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十篇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下简称“自学考试制度”)正式诞生。自学考试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一经产生，便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自学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高等教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然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自学考试制度还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而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本身还不成熟、不完善，其今后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试论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内涵剖析

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与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对此，本文认为，“自学考试”(又称为自考)不是专指自学考试系统中的国家考试工作，而是指包括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在内的自学考试的全部活动。如果把自学考试看作是一个实体，围绕着自学考试活动，包括一定的实施机构、人员和制度，这样，自学考试教育就和其它的教育组织一样，是一个社会组织。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近二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其中不乏自学考试的功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其独特的形式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高等教育相比，自学考试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使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校的人们，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自学考试吸引了社会公民广泛参与，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己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教育。截至到2005年底，自学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累计报名考生4300多万，毕业生累计达625万人；自学考试全国开考的专业有600多个，开考课程2000多门，涵盖了理、工、农、医、教育、政法、管理、语言等普通高校开设的所有学科；除台湾、澳门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己设立了自学考试考点。自学考试如此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此外，自学考试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自学者的学习成就由国家统一考试认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的学历证书社会认可度高。

2、节约了高等教育经费

高等教育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在大众化进程中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自学考试制度以其制度优势，充分整合了社会资源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自学考试制度调动了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助学活动中来，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带动民办高校的发展。自学考试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支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十五”期间，国内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靳希斌承担了一个自学考试制度效益分析的课题，课题研究报告指出：“从经济投入看，对自学考试学生的培养，国家公共教育投资仅占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5%。以北京为例，一个普通高等院校培养一个学生，国家要投入10000多元，而自考生每人每年只有200多元，还不足5%。按此计算，25年来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多毕业生，已经为国家节省了公共教育投资1000多个亿”。

3、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自学考试制度优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经费来源、教育形式、课程标准等方面的多样化。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得益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创立以后，由于自学考试具有权威性，社会声誉良好，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吸引力，带动一批自学考试辅导班形式的民办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迅速发展；同时，自学考试的低廉考试费用，也使个人分担了一定的教育成本。自学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投入的格局的形成，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经费筹措渠道的多样化；再次，自学考试制度促进了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自学考试制度“以考促学”的基本运行机制是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根本特征，确立了自学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以考促学”这种教育形式充满了活力，学习者可以参加普通的面授助学班接受助学，也可以通过音像材料接受助学，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和网络参加“网上助学”，学习者能够按照个人情况接受助学辅导，充分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要求。

三、目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看到自学考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1、以学历教育为主

高等教育自考创办的初衷是实施成人学历教育。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由于高校不断大规模扩招，招生年龄条件放宽，民办高校、成人高校增多，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们有了选择的空间。与高校实施的学历教育相比，高教自考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全社会都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局限于实施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面临生源减少、规模萎缩等严峻挑战。

2、“应试”教育倾向严重

由于高教自考是以自学为主的一种国家考试教育，国家考试在自考中处于核心地位。基于大规模考试运作因素的考虑，每个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经过精简，多则13、14门，少则10门，比同专业、同层次的其他教育形式要少6——8门课程。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教自考的实践性课程比较缺乏，实践环节一直很薄弱，还不能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步运行，对实践能力的考核也存在着纸上写实验、背实验的现象。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围绕考试这一“指挥棒”转的现象。

3、缺乏制度优势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系统所依托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师资、设施及其它教育资源，将因高等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产业化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和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出现短缺或配置上的困难。其他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将进一步突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供给滞后，从而影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制度的供给滞后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缺乏特色；适合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教学特点和学生学习过程中认识规律的课程教材体制并未完全建立；有效地为学生提供自学和助学服务的体制，包括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材要求配套的相对稳定的技术培训、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的机构和基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尚很不健全，造成自学考试有关专业教学实验、实践环节较为薄弱；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教育产业的消费者—学员为中心的、周到而便捷的服务体制尚不完善；国家考试的方法单一、手段落后；缺乏对自学考试向薄弱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制度优势等等。

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挑战

在发现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目前面临的挑战。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连续几年的扩招的基础上，招生规模大幅上升；成人高校、电视大学、网络学院、民办大学等多种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同时，境外教育机构不断介入国内教育市场，出国留学持续升温，等等。新的形势使自学考试事业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1、生源问题

由于高校扩招，原来20%-35%的自学考试生源不再需要通过自学考试来获得学历文凭，另外几种高等教育形式也与自学考试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众多的教育渠道形成了生源重新分流的格局。就全国近几年的情况而言，参加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下降趋势。例如，2007年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报考人次数比2006年减少了370多万人次。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自学考试中来是自学考试事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2、生源结构问题

一直以来，自学考试以专科学历教育为主，随着新高职的发展，专科层次毕业生大量增加，本科教育需求相对不足，大量的专科层次毕业生参加自学考试来接受继续本科教育。部分本科生、特别是有些研究生为适应工作需求，也参加到自学考试队伍中来。据统计，2005年，自学考试考生中具有专科和专科以上学历的达到55%，江苏省就有几千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考生参加自学考试，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研究生超过10000名。天津市2006年4月份举行的自学考试中也有803名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报考。生源结构的变化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对自学考试事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前景中的三个创新

在正确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后，让我们来正确地分析一下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前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央也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同时，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岗位适应性成为劳动者面临的新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转岗需求，为自学考试事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观念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基础

对于自学考试而言，理念创新，就是指自学考试要按照新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按照社会的需求和应考者的正当意愿，对考试功能、考试内容、考试过程及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进行及时更新和转变。

第一、树立品牌观念。自学考试要面向学习化社会，树立品牌，要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需求，有必要把企业经营的战略思想和方法纳入到自学考试的运作管理上，要牢固树立竞争意识。一是要充分发挥自学考试自身固有的优势和特色。自学考试的灵活性、多样性、调整快、效益高、针对性强都是自学考试的固有优势，也是它的特色。发扬这些优势和特点，不仅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满足不同类型人员的需要，而且还可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当今教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没有特色的东西必将被淘汰，在开拓自学考试新领域、发展新专业等时一定要扬长避短。要根据自学考试的特点和优势，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和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若缺乏必要的教学条件，就不要开设，如临床医学专业等。

第二、树立开放的教育观念。自学考试要发展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最大的教育考试平台。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就业岗位的频繁变动，各类继续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生产、工作技能过时成了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使人们更加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学习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自学考试一是要发扬原先门类齐全、多样和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学历教育，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自学考试的开放性，利用国家考试的权威性，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考试，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实际需求。

2、技术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手段

技术是自学考试中的“软件”。为了适应学习化社会的要求，自学考试的技术创新也是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要加强对社会助学组织的指导、监督和服务，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调动高等学校、行业培训机构等各类教育组织参与助学的积极性。依托民办教育机构、职业院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教育资源，建立一批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形成自学考试学习服务联盟，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学习指导和实习训练基地，提高学习成功率。在符合条件的学习服务中心开展终结性考试和形成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试点。加强教材建设，建设符合自学考试教育规律的现代化、立体化教材体系。注重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搭建覆盖全国的网络助学平台，建立自学考试“虚拟校园”，提供网络课件、远程答疑、网络讲座、电子图书等远程学习支持，为考生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提供学习服务。

3、制度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保障

制度建设是影响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制度创新是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一、明确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目标使事物被理解，制度使事物可操作，目标和制度的意义统一于目标的实现。自学考试制度创新应首先明确制度的发展目标。《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完善自学考试制度，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决定》明确了自学考试制度在构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中的作用，是指引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纲领。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应由“补偿”、“补充”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面向农村、等教育面向职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施结构调整；搭建继续教育平台，搭建高“立交桥”，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公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创设有利于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凡是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联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都可看作是自学考试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有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当下急需的是，需要有一部《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还需要有一部经过修订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条例》。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持“大教育观”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把自学考试制度纳入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体系，把自学考试制度的建设、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要克服传统的观念，克服用“正规”、“非正规”的标准来区分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要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创设有利于自考生发展、有利于自学考试制度发展的环境，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需求的。

第三、优化自学考试制度的组织结构。对于以社会性、开放性为主要特点，以“以考促学”为基本运行机制的自学考试来说，传统的教育组织结构方式不能适应事业的特点和发展，必须把社会中与自学考试事业利益相关的主要团体如行政组织、学术组织、服务组织、学习者组织、评估组织等都吸纳到统一组织中来。自学考试制度要建立和完善“自学考试专业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材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学督导委员会”、“自学考试文化建设委员会”、“主考校工作联席会”、“自学考试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等，建立考试研究单位，加强自学考试制度研究，保证自学考试科学健康发展。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自学考试活动中来，并处理好相互的关系，树立共生观念，消除种种隔阂。充分发挥行政、学术、市场、社会等各自的作用，使分散的力量合成为整体的力量。

总之，对于自学考试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效地克服，就必须对自学考试组织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学考试具有竞争力的特色，才能为自学考试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使自学考试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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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家干.改革：促进自学考试可持续发展[N]中国教育报，2006-1-11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 依附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7-0023-02

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研究可追溯到清末时期。那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等对传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从到新中国成立，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都是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幸运的是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1978年，潘懋元先生《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两篇文章揭开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在潘先生的号召下，各种研究高等教育的著作、刊物等不断涌现。1984年，潘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正式确立，从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以学科建制开展的，我们的疑惑是：普通教育理论的研究难道不足以指导高等教育的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一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它立足于普通教育而又超越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即对高等教育现象和理论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其理论研究旨在揭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普通教育学有明确的教育对象、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的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普通教育的基础研究在教育的本质、共产主义教育目的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然而，“高等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它的研究工作是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以普通学校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它涉及许多普通教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这种区别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潘先生指出：“许多教育科学工作者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观念：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

二 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潘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从“三个方面”、“三个维度”、“两大特征”揭示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而论证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三个方面”

潘懋元先生认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智、德、体三方面存在不同。（1）在智育方面，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它的“专”与“高”。普通教育传授的是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而高等教育传授的则是更为高深的专门知识，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各种专业人才。（2）在德育方面，普通教育一般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班会等来开展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高等教育一般是通过公共政治课、社会实践活动等进行的，它注重指导学生从接受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变，对学生的自主性和反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在体育方面，普通教育通过体育课的开设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一般无法兼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而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要加深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需要选修不同的体育课。

2.“三个维度”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除了在德、智、体三方面存在不同，潘先生还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区分。（1）从人才培养类型的维度讲，高等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各个部门需要的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的专业问题，而普通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2）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的维度看，根据高等教育培养专才的目标，其教材内容也要随之调整。此外，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专业课与必修课的关系、公共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普通教育中是不需要考虑的。（3）从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的维度分析，普通中小学的课程门类相对大学而言少许多，分科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而在高等教育中，课程门类成百上千，教学方法也千差万别。另外，在高等教育的授课中，教师一般只传授相关知识的重点、难点，而在普通教育中，教师讲得较多。

3.“两大特征”

为了更进一步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潘先生还从大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能够担负起艰难的、深刻的脑力劳动。另外，高等教育中学生的中枢神经活动和大脑皮质的发育已经成熟，学生的感觉和知觉要比中小学的学生精密和深刻，逻辑记忆能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大学生的定向注意力可以持续很久，因此课堂时间可以持续3～4个小时。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科学要比普通教育科学复杂许多，普通教育学理论显然不完全适合指导以专业教育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从而论证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三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策略

不可否认，我国至今为止在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还不完善。鉴于此，我们需在今后对教育实践不断积累、反思、总结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另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脱离实践。针对后者，潘懋元先生在1997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就犀利地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如果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走入死胡同。倡导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围绕高等教育的改革来进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要直视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教育改革与实践服务。例如，如何捍卫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如何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校长职业化”是否等于“去学术化”；如何完善大学教师的聘任制度和升迁制度（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谁来监管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如何处理专业课与公共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还有一些当前更急需解决的问题，如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大学生就业等。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从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潘先生认为，“对于教育实践中的这些问题，科研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教改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症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意见、建议”。他自身对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大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等。与此同时，潘先生强调，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对于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 立足于学科范式，进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国外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以学科的姿态开展的。然而国外甚至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除了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称之为学科。对此，潘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国内一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把国外的研究视为“真理”，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现象。于是，有人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提出了“依附理论”。

对这种归结的认识，我们首先应对“依附理论”有大致的了解。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和指导拉美和“”地区经济成长的一种发展理论。也就是说，“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强权国家的依附，之后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经济领域的“依附理论”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认为，依附含有被动的意义，是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现象。起初我们的许多研究是通过翻译外国的著作、照搬移植过来的，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总体特征，用“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有失偏颇。可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摆脱依附、民族性和本土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对于“依附理论”，我们除了批判，还应加以反思。尽管我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科，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够、创新不足。潘先生就指出：“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只能仰仗于西方理论的‘辐射’，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坚决摆脱“依附理论”，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坚持立足学科发展范式，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但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扩大其在国际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中的话语空间，与各国展开平等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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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

[3]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4

[4]黄赞发、陈梓权.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22、26、64、117

[5]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J].高等教育研究，1997（4）：1～4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3

第一章前提与反思：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与历史演进，共有三节。第一节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与学说，分析了文化安全的历史演变，叙述国家文化安全的特征和学说。第二节为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项。第三节为研究教育安全的意义。教育安全对国家未来发展极其重要，不仅拓宽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拓宽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而且维护了国家文化安全。该章节内容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国家文化安全，并且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联。

第二章典型与极端：文化安全问题的教育视域，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蚀。教会大学对国家文化产生威胁，具有一定掠夺性和侵略性，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人的奴性，从思想上让教会大学生走入歧途，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收回教育主权进行抗争。第二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文化隐忧，即“弃美学苏”教育模式的文化困境、文化样态和文化隐患。高等教育的文化图景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形成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开放格局，但开放时期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也要居安思危。

第三章追求与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责任，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历史追求。高等教育的改革不能忘记，当今学生要牢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传统和时代内涵。第二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责任的现实诉求。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高等教育要履行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责任，担负起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同样要在文化“走出去”中牢记责任和使命。第三节阐述高等教育文化主体的文化责任。学生是高等教育文化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一定要牢记文化意义与文化使命，高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应主动维护国家安全，担负起文化责任。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4

摘要：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催生了高等教育区域化，最近二十余年相关研究进程与政策实践趋势相对一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是系统科学、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属性、发展与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战略规划等多个主题。但学科化程度较低，研究内容相对分散，研究范式较为简化。未来应深化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运用跨学科观点拓宽研究视野和路径，加强区域比较研究，突出内外部系统的联动性。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

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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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5

1.政府的政策支撑。1978年后,成人高等教育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形势相一致,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恢复、中期的改革发展和末期(90年代初)的整顿调整,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成人教育大力发展的重要决定。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1986年和1987年,国务院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和逐步完善继续教育制度。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强调“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不断提高亿万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人才基础,这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决定”的,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对形成新时期中国成人教育制度构架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90年代初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制度目标明确、制度加紧建立与加速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有:1993年1月7日,国务院转发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成人高教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政策措施;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中国成人教育的办学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成人教育作为国家的一种教育制度,规定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等教育要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要大力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2.研究机构建设。1978年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不断壮大。1978年重建后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的前身),有了专职的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

1981年,我国第一个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人高等教育研究室”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1982年,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标志有组织的群众性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开端。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了成人教育研究机构,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教育科研院(所)也相继设立了一批成人教育研究机构,有些已发展得较有实力,形成了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此后,成人教育研究团体、成人高等教育期刊陆续创办。还有高等院校自建的研究基地,尤以成人教育硕士、博士研究单位为突出代表。近年来,这类基地有了较快发展。1995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等近3”所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这使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队伍迅速壮大,使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3.研究成果。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据不完全统计,30年中,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共出版专著90余部。其中,第一部介绍成人高等教育的专著是赵效良等人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成人高等教育中外历史要览》;第一部以“成人高等教育学”冠名的专著是叶忠海、高本义主编,198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成人高等教育学》。5”””多篇(不含论文集的论文)。学术论文涉及成人高等教育综合理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含函授教育、夜大学和全日制教学班)、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教育等类型;内容则广泛涉及成人高教政策与举措、地位与作用、学科基本建设、体制与机制、目标与模式、课程与教学、管理与运作、考核与评估、创新与发展等方方面面。承担国家、部省研究课题11项,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五”以来立项研究的课题有9项,具体有:(1).教育部规划课题:“高等函授教育的发展和管理研究”(范杨);(2)中华社科基金课题:“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改革”(黄青云);(3)教育部规划课题:“我国成人高等院校教员队伍建设的综合研究”(叶忠海);(4)青年社科基金课题:“理工科高等函授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李记泽);(5)青年社科基金课题:“普通高校成人学历教育质量及其监控的研究”(余小波);(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国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课程发展与教学改革研究”(李旭初);(7)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成人高等教育研究”(李继峰);(8)教育部重点课题:“从学历走向学习: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研究”(余小波);(9)国家一般课题:“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转型与创新研究”(杜以德)。

4.研究阶段划分。30年来的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年。这十年间,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成人高教实践一样,经历了恢复整顿、调整发展过程。其中,1978-1982年为成人高教恢复整顿阶段,也是成人高教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少,能搜索到的不到20篇;二是内容单调,研究范围一般局限于函授教育,内容大多是高等函授教育的经验总结;三是文章内容明显带有“”后拔乱反正的痕迹。1983-1987年是成人高教调整发展阶段,也是成人高教理论研究的调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开始,随着成人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开始走向繁荣。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5成人高等教育研究6创刊,并于1983年公开发行。此后,一批成人高教研究刊物相继创办,同时,不少高等教育期刊也开辟了成人高教研究栏目。

这些阵地的开辟,对成人高教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几年虽然没有成人高等教育专著问世,但论文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从前5年的不到20篇疾升至近500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成人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研究。(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探讨。(3)成人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总结。(4)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与教材教法研究。据统计,1978)1987年这10年共出版专著一部,近500篇。

第二阶段:1988-1997年。这一时期,随着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人高教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加,而且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成果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88-1997年出版著作52部(见表2-4-1-1),1700多篇,且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这十年间科研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与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三个方面,同时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成人高教地位、作用研究也日渐增多。同期,还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批成人高教评估研究论文,这批论文既有对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建立的思考,也有对评估机制、评估方法、评估质量、评估价值的探讨和对评估经验的总结。

第三阶段:1998-2007年。是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十年。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7年的10年间,出版成人高等教育专著41部(见表2-4-1-3),发表科研论文3000余篇。成人高教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人员素质和专业化程度有了较明显提高,研究成果数量、质量自然也不断提高。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研究取向;学科建制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从教育领域范畴内独立出来，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多，这其中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为明显。本文从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现存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课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学始终是作为同一个问题在研究讨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起初就被列为单独的研究范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意识较强。

(一)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上，不注重理论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需要向脱节。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应立足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服务于具体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强热点问题的研究，注意现实问题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思考。

(二)问题研究

赞同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项专门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解答教育中的矛盾、困难和疑惑，帮助人们增加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的重视，不必过分强调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建立一个不成熟的体系，不如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断修改论证研究中的某些理论。

(三)研究问题与构建体系并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问题研究和构建体系的观点进行的综合与折中，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来讲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在研究目标上应该坚持二者兼顾的原则，不断的研究问题，创新理论。努力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了解以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醒方法论指导。研究理论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理论的源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存问题

许多研究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时广大学者就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促进高等教育学里理论不断进步。

(一)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学一直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学者的攻克对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与国外相比，起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将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最终扩大到国家学科专门目录，以教育学下的分支专业合法存在，许多师范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增设了博士点、硕士点，加大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高潮、成熟以及理论成果几个阶段，最终被确立为专门学科，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不够完善，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上仍需要不断研究和修改。

(二)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具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基于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与总结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促进高等人才素质的提高。将以上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后不难发现，各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存在异议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其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与分支上仍具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学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较为重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当今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学编织成一个动态的、科学的、多元的系统，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因素，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措施

(一)改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就高等教育学的教育目标而言，在学术界存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综合考社社会需求，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水平、教育资源等为基础，避免因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低下而下降。同时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面思维，减少社会功利性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努力提高学生素质品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学教课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二)树立长期人才培养战略意识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此，应树立人才兴国战略意识，从高校入手实施。有观点认为专业和综合知识相结合是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此一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提高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专业水平。高等教育应该将培养专业人才与提高公民素质相结合，通过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社会的多元化培养模式。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将出现专业人才与综合素质人才共同培养的全方位培养模式。依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笔者给出以下参考:调整我国高校的教学计划，实施社会教学，增加社会实践，增强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提高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试点，推广本硕连读方式，以社会需求为基础，实现高等教学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才是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战略是发展与竞争的重要内容，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关乎高校人才培养的长远问题，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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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7

一、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

所谓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框架下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问题。因此，要探讨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必须弄清以下两对关系：一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二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

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高等教育发展总是与社会变革(包括社会危机，变革与危机常常是相关联的，危机中常常预示着变革，而变革往往也是充满着风险甚至危机)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从“适应论”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变革往往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需求，它要求高等教育发展适应这种变革；二是从“引领论”的角度来说，今天高等教育发展愈来愈具有对社会变革的引领功能，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促使社会变革，这种“促使”，不仅指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引起社会变革，更是要主动、自觉地引领社会变革。尤其是当高等教育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彰显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变革的这种“引领”功能正愈加显著。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意义来认识，即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理论引导实践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引导作用并不一样。比如，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相对贫乏的时代，如欧洲中世纪大学早期，大学的发展实践基本是自发的，很难谈得上有明确的发展理论的指导。所以，人们常常认为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真正的“理论在先、实践在后”则是在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从一开始便有了明确的办学思想或理念。进入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高等教育逐渐进入“社会的中心”，高等院校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得愈来愈重要，而且高等教育无论是自身的运作，还是服务的对象，都日益复杂和多样，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先导作用愈加彰显。一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同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直接关系到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重视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重要缘由。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大讨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级官员季米特里・别里泽所言：“这次会议也将因此成为‘地球村’新大学的‘思想实验室’”。事实证明，这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影响，从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见一斑，尽管这种影响未必都是积极的，甚至也出现过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误读而导致某些实践的误区。

正是以上两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通过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以适应社会变革甚或引领社会变革；而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创新。

上个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本一戴维的“学术中心论”，阿什比的“遗传环境论”，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论”及天野郁夫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等理论，也都是因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起的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而产生的。如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变革既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机遇，又使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和危机。比如，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集中表现在规模迅速扩大，数量增长显著，同时又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大学的所有方面如管理、经营、财经、课程、教师录用及培养、学生选拔、科研资助、师生关系等都充满着矛盾，都等待教育来一个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罗论述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普遍趋势和规律，阐明了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高等教育阶段转移时必然出现的矛盾及必须解决的问题；本一戴维告诉人们世界学术中心是不断变化的，伴随着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是各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变化，大学教育实际上引导着这一转移，学术中心国家的大学模式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大学模式；阿什比则用比较生态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提出了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从大学发展动力的角度阐述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科技革命与大学教育变革的关系；克尔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各种大学观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面对社会变革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天野郁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三种结构论”、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二质结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

值得注意的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常常意味着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大发展、大突破，这种大发展、大突破往往具有普适意义，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如何确立适宜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期发展提供理论引领?近年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包容性增长作为新的发展观，无疑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中国发展可以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引。

二、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面对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和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亟需创新。

1.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重视引领社会变革，从“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到“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

如果说以往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的是回应社会变革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特征，那么，在新时期，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进入“社会的中心”和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充分发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引导作用，并通过这一引导作用进而对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引领功能。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克尔所认为的“高等教育的漫长的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缓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今天的高等学校，除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

接为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外，还应承担起促进甚至一定意义上引领社会变革的社会职能。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高等学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必须”，其中包括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所谓“文化创新”，实际上提出了高等学校促进和引领文化变革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应当说这是对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引领社会变革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能够正确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也是通过引导高等教育发展，进而引领社会变革。其典型案例是印度的“人才外储”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发展理论的引导下，印度实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尤其是加强信息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从而有效引领了印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怎样使高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成为现有工作岗位的“求职者”，而且要使他们成为未来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就有赖于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适应与创新的统一。在我国，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是一种“求职者”的教育，到今天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不仅是“求职者”的教育，更是“创业者”的教育。高等教育的这一重要转变实际上表征着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正从单纯的“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向“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转变的趋势。

2.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避免理论的“依附”，从发展理论的借鉴与移植，到“高等教育化”的改造与创新

历史上曾有过三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即“经验一理论”模式、“心理理论一教育理论”模式以及“相关学科理论一教育理论”模式，显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属于第三种模式，即通过对相关学科有关理论(主要是发展理论)的“借鉴”或“移植”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但“借鉴”或“移植”容易形成“依附”，一旦形成“依附”，则是理论发展的误区。如何避免这一误区，“高等教育化”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它所确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或术语等，是否仍适用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比如，不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它们所确立的分析框架诸如“传统-现代”、“中心-边陲”、“中心-半边陲-边陲”等，以及诸如“先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等概念或术语，是否能合理地被运用于对高等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着重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与理论分析框架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这就需要考察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社会发展问题与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从时间和国(地)别这两个维度及其相关联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人类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进程，是由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呈现一种正向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是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社会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从教育学原理的角度可以获得的一种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发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和水平，教育也必然就处在同样或类似的发展状态和水平呢?我们似乎还很难简单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必须依据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就需要一种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视角。比如，对于早期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其教育却可能是后发内生型的，甚至是先发内生型的。德国通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国家，但其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先发内生型的。另有研究数据表明教育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多大联系。这一从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角度获得的结论或认识与从教育学原理角度得出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即教育学原理角度的“深度”更多的是揭示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而比较教育学角度的“宽度”则时常反映的是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而特殊性可以是普遍性的个案，通常包括个案归纳出来的普遍性和普遍性演绎出来的个案；也可以是普遍性的例外，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又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地方。普遍性通常反映的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而作为普遍性例外的特殊性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这种特殊性可能是教育发展的一种现象，深究其本质，与普遍性所反映的教育发展的本质并无二致；二是这种特殊性也可能反映的就是教育发展的本质。不论是何种情形，我们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是在教育的发展研究中把教育学原理角度与比较教育学角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应是发展理论的“高等教育化”改造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探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应当关注从单一的线性关系到多维的非线性关系，力求避免发展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或术语的运用“简单化倾向”。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不同于自然事物之组合那样单纯、机械，可以用化学分析去解释，揭示它的因素构成，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其促成它的因素都不是单一的，不是线性因果的联系”，而是多种历史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而以往的发展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依附理论的“边缘一中心”的分析框架，以及“后发外生型”、“先发内生型”概念术语的使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化倾向。诺亚和埃克斯坦对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分析框架进行过抨击，认为世界体系分析这种方法源于依附理论，它是“新的简单化”(newsimplicitude)。所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时运用何种发展理论或如何运用某种发展理论，以及综合运用发展理论的问题，这本身就有一个选择、修正和扬弃的问题，而这里的“选择”、“修正”和“扬弃”，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等教育化”的创新过程。

3.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倡导理论发展的多样性，从寻求普适性的发展理论，到主张发展理论的特殊性和多元发展理论的兼容

任何一种发展理论运用于探讨发展问题，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和不足的地方，没有哪种发展理论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它还受到具体国家的国情的制约。比如海霍就认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也是如此，每当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出现以后，都经历了不断反思、修正和遭受质疑的过程，这里既包括来自于理论创立者本人的反思、修正，也有其他人的质疑。如特罗在1978年的文章《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美国模式与欧洲现实》中，反复强调国家间的差异，尤其是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的不同。不仅如此，在后来论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时候，他又强调，大众化理论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般问题，它“并不打

算描述和解释具体社会在特定阶段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反映着这一社会独特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特性”。在这篇文章中，特罗进一步阐述了其“阶段论”十一个方面的“量变”与“质变”的不平衡性，修正了早先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划一性的观点。1998年5月31日，特罗教授参加了日本广岛召开的“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其提交的论文《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中，对自己早先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中的“普及教育”的内涵作了新的解说，他认为大众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区别不再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学校学习，今后普及高等教育不在于注册人数，而在于参与和分享，即与社会大部分人，几乎包括在家里或在工作单位的全体成年人，密切相连的“继续教育”；法格林兰和沙哈在《教育与国家发展――个比较的观点》一书中认为二战后的教育发展经历了“天真时期(ageofinnocence)”和“怀疑主义时代”，也经历了人力资本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三个理论范式，每个理论范式都是试图在对先前理论范式的反思过程中进行修正；天野郁夫针对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了“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在他看来，一国高等教育能够顺利发展，是否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阶段，关键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创办时期形成的“原型结构”，由于原型不同，各国规模发展具有不同的道路。美国有美国的道路，欧洲有欧洲的道路，因此，要说明以前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进一步要预测今后的方向时，需要提出“制度类型论”，即“相应其类型的不同，设定阶段转移的多重道路”。应当说，这些反思、修正或质疑，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本身的不完善外，实际上也有人们对发展理论的普适期待使然的因素。

劳丹认为，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一组比较特殊的学说，可用特殊的实验进行检验，可用来做实验方面的预测并解释自然现象；另一种是由比较普遍、不易受检验的各种学说或假说组成的，它们涉及的不是某一理论，而是一系列理论，是理论的整个谱系。他将后一种理论称为“研究传统”。在他看来，每一门学科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如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等，这些研究传统都有共同的特征：一是都有许多特殊理论，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前后相继的，可以用来说明并构成这一传统；二是都有某些区别于其他研究传统的形而上学规定和方法论规定；三是都经历过许多不同的、表述往往相互矛盾的、长期的发展形式。研究传统为发展特殊理论提供了一套指导方针和合适的研究方法。根据劳丹“研究传统”的概念，白玫博士把二战后出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划分为五个研究传统：注重高等教育发展内在逻辑的进化论范型、注重高等教育功能的结构功能范型、注重量与质互动的结构历史范型、注重冲突的依附论范型、注重高等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范型。而这些研究传统时常冲突和对立，在发展过程中也此消彼长，比如，“进化论范型对于大学内在逻辑的坚决捍卫和结构功能论对于摧毁大学传统的决心之间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使得寻求发展理论的普适性变得并不容易，而基于发展理论的特殊性所主张的多元发展理论的兼容似乎更加符合实际。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绝对的确定性，而在于发现越来越好的理论”。

4.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不断拓展自身的问题域，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的追寻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发展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问题不仅构成了科学发现的起点，而且还构成了科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二战以后，由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问题，这时人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而教育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已。所以发展教育理论更多的是从工具意义上关注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在这一关系框架下的教育发展问题。后来一些发展理论也开始关注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英克尔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与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与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但是，不可否认，人的现代化在英克尔斯的理论中仍然处于为社会现代化服务的“工具性”地位，而不是现代化的目的，即其理论逻辑是“人的现代化――机械现代化――国家(社会)现代化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发展理论从社会发展观开始向人的发展观的转变，“人的发展”也逐渐成为整个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问题域。如1985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次国际圆桌会议上，各国代表指出，忽视人的发展的状况日趋严重。会议声明提醒人们，“人的发展”正处在危机之中，应当使各国和全世界都意识到这种危机，意识到忽视“人的发展”的代价和危险，意识到在“人的发展”方面还有采取行动的机会，并呼吁各国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对“人的发展”进行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教育主体性才得以确立，在新发展教育理论看来，教育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它是为人本身服务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2-；教育不仅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发展的核心。同时，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在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社会流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等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时，教育系统的发展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因此，“人的发展”和教育的系统发展成为发展教育理论的重要问题域。

如同其他发展理论一样，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一开始也是以工具意义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同样也存在忽略人的发展的问题。及至今天，一些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仍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更多是从经济、政治等角度来探讨。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解读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理论上的偏颇或误读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偏差。比如，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指导理论。但不能不注意到，特罗的理论经常被误读，如把数量规模增长(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表征。这一理论误读的结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误区，如在许多地方，高等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成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使高等教育发展脱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可能也就远离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价值。出现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与发展理论的价值预设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在发展理论看来，发展一定是“良性”的，而所谓的“良性”，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价值预设。正是在这一价值预设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意义，而疏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追问，即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才是良性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发展?

当今社会变革使得高等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一样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它不能保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缺少它持续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高等教育无可争议地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作为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当不断地拓展“问题域”，不仅要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更要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并将两个关系密切联系起来。近几年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科技教育人文化，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与发展的代价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表明人们已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人的发展问题，重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的重新思考，由此也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问题域正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的追寻的一种时代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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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8

(一)教育学的“学习与借鉴”阶段:中国教育学的“启蒙”20世纪初，“教育学人”就不断的介绍和翻译一些外国的教育论著，传播和推介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石佩臣指出:“在1901年已有教育学著作出版。日本的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和日本能势荣著，叶瀚译《泰西教育学》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后来，外国教育学陆续登陆中国，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后来对中国教育学影响比较深远的凯洛夫《教育学》等也日益得到我国学者的推崇，为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打下了基础。尽管此阶段有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也有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我国学者所编著的《教育学》之类的教科书也都更多的是学习与借鉴。

(二)教育学的中国化阶段:中国教育学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教育学逐渐迈出中国化步伐，学者对教育学的探讨和研究开始科学化，逐渐思考教育的本质问题和素质教育的问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来关照教育学，出现了南京师大的《教育学》以及华中师大等编写的《教育学》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教育学》，同时，教育学研究方面的期刊、杂志也逐步创刊，包括《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刊物，而且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开始招收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推动了对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

(三)教育学的多元化建构阶段:中国教育学的“消沉”在21世纪初，伴随着教育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一场席卷神州的基础教育改革将中国教育学推向了风口浪尖。当代多种理论被嫁接和融合进教育学学科中来，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不同的理论被装入到教育学“大框”中。在此阶段，很多学者对教育学开始认为教育学的发展前景持“消沉”的态度，并认为教育学遇到了困境与危机，如杨小微提到的“中国教育学经历了百年曲折、走到了今天的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深层的发展危机。”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终结”。

(四)教育学的未来发展: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教育学作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既联接着教育理论，也关系到教育实践。要解决我国的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与矛盾，需要教育学的理论指引，因为“知行合一”的思想告诉我们，理论是实践的向导，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在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阶段更需要对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些也离不开适合中国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未来的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需要其构建个性化和特色化，一方面发挥其在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价值，另一方面能在多元文化视野中“走出去”，实现中国教育文化的“输入”，而不只是一味学习他者智慧，而是达到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合作与对话，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指出:“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教育研究领域和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教育学本土化的必要性

(一)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教育学本土化，是教育学学科科学化的体现。在我国教育学学科科学化发展进程中，没有对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就不能适应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来，教育学专业为什么被其他专业“看不起”，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言:“大学里，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其中之一的原因在于教育学“不够专业”。为了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促进其学科科学化，我们需要积极去建构本土化的教育学，促进其更“专业”。

(二)教育国际化的需要我们都认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确，教育国际化一方面是学习与接受本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经验，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翻译与推介别人的教育理论等，可以称之为“教育的输入”，另一方面是“教育的输出”，即将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介绍给他国，让其学习，如到外国办孔子学院，让其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等。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接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了世界教育大国，但面对激烈的国际化教育竞争，如果不能体现我国教育理论优势或者教育理论落后于其他人，那么，我们就很难实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目标，也不能立足于世界教育之林。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教育学的本土化构建，振兴中国特色教育，才能有机会同他国进行较量。

(三)促进教育改革的需要“课程改革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个不尽的旅途。”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进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不断形成教育学知识与理论，从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改革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整个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多的教育实践困惑是缺乏一定的教育学理论来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尽管有许多外来的教育学理论，却不适应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因此，构建本土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模式等教育理论即教育学的本土化，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四)解决我国教育现实问题的需要面对我国现实中的教育问题，诸如教育公平问题、考试问题、有效教学与教学质量提高问题、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等等深层次的教育矛盾与困境，都需要一定的教育学理论来指导。而这些教育学理论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也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教育学理论，因此，教育学本土化是解决我国教育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中国的教育学如果不去研究这种种带中国特色的教育行为，而只是简单地把其它国家、民族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移植过来，就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五)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在今天教师为什么没有像医生、律师那么受到应有的尊敬，没有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总是徘徊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准专业”边缘，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不够。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教师这个行业不需要更多的教师专业性知识，而只要把学科专业学好就行，于是，教师岗位的可替代性就大。倘若教育学本土化建设够好，教师需要掌握很高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才能具有教师资格，那么，教师专业化程度也能提高，从而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会得到一定提高。

三、教育学本土化的困境

(一)教育研究者的文化选择意识差教育学本土化期待将多元文化与中华文化“合二为一”，加强文化融合和文化整合以及文化重构。但是，教育研究者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缺乏文化选择意识，没有对于文化的冷静思考，没有对外来的教育学理论进行恰切的选择，也缺失文化选择的能力，不懂得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往往是“全盘接受”，认为只要将外国的教育学理论引进过来就行，其实这恰恰导致了自我的迷失。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将更多的外国教育学理论引进过来，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教育学理论的“泛滥”，以至于在教育学中到处可见“××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另一方面，没有对这些理论进行选择，从而没有找到适合本土化教育学建设的路径。

(二)大学教育学理论与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割裂目前我国大学教育者在教育理论上学识丰富，学历高，理论修养好，但是出现对中小学教育实践的“无知”或者“不屑一顾”，从而使大学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显得“很玄”，是“形而上”的东西，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中小学教育实践者，战斗在“第一线”，对其实践领域“了如指掌”，谙熟其教育实践中的困惑与不足，但他们缺少更高的理论支撑和理论素养，没有办法将其丰富的实战经验拔高到理论层面。这样一来，出现大学搞一套教育学理论，而中小学搞一套教育学实践，以至于教育学理论剥离教育学实践，教育学实践也离开教育学理论指导，导致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学实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形成“两张皮”。

(三)教育家的缺席因为教育家是“追寻和守护教育的普遍价值并把这些价值贯彻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的人，是把教育理想转变为教育现实的人。”一方面，教育家能将教育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另一方面，能从教育实践中生成教育理论。因此，教育家在为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但是，中国有的是教育学家，教育学者，教育学工作者，而真正意义上称得“教育家”的人却不多。可见“教育家”的缺少，是对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伤害”。

(四)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我们注重比较教育研究，更注重国外的教育理论的介绍和引进，更加注重“洋味”的东西，而缺少对自己教育传统和教育文化的思量和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做比较教育研究，但是只有国外教育理论的介绍，对于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消化与重新发掘，缺乏对其现代性的理解及建构，因此，教育学研究出现外国教育理论消化不良，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缺失，现代本土化教育理论没有构建，从而形成杂乱无章的局面。(五)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教育学本土化，要从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然而一直以来，研究方法几乎都是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强调思辨性的逻辑思维，在外面教育研究方法的冲击下，诸如一些质性研究方法，叙事研究、课堂观察、人种志等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进入教育领域，从而出现解释主义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间的互相对立和矛盾，以至于相互轻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看不起思辨主义研究方法的只是玩文字游戏，缺少科学的数据支撑;而思辨性倾向的研究方法者看不起实证主义研究认为其缺少理论思辨。实际上，“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对立长期左右着教育研究，这对立来源于对教育本身的片面理解。”

四、教育学本土化的策略

(一)加强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教育学本土化建设中，“教育人学”需要进行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面对全球范围内如此多元的教育学理论，我们该何去何从，“教育学人”需要具有文化自知之名，进行已有教育文化上的自觉，在自觉的基础之上能实现文化自信，充分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诸如我们也有“因材施教”的孔子等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对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发扬和当代转型，从而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在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之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采取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进行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从而达到文化自强，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

(二)解决教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阻碍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重新建设，去寻找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过于思辨性的研究方法，积极采取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从而创新教育学研究方法，实现本土化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建构。因此，“教育学术界应当超越封闭的方法范式，以实现以下三个转向:从封闭到开放，从控制到解放，从霸权到民主。”通过教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与重构，来实现教育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突破，从而推进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三)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去功利主义教育学研究的功利主义，一直备受诟病，也是教育学本土化的一个障碍。因为许多“教育学人”做研究就是为了“名”和“利”，有些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教育学研究不是一次性事情，而是需要长期进行研究的过程。但在我国却存在有些“教育学人”为了申报课题而放弃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有些则为了更快的出论文或者出书而不负责任地进行“研究”，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学研究成了教育学本土化的“绊脚石”。因此，在进行教育学本土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去功利主义，加强教育学研究的“本色”研究。

(四)促进教育学专业期刊的文化舆论导向教育学专业期刊的舆论导向对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加以重视。当前，我国教育学专业期刊诸如:《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全球教育展望》、《比较教育研究》等等都是专业的杂志。国内的这些期刊需要对教育学发展起到导向作用，一方面对“教育学人”的研究兴趣以及方向起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对广大“教育学人”的阅读和思想启迪起到指引作用，因此，需要重视国内的教育学专业期刊在促进教育学本土化建设方面的贡献。

(五)发挥教育的民间力量民间力量是一种官方所不具有的特殊力量。一方面，民间力量能给予教育实践更多的支持，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等教育投入性的参与，适应教育本土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能给教育实践带来非主流文化的影响，能彰显本土化教育特色。正如学者指出“引入民间力量改革被政治权力严重渗透的教育体系，这将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所以，教育民间力量的参与，能给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带来本土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具有民间性和本土性。

(六)利用教育改革的契机教育改革是改掉过去的落后行为习惯和思维范式，革除已有的不良文化和心理，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如新课改提出“六个改变”可见，教育改革不仅是教育实践，而且也是教育理论体系的重构。改革是在“先破后立”的基础之上，对我国传统教育学理论进行现代性改造或者转型，对外国教育学理论进行引进和学习进行本土化重建。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9

当前我国高等英语教育中英语教师普遍对文化政治性不敏感，过度强调外语工具论，对英语教师文化工作者身份认同程度较低，致使英语教育工作没有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当前我国高校高等英语教学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以揭示批判教育模式在英语教学工作中的实用性及适用性。从增强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政治观、强化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语言观、扭转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文化观着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及高等英语教育实际的批判教育模式。

［关键词］

全球化视野；高等英语教育；批判教育模式

一、引言

批判教育模式起源于巴西教育学家PauloFreire(1998)首倡的批判教育学，旨在培养富有批判精神及明辨能力的学生[1]。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美洲及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教育工作理念革新开拓了视野，提供了依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批判教育学引起了我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就相关教育模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后一致认为，批判教育学所具有的犀利开阔的政治视野及追求的民主解放精神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但是，批判教育模式的应用却明显滞后于理论研究。截至目前，关于批判教育模式应用的实证研究仍是凤毛麟角。在此背景下，开展对高等英语教育中批判教育模式的实用性及适用性研究不仅符合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规律，丰富及完善相关研究内容，也能够为批判教育模式在我国高校其他学科教学工作中推广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二、当前高等英语教育中批判教育模式应用现状

（一）高校英语教师缺乏对文化政治性的敏感度

文化政治属性差异必然导致高等英语教育模式及内容呈现迥然不同的特征。巴西教育学家PauloFreire(1998)在提出批判教育学时，正值民主解放思想盛行，其著作中追求思想解放、民主政治的观点跃然纸上。在该理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批判教育模式更加注重个体的成长，强调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应用型人才[3]。而就我国当前高等英语教学工作而言，高校教师并没有充分领悟批判教育模式的真谛，缺乏对文化政治性的敏感度。实际上，批判教育模式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某些内容不谋而合，2002年教育部编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高校英语教育首要的目的就是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素质并举、英语业务素质及学生身心素质共存的复合型人才[4]。在高等英语教学工作中更应该将爱国主义思想、组织纪律性融入教学内容里，以培养学生运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汲取世界文化精华，并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方针已经充分注意到了高等英语教育中文化政治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高校英语教师缺乏对文化政治性的敏感度，导致批判教育模式缺乏在实践层面的应用。

（二）高校英语教师过度强调外语工具论

英语作为一种交际性语言，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要求较高。在高等英语教育中，教师往往也会针对上述四方面能力进行着重培养，以锻炼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英语以实现良好交际的目的，外语工具论思想及言行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教学工作中[5]。而批判教育模式的真谛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提升自身社会价值。批判教育与外语工具论两种教育思想南辕北辙，最终造成了批判教育模式未能够在我国高等英语教育中推广使用、外语工具论思想在高校英语教师心中被无限放大。（三）高校英语教师对文化工作者身份认同程度较低由于我国高校英语教师过度强调外语工具论思想，致使英语学习成为一种谋生工具，丧失了英语教学工作的本质。著名的批判教学学家Giroux面对中国高等英语教育现状，在2008年中文版《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迈向批判教育学》序言中提出了“中国高校英语教师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吗？”的疑问。直言不讳提出我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对自身文化工作者身份认同程度较低的现实。在全球一体化视野下，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人格的回归，勇于担当时代先锋，将自身定位于文化工作者，以在实际英语教学中抵御英语文化的霸权行径[6]。

三、高等英语教育中批判教育模式的实用性及适用性探讨

（一）高等英语教育中批判教育模式的实用性及适用性分析

1.帮助高等英语教育工作者查找教学工作存在的不足

批判教育模式与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相一致，都把学生成长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培育其明辨是非能力[7]。因此，在高等英语教学中应用批判教育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成长、更好地将学科知识传输给学生、促进知识正迁移。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将实际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时反馈给英语教师，弥补教学漏洞，促使高等英语教学工作能够在科学化、规范化轨道中得到长足发展。

2.锻炼高等英语教育工作者创新思维及教学能力

批判教育模式有别于我国传统教育模式，更加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及创新观念的培养，而这就意味着高校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及教学创新能力，在工作中探索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知识的正迁移。在网络技术及设备普及应用的今天，学生获取知识及相关信息的途径日趋多样，如果高校英语教师创新思维及教学能力不足，必然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及热情的丧失，教育工作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提高高等英语教育工作者课堂教学效果

高等英语教育工作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自身英语知识及技能掌握程度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依据。只有每个学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娴熟地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活动、满足走向社会后工作所需，才能真正说英语教学工作取得了理想成果。而批判教育模式的实用性及适用性恰恰符合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树立，有别于人云亦云现象，学生个体的独立性是其得到长远发展的基石[8]。可以说，批判教育模式应用在高等英语教育中，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即可掌握最丰富、最全面、最符合实际的英语知识，为其今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高等英语教育中批判教育模式的实践应用建议

1.增强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政治观

前文已经指出，我国高等英语教学纲要中已经指明了高等英语教学工作的发展方向，为教育批判模式提供了应用前提。今后，在高等英语教学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增强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政治观，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理念及特色、爱国主义思想融入到英语教学内容中，以培养出具备独立人格、创新思维、批判精神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来抵御英语及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及行径[9]。同时，在对高等英语教育进行宏观规划时，应当将其作为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来实现批判教育模式和高等英语教育有机结合，为今后推广使用批判教育模式积累经验。

2.强化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语言观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批判教育模式培养具有较强批判能力英语学生，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迥然不同，面对着日益复杂及多变的国际环境，利用英语这一世界性语言来与西方世界沟通，协商解决政治、经济差异及纠纷，实现全球和谐发展的目标，这是当前高等英语教育面临的一个课题。高校英语教师自身英语教育语言观必须要得到充分强化，摆脱外语工具论思想束缚，将符合时展规律及课堂教学需求的教学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中，以此来锻造学生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把实现培养具备公平、民主、批判精神及能力的学生作为教育终极目标[10]。

3.扭转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育文化观

在全球化环境下，高校英语教师不仅仅是单纯的传授工具性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者，还是肩负着传播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的文化工作者。在日常英语教学工作中，高校英语教师应该通过批判教育模式来启发学生对其所处环境、语言背后的政治文化属性进行有效地辨别，促使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学生不仅能够批判性地阅读文字，还可以批判性地阅读世界，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人生观，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为推动思想解放及传播民主理念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英语教师应具备正确的高等英语教育政治观、文化观、语言观，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广泛应用批判教育模式，为构建适合我国高等英语教育特色的批判教育模式积累有益经验，推动高校英语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

作者：陈丹 单位：川北医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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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0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世界音乐教育的主要潮流，并已逐渐成为世界教育的热点。本文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来审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现状，提出相关对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其理论与实践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对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是在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同处一个多元社会中的不同民族、文化、语言应该相互承认、接受和理解，提倡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以相互共存、相互容忍等和平方式保持和谐关系。在多元文化主义推动下，人们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本文由收集整理观的本质的认识也变得清晰起来。第22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大会通过的文件集中地阐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的本质。该文件指出：[刘沛：《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年，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第63页。]“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或是从整体来看，都应该在广义的音乐教育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从这一描述不难看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本质界定。其中心内容是对世界上留存的所有音乐文化平等的认同和对构成本土音乐文化的全部组成部分予以全面地反映，这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前提。

二、高等音乐教育现状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是基于“欧洲文化中心论”而设计的一整套音乐教育体系，其现状表现为三点：

首先是教育理念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由于历史原因，“欧洲文化中心论”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一谈到声乐演唱艺术或作曲技法，某些人就会“言必称希腊”。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那些所谓复杂、先进、有“风度”的西洋乐器的地位是高于那些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民族审美习俗的构造简单、工艺“粗糙”甚至是“土”得掉渣的民族乐器的。这是将“进化论”简单套用于文化发展的典型作法。其次是课程体系上以“全盘西化”为中心任务。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是在欧洲音乐基础上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它成功的引入了西方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在自身母语音乐文化基础上的课程论或音乐教育体系从本质上还没有被认真讨论过，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实际上还不存在，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它是否应该存在的文化意义。”[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课程改革与文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3（6））。]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理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等内容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大部分是空白。最后是教学实践上以“工业化流水作业”为特征，培养出的学生极具在近现代工业生产条件的产品所具有的特点。正如赵志扬先生所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从一开始便逐步走上一条‘工艺’生产的流水线，在日益制造着更多的懂一些西方音乐理论、会一些西方奏（唱）法同时也学点汉族音乐的‘人才’。……正如两年前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的外国专家来我院交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到你们的现行音乐教育正在扼杀你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赵志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将如何迈向新的世纪》，《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增刊。]中国内地汉族地区的音乐教育实践也是如此。“流水化作业”特征在20世纪末中国大学暴风骤雨式的扩招后更加明显。

三、多元文化对高等音乐教育的新要求

（一）转变教育观念

首先是解构“欧洲文化中心论”，建构新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目前的音乐教育（当然也包括课程体系）带有明显的后殖民特色。学界亟待由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基础的一元文化音乐教育观转至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以多元文化观念来审视音乐文化事项。

其次是破除技术至上的桎梏。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领域普遍奉行技术至上的原则，将音乐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开来而孤立片面的强调其专业技能的训练，使音乐教育陷入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沼。世界上发达国家已为我们树立了音乐教育文化观的榜样，比如“德国在本世纪七十年代音乐教育的重心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的音乐、艺术认识的意义理解和批判与自我反省的文化整体意义把握的层面。[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课程改革与文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3（15）。]

（二）贯穿四大教育原则

首先是母语化原则。多元文化教育要求以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石。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音乐文化才是中国音乐教育的根。其次是民族性原则。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是多元共存。中国传统音乐的四大组成部分内容繁多，异彩纷呈，源远流长，血脉相连并延绵至今。再次是全球化原则。当今我们应该共享世界不同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固步自封只能让我们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音乐文化架起了一座世界各民族理解与尊重的桥梁，我们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学习、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最后是平等性原则。平等性原则是音乐文化内容的全面反映，是不同音乐风格特征的相互认可，是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音乐评价标准。他从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音乐文化存在的多样性，抛弃殖民主义逻辑下形成的将东西方音乐简化成古与今、落后与先进的观念。

（三）重构课程体系

新的课程体系可以由三大部分组成：中国音乐的本体课程；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课程；世界音乐课程。

母语是文化传统的根基。多元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音乐课程体系必须建立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音乐本体课程上。这些课程包括中国乐理、中国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国音乐方言与风格、中国音乐史、中国民歌与中国传统声乐、中国器乐、中国戏曲与曲艺音乐、文人音乐与宗教音乐等。

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课程就是指在中华文化语境中涉及价值判断、审美评价、信仰等内容的课程，它是音乐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课程有中国哲学、中国古典美学、中国艺术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民俗学与中国方言等。

世界音乐课程反映着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以适当精简、统合目前以欧洲音乐为主的课程，增加属于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世界音乐课程。其教学可按照地理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