露出来。这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与1968年的会议是不一样的。它没有1968年那种炽烈的革命性和冲突性，没有那么强烈的火药味。这也是源于会议的安排。1988年，24篇文章及对应的评论提交给会议，没有正式的论文宣读，会前论文就已经分发给参会者以便进行会期4天半的讨论和辩论(Mayer,1989,p.218)。第一天分小组讨论，对论文进行评论。第二天致力于集体讨论一些专题，如政府机构、民主、领导、道德和组织理论。第三天会议分成两组，一组代表60年代群体，另一组代表80年代群体。第四天选代表讨论他们的结论和观察。1988年会议包括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主要有道德、社会公平、人际关系与民主的协调以及对整个领域的关心。其它题目不象1968年那样鲜明，如领导艺术、宪法性、合法性、技术、政策与经济观点。与1968年会议不同，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有意总结、比较并得出结论(Frederickson,1989,p.100)。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所考虑的十一个主题代表了公共行政历史的一个片段。根据1988年《公共行政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作者的意见，与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相比，公共行政似乎在平和地加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相关性以及目的。对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公平的接受变得明朗。所提交的论文渗透了这些观点，即通过公务员有意识的努力和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改善公共服务。然而，在如何执行及公共服务在市场份额下降和全球化经济时代如何管理方面却没有什么努力。密鲁布诺克会议的主题可分为两部分。前五个主题提供了历史地与密鲁布诺克会议对照的观点。后六个主题集中于当时(1988)和未来公共行政的见解(Guy,1989,p.219)1.1968年所出现的不满足于现状的见解不再是临时性的。对社会公平的见解相似，并且接受这样的看法，即社会公平与现实接近。2.强烈关注民主价值及其在公共行政的核心地位。3.持续进行价值观与行为观的争论。4.社会多元化并体现于就业构成的观点成为本次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性别多元化清晰地成为1988年的主题。5.本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声音是乐观的，对比于60年代感觉无希望的处境，参会者感觉到了在90年代“有限的希望”(Holzer,1989,p221)。6.对近期的看法和革新的预期更符合现实。7.公共行政在处理其多学科根基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并辨论了公共行政职业中民族中立的问题。8.尽管接受了私有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商业和企业）却受到藐视。9.对公共人事系统限制的不耐烦情绪比较明显。10.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11.尽管是公共行政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参会者不愿意进一步探讨政府该做什么。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仍然有其市场(Guy,1989,p.219-220)。依据霍哲(1989)的观点，密鲁布诺克会议追求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公民呼吁参与社区，强调个人价值而不是个人所得。第二，公务员被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纽带。在会议的众多主题中讨论了社会的日趋复杂性。80年代的社会问题与60年代的社会问题不同。无家可归、贫困、爱滋病、酸雨、核废物、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无疑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障碍(Cleary,1989,p.227&Holzer1989,p.223)。60年代之后的技术迅猛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会议认为技术不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霍哲(1989)认为，如果政府要成为加强社会的工具，那么公共行政就将需要重塑自身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并连接理论与实践。坡特(Porter,1989)指出，1988年的参会者对于考虑需要多少工作去获取资源、并实施创新和新项目方面显得更为成熟(p.233)。与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积极地向社会问题挑战的态度相对照，本次会议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在认识上重新审视民主、道德、责任感、哲学和经济。参会者更为冷静(Bailey,1989,p224)。参会者一致认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件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因而，政府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依据贝利(Bailey,1989p.224)的观点，如果密鲁布诺克会议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那就可能是每一种解决办法都创造了新的问题”会议参与者不再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如1968年那样，他们认为公共行政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可能性。参会者支持这种观点，但整个会议的感觉是不完整(Bailey,1989,p224)。他们感到公共行政的“谜”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众需要与可用资源的不平衡以及资源如何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一些参与者呼吁公共行政官员尽最大努力去重视对话并取得一致意见(Cleary,1989,p.226)。第二个重点是行政官员通过在他们的工作中采用民主的过程去保护民主和推动民主的作用。结束语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新公共行政为政府探寻新的目的。尽管寻找独立于其它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因为几项主要的障碍，社

会公平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首先，民主和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价值观有冲突。一项由麦克柯录斯基(McClosky)和左勒(Zoller)于1984年所主持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价值（利益的最大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市场）与民主价值（自由、平等、社会责任感和普遍的福利）的矛盾继续存在。这些相反的价值取向互相限制。美国人渴望资本主义，但同样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民主价值的极端形式并不支持资本主义，反之亦然。这种两难的处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美国政府如何在同一政府框架里同时管理或保留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权利。亚瑟·施勒新基(ArthurSchlesinger,1986)辨护了这样的假说，即在公共目的与私有利益之间国家参与有一个持续的转移。施勒新基所描述的美国在一个时期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另一个时期受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正是这种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向美国的民主提出了挑战。除非这些民主价值观变得根深蒂固并且比资本主义价值观更有市场，美国的行政机构将会继续奋斗以树立这些价值观念。第二，“社会公平”从来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这也对它的成就构成了威胁。社会公平是指无论需要、种族、收入、政治倾向而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权力和服务吗？或是给每人提供同样的机会(Okun,1975,p.3)？在社会公平成为所有公共行政与民主行动的基础和度量标准前，社会公平必须被定义、理解、接受和重视以使社会公平的价值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第三，新公共行政模型的执行需要更广泛的制度变化。首先，结构变化要求决策分权和提供服务的分权以及将权力和权威从选举官员那里转移给行政管理者和公民。组织的联合模型允许更为灵活和自主的决策权以便帮助新公共行政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然而，联合模型从来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成为公共行政的模式。这也可能是因为公共管理者不认为联合模型能成为他们获取私利的方式，无论是利用机构的缺陷和漏洞去谋取经济利益或是政治权力。即使是那些将公众利益放在心上的行政管理者也可能会无意地破坏对社会公平的追求——通过允许等级制结构以限制他们的决策。与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与者意见合拍，公共管理者必须把眼光投向其它学科以发现与自身相关的主题。要构筑一门新的学科，它自身的定义和理论必须转化成实践者的实际应用。如果缺乏对该领域持续不断的兴趣和研究，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将永远不会有机会物化为实践的方法论。多数社会公平的理论工作都是破坏性的，未能重新建筑为公共行政理论(Hart,1974,p.351)。社会公平的理论框架需要重建以使其成为公共行政工作和文化的核心框架。理论与政策分析方法论工具的有机耦合将有助于检阅利益的分配以促进公平和信息全面的决策。直到公共管理者像重视效率和经济那样来理解和重视社会公平，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新理论必须定义和预测政策备选方案的功效，新的组织结构以及那些在公共服务中培育公平的管理风格。如果民主价值要被吸纳入公共行政的所有准则中，就要求对公共行政的宪法性和合法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民主价值如何能有说服力地进入政治文化(IngrahamandRosenbloom,1989,p.123)。出于这个原因，公共行政必须回到奠基的价值观念。“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Waldo,1952,p81)。“信念的失败将使得任何民主都在权力的腐败面前显得脆弱”(Hart,1989,p101)。由于一些原因，公共行政是取得这个结果的最佳手段。首先，那些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作为职业的男女愿意为公共利益效劳，同时他们也有权力和自主决策权这样做。第二，行政在变化的党派政治中是一个常数，为公务员所提供的环境可能会孕育支持民主价值。21世纪的到来可能会是公共角色和公共服务重新成为公众注意中心的良机。这是公共行政领域告知公众其行动价值的时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民主价值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将这些价值观很好地融入政府的工作，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就不会有代表性、响应性或平等。公共管理者需要重新敞开他们研究的大门以寻求能推动管理向前迈进的目的并激发他们的员工。公共行政的活动应该主要针对满足广大公众的利益。美国人生活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依赖于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公务员必须重温公共服务的誓言（公开或不公开均可）以及他们的民事义务。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承诺被忽略、公共责任被等同于私有企业雇佣，唯有效率受到重视。公众舆论可能不呼吁效率，而是民主价值。按照公民人道主义的传统，政府在本质上是“公民的伙伴”(Pocock,1985,p.37)。政府也必将具备新公共行政的精神。【参考文献】1Appleby,Paul.Governmentifdifferent(1945).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JayM.Shafritz&AlbertC.Hyde(eds.).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2Bailey,MaryTimney.MinnowbrookⅡ:AnEndoraNewBeginning?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226—7.3Dye,ThomasR.&Hurley,ThomasL.TheResponsivenessofFederalandStateGovernmentstoUrbanProblems.JournalofPolitics.Fall1978,v.40:196—207.4Cleary,RobertE.Dialogue,NegotiationandtheAdvancementofDemocracy:ReflectionsonMinnowbrookⅡ.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rch/April1989,v.49:226—7.5Frederickson,H.George.MinnowbrookⅡ:ChangingEpochsof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rch/April1989,p.95—100.6Frederickson,H.George.TowardaNewPublicAdministration(1971).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Hart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FortWorth:Texas.1997.7Friedman,RobertS.RepresentationinRegulatoryDecisionMaking:Scientific,Industrial,andCustomerInputstotheFDA.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y/June1978,p.205—213.8Gormley,william,Hoadley,John8twilliams,Charles.PotentialResponsivenessintheBureaucracy:ViewsofPublicUtilityRegula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77,1983,p.703—716.9Guy,MaryE.MinnowbrookⅡ:Conclusions.PublicAdministrativeReview,vol.49.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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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观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实现途径

Abstract:Sinceimmemorialtime,ithasbeenagoalforhumanbeingstoseeksocialequity.Thispaperinvolvessometentativeapproachestorealizesocialequityatthepresentstage,with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edifferenceinpersonalincomeofasocietyisamirrorandascaletomeasuresocialequity.However,theultimaterealizationofsocialequitydependsmuchontheeffectivemeasuresbasedonthesocialdevelopment,socialvalues,socialsystems,people''''slivelihoodandgovernment''''spolicies,etc.Onlyinthisway,cantheidealsocialequitybefundamentallyachieved.

Keyword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socialequity;realizationapproach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在现阶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提出

社会公平总是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必然也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分不开的。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还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地扩大，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不符，有违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宗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邓小平晚年十分关注这个问题。1993年在一次谈话中深刻指出，12亿人口怎样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就可预计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现在应该说已经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为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充分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有关社会公平的概念历史悠久，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影响社会公平实现的主要因素

社会公平是指人在社会中都应获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和待遇，它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法规公正、分配公平。收入分配最能够体现出社会公平与否，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直观的尺度，此外还有其它一系列因素。探析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就要从根本上找出影响社会公平的主要因素，对症施治，才能治标又治本，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的有以下诸种：

1.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任何社会的公平都是历史的、相对的，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而言的。我国近30年来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有较大增长，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实力还较薄弱，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公平的实现。

2.制度因素。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规范和调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关系，制度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3.社会公平集中体现在如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对一般民众而言，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及综合的能力与素质，从而决定了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同时良好的教育制度还具有规避社会冲突的潜力，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充分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3］。对于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基本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是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全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障程度的高低同社会的公平程度、稳定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

4.社会的公平观念。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平的氛围，关系到人们遵守社会公平规则的程度。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公平理念的人会按照公平的规则行事，在公平的原则下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利益。

三、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赋予社会公平以不同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充足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现阶段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同时要从单纯追求GDP的片面增长转向实现科学的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的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

第二，在实现社会公平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其基础是对人的尊重，即应保障社会全体成员都平等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作为社会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被歧视的。民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制约违背社会公平的权力滥用。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鼓励创造社会财富又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制度的保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保障社会公平的各项制度中，收入分配制度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维护与促进人的发展，这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核心，因而也成为社会制度所要规范和调节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国家是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社会公平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和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由国家对社会公平的实现进行干预和调节。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它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要建立统一、公开、公正、高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民众关注的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兼顾，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维护社会安定局面，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公平观念缺失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的，就像文盲无法领略诗歌的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等级思想、特权观念根深蒂固，阻碍了社会公平、平等理念的成长发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不利因素。这就需要政府、教育、宣传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尽可能营造公平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公平的理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公平观范文篇6

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相联系才有实际意义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作为“硬道理”的发展，只能是科学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利用外资数额和政府税收等的增加，而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不顾区域、部门经济关系的协调，不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和谐，那么，这样的发展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经济效率只有同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实际意义。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利润率这类与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效率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效率是与主体对生产实践成果的衡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有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内容，比如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社会内容，比如利润率。就利润率而言，这是一个反映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增长程度，却不体现直接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程度。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是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以像利润率这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显然会与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对这类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作出了新规定，要求其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也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抽象地说，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本身似乎与生产关系无关，因而也与公平问题无关。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反映人与自然关系这种物质内容的效率，也应当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种效率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代际公平。效率有多重含义。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它们都应受公平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不只是对同一代人而言，还要体现在社会代际之间。这意味着要把效率与人口数量控制、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绿色劳动生产率、绿色人均国民收入等，就是属于具有这种新内涵的效率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效率还受到人类社会代际公平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研讨同代人之间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应当与维护代际公平联系起来。

公平在内涵上有多重具体含义

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关系总是具体的。目前，不少学者把经济关系的公平解释为机会、起点、过程和结果（分配）公平，把公平理解为一种时间延续的过程。这扩大了公平概念的外延，但公平本身的内涵还有待深入研究。其实，经济关系中的公平概念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之后才形成的，它最初是对等价交换关系的反映，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就其最抽象、最基本的含义来说，公平是指不同的人具有相等的权利，或者说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不同的人享有的权利。但是，一旦涉及人与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关系，由于衡量的尺度不同，公平在内涵上就出现了多重具体含义。

衡量每个经济层面公平关系的尺度不同，公平的含义就不同。在一定的经济形态中，经济运行有许多层面。在每一个经济层面，对照衡量公平的一定尺度都有相对应的公平和不公平；而不在某一尺度衡量范围内的人，就谈不上享有这种尺度范围内的公平或不公平。所以，讨论经济上的公平或者不公平，总是有具体内容和范围的。如果把不同的具体公平混为一谈，就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具体到分配层面，也有多种含义的公平。分配是与生产、流通、消费相联系的经济运行环节。唯物史观揭示，生产成果的分配是由生产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不同，衡量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尺度就不同，因而分配公平的内涵也不同。在我国，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因此在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既存在着用按劳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劳动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又存在着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可见，不能把收入公平抽象化、绝对化。收入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具有相对性，总是相对于一定衡量尺度而言的。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存在相对公平。与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对应的公平与否，在内涵上是不同等的；或者说，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是没有同等的公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某种相对的公平，这关键要看是否存在衡量它们的某种同一尺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里，这样的尺度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于是就产生了衡量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相对公平的同一尺度，这就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符合这个尺度，它们之间就存在相对的公平。在这里，公平的具体含义就是这些分配方式具有同时并存的权利。只要处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内，各种分配关系之间就具有这种含义的相对公平；如果这种格局被破坏，就会出现不公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统一

不同含义的效率与不同含义的公平之间，可以形成多种组合。如果撇开科学发展观赋予效率和公平的具体内涵而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只会陷于空洞的概念之争。当前流行的有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观点，事实上也都是有其具体内涵的。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值得研究的是它们之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有具体内涵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的效率，应当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规定；在这种关系中的公平，应当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格局。这就是说，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效率与现阶段具有具体内涵的各种公平之间的关系，寻求实现不同含义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多重统一。当前，尤其应当实现以下几重统一：

国民经济整体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含义上的宏观运行效率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含义上的公平相统一。

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这种含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种含义上的公平相统一。不过，不能把实现这种公平与消除不同自然环境、历史传统造成的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等同起来，后者的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

不同所有制企业依照国家对科学发展的规划要求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利润率这种含义上的效率与各自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在流通领域遵守市场管理规则、平等竞争、依法纳税这种含义上的公平相统一。

公平观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实现途径

Abstract:Sinceimmemorialtime,ithasbeenagoalforhumanbeingstoseeksocialequity.Thispaperinvolvessometentativeapproachestorealizesocialequityatthepresentstage,with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edifferenceinpersonalincomeofasocietyisamirrorandascaletomeasuresocialequity.However,theultimaterealizationofsocialequitydependsmuchontheeffectivemeasuresbasedonthesocialdevelopment,socialvalues,socialsystems,people''''slivelihoodandgovernment''''spolicies,etc.Onlyinthisway,cantheidealsocialequitybefundamentallyachieved.

Keyword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socialequity;realizationapproach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在现阶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提出

社会公平总是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必然也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分不开的。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还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地扩大，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不符，有违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宗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邓小平晚年十分关注这个问题。1993年在一次谈话中深刻指出，12亿人口怎样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就可预计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现在应该说已经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为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充分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有关社会公平的概念历史悠久，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影响社会公平实现的主要因素

社会公平是指人在社会中都应获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和待遇，它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法规公正、分配公平。收入分配最能够体现出社会公平与否，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直观的尺度，此外还有其它一系列因素。探析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就要从根本上找出影响社会公平的主要因素，对症施治，才能治标又治本，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的有以下诸种：

1.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任何社会的公平都是历史的、相对的，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而言的。我国近30年来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有较大增长，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实力还较薄弱，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公平的实现。

2.制度因素。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规范和调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关系，制度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3.社会公平集中体现在如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对一般民众而言，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及综合的能力与素质，从而决定了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同时良好的教育制度还具有规避社会冲突的潜力，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充分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3］。对于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基本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是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全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障程度的高低同社会的公平程度、稳定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

4.社会的公平观念。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平的氛围，关系到人们遵守社会公平规则的程度。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公平理念的人会按照公平的规则行事，在公平的原则下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利益。

三、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赋予社会公平以不同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充足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现阶段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同时要从单纯追求GDP的片面增长转向实现科学的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的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

第二，在实现社会公平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其基础是对人的尊重，即应保障社会全体成员都平等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作为社会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被歧视的。民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制约违背社会公平的权力滥用。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鼓励创造社会财富又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制度的保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保障社会公平的各项制度中，收入分配制度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维护与促进人的发展，这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核心，因而也成为社会制度所要规范和调节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国家是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社会公平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和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由国家对社会公平的实现进行干预和调节。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它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要建立统一、公开、公正、高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民众关注的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兼顾，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维护社会安定局面，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公平观念缺失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的，就像文盲无法领略诗歌的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等级思想、特权观念根深蒂固，阻碍了社会公平、平等理念的成长发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不利因素。这就需要政府、教育、宣传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尽可能营造公平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公平的理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公平观范文篇8

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构建;作用;法律

在所有的民事活动中遵守公平、自愿、有偿、等价、诚实守信是我国《民法通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四个原则。这条规定将民法公理性的原则做了充分说明，即就是交易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另外，我国现行实施的《合同法》、《担保法》对这一规定也作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说明，且扩宽了对公平原则的运用。基于此，认真思考和研究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公平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也是民法在维护民事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基准，其对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执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笔者对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原则的应用以及作用进行以下分析。

一、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体现形式

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平观念与公平运作。其中，公平观念是指民事观念中的公平对待，且在民法运作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公平运作原则则是指一切的民事活动的运作均应该保持公平的状态，这种公平运作的形式是民法基本原则中表现明显且重要的一种形式。（一）公平观念分析。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公平观念的应用十分普遍，是将利益合理性构成中，通过点滴累积而成的具有固定模式的评价手段与判断模式。公平观念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第一，在民事纠纷处理中，能够将民法的公平性进行合理的体现，并具有相对固定的评价和判断方式对其作出合理的判断。社会群体存在的形式较为复杂，但究其本质上来说，对于民事活动中的利益评价方式与标准各不相同，差异性较大，而公平观念的价值体现是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定性的，是立法与执法者能够主动选择评判方法的重要因素。所以，公平理念在法律文件中的应用，能够保证法律条文的有效推理，从而构建相对稳定的文件模式，即使公平理念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但是其在评价中的非主观评价作用的意义非凡。第二，公平理念与民事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是从诸多的民事经济活动中诞生，对于经济收益的获取，公平理念作为评判原则也更加合理，在民法中应用公平理念，将使得利益与主体之间平衡关系得到最好的诠释。基于此，民法基本原则中对于继承问题、债务债券、亲属以及物权问题等平衡的维系均少不了公平观念。第三，公平观念在民事活动中的价值实现，也是民法价值的重要体现。民法价值是以解决民事利益纠纷为基础的，只是当前的民法运作中，公平观念的现实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明确，那么，可以利用民法的运作，使得民事主体的判断更加明确。（二）公平运作分析。公平运作是在基于公平理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专门的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并对私法主体与民事主体作出客观评价与自我判断。根据公平运作特点的分析，其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主要表现为：第一，公平运作能够对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所以，公平运作不仅能充分体现立法者的公平观念，还使得群众的利益维护得到满足。第二，日常民事活动中的民事纠纷，使得公平运作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公平观念对于民事利益关系的调节中较为抽象，而实际的民事活动，是一些民事事实，是将民事主体间的抽象存在的法律关系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关系，从而促进具体法律关系与利益形态的转化，民事利益关系的评价中，公平运作能作出更加充分、有效的判断。第三，公平理念是公平运作的理论基础，所以，民事主体在行驶自身职权时，需要在心理上构建公平的桥梁，从而对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判断作出正确的认识，满足公平理念的标准，实现法律法规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三）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得出，公平原则分为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两个层面，且两者均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是对民事利益作出合理判定的重要准则与方法。公平原则被划分成公平理念与公平原则两个部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于民法基本原则构建的作用却不分彼此，是推动民法基本原则有效成立的重要因素，两者在表现形式与作用上的差异与关系可进行以下分析：首先，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促进了公平原则所具有的价值得到深入理解和正确的定位，即公平原则是指面包生产者有权利对面包的分配方法作出规定。其次，我们所理解的公平原则属于一种抽象化的存在，难以对其作出明确的分析，而法律的建立则需要具有确定性的准则，因此，必须对公平原则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具体、详细的分解操作，从而促进人们的理解，利用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来全面诠释公平原则，使得其内在价值与意义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掌握。

二、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

（一）公平理念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公平理念对立法的整个过程作出有力指导，且对于民事行为与司法处理过程中也充满公平理念的运用。公平理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的作用可表现为：第一，法律在维护公民在民事行为中的合法利益以及民事行为时，可以对一些不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更改、撤销或将其视作无效行为；第二，民事行为中的行为，付过满足法律的规定，其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维护；第三，对于公民以及民事活动中的相关法人的一些行为，如果是法律所规定的合法范围，也应受到法律的维护，且任何个人或集体不得对其进行破坏；第四，对国有财产、集体公共财产、个人财产以及宗教集团的合法财产均具有法律保护的作用；第五，民事活动中签订的相关合同，如果满足法律条文的要求，合同中的相关权益也应受到法律维护；第六，公民的合法的知识产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七，公民以及法人的人身安全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第八，公民合法继承相关利益的权力受到法律保护；第九，任何公民或法人的民事行为触犯法律规定，其必须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十，公民与法人的合法的选择权同样受法律维护。由此可知，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民事利益关系的维护和解决上，立法者需要在保持较高的公平理念的基础上，对民事活动中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判定依据，有效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公平运作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体现的作用，是指公平理念以及公平运作所实现的价值，其中公平理念需要立法者以及公民与法人需要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一把公平衡量的秤杆，在这把秤杆的精确度以及衡量的维度保持相对统一的情况下，公平运作才能满足民事纠纷处理中每个人心中的公平标准，从而有效化解民事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相对公平理念来说，公平运作的难度更大，需要维系的层面也更加复杂。比如，在民法规定中，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受到法律的维护与公平原则所要求的内容完全相符，可在实际的运作操作中，一件拍卖中的物品应以什么样的价格拍卖才算公平交易，以价格来评价物品的价值，然后又以货币作为物品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根据被拍卖物品的社会价值来核定其拍卖价格是满足公平原则的标准的，所以签订了相关合同以明确物品的价格和权益，这便将公平原则得以体现。可是，实际的物品拍卖中，常常出现物品价值与价格不等价的情况，但是购买者还是心甘情愿地将高出实际价值许多倍的物品买下，这也是民事活动中常常出现的社会现象，物品价格远远高出价值。在这一现象中，公平原则便难以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估和衡量，除非考虑到拍卖物品的附加值。由此得出，在民事活动中，司法对其公平运作的分析，必须基于民法所提倡的公平运作行为作为核心。民事活动本来就十分复杂和迥异，在判断民事活动的公平性时，法官需要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判断，也赋予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决权的权力。在民法运作中应如何实现公平运作方式，是公民、法人以及立法者均十分关心和重视的问题，文章采取举例分析的方式对其作出以下解释：首先，根据公民心中对公平的衡量标准形成一种评价形式，在面对民事利益的复杂与差异情况时，每一位司法立法者以及判定者都应对其进行一定权力的自由裁定，从中分析和理解各自公平理念的差异，从而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判定结果。其次，民事利益的运作过程需要在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对于民事利益纠纷的解决，也需要尽可能保证利益各方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果有一方存在较大的偏差，公平运作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处理利益影响较大的民事事件时，为了保证公平运作的有效性，可采取社会曝光的方式，将该民事事件曝光在社会群众的眼球中，从而使其变得更加透明，展现公平理念与公平运作的力量与价值。民事基本原则的构建中，应对相关重点事件和突出内容进行重点诠释，例如婚姻权、知识产权、物品权等作出全面的分析和明确法律规定，促进各方利益获取的合法、公平。然后，在意思自治的协调下形成公平原则。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则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之一，意思自治对民法的构建具有独特的作用，它能够合理的保证了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并且保证了当事人不受到其他人以及其他国家权力的非法干涉。

三、结语

公平观范文篇9

关键词：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暴利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最早将《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利行为”一分为二，根据各自构成要件分别规定为乘人之危制度与显失公平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乘人之危制度的适用存在着诸多问题。《民法总则》第151条将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和显失公平相结合，是在结合国外制度与国内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综上，本文旨在探讨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并的原因与合理性，以及当下须厘清的相关问题。

一、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在《民法总则》颁布前，我国的“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制度是将德国法暴利行为一分为二，分别作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事由。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3款认定乘人之危为无效法律行为，显失公平的效力在《合同法》第54条中认定为可撤销，乘人之危制度规定为无效法律行为。在《民法通则》第59条第2款中将二者的构成要件分别罗列，乘人之危要求受害一方处于危难状态接受不公平条件订立合同，致使其遭受损害，而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理论上采用单一要件说，即客观上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而致其利益严重不均衡，就足以构成显失公平[1]。二者的区别是，显失公平不要求具有主观上的成立要件，仅以客观上受害方的损失为判断标准；虽然在后期，有学者认为显失公平的二重要件说更为规范，但从司法实践当中仍以单一的客观要件作为判断标准。2017年3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此作出了修订，将二者再次合并，以危困状态和缺乏判断力为主观要件，以结果显失公平为客观要件，同时，规定新的显失公平为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并认定为形成诉权。

二、乘人之危与原显失公平并列之困境

（一）乘人之危主观要件难以客观量化乘人之危要求主客观要件的统一，而乘人之危的主观要件要求受害人处于危急状态之中，被迫接受签订合同，在很多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危急状态的认定意见相左，在司法实践中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缺少客观的判定标准，除去绝对的“不平等”条款，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无法根据一个稳定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否构成乘人之危的可撤销行为。同样，在撤销权的行使上，双方当事人必会存在着分歧，对于是否处于困境，对方当事人是否有逼迫行为，双方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乘人之危这种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的撤销权无法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予以撤销，而是以具有形成诉权的外观的诉讼方式来要求撤销该法律行为。在此种情况下，乘人之危制度的适用性被极大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乘人之危构成要件的严格性以及主观条件的限制性，多数当事人更倾向于引用显失公平制度撤销合同或者公序良俗原则请求法院判定合同无效，使乘人之危制度的实用性也被限缩。（二）心证难度在古代适用罗马法的“短少逾半”规则中，裁判者只需要以国家或者社会公认的价值来判定双方当事人的契约是否有效。于今，合同类型的多样化导致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对于乘人之危制度的适用问题，法官在判定合同是否可撤销时，客观要件往往单以损害结果作为衡量因素，而主观要件通常无法运用实证方式予以判断，因此需要对受害人的危困状态和受迫程度进行心证判断。心证的过程由于缺少判定的标准，不可避免的存在主观心理因素的干扰，如此，是否构成乘人之危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三）二者构成要件的重合笔者认为，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合并在立法逻辑与立法技术上来看，其原因是二者在构成要件上具有重合性。首先，二者构成要件当中都存在利用优势乘对方危难，结果导致受害人利益受损。原显失公平制度是单一的构成要件，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与乘人之危相比更容易被法官引用，因此有架空乘人之危制度的趋势。其次，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显失公平可看作因乘人之危而导致，将二者架构为因果关系，显失公平当中必然存有乘人之危的因素。最后，如李永军教授观点，如果因乘人之危的结果未引起结果显失公平的话，则法律救济就是多余的。[2]对于传统暴利行为理论一分为二而构成的二项制度必然存在着关联，因此在构成要件上，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进行区分的难度性较大，于是多数情况下，二者在适用范围上亦具有重叠。（四）原显失公平制度证明难度大原显失公平制度虽只要求客观要件成立即可，根据刘凯湘教授的观点，原显失公平的当事人双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导致显失公平无法基于同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所谓公平，在大多情况下仅是道德上的评价，《法国民法典》对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在第1675条中，称为“合同损害”，认定所受损失超过7/12时，须对于买卖不动产进行重新估价，[3]但是，在法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公平”仍然依赖于法官的主观解释。构成原显失公平的要件：合同内容（标的）须明显失衡，是否“失衡”对于当事人与法官无法形成一致性的认知，因此原显失公平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操作难度较大。

三、保留显失公平，合并乘人之危的原因

（一）乘人之危制度缺乏正当性笔者认为，由于乘人之危的独创性，从而使其缺乏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多数学者认为，乘人之危系意思表示瑕疵的种类，乘人之危的构成前提是利用当事人窘迫危难之处境，接受对于其作出的不利条件的现象[4]，其结果是“重大不利”。乘人之危的构成多为主观要件的规定，与欺诈胁迫不同，乘人之危制度在立法上对于主观要件规定较为细致，而客观要件并未存在关于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只是于结果上规定有“重大不利”即可：一方面，过于严格的主观要件规制限制了裁判者的衡量限度；另一方面，结果与显失公平的重合，导致裁判者多倾向于引用显失公平。在德国、法国以及瑞士等国，乘人之危未有规定，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民法对于乘人之危的规定也仅仅是在主观上进行规制，以暴利行为为例，其法理基础为违反了善良风俗。而对于乘人之危，其构成要件内容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乘人之危在客观上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失衡，隋彭生教授认为，若行为人未获益，则不构成显失公平，合同当然有效；[5]也有学者认为，乘人之危的构成非以显失公平为必要条件，在乘人之危情形下，行为人致害行为非能导致自己受益，结果并非显失公平，该行为亦应构成乘人之危。[6]综上观点，对于乘人之危内涵的争议，是由于其不是在传统大陆法系多年的司法实践与理论中形成的，于此与显失公平不同。显失公平不单在大陆法系民法体系中有所规定，在美国合同法中亦对于显失公平进行了规制。将其归于合同的抗辩事由，并将显失公平分为程序与实质上的显失公平，存在衡平法的基础。因此，乘人之危虽为我国基于暴利行为一分为二的独创性制度，但由于其缺乏一定的法理基础，在实践中，只有极少数案例被认定为乘人之危，使乘人之危法律条文成为具文。[7]（二）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不具独立性马俊驹教授认为，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应是共同构成一种行为，因乘人之危导致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应作为构成显失公平的前提，[4]如果法律行为主观上有乘人之危，结果上非显失公平，则可认定为欺诈或是胁迫。与原显失公平不同的是，乘人之危只有符合主观上的构成要件才可认定，而原显失公平制度单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与乘人之危相比更契合法律行为的逻辑构成。若在客观上认定显失公平，主观上忽视利用他人危困，也可以引用《合同法》第62条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是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公平原则等方式主张法律行为的效力存在瑕疵。若是主观上符合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结果非显失公平，其法律行为便构成欺诈或是胁迫。若是不符合构成，可能会将法律行为的瑕疵归于欺诈、胁迫，所以乘人之危制度的构成要件并非具有区别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归于其他意思表示瑕疵的类型。换言之，与原显失公平相比，乘人之危制度的构成并非具有独立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乘人之危的适用范围完全可以被胁迫取代不无道理。因乘人之危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行为人利用对方的“困境”，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可为胁迫的构成要件所包含。同时冉克平教授认为，由于乘人之危行为人的可归责性较小，以乘人之危为结果要件，会与显失公平、经济胁迫等构成要件重合，如此依然缺乏独立的适用条件。[8]（三）保留显失公平契合大陆法系立法传统如前所述，保留显失公平制度不单考虑到了乘人之危的适用范围较小，不再具有单独适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契合了大陆法系关于显失公平行为的立法逻辑。梁慧星教授建议不采纳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制度分而立之，而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条暴利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规制。由于显失公平（暴利行为）在各国（地区）民法典的规定中大多有上位原则为其基本原则提供法理基础，例如德国民法认为显失公平是有违善良风俗的行为；《法国民法典》规定合同损害即显失公平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我国《合同法》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部分学者认为是以公平原则为基本原则。因此，无论单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来分析，或是从立法体系来看，显失公平于各国（地区）都有法律原则提供法理基础，立法技术亦较为成熟，单设显失公平吸收乘人之危，可以借鉴各国（地区）对于显失公平的规制，在立法模式上更为合理。

四、新显失公平制度合并之进步

（一）构成要件合理化《民法总则》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制度合并后，新的显失公平主要特征为：民事法律行为内容明显不平等，致使对方处于明显的不利的地位。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进行合并，保留重叠部分，增加“缺乏判断能力”，以“困境”与“判断能力”以及“利益超出法律准许的限度”为要件对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妥善解决了原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制度构成要件重叠的问题，同时对于新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化编排，使其逻辑性、合理性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此外，合并乘人之危，也相当于对构成要件的内容重合部分合并同类项，避免显失公平成为具文；合并后显失公平回归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传统，在立法逻辑上更为合理，删除乘人之危并不会造成关于法律行为效力内容架构上的逻辑混乱，反而在具体案件的引用上更具实用性。同时，暴利行为的构成要件与我国新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相似性，也为判断显失公平的构成提供了借鉴。（二）适用范围扩大化取消乘人之危制度并将其合并于显失公平制度当中，以危困状态和判断能力为主观要件，以超出公认利益为客观要件，使得新的显失公平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在裁判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时，主客观要件较之先前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规范，使其在引用方面有更大的适用性。同时，长期以来，由于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在案例判定中的实用性不高，法官在裁定案件时多倾向于引用欺诈、胁迫等相关法律制度，因此在认定显失公平或乘人之危的主客观要件时难免产生分歧，从而导致现行法律制度引用的困难。合并后，适用范围得以精确，通过主客观要件的内容及案件的事实情况予以认定，杜绝了乘人之危与原显失公平适用矛盾之情形，因为在司法实务之中，乘人之危与原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重合性导致案件的裁判多倾向于显失公平，行为的相似性、效力的差异性导致法官对于法律行为的效力判定上亦存有困难。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案例中对于原显失公平亦采取了主客观双重要件说，说明在判断因乘人之危而导致结果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双重要件说已在实践中给予了肯定。（三）判定方式规范化《民法总则》第151条的显失公平制度将主客观要件进行了统一，构成新的显失公平制度需要主客观要件同时满足才可认定构成显失公平，这一方面限定了显失公平法律行为的范畴，将其可适用性进行一定的限制；同时，在判定构成显失公平时，主客观要件规范的合理化，使得在判定法律行为是否符合显失公平而可撤销时，可综合主客观要件进行衡量，在判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失衡时，可以参照德国法认定是否构成暴利行为，即是否存在“不合比例的投入”，此举于司法实践当中更具规范性。（四）新显失公平的创新性虽说合并乘人之危在立法逻辑上回归大陆法系立法传统，但笔者认为，新显失公平绝非承接德国民法暴利行为的立法逻辑架构。传统暴利行为是违反善良风俗之类型，《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将其效力评价为无效，在暴利行为的构成要件上一方利用他人危机、无经验而订立合同的行为称为“背俗行为”，“背俗行为”即违反善良风俗。《民法总则》将显失公平行为归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一类，在效力判定上趋于缓和。多数学者认为，显失公平非现代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结果。以邹海林教授的观点，赋予当事人救济请求权，是凸显意思自治理念；梁慧星教授认为显失公平制度的上位原则应为公平原则，旨在使当事人在市场经济的交易当中受到法律保护。综上而言，传统暴利行为旨在维护善良风俗，而《民法总则》显失公平制度旨在维护市场经济当事人的交易安全，从而归为可撤销法律行为，是基于社会发展与司法实践上进行的规制，是立法上的创新之举。

五、合并后显失公平需厘清的问题

公平观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公平原则;法理学

法律代表着公平，在进行立法、司法、执法时，以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根本准则，体现出法的本质特征，法同样是法律部门存在的根本。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原则的公平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当前人们在公平方面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我国有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经济法中的公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能够在获得更多社会公平的情况下减少对效率的损害，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完美协调，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分析。

一、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法理学依据

公平包含有平等、正义、公正等多个方面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先贤尝试从理性以及永恒的角度解释公平，但是至今对于公平还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解释，人们在公平的理解和探索时，与自身的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尝试总结新的公平观，比如说古希腊法学中的公平观、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公平观、形而上学阶段的公平观等等。不同的思想在公平方面的理解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人们在公平理念方面的追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平既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概念，同样也是一种朦胧的概念，针对公平的不同解释能够实现对当前社会价值观和准则的全面反映，正是因为公平的这种特点，促使思想家持续不断的为之探索和努力。公平是法的根本目的，但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时期，经济体制下，公平观的类型各不相同。虽然在公平方面存在有较多的观点，但是人们在公平的认识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分析公平观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人们在公平观的理解方面受到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公平观方面的主观思考和研究。法律不仅属于一种制度结构，同时还能全方位的反映出当前的人文精神，比如说人们针对未来所展开的一种憧憬和期待。当期所处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平观的具体内容，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论，认为如果可以找到足够优秀的人作为统治者，他甚至可以维护奴隶制。虽然存在有一定的约束条件，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仍抱有肯定态度。人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公平观最开始主张的是平均主义，美国莱斯特•沃德所设想的社会政策能够在整个社会以及国家之间实现机会平等。英国赫伯特•斯宾塞则认为公平观更多的是代表自由。在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将平衡与自由有效结合在一起，第一正义原则，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体系都应有存在有平等权利，第二正义原则，也可以叫做最大最小值原则，为最小受益者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周期性的出现经济危机情况，导致社会秩序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因为实际的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有较大的盲目性特点，同时还存在有一定的滞后性，社会生产无序性与个体生产有序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以及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受到这些矛盾的影响，导致社会效益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当前存在有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利益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前最为流行的法学流派在公平的论点方面日益接近，都专门强调有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有效结合，在公平观的追求方面更加重视社会本位。受到社会本位的影响，新的公平观修订了以往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的个人本位，从这方面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人们在社会合作价值方面的重视度，即使是社会契约，人们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社会契约的签订，更多的是为了借助社会合作，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以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获取和交换。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和效益，就必须要在社会规律前提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这同样属于社会契约中的义务。当然，这些义务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高，对于社会规律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义务的内容也会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部分义务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变化。经济法中的公平观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属于社会本位。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并不仅仅是获取最大的经济成果，还包含有长远经济利益、人文自然环境方面的发展进步等多个方面，这方面的社会效益指的是可以进行公平分配，并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而允许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如果以牺牲少部分人利益为代价去换更多的社会效益，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长远发展以及公共利益。每个人都有追求生活的权利，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少部分人利益为代价，任何人都没有为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自我牺牲的强制义务，在社会成本以及收益的核算方面不能照搬单个主体的成本以及收益核算方法，社会利益的收益很可能有多个收益主体。随着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法学也相应地发展进步，经济法公平原则在个人本位向着社会本文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

二、经济法公平原则内容分析

（一）起点公平。起点公平不仅仅是指相同的起点和机会，在公平观方面，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之间存在有较大的差异性。在传统的民商法中，公平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格平等原则，这种情况下，每个公民的权利都是相同的，有着相同的财富获取机会。在民商法中，只有人们具有相同的起点和机会，才可以借助自身的努力以及能力进行社会竞争，即时竞争的结果各部相同，但同样符合公平性原则。在公平观发展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起点的公平不能仅以相同的机会和起点衡量，受到家庭背景、企业规模、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起点的公平无法在传统公平观下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需要承担起实现起点公平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健全权利义务体系以及差别待遇的方式，最大限度的维护起点公平。经济法实现公平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平等、充分赋权，给予每个市场主体相同竞争的机会和权利义务，保证每一个主体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的竞争权益，这方面要求属于公平的底线，现阶段在这方面还不是十分完善，比如说企业的所有制划分，因为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有不同的差异性，通过所有制立法方式，只能简单的反映出企业的归属，很难全面充分的反应出企业的市场能力。结合企业的实际归属，给予不同的权利义务，以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理论而言，无法体现出公平性原则。另外，在展开对外贸易时，我国的市场主体还没有实现全面赋权，比如说在对外贸易方面，个人当前还并不具备有对外贸易经营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将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以个人名义开展对外贸易，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市场经济公平性方面的矛盾。我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很多经济生活中存在有依靠领导审批的习惯，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过程中，虽然这种习惯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仍存在有一定的问题，还需要重视对市场的规范和完善，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差别对待。在平等赋权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市场主体的实际情况给予针对性的帮助或者限制。针对性的帮助更多的是为了弥补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能够进一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市场机制方面问题的改善和优化，当前市场更多的追求片面的效率，市场竞争规则为弱肉强食。法律代表着正义和公平，在市场竞争方面不能一味的奉行弱肉强食这种野蛮规则，更多的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更好的维护起点公平。在弥补差异的程度方面，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差异的弥补需要调动起不利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其通过努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比如说制定的反垄断法，规定有着经济优势的企业，禁止滥用其优势地位，部分国家甚至将谋求垄断的行为视为违法行为。（二）过程公平。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要有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才可以更好的实现社会效益，市场中一旦没有竞争，将直接失去活力，竞争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因此必须要有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进行保障和约束，一旦有无规则的竞争出现，竞争的秩序和机制非常容易遭到破坏。在经济法公平观中，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性属于一项重要内容，公平可以通过适度竞争的方式保证，一旦有竞争过度或者竞争不足等现象出现，将非常容易影响到社会效益的提高。另外，其他竞争主体的利益还非常容易受到过度竞争方面因素的影响，竞争不足则很难发挥出市场的活力，导致社会的发展进步受到阻碍。比如说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垄断法，都为实现公平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三）结果公平。结果公平指的是公平分享资源成果，保证将每一项社会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公平的分配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经济法中，为了体现出公平观原则，有着起点公平以及过程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方面的要求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平的实现，但是却无法为结果公平提供必要的保证。结合当前阶段的经济法公平原则，必须要将社会之间的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有过大的差距出现，国家应该出面进行干预和协调，矫正利益平衡，最终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公平一方面可以激励主体，为主体效率的提高提供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公平需要保证所有人都满意，提高社会的稳定性。（四）代际公平。经济法中的公平观，不仅要满足当前时期人们在公平方面的需求，同时还不能影响到后代人的需求和发展。经济法中的公平观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还为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比如说《水法》、《土地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都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所制定的法律规定。

三、结语

经济法中的公平观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构公平以及代际公平等多个方面内容，但是当前经济法中的公平观更多的是起点公平以及机会公平方面内容，在未来，经济法中的公平观想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完善，还需要向着结果公平以及代际公平方向去发展，提高其公平性，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孙恬 单位:大连市第八中学

参考文献：

[1]隋可依．试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互利原则的现实必要性．法制博览．2016（2）．

[2]支博．试论国际经济法公平互利原则的必要性．法制与经济．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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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蔷．公平互利原则：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选择——兼与平等互利原则比较．宜宾学院学报．2014（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