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变迁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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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假设本文对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的演化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设:1.确定博弈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那么缴费主体则为企业和职工。①演化博弈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种群”，注重分析种群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单个行为个体的效应分析。［8］从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征缴资金来源看，可将企业和职工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2.确定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空间。企业除了遵从制度要求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外，还可能采取退出或抵制策略。社会保险由政府垄断提供，以法规为保障强制实施，如果企业拒绝参保将面临被劳动监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严厉处罚，影响企业的声誉，因此企业会尽量以合作的态度参加，故退出行为一般不会发生，本文也就不考虑此种行为。抵制行为是指企业在表面上遵从社会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实际上并不认同参与社会保险可以为其带来最大利益，会采取少报、漏报缴费基数或缴费人数等方式以尽量消除社会保险制度对其造成的影响，实现利益增进。《社会保险费用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由企业在其工资中代扣代缴，任何企业和职工不得干预和拒绝”，那么职工缴费与否完全由企业决定，缴费决策地位的不对等使得职工处于劣势，但职工可以根据企业是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来调整自身的工作态度以降低这种不对等程度。如果企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这将能够提高职工的满意度，职工将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如果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将导致职工利益受损并造成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职工可能因此对企业心怀不满而降低工作积极性，甚至采取某些过激方式来报复企业。故职工的行为策略空间为“积极反哺，消极响应”。3.确定博弈过程并引入奖惩制度。由于缴费决策完全由企业决定，职工会根据企业的行为而做出响应。然而在现实中，企业逃欠社会保险费可能存在与职工共谋的现象，如高收入职工不满足较低的社会保险待遇，低收入职工倾向于获得当期收入来降低流动性约束。高收入职工一般是人力资本较高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往往会提供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并为其购买补充性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随着当期现金工资的增长、人们养老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低收入职工因短视或流动性约束而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在不断降低，同样希望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制度来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类职工与企业形成的共谋现象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逝。本文的博弈过程设定为:当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后，职工会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促进企业增产和提高收益;若不努力工作，企业会采取一些隐性措施增加职工的工作成本或降低职工的经济收益。当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后，除非给予职工一定的经济补偿，②否则职工会将企业瞒报缴费基数或少报职工人数的行为举报给劳动监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企业会遭受相应的惩罚。

(二)构建博弈模型令R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除缴纳社会保险费外获得的长期稳定收益，Q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获得的短期收益，C为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包括职工的代扣代缴部分)，D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给予职工的经济补偿额，W为职工的工资，P为企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后职工未来收益的贴现值，α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β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但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γ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而职工不反哺企业时减少的工资系数，λ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却没有补偿职工而被举报受到的惩罚系数(包括补缴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二、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x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1－x为选择消极抵制策略的比重;y为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的比重，1－y为选择消极响应策略的比重。企业选择积极遵从和消极抵制策略时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业整体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别为。当企业以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选择任何策略的收益无差异。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1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状态，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b)所示。当企业以高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消极响应向积极反哺转移，最终积极反哺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0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c)所示。当企业以低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积极反哺向消极响应转移，最终消极响应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

(一)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该系统的局部均衡点构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据上文对企业和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可知，该系统共有五个局部均衡点:(0，0)、(1，0)、(0，1)、(1，1)、(x*，y*)。为确定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变的最终结果，需要对该动态复制系统的各个局部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体动态时，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出。［9］据此，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从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它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通过判别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职工选择消极响应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R－C与Q－λC两组条件的大小关系，可以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相应的约束条件下，局部均衡点(0，0)、(1，1)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如图4所示，若初始状态在D区将收敛于点(1，1)，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累积;若初始状态在B区将收敛于点(0，0)，产生企业抵制制度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的恶性循环现象;若初始状态在A区或C区时，稳定均衡点取决于企业调整策略选择的速度。若初始状态在A区，如果企业及时调整决策，使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动态将穿过L2线进入D区，最终稳定均衡策略将为(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反之则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3.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动态复制系统无稳定均衡点，该演化博弈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表明企业和职工的策略选择具有随意性。4.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局部均衡点(0，0)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却是劣均衡状态。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职工无法忍受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二)参数讨论通过对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发现，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况决定着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不同收益关系下将形成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且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和(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过观察缴费主体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费行为的演变过程，采取相应措施来不断调适和修正其策略选择，以实现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最优均衡状态，促进社会保险征缴管理的有序运行。根据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组条件中的后两组条件无法实现最优均衡状态将不予考虑。在前两组条件中，均有(1+α)R－C＞(1+β)Q－D，则β＜［(1+α)R－C+D－Q］/Q。这表明当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并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系数应尽可能的小，使得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长期收益，倒逼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前两组条件的区别表现为第二组条件下有两个稳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劣策略的发生，主要取决于R－C与Q－λC的大小关系。当λ－1＞(Q－R)/C时，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优稳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当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惩罚系数大于短期额外收益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比例时，企业会选择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由此，本文提出社会保险逃欠费的最优惩罚系数λ=(Q－R+C)/C+ε，其中ε为可调整参量且ε＞0，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不同时期征缴率的变化情况调整ε值的大小来调适和修正企业的逃欠费行为。这种可调控的惩罚力度对逃欠费企业的震慑作用较大，能够有效地遏制企业逃欠费冲动，引导企业在面临严厉处罚情境下做出积极遵从制度要求的选择。从图3可以看出，当β减少、λ增加时，y*增加，鞍点(x*，y*)沿着L2线上升，D区的面积减少，逐步向稳定均衡点(1，1)靠近，最终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状态。

三、结论与展望

1.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仅与企业的决策有关。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决定，观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而是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判别企业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R－C与Q－λC这两组关系的大小，可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

2.企业在不同策略下收益的大小关系决定着该演化博弈模型最终的稳定均衡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策略(积极遵从，积极反哺)，且是优策略;当(1+α)R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两种稳定均衡策略(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和(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策略(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却是劣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放松对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管制，企业追求相对竞争优势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造成职工利益受损，职工无法忍受利益受损会做出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决策，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受损的恶性循环累积，这将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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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变迁 民俗 保护

一、社会变迁对民俗的不利之处

（一）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会毁掉原有手工艺传承土壤

文化传承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够“更舒适”，而不是能够“更有意义”，他们的文化就是现实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习惯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饭屋”支“鏊①灶”，摊做煎饼吃的饮食习惯。如果因“旧房改制和异地搬迁”要求搬住进五层楼房，无形之中在毁灭“某煎饼”这种传统饮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当地煎饼已被申报为“非遗”保护对象。一种文化是否为民众认可，不在于这种文化是传统的抑或现代的，而在于它是否为民众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饼”生产制作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不自觉地固守着传统居住和生活习惯间接保护了该“非遗”存活根基，习惯传统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约化生产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农村住房改造项目是好的，但是无形中也在使乡村住房格局和样式单一，有同化的趋向。乡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做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统一搬迁入住新房，这种推进新农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不否认近年来很多农民在城市里买了新房子，户口却在原籍还占有着耕地。国家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对这样的农民顺水推舟让其成为工人。但是中国的工业是否能够吸收足够的国人就业，并从农村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从而在农业领域实现区域化、集约化、机器化的生产作业还是需要慢慢的过渡。传统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已经存在这么长的历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现代化农场作业也并不全然被证明完全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现代的学校教育，剥夺了传统社会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场域，无形中切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途径

现代的孩子，适龄就被送进了学校。从前那种在十二、三岁逼着自己的女儿学“摊煎饼”的风俗习惯，早就荡然无存。因为孩子上学，母亲的手艺没了传承的对象。伴随社会的变迁，曾经用会不会做煎饼评价新媳妇的观念变得开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护及传承“煎饼”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遗弃传统手艺，又无意识去保护传统手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渡阶段。除了在保护宣传上做得不够，我们自身的素质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对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的摧残

正统与异端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对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庙神仙体系模仿国家官僚系统建构，表达对艰辛生活遇到不确定性给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脱。村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民间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民间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庙只是民间信仰观念化物质载体，形式没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观念本就是无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国的农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团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为了节省架设高塔的资金，选择天然山丘做制高点，霸占、拆毁了拥有着几百年历史×山神庙。当地村民缘于免辐射的考虑，也因此很少登山顶在去拜祭×山神庙。重阳节登高习俗也销声匿迹。这种话语霸权，强权让老百姓无言诉苦，老百姓只能说庙毁了，风水被带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和“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在现在传统乡村上演。人都说没文化真可怕，掌权者利欲熏心，明知会得罪百姓而为之，目光短浅，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无视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对民俗保护两点建议

（一）全球化与地方知识、利益的调适需要时间

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全球化”的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标准化的趋势。［2］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开花。中国也在上演着复制方特欢乐世界、刘老根大舞台等科技和文化产业。虽然中国引进“麦当劳”“肯德基”牌子是美国的，但“中国的麦当劳”风味已经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这是地方文化与全球化的调适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转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缚，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一旦脱离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诙谐、幽默的韵味，这方面多在语言类民间文学、民间曲艺等方面特别突出。有些地方小戏本就是特定场域里艺术奇葩，转化成普通话表达，会失掉地方特色。将其进一步转化成文化产品、旅游文学作品出售需要一个过程。对艺人创新能力也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联合民间艺人与学术专家共同探讨并可以借助当下娱乐时尚符号创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时尚两种。

（二）质疑保护“非遗”是国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护政策

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事项，被特意的保护起来，为的是让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虽好，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生命力在民间的草根阶层。无论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保护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生存的地域空间在现代化工业社会渐渐消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是一种不得已权宜之计，因为现代化的步伐之快，让人只能被牵着鼻子走，等变主动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案例不胜枚举。鉴于此，除重点保护传承人外，还得成片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并且伴随着现代化步伐对非遗认定基础上创新、重构，借助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宣传非遗保护非常必要。

三、结语

本篇论文以社会变迁对民俗四大不利影响为叙事为主，在此基础之上，以怀疑的口吻简要提了两点建议。主要是从“非遗”保护政策保护范围和主体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间文学从地方走向全国范围过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两方面从政府层面对于传承人施压，及传承人自身生计和传承手艺创新方面都有待质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读ào，［字义］：一种铁制的烙饼的炊具，平面圆形，中间稍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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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终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悬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公"和"私"的大讨论，在汉语世界也反响热烈。不过，这种舶来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们传统的思想范畴所能比拟和对付得了的，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思想史范围，而成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仅仅从某个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们阐释清楚。

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学林出版社推出，我在这里不想鹦鹉学舌一般地简单复述其内容，也不想越厨代庖，强为读解文本，相信每个人读完会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书里书外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该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范围，可以说，这也是该书的一个元问题。眼下，国内外有一股热潮，倾向于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或者单纯追溯其"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或者仅仅关注其当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释东欧的所谓"纠补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公共领域"/"公共性"作为一个综合范畴，被单一化为政治范畴；"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所开出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被还原成政治问题。这样做，恐怕不合哈贝马斯一贯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旨，"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思想史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来的不光有现代政治运动，更多的还是现代社会动员、现代社会变迁以及意识形态转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一点，在该书的基本结构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明确了"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的历史起源之后，分别沿着社会结构、政治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等路线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现代转型线索逐一加以追问，问题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结构之严谨，逻辑之森严，引证之广博，真是叹为观止；更何况，哈贝马斯当年才刚刚出道，初试身手，即大露锋芒，难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为新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反复强调该书对于其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路的基础意义和规范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哈贝马斯的理论首先或主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是一种试图从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上澄清现代现象和现代本质的学说。如果说《交往行为理论》还其整个现代性理论的导论的话，那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则是其一份提纲。提要性而非体系性，是该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该书比较难懂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问题。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极其复杂，加之他主张跨学科研究，给阅读、理解、翻译和解释他的著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哈贝马斯在写作该书时的身份还比较简单，说白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小学徒"。虽然他当时已经发现批判理论从规范到方法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对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坚决捍卫的。因此，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而言，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远不及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那么复杂，也没有《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乱，更没有《事实与价值》（Faktizitaet

und 转贴于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当的单纯，基本上还是以（当然是经过其导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为主。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明确以及对政党意识与民众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浓厚的色彩。把这个时期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杀掉，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说哈贝马斯当时对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方法论上的规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论的突出之处表现为"社会批判"（外在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批判）的紧密结合。在该书中，哈贝马斯对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一方面，他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当中抽取出一种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这个理想范畴当作规范，对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较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就导致他对其实践因素的忽视或轻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内涵被他放到了一边。因此，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非历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只能限于规范层面，而未能达到预期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其实，综观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程，这种非历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这或许也是人们宁愿叫他"当代的黑格尔"，而不太情愿称他"当代的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贝马斯在方法论的"失足"，却为我们批判和运用他的理论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当中，现代性的冲动一波强似一波，政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的矛盾，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资源所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规范批判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唯他是从，而是说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们借鉴和落实。

最后是书名翻译问题。该书原名为》Strukturwandel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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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这个称呼，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已经是无人不知的了。“东有二人转，西有二人台”，都是泥土芬芳十分浓郁，民族风格十分鲜艳，透露着往昔底层老百姓心态情致的独特表演艺术品种。东边的，山东、河北百姓跑关东；西边的，山西百姓走西口，陕北百姓走北草地。在为生计拼搏的漫长岁月里，两边不约而同地创造了集歌舞、器乐、曲艺、戏曲与口头文学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品种。

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路文化”概念的建立，让我们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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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首先，是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不断的赏赐和诸侯争夺，王畿范围不断缩小，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断下降。而郑、晋、齐、楚、秦等诸侯国的势力却不断上升，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他们越来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缴纳、贡赋、朝聘、会盟的义务。相反，诸侯动辄出兵讨伐周王，召唤周王去盟会。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大宗、小宗之间出现争夺与兼并。如晋国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而夺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鲁国三桓以小宗控制鲁国公室大宗。另外，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异姓卿大夫宗族开始强大起来，也构成了对公室公族的严重威胁，如晋国的韩、赵、魏等大族，齐国的国、高、管、陈氏等。最后，嫡长子继承制开始遭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来自周王的破坏。如周宣王强行立鲁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废嫡立庶。春秋时期，各国废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来，如宋国宋宣公舍嫡长子与夷而立弟穆公;鲁惠公死时违背立嫡原则，由庶子隐公继位。上述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使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逐渐失去效力，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君的权威不断遭到削弱，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现了从上到下的逐级崩解。贵族集团以前那种简单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礼治思潮的兴起——思想资源

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开始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原有权威的丧失，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脱离原有族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统治者不能再把民仅仅当作臣民来保护，而必须要当作人来对待。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就不再表现为强调权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于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贵贱有序、尊卑有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春秋时代，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中重新发现了“礼”。春秋时期“礼”受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人们把“礼”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独立出来，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论述礼的政治功能，以礼治国成为时人的共识。

春秋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即是礼治思潮的兴起，“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数人的普遍认同，人们把礼上升到治国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国北宫文子言:“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国语·晋语四》曹负羁对曹伯言“礼以纪政，国之常也。”

与曹负羁的话相类似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所言:“夫名以治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杨伯峻注:“体为‘体用’之体，意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师服认为礼是政治统治的核心。与这种认识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周内史过言:“礼，国之干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太叔所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子贡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左传》中有大量的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人们把礼视为认识上的是非准则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人们往往根据各级贵族外在的礼仪、礼容判断其修养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兴衰。《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这里仲孙湫即根据鲁国仍行周礼的情况判断其国势未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齐国庄子聘鲁时，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便劝僖公结好齐国，因为“国子为政，齐犹有礼。”

《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即根据两国君的礼容对两君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判断:“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年间，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对晋文公行锡命礼，内史兴即根据晋文公在行礼过程中能严格按锡命礼的规定行事，告诉周襄王:“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国语》、《左传》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是否有礼及行礼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各国兴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时期礼无所不在，在王权衰落，权威丧失，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里，礼成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突破礼的周旋揖让的形式来认识礼的政治功能和本体意义。《左传》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全无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昭公“善于礼。”大夫女叔齐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政权落入三桓手中，昭公无能为力;人民投到三家门下，不为公室效劳，昭公不知自己面临危难，却还利用与大国结盟去凌辱小国。昭公分不清“礼之本末”，“屑屑焉习仪以亟”是舍本求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这里把礼提升到自然的秩序与规律的高度，并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这一点可参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在于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划分与行为的规范。

三、仁学思想——具体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政治家们在理论上重视礼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导致礼治思潮的兴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礼并没能建立和稳定起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恰恰是历史上社会运作最无秩序的时期之一，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个尚利尚力，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政治家们企图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致命弱点，就算它是一套适应新的形势的新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仅靠外在的制度规范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设。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无序。孔子的时代宗法等级制的崩毁已经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鲁国也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对于现实社会中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无序现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社会恢复到往日的安宁秩序。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级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礼不越位，在这一点上他与春秋时的政治家的认识并无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独立个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的事实，也看到了单纯的外在规范的不足之处。他试图为礼的外在规范找到一个人们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使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的自觉认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点在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行“三年之丧”礼制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基于血缘的亲子之爱的情感需要，把礼的基础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从而对这种礼制的遵循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孔子这种对礼的改造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更重视礼的精神实质，礼的情感基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对礼的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而只具有礼的外在的仪节形式，礼的生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这样的礼也是不能长久施行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为政》)如果人们没有对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没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人们自然不会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在继承西周时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时期礼的思想基础上，孔子创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论范畴，把“仁”作为“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础，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道德建设来实现对礼的自觉认同。“仁”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理想而成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学说是针对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意识觉醒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及其广泛的哲学概念。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为，都可以说是“爱人”，都可以归之于“仁”。孔子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把社会成员当做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自己的臣民当作毫无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样去保护。这就要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会成员当成平等独立的个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时就会以一种恭敬、虔诚、庄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是漠视人民的权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讲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子罕》)。

对统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给民以实际的好处，要轻徭、薄赋、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统治者要行仁就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统治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这首先要从“亲亲”中去培养这种感情。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近指与自己最贴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来理解我与一般人的关系。把自己爱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爱人”达到仁。孔子的仁首先从血缘家族内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极限。只有这样以血缘的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积极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孔子不仅仅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而独立出来的个人。更强调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普通成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外在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准则并大量论述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这成为孔子“仁”的主要内容。孔子是“仁”、“礼”并举的，他看到了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不可偏废，但他却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对礼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当时大多数政治家都忽略掉的东西，也就需要他详细的加以说明了。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这是孔子对“仁”的又一个基本的规定。“仁”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称，是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达到的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在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意识。既然“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应努力去追求达到的东西，这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从外在权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类的意识的内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人本身。孔子通过“仁”的概念释礼为仁，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为原有的缰死的制度规定性的礼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子为社会中的个人规定了许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庄重、谦逊，宽即宽厚、宽容，信即诚实、诚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别人。孔子把这几方面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并多次加以强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还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除了继续强调为人谦逊诚信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敬、忠。敬是指一种临事庄重、认真的态度，忠是指忠诚、忠实。孔子强调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要不念旧恶“犯而不较”(《论语·泰伯》)。为人要讲诚信，孔子针对不讲诚信的社会现实曾经感慨地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除此以外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讷也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道德品质。刚是刚强，毅是果决、坚毅，木是质朴，讷是不轻易言语，这也是人们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好学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质还包括“直”、“智”、“义”、“勇”、“和”以及“温”、“良”、“俭”、“让”等内容。

那么怎么样才能具有和保持这些品德呢?孔子认为能否具有这些品德，关键在于个人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程度。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个人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加强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修养的意义，主张多闻和多见。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只有不断学习，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他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即广泛地占有知识，提高自我觉醒，坚定志向，对不懂的事情切实向人请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进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体现在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学文、学诗、学理、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树立其行仁的自觉。

孔子重视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来培植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按所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事，以此维护等级制的“礼”，恢复往日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否认孔子所要维护的礼已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后的礼。但它毕竟还是等级制的礼。孔子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自觉认同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孔子却由此开创了先秦伦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无一位思想家提出过全面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也没有人对如何培植道德进行过论述。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7.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12.

[3]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6.

[4]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

[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80.2:77-79.

[6]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J].孔子研究，1990.1:23-32.

篇6

摘要：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各地的文史工作单位与艺术工作者，纷纷投入乡土重建的行列。传统饶富宗教色彩的民俗节庆注入了艺术创新、招揽观光、开发文化商品的经济性目的。民俗节庆也成为推展文化产业，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项目。本文以文化生态研究的观点，为扩大文化营销，提出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模式，期待有助激发我国文化产业的潜能与活力。

关键词：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

1、项目背景

我国民俗节庆承袭汉民族传统文化，并包括源自各地方宗教祭祀的民俗庆典和原住民祭典。传统农村社会的民俗节庆往往结合耕作季节，富有祈福、消灾、演艺、休闲的多种意义。尤其民俗节庆期间搭配敬神、祭祀、团聚而来的艺阵、团康和各式各样的神佛绕境、花灯、蜂炮、舞龙、舞狮、抬轿、踩高跷等民俗表演，在民俗祭典文化薪传的意义之外，更以缤纷热闹的气氛带动民气，成为象征地方特色，吸引观光人潮的重要活动。[1]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社会变迁促使农村生活与民俗节庆的风貌逐步改变。

分析民俗文化活动的现代意义，在其原始的怀古念旧与追溯民族情感，凝聚社会人心的集体认同意识之外，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文化活动藉着现代化的生产与再制造，扩充提供消费和服务的功能，已跳脱了早期对所谓文化工业的负面思考，并融入知识经济发展的洪流。随着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民俗文化活动被视为有效展现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社会、国家的生活经验、艺术特质、人文风貌和宣泄真挚热情的标志。[2]它是彰显地方感及塑造独特文化地景的绝佳题材。

2、项目目标

从参与观察的角度来看，节庆活动（festivals）是当代各地民俗文化当中，同时拥有象征传统习俗精神，能够号召吸引较多民众参与，易于结合亲近的民俗氛围，创造因提供经验、产品、服务，而滋生的经济效益。时人探讨文化产业有必要深刻重视这一环。

本文以我国的民俗节庆文化活动为标的，循文化营销与文化生态研究的途径，藉此透视民俗节庆文化的构成要素和变迁趋势，并分析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实营销推广，期待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能与活力的正向思考。

3、基本流程

民俗活动的源起具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文化意义，它是经由互动的社会过程而来，不仅单独存在于个人。也在群体活动的创造与累积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象征地方特色的知识总合。[3]

本研究的文化活动项目策划过程具体包括：（1）、构想执行，（2）、再制造，（3）、营销、宣传、流通、（4）、展示销售等四个阶段。我国的民俗节庆除了沿袭传统的动态基调，随着工商业生活步调的转变，加上推动社区营造而兴起的促销地方产业和发展观光的功能，成为文化产业的一环。以前述‘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相关利益人模式’分析，民间参与的范围包括：呈现地方生活风貌、艺术成份、精神价值的文化制造者；具有执行传播，扩散宣传效果的文化营销业者；以及提供前来参与的顾客和消费者各种感观体验及休闲服务的文化服务业者三大类。进一步细分尤以下列各项最常见。（1）、宗教及公益团体：包括传统的寺庙、宗教团体，及当代非营利性组织的公益文教基金会，他们通常是民俗节庆的发起或赞助单位。（2）、地方文史工作者：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性质之文化志工，对于协助节庆活动之企划、推动、考证与服务，往往提供绝佳的辅助。（3）、艺术工作者：包括传承传统艺术的戏剧、艺阵、表演以及寻求推陈出新或结合流行风尚元素的艺术创作者。（4）、地方产业供应者：原属地方生活主轴的地方产物提供者，如年货大街的商家、木雕艺术节的雕刻业者。（5）、衍生性文化产品制造者：如元宵灯饰的饰品制造商。（6）、营销及传播业者：包括媒体传播及当代承揽策展或执行活动企划的经纪公司。（7）、观光服务业者：民俗节庆活动的功能融入大众消费文化，增加了文化观光与知识经济的意义，食、衣、住、行等民生性质的消费服务成为节庆活动的重要项目。

本研究认为民俗节庆文化活动四个阶段不一定像工厂化生产流程那样一个接一个，有时候其实是既重叠又互动。事实上这些分工也存在于不同的执行单位之间，亦即垂直整合的合作模式是采取将原来个别执行的专长领域结合在一起，藉以提供较为完整的价值链。

4、营利模式

具有民俗传承与创造经济效益的民俗节庆活动，不但不在文化资产保存法严谨的保障范围，也非强化创意生产的文化产业项目。[4]而民俗节庆的文化活动涉及历史、宗教、礼俗、艺术、经济、营销、体验、服务等不同面向的学术研究与经营实务。因此，民俗节庆活动的价值链带动文化、观光、商业的实质效益是不争的事实。

5、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文化研究的命题在讨论文化意义产制过程中，以所谓文化循环的概念来观察，当代文化事业的生产、再现、认同、消费与管制的接合过程，每个层面都有其必然的影响力，各个层面的接合与连结会决定文化意义如何被接受或生产。

民俗节庆源起自俗民时节庆典，经过不断的积叠与创新，虽然可能因创新元素加入或怀抱不同的愿景而调整作法，但其根植于俗民生活的原始意义仍是维持永续绵延的原始动力。但时下许多新兴节庆活动的内容设计，往往标榜国际化、艺术化、大型化，成为追求商业效益的观光产业。[5]许多民俗产业曾创造一季数十万人潮参加的盛况。这种操作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景气不佳，终于因亏损严重而宣布停办；与此相同，许多艺术节也经历类似的同样命运。因此，民俗节庆活动必顸投入更多文化行政的扶持与学术研究的基础，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6、相关结论

传统民俗节庆结合乡土神佛祭祀，融入艺阵、戏曲表演，是汇聚村民共享迎神、喜庆、群集娱乐的节日，也是乡土艺术展现的最佳平台。那是俗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多层涵意。随着社会变迁与政府的文化行政提倡多元文化并蓄，透过富丽农村、社区总体营造、一乡一特色、鼓励文化产业化等政策的推动，当代我国的民俗节庆活动呈现一方面寻根复古，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的民俗节庆发展出以艺术文化发展观光、为社区营造促销地方产业、维持民俗祭典又加入创新作法等三种类型。

当代文化产业研究强调承袭传统文化艺术，结合现代体验，发展兼俱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效益。不可忽略的是人文艺术的美感，社会发展的理性价值，无论如何添加创新元素，它仍是文化生态绵延不断的原动力。我国的民俗节庆活动在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的潮流中，将持续发展。期待透过文化活动项目策划合作，追溯民俗的传统因素，融入现代生活，共同开创兼具吸引世人关注，又能令人回味无穷的美感体验与享受。（作者单位：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邹全民.潍坊市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 2009

[2]王惠建.旅游主题公园核心竞争力的识别和培育研究[D].湘潭大学 2003

[3]苏韶芬.关于旅游业如何开掘民俗文化资源的若干思考[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

篇7

关键词：明代白银；货币性质；流动；市场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白银问题的提出而言，明清时人对于白银便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上：一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的问题；另一是这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在币制币材方面，因明初统治者推行无准备金之钞法，致使大明宝钞在前中期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钞法不畅导致流通领域白银的使用逐渐抬头，于是有人主张用白银来作为币材。到了明代后期，“银荒”问题也为时人所关注。关于明代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时人对其印象颇深。面对白银的不断流入，中国国内出现了严令海禁和开放海关的不同主张，这种争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前期，相关的论述也较多，此不赘述。然而，明清时人对于白银问题的看法，或是单纯从币制币材的角度来看待，或是对于白银内流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主张。

近代以降，关于明代的白银问题，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汉升等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关于此问题的介绍可参见笔者的另一论文。从国内外对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近况来看，关于历史上中国货币的盛衰论、进步论等论点逐渐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并且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已经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质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明代白银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依据。白银货币化是不是一种“白银进步论”观点？明代白银在中前期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怎样认识实物货币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货币的结构发生改变并与世界的经济连为一体？

如何不断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问题意识”有多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思考和解读当然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许多不足之处能够得到有关方家的指正和见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场状况与白银问题

对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经济情况的客观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明初货币经济水平的前提。传统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论点束缚，认为明初社会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社会经济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这种整体上的认识，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时间纵向上的考察和经济体各部门横向上的考察。

我们来看看宋、元、明长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方面，全汉升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几篇论文中为我们介绍了自宋至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不断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较宋代而言相差甚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价低或者工资低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产量和销售量规模有限，对经济的扩展很不利，这侧面也反应了经济体的萎缩程度。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香港学者刘光临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经济各部门的货币成分，从价格、劳务工资、贸易、考古出土和钱币数量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中他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货币化政策已经严重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通货供应的不足，使得明代社会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明代中前期经济萎缩的提法越来越值得关注，因为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的角度，这种论点都会得到验证。

1.商品交易与市场的萎缩

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和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具体的表现而言便是商品价格和劳务工资的极端低廉，以及商品贸易的低度发展。

以白银来看，明代的米价在16时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离宋代物价的高峰时期相差3-4倍左右，从铜钱的角度看，宋明物价拉的更大。明代16世纪前半停留在300来文每公石，而这只相当于宋初的水准，距宋代高峰值时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见明代的物价之低。从金银的比价来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为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时代的一半，也即5―6两左右，另还有关于江南绢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

16世纪中叶前明代田价和米价表

（与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价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间，中后期及南宋时期，宋代米加一般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银也高出明代数倍。在田价方面，宋初约为0.5贯，最高达15贯，年均约为6-7贯，折合成白银约为3-7两左右）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资竟相差达到150倍左右（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约为200文左右）。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上半叶。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明代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

“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

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势射利者亦鲜”。农民自给自足，百姓过着与市场不相往来的生活，当然会形成市场和商业的不断萎缩。

实际上，对于明初市场的探讨，虽然要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对于要素市场、远距离贸易、消费需求、商品供给、城乡市场体系等方面细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这个工作只能留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从傅衣凌和万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乐一朝数量较大之外，其他时期的数量远远小于明代中后期。诚如以上所讲，明代中期前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水品不能高估，这从以下的货币分析当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释。

2.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正如笔者认为的那样，白银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处于实物货币性质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实质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迟缓与萎缩。从历史上来看，实物货币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先秦时期的贝币，民族边疆地区的金银货币和盐币，唐宋时期的缣帛，元代的木牌、盐包，明代的谷物、缣帛等，为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实物货币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谙中国货币史的日本学者早就区分了商品货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之间流通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并细致分析了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们对于明代前中期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却殊难理解，因为这样一种世人皆知的贵金属怎么会是一种代表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物货币？这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定位和解释白银在实际流通中发挥的状态和作用，否则明初白银流通的许多问题便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众所周知，研究者对于某种货币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从其实际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待其职能。因故经过仔细探究白银流通的重要时期宋代之后，我们可知白银货币化的观点很难以成立，因为宋代白银作为货币其职能的发挥不仅有限度，而且常常与缣帛等共同使用并称为“银帛”。这个时期的白银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物货币。

自元至明，白银一直在市场中可以见到，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混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情况下，白银往往与谷物、缣帛，甚至像元代出现的纸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实际上的中国货币史，应是各种各样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出现与王朝自上而下试图在疆域内统一币制的努力，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

如果我们证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银也是一种实物货币的话，那么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成果，毕竟前人对于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究可以让我们较为详尽的考察到白银这种实物货币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明代前期，无论是民间土地的契约买卖还是政府的税课当中，都有白银在流通领域的足迹。关于土地契约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论述，故此不讲。关于政府课税折银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史料的记载：

十九年，“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许任土所产, 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

从赋课的史料中我们得知，白银的征收是和许多实物货币一起的。此外，此时期白银的使用领域还包括赏赐臣下，赏罚罪行等特定领域，这从许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不言自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等实物货币的不断抬头与明宝钞的运行不畅相关，到了宣德年间，宝钞达到了几乎需要不时的禁银法令来通行，可见民间用银情况的普遍，据史料载：

“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钞法,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及支盐发卖,专要金银,钞愈不行。”

由此可见，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银这种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整个明代前期不遗余力的施行“银禁”政策，但白银的流通终究开始广泛起来，白银不仅有时单独流通而且常常与谷物、缣帛一起发挥着辅币的作用。

实物货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从对史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实物货币的存在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即贯穿于明代的中前期，这正切合了以上关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3、货币结构的转变

日本学人说过：“考察货币经济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必须研究的主题”。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货币结构的转变，即钱钞结构转变为银钱结构。因为这次转变使得贵金属白银正式确立了主币地位，也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进入了以白银为主且银钱兼用的阶段。实物货币经济在慢慢消退，商品经济逐步得到巨大的释放，社会进入蓬勃的发展阶段，最终晚明社会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

有学者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分析晚明社会变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只想对学界着笔较少的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进行些思考并试图解释。不可否认，这次货币结构的重大转变是与晚明社会变迁同步的，白银兼具贵金属货币性质和世界货币性质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来，引起这次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1.国内货币经济的萎缩和恢复与通货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货币结构进行转变。

2.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然。

3.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以上所述，我们归结起来便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双重压力要求明代货币结构进行转变，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银货币终于摆脱实物货币阶段，正式进入贵金属货币阶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银的流动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际，约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内市场上的白银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在16世纪中叶上下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国内白银流动的市场先期建立起来。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内白银存量的不足始终制约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和起速，最终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加上国内外白银流动市场的切合终于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明代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可靠的剂。

1、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

通过上文所讲，在国内市场上明代白银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国家为了维持宝钞地位而不断施行禁银令的制约，白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流通。政府的课税、土地买卖市场、江南富商大贾的贸易买卖等数额较大的方面可以见到白银的踪迹，很显然在明前期白银的使用在国家法令的严禁之下是较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乐时期，政府禁银比较彻底，以至于民间契约上只见宝钞、缣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统时期，白银的使用明显增多，促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钞法的败坏。宣德时规定：

“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但是,“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沙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一万贯。”

尽管在课税、赏赐方面，白银仍在使用。但是国家法令有时候也会出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从洪武到宣德，在民间仍然有鼓励犯罪罚银的规定，可谓是国家一定程度承认了民间用银的合法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实物货币在宣德皇帝统治时期是运用最广泛的，尤其是缣帛和谷物，这从契约和记载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说过：“实际上，通货不稳定迫使人们转向物物交换的现象，即使到了20世纪，也是反复出现的”。很显然明中前期通货的不稳定一直影响着市场运行的状态，使得实物货币大量存在。市场运行的不畅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对于更高通货的需求，最终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和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

然而在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一复杂混乱的货币使用状况，而是要知道从何时起，白银逐渐取代其他通货逐渐在流通领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规模的白银市场建立起来。从契约的情况来看，正统时期宝钞已经不见踪影，白银已经取得主币的地位。景泰、天顺时期民间使用白银率是极高的。有学者指出：“至成化年间，90件契约中，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交易，从而说明民间交易中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

尽管在正统时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市场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是越来越低，正统时期的年均银课量还最低。至正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大约一百来年的开采，国内白银的累计总产量约为3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唐宋时期的产量。即使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量，据估计总数也不超过5-6千万两。在铜钱方面，据最新的研究显示：从洪武元年到隆庆时期，明朝一共铸币约为320-480万枚，加上唐宋钱的遗留，16世纪时期明代规范铜钱的总量大约为3600-5400万枚，相当于北宋一朝总量的12-21%左右。

明代与宋代货币存量情况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际的国内市场上，无论是赋役方面的田赋、徭役、关税、盐茶税、马政、匠役等折银，还是民间市场上白银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经济的有限规模。据史料记载，：

在弘治时“清江镇，临郡一都会也，山水环绕，舟车辐辏……昔饶裕今鲜盖藏。……百年来人文日盛，而商贾之业衰矣。”

而且，反应通货紧缩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开始收缩海外的朝贡贸易，而且在对待贡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来”的原则出现了与贡使讨价还价的，以市价估之的情况，反映了明中期财政上的拮据状态。

在国际市场上，明代前期白银的流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这个时期白银的流出流进，在赏赐与贸易的相抵之下，净额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的有限规模，而且随着明代前中期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国对于白银有着近乎饥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说：“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市场迅速扩展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这个结论意味着，国际白银的流动是由于中国市场对于白银的极大需求造成的。实际上，学界以前不曾有这样的提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正德年间（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界内要求开展贸易，但是真正意义白银贸易的变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年），官方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使得中国从日本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白银数量。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国输入白银的地方，时间大约为16世纪40年代。不仅日本的许多银矿在此时逐步开发生产，而且他们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通货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国异常需求白银，但是国内白银规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白银需求缺口，于是国际上白银的流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白银贸易的巨大利益开始拉动中西方的供求市场。

2.国内外市场的切合与数量问题

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切合一般认为是在16世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嘉、隆之际。这时期海外白银的流入不仅有日本，还有后来加入的马尼拉、南亚、中亚等地。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和大致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海外白银流入的路线问题。弗兰克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日本-中国、美洲-马尼拉-中国和欧洲-中亚和印度-中国，同时他认为中国在18世纪以前获得了相当于世界产量一半大约60000吨的白银。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流入中国白银的路线主要归结为两条：日本和马尼拉，这条路线上的白银又包含两条小路线，即西属美洲-马尼拉和欧洲-马尼拉路线。万明把这些路线总结性的概括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和中国-果阿-欧洲。总所周知，海外白银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地方，即：日本和西属美洲。因此为了方便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大家倾向性的用这两条源流来分析和估算白银流入的大致数额。

从中外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通过各种类型的贸易从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然而在中国传统时代，由于缺乏数字统计手段使得我们难以确切知晓到底有多少数额的白银流入中国。因此，关于白银数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瞩目和研究。目前，我们从这些研究当中可以得到许多信息，这不仅仅是白银流入数量的问题，更是中外几代学者孜孜不倦融会中西方资料和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见证。

明代海外白银流入数量估算表

对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在学者相关的论著中轻易得到。由于单位和时间的不统一，致使上表的数据的理解还是有点困难。另外对于白银数量的估算研究还可以在吴承明、钱江、刘军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来的这些人，只是因为笔者的倾向性意见，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总是在不断总结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因此以上的新旧结果代表了学界对于白银数量估算问题的大概情况。

大体而言，学者对于自16世纪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估算为1万吨至2、3万吨左右，也就是2亿两至4、5亿两左右，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2-3亿两左右。尽管难以明确，但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难以忽视的数字，因为相比国内白银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的，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评价。有学者说：中国商品和白银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连接，而白银这种世界货币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成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的一个明证。

3.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白银流动的货币意义解释

布罗代尔说过：“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如今学界就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在16世界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论点已经达成共识，其实质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白银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丝绸之路钱币”流通使得中国与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从此，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就中国而言，蓬勃兴起的市场贸易和规模扩大的商品经济使得晚明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代中后期白银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这种流动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以往白银货币化论者（白银进步论者）认为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然而有人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时他们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

笔者以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及其中后期流动的考察，应该从中国独特的货币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说：“无论是货币还是市场都不能独立于制度而存在，对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样”。明代的白银在其中前期一直处于实物货币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体现了明政府货币制度设计构架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同时导致了明代前中叶钱钞货币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面临着急需转变的境地，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银得以摆脱实物货币的地位从而走向贵金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银流动的意义无法低估。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于有明一代白银流通、性质和流动问题的重新考察，笔者以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发挥的作用和性质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银以及其他的实物货币的存在和辅助地位说明了明代经济体的规模和发展程度。通货不足和实物货币的大量存在一直迟滞着明代市场、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所谓危机就是转机。面临市场压力和民间通货需要的明代经济最终又是在市场的影响下选择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但是白银的有限来源使得社会经济的规模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扩大，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为中国货币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因其参与世界的银货贸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银的能力使其商品经济和市场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银内流对中国意义的两种不同论点，旨在说明正确理解中国货币经济和货币结构的状况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指导老师：林文勋教授）

注 释：

丘浚主张恢复金银的货币地位，“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引自文渊阁四库资料，以下同）。王世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顾炎武也说“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录之余》卷2，《禁金银》.

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靳学颜、陈子龙等人为代表，见其相关著作。也可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页.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

（日）柿沼阳平在其最近的货币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盛衰论等观点，同时介绍了日本众多学者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问题的研究状况：货币区域论、多元性货币经济的流通、货币流通领域的层次性和不对称性、货币经济的主角等论点值得关注。见其文：《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导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关于物价方面的变动，还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6―413页.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0、519、356、501页.

全汉升：《宋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84―85页.

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5-6页、41-6页.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实录》卷64.

转引自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陆太守序》.

在这方面，龙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见其：《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纪（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时期，当然他这个提法是就整体状况而言的，但他没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场状况做出特别的介绍.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关于明代后期的土地买卖状况，可参见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

林文勋：《南诏货币流通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06期.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杨士奇撰《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说：“市井懋迁，难以碎帖。店铺多用盐包纸片，酒库则用油漆木牌。”这里的盐包、纸片、木牌等均是实物货币.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03期。同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可阅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况见吕午：《左史谏草》，戊戌中云“：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87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11.

《明史》卷78，《食货志二》.

《明宣宗实录》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也可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实录》卷197云：“云南专用海肥, 四川、贵州用茵香、花银及盐布, 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 山西、陕西间用皮毛。”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有较具体的解释.

《明太祖实录》卷251中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明会典》卷37.

《明宣宗实录》卷105中记载：“既瞽, 又以母故伤人, 可肴之, 令出银十两, 付死者家备葬。”

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03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46页.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关于明代国内市场上白银的存量，应该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额。据估计，唐、宋、元3朝白银的总产量约为3.7亿两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中间流去国外的数字，实际上白银在宋元时期曾大量流失国外。参见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01期.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详可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号.

崇祯《清江县志》卷1，《市镇》.

田培栋：《论明代的朝贡贸易》，《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页.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03期.

国内的白银市场，既包括商业贸易市场也包括国家贡赋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因而有学者指出中国能够大量吸收世界市场上的白银就是因为贡赋市场的周转和吸纳能力，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8页.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6页.

梁方仲、全汉升、百濑弘以及欧美学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近年来弗兰克、吴承明、万明、庄国土、钱江等学者均有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数量估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颇有成效的成果.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见梁方仲、全汉升、弗兰克、万明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因这些论文和著作经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详细列出。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4页.

其实，林文勋早就提出了“钱币之路”的学术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视研究古代史上对外贸易之路上的钱币周流及其带来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见其：《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战线》，1995年05期.

篇8

见到辛自强的时候，不禁惊讶于他的年轻。

年轻得甚至有点像个毛头小伙，只是眉宇间有一些儒雅之气。

光看外表，可能很少有人会觉得他是一名博士生导师，他也许是记者见过的最年轻博导。他生于1975年，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该校评为教授、博导，2010年调入现在的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工作，目前是该学校社会发展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和副院长。

他还先后主持过国家级课题4项以及若干省部级课题，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120多篇论文，出版了《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等数本心理学专著。2007年以后，辛自强也开始以英文在国外，迄今已达15篇。

术业有专攻

现在，心理学好像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很多年轻人都会聊几句心理学，尤其是“文艺青年”们大多曾经喜欢谈论弗洛依德、弗洛姆之类的话题，那么辛自强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学呢？

据介绍，他自己目前研究的领域以社会心理学为主，兼及认知心理学等。他这么说：“我认真考虑过职业方向的问题。我私下很喜欢读精神分析学派的书，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之类。但是，从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决定这辈子不做心理咨询工作。实际上心理学的领域非常广阔，我更喜欢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心理咨询基本是一对一地帮助别人，范围有限。然而，科学研究一旦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

认知心理学属于基础性的心理学分支，辛自强早年研究较多的是“数学认知”：即研究小孩子怎么学习数学，怎么理解数量关系和数学概念，怎么解决数学问题。他工作后的第一本书《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虽然是心理学的书，却被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教育博士文库”收录并出版，这也是该文库中第一本心理学专著，也间接证明了他的研究在教育领域的实际价值。

辛自强关于数学认知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比利时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范彻菲尔（L. Verschaffel）主编一本书，邀请全世界一二十个国家的学者一起写，其中就邀请辛自强负责书中一章的撰写。近期，国外学者组织编写《亚洲数学教育手册》，他又被邀请撰写专章。辛自强解释道：“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成果慢慢会被别人认可。”

心理学的妙用

在认知心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外，近年来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辛自强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关切度更高的社会心理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何变化？到底是“世风日下”，导致人们的心理健康“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的心理状况因而变得更好？作为研究者，辛自强不是去争论，而是通过实证研究寻找事实作为证据。

辛自强和他的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2008年，他出版了《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一书，提出自己的发现：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断下滑。

这个研究并不容易，因为研究者无法再去直接调查过去几十年的人群，历史已经发生了。辛自强独辟蹊径，采取独特的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先后开展了近10项关于心理变迁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他的课题组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横断历史研究最主要的两个课题组之一（另一个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顿芝教授（J. M. Twenge）带领的课题组），这种研究为在宏观上确定我国不同人群的心理变迁规律提供了依据，方便了心理的社会预测与预警。

当然，这个研究结果似乎与中国经济的进步不那么“同步”。但或许这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揭示我们料想不到的规律。辛自强想通过心理学研究去揭示甚至干预一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大白杨是速生树种，长成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会发现木质不坚硬，不细致。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我们要关心发展的质量问题，要解决伴随而生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而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又如，辛自强与合作者今年刚发表的成果表明，当前大学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远低于十年前的大学生，呈逐年下降趋势。“我们想说明什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人们对人生和人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靠‘面子’维持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了，一时间信任水平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新的规范和观念慢慢确立，情况也许就会好转。”

创新的真谛

辛自强坦言自己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特别喜欢阅读和思考，也很乐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把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说清楚了，很多猜测和争论都缺少证据，我们却能用证据说话。”这些都是他成就感的来源，如果把自己知道的再教给学生，那更是一桩乐事。

辛自强自小有爱读书的习惯，他自小在农村长大，当地没什么书刊，能找到的书他几乎都看。大学四年中也没有当过班干部，也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但他每周都到图书馆借3、5本书，全部看完，然后下周再去还书、借书——就这样过了充实的4年。直到现在，他还是一有空就读书。

即使有兴趣，但不花点苦功，恐怕事业也不会那么顺利。事实上，辛自强的刻苦程度是相当惊人的。有些时候，为了一个研究项目，或者写书，他可能连续几天不下楼；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看的英文资料大多是用B3大小的纸复印的，叠起来至少有一米多高。

辛自强老家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他的小学和初中阶段，老师基本都是民办教师，条件很艰苦。小学前四年上的都是“复式班”——即不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他上学那年还要自己带凳子去上课。到高中时，教学条件才有所好转，但由于基础不好，他成绩在全班倒数之列，很快他凭借超人的努力，在高二第二学期就追上去了，成为名列前茅的学生。及至他考上大学，就更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了。

时下，创新、创造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作为心理学学者，他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一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关于创造力与教育的论坛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者发言之后，辛自强发言的题目是“创造力：这种‘力’存在吗？”他提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可称为“创造力”的特殊的心理过程或能力。或许一个人的作品或思维的产品是创造性的，但导致这个结果的思维过程就是一般的思维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观点令台下一片哗然。要知道，这些听众都是研究创造力的专家或研究生。

其实，辛自强不是哗众取宠，他对创造力有自己深入的看法。他认为，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创新、创造的前提一是要有知识基础，二是要有好的思考方法。教育不能径直去教创造力，而是教授知识，启迪思考。

篇9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城市滨水区；特点；作用；价值性；驱动性

城市滨水区是居民活动的重要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轴和城市的绿化生态轴，也是理想中的旅游地，常常被誉为一座城市的“门户”和“窗口”。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城市对城市滨水区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建设，如纽约花园城、悉尼海湾、日本横滨、上海浦东陆家嘴、厦门员当湖周边等。这些著名城市都是通过对城市滨水区合理而科学的设计，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吸纳资源并进一步优化，以此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带动了整座城市经济文化发展。

一、城市核心竞争力及其特征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的政策制度、经济、文化、精神文明、信息、价值观、知识体系等各种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代表着一座城市在其发展区域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体现着城市的管理能力。城市竞争力是近几年提出的概念，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竞争力通常指的是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一座城市要想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必须力求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借鉴企业核心竞争力，可认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力归纳，既蕴藏在城市内部特征之中，又是城市所独有的竞争优势，能使城市在长期竞争中获得主动权。作为核心竞争力，其有四个特征。一是价值性：在创作价值和降低成本上比对手做得更好；二是独特性：自身所独有的，对手难以复制和代替；三是延伸性：向有发展潜力且前景好的新领域延伸的有力支持；四是驱动性：带动城市一系列相关领域迅速成长，并衍生出新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经济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因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着，想要营造城市核心竞争力，需从整体出发，把握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整体特征和功能。

二、城市滨水区开发设计对提高城市竞争优势的作用

在城市发展中，城市滨水区开发设计不断重复着，是城市应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为了进一步探寻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需了解城市滨水区在提高城市竞争力上的作用，所以文中从城市核心竞争力特征出发进行详细探讨。

（一）从价值性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当前正处于“后福特制”时期，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持续创新+敏捷制造”和“专业化+网络化”，与之前相比，后福特制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蕴藏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它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在这样背景下，城市滨水区表现出很大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多元的、复合的且颇具意义的，正由于它的稀缺性及其满足现代生活上的优势催生了相当大的市场价值。例如，上海浦东陆家嘴、厦门员当湖周边都是如此。

（二）从独特性分析

城市滨水区是特殊的城市空间，也正是因此产生了与其它城市空间类型不同且独特的优势。例如，荷兰鹿特丹将港口发展成为独特的城市景观，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发展成了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分别是各个城市参与竞争的独特优势。由于城市滨水区在物质空间和社会体系等方面都有着独特性和差异性，一旦城市滨水区的特殊性建立起来，其它城市滨水区就难以复制和效仿，从而显现出自身的竞争优势。

（三）从延伸性和驱动性分析

就城市滨水区发展历程看，它可以借助滨水区开发设计形成的优势促使城市在多个市场产生影响，拓展更多的产业形态，从而带动城市发展。从很早开始，港口区便以便捷和低成本的运输产生内在驱动力，成为一座城市的起源，例如香港、澳门、深圳、鹿特丹等。由此可见，城市滨水区资源的开发设计与城市发展形成了互为因果、循环积累的机制，加之城市滨水区业务涉及众多，包括商业、运输业、通信、金融、保险等行业，聚集了大量人口，为拓展其它领域产生了巨大推动力，最终拉动了整座城市发展。

三、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综合考虑以上内容，总结到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城市竞争力之间关系如下。

第一，城市滨水区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城市滨水区设计赋予了一座城市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使其形成了区别与其它城市的特色，充分发挥自身的符号功能，直接影响城市形象（正效应），城市以此来吸纳各种资源，推销产品和提供服务。另外，成功的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发展延伸出来服务功能强化城市竞争优势，当这种优势与城市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新的资源优势，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产生内在助力。

第二，城市滨水区设计发展可有效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基于城市竞争力的动态性，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演变都是从自然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人力资本主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形成了不同的资源和管理能力，而城市的竞争优势正来自于资源的差异性和城市运作资源的独特性。当然，城市对资源的运作形式是自身管理能力的体现，从战略角度看，这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对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城市滨水区总能使城市适应社会形态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以此维持核心竞争优势。在长期发展中，城市滨水区和城市竞争力之间形成了一定联结机制，随着彼此相关的变化，城市核心竞争力必然呈现不间断的动变变化，随之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加之，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产生的社会形态变迁使城市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城市滨水区开发设计和发展能使城市很好地适应这种社会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城市滨水区利于构建生态城市，发展城市在自然环境、生态上的资源。在后工业时代，城市滨水区除了以工厂、码头等地标，主要发展游憩和景观，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态环境和旅游休闲等方面需求，同时还能美化城市、恢复城市生态环境，帮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倡建设生态城市的当下，成功的城市滨水区设计显然有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成功的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城市自然环境和资源结合在一起，能产生其它城市难以复制的资源优势，使城市符号功能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吸引大量人口、带动当地各行各业发展、拓展新领域等，从而增强城市在更多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刺激并推动市场产生生产动力，促进城市发展。同时，城市滨水区能保护城市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并美化城市，这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群雄.滨水地区住宅建筑的规划与设计.建材技术与应用，2010（8）.

[2]路迪民.中外城市滨水区开发比较研究.求实，2010（11）.

[3]汪淑芳.滨水地区城市设计研究.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篇10

其中，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就是长期关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与发展的践行者。十余年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秦教授就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民族地区乡村建设问题，先后发表《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文化农民研究》等系列论文，出版《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及《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等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尤其是《科技下乡研究》和《文化农民研究》，开拓了中国“科技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不断完善。

近期，秦红增教授又推出《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以下简称《乡土变迁与重塑》）。该书于201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八章，共约30万字，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最终结项成果，是“社会图像丛书”之一。全书围绕“文化农民”与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这一主题，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和论述，既有高度的理论探讨和概括，又有详细的个案描述和分析，不仅回应了当下关于中国乡村人类学乡土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措施和对策。

一、和谐乡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视角与新突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都一直试图推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建设，进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并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但是，由于特殊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找到破解限制中国乡土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有效办法和持久之道。在此背景下，《乡土变迁与重塑》则对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秦教授提出，和谐发展是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建设与进步。在推进民族地区乡土社会和谐的发展过程中，搞好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实现生态、社会与文化的“三位一体”，达到“人的和谐”这一根本目标和最终价值追求。因此，可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人的和谐”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追求，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避免了以前研究中对乡土社会主体——农民的忽视或者过于强调制度和政治的作用的弊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实现了乡村人类学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新突破。

二、文化农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概念与新理论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往往会被贴上“落后”、“愚昧”、“邋遢”等标签，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是“没有知识”的象征。但是，事实上，在传统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主要组成群体、人数最多的居住者和建设者——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对农民的这一定位和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外来群体干预乡土社会发展的“主观想象”，其结果不言而喻。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关注到这一尖锐问题并进行了理论思索和回应。在大量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了“培育文化农民”的观点。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在于再造农民和农民再造，实质上包含着对农民角色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当把农民定位为落后、保守的话，那么农民只能处在被改造的地位。反之，当把农民定位为拥有特定乡土知识和现代技能，有着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农民自然就成为乡村的再造者。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农民有经济头脑、勤劳、善于学习、有判断力、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他们拥有自我发展的素养和乡土知识，拥有对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经营知识的高度敏感性及习得能力，能够发展干预和自我发展有机结合。在个案基础上，秦红增教授进而归纳出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一是素养，如勤劳、有经济头脑、会变通、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等；二是知识，无论是现代的技术知识还是乡土的经验积累；三是技能，即能够拥有现代农业技能或实用技术。可以说，对于文化农民而言，“素养和知识是基础，技能是核心”，文化农民的生成关键在于“现代农业技能的习得”。

可见，秦红增教授“文化农民”这一新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农民形象的固有看法，将长期以来当作被改造对象的农民看成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将古板、老套、陈旧和保守的传统农民“改造”成“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有本事”的新时代宠儿。周大鸣教授在为本书作的序——《人类学、乡村社会及人类未来》中说道：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已不再是昨日黄花，而是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了。可以认为，“文化农民”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同时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文化多样：《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建构和新思路

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冲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似乎也无法避免“被全球化”、“被城镇化”和“被市场化”的命运，因此，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要大量培育乡村文化农民，通过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来推动和谐乡土社会建设，维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他指出，文化多样是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统领，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必须也必然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社会建设要集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一体，共同维护和保持民族乡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实现乡村社会个体即农民个体的和谐，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文化之间和谐的最高境界。

此外，从全书内容安排、个案选择和行文等角度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也独具特色。从内容角度看，《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个案研究与一般研究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个案选择来看，秦红增教授的田野个案不仅有中国广西、云南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且还有祖国腹地鄂西和湘西的调查，更有中国宝岛台湾地区、邻国孟加拉国等地的调查个案。这些个案还具有调查时间长、田野点多、资料丰富等特点。同时，这些个案调查，不仅涉及到苗族、壮族和瑶族等民族文化，尤其还关注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公共卫生、养老模式、留守儿童、公共空间、文化展演、生计模式、传统工艺等现实问题。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既注意宏观论述，又关注细节描写；既关注民族和地域性特征，又关注个案特征的发挥与张扬，展示出了极强的立体感和宏大的历史观。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是秦红增教授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探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最新成果，更是构建“文化农民”理论、搭建和谐社会研究体系的有益尝试，是当下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原创性和开创性特征突出。《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的出版与发行，不仅对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黄金.科技人类学与文化共生——《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读书札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