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范文10篇

公平范文篇1

内容提要: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起点的公平又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我国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应当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的非合理差异，并且规制竞争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关键，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是核心。

竞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个体或组织体）之间发生的对于同一客体或相关客体的现实争夺或潜在争夺的活动。[1]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是指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基于法律赋予的地位和限定的手段，运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争夺交易机会，追求利润的活动。[2]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经济资源才能合理配置，社会经济也才能够高效发展。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够自发地实现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二者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当前正进行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也正在构建之中。本文拟从保障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公平的实现之角度，对我国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要实现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公平，首先应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竞争的起点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前者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法定权利或资格，后者则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初始状况。只有实现了二者的公平才能够实现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不仅要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且也应当具有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非合理差异的功能。

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达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基本要求。市场中所有的竞争主体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法律地位应当一律平等。市场不承认任何超经济的特权竞争主体的存在，所有的竞争主体均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反之，如果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那么它们就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目的是实现市场竞争中经济机会的公平——使市场对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没有非正常的力量限制某类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类竞争主体实行特别的“优惠”或“歧视”，所有的竞争主体都有权使用属于自己的资源，充分和自由地参与竞争。

相对于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言，如何确保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市场竞争中影响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因素，主要是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而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所决定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所谓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的“资源占有量”，一般来说是不同竞争主体在竞争前活动的一种结果，它是指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所占有的与竞争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质资源[3]和非物质资源[4].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合理性的因素[5]所造成的，那么其就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一合理性的差异应当予以认可。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非合理性的因素[6]所造成的，那么这种差异就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正。

我国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现今仍带有较深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前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首先，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解读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竞争主体具有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致使不同所有制经济并不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民商法也对不同类型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乃至于经济活动方式、财产责任形式等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例如，我国现今仍保留着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体系——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乡村集体所有制、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各有一套立法。近年来，公司法虽然几经修改，在维护不同所有制公司法律地位的平等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规定仍未达到完全一致。由于现行法律制度不能够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的公平，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经济机会的公平。时下市场中存在的各类竞争主体不能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按照市场价格机会均等地取得生产资料，以及按照市场状况自主地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等各种现象，都是经济机会欠公平的表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重构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必须结合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重新审视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7]第二，有必要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宪法，并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立法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以使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8]第三，应当尽快建立保障各类资本流动重组、交叉持股的法律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把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真正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之中。第四，应该着力解决好“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问题，废止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制度体系，重构我国的民商法律制度，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的产权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9]

如前所述，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尤其是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较为明显的。当然，除此之外，城乡之间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例如，由于我国曾经实行“城市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政策，因此我国现今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城乡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存在着较大的“城乡性差异”；而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又曾对东部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所偏好”，所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处于不同经济区域的竞争主体之间的“资源占有量”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地域性差异”，等等。当然，如何矫正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一个从权力经济向竞争经济转变的过程，所以应当把“将非合理的权力因素逐步排斥于市场活动之外”，作为建立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要明确地将矫正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作为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而指引有关的公平竞争的具体法律规则的设计。第三，要完善计划法、产业政策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有关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制度，使之充分发挥矫正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各种“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作用。

二

实现市场中竞争的公平，不仅要实现竞争起点的公平，还要实现竞争过程的公平。要通过规定竞争的方法框架，为市场中竞争的各方都提供胜出的可能性，使竞争行为摆脱无序状态，成为可预期、可信任、有理性的行为。[10]通过法律制度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导致市场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当等情形产生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是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必然要求。

垄断是作为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又是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是自由竞争的一种结果。要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反对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或其利益代表主体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11]垄断行为不仅包括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的行为，也包括代表竞争主体利益的其它主体的行为。例如，市场中各类行业协会，乃至特定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垄断行为有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两种形式。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身。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应该能够有效地抑制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垄断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种异化。它是指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实施的有悖于商业道德并且违法的市场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其它竞争主体（竞争对手）的正当权利，而且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的商业伦理。因此，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还应当同时具有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

我国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12]在我国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该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其执行将会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进一步予以完善，有必要将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设计为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权力机关授权的专门机关”，以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且解决“反垄断机构不能判断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等问题。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经济体制转轨之初，现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修改。该法的修改应当与反垄断法的完善同步进行，以相互衔接共同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该法的修改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有必要将“鼓励竞争主体通过正当竞争行为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作为这一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其次，应当规定一个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以使市场竞争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规制。第三，有必要作出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关归并于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关统一行使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职能，以解决难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以及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13]

三

从公平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形式公平观向实质公平观的演变。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通常是指：市场中所有竞争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社会资源平等地向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所有竞争主体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这一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虽然易于判断且注重效率，但是却忽略了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有可能存在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市场竞争如果仅仅注重形式公平，还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并且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般来说，在承认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前提下，所追求的市场竞争的公平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这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观直面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的现实的非合理差异，相对于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而言，是一种“更加接近于正义的公平观”。而要达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从公平的竞争起点出发，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以最终形成公平的竞争结果”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必须既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又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前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后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市场竞争是通过公平而客观的“市场规则”进行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基于公平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并且排除竞争过程中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才能达到一种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反之，如果仅仅只是外在的竞争起点达到公平，而内在的竞争起点欠公平，或者未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那么所形成的竞争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公平而非实质公平的结果。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结果的公平”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中“结果的平均”。“结果的平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范围内是公平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结果的公平”就是“结果的平均”。那种将二者等同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观点，与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那些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因为“正如过度的自由有损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秩序一样，过度的平等同样也会损伤社会秩序，并会削弱社会活力，降低社会的效率。”[14]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起点不公平，随之所产生的“不公平效应”将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放大，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一“不公平的结果”进而又会在新的一轮竞争中成为新的“不公平的竞争起点”，所以在新一轮的竞争过程之后，还会形成“更加不公平的结果”。诚然，市场中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初始条件的差异”有可能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主体自身的努力而有所缩小，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竞争过程的规则”[15]，从而在竞争过程中也将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因此这种形态的市场竞争“看似公平，实质上却不公平”，不可能达到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总之，从根本上来说，维护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

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与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过程是最生动和最复杂的环节，绝大多数与竞争相关的因素都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并且最直接地影响着竞争结果的形成。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使其为了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而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不仅会使市场处于竞争不足和竞争不当的状态，还会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甚至会从根本上摧毁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因此，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成就的取得就是因为引入了竞争机制、扩大了竞争的范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的重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立法重点在于制定民商法，侧重于保障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传统民商法以个体为本位，贯彻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原则，承认个体公平、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但无法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结果的公平，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16]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贯彻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原则，在原有民商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具有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功能。[17]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必须在继续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经济法，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必要从仅注重民商法的制定，向民商法的制定与经济法的制定并重转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立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两种法律制度功能的互补与衔接，以使二者能够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实现。

[1]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这里所说的竞争的主体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营利性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包括营利性的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3]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4]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竞争主体所拥有的对国家机关权力行使行为的各种“影响力”。

[5]如自然条件的因素、规模性的因素，等等。

[6]如城乡性的因素、区域性的因素，等等。

[7]从宪法解释的层面上来说，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中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又应当是平等的，那么宪法的这一表述就只能解释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不应得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结论。

[8]《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9]现阶段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重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防止市场中产生“权力”和“资本”隐蔽结合的“特殊竞争主体（集团）”。

[10]徐梦秋：《公平竞争的要件与形式》，《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

[11]一般来说，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是指违法的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3]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而产品质量法、价格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又规定，各有关行政机关在其主管的领域或行业内，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14]吴忠民：《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5]这种“竞争过程的规则”也不可能完全由超越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的第三方来决定。

公平范文篇2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尤其是对公平的理解差异甚大。对于是否公平，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判断纠缠不清。中国有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均贫富”文化传统，再加之几十年来以平均主义为分配特征的计划经济，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平问题上常常更强调结果的均等，而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常常并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这种认识倾向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公平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与抽象化。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绝对公平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动态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空谈公平不仅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效率危机与更大的不公。因此，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客观考察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从小农性自然经济的伦理和计划经济的幻想出发来认识目前的公平问题，就只能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情绪性的宣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贯彻的竞争法则，势必将效率置于优先位置上，对任何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它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都和效率密切相关。“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市场经济对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市场经济把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所谓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公平更多是形式与规制的公平。

第三，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结果公平，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无法否定的人类差别（智力、机遇、性格、遭遇等），即使在同样的规则下自由竞争，人们获得平均的结果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必须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干预，才能在结果上实现相对公平。

二、市场扭曲：公平与效率关系病态的基本根源

不论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还是其他财富占有指标，近几年各种研究调查报告都毫无例外地显示，中国目前正遭遇着重大的社会公平危机，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全面分析产生不公的原因，对论者而言往往是挂一漏万的理论冒险。尤其是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导致不公尤其是结果不公的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体制之内的，也有体制之外的，既有可以为大众暂时接受的，也有为大众完全不能认可的。兹略举数条重要之处分述如下：

（一）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差异

尤其是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与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沿海地区势必获得普遍竞争优势。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在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的。因此，因为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被视为大众不能不接受的不公。

（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沿海地带作为经济增长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沿海尤其是经济特区比内地发展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内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牺牲。由此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视为可以理解和暂时接受的不公。但如果这种政策长期化、制度化，不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作相应调整与弥补，这种不公就会逐渐成为无法接受的不公。应该说，这种不公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已经得到一定的程度的缓解。

（三）体制转型过程造成的不公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必须支付改革成本的相当长的过程。在以渐进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特定时期维持双轨制，如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等。这种双轨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带来的震荡，但同时也为各种寻租现象提供条件。少数人可凭借其垄断的希缺经济资源而暴富。倒卖生产资料、土地批文、股市指标先后都成为一些人暴富的秘诀。由此产生的结果不公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若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将使改革失去公正性并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目前公众最无法接受的不公，因为这种不公是源于机会上、规则上的不公。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导致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症结应该是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所致，它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体制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错位和不对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权力、身份来分配。在中国，新体制下的起点不公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公等所导致。这种不平等与官本位、权力调拨、等级身份制和计划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没有完全消解有关。秦晖用“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比较精辟地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前后公平与效率的两个悖论。不公平的伪竞争的实质就是政府广泛介入微观经济过程，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少数企业管理者在特权庇护下的不明不白的暴富。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防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为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制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当政府成为集规则制定者、规则参与者与评判者于一身的职能不清的混合体时，公共权力就会和少数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缠绕在一起，“不公平的伪竞争”就会出现，结果必然是在扭曲的市场体制下，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弱势阶层的不公和被剥夺感日益深刻。

社会不公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对本来就处在不太稳定的转型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政府不应幻想只要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必须明确意识到，我们要推进的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而且要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改革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事实上，牺牲公平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1.如果改革后创造的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就会陷于普遍的贫困中，享受不到改革应有的回报，将使改革失去社会弱势阶层的支持。2.巨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将增加政府调节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难度，影响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变得遥不可及，从而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3.两极化的收入结构也不利于国内市场的良性发育，畸形的市场消费结构必将危及经济的长远发展。4.由于广泛的寻租机会的存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不仅会遭到在计划经济中有其既得利益的旧特权阶层的反抗，还会遇到来自在“权力搅买卖”的寻租环境中有既得利益的新特权阶层的阻碍。这些人力图保持双重体制下不公正的竞争和以权谋私的机会，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反对加快进行彻底的改革，愿意保持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以便继续谋求私利。这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与成本。因此，在中国，我们不仅要关注由基尼系数直接表现出来收入不公平，更应该强调对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起点与规则的公平。因此，解决转型期间社会不公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公平与公正应该既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改革推进的方式和原则。

三、各司其责：建立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体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不可能设想一个从起点到结果完全公平的社会现实，但只要市场机制健全，政府职能清晰，就有可能在机会、规则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果相对均等的社会。在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必须强调的：

（一）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看来，笼统地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确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当社会强势阶层以效率优先的名义，不公平地占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所谓兼顾公平就成为了无意义的后缀。严格地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效率反映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公平则反映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关系，前者是可以用数量来描述的精确的客观现实，后者虽然也可以用基尼系数之类来表达，但是人们在谈论公平时，这一范畴更多是客观现实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混合体。既然如此，简单地认为效率比公平重要或者相反，实际上存在理论和认识逻辑上的风险。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表面上无可争议的成为通论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因为在这种提法背后实际上是效率第一，效率就是一切，公平必须为效率让道。在这种政策思路下，很难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二）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也在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就对转型时期的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普遍的问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误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时是出于发展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或者出于所谓“政绩”考虑，往往并不能准确把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政府直接地广泛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这种越俎代庖虽然在一时可以带来局部发展和效率，但是，政府错位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同时因为政府与企业联系过密，也为各种腐败提供了温床。当司法机构如法院都以“创收”为重要目标时，公平与公正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展经济不应该作为直接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其中，而应该定位于经济活动的服务者。而这种服务的优劣和效率的高低应集中表现在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大小。

一般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使之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主体：第一，通过制定无差别、无歧视的法律法规实现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竞争机会与规则上的公平。从这一要求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谓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歧视性的或特权性的。当我们感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差别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废止那些显失公平的法规和政策，制定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提供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正司法来维持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经济活动过程的公平与公正。最重要的是要严格限定政府的职权，所谓“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应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机构的效率应该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效率，而非企业式的纯粹经济效率或效益。第三，通过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活动结果的相对公平，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平等，过程如何公正，但其结果总是与充满竞争性的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先后胜负之分。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平与公正这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国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在以上三个环节上政府都能有效作为时，社会公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政府而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该成为可以接受的活动原则。

（三）完善市场机制，使现代企业成为实现经济效率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基本细胞，企业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全社会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因此，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这个基本逻辑出发，在企业微观经济活动领域内，当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的活动法则，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逾越法规，企业完全有权限根据企业实际决定本企业内部的分配。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始终要考虑是否公平，其结果往往是公平没有实现，效率也受到损害。就目前中国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比较合格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主体，而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因体制的原因，还在履行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职能，这些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要需要理顺政企关系，主要由政府来覆行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才能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体制。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的攻坚时期，中国最需要的改革资源或许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改革过程的相对公正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能幻想在社会公正被忽略，收入鸿沟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改革还能平稳地推进。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职能。因此，转变思想观念，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让公平和效率各有责任主体，才能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使目前不容乐观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并最终建立起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收稿日期：2002-09-29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公平范文篇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就表明，促进教育公平，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

第一，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教育公平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义务教育基本上已全面普及，比同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高中阶段入学机会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入学机会成倍增加。助学体系基本形成，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资助完成学业。教育收费和办学秩序进一步规范，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总的来看，我国教育公平的成效是显著的。

第二，教育公平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也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虽然我国教育公平的整体状况在不断改善，但目前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义务教育的师资和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小，部分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社会公平环境优化了，教育公平增长空间就会加大；而教育公平程度提高了，社会公平水准也会随之提升。

第三，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牵涉面特别广，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促进教育公平也是这样。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所谓促进教育公平要尽力而为，就是要求我们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通过重点部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等项任务，优化教育结构，不断扩大教育机会，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打下可靠的基础。所谓促进教育公平要量力而行，就是要求我们立足国情、因地制宜，让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推动农村同城镇、中西部同东部的教育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让所有的城乡新增劳动力都能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同时，从各地实际出发，规范教育收费，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拓展教育资源。当然，我们促进教育公平，还要紧紧把握素质教育的主题，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素质，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公平范文篇4

2000年9月偶然去看看学生现在读的政治经济学，想了解其中有什么新内容。让我惊讶地发现，其中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把它列为政治原则。（《政治经济学原理》，主编：李茂文，彭迈）。这观点太大胆，令我震惊。细读该书，却没有见到有关“效率优先”的论证，它只是主编武断地将它作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再问学生：“老师怎样讲？”“老师讲：‘过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没有搞清，现在搞清了──效率优先。效率上去了，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普遍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因此效率优先。’”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极重要的问题。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弄清如何怎样发展经济，治理经济；弄清如何怎样使社会长治久安，使人民幸福生活的大问题。因此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认识错误将会误国害民。然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复杂深奥，难以论证。所以它是经济学一直无法实证，论证不清的一个问题。为此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思索，感觉有所心得，现拿出来与理论爱好者共同求证其关系。

二、问题的难点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界观点多种多样，一种观点：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公平多，效率就差；效率高，公平就差。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并不总是对立和矛盾。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观念，大概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者。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其思想过程和依据其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实践过程中，实行个人收入差别较小的平均分配，形成生产效率降低，经济短缺的事实。另外的人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平均分配是不公平，是假公平，是由于不公平、假公平造成了效率低。认为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的都是假公平。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难点和关键，是认识“公平”，弄清什么是“公平”。

这个问题论证的第二个难点，也是经济学的难点，是人们对实事的认识不一致。人的利益差别形成立场观念差别，形成人们对事实解说不一致，对事实不认同。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同一事实的解说往往很矛盾。历史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事实要靠人来解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解说不一致，真理确立就困难了。如有些人把“”实行的“大锅饭”制度解说成公平。另些人把“大锅饭”解说成假公平不公平。前者论证公平与效率对立，公平使效率降低。后者认为不公平导致效率降低，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有公平才会有经济发展。又如，左派理论家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说成不公平，由于西方生产效率高，经济发展快，以此论证并很容易征服人们，使之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这是许多中国人认为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的第二个思想过程和依据。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实证，及经济理论的实证，读者要注意立论者对事实解说是否对，是否“真”。目前在社会经济知识领域，由于经济学不成熟，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缺乏科学的正确的认知，加上人的立场观念干扰，我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历史“知识”——对事实的解说，存在大量的错误的解说。例如有人将美国及西方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解说成市场经济模式，来论证市场经济模式──由“看不见的手”管理的经济模式是高效率的。本人则赞同萨谬尔森的解说，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是混合经济制度，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由“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管理的经济模式。由此批驳市场经济制度是公平高效的观点。又例如马克思划分五种社会制度，得到人们广泛认同，但马克思却没有给出划分社会制度的依据，其后继者给出的是似是而非的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人们认识和解说社会制度时存在较大的错误。如把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制度错误地解说成封建社会制度，否认中国两千年社会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模式。

因而探讨、实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之前，应提醒理论爱好者注意，别被立论者用“事实”给蒙骗了。

三、公平的三个方面和论争

什么是“公平”呢？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它至今都没有大家认同的概念和标准。关于什么是公平，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论争，归结起来应有三个方面：规则的公平，资本的公平，结果的公平。规则是指人们参加经济活动（游戏）的规则，规则公平是指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在权利方面是否平等。经济规则公平主要体现：①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其它生产者强制和奴役，自主决定是独立生产劳动或与别人结合生产劳动或休息。②机会平等。每一个劳动者都有选择其它劳动者从事的生产项目的权利，任何劳动者没有垄断独占一项生产项目的权利，劳动者之间自由平等竞争。③劳动者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在交换商品、劳务时是平等的。在交换与否，交换价格方面不受强制。规则公平是体现公平的重要和主要方面。因而实行规则公平的社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这种经济制度的典型。由于它在许多时候体现公平，所以它在许多时候是高效率的社会。资本是指生产经营者拥有的土地、资金等资源，能力和受知识教育训练等方面，资本的不公平是指这方面的差别、不平等。

代表无产者、贫穷者的左派学者，论述资本的不平等是造成结果的不公平的根源，是产生社会问题──贫穷、犯罪、社会战乱的根源。社会应实行资本的公平──共产主义，实行结果的公平──平均分配生活资料。代表既得利益者、资产者的右派学者认为：结果的不平等是调动刺激生产者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有效率的生产。他们强调规则的公平，认为只要是在公平的经济规则──自由平等的竞争规则，社会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就会出现物质财富丰富。馅饼做大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整体提高。认为市场经济模式是保证自由平等的最好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总是破坏规则公平，压抑生产者积极性，并且在改变分配结果方面是无效的。认为对收入再分配将牺牲效率，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最终得到的是效率下降和不公。

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由于左右两派对事实的错误解说，普遍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由于新中国初期二十多年的社会制度探索的经验和教训，普遍对结果的公平持否定态度，学理上持右派观点。

四、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将中国农村实行的“大锅饭”制度、“工分”制度和“承包责任制”制度相比较。我想许多人根据自己判断会认为“大锅饭”制度公平差、效率低，“承包责任制”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工分”制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处于它们中间。我们再比较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想多数人也会与我一样，认为封建制度公平差、效率低，资本主义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如果我们能这样认同这些事实，这样解说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公平与效率是不矛盾的，公平与效率是相对应的，越公平效率越高。

2、当今社会各国的经济制度，一般来讲，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这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各方力量抗争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较多合理性、公平性。过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诱导错误的观念：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一般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保证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由此可以说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公平带来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较差，经济就会正常运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产效率，生产的物质财富就丰富了。

3、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台、战乱。

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而且当许多人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有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论不公平，还要从公平的三个方面说起。说“大锅饭”制度，平均主义是假公平，是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就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大锅饭”制度是仅用结果的公平──假的公平，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出力情况，劳动实际效果的差别的不公平对待。人们认为这样分配社会财富是不公平的。由此（还有其它方面原因）人们劳动不积极，采取消极抵抗，不注重实效。因此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形成社会物质财富极端贫乏，经济崩溃，人们无法生存。右派学者颂扬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也不总是公平的，它会演变成不公平、假公平。由此会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下、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战乱、政府垮台。说明它需要进一步认识公平。

五、公平（经济制度）的演变

右派学者颂扬的所谓市场经济、法制经济，是说建立形成一套经济规则，这套规则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规则确定各种生产劳动者是平等的，人们都可以自由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从事任何生产项目，政府与法律不限制任何人从生产劳动；各种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交换商品、劳务时自由平等决定。并论说人们趋向高利润行业，追求高工资岗位，脱离低回报行业，供求规律就会使报酬利润平均化，就会形成均衡（这是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论说）。毫无疑问经济规则的公平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它像所有的游戏规则一样，失去规则公平，游戏就没法进行。经济游戏规则不公平，人们经济活动就难进行，经济生产就会崩溃。但仅仅规则公平是不行的，大多情况下，规则公平显现公平，而在有些时候，规则公平则无法显示公平，它完全失效，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进行。如每个人都拥有相差不多的物质资本，金钱、土地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多劳动可以获得较多的物质财富，规则公平显现公平——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极大地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而在人们占有生产资料资源差别越来越大时，当土地、货币等资源逐渐发展变成为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这时土地、货币等资源需求的人很多，需求很强烈。如果此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掌握资源的富人自然利用其经济优势，提高资源的价格（土地的租金，贷款的利率），而众多穷人为获得生产资源，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争取，至到勉强维持生命的限度。这时土地的价格，地租达到土地收成40％以上，贷款利率达到年利率50％以上。这样就形成社会创造的财富被少数富人占有，少数人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广大劳动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种状况勤奋工作得不到温饱，勤奋工作一无所获。完全达不到实行规则公平的目的──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这种状况，规则公平就失去了公平，演化成假公平、不公平。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就会对劳动失去信心，就要不劳而获，为生存去偷去抢去拐去骗。这样正常的经济秩序就被破坏，盗匪遍地，社会陷入混乱。当贫穷的生产者发展形成武装集团后，社会将形成内战。如果统治者不知怎样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时，政府垮台势在难免。在社会混乱过程中，战争和烧杀抢掠使社会资源分散。考察历史，仅仅在规则公平的经济制度下，资源从分散到集中的周期大约60年。也就是说，它从体现公平到不公平的周期约60年，约60年出现一次严重的经济灾难。严重的将导致战乱、改朝换代。这种状态，在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独主（君主）资本主制度这两种制度下表现差别很大。独主（君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里往往表现暴力革命、战争、改朝换代。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公平与效率，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认识不到，认识错误将会误国害民。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中人们认识不清的问题。人们认识不清，就不知道怎样解决经济问题。历史上许多国家经济不断恶化，人民饥寒交迫，受苦受难，而执政者不知怎样解决，最终导致国破人亡。理论家李茂文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说是错误的，是误国害民之说。所谓的论据：“物质丰富了，馅饼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它看似有道理，其实纯粹是想当然。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历来得到的结果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六、公平的相对性与经济制度循环演变

在承认了“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后，人们就会追问：到底什么是公平？哪种经济制度是公平的？我们好实行。

在经过分析现实社会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世上有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有许多种，但却不存在哪一种是永恒和绝对的公平制度。也就是说公平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几年～几十年），没有哪种经济制度能保持长久的公平性。一种公平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是公平的，过几年几十年它就会演变出不公平。人们要使社会长久公平，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就要经常调整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关于这个结论，前面讲述规则公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渐由公平演变成为假公平不公平，已经论述说明它了。下面再通过对中国社会制度实践探索的过程的叙述，来进一步说明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实现工商业公有化。职工不再为资本家干活，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平均分配收入，职工没有压抑，没有失业拿不到工资而挨饿的忧虑和危险，职工心满意足，人们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提高。既公平又高效，多好！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都分配一样多。这样有些人少干点，做样子，只要别犯错。人们获取更大的收益目标，变成别犯错，要求更多的空闲时间。上层政府官员，中层企业厂长、经理，下层工人都有这种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效率下降，社会财富不足。人们普遍不满，社会从上到下发出“大干快上”的呼声。但具体每个人的行动准则，却是“一慢、二看、三通过。”这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思想必然产生。设计新的生产关系、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发奖金，搞“物质刺激”。生产关系、分配制度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又好啦！但随后，人们把劳动拿奖金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过去5元、10元能刺激满足，几个月后5元、10元感到是应该得的当做工资，20～30元才能刺激满足，再后来50～80，甚至更高，才能满足。奖金涉及荣誉，涉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多拿奖金，名利双收。人与人相比，单位与单位相比，都要多拿。如果比别人，比其它生产单位少，就产生不满。形成奖金互相攀比、攀升现象。奖金不再能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反而影响生产积极性。至到奖金攀升超过企业收入，财政收入，承受能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当奖金攀升超过企业收入，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时，就要限制奖金攀升。设计实行政府与企业经济分家，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当实行这种经济制度时，计划体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为改变这种状况，取消对生产经营范围的限制，取消对“人才”流动的限制，实行生产者自由自主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又演变成规则公平的经济制度。

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探索的论述，和对资产主义经济制度演变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下列结纶：1、公平的经济制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2、每一种所谓的公平的经济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都将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不能简单地认为哪种经济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所谓的公平经济制度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经济制度；3、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的经济制度，新的经济制度又会产生新的不同的问题；4、人们为克服人性“恶”而设计实行的经济制度，成循环演变趋势。

七、公平高效与政体的关系

所谓的政体是指众主（民主）政体和独主（君主）政体这两种政体。与政体的关系是说，这两种不同的政体将形成公平与效率的差异表现。所谓众主政体是代表各方利益的精英能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制度，独主政体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利益集团的人掌管社会权利的政治制度。“民”下层民众，从来也无法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权利，说民主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民主与君主两词区别在民与君，词与意相离，与实际难以相符合，易形成错误理解，故改用众主与独主两词。

前文所说社会经济制度会逐渐演变，变为不公平，会发生周期性战乱、人民受苦受难状态；人们为克服人性“恶”而实行的经济制度循环演变，是指人们缺乏科学知织，缺乏政治艺术时，任其自然演化形成的。考察历史和现实社会会发现，人们通过调整经济制度，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恶化，可以避免这种社会混乱、战乱。例如中国清朝政府统治中国的270年（从1646年算起，1646～1917年）在这期间经历4次经济不公平－－经济恶化时期（约60年一个周期）。这4次中，只有第一次通过调整经济制度，使社会避免了战乱。后三次分别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乱。1794至1804年间，石柳邓起义－－白莲教起义。1851年至1868年间，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1917年，清政府垮台，由此在中国形成军阀混战——人民革命时期，这种状态直到1949年结束。第一次经济不公平－－经济恶化状况是在雍正皇帝主持下，通过调整经济制度解决了。在调整之前，社会实行的是人丁税赋，无论收入多少，缴纳同样多的税。富人只缴占收入微小的税，穷人缴占收入很大部分的税。这样，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在官撩地主阶级手中，广大穷人缴不起税。这就造成清政府收入锐减，使得政府无力履行自己的主要三项职责－－救灾，整修水利和维护社会安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经济趋于进一步恶化趋势。雍正皇帝为改变这种状况，在1724年开始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他对不公平的经济制度进行改变。1、实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改变平均税赋为按照拥有生产资源－－土地多少来缴税。2、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也就是过去只有穷人负担的劳役，改变为每个人都要负担。由于新的经济政策不利于（表面不利、实质有利）官僚资产阶级，遭到官僚资产阶级反对抵制。为推行其经济政策，打击抵制其政策的官僚，实行惩治腐败。对抵制改革、弄虚作假严加惩处。雍正皇帝实行的新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保证了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救灾，平叛，整修水利。改变了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趋势。这次经济制度调整，使经济又能正常运行，社会又获得安全，使清王朝多延续60来年。

这种周期性在独主（君主）政治制度下表现明显，表现强烈（中国清王朝是独主（君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周期性表现不强，不明显。究其原因，应该是众主（民主）政治体制中，参与政治经济管理的各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能经常合理调整经济制度，使社会处于公平高效状态。使不公平状态，贫富严重分化状态不易出现。众主（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只在形成初期，出现一次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大混乱。这就是欧州建立起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约在1789年，普遍实行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经过约60年，社会经济处于不公平，于1848年，爆发了席卷欧州的大革命。自那以后，这种状况就没有再出现。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平安渡过。也就是说在众主资本主义制度下，仍会逐渐演化形成不公平，形成经济危机，但可以避免更严重的社会状态－－战乱。

从政治经济史的认识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众主政体在制定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方面，能听取和体现各种利益的人的意见。因而制定实施的政策制度公平合理性较高，因而能使社会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正确运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制度，可以使社会经济长久地正常高效的运行，使社会长治久安。

八、现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了，从时间周期分析，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将进入危险时段。考察当今各国经济状况，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众主程度差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经显示出危险的症兆，出现游击队和暴乱。众主（民主）程度高的欧州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则看不到危险的迹象。

苏联和东欧执政党（共产党）在社会不断演化，经济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形成低效率情况下，死守教条，不敢也不知如何改变它，最终倒台。苏联、南斯拉夫崩溃、分裂。前苏联地区各国、东欧各国在经历了经济崩溃政治经济制度变革后，将进入经济持续良性快速发展阶段。

南美、非洲、西亚国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国，经济制度形势周期与亚欧参战国不同。由于哪里的国家众主（民主）程度差，因而早些年就经常有国家爆发内战、军事政变。这种情况将会不时在那里的国家出现。

美国自里根总统实行较右的政策以来，目前美国社会财富集中程度接近3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程度（1%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总额的百分比。这一数据已接近。由于信用消费、分期付款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对财富实际占有的影响，将影响这一数据反映的真实客观必然性）。据此，有人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制度已经接近不公平，经济形势接近危机。本人认为美国经济制度尚未接近不公平，反映经济制度不公平的数据，资本价格较低（贷款利率，土地地租等）。与不公平社会状态数据相差较多。据此本人认为美国只可能出现一次较小的经济危机（与社会混乱相比较而言）。美国是世界上超级经济大国，如果美国社会形成严重不公平––经济恶化状态，不仅对美国社会形成伤害，而且对世界形成伤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解决的如何，它将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二十一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大势进入危险时段，可能由经济恶化导致社会混乱，这点应该提醒人们注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公平范文篇5

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适用问题;分析完善

一、“公平”的概念和法律含义

(一)“公平”的概念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孕育和创造了最早的有关公平原则的观念与理念。正如前人们所说的那样，至今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现代宪政理念，如有关公平正义、尊重宪法、崇尚法律的思想，最早都发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其与城邦国家各种相关制度的考虑或思考。对于公平一词的解读存在多种看法，但从本质上讲，公平的理念本为人们道德思想的基本规范，评判其是非的标准应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公认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为原点，依据对事实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合理与正直的判断。

(二)“公平”的法律含义

以上对公平概念的阐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平的含义提供了许多启示，可是尚未从法律内涵上对公平的本质含义进行界定。笔者认为，从民法角度上诠释公平的法律含义，主要应强调的是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就权利与义务、获益与责任的合乎规则与理念的分担或分配。这种分担或分配在法律意义上的结果与其客观行为相对等，并能够在社会大众或在当事人之间获得认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已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了公平原则是我国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由此，本文所论述的公平原则是指，民事活动所应遵守的上述公平观念。该原则体现了民法的性质、特征、任务及目的。

二、确立公平原则的意义和依据

(一)确立公平原则的意义

依据效益优先应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居于重要甚至首要位置的价值观，进而推导出效率优先主导的现代法精神价值观念。这一些思想观念把法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置于同一框架下，把制定法律规则的目的与实施经济活动的目的互相混同，该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从区分立法活动与经济活动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角度分析得出更为理性的认识应该是，效益与效率所要求的内容并不必然包含公平，反而可能会制造不公平。环顾世界各国与民事立法相关的规定，公平原则向来就是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或准则，对民事法律的其他原则及具体法律条款产生积极的、纲领性的、指导性的影响。

(二)确立公平原则的依据

公平原则作为民事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的动因，具有其十分复杂的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具体主要包括:第一，崇尚公平原则的理念基础是民法理论中特有的要求对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与人们思想意志、决定要由本人自愿作出;第二，崇尚公平原则的主体依据是民法适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第三，崇尚公平原则的规范依据是民法规范体现并强调社会道德和伦理。

三、实践中适用公平原则遇到的问题、不足与完善

(一)适用公平原则遇到的问题

在具体案例中适用公平原则通常以公平责任原则的归责方式体现。如，老翁杜某在某河塘水库旁放养家禽时不幸在深水坑中溺水身亡，因其死亡时所在的河塘水库不属于公共场所，故该河塘水库管理方无法律义务对水坑必须实施安全警示防护措施，故河塘水库管理方不存在过失。遂死者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河塘水库管理方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关于该案的处理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杜某的死亡系意外事件，但从实际造成当事人死亡的损害结果上其对死者家属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应依据公平原则分担责任，故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杜某实施冒险在水库旁赶鸭的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但其出于疏忽大意或轻信能够避免，而执意为之，据此可认定受害人杜某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公平原则的适用条件也就无法成立，本案应排除公平原则的适用，所以被告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两种观点及其理由似乎都有道理，此时公平原则的准确适用就会遇到挑战。

(二)问题中反映出的不足与完善

依据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公平原则的适用有其特殊的法律价值，其可弥补适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但是，公平原则又确实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容易导致滥用公平原则的现象发生。因此，笔者探索采取具体措施对公平原则的适用加以限制:一是在立法上，如在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重视以列举的方式尽可能详细的归纳出适用公平原则的条件或情况，便于统一适用;二是在司法上，规范法院和法官自由裁量权力，凡是涉及死亡补偿、社会影响重大、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等案件需要适用公平原则进行责任分担的，建议案件应由受理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决定。综上，笔者对于前述各项限制措施的设想最终目的在于期待发挥公平原则独特价值、加强适用性并克服其弊端。

作者:余佳乐 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公平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小康社会公平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公平”一词鲜有被直接提及。然而,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对邓小平这样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政治领袖和拥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不渗透着“公平”的思想痕迹。同时,必须看到,人们对公平的追求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公平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统一。邓小平深谙此理,他在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设计“小康”道路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平思想体系。因此,研究邓小平的公平思想,应该置于其“小康”的视野之下。

1、邓小平小康与公平思想的内涵

小康一词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最早见于史册是在《诗经·大雅·民劳》篇中,“民亦劳止,吃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到近代,康有为的“小康一大同”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劳动大众的眼里,小康仅仅是“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这样一种温饱的经济生活状态。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结合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将“小康”这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理解的“小康”已经超越了过去中国民众心中的经济常态意义,而成为一个涵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公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广义角度讲,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情合理公正平等地待人处事的品质和原则。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在经济上说,公平是在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对市场经济中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评价,反映了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之外再分配的过程中,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人的分配公平在政治上说,公平是指政治主体享有平等的各种政治权利,如平等的人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参政议政权等在社会这个层面,公平是指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地享用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源与发展成果,实现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

邓小平小康社会的阐述与描述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相对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小康社会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其最基本的保障与基础,而最内核的还是公平问题。二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结合点,从小康社会的大视野下审视邓小平的公平思想,一方面能够更加清晰地理清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脉络,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公平的内涵与外延,突出了公平在小康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

2、邓小平小康理论的基本要义与经济公平

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最基本要义即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要求和前提。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公平的重要前提,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逐步实现经济公平,明确了经济发展与公平的互促关系。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标志之一。但传统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公平更多地是趋向于平均主义,在发展生产的效率机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平等机制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并没有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优先选择平均,而不是优先以提高效率为主。这就导致我们更多地是从臆想的社会形态出发,以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代替了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社会进步的公平机制之间的平衡关系,导致社会发展动力缺失,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了这一弊端,他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他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激发人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同志强调“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即可见,中国步入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首要是经济总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又必然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有了深刻揭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第一是关于生产力问题,第二是关于公平问题。其核心思想在于公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与共同富裕是目标,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是生产力的发展与公平的统一。

分配上的公平是人们用于衡量和评价某种社会制度和政策优越与否的一个重要标杆。实现小康社会,首先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大背景下的小康社会。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原则是对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确认,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任务和权利的科学而公平的评估。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殊贡献的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按劳分配制度的制定与实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了劳动者的收入与其所投入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比例关系,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公平分配,从而提供了整个小康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

3、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公平

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内容涵盖颇丰,既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公民政治权利层面的,也有政治运行机制方面的内容。在其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中,政治公平一直贯穿其中。他在分析中国过去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传统较少的历史条件以及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以“人权”为核心,以人民民主为路径,以法律、制度为保障和框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公平体系。

通俗地讲,人权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东西方皆同。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人权观念更多的是着眼于个体的人,而邓小平理解的“人权”,主要是从社会中人的整体出发,其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的人民群众。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旨归的人权观,有效地实现了个体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公平的基础。为了实现人民的权利,邓小平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深刻地揭示出民主的重要性,它不但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的目标,“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为此,他注重发挥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公平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民主权利、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等各个要素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既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找到了突破口,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和重要保障,有利于人民享受到公平、切实的政治权利。

邓小平一直强调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同时,他坚决反对搞特权,反对腐败,这是其政治公平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特权、腐败,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公平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他高度重视社会上尤其是党内的特权、腐败现象,并提出从思想和制度上加以解决的系统措施。

4、邓小平小康理论的终极目标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检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其具有普世性与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小康社会应是整个社会更加协调,综合力量日益显现的社会。年月,邓小平南下江苏等地考察,回京之后,他以苏州为例,描绘了达到小康目标的社会状况,他说“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附从邓小平同志所描绘的小康社会的概貌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些小康社会的特征与目标是以群体作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普遍地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这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小康。社会公平,贯穿于小康的目标体系之中。对此,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比如在教育问题上,他把“教育能够搞上去”作为我国经济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根据,把教育发展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即刀再比如邓小平不仅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还不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小康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脚。邓小平“两手抓”的方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关心。

结束语

中国小康社会已经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如期实现,但是这个小康社会还是不全面的、不协调的、不完整的。邓小平晚年流露出来的对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担心说明,当时的社会公平状况与邓小平的预想有一定出入,或者说至少出现了这种苗头。尽管如此,就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将公平与实现小康社会统一起来的思路,以及他对公平设计的内容本身而言,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天,我们在反思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分配不公现象时,理应更多地回到邓小平那里。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小康社会视野下的公平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公平范文篇7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向人们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只有社会公平、人与人，人与社会各方面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持续发展。自古至今，人类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公平的理解与思索、对和谐的憧憬与追求，但都不具体，不现实，只是表达了一种人们对公平与和谐生活向往和渴望的心情。《左传·襄》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老子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优以及人之幼”的传统道德规范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直到党的十六大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才使和谐的概念明朗化，和谐的特征具体化。同志指出：“要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员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公平决定着和谐，和谐体现着公平，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和谐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同样如此，要构建和谐公司，必须把公平当作和谐的重要特征。

构建和谐公司，构建是途径，公平是特征，和谐是目的。要构建和谐公司就必须紧紧围绕公平是和谐公司的重要特征，按照我们公司提出的“做人、尽职、争一流”的核心理念，抓住用人、用钱上的公开这两个关键点，从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规则公平这三个方面进行构建，把我们的公司构建成一个协调、和顺、融洽、无矛盾冲突、无相互抵触之意的和谐公司。

机会公平是构建和谐公司的前提。

机会公平意味着承认并保证社会中每个人的参与机会均等。机会公平是最大的公平。诗人云：江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说的是情景，道出的却是和谐的缘由。百姓说：一碗水端平了，就不会旁溢斜出。说的是常识，道出的却是和谐的真谛。我们要构建和谐公司，就必须在全公司范围内营造出一种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氛围，否则，谈和谐，谈公平只能是一句空话、大话和假话。机会公平首先是表现在用人上的公平，也就是说每一位员工在岗位竞争、提拔重用上的机会是公平的。用人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公司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用人上必须从公司事业的需要出发，任人唯贤，不论门第，不唯资力，不唯学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用人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更需要具有竞争精神的人才。“物竞天泽，适者生存。”所以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凭政绩论德才，凭政绩用干部。用人上的公平还必须发扬民主，公开推荐，公开监督。鼓励人才参与竞争，变“相马”为“赛马”，加快人才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进程。江苏省取消公务员报考中的户口性质限制，不论城乡户口一律可以报考公务员岗位。实施新规定以来，共有250名农村各类人才通过考试顺利进入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务人员。江苏省的做法，彰显了对不分“等级”、“类别”的人、全体公民的尊重，实现了早该实现的公平原则，此一善举，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意义深远。我们公司在用人上，也应该向江苏省学习，不论是正式工，还是合同工；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单位，我们看的是能力，看的不是关系。只有是人才，即使没有关系，我们也要用；关系再硬，面子再大，但没有能力，我们就一个也不用。机会公平其次是表现在员工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上的公平。员工是公司的主人，参与公司民主管理是每一个员工的基本权利。尤其是我们在制定公司的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以及重大项目投资时都应该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这样做，不会有坏处，只会有好出。不但可以保证我们的制度更加科学、方案更加可行公司更加和谐，而且还能让职工充分感受到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荣誉感，从而增强职工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促进公司发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在全公司范围内大力倡导民主管理之风，形成一种“民主管理，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机会公平，还应该表现在员工参加公司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上的公平。我们公司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应该从公司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员工的意愿、形象的树立、品牌的创建出发，最好是能给每一位员工都提供一次参与的机会，使员工与员工通过参加活动增进友谊、增强了解、相互学习、团结协作、共同提高、全面发展、融洽相处、共建和谐。

分配公平是构建和谐公司的目标。

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公平首先体现在分配上，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分配公平是指社会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是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适应的。现在，人们通常以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为评判公平程度的直接依据。要真正实现分配上的公平，就必须在思想上解决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问题，即：公平等于平等。假如我们公司不论职位高低，责任大小，贡献多少、成绩好坏，每一个员工月底的报酬一样多，年底的奖金一样多，这样就会使干得多、干得好、贡献大的员工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理；干得少、干不好，贡献小的员工产生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长此以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必然减退、竞争力必然减弱、员工就会不思进取，缺乏动力，尽不到职责；公司定死气沉沉，缺少活力，得不到发展，这种分配上的平等，反而会让大家感到不公平，不和谐。我们在分配上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首先就必须减小员工付出与分配之间的差距。不能让员工的付出大于分配，也不能让员工的付出小于分配，而应是让付出等于分配，建立一种职位与分配、责任与分配、成绩与分配、贡献与分配相对平衡的公平的分配制度，这样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分配。其次，分配公平还应该表现在“尽职”上。用岗位职责这把尺子对待所有的员工，没有一个员工例外，这便是公平。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有没有尽到职责，用岗位职责这把尺子来衡量，这就是公平。否则，就是不公平。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对尽职的考核力度，把重点放在对因工作态度不完成或者因工作能力不能完成自己岗位职责员工的处罚上，以奖罚分明表现分配公平。三是分配公平更应该体现在“争一流”上。我们每年年底都对评选出来的先进工作者、先进班组、先进班组长、十佳收费员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物质奖励；同时对落后的单位进行处罚，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先进和落后形成明显的对比，让先进受到别人尊重，得到物质奖励，再接再厉，再创辉煌；让落后者感受到压力，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奋力争先，迎头赶上，形成一种“人人争一流，人人创一流”的和谐环境。

规则公平是构建和谐公司的手段

公平范文篇8

首先有必要对题目中的“司法的视角”作一下解释。

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法院审判活动的范畴，指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法律活动。[2]（P26）所以从广义上讲，司法实际涵盖了司法制度、司法活动及其相关的内容。司法制度，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确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司法权、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的全部规范，换句话说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既定的法律规则”。司法活动则是司法机关按照国家程序法规定所进行的全部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法院的诉讼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及法律监督的各项职能，国家各级监狱依法监管罪犯的全部行刑活动等。

狭义的司法是以审判为主要内容的法院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制度规范，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司法。

审判不是司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不论怎么讲，却都是司法的核心，“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前提，运用其特有的解纷原理，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为基本职能。”[2]（P4）而本文所谓的“司法的视角”也正是取这一种狭义的理解，始终强调一点——以审判为核心。

第二章正义概念的发展和司法中的正义

第一节正义的概念

在我国，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

然而，正义一词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法文化的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jusejustum）的关系问题，故而正义成为法学家们永久的话题。正义的理论是关于正义是什么，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如何决定它的地位，决定这种标准的要求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

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毕达哥拉斯发展了正义是平等的思想。

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P31)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11](P148)

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22]（P216）

乌尔比安说：“正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总体来讲，尽管柏拉图讲到国家、亚里士多德讲到公共利益，但是正义的范围限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人，不可能遍及社会全体成员。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多限于个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从个人扩大到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

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导致了如下态度：在正义的名义下，自由应是最大限度的，而限制应是最小限度的。

20世纪初，社会法学的耶林和狄骥抛弃了正义的直觉概念，分别在对个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与保证中和社会团结中发展了正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著名的社会法学代表人物庞德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3](P73)

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4](P238)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10]

大致看来，“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的确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它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具有永恒性。但是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涉及价值判断，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更要受到学者阶级地位的制约，所以就象“变幻无常的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及极不相同的面貌。”[4](P240)即使资产阶级法学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凯尔森所言：实际上用来作为正义标准的规范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某一事物是否正义只是以认为存在适当正义规范的人而定。这一规范也只是为了那些由于这一或那一理由，对该规范所定的事物抱有希望的人才存在的。[18](P49)就因为此，自然法学派的正义遭到了不少批判。许

多法理学家或学派因各种不一的原由，根本否定这种探讨的可能性、适当性或必要性。凯尔森甚至讥之为“是一个典型的幻想，是为了使主观利益加以客观化”。[18](P49)

在谈到正义时，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契约，其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7](P339）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6](P539)他们都侧重于从经济特别是阶级结构的的角度对正义进行解释，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

但是，我们肯定正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必然地排斥其科学性、客观性。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具有客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容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这不表明他们否认正义在特定社会的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阶级社会的正义，就盲目地否定我们今天追求社会主义正义的合理性。

正义的理论内核是不变的：法与正义相同一。正义与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在古往今来的各种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此，几千年来西方人不断的追求正义与法的完美统一，终于在资本主义实现了法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成果和经验不容我们忽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的复兴。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9世纪因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自然法思想几近销声匿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人权造成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实证主义哲学，并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理想的莫大关注和兴趣。以此为契机，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再者，人们在“由法学方法论、法律诠释学的反省思索中，益加发现法官断案仍难以凭借完全免除价值判断的条文操作而便可推导出结果。况且，如果法律体系本身是邪恶不义的，则一个‘合法’、基于此法律体系内在结构本身可被称为‘正确’的判决，却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上正确’的判决，则亦未能实现法律之终极目的。”[8]且“今日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大行其道，被视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及甚至以往只在反映“‘力’的国际法之中，确立民族自决权、非战、否认征服及在威胁下定约的合法性……，则今日法律，显然并无‘不管道德了’、‘离道德越来越远’的迹象，反而更具道德的自觉。”[8]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义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经对西方精神文明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常常以建设有中国特色为由不加区分地拒绝和排斥。正义，也长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观念不被接受。然而可喜的是，正义原则作为法律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逐渐为我国认识到并应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首次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正义，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充实。

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正义作出科学的定义。杨一平博士这样定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而所得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2](P20)这无疑揭示了正义的本质，是较为科学的定义。但是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正义的内涵又不仅于此，它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因为和下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在此暂不作出界定。第二节司法视角下的正义

在对正义、公正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不论是辞典还是学者们多将公正和正义、公平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为共识。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等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等于，三者之间又有些许差别。下文就将以此为论述重点，着力凸显这种差别。

这里不免要借鉴他人的观点，杨一平博士在博士论文《司法正义论》中作了如下阐释：“公平可能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在法律面前或者纠纷中的诉讼两造在审判（或仲裁）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公正更多地强调法官的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在由两造当事人与居间者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公平观念侧重于对两造权利享有与维护的考察，公正则侧重于对居间者行为公允而无私的要求；公平强调实体正义和实质正义，公正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平等，既包括案内平等，即两造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也包括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它意味着居间者既要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又要排除外界的任何压力，还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2](P13)

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公正是对裁判者（居间者）的要求，强调形式；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强调实质。[14]由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司法的视角下，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

以下将讨论司法的“特有的解纷原理”，也就是公正和公平的较为具体的规则。它们相对于公正和公平是具体的，相对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却仍具有抽象性，需要从程序到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和完善，而且它们也应当成为改革和完善所遵循的原则。

鉴于本文的主旨之一在于凸显公正和公平的差别，下面的论述就把二者分别开来。

第三章司法视角下的公正

第一节公正是对裁判者和程序的要求

“公正（Impartiality）,公平的一个方面，普遍认为是法官和执法官所应有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诉讼两造，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仲裁人的偏袒将构成撤销其裁判的正当理由。”[9](P498)这是通过辞典反映的人们对公正的最普遍的理解。可以看出公正和公平并不完全同义，法官和公正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法官是公正强调的重点。

需要指出，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极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相对而言，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因此，笔者有必要先把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力图避免将二者混淆。

公正首次以正式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被承认是在十五大报告中，“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十五大后，我国法院系统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围绕司法公正展开的，即着重强调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的公正。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最高法院1999年10月20日）指出：“从1999年起至2003年，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必须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

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法官队伍；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等改革进行积极探索，为实现人民法院改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颁布《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日期:19980826、《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日期:19980907）、《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工作条例》（日期:199809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日期:19981224）等文件。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改革的内容包括审判公开、审判制度改革、对审判的监督、审判队伍建设和司法管理几个方面，其对象直指司法人员和司法程序。

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到“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表面上看，似乎只出现了公正司法的字眼，公正的范围仅限于司法活动，即提出公正司法。但是，如果结合“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理解，不难看出，“制度”就是以法律为主的各种行为规范，它仍然表达出了对司法制度的公正要求。也就是说，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不是公正司法，而是意义更广的司法公正。

第二节裁判者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作为居间裁判者的公正，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司法的首要原则几乎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它后来经过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授权，于1983年6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2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根据该规则，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包括：一、法官的实质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其职权时，除受法律极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第一条第三项）；二、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和任期应有适当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第一条第二项）；三、整体的独立，指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应与行政机关保持集体的独立（第二条）；四、内部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职能制作司法裁判方面应独立于其同事及上级法院的法官。

司法独立实际上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对此也给予较多的关注，积极地论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它应该当然地成为我国司法的一项原则。[23]但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限度是什么呢？是司法权或说法院系统的独立，还是法院的独立，抑或法官的独立？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确实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12]

司法独立不仅需要宏观上的规定，更需要微观上制度和程序的落实，特别是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不使司法独立的初衷受到干扰。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就存在诸多障碍，如法院经费和人员受制于地方，人大、检察院、党务部门、上级法院和法官、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当干涉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今后的司法改革尤其要避免陷入如此窘境。

2、法官中立（被动）

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要求裁判者站在中立的地位。法院的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使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歧视另一方，更不直接介入诉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诉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所以中立性或说被动性就成为作为法院职责的具体履行者的法官必备品质。

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它有三项具体内容：（1）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得担任该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与案件结果或者各方当事人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3）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13]前两项即为利益规避原则，第三项为防止预断原则。

用诉讼法学的专门术语来解释，法官中立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是裁判者的被动性在司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判范围方面的体现，实质上也是裁判者被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25]它要求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也包括法院的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起诉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起诉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者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查证、取证职权的行使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3、法官权威

在最原始的法治的定义中，法律的“普遍服从”就已成为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司法活动作为法律实施的途径之一，其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获得普遍服从，而这又依赖于司法权威。因为是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了冷峻的法律边缘，假如他们尊重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将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门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包括法庭权威、既判力（生效判决必须执行）、一事不再理等，在在我国显得特别不足。就既判力而言，主要是执行难问题。一事不再理要求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此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但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深层次地讲，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关系着司法权威。司法应当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应当成为一切争端的最后裁决者。与此对应的是司法管辖的范围，而我国现阶段司法管辖范围明显过于狭窄。

权威不仅靠强制力，也要靠说服。在人们眼中，法院始终是蛮横的，剥夺或限制本属当事人的权利不说，对事实的认定过程、法律适用的理由及其逻辑关系的论证等问题处处表现出强硬，不予说理。改革蛮横的法院，塑造有说服力的法院，对树立法院的权威形象也是有益的。

4、司法约束

在现代社会中，孟德斯鸠权力容易滥用的名言已成为公认的法则，同时有权力必须有约束也是不容质疑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而我国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司法约束不力的结果。在我国，这种约束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且欠规范、欠科学。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约束，甚至媒体对法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司法改革的结果就要达到司法约束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不

仅要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且还不能妨害这些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

第三节程序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程序的公正则体现为：

1、重视程序

谈重视程序不应也不可能回避对程序正义的讨论。

西方国家一向重视程序，特别注意以正当程序约束权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西方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说“我们宁愿以公正的程序去实施一项残暴的法律，也不愿以不公正的程序去实施正义的法律。”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10](P80-83)

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查出程序有问题的案件74143件，而实体性错误的案件反有12045件，程序有问题案件占85.86%。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公然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查证属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实事求是，追求实体正义，主观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现完全的实体正义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讲，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认识主体能力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不完全性、认识工具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善的，基于此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而将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但受害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就连受诉者也因身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而遭受不应有的拖累。这样的结果，不管当事人哪一方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见，对实体正义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地保障正义的实现，绝对的实体正义是不现实的。[24]

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会发现，程序正义的相对可靠是一个长处。正义与否本身就是对司法行为的评判，而实体正义的抽象性使其评价标准异常模糊，可能因评价者利益出发点的不同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相对而言，程序正义客观实在得多，更容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直观简便，操作性较强。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10]再者，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麽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5](P178)程序正义不仅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外部形式，还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对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作了非常有价值的阐述。[13]在此不再赘述。

如此强调实体并非说我们应该重程序轻实体，而是说要实体程序并重。这需要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实体的同时提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度，让二者统一起来，归一于正义，共同服务于正义这个目标。

2、司法公开

公开原则为一切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是群众参与和接受监督的必需。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相继实行了“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统称为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深化的目标是通过司法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正司法。

就法院而言，公开包括法院及其内设机构职能公开、立案公开（案由公开）、收费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回避条件公开、办案纪律公开、监督举报公开、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判决结果公开、错案追究公开、执法执纪监督员姓名和职权公开。判决理由公开似乎更为引人瞩目。裁判充分说理及理由公开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社会文明角度看，不予说理是野蛮，体现典型的人治（礼治）；简单说理体现法制不健全，社会相对落后；充分说理体现法治程度较高，社会比较文明。裁判理由的公开，实质上要求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即要说明认定事实的理由，再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依据正义、理性，得出分析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对欲适用的法律做出解释说明，以达到说理清楚、裁判服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将裁判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普遍义务写进宪法。判决理由公开最集中表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的目的不光是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是对结论中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它既是对程序过程的一种记载，也是对程序过程形成判决结论的一种推论。判决书的形成过程中，蕴涵了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同时也应该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事实的法律解释过程。判决书所给的判决结论，必定是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它应该包括公开审判经过、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和质证过程、公开认证过程、增加说理部分。

公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通过公开达到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进而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

2、对抗制

1975年在美国出版的《程序正义》一书的作者蒂鲍特和瓦尔克，蒂鲍特和瓦尔克联合一批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实验观察中,蒂鲍特和瓦尔克集中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这两种诉讼模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样式的诉讼程序在客观上（作为达到公正裁决的工具），还是主观上（程序参与者的评估）都优于纠问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不同的实验都表明抗辩制诉讼程序更有利于抵制因缺乏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因为在抗辩制诉讼过程中，律师面对对自己人不利的证据时，会更加认真、顽强地去寻找有利证据；更有利于抵制法官的歧视性看法；能更好地防止因为证据出示的时间顺序而导致对案件事实的歪曲。

实行对抗制就需要给予诉讼各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为实现程序对等，诉讼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诉讼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对抗制加重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体现了诉讼两造司法主体化的理念，使诉讼两造成为唯一的证明主体。对抗制实际也是法官中立的必然，它将法官排除于证明主体之外，对于促进法官的中立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第四节公正强调形式

公正的内容在在任何诉讼中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司法约束，还是重视程序和实行对抗制。这些原则和依此设计的程序一旦

确立，裁判者、当事人及其他任何诉讼参与者都没有权力改变，实际也难以改变。可见，公正有极大的刚性，它强调形式。

在与公平的比较下，公正的形式性显得尤为突出，故在此仅做简略阐释。

第四章司法视角下的公平

第一节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

“公平”（fairness）中有“平等”的意思，常用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在诉讼中，公平的指向只能是诉讼两造的权利义务。

英国独特的衡平法的产生也是一个努力维持公平的结果。虽然法律规定了灵活可变的准则和赋予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规则也有有限性、滞后性和普遍性，在现实中仍不免产生法律对某些情况没有作出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实现最大可能的公平，英国的法官们创制和发展了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

美国司法在三大诉讼中都实行严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作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甚至不惜对拥有强大国家公共力量的控方的权力和行为作了种种限制，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辩方则赋予了充分的自我防护权，如沉默权，使其能够与控方平等地对抗。而且，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明显地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和被告举证时限、调查取证限制、补充证据限制等也是通过加重行政机关责任的方式，使其和原告能维持权利义务的平衡。

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它包括案内平等和案外平等两方面。案内平等不仅包括诉讼两造之间的地位的平等，更包括深层次的权利的平等。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对待。根据相同案件的判决而预期的结果（同等对待）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起着潜在的影响，也通常成为一般人衡量正义是否实现的标准。

公平是过程的公平，更是结果的公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两造地位和权利都是对等的，这是过程的公平。依据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按照实体法规定的标准，在私法领域，要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公法领域，要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这是结果的公平。

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公平是一种反映人们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的价值目标，不管是立法和司法都带有理想色彩。公平是理想性的，而不公平是现实性的，正是因为公平具有理想性，它才日益成为法律改革的基础和人们追求的目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节公平强调实质

严格地讲，公平的内容也是程序上的权利，却和公正的内容各有侧重，它有较大的弹性。从诉讼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一般情况下可对这些权利进行取舍和处分；从程序上讲，程序的合理性也决定着司法效率，而权利取舍和处分及司法效率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关系到诉讼两造实体权利的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强调实质。

公平在诉讼中通常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权利享有的对等

形式上的诉讼地位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可能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它并不能切实地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强调权利享有的对等的重要性。诉讼两造要求权利的对等是法官中立及程序对等的必然结果。权利对等和程序对等共同构成了诉讼双方的平等。

而且，和程序对等比较起来，权利对等更具实质性，对诉讼参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等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为了维持这种对等，各国司法制度都很注重结合诉讼两造的具体情形作出不同程度的表面不公平而实质上较为公平的安排。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两造的权利对等自不待言，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两造在力量和地位上本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刑事诉讼的控方是国家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拥有强大的公共权力，而另一方则是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此，法律在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的同时，不仅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赋予他们较多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与国家机关对抗，能够和国家机关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

3、有效参与原则

有效参与原则——指法院应当为所有诉讼参加人提供的参加诉讼的条件和机会，包括为那些有语言障碍和身体残障的人，消除不适当的困难与不便——已成为美国“五好法院”的标准。

有效参与原则又可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它表现为诉讼参加人主导和影响诉讼结局。其核心思想是，那些其权益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者审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裁判的制作过程，从而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确保诉讼两造受到公正的对待，法庭至少应保证他们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在场，保证他们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张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进行质证和反驳的机会、能力和具体的程序保障，并且将其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论等所作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从而使各方的参与产生实际的参与效果。不仅如此，法庭还应当保证各方有充分提出本方证据、事实和主张的机会，而不对其参与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同时，诉讼两造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还应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只有这样，审判过程才能符合有效参与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因其权益受忽视、道德主体地位遭否定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13]

权利处分自由实为有效参与的一个内容。有充分的处分权才表明有效地参与了诉讼。权利处分原则是诉讼参加者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和巩固的结果，在本质上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处分原则——民事法律主体能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在诉讼中的延伸。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权利处分自由表现得特别突出，除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行政诉讼双方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完全的处分权，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法院的权威，也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意味着诉讼参加者对诉讼权利的取舍的行为完全出于真实自愿，不受任何干涉或强迫。

处分原则要求把诉讼参加人作为司法之主体而不是客体或手段,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他们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他们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20]对于关涉其权益、地位之审判，均应受尊重为程序之主体，享有程序主体权，并应被赋予参与该审判程序为充分攻击防御、陈述事实上和法律辩论等机会，藉以影响裁判内容之形成，而避免受对造所突袭及防止发生来自法院之突袭性裁判，使不致在程序上被处分为受支配为客体。诚如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陈瑞华语）。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体现为诉讼参加者对起诉与否、诉讼请求范围、是否撤诉、是否反诉、举证质证范围、是否要求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是否和解、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等一系列问题的充分的决定权。

我国诉讼制度是公认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机关可以广泛地积极行使职权，干涉甚至剥夺本该属于诉讼参加者决定的

事项的权利。要保障他们的处分权，使其有效地参与诉讼，就要改革当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

3、效率原则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以实用性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15](P19)“当代社会中，法律正义或公正内涵的确定，也需要借助于资源使用与配置的效益评价。某些行为的正义或公正性，甚至可以用效率作为量度。”[16](P18）可见效率是一种尺度或标准，法律效率的高低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文明化或科学化的程度。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日期:19991020）提出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为此，又把人民法院“国家‘十五’计划期间物质建设的指导思想定为：根据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全面管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及时有效的物质保障。”（参考《国家“十五”计划期间人民法院物质建设计划》）。这暗示着一个信息，我国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并将把效率作为司法工作的目标之一。

市场经济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工作的一项原则。司法活动不是经济活动，不可能象经济活动那样追求经济效益，但这不表明司法工作不应该讲究效率。

从司法的功能上讲，司法不能偏离经济这个中心，司法是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服务的。“通过及时有效的司法活动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各样的纠纷，这是市场经济对司法的内在需求。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要求，只有及时、有效、保质保量地予以满足，才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才能使社会资源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司法本身强调效率。”[17](P35)

“司法虽然不是以单纯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经营行为，但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和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成本”[17](P34)司法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无效率的司法工作实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司法改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受到质疑，无疑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

而且，效率本身也是一种公平，因为无效率对哪一方都是不公平的。诉讼的无限期拖延意味着其请求事项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即使拖延地解决，原告也在马拉松式诉讼中耗费大量物力和精力，其所应有的公平未能达到，这种不及时的权利保障也会让人怀疑司法的正义性。正如英国古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对被告而言，由于案件长期悬而未决，其地位和权益的长期处于不明确不稳定状态。无论被告的辩解最终会否得到法官的认可，案件拖延给被告带来的损失并非完全应该由他承受。

诉讼公正与效率实质上是一体的，两者相辅相承，在诉讼机制中的建构上同样受制于经济规律。但是，公正和效率并非总是一致的，两个价值目标间存有冲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原理要求我们一要正视诉讼过程中公正与效益冲突的存在，二要恰当地选择、协调诉讼价值取向，合理化解诉讼中的价值冲突。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遵循两项原则：兼顾原则，就是避免将价值目标绝对化或片面化；权衡原则，就是选准一个“度”，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19]

提高司法效率主要通过合理确定审判期限、举证时限，科学设置审前程序、庭审制度、简易程序，提高执结率等制度设计和司法活动实现的。

结语

本文中许多内容是直接建立在其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已在文中以注解的形式作了部分说明。这些理论有些是成熟的，也有些学术界尚存在争论，只是为了完成笔者的理论框架而被借鉴。故文中可能有多处内容倚轻倚重，倚轻者多是已有学者较多论述且透彻的，倚重者多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加论述或认为属于本人某些浅薄之见的。

以上所列出的所有原则都或多或少的被学者们讨论或论述过，也有不少学者将某些原则组合起来作为司法原则或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加以论述。仅此而言，本文确实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充其量是对他人观点的重复。然而本文并非仅限于这种简单的再重复，笔者将正义、公正和公平融入其中，着重从公正和公平的角度对这些原则加以归类和系统化。这些工作并非没有意义，它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正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一种尝试。在笔者看来，这实际构成了本文的最大特色。

再次强调一下，以上所讨论的仅是较为抽象的原则，它们距离实践还很远，不可能直接运用于司法改革实践。司法改革的实践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在此原则基础上继续深入地研究和实践。但是这些原则在司法改革中作为目标和准则，将充当着尺度的角色，它们的贯彻与否和贯彻的广度与深度就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成败。本文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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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仅代表个人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

从价值层面上，“公平、公正、正义分别指向不同的司法价值。公平对应着程序，程序公平首义为同等对待，即为双方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提供相同的条件和保障；公正对应着实体，实体正义首义为是权利得到法定救济，也就是使司法结果与法律规定吻合同一；正义对应着制度，制度是以人类共同的理性标准对司法制度所作的整体性评价。”参见：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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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3]在司法独立方面，学者论述较多，甚至设想了种种方案，如：

李德海.论司法独立.法律科学，2000，（1）；

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的冲突及其协调机制.法学，1999，（1）

[24]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此作过充分的论述，如：

公平范文篇9

关键词：薪酬公平感；结构；维度；薪酬管理

1引言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间的竞争逐渐体现出人才竞争的关键性，如何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是企业管理需要重视的问题。薪酬是员工通过劳动或劳务所得的回报，而员工的薪酬公平感关系着企业能否留住人才，能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较大。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企业发展和管理的现实状况，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创新薪酬管理策略，促进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从而推动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薪酬公平感的维度与结构

薪酬公平是指企业对员工薪酬分配的合理和平等，不局限于员工薪酬的均等。薪酬应准确体现并回报员工的付出。然而，从当前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看，薪酬公平这一观念的推广局限性较大，不受重视，不利于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薪酬管理公平性维度与结构的研究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单维度论。这一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薪酬公平感由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构成，但两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二是双维度论。薪酬公平感的结构包括分配公平性与程序公平性。三是三维度论。薪酬公平感的结构包括分配公平性、程序公平性与互动公平性，需要分清三种维度。四是四维度论。是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包括分配公平性、程序公平性、人际公平性与信息公平性4个维度。以四维度的薪酬公平感为例，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的薪酬公平感体现出企业的薪酬公平性。四维度的薪酬公平主要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与信息公平。（1）4个维度中分配公平最为直接，企业员工会以自己对比他人，根据自己与他人的薪酬判断企业的薪酬公平，产生不同程度的薪酬公平感。当员工发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的比值和他人之间的差距较大，则容易产生一种不公平感，认为企业的待遇不公平，导致员工的工作热情缺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反之，当员工知道自己的付出与回报比值与他人处于同一等级，则员工的薪酬公平感能够大幅度提升，工作热情更高。（2）程序公平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薪酬管理措施的影响，这也是提升员工薪酬公平感时需要先考虑的问题。企业员工会依据薪酬管理程序对自己的薪酬做出反应，并对企业薪酬管理机制与程序的公平性与否产生清楚认知。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公平的程序在薪酬管理中的介入，能够让员工的付出得到相应的回报，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3）互动公平体现出管理者在执行企业薪酬管理程序时对待员工的公平性，也是员工对管理者的公平认知，反映出企业的人际互动关系。一般情况下，企业在评估员工的个人劳动或劳务时，主要是由管理者按照绝对标准进行评估，人际互动关系对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决定着企业薪酬管理的公平性。（4）信息公平是指企业基于不同分配程序的应用，向当事人提供个人薪酬分配结果，并通过传递相应信息说明原因，促进企业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

3提升员工薪酬公平感的薪酬管理措施

3.1薪酬分析与体系设计。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基于薪酬管理的重要性，为了提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应根据企业发展和管理的现实状况及未来战略布局，进行全面的薪酬分析，科学设计企业的薪酬管理体系，这也是提升企业的薪酬分配公平性的有效措施。薪酬分析是设计薪酬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提升员工薪酬公平感的目的，为确保薪酬管理体系设计的适宜性，能够满足企业员工对薪酬管理的公平要求，需要全面采集各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薪酬分配数据，全面分析不同企业的薪酬管理现状，了解不同企业薪酬构成，科学整理采集到的数据，明确不同人员薪酬构成与各组成部分的水平和比例关系，如固定薪酬与浮动薪酬的比例等，形成数据信息全面的调研报告，了解内部员工薪酬水平的相对公平性。分析企业内部不同序列员工（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同序列不同职位等级员工的薪酬水平，对员工的职位等级与劳动或劳务进行严格考察，依靠准确数据及员工的工作表现，评估不同员工的薪酬水平，保证薪酬分配的公平性，促进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除保证企业内部公平性之外，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创新，结合企业薪酬管理实际状况的考虑，需全面分析薪酬水平的外部竞争性，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创新企业薪酬管理策略和手段。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留住高素质人才，企业需定期或不定期调查市场薪酬水平，涉及同行业、同等规模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或者是有竞争管理的其他企业。根据企业的自身条件及市场环境，选用适宜的方法进行市场调查，如查阅政府公开的薪酬水平报告、委托专业机构调查等，结合调查结果，以及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优化调整企业的薪酬管理和分配策略，对企业的薪酬管理体系进行创新设计。充分考虑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与人才战略，结合职位、技能、个人绩效等各方面因素，引入国内外先进的薪酬管理理念和付薪理念，针对不同序列员工设计相应的薪酬体系，建立以职位为导向，依据个人绩效结果支付浮动薪酬的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与机制。通过建立各层次的能力素质模型，评估员工在工作中的付出，准确判断员工的个人绩效，将员工的任职能力与薪酬建立紧密联系，建立与员工个人努力与绩效相匹配的薪酬体系，提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鼓励员工依靠认真工作提升自己的薪酬水平，促进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2薪酬的日常管理。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与信息公平是薪酬的日常管理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关系着员工薪酬公平感的提升。在创新设计薪酬分配体系与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为了将企业管理策略落到实处，提高企业薪酬分配与管理的公平性，应加强薪酬的日常管理，公开企业薪酬管理相关信息，提升薪酬日常管理的透明度，向员工提供企业薪酬政策与制度的相关信息，说明薪酬分配结果的原因，根据企业发展与管理需求，建立完善且适宜的薪酬制度与结构，避免因管理者的个人偏见而造成员工薪酬的不公平、不公正，保留员工进行薪酬申诉和沟通的权利，以便提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保证企业薪酬程序的公平性。为提升企业薪酬管理的互动公平性，应根据企业不同岗位与职位的划分，在绩效目标制定阶段形成员工的个人绩效目标，由上级主管观察和记录每位员工在绩效期间的工作表现，形成员工绩效管理档案，及时反馈绩效考核结果，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并提供帮助。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薪酬、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企业绩效考核的规范与薪酬管理的透明，让上级主管与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企业薪酬管理的公平性。为了提升企业员工对信息公平的感知，提高企业的薪酬管理水平，根据企业的管理策略，应面向全体员工详细解释企业的薪酬政策、制度与程序，对薪酬结构的调整要及时做出说明，明确不同岗位、不同序列员工的薪酬分配标准，公开企业薪酬分配和管理的相关信息，让企业员工对薪酬体系、制度等各方面有充分了解，提高员工的认同感，保证企业薪酬分配的公平。

4结语

薪酬是对企业员工所付出劳动的回报，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员工的个人价值。根据当前国内外对薪酬公平感的维度与结构研究，通过创新设计企业薪酬体系与制度，提高薪酬管理的透明度，保证薪酬管理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和信息公平，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薪酬公平感，对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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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范文篇10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也可以说是因医疗过程中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对于医疗侵权损害，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和非医疗事故侵权。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以医疗方行为的违法性和过失为必要条件。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另外，医疗事故是排斥故意的，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故意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1]但不可否认，在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下，也会给患者造成损害。显然，医疗侵权损害的范围不限于医疗事故损害。即使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使患者受到损害的，也应可构成医疗侵权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中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此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如果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在处理上则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是因为虽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2]然而，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对于医疗侵权责任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发生医疗损害，不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责任。其主要理由是，患者方属于弱者，医疗方较患者更具有承担损害的能力，同时医疗方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转移风险。这种观点并未被接受。因为若实行无过错责任，赋予医疗机构过重的责任，最终并不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利于让公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3]《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为医疗机构，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从归责原则上说，医疗损害责任不属于无过错责任，而是过错责任，但医疗损害责任中过错的认定不同于一般过错责任。因为医务人员是经过专业资格认证的具有特殊专业要求的专门人员，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疗过程是复杂的，在不同诊疗阶段，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不同，因此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一些情形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要实施相应的行为就是有过错的(实行过错客观化，具体可见下一问题)。

一般说来，确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应当以其是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标准。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或者不能拒绝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其须承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有些情形下，医务人员明知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疗是无效的，也须对患者进行救治。因此，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不能以是否达到要求的结果为标准，而只能以是否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为标准。另一方面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其医疗服务及医学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同一患者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就诊来说，不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的标准是不同。就同一医疗结果而言，对于水平较低的医务人员来说是无过错的，而对于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来说却会是有过错的。正因为如此，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来确定当时的医疗水平，但是不应考虑地区因素。如果考虑地区因素，那么在任何一个地区的资质最高的医疗机构就会是没有过错，因为它的医疗水平在当地就是最高的。

由于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一方应负被告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医疗服务是技术性很强的专家服务，若由患者一方证明医疗方的过错，会给患者一方造成举证上的困难。因此，《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原则上实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则，是对其在医疗活动中应注意的诊疗义务的基本要求，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诊治活动中只要违反这些成文法规定的行为规则，也就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有关的病历资料是记载医疗活动过程的书面证据，是认定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的依据。依《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述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因此，医疗机构只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也就表明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过错推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对医疗机构的过错实行过错推定。因此，在发生医疗损害时，受害人只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不同情形下有相应的行为，也就证明了医务机构一方的过错。这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医疗活动是有风险的，只要医疗机构没有过错，即使患者受有损害，医疗机构也不承担医疗损害责任，这有利于保护医疗机构的利益从而最终使公众受益。

依《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因为这种情形下损害是由患者一方自己造成的。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医疗机构仍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这是因为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也就没有过错。(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只能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而发生损害，并不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损害，因此，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区分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责任

医疗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形下，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要求不同，患者所受的损害不同，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条件也就有所不同。《侵权责任法》区分了不同情形分别规定了以下责任：

(一)未尽说明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医务人员负有相应的说明义务。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只要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尽到说明义务或者取得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手术、特殊治疗、特殊检查的，医疗机构就应对此而造成的损害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唯一的例外是，依《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同意，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在此种情形下，虽然未经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相应的治疗，但只要医务人员在实施的医疗措施中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则不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二)未尽与医疗水平相应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不论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经患者一方同意，只要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医疗机构就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相反，只要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使造成损害，也不发生医疗损害责任。因为医疗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医疗人员只能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因此，不能以“今天”的医疗水平来判断“昨天”的诊疗活动是否尽到应有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

(三)因医疗用品缺陷致害的医疗损害责任

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诊疗活动中必不可免地需要使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者输入血液，因这些医疗用品有缺陷或者不合格，也会对患者造成损害，由此而发生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依此规定，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选择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请求医疗机构赔偿的，医疗机构不能以损害是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损害而免责，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样处理既便于保护患者的权益，又明确了最终的责任主体，维护了医疗机构的利益。

(四)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

患者享有隐私权，医疗机构对患者的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害患者隐私的损害不同于其他侵害隐私权的损害，其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患者的隐私是在医疗活动中为医务人员知道的；第二，隐私的侵害是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或者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造成的；第三，公开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未经患者同意。也就是说，只要泄露患者的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给患者造成损害，医疗机构就应承担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而不论其是为何泄露患者隐私的，也不论公开患者病历资料的主要目的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