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十篇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1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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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2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3

科学发展观吸纳了全球发展理论的成果，是全球发展观演变的内在逻辑归纳，它又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出发，对我国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同时它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基础，又根据我国具体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思想进行研究，是为了解决在践行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所遇到的认识模糊问题和处理导向偏移问题，从而运用好这一强大理论武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功立业。

第二章、辩证思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要领

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思想，有利于我们将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我们克服各种极端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将科学发展观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指导工作实践；有利于我们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增强敏锐的观察能力、辨别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三章、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和内涵

第一节、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和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

第二节、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和内涵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是辩证法的三种基本历史形式之一；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而形成的一套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世界存在的两个总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各个范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两个基本特征的内涵和外延；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第四章、辩证思想贯穿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始终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可以说，辩证思想贯穿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始终，贯穿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

第一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中的辩证思想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把人摆在第一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出发点、着眼点、落脚点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节、全面发展观中的辩证思想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全面发展是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因此,坚持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目标,要正确处理全局发展与局部发展的关系。全局发展是由局部发展组成的。因此,既要在分析综合局部发展的基础上谋划全局的全面发展,又要把局部发展纳入全局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进行精心策划,科学论证,使之符合全面发展的要求,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第三节、协调发展观中的辩证思想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看问题。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与其它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相依存。因此,要理顺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把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把全国发展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立足全局,实行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又要把地方、部门和产业的发展作为全国发展系统工程的子系统。从宏观看,协调就是要搞好“五个统筹”。通过“五个统筹”,推进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协调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国防等协调发展

第四节、可持续发展观中的辩证思想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对于发展要周密策划,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把可持续发展寓于全面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谋求当前利益的同时,必须着眼于长远利益,防止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防止只顾眼前发展而牺牲长远的持续发展。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坚持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1]（P46）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民法和经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2]（P19-20）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3]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3]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进入20世纪末期，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4]其次，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5]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法。[6]（P220）再次，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7]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最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8]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提出基本假设，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9]（P59）1998年，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10]随后，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3]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可称为共通性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

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1]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1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3]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14]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16]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17]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其次，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18]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因此，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9]再次，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20]最后，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21]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22]超级秘书网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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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晓晔。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J].法学研究，1996,（4）。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5

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活动，认真学习各种学习材料，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思想，同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做好新时期工会工作的行动指南。当前工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点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工会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必须努力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工会组织只有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有所作为、发挥作用，才能做到有为有位，才能得到党政的认可，受到职工的欢迎。为此，工会组织必须从过去的“福利型”、“活动型”工会向“参与型”、“协调型”、“服务型”工会转变，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服务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充分了解关注市委、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随时掌握市委、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做到一切为了经济社会发展，一切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善于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和特点，围绕市委、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开展以提高效能、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攻关、技术比武等经济建设创新活动。对劳动竞赛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及时进行总结、宣传、表彰，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广大职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xx年，全市工会组织以创建“职工先锋号”活动为重点，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创新活动，激发了职工节能降耗，技术创新、提合理化建议的积极性，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两万多条，开展劳动竞赛128次，创较大经济技术创新成果20项，创经济效益420多万元。有力的促进了我市经济的发展。当前，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全市生产总值增长8%、全部财政收入增长10%的总体目标，动员全市广大职工以“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为主题，广泛开展以经济技术创新为重点的技能比赛、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等活动，进一步激励职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积极性。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进一步在创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工会组织履行基本职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既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工会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工会组织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工会组织要坚持以职工为本，积极主动地维护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大力探索健全和完善职工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稳定、协调劳动关系，大力推行厂务公开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坚持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组织职工参与涉及切身利益问题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建立健全以三方协调机制、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20xx年，我们积极抓好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全市930个企业全部实行了平等协商，签订了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413个行政村和7个乡镇的工业园区全部签订了区域性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涵盖法人单位3900多个。促进了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的纵深开展。全市已创建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48个，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14个，a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4个，在稳定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当前，在面临经济危机，企业发展困难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开展好三方共同约定行动，使企业做到克服困难，保持稳定，不裁员、不减薪，使职工做到同企业共担风险，共度难关，保持企业平稳发展，为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进一步在关注民生中发挥作用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7

文章摘要：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其在短短几十年里，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并传入我国。对法律经济学一方面应看到它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的新颖性与独特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将法学泛经济化。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益资源配置法律现实运动法学泛经济化法律的经济价值定量分析事前分析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7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8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价值整体效益实质正义发展公平

一、从经济法的价值谈起

传统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有三种使用方法：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从法社会学角度看，法的价值研究其实质是对法存在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的探寻。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

自然法学派（包括一些社会法学派的法学家）认为法律应当而且必须关注并研究一些基本的法律价值，如正义、秩序等。美国法学家罗斯。柯。庞德就曾经指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①]

但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法理学的根本任务应当是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其反对在法学研究中用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以及寻求终极真理的做法，反对法理学家们试图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经验事实而去识别与阐述法律思想的任何企图。[②]从根本上讲，法律实证主义就主张“任何道德价值因素都不可进入法律的定义。”[③]

经济法是现代法的一种，在历史上首先是由空想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一种设想，后来却被资本主义国家从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加以运用，并成了能保障资产阶级可持续剥削和可持续统治的制度性方法。经济法当然也能在东方的中国得到运用，并通过弘扬经济法，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稳定的需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

关于经济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表述，“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④]，“是国家为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而规制经济运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⑤]“就其本质而言，经济法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⑥]或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⑦]都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⑧]（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⑨]（3）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福利价值，二是经济民主价值。[⑩]（4）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其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包含可持续发展。[11]

经济法价值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的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性决定的。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调整任务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的，其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经济法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而应运而生的。所以经济法又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关注社会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属性。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的大趋势下，对于实行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并加入WTO的中国来说，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仿佛是大海中的指明灯，指引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如果没有相应健全的科学对策，中国的发展将是短暂的、有限的。2004年春天，中共中央特别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是照耀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灯塔。这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体现为“一个中心、五个统筹、一个根本”。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于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强调五个统筹，是基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协调或不够协调的现象和问题；提出以人为本，是基于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存在一些突出或较为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而对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使命、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特征的经济法来说，其面临的发展与创新是必然的。

2004年4月10日，由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与西北政法学院联合主办、西北政法学院法学承办的“经济法的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孟洲教授坐了《新发展观与经济法的理念》的主题报告。徐教授首先对新发展观的含义进行了解读，认为新发展观从经济领域开始提出，它要求经济的发展应与人类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提出与新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法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社会与人类和谐发展的理念。其次，徐教授提出了“新发展观与经济法的理念重塑”的观点，认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应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

讨论中，郑州大学法学院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与科学发展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经济法是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其宗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助于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联系，突出表现在经济法的理念与部门化上。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倡议开展“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创新”专题研究，提出运用这种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法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我们可以把握两个求真务实的要点：其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与经济法的存在形式和社会价值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亦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的肯定；其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与经济法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这亦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的指引。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肯定和指引下，判定经济法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即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二是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即实质正义、发展公平，和谐统一。

三、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社会整体效益

（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经济法诞生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际。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在该书中他十分深刻地论述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在形成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经济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自由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将市场主体的个体私权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竞争的不平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适应垄断后的经济现实。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并立即被各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宝典。“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12].国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在于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是构筑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益的最优化，即经济的最大量增加，因此经济法最主要的价值目标就是效益，经济法注重效益价值目标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效益法，通过协调各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关系，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法，经济法的制度和规定都是以获得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终点[13].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滞胀性危机的频繁发生和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质疑，古典自由经济理论出现复苏现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削弱政府的经济作用成为新的时尚，弘扬市场的作用称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时代主题。”[14]在这样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法逐步成熟起来并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多元素主体利益协调平衡的社会本位法的地位，形成了“均衡调整，谨慎干预”的主要特征。均衡调整的本质要求经济法在维护相关主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利益的均衡合理分配。谨慎干预体现了尊重并同时兼顾市场与政府（国家）的现念，是现代经济法正努力实现的目标和价值。[15]

（二）与民法相比较

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只有当成本大于收益时，经济才是有效益的。在经济法产生以前，经济领域的法律关系由传统民商法来调整。民法的效益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实施，只要每个个体实现了自己效益的最大化，那么社会也就能实现它的利益最大化，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是一致的，并且个人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基础。这一思想最先由亚当。斯密提出，后来形成了在政治思想中影响较大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当社会出现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尖锐矛盾时，由于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充分实现。故无法解决诸如交易成本过巨，市场失效，外部不经济等问题，实现社会整体效益。

经济法的诞生补充了民法之不足。

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实现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直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是经济法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不是不追求社会整体效益，而是通过在追求其他价值的过程中，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如民法，其价值取向是充分保证个体效益的实现，而对社会整体效益的维护则是间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效益之间的冲突来实现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平衡。如行政法，在追求实质正义之终极目标的体系中，通过形式正义的调整间接实现社会效益。如刑法，它最直接的追求是恢复社会正义，在它的这个追求之下当然是有助于社会效益的。

经济法要求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相协调，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并不重要，倒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有特殊意义，通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16]经济法主张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来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科技技术作用的日益强大，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经济活动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站在社会整体效益的高度，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的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达到可持续发展。

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导下，经济法应以社会责任为本位，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其主导价值。社会责任本位是实现以人为本思想的强制性要求，所谓社会责任本位是要求所以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要对适合尽责任，把社会整体利益、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标，企业也不能仅仅只考虑到要赢利，还要考虑到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不能只简单地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整体效益。效益的整体性是指法律把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展到整个社会。因此，笔者认为，效益的整体性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所在，时至今日，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其他价值都围绕着这一价值而展开。

四、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实质正义、经济公平、和谐统一

（一）实质正义

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法律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正义和效益是法律价值目标中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要素。法律保护正义虽然抑制了一定的效益，但这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效益；法律保护效益虽然牺牲了一些的正义，但这也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正义。

在正义价值上，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在于民法追求的是形式正义，而经济法则追求法的实质正义。民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强调机会均等，但无力解决事实上的能力差别、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进而导致经济机会不平等一系列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个人正义，也称形式正义。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在经济法中正义的价值目标具体化为对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追求，亦即实质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的正义观。在民法“眼”中，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交易是公平的，是个体的公平。而在经济法“眼”中，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法总是以社会整体为参照系，采用市场外力量来积极限制这种对比差异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譬如在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在传统部门法的体系中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国家暨法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职责。①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处处可见，这也是20世纪以来的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环境法等）法律规范中均体现出来的，诸如对劳动者的保护，对环境的保护等等。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体现为对经济弱者的保护；对经济效率的保护；以及反贫困；强调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全；对环境的保护等等。[17]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从一定角度看，正义可以分为社会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首先要决定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乎正义，然后才能决定个人的道德准则，决定个人须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在他的学说中，形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并行的两个概念。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们的实质原则是什么。形式正义又可称之为“作为正规性的正义”，也就是指法治。“法律制度是对理性的人所发出的公共规则的强制命令，旨在调整他们的行为，并提供社会合作的结构。”“形式正义的概念，也即公共规则的正规和公正的执行，在适用于法律制度时就成为法治。”[18]

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因此，形式正义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地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形式正义是坚持原则或服从制度。但是，平等地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却可能上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同样待遇并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取决于社会基本结构所根据的原则。[19]其实实质正义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

（二）发展公平

公平观念古老而又持久，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崇高价值。现代经济法的公平观念还特别体现在经济法所追求的新型公平理念——发展公平。发展公平是可持续发展观为公平这一传统的道德与法律价值范畴注入的新理念与新思维。[20]

与民法追求的个人公平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承担义务，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莫具体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存在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经济法规范依靠国家干预这种市场外因素的介入来矫正，在认同分配差异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体现经济法独特的人文关怀。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多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层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公平合理。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平衡地区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经济法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公平和地区公平。利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补偿或救济。产业结构不合理所产生的结构性经济缺陷甚至致命的经济损害是相当严重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能为力。因此，国家经济法规应该根据国家经济主体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客观国情，使各个产业部类的分布处于比较均衡和合理的状态。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公平更新和拓宽了公平的传统含义。

（三）和谐统一

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经济和谐，指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21]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形式正义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统一等等。

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原先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直接渗透了国家意志，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受到侵蚀，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性不断增加，强制性规范不断增加，这已成为现代民法的两难困境。[22]尽管传统民法作了一些修改，但终究不可能以社会本位取代个体本位的理念。行政法的国家本位的绝对公权，只能在管理程序中将政府予以法制化，却不能全面干预经济行为。而经济法则能立足于组织、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平衡协调，把公法的目标和私法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以此达到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整体效益的增加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中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

对经济合理性的追求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度。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定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23]

关于经济法价值的探讨，其范围十分广泛。但对经济法价值的选择具有辨证历史性，其具体内容彼此有互补和依存性，而价值体系本身的位阶也不是凝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法律运转环节或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应相应地做出各异的价值选择与组合。在坚持以人为本，实质为追求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经济法的价值阐述为由主导价值和功能价值两个方面构成。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统领着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实质正义、发展公平、和谐统一；而功能价值又是主导价值的具体体现。如此更能体现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时至尽日，也更能说明经济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注释：

[①]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55页。

[②]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③]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④]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80页。

[⑤]肖乾刚、程宝山：《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⑥]李光强：《论经济法的本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第17-19页。

[⑦]杨紫炬：《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⑧]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52页。

[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鲁篱，苏明：“经济法的价值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版。

[11]吕忠梅，陈虹：“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法商研究，2000年6月版。

[12][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未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13]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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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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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篇10

目前我国体育市场中管理制度中缺少发法律依据，缺少明确规定体育经济法律法规，对于相关的管理权也不明显，对于法律的界定十分的模糊。因此在对体育经济发展中要设定目标和计划，对体育教学进行规划有计划的教学，同时建设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把体育经济的发展归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中，树立正确的目标。同时还有提倡政府的扶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体育经济的良好发展，还要提高人们对体育经济机制的认识，不断激发对体育经济学习的积极性，对体育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提高。

二、在科学发展中深入体育经济机制发展建设的建议

1.促进体育产业的职业规划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体育职业化的规定是体育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在体育产业中必须具有企业的法人资格，推动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提倡体育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人才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当今素质教育更加强调综合应用能力，提倡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在这些教育模式下，与其他的产业是一样的，提高运动员的积极性，不断的提高技术水平，不断的规划体育经济的发展。同时分层次的教学要求有利于贯穿教学的每个环节，对于目前我国大虚体育教学主要定位在体育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将体育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的职业化规定的进程，必须真正的面向市场，改变政府部分过去的被动的局面，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体育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2.加强体育经济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

我们提高体育经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良性的体育产业，不断的发展良性体育产业，提高体育水平和自身的综合能力，体育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要主动营造自由、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如，在学习健身操时，可以让学生自由结合，发挥各自的主动性，这样可使学生从心理上来适应课堂教学的需求，进行有效的体育锻炼。改变传统体育经济的人才培养的观念，要扩充体育知识和体育教育内容，培养出既懂体育、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些教育活动，增加对体育经济学习的兴趣。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实践人才，在体育教学活动中也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在这里面既有竞争，同时又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历着各种的成功和失败，同时在学校群体生活中也会面临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在体育经济培训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体育活动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建设一支既懂体育、又懂经营的的经济型符合人才。

3.增加体育经济的法律保障和政府扶持力度

在社会生活中是复杂多变的，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在社会中生存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增加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法律保护，对体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更具体育经济的实际出发，满足体育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长期发展法律效益，促进体育经济更好的发展。对于体育经济政府还要不断加强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改变传统的体育发展的理念，同时还要对以往的体育设计进行改进，增加政府的扶持力度，拓展体育事业的渠道。同时也要尽快确定体育的投资法规，不断的确定体育投资中的利益，要实现体育水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不断的将体育事业产业化，更好的激活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不断的提高体育事业的发展。

4.增加科学发展中体育经济机制的应用

在科学发展中，体育经济应该协同体育共同开展好体育经济发展，给体育经济学习者参与社交和自我锻炼的平台，对学生进行生存性教育和适应性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很难完成的，适应能力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学生在课外时间或者在校外环境中更好地去完成。我们只有提高科学发展的宣传才能带动体育的发展，对大学体育教学的重要性的认识之后我们应该大力的宣传体育经济机制，增加人们对体育经济教学的重视。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