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阻碍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07:27:52

发展阻碍

发展阻碍范文篇1

爱情电影泛指以爱情为表现主题并以爱情的萌芽、发展、波折、磨难直至团圆结局或悲剧式结局为叙事线索的类型电影。确切地说,爱情片往往以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展开,以传统影视结构来说,电影以二人的相识为故事的开端,以两人的感情发展为影片的主要叙事重点,主要展现爱情双方是如何从相识到相爱的,电影中会刻意安排一些波澜,使爱情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这也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相一致,在经过了叙述爱情的主要经历之后,以恋人的团圆性结局或者悲剧性结局收场。爱情片主要以爱情的艺术表现为主要吸引点,一般以对爱情的追求和为了爱情产生的矛盾为推动力,这也符合爱情是艺术创作主题的要求。

一、爱情电影的历史脉络

首先,爱情电影源于生活。任何艺术都来源于社会生活。真实的世界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基础。爱情片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古今中外,众多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就是很多爱情片广泛的社会渊源。在西方世界里,温莎公爵与辛普森的传奇爱情经历就是一个经典。从1931年温莎公爵与辛普森相识相爱,亲王被辛普森的魅力征服,他们之间的爱情一直这样延续着。直到1936年,亲王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八世,他在遭受了国内外众多的干扰下,依然决定与辛普森结婚。因此,1937年的爱德华八世逊位成为温莎公爵,他们也终于成为夫妇,但是他们也被永远禁止回到祖国。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被人们广为流传,它本身也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纠葛也是电影创作上的经典,被多次拍摄,或许这就是爱情带给荧屏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上流社会,无论是普通情侣还是贵族伉俪,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生活的土壤,爱情影片只不过就是一张白纸,空无一物,它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引发人们的感伤。

其次,爱情电影的文学渊源。很多电影都源于文学作品,两者之间可谓唇齿相依。爱情片往往定位于一种受到爱情叙事传统影响的类型,很多的爱情片在创作的题材上、叙事、主题表现上都具有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给其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爱情的篇章最早可以从《诗经》那个年代看出,中国古代的爱情是很单纯的。

例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一个贵族子弟追求一位淑女以及求之心切的心情表达;“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描写了女子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以及真挚的感情流露。到了汉代,乐府诗的很多作品描绘了爱情与婚姻生活,他们对爱情的表白直接明了,毫不掩饰。《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故事,表现了他们生死相伴的爱情,这个故事被多次搬上荧屏,影响深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语气犀利,表现了情侣之间对爱情的深切渴望以及对爱情忠贞的决心。唐诗中也有很多描写爱情的经典词句,使爱情故事具有新的境界。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都是爱情的经典诗句。之后,无论是宋词还是元曲乃至明清的传奇小说,都对爱情这个题材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和深层次的创作。以曹雪芹的《红楼梦》最为经典,作品展现出了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爱情悲剧,以薛宝钗、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在这个封建社会体系中,恋人之间的真心相对最终被封建包办给打破,使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壮的意味。

在外国的不同时期,描绘爱情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一部反抗封建社会的爱情悲剧,恋人由于家族情仇而无法相爱,最后走向了毁灭。《红与黑》《简•爱》等都是对爱情的深刻思索,成为永恒的经典。所以,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数不胜数,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对爱情的认识更加深化,对社会问题的探索更为直接,加之应有的深层社会基础,爱情电影就会被人们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基于此,爱情片在表现主题上面,表现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矛盾,这是基本的价值精神。

二、对爱情电影的概述

作为一个电影类型,爱情电影长久以来占据着荧幕的主要部分。在西方,从默片时代的《灰姑娘》就可以反映出一种模式,它将爱情与喜剧很好的结合,也是爱情电影的一种创作雏形。以后我们可以从《罗马假日》《龙凤配》等很多作品中看到这种模式,而现代的电影如《风月俏佳人》《诺丁山》等也可以看出是这个模式的翻版。这样的故事虽然年代不同,地域与国家不同,但都可以满足人们对爱情童话的深切向往。因此,故事都在延续着,这样的爱情电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这是电影对爱情的深切演绎。

20世纪30年代末,《乱世佳人》问世,这部好莱坞的经典爱情作品可谓是屏幕上的第一梦,影片的故事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对爱情渴望的经典。郝思嘉与白瑞德之间的爱情早已成为浪漫主义爱情的经典象征,这样的爱情虽说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可生活中的悲剧性因素是永恒的,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贴切。到了40年代,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很多的爱情电影都似乎是在战争中展开的。《魂断蓝桥》和《卡萨布兰卡》就是那个时期爱情影片的经典之作。《卡萨布兰卡》格调清晰,音乐淡雅,对爱情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忧伤色彩。《魂断蓝桥》至今也令观众迷恋,影片那富有意境的故事以及悲欢离合都成为一个经典。50年代的《罗马假日》和《七年之痒》使这段时期的爱情片具有浪漫迷人的色彩,影片风格迥异。到了八九十年代,《人鬼情未了》《泰坦尼克号》都是爱情影片中的佼佼者,这也是由于电影特技的运用和电影观念的更新,人们可以从电影中更加深切看到那些爱情的演绎。

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爱情电影十分含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涉及了爱情故事,但是作为反封建压迫的影片,爱情的描写很清淡。之后的一段时间,爱情片虽然也有,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庐山恋》《芙蓉镇》《牧马人》等,虽然表现的故事不同,但是却反映出了“”后人们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纯真爱情的热烈歌颂。90年代以后,《我的父亲母亲》《暖》等一大批爱情片出现,它们用电影语言讲述了唯美的爱情故事。港台地区在80年代新浪潮电影之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爱情电影,如《半生缘》《胭脂扣》《甜蜜蜜》《花样年华》等,它们不同的风格共同阐述着对爱情的定义。此外,琼瑶的爱情电影也占据了爱情电影的主要位置,她的电影如《烟雨蒙蒙》《心有千千结》等都影响了一代人。

三、爱情电影中的障碍因素

爱情电影中的障碍因素指的是在爱情电影中,恋爱双方为了实现爱情必须经历的种种障碍和磨砺,对障碍的设置是为了使影片更具有一种紧张和悬念,这也是为影片服务的,真是有了种种障碍,才使得爱情进行得更加精彩,同时,障碍的设置也是导演和编剧对影片内容的综合体现,这也夹杂着社会的因素。通过分析众多的爱情电影,我们可以看出阻碍可以确切地分为几类。

发展阻碍范文篇2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资源配置;社会责任

在近期举行的“两会”中,“绿色金融”这一概念再次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会议指出,中国将加快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步伐,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及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下全球的热门议题,近日的全球罢课抗议更是体现了气候变化对于人民生活的不容小觑的影响。我国于2015年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近年来逐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2016年公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并且在2017年推出浙江、新疆、贵州、广东、江西五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至今,我国的绿色金融已取得了明显成效,银行绿色贷款的数额正在快速增长,境内绿色债券的规模也已位居世界前列。近日,“绿色金融”在“两会”中被再一次提出,全国政协委员魏明德提出,我国现有的“高耗能、重污染”产业需要进行绿色改革,积极借助绿色金融的力量,在经济发展中重点关注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节能环保的产业与项目。利用金融机构在市场中进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配置的功能,将低污染、环保型产业列为首要支持对象,使绿色金融产品多样化,开发出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等新兴产品。国家对下一步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突破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要求,包括构建国家统一的标准体系、完善绿色金融发展制度环境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需要完成三个核心任务:构建我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持续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当然,在完成核心任务的过程中,中国仍面临不少阻碍,包括缺乏良好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以及国际合作。良好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又包含了国家的财政支持,市场的信息披露以及监管制度。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有效结合才是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缺乏“鼓励性”和优惠政策、不清晰的责任分配、低效率的政策落实以及缓慢的国际合作推进都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阻碍。

1 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

当下的环保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过高的杠杆率以及低回报率导致违约风险的加大。低回报率产业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并不大,同时,国家的财政支持也尚未完全到位,而环保企业的生命力是国家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了支持环保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以及提高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意识,国家应出台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为绿色产业提供优惠税收政策、资金支撑,提高绿色企业回报率,为绿色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扶持也可以吸引传统产业向绿色生产转型。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出,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为的就是激励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绿色行业,帮助绿色企业更好更快速地发展,并以此来达到环境保护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国家的财政支持正是一项高效率的举措,将会带给市场投资者利好的信号,从而加速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

2 亟待落实的国家政策

现阶段,国家已经开始注重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但是政策的落实却稍显迟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具体的金融机构及企业,应有准确的责任划分,将具体的政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把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把实在的利益回报带给企业和项目,大力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企业发展中,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也应与企业的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正如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政府也应选取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绿色环保企业和项目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作为学习风向的标杆,并彰显政策的激励性。此外,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程度的惩罚,并逐渐将此类企业淘汰出市场。

3 不完善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还尚未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信息披露及监督制度。为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企业的信息披露是尤为关键的,这里特指的是环境信息。一个企业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环保企业取决于它对环境做出的是保护还是破坏,如生产中污染物排放量是否在标准之内,生产后的废品、废水是否处理得当等等。而这些信息需要向市场揭露,它们决定着企业将会受到激励还是惩罚。自2017年起,我国已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在环保部的监督和引导下建立了环境信息共享机制,为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具体依据。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逐步对市场当中的所有企业开展全面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督制度,引进第三方监督机构,搭建信息披露平台。

4 低效的国际合作推进

绿色金融概念已被带入G20峰会,我国发展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就需要统一的体系标准,而经济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决定了这个标准势必要与国际接轨。环境保护是全球性话题,我国现阶段已有一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中美绿色基金、中法协定等等。但是造成合作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制度,中外对“绿色”的定义及“环保”的标准仍有一定的差别;其二,绿色金融产品的差异及国际市场衔接性的不足导致国内外资本的流通存在一定的阻碍。那么,建立统一的标准制度是我们推进国际合作的首要任务,其次还需要国内外政府及金融机构的联系和配合,达到国际市场信息透明化,帮助市场衔接,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促进世界各国在环保问题上的共同进步。

5 战略方案细化,因地制宜

我国现有5个绿色金融试验区,如何把更多的地区加入到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当中是我国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单纯的方案复制势必无法达到最优结果,我们需从五个试验区中分别找出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并加以改进,逐渐将方法带到更多的地区,并进行因地制宜的政策制定,帮助具体地区找出最优化的绿色金融策略,切勿盲目统一开展。“十三五规划”中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已彰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号召,企业的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势必将面临市场的淘汰。近日的全球罢课抗议游行更是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摆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未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将是其存活和发展的必要的、决定性因素,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逐步完善政策制度,做好市场监管,防范金融和环境风险,加速推进国际合作,做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帮助环保企业快速增长,打击污染企业正是中国接下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安国俊,王文,郭沛源,王钦方.绿色金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EB/OL].

[2]曹明弟.当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痛点有哪些?[N].中国经济时报,2019-1-15.

[3]李玥.魏明德: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可持续低碳发展[EB/OL].

[4]马国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问题与对策探讨[J].财经界,2018,(11).

[5]山东保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绿色金融出台的主要背景[EB/OL].

[6]张莫,梁倩,吴黎华.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将迎新突破[N].经济参考报,2019-3-11.

发展阻碍范文篇3

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城市信用社,当时设立的目的是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铺路搭桥。从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达到了5000多家,但信用社形式的发展逐渐显现出了许多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金融主管部门对城市信用社进行整顿,化解地方金融风险。1995年9月国务院决定,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将中心城市及发达地区城市信用社、城市内农村信用社及金融服务社在清产合资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地方财政、所在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居民投资入股等方式组建城市合作社[1]。

同年,深圳城市合作银行的成立,成为了我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但直到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才全面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2005年的到来,可以说是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对于满足各方面监管要求的,并且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银监会将逐步允许跨区域经营。2011年3月起,监管层开始持审慎的态度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扩张。银行近年来纷纷跨区域扩张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阻碍

(一)政府支持力度小城市商业银行不同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它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地方政府是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党政主管机关和做大股东而存在的。一方面当地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城市商业银行这一金融资源促进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地方经济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置换、剥离不良资产、注资等各种方式,使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得到了有效地补充,弥补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良贷款率下降,盈利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二)盲目扩张带来的人才、管理、能力、技术手段跟不上城市商业银行的扩张有一部分是源于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掌控者,将这一金融机构作为自身政绩的一部分,因此希望其做大做强,希望它能通过更名、跨区域、上市等方法赢得更多利益。这种趋势使得许多城市商业银行走上了盲目扩张之路。

(三)经营同质化严重,失去特色竞争力目前我国城商行经营管理、盈利能力、风险控制等均呈现趋同化的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方式粗犷、风险控制能力不强、金融产品匮乏、盈利模式单一、服务渠道狭窄、文化影响有限。

三、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对策

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已成功实现跨区发展的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碍,但通过一些对策调整,不仅能解决这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还能进一步提升经营绩效。

(一)明确市场定位在市场定位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小银行,实力无法与其他银行相提并论,因此可以在定位时注重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走感情战;也可以突出其数量优势,将自身定位为更贴近居民生活的社区银行,为老百姓在办理普通业务时提供更简洁、高效的服务,避免到大银行办理业务的复杂程序。市场定位成功,可以赢得更多的客源,成为一种有力的营销手段[2]。

(二)改变管理模式跨区域银行是一种在母城设有总部的银行,其在异地的管理机构属于一级法人二级管理,不同于同城分支机构的直属管理模式。异地分支机构的设立,使得总行的管理半径和管理链条被拉长、总行分行间的职能不能划分清晰,难以管理。这就需要对城商行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明确总行分行之间的架构问题。在管理改革中,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明晰总分行的主要职责,将经营权下移。其次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先试点改革,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进到全面发展中。最后是稳健的原则,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稳定的团队、人员和客户资源对长期发展来说也十分重要。

(三)保持自身特色,走差异化路线城市商业银行由于长期在单一城市里发展,因此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色。跨区域发展后,城市商业银行仍应该保持自身的特色,将自己的文化特色、制度特色、品牌特色等,充分复制到异地分支机构中,在众多其他银行中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赢得异地政府的信赖。

发展阻碍范文篇4

摘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旧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削弱,但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全球各国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国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黄晴.人民日报海外版.

[3]周世俭.财经,2009-02-10.

[4]明金维.新华国际时评,2009-2-14.

[5]李小年.文汇报,2009-2-16.

发展阻碍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集权体制官本位民主政治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国家在加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等等,这些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残留下的与民主政治南辕北辙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转化或抬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主要障碍,表现为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如在集体与个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上,对个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在确保民主政治巩固与发展的程序方面也存在许多漏洞,等等。究其原因,这种脆弱性与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中国民众“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繁衍密切相关。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以期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在集权官僚制下,主官是以科举取得资格,并按资格和政绩来升官,但衙门中的僚与役等工作人员,却永远没有成为官的可能。在新的行政集权体制下,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甚至与国家干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领域工作者,都有晋升的可能,这就使除最高领导者一人外的所有人员,都把“进步”与升官升职联系起来。党的干部政策上虽提倡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为核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一些转变:如从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一些部门形成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从多次反复转变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而事实上,由于党建初期革命精神的减退和监督力度不够,个别地区和部门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贿赂,跑官买官,官官相护现象,公务员笔试、面试中的暗箱操作现象,以及任人唯亲等实际做法。这与民主制原则下公平,公正、合理的选拔任用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背道而驰。

(四)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这样的行政集权体制,已成一面庞大而密实的网,将全社会都网络其中,它对于集权行政,统一全国步调,无疑是有其优势和效率的。而如此庞大的行政集权体制,其驱动力无非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利益,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建政之初,革命精神是主要的,但随着政权的巩固,革命精神也逐步淡化,利益就成了主要驱动力。这即包括升官,又衍生出发财。在没有强有力的民主权威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益驱动的庞大行政集权体制,其弊端日益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败作风、脱离群众等都表现出来。初级民主制很难驾驭这个体制了,甚至这个体制开始侵害民主制原则。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行政集权体制的固化与膨胀,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更显脆弱。

二、中国公民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

(一)“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权力本位,它突出官权,忽视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执政者按照本集团的价值观念来评价、决定和操纵民众的行为,而民众只有服从的权利。“官本位”同时意味着社会大众以是否有官位及官位的高低为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并且皆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即是对中国民众权威崇拜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是封建官僚集团执政文化中的基本理念,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化。虽经政权更替,制度变革,但该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瓦解而烟消云散,改革开放后复杂的社会变革使“官本位”的膨胀有了某些可乘之机,再加上现行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拔任用管理模式,致使“官本位”意识一度转化、残存至今,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官本位”文化在现实社会突出表现在:(1),“官本位”的价值观导致“官至尚”心理。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争官位、官级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人把官位,官级当作“命根子”。为了争得一官半职,不择手段,阿谀奉承,贿赂成风。同时,“官本位”价值观导致百姓的奴性意识蔓延,敬官、畏官、求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近些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激增,其中“官本位”意识就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之一。(2),个别地方的党委、政府等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政策代法,以权压法,凭借权力干扰市场经济,以权谋私行为严重。(3),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滥用权力,脱离群众,文山会海,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讲实效,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动辄训人,压制民主,帮派意识等等。此外,“官本位”文化与各种不适宜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结构、残存的体制、宗教等与民主制原则相背离的多方面领域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使压制民主的基础更加牢固,导致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更加迟缓,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二)小农意识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占有相当的市场,农民、小市民阶层等依然占有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这就使得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小农意识在现实社会依然沿袭而发展。多数民众在小农意识的保守中,自私自利,安于现状,安贫乐道,只注重小家庭的温饱富裕,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对政治却保持消极冷漠的态度,不考虑民族国家的发展,只将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寄托于政治精英身上,从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低层次小范围的勤劳精明,与高层次大范围的懒惰怯懦不仅是小农意识的特征,也是华夏民族的特征之一。小农意识在中国政治主体中的普遍存在,相对于民主观念来说更加浓厚,使得现代民主观念的植入具有相当的困难,从而也构成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脆弱性。

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现实社会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民主政治的发展呼唤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立。三、对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以民主制的完善来改革行政集权体制。

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是夺取政权,革命者并不怕社会的动乱,而是在打乱旧秩序中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与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不同,这是在保持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初级民主制下的体制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会稳定。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是占社会主导势力的民主势力对实行劳动者权利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所能依靠的,一是劳动群众的觉悟,二是既有的体制。通过体制改革来变革体制,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但在民主权威的制约下,是应该能够找到适当解决途径的。这就是分阶段递进式的改革。根据现有的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在学习西方先进合理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在总结我国现有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行政集权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阶段性目标,由民主权威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抑制专制势力的干扰和对抗。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以后,再以增强了的民主权威为保证,进行下一阶段的改革,如此延续不断。这种分阶段的递进式改革,也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民主权威,控制现行体制,通过这个体制来稳定社会生活,并实行对体制的分层次改革。改革的进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明确和强化民主权的过程。由民主权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制体制,保障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所取得的成就。这样,以强化了的民主权和增强了的民主的权威,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并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强化民主的权威。这样,官僚资本势力存在的条件就会逐步被改造、被削弱,其作用和影响力也逐步缩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总体壮大的同时,振奋起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支撑并导引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治主体自身建设

1,肃清官本位文化。要彻底肃清官本位文化和权威崇拜意识,就要培育人们的现代法治、人权观念,打破传统官本位文化对权力的种种神化,使人们从迷信官权、相信好官的“清官文化”转而信仰人权,依靠法律。要树立法治社会新型的权力观,不单单是要在干部队伍中树立官员是社会的公仆、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加深人们对权力自身性质的认识,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制约以及适当的分权,就会给民众带来危害。因此,新型民主法治社会的权力观,就是要对权力保持应有的警惕,始终不放松对它的监督和制约。任何社会,都需要人做官,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员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官员只是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社会而为民服务的公仆。一旦人们发现官员并不能满足人民要求,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人民就有权撤销其权力。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忽视人民权利的官本位文化都将为人民所不容。

发展阻碍范文篇6

[关键词]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省

一、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1.中小企业单位数量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省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执行,**省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规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小企业单位数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上升。据统计,2006年**省公有制经济单位共67542个,占总数的41.9%,中小企业单位共93772个,占总数的58.1%,比2004年末上升了1.97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为33438个和12347个,分别占全省单位总数的20.7%和7.7%,与2004年相比,在全部单位中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21个和1.4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中小企业的生产总量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且呈上升的趋势。在此增速过程中,中小企业的贡献率较高:“十五”期间,**省中小企业年均增长13.5%,高出全省同期生产总值平均增速的1.9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由于受能源、钢材、运输等价格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增长速度与最高年份的2002年相比,增速有所减缓,但比重一直保持在43%左右,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个百分点;2006年中小企业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4.4%。

3.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近年来,**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2006年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415.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8%;2007年1月~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达1369.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90%。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所有制类型分析,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01年的31.78%上升到2005年的43.23%,这说明**省中小企业投资所占比重增速较高。

4.中小企业就业人口

从近3年的就业情况来看,**省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要高于公有制经济。2006年末,全省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约712.9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36.7%。从产业结构来看,**省中小企业在第一、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大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能够解决**省城镇失业群体和农村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困境

1.中小企业融资的现有路径依赖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中小企业的现有融资通过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渠道进行,具体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外部企业或自然人入股、政府拨款、向亲友借款、向其他企业借款和其他。

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由于其资金需要量小、规模小等特点,其资金大多来源于民间融资,如向亲友借款、吸纳非正式的股权投资,只有某些国家扶持类中小企业可以得到正规金融中的部分政府资金。但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直接性的借款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中小企业开始拓展其融资渠道,通过商业银行、地下钱庄等获取资金。**省中小企业目前主要的融资渠道仍然是民间金融,通过地下钱庄等特殊的融资方式获取资金,正规金融中的商业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所占比重较小。

2.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原因分析

如上所析,中小企业的现有融资路径依赖民间融资,而民间融资的局限性(资金规模小、贷款利率高等)无法完全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省中小企业出现了融资困境,阻碍了中小企业乃至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这种融资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信贷资金少。在政府实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之后,各家银行机构的贷款结构有所调整,但中小企业从银行机构获取的贷款总额和比重仍远远低于公有制经济。

(2)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完善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省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较少;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资金规模小;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在**省设置的分支机构和网点数量较少,均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省仅有汇丰银行和东亚银行两家外资银行,其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有限。

就资本市场融资情况来看,**省目前仅有27家上市公司,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和融资份额都较小;自2005年国家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工具以来,**省仅有三家企业发行了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尚未涉足这一市场。因此,**省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目前仅限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和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融资渠道单一,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

导致**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因素;二是微观主体行为因素,包括银行行为、金融市场行为和非公有制企业行为三个方面。

(1)体制因素。影响**省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力的体制因素主要表现为制度约束,包括银行机构信贷制度约束、资本市场制度约束等。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国家通过财政注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利润核销等方式降低不良资产率。为了控制不良资产率,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银行开始关注风险管理,仅对大型企业集团发放信用贷款,而对于其他企业,则以抵押、担保贷款为主。中小企业具有成立时间短、资本金少、规模小、无信用记录等特点,不可能满足商业银行信用贷款的条件,但同时又无法提供抵押担保品,因此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大额贷款。商业银行的这种信贷制度的约束无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资本市场的制度约束主要体现为对中小企业上市门槛的设置,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主板市场还是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其上市条件都较严格,中小企业通过股票融资的数量有限。目前**省中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金额,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2006年下半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新股发行重新启动,截至2007年2月,全国共有73家企业发行上市,融资约1200亿元。但同期**省只有两家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了直接融资。

同时,**省涉足债券市场的非公有制企业过少,2006年全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000亿元,短期融资券发行超过100只,融资总额超过1200亿元,**省仅陕煤集团发行了企业债券、西电集团、**延长石油集团、西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发行了短期融资券。资本市场对**省中小企业的支持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2)微观主体行为因素。首先,中小企业单位行为缺陷。为了缓解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中小担保机构,为贷款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加大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量。但梁冰(2005)在调查中发现,截止2003年9月末,**省非公有制企业81.4%从未申请过信用担保,15.5%向1家担保机构申请信用担保,2.5%向2家担保机构申请信用担保,这说明**省中小企业在融资行为中对于创新性的融资工具缺乏认识,未能利用金融创新工具扩大融资。其次,商业银行行为缺陷。**省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手段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商业银行对企业经营进行指导的信贷杠杆作用发挥不力。由于银行对风险经营进行了重新认识,但风险管理手段没有进行适时的改进,“关系贷款”“人情贷款”仍然存在,造成银行对企业经营活动被动介入,未能发挥银行利用金融信息指导企业运营的作用。

三、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从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省中小企业在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体制因素和微观主体行为因素,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较弱,应该从各个方面完善并强化**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1.正规金融

(1)完善银行体系,发挥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作用。完善的银行体系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小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需要通过正规金融进行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以获取发展所需资金。从以上几个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无法成为中小企业的信贷主体,而在短期内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大量信贷资金的,应该是政策性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银行应在支持**省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对中小企业有所倾斜。同时,应鼓励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省成立分支机构和增加网点,扩大中小商业银行在**省的资金规模,从而满足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需要。

(2)规避资本市场制度约束,鼓励三板市场和海外上市融资。**省目前已经改制为股份公司的企业超过500家,这些企业可以在三板市场进行挂牌交易,据估算,到2010年**省挂牌企业可达到200家,募集资金60亿元。同时,国外某些资本市场的上市门槛较低,**省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海外上市进行融资。因此,应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

(3)重视债券市场融资,大力推进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相对于企业长期债而言,短期融资券对发债主体的要求较低,实质上是为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从2005年5月国家重启企业短期融资券开始,仅半年时间融资规模达到了1353亿元,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工具。但就**省的情况来看,**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短期融资券的运用乏力,到目前为止,仅有3家企业发行了短期融资券,具备发行条件的大部分企业尚未涉足这一市场。因此,应该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进行融资。

(4)发挥政府作用,加大政策性金融力度。由于**省处于西部地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省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优惠金融政策体系的支持,应争取政策性金融,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增加**省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等。同时,应加强政府在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政策决策层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公务员之家

2.非正规金融

(1)发挥担保机构信用担保融资的作用,拓宽**省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银行风险经营的理念决定了银行信贷模式,即向大企业集团和国有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向中小企业提供抵押担保贷款。商业银行的信贷经营模式是为了控制风险,但中小企业无法提供商业银行要求的抵押担保,因此,通过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进行融资是中小企业最佳的选择。但梁冰(2005)的调查发现,**省中小企业很少通过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进行融资,其主要原因在于**省中小企业对金融创新工具认识不足。为了发挥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功能,应从制度上和操作规程方面对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加以支持,沥清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的矛盾隐患,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省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

(2)创建风险投资基金,为**省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多层次的融资途径。**省中小企业的主体是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创建风险投资基金能够为非公经济提供多渠道的融资途径,强化对**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EricGirardin和StephenBazen,关于中国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微观金融制度瓶颈及其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1.7:53-59

[3]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当代财经》,2004.12:42~47

发展阻碍范文篇7

关键词:甘孜藏区;旅游经济发展;阻碍因素

一、甘孜藏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甘孜州旅游资源丰富,2015年旅游综合收入104亿元,占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的近一半。2017年甘孜的全域旅游开启新格局。全州旅游从城镇到乡村、从景点到景区全面发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整体推进,串起了一个个景区景点、连起了一座座城镇村寨。规划布局旅游综合服务体73个,启动开发优质景区10个,强力提升景区景点5个,全面打造4条景观大道、6条精品线路,5A景区实现零突破,4A景区增至5个,3A景区新增3个。全年共接待游客166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6亿元,分别增长28.1%、27.3%,甘孜州成为全国热度最高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之一。可以说,旅游业是甘孜州的经济支柱产业,因此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对甘孜州经济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需要明白的是,打造舒适的旅游环境不仅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的人文环境、法治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目前,甘孜州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又如商业开发步骤过快,当地民众意识培养尚未到位,致使游客旅游观感不佳;再如盲目迎合商业规模性开发,导致景点改造建设反而丧失特色,从而丧失藏区独特吸引力。

二、甘孜藏区旅游经济发展之阻碍因素分析

(一)部分景区违法违规污染、破坏生态现象突出。甘孜藏区部分景区未能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景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例如,根据《四川省环境保护督查甘孜州督查意见》的反馈,甘孜州18个县(市)和亚丁、海螺沟景区管理局中,仅康定市、稻城县、甘孜县、泸定县、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磨西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成,仅康定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绝大部分乡镇生活污水基本采用化粪池处理后直排。又如,州内垃圾填埋场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严重滞后,全州18个垃圾填埋场只有9个通过环保验收。2.景区内违规采矿、探矿现象时有发生。根据省督查组的实地抽查,甘孜州境内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存在探矿采矿活动,涉及各级自然保护区的探矿权有50宗、采矿权至少2宗。例如,亚丁部级自然保护区俄初山丁存在采矿场,该采石场在无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开展采石作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3.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违法违建现象突出。例如,海螺沟景区内有12处违法建设的旅游设施,亚丁部级自然保护区内有7处违法建设的旅游设施,贡嘎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有2处温泉资源开发点,均未办理环评手续,违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二)经济发展限制,旅游配套建设落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甘孜州诸多旅游景点的继承配套设施建设严重落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城乡综合环境治理离目标尚有较大差距。根据州委、州政府《关于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拟通过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到2011年年底,实现甘孜州县城及50%以上乡镇、村达到“四化”标准,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主要环境指标力争达到60%以上,村容、镇容明显改观,基础设施建设体系更加完善,城乡综治工作机制基本健全。然而,由于投入资金限制,诸多地方离上述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有着著名景点伍须海的九龙县根据省、州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及时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全县上下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六乱”现象有效治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县环卫硬件设施较差,特别是乡镇的环卫设施更差,环卫队伍不健全,县级财政在资金方面投入困难。而由于甘孜藏区地形的影响,大规模城市的形成受到限制,许多特色旅游景点位于乡镇,如被称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其地理位置便是坐落在镇上。因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效果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游感官和体验。2.交通发展不能满足旅游需求。例如,九龙县是川西旅游环线和“环贡嘎山两小时旅游经济圈”的重点县,境内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区位优势明显,旅游资源富集,民族文化独特,开发潜力巨大,在全州旅游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用。而已于2007年7月就完成勘测设计的九(龙)康(定)公路起于九龙县汤古乡,经瓦灰山,止于康定县榆林宫,全长176千米,到康定缩短里程80千米左右,估算总投资为31680万元,在九龙县境内有27千米路程。该路的建成,将使九龙景区的伍须海、瓦灰山、小卡子云海、湾坝三重天、斜卡青蛙王国等高品位旅游资源作为贡嘎山环线景点得以开发,并可辐射康定旅游事业的发展。九康公路建设是开发贡嘎山旅游资源的需要。但目前,九龙至康定只有唯一一条通道即省道S215线,受地理条件限制,晴通雨阻,加之九龙县景区基础设施滞后,出境通道单一,致使该地旅游产业发展缓慢,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未转化为经济优势。

(三)部分地区法治基础仍较为薄弱,影响游客旅游意愿。甘孜藏区因特色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宗教色彩,使得其旅游资源也带着神秘的面纱,令游客心生向往。但也由于藏独事件的影响,少数媒体的片面报道等因素,甘孜藏区美好的神秘色彩被蒙了一抹黑色。部分地区法治基础仍较为薄弱,影响游客旅游意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个别部分地区黑恶势力猖獗。近年来,甘孜州地区开展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值得肯定。但康定折西地区的情况较特殊,该地区近些年来,恶势力气焰器张,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且已渐形成破坏社会安全的一大毒瘤。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无视国家法律、参与民间纠纷,干扰司法行政、主导所谓的“传统民间官司”,倚强凌弱,动辄勒索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把一些农户敲诈得家破人亡。例如,康定县甲根坝、朋布西、沙德等地区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有案可查,“牛场娃要来黑吃”已成为有些农区的流行语,犹如土匪要来打家劫舍一般让群众提心吊胆。二是某些黑恶势力以放水钱为诱饵,让一些农村青年上当受骗,让其父母家庭变卖家产抵债,顷刻间一贫如洗。这种触目惊心的事件同样发生过,其影响极其恶劣。三是恶势力窥视民间文物,伺机下手盗窃。沙德乡上东村一农户家珍贵文物被盗,便是一起有预谋的典型案件,发案已近三年尚未能破案。2.民众法治观念薄弱。本项目组成员针对本校非法学专业民族地区学生的法治观念调查结果显示,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群体来看,只有6%的被调查者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非常熟悉,74%的人了解一些,20%的人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从守法现状来看,大部分被调查者总体较好,但也有部分被调查者守法观念淡薄的问题较为突出,如面对他人挑衅,有13%的被调查者选择回击并打到对方不能还手为止。总而言之,该调查显示了民族地区大学生总体用法能力不强,维权意识也有待提高。部分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信任感不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群体尚且存在此类问题,许多景区的当地群众法治观念则可能更不容乐观。笔者2016年在稻城亚丁对当地游客的调查中发现,游客普遍反映如下严重影响旅游体验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导游不顾契约肆意涨价问题,部分牵马载客的导游中途在半山腰提出涨价要求,否则就中途抛客。其次是当地物价,尤其是酒店价格畸高。群众法治观念淡薄不仅严重影响旅客旅游体验,也使得当地政府在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面临很大阻力。

(四)草原等生态环境恶化严重。截至2017年,甘孜境内可利用草原面积为12501.77万亩,退化草原面积10206.16万亩,退化比例高达81.6%。绝大部分可利用草原出现沙化、荒漠化现象,草地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不同程度的退化。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草场过度放牧。2014—2015年连续两年的草原生产力报告显示,天然草原的干草数量分别减少了2.96%、4.74%。全州18个县(市),除稻城、康定外,其余地区均存在超载现象。尤其是石渠、色达、德格、白玉县的纯牧区,超载率达20%以上。二是草原鼠害严重。甘孜州近四年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资料显示,鼠虫危害草原面积约2870万亩,其中严重危害面积约为2000万亩。地处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南麓“江河源区”的石渠县,属长江、黄河源头生态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三面环抱(县城仅距“三江源”碑124千米)。境内雅砻江和金沙江两大主干流贯穿全境,系四川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江河源”区,以及国家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区,被誉为“江河的摇篮”,素有“中华水塔”之称,为长江和黄河源头重要的天然屏障。但石渠草地沙化、鼠害化、板结化现象依然严重,荒漠化趋势呈上升的势头,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仍然十分严重。从1986年到2001年的15年间,草地总面积合计减少了1346.41平方千米,重度鼠害草地总面积净增长234.58平方千米;湿地面积净减少4420.80平方千米;草地水土流失面积达1346.41平方千米,生态环境恶劣状况令人堪忧(以上数据来源于当地人大立法建议报告)。“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恶化,造成雪灾、鼠灾、旱灾、雹灾、雷击、虫灾、泥石流淤积、河床抬升、洪水泛滥,泥石流、水患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仅对石渠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也严重威胁到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参考文献:

[1]肖友才.政府工作报告[DB/OL].www.gzz.gov.cn/10000/10011/10033/10129/2018/01/10/10614611.shtml,2018-02-15.

发展阻碍范文篇8

绿色电力是指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绿色电力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消耗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因而不会产生或很少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放物。生产绿色电力须利用特定的发电设备,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转化成电能。绿色电力有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汽化发电和小水电等。

二、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障碍分析

1.缺乏平等竞争机制与规模效益,价格偏高。目前,绿色电力价格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缺乏平等竞争机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绿色电力与煤电的比价仍不合理,煤电实际享受的优惠待遇更多;二是绿色电力开发刚刚起步,缺乏规模效益。

2.可再生能源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市场需求与开发能力不足。我国绿色电力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的80%~90%均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与通信不便的西部省份或自治区,而这些省份或者地区往往缺乏有经济实力的开发商和供应商,限制了绿色电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尚未形成,行政分割依然存在。由于绿色电力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较贫困、落后地区生产的绿色电力产品很难在本地市场完全消化,这就需要建立跨省交易的、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但是,当前这一市场尚未形成。

4.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一些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条例在实施中缺少刚性,未能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5.缺乏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我国绿色电力价格高和规模小的情况导致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下,开发商与电网之间难以就电力的供应达成协议,抑制了绿色电力的发展。

6.缺少达到政策目标的配套制度。中国曾出台了一些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研究开发政策等,但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7.缺乏强大的制造业作绿色电力产业发展的支撑。中国大部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厂家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无专业化的制造厂,生产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从而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造的本地化和商业化进程。

8.缺乏借助外力、盘活资金的勇气。中国目前在能源技术上相对落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并很大程度受制于体制性约束,这些情况都需要国家一定程度上的扶持,尤其在相关法律的细化、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方面都应该有实际的配套措施出台。

三、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策略分析

1.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绿色电力意识。通过各种媒体介绍绿色电力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支持绿色电力的发展,积极使用这种清洁无污染可持续利用的能源。

2.鼓励电力公司向用户提供绿色电力产品,对绿色电力高出普通电力部分的价格给予电力公司一定的定价权,这部分的价格反映的是绿色电力的环境效益。

3.提供优质绿色服务。通过提供绿色服务,在增加绿色电力销售的同时,还可以引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生存环境。

4.注重宏观与微观政策的配套,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微观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必要补充,既保证了宏观政策的持续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增加了可操作性。应该既有宏观性的论述,又有与之结合的具体政策规定。

5.鼓励电网根据用户的需求以招标的方式选择绿色电力供应商,并制定相应的招标规则,以保证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用户获得最大效用。

6.综合采取强制性收费和补贴政策,对绿色电力产业进行调控。按照消费者使用的电量征收系统收益费形成可再生资源基金,对绿色电力的开发、使用、生产、建设进行补贴,鼓励人们致力于绿色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7.根据绿色电力市场发展的情况,可逐步考虑建立绿色证书交易系统,以促进跨省区的绿色电力交易。

8.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力度,占领绿色电力技术的制高点。绿色电力的发展与R&D活动密切相关。成功的R&D活动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强绿色电力市场竞争力,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出不菲的市场价值。

9.配合《可再生能源法》条款,制定和完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政策体系,加强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的建设,出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10.不断缩小绿色电力差价。目前,风电投资成本高是制约绿色电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风电设备国产化生产的进展,降低单位发电投资。

11.加大对绿电行业的上游制造业的科研投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各种设备的制造成本,进一步加快绿色发电设备的国产化,以降低绿电发电成本,提高绿电与常规电力的竞争力。

12.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绿色电力认购销售的长效机制,完善法制建设,强化技术支撑,加强政策引导。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绿色电力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绿色电力发展的氛围,从而扩大绿色电力规模,形成绿色电力的良性循环。

13.拓宽绿色电力资金渠道。积极筹措资金,鼓励私人投资,建立绿色电力发展基金,用于中国绿色电力的投资或补贴,实施绿色电力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

14.实施绿色电力配额。强调发展绿色电力人人有责,体现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通过全社会力量逐渐消化绿色电力差价,拓展绿色电力认购渠道。

发展阻碍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集权体制官本位民主政治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国家在加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等等,这些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残留下的与民主政治南辕北辙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转化或抬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主要障碍,表现为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如在集体与个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上,对个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在确保民主政治巩固与发展的程序方面也存在许多漏洞,等等。究其原因,这种脆弱性与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中国民众“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繁衍密切相关。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以期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在集权官僚制下,主官是以科举取得资格,并按资格和政绩来升官,但衙门中的僚与役等工作人员,却永远没有成为官的可能。在新的行政集权体制下,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甚至与国家干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领域工作者,都有晋升的可能,这就使除最高领导者一人外的所有人员,都把“进步”与升官升职联系起来。党的干部政策上虽提倡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为核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一些转变:如从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一些部门形成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从多次反复转变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而事实上,由于党建初期革命精神的减退和监督力度不够,个别地区和部门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贿赂,跑官买官,官官相护现象,公务员笔试、面试中的暗箱操作现象,以及任人唯亲等实际做法。这与民主制原则下公平,公正、合理的选拔任用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背道而驰。

(四)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这样的行政集权体制,已成一面庞大而密实的网,将全社会都网络其中,它对于集权行政,统一全国步调,无疑是有其优势和效率的。而如此庞大的行政集权体制,其驱动力无非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利益,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建政之初,革命精神是主要的,但随着政权的巩固,革命精神也逐步淡化,利益就成了主要驱动力。这即包括升官,又衍生出发财。在没有强有力的民主权威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益驱动的庞大行政集权体制,其弊端日益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败作风、脱离群众等都表现出来。初级民主制很难驾驭这个体制了,甚至这个体制开始侵害民主制原则。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行政集权体制的固化与膨胀,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更显脆弱。

二、中国公民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

(一)“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权力本位,它突出官权,忽视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执政者按照本集团的价值观念来评价、决定和操纵民众的行为,而民众只有服从的权利。“官本位”同时意味着社会大众以是否有官位及官位的高低为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并且皆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即是对中国民众权威崇拜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是封建官僚集团执政文化中的基本理念,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化。虽经政权更替,制度变革,但该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瓦解而烟消云散,改革开放后复杂的社会变革使“官本位”的膨胀有了某些可乘之机,再加上现行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拔任用管理模式,致使“官本位”意识一度转化、残存至今,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官本位”文化在现实社会突出表现在:(1),“官本位”的价值观导致“官至尚”心理。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争官位、官级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人把官位,官级当作“命根子”。为了争得一官半职,不择手段,阿谀奉承,贿赂成风。同时,“官本位”价值观导致百姓的奴性意识蔓延,敬官、畏官、求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近些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激增,其中“官本位”意识就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之一。(2),个别地方的党委、政府等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政策代法,以权压法,凭借权力干扰市场经济,以权谋私行为严重。(3),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滥用权力,脱离群众,文山会海,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讲实效,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动辄训人,压制民主,帮派意识等等。此外,“官本位”文化与各种不适宜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结构、残存的体制、宗教等与民主制原则相背离的多方面领域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使压制民主的基础更加牢固,导致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更加迟缓,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二)小农意识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占有相当的市场,农民、小市民阶层等依然占有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这就使得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小农意识在现实社会依然沿袭而发展。多数民众在小农意识的保守中,自私自利,安于现状,安贫乐道,只注重小家庭的温饱富裕,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对政治却保持消极冷漠的态度,不考虑民族国家的发展,只将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寄托于政治精英身上,从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低层次小范围的勤劳精明,与高层次大范围的懒惰怯懦不仅是小农意识的特征,也是华夏民族的特征之一。小农意识在中国政治主体中的普遍存在,相对于民主观念来说更加浓厚,使得现代民主观念的植入具有相当的困难,从而也构成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脆弱性。

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现实社会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民主政治的发展呼唤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立。三、对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以民主制的完善来改革行政集权体制。

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是夺取政权,革命者并不怕社会的动乱,而是在打乱旧秩序中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与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不同,这是在保持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初级民主制下的体制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会稳定。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是占社会主导势力的民主势力对实行劳动者权利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所能依靠的,一是劳动群众的觉悟,二是既有的体制。通过体制改革来变革体制,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但在民主权威的制约下,是应该能够找到适当解决途径的。这就是分阶段递进式的改革。根据现有的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在学习西方先进合理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在总结我国现有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行政集权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阶段性目标,由民主权威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抑制专制势力的干扰和对抗。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以后,再以增强了的民主权威为保证,进行下一阶段的改革,如此延续不断。这种分阶段的递进式改革,也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民主权威,控制现行体制,通过这个体制来稳定社会生活,并实行对体制的分层次改革。改革的进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明确和强化民主权的过程。由民主权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制体制,保障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所取得的成就。这样,以强化了的民主权和增强了的民主的权威,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并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强化民主的权威。这样,官僚资本势力存在的条件就会逐步被改造、被削弱,其作用和影响力也逐步缩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总体壮大的同时,振奋起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支撑并导引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治主体自身建设

1,肃清官本位文化。要彻底肃清官本位文化和权威崇拜意识,就要培育人们的现代法治、人权观念,打破传统官本位文化对权力的种种神化,使人们从迷信官权、相信好官的“清官文化”转而信仰人权,依靠法律。要树立法治社会新型的权力观,不单单是要在干部队伍中树立官员是社会的公仆、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加深人们对权力自身性质的认识,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制约以及适当的分权,就会给民众带来危害。因此,新型民主法治社会的权力观,就是要对权力保持应有的警惕,始终不放松对它的监督和制约。任何社会,都需要人做官,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员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官员只是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社会而为民服务的公仆。一旦人们发现官员并不能满足人民要求,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人民就有权撤销其权力。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忽视人民权利的官本位文化都将为人民所不容。

发展阻碍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集权体制官本位民主政治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国家在加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等等,这些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残留下的与民主政治南辕北辙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转化或抬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主要障碍,表现为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如在集体与个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上,对个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在确保民主政治巩固与发展的程序方面也存在许多漏洞,等等。究其原因,这种脆弱性与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中国民众“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繁衍密切相关。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以期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在集权官僚制下,主官是以科举取得资格,并按资格和政绩来升官,但衙门中的僚与役等工作人员,却永远没有成为官的可能。在新的行政集权体制下,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甚至与国家干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领域工作者,都有晋升的可能,这就使除最高领导者一人外的所有人员,都把“进步”与升官升职联系起来。党的干部政策上虽提倡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为核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一些转变:如从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一些部门形成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从多次反复转变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而事实上,由于党建初期革命精神的减退和监督力度不够,个别地区和部门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贿赂,跑官买官,官官相护现象,公务员笔试、面试中的暗箱操作现象,以及任人唯亲等实际做法。这与民主制原则下公平,公正、合理的选拔任用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背道而驰。

(四)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这样的行政集权体制,已成一面庞大而密实的网,将全社会都网络其中,它对于集权行政,统一全国步调,无疑是有其优势和效率的。而如此庞大的行政集权体制,其驱动力无非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利益,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建政之初,革命精神是主要的,但随着政权的巩固,革命精神也逐步淡化,利益就成了主要驱动力。这即包括升官,又衍生出发财。在没有强有力的民主权威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益驱动的庞大行政集权体制,其弊端日益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败作风、脱离群众等都表现出来。初级民主制很难驾驭这个体制了,甚至这个体制开始侵害民主制原则。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行政集权体制的固化与膨胀,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更显脆弱。

二、中国公民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

(一)“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权力本位,它突出官权,忽视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执政者按照本集团的价值观念来评价、决定和操纵民众的行为,而民众只有服从的权利。“官本位”同时意味着社会大众以是否有官位及官位的高低为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并且皆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即是对中国民众权威崇拜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是封建官僚集团执政文化中的基本理念,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化。虽经政权更替,制度变革,但该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瓦解而烟消云散,改革开放后复杂的社会变革使“官本位”的膨胀有了某些可乘之机,再加上现行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拔任用管理模式,致使“官本位”意识一度转化、残存至今,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官本位”文化在现实社会突出表现在:(1),“官本位”的价值观导致“官至尚”心理。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争官位、官级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人把官位,官级当作“命根子”。为了争得一官半职,不择手段,阿谀奉承,贿赂成风。同时,“官本位”价值观导致百姓的奴性意识蔓延,敬官、畏官、求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近些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激增,其中“官本位”意识就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之一。(2),个别地方的党委、政府等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政策代法,以权压法,凭借权力干扰市场经济,以权谋私行为严重。(3),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滥用权力,脱离群众,文山会海,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讲实效,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动辄训人,压制民主,帮派意识等等。此外,“官本位”文化与各种不适宜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结构、残存的体制、宗教等与民主制原则相背离的多方面领域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使压制民主的基础更加牢固,导致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更加迟缓,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二)小农意识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占有相当的市场,农民、小市民阶层等依然占有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这就使得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小农意识在现实社会依然沿袭而发展。多数民众在小农意识的保守中,自私自利,安于现状,安贫乐道,只注重小家庭的温饱富裕,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对政治却保持消极冷漠的态度,不考虑民族国家的发展,只将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寄托于政治精英身上,从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低层次小范围的勤劳精明,与高层次大范围的懒惰怯懦不仅是小农意识的特征,也是华夏民族的特征之一。小农意识在中国政治主体中的普遍存在,相对于民主观念来说更加浓厚,使得现代民主观念的植入具有相当的困难,从而也构成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脆弱性。

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现实社会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民主政治的发展呼唤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立。三、对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以民主制的完善来改革行政集权体制。

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是夺取政权,革命者并不怕社会的动乱,而是在打乱旧秩序中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与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不同,这是在保持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初级民主制下的体制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会稳定。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是占社会主导势力的民主势力对实行劳动者权利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所能依靠的,一是劳动群众的觉悟,二是既有的体制。通过体制改革来变革体制,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但在民主权威的制约下,是应该能够找到适当解决途径的。这就是分阶段递进式的改革。根据现有的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在学习西方先进合理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在总结我国现有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行政集权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阶段性目标,由民主权威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抑制专制势力的干扰和对抗。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以后,再以增强了的民主权威为保证,进行下一阶段的改革,如此延续不断。这种分阶段的递进式改革,也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民主权威,控制现行体制,通过这个体制来稳定社会生活,并实行对体制的分层次改革。改革的进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明确和强化民主权的过程。由民主权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制体制,保障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所取得的成就。这样,以强化了的民主权和增强了的民主的权威,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并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强化民主的权威。这样,官僚资本势力存在的条件就会逐步被改造、被削弱,其作用和影响力也逐步缩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总体壮大的同时,振奋起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支撑并导引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治主体自身建设

1,肃清官本位文化。要彻底肃清官本位文化和权威崇拜意识,就要培育人们的现代法治、人权观念,打破传统官本位文化对权力的种种神化,使人们从迷信官权、相信好官的“清官文化”转而信仰人权,依靠法律。要树立法治社会新型的权力观,不单单是要在干部队伍中树立官员是社会的公仆、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加深人们对权力自身性质的认识,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制约以及适当的分权,就会给民众带来危害。因此,新型民主法治社会的权力观,就是要对权力保持应有的警惕,始终不放松对它的监督和制约。任何社会,都需要人做官,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员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官员只是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社会而为民服务的公仆。一旦人们发现官员并不能满足人民要求,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人民就有权撤销其权力。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忽视人民权利的官本位文化都将为人民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