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概论论文范文10篇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1

1.1MIT航空航天学科专业设置MIT的航空航天专业是美国同领域中最有名的专业，其人才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举世闻名[3]。MIT在1959年成立航空航天系（TechnologyDepartment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分属于工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航空航天系建立起统一的工程课程体系，包括静力学、固体力学、材料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热动力学与推进、线性系统等。注重各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强调作为本领域的领导者需要考虑技术解决方法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需求和社会约束之间互相关系的理念[4]。在21世纪初，科学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现代工程理论体系，航空航天系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革，经过两年的全面发展，形成一种全新工程教育理念和实施体系[5]———CDIO，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这对MIT产生了根本而持久的制度影响，更广泛地影响了全美工程教育，其航空航天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起连续多年位居全美工科第一。独特的航空航天工程教育不仅促进了科技创新与发展，也引领着世界工程教育的改革方向，对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航空航天工程（AerospaceEngineering）和工程学（Engineering）经过4年学习，将获得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ofScience）。工程学是航空航天工程的一个补充，对多学科关联的工程技术领域如机器人与控制、计算工程、力学或工程管理等有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解，由ABET（AccreditationBoardforEngineeringandTechnology）工程认证委员会授予学位[6]。航空航天系设有航空与航天科学工程和航空与航天信息科学工程两个本科专业方向[7]。1.2国内综合性大学航空航天学科专业设置航空航天是工程性极强的行业，集中了许多尖端技术，涉及机械、电子、光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等高新技术，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依赖于多学科背景知识的支撑。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8]，航空航天类分属工学学科门类，基本专业包括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等5个专业；特设专业包括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和飞行器适航技术两个专业。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展目标提到生物、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被列入16个重大专项，空天技术也被列入前沿技术中[9]。显示出中央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给原来航空航天的高校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原航空工业部时期的六大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始终保持航天特色，航天学院是1987年经国家航天工业部批准成立，原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办学历史上有航空航天血统的高校如清华大学（2004年）、浙江大学（2007年）、厦门大学（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等积极重建航空航天类专业；北京大学（2008年）、电子科技大学（2012年）、中南大学（2009年）等也在各自学科特色的基础上建设了航空航天类专业。对比MIT与我国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置，我国航空航天学科专业设置较细，除《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设置含5个基本专业和两个特设专业外，各综合性大学依据自身学科所长进行专业设置，专业分属的学院也有差异，如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航天学院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工程实验班的工程力学和复合材料与工程两个专业方向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专业设置的具体化对专业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发展解决了工程技术人才的基础供给问题。然而，专业设置过于具体化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适应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高校招生已逐步按学科大类招生，如在2017清华大学年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将所有本科专业划分为数理类、人文与社会类、机械、航空与动力类等16个大类进行招生。按学科大类招生将改变原有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学习，从而形成宽基础、交叉复合的知识结构，有利于专业深入和创新能力培养。这符合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应用要求，契合对工程领军人才和具有开创探索精神的工程精英人才的时代要求。

2航空航天学科教育课程体系

2.1MIT教育课程体系典型的课程体系结构有两种：一类是层次化课程体系，循序渐进、逻辑性强。另一类是模块化课程体系，能够突破学科专业领域的界限，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需求。MIT的教育课程体系是典型的模块化课程体系。MIT航空航天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课程计划如表1所示。表1MIT航空航天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课程计划MIT的课程体系包括两大模块，模块一为全校性统一要求课程(GeneralInstituteRequirements，简称GIRs)，包括：（1）基础科学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类；（2）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课程（Humanities,Arts,andSocialSciences,简称HASS）；（3）科学与技术课程包括生态、环境、地质、结构、材料、计算机、能源等；（4）实验课程包括数字系统导论实验（IntroductoryDigitalSystemsLaboratory）、实验项目Ⅰ（ExperimentalProjectsⅠ）、实验项目Ⅱ（ExperimentalProjectsⅡ）、飞行器发展（FlightVehicleDevelopment）和空间系统发展（SpaceSystemsDevelopment），选择其中1门。这些课程一般在前两学年完成。模块二为航空航天系要求课程(DepartmentalProgram)，系核心课程为8门必修课程和1门二选一课程，包括计算机科学与编程导论、材料与结构、信号系统等。专业领域课程在至少3个专业领域选择4门课程，包括航空动力学、结构力学、通讯系统等。实验与前沿课程二选一课程是飞行器工程和空间系统工程，三选一课程是机器人学、实验项目和前沿课程，包括飞行器前沿和空间系统前沿。非限选课课程类别较多，可任意选择修读，达到48个学分要求。MIT的教育课程计划将模块一和模块二相结合，其中模块一为模块二的学习奠定基础。模块一开设的基础科学和科学与技术限选课程共需完成8门课程，而开设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也需完成8门课程，因此，科学类课程与人文素养课程作为模块一的核心课程，同等重要，文理兼修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从模块一的实验课程到模块二的实验与前沿课程，实践教育在MIT的教育课程计划中贯穿始终。实现了高校教育与工程实践关系的重构———在继续加强基础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向生产实践回归[10]。2.2国内典型航空航天学科的教育课程体系我国综合性大学的航空航天学科课程计划普遍采用模块化课程体系，根据自身学科所长开设课程有所差异，但模块设置和课程计划大同小异。西北工业大学是我国原航空工业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是唯一一所同时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航）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多学科、研究型、开放式大学[12]。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是西北工业大学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实力雄厚。以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为代表，进行航空航天学科教育课程体系介绍，表2是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课程计划（2015年）[13]。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课程计划（2015年）主要包括4个模块：通识通修、学科专业、综合素养和实践训练。（1）通识通修，可分为必修课程和限选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心理成长与个人发展课程、军事课程。限选课程包括公共通修基础课程和分层次通修课程，其中公共通修基础课程包括计算机类基础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课程类、体育类和程序设计实验。分层次通修课程包括非专业数学类课程和自然科学基础课程。通识通修课程一般在前两学年完成。（2）综合素养，包括三航概论和艺术素养类课程，在艺术素养课程中至少选修2学分，未建议修读学期。（3）学科专业课，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学科前沿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学科前沿课程包括学科前沿系列讲座和航空航天技术概论两门。专业选修课程根据学科方向和个人发展进行选择，有70余门课程可供选择，至少选修9学分，跨学科至少选修2学分。（4）综合实践包括毕业设计/论文、集中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三部分，其中集中实践环节主要包括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等内容。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课程计划（2015年）的通识通修模块为学科专业模块的学习奠定基础。特别提出的是在通识通修模块中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类和军事课程。这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要求。综合素养课程除去三航概论的0.5学分，需修满11.5学分，体现了对人文素养课程的重视。同时，综合实践形成独立模块，从第三学期金工实习A开始到第八学期的毕业设计/论文，每学期均有不同的实践课程，并在第六、七学期开展了科研训练课程。与MIT航空航天学科教育课程体系相比，我国综合性大学航空航天学科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原有层次化教育课程体系为现行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融合，以专业系统知识为核心，开设思想政治理论类和军事课程、体育类课程、人文艺术素养类课程，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

3结语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任职教育；不同层次；教学设计；教学实践

任职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受教育者的岗位任职能力，而受教育者的岗位任职能力是建立在一定基础知识之上的。由于任职教育的受教育者在经历、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加上岗位任职需求各不相同，任职教育是一种层次性特征较为明显的岗前职业教育。这种层次性体现在任职教育院校教学活动中往往是同一门课程要面对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本文以《航空反潜概论》课程教学为依托，分析不同层次教学对象的特点，并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相关要求进行了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并付之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不同层次教学对象特点分析

任职教育是建立在学历教育基础上的大范围、多层次、多阶段岗前职业教育。教育对象既包括依托国民教育“4+1”学员、“分流”生长干部学员、轮训的在岗干部学员、拟任职、拟转岗的干部、士官学员等。层次之多、需求各异给课程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了增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我们按学习能力将各层次学员粗略地划分为“初、中、高”三个梯次：一是直招士官类，这一梯次教学对象大专起点无部队经历，定为初级学员；二是士官大中专、轮训班、短期培训类，这一梯次教学对象高中（职）起点有部队经历，定为中级学员；三是生长干部“4+1”、硕士和博士类，这一梯次教学对象本科后起点其中一些有部队经历，定为高级学员。

（一）初级学员的特点

直招士官学员多为职业技术院校大专毕业。这类学员军事文化基础和军事素质薄弱，接受能力偏弱，少数学员学习自觉性较差，求知欲不强，惰性较大，更有甚者对新知识、新技能因畏难心存抵触。但是，直招士官多数学员具有一定自学能力，加之对航空反潜（水中兵器）专业知识一无所知，故对军事知识有学习的渴望，学习积极性较高。

（二）中级学员的特点

士官学员均来源于部队，有一定部队的工作阅历，有的虽然并非专业对口，但熟悉部队，熟悉装备，对部队生活和各种规章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学员学历都为高中，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对装备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有些学员明确自己存在的不足，对专业学习积极性高。有些学员因文化基础较差，在部队工作阅历较浅，对岗位需求较为模糊，存在学不学无所谓颓废倾向，只求过得去不求学得好，学习积极性不高。

（三）高级学员的特点

“4+1”合训分流学员，其军事素养和基础知识扎实，其本科所学专业大多为电类基础或机电结合专业。通过四年的学习，具备了扎实的数学、计算机和外语应用能力，掌握了本专业所需求的基本知识，如大学物理、电路基础、电子技术、机械制图、自动控制原理等。该层次学员特点是：起点高，功底厚，接受能力强，但缺乏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对于非航空反潜专业出身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此类学员特点是知识面宽广，自主学习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和理论探究能力。

二、不同层次教学对象教学设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学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要使课程运作的系统性与有效性耦合而呈现教学高效益，就必须对课程教学各要素进行有效规划和设计。《航空反潜概论》是航空反潜鱼雷和水雷直招士官、士官大中专、培训班（短训班），以及兵种战术学非反潜专业出身的航空反潜战术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基础课程。教学设计采用“双主线”构建：一方面是充分体现教员主导作用，精心安排与设计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是重点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优化设计学员学习活动。所要完成的教学总目标是：使学员掌握航空反潜作战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整个航空反潜作战系统及其涉及的内容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为后续相应的岗位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一）教学内容设计

对于初、中级学员，强调“干什么学什么，能学什么教什么”，以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组成、基本工作原理为目的，只要求知道航空反潜“是什么？”和“有什么？”，不要求“为什么？”。针对这一层次学员教学内容设计尽量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一是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重组。例如第六章内容、第三章第七节等内容不作要求；对每章节的概述、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典型武器设备介绍、发展趋势四大部分，工作原理作为一般了解，有关理论公式以及推导均被弱化，发展趋势仅作为课外感兴趣所了解的内容。对概述中的武器设备的定义（概念）、发展过程、特点和现状等，发展过程不作学习要求。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装备有机结合。如第五章航空反潜指控系统没有过多的讲解概念和系统，而直接讲解我海军航空兵现役的四型火控设备，以便于学习掌握。对于高级学员，强调“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训什么”，以传授理解性内容为重点，以运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战术问题为目标。一是关注教学内容岗位性。要求学员不仅知道航空反潜“是什么？”和“有什么？”，而且要明白航空反潜武器系统“为什么？”有这么多分系统组成，如果分系统出现问题“怎么办？”来选择内容。二是关注教学内容先进性。在教学内容选取上遴选部分国外反潜战的战术思想、反潜装备以及战术运用。注重问题的设置，采取有简单到复杂、有局部到整体逐步递进。

（二）学员学习活动设计

“疑”是探求知识的起点，也是激发学员的支点。对于初、中级学员来说，教员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设置一些带有趣味性和悬念性的“小疑”，让学员能够根据所学的知识作出简单的回答，通过质疑和释疑，使教员和学员产生共鸣。在教学手段上采用实物、图片和动画等形象直观手段，激发学员学习积兴趣，使学员获得生动的表象，从而丰富学员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对于高级学员来说，教员通过设置“大疑”引出教学内容，采取课前思考题、研究专题等形式，使学员通过自主学习、小组攻关等形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课堂上通过小组“释疑——质疑——生疑”思想火花激烈碰撞，营造活跃的专题研讨氛围，研讨结束教员对得出的结论进行点评，必要时可由专题讨论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使课堂产生深层次互动效果。

三、不同层次教学对象教学实践

《航空反潜概论》课程教学对于无部队经历的学员来说，是一个完善和提高的过程；而对于有部队经历的学员来说，是一个克短治弱的过程。为此我们紧紧把握不同层次学员特点，遵循其认知规律，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优化教学手段，以满足学员知识和能力需求和岗位任职需要为根本目的，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一）初级学员的教学实践

从地方入伍的员班（直招士官）等学员的基础理论和学习能力较差，缺少军事知识基础，更缺少航空反潜相关基础知识。准确把握士官教育的起点和教学深度，采用“启发和精讲”相结合教学模式，着重航空反潜武器装备概念的介绍，以及与实际装备的结合，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以通俗、浅显、生动的语言和灵活多变的方式，把航空反潜的有关基本知识介绍清楚，使学员听得懂，记得住。在教学授课过程中，为了提高学员学习热情、增加感性认识和提高学习效果：一是组织到部队参观和到实验室进行实验教学等；二是重点讲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用丰富的图片和多媒体课件激起学员的学习兴趣，用通俗的语言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讲解；三是多写板书，让学员多记笔记，掌握重点。通过以上教学活动，使学员对航空反潜系统知识和一些基本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了航空反潜是干什么的、有哪些搜潜设备或手段，有哪些攻潜武器等基本知识，为后续课程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中级学员的教学实践

针对从部队来的士官大中专学员或各种短训班学员，其文化基础理论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差，但熟悉部队、熟悉装备的现状。课堂采用“问题和类比”相结合教学模式，弱化武器装备概念介绍，强化组成和工作原理以及与实际装备的结合，有条件的比较不同装备的结构与原理；在讲解反潜鱼雷工作原理和战技性能时，用一些技战术问题和部队使用中遇到的困惑引出讲解内容，通过“类比”方式比较不同鱼雷性能指标之间的异同点。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使学员加深了对将来所使用武器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其他武器装备。通过以上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使学员在对航空反潜武器装备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高了专业理论知识，加深了对武器装备结构原理的理解，增强了武器装备的使用和应用。使学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部队岗位任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高级学员的教学实践

对于该类学员，本着“学为战”和“练为战”的原则，采用“想定作业与专题讨论”相结合模式，以航空反潜平台知识为基础，以搜攻潜技术为核心，来选取教学内容，构建教学体系；以掌握和理解搜潜与攻潜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声纳搜潜、鱼雷攻潜为主，注重其他搜潜设计、技术的结合和联系，在掌握搜、攻潜工作原理的同时，建立航空反潜作战系统工作以及航空反潜武器系统总体结构的概念，为学习航空反潜装备奠定基础。教学实施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将理论知识拓展、应用到实际航空反潜武器装备中去，给学员建立真实、具体的概念。以典型航空反潜平台武器系统为基础，沿着平台、搜潜、攻潜、指控和对抗的主线，逐层递进的展开其内容，其中应重点突出搜潜系统和原理。为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让有相关专业基础的学员充当“小教员”，在学员中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引导学员把已有基础知识和同学的知识转换为自己专业学习、应用能力。由于学时数的限制，部分内容应要求学员自学或通过专题研究等形式完成反潜战术课题内容。引导学员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使学员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而且也有利于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提高学员的学习、研究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对于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习航空反潜概论课程，则是以自学为主，提出目的和要求，分阶段、分章节进行提问、答疑和讨论，最后写出课程学结和专题论文。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加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和互动性，充分调动和利用学员的多种感官，培养其发散思维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学员全面了解部队作战训练的背景、内容和特点，直观感受任职岗位实际需求，提高教学的质量效益。

四、不同层次教学实践效果

《航空反潜概论》是航空反潜工程专业一门任职基础课程，为后续的任职岗位课程提供了反潜知识铺垫。通过前期教学实践，初级学员通过航空反潜知识的学习，了解了航空反潜相关概念和我国航空反潜的实力，克服了航空反潜武器装备学习和使用的畏难心理，坚定了学好知识提升能力的决；中级学员通过学习，澄清了航空反潜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填补了航空反潜武器系统理论知识的空白，强化了装备的系统概念和各分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增强了武器设备之间的整体观念，提高了做好装备保障工作的自信心；高级学员通过学习，扩大了航空反潜知识面和研究领域，为到部队做好航空反潜装备保障和进行反潜装备技术革新增添了素材，明确了方向，同时为本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一步进行战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五、结语

任职教育下各层次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在《航空反潜概论》的教学实践中，充分考虑了任职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以及课程自身的特点与认知规律；并根据各层次培养对象知识结构、经历及课程目标的不同，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构建了具有航空装备技术保障特色的、能够满足学员将来岗位任职需求的、逐层递进的教学内容体系，使各层次学员都有一定收获。

作者:李瑞红 谢力波 孙明太 单位: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

参考文献:

[1]蔡惠福,切实增强任职教育中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24).

[2]张艳春,尚青,吴继承等.任职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探讨[J].德州学院学报,20102(28).

[3]曾亮,邹强.构建满足任职需要的综合实践教学体系[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3(9).

[4]赵海涛,王向鸿,王亚航.围绕院校教育转型建设创新任职教育教学方法[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8).

[5]王德义,韩飞.以问题牵引提升政治理论教学的铸魂育人功能[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5(15).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3

本文首先介绍了航空安全员训练及考核的现状，明确了训练内容设定的原则和考量因素；随后，文章就训练内容的设定、训练的实施及考核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以期进一步提升训练及考核工作的水平，为民航的空防安全保驾护航。

关键词：航空安全员；训练；考核；空防安全

一、航空安全员训练和考核工作现状

依据《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和《航空安全员训练大纲（试行）》（以下简称为《大纲》），航空安全员训练主要可以分为初任训练、日常训练、定期训练三种。初任训练和考核为所有航空安全员入职的必经之路，考核合格方能入职；日常训练为各航空公司按要求自行组织，要进行年度考核；定期训练和考核自首次取得执照之日起每36个月进行一次。初任训练和定期训练均由经备案的训练机构组织实施。三类训练的训练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等方面。考核主要分为理论考核和体技能的考核。不可否认，多年来对训练和考核工作的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保证了绝大多数航空安全员能持续胜任自己的岗位，在保持良好体魄的同时，也强化了个人的责任意识和法律素养，提升了机上案（事）件的处置能力。然而，在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和改善的问题，下文中，笔者将从训练内容的设计思路等方面出发，讨论航空安全员训练及考核工作的改进思路和具体措施。

二、明确训练内容的设定原则

（一）从航空安全员岗位需求出发。无论是初任、日常还是定期训练，训练的根本目标都是使员工的能力素质满足岗位的需求，能够胜任航空安全员这份工作。就逻辑而言，要确定训练内容，就必须了解岗位对职业能力的具体需求，这是以岗位任务为中心的实践型教学模式的基本工作原则。只有在对岗位任务进行全面分解和抽丝剥茧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分析出一个岗位所需要的职业核心能力，进而确定训练内容。（二）从受训人员学历层次出发。航空安全员岗位从业人员学历层次跨度较大。据笔者近年来在训练工作中的了解，学历水平最高能至硕士研究生（极少），最低可以是高中或中专，但目前新入职员工以大专居多，亦有部分本科毕业生。因此，在训练内容和方案的选择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学员的特点，在他们现有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的基础上设计课程和方法。（三）从受训人员知识结构出发。该岗位从业人员知识背景复杂，其中文、理、工科俱全，既有具备一定民航基础知识的本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很多是非民航专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部队退伍军人，这些非专业学员大多对民航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这就使得在初任训练中，民航基础知识可能成为必修的内容。

三、训练内容设定的建议和措施

总体而言，《大纲》对训练内容的规定虽说已比较全面，但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经过对多家航空公司的调研以及和不同公司一线航空安全员的座谈，基于训练内容设定的原则，笔者将这一岗位所需的核心职业能力逐条进行了梳理，结合目前《大纲》的规定，就训练内容提出以下建议或措施。（一）初任训练增加民航基础知识的教学。如上所述，初任训练参训学员有相当一部分对民航基本无甚了解，若忽略这一点而对其直接进行其他内容的教学，在对民航体系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形下，这部分学员显然难以形成对航空安全员岗位的理性认知。然而，要做好一份工作，必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较为深刻的理解。笔者建议，在初训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中，增加一门“民航概论”的课程，其中内容可以包括航空器的基础知识、民航整体架构的介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民航安全基础理论、空防安全体系介绍、航空安全员岗位性质、相关岗位的介绍、航空安全员岗位与其他空防部门和人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等内容。这门课程的设置将有助于初任训练学员增加对民航的了解，为其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提升培训效果，为学员将来融入工作提供帮助。（二）增加违禁品的识别和处置内容。目前的专业基础知识中有一块内容是“危险品的识别和处置”，各公司在日常训练的安排中，一般也已将此内容纳入。危险品和违禁品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危险品主要是就航空运输的安全而言，是涉及到飞行安全而并非空防安全的概念。航空公司在实施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和考核中，主要是参照危险品运输的规则（DGR）来进行。实际工作中，违禁品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对于航空安全员所担当的空防安全工作而言，凡是不让带入客舱的物品都是违禁品，其中既包括危险品，也包括枪支、爆炸物和管制器具等。因此，我们在航空安全员的训练内容中既应该包括危险品运输的内容，也应该包括违禁品的识别和处置。（三）增加狭小空间控制术的内容。我国航空安全员和国外的空中警察在工作职责上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国外的空中警察主要是负责对机上严重犯罪行为，尤其是危及到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处置；我国的航空安全员在客舱执勤时主要处置两类行为——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我国航空安全员在扰乱行为的处置时，可能会出现需要对扰乱行为人进行管束的情况。由于所配备武器和器械的限制，航空安全员可能需要更多的技能和经验去对行为人进行控制，但在控制的过程中又要注意不能对扰乱行为人造成严重伤害。目前《大纲》中虽然规定了客舱擒敌和制敌术，但过去在相关内容和教学中，一直侧重于对严重非法干扰事件的处置，强调“一招制敌”等内容。然而，在航空安全员的日常工作中，其日常面对的更多可能是扰乱行为，我们需要的是在“最低武力原则”下的徒手或器械控制和约束的技能。笔者建议，在航空安全员的各类训练中，宜增加狭小空间控制术的内容，民航主管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行业和社会资源，对这门课程进行研究和开发。（四）增加科学训练课程，做好运动损伤的防护。在航空安全员各类训练中，经常会发生学员在训练中出现运动损伤的情况，有些可能是偶然和意外，但也有部分是训练方法不当，对运动损伤认识不足造成的。按照民航主管部门近年来的思路，航空安全员的体技能素质主要应当自行在日常训练和生活当中保持。据此，航空安全员可能会有大量时间处于自我训练的状态，若其学习过相关的科学训练方法和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处置等课程，就可以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其训练过程中，在防止伤病的同时，还能提升训练效果，将主管部门定期训练目标的改革落到实处，有效区分各类训练，提升航空安全员整体训练水平。（五）日常训练中增加心理素质的训练。在日常训练工作的实施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航空安全员存在心理素质不佳的情况。在训练模拟考核的过程中，有部分安全员甚至紧张到语无伦次，当然这并不代表其在对客舱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中一定会自乱阵脚，由于紧张而出现判断或评估失误、采取不当措施甚至不知所措的情况。然而，不可否认，航空安全员的心理素质会在机上案（事）件处置中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在航空安全员的各类训练、尤其是日常训练中，我们应该将增强航空安全员的心理素质作为一个目标导向，并基于此设置我们的训练内容。诚然，心理素质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训练方法也较为复杂，笔者也并非心理学专业人士，但在心理素质训练方面，我们不妨将警务人员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的一些内容和方法借鉴过来，例如香港警队2002年提出的“心理才能”创新计划以及通过有效组织实战心理素质训练活动来增强实战心理应激等。囿于作者的学识和篇幅，该训练项目的实施尚需民航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并制订具体可行的方案。

四、训练实施及考核的建议和措施

（一）侧重格斗和控制基础理论的讲解及基本功的练习。目前，客舱擒敌术等内容的训练及考核中，主要还停留在对动作的模仿上，很多航空安全员只是在“依葫芦画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导致这方面的训练很难取得实效，更不要说在客舱实际执勤工作中发挥作用。同时，一直以来，客舱擒敌术考核动作的设计也被指不实用，称没有结合客舱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既要满足训练效果的实用性，又要满足考核的客观性要求，擒敌动作的设计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若要改善该项目的训练效果，可以在延续目前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在训练中安排一定的理论课时，针对格斗和控制术的基本技巧着重进行讲解，甚至可以加入部分人体解剖学等内容，向学员阐明动作设计的原理和依据，帮助学员更好地理解，为学员灵活运用格斗和控制技巧打下一定的基础，提高训练内容的实用性。与此同时，再加强基本技巧的训练，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对于课堂讲解的格斗和控制的基本理论，可以放在专业基础理论的考核项目中，以此保障技能的有效习得。（二）编撰下发全国范围内的统编业务综合教材。民航局有关航空安全员训练工作的文件中规定：“训练机构应当结合承训任务制定训练教材，训练教材涵盖全部教学内容，并分发到每名参训学员。”虽然目前有统一的训练大纲，但若各训练机构各自为政去编写教材，对大纲的不同理解必然会造成教材的千差万别。航空安全员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应该被置于统一的标准之下的，因此，为了确保民航空中安全保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我们就应该保证训练及考核工作的一致性，民航主管部门有必要适时组织各方力量，编写一套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行业内综合基础理论的教材，下发各业务单位和训练机构，更好地指导航空安全员的训练及考核工作。教材内容的选定可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前文所述的原则和建议，确定专业基础理论和体技能基础理论的培训内容，统一组织编写，消除各培训部门在统一训练大纲下的各自为政。（三）建立统一的专业基础理论题库。按照局方精神，对航空安全员的考核并不是一种淘汰性的考核，而是一种适格性的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他们更好地掌握业务知识，提升业务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编写统一的专业基础理论题库并下发。为了便于训练和考核，专业基础理论题库应为客观题或以客观题为主，或者可以设定依题库随机生成的试卷主要为客观题，少量为主观题，具体比例有待调研和讨论之后确定。此处我们并不需要担心基础理论题库的下发会导致考核的流于形式，因为专业基础理论本来就属于记忆型的知识点，只要学员能有效记忆即可以认为这部分考核目标已经实现。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驾校理论考核的评价模式，根据题库或试卷的特点，适当提高考核合格的分数线。

五、结语

航空安全员训练及考核工作的改进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本文只就其中部分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建议，虽然不够全面，但也体现了笔者近年来对航空安全员训练及考核工作的观察和思考，期望能够通过论文的撰写，引起大家对航空安全员训练乃至整个国家航空安保培训工作的关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推动航空安保培训工作的发展和进步，确保民航运输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

参考文献:

[1]马俊辉.浅谈澳门警务人员心理素质培训[J].科教文汇,2016(11):142-143.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课程思政;设计概论;建构论;艺术设计专业;基本框架

当前，专业“课程思政”在各大高校有序推进，逐步深化，加速了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生长。设计概论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入门的核心课程，在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中，始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德育处于首位，建构高质量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成为任课教师的一种教育责任与担当。正本清源，从逻辑上讲，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思政”，它们在基本经验、形态特征、价值本源和标志元素等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其进一步梳理，进行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根据专业“课程思政”的基本经验，建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专业“课程思政”的普遍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一）专业“课程思政”的普遍经验。专业“课程思政”在传播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聚焦用好课堂主渠道、促进教书与育人统一[1]等方面，成为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的范式。设计概论引入“课程思政”，将进一步强化和发挥它在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1.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内涵。在“全课程、全员育人”的背景下，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关乎设计专业基础理论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教育和思政教育，课程目标与原初“纯课程”较之，在功能性质、目标任务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不是要新开设或新增设一门课程，不是在原课程中再附加一章或一节或一段思政教育内容，而是在知识育人基础上对原课程育人功能的重组重构，包括：（1）深度挖掘蕴涵于原课程中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强化“显性”（形态特征、标志元素）思政、细化“隐性”（价值本源）思政；“显性”与“隐性”并重，提升育人能力，形成综合功效。（2）开辟课程新场域，将课程育人落到实处，形成知识与育人并重，高度契合，从而使“隐性”思政“显性”化、“显性”思政“工具”化、“工具”思政“系统”化。2.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意义。它改变了设计概论“学科中心”的课程模式，将专业“课程思政”延伸到设计概论中；它遵循设计概论的特点，将专业“课程思政”的一般原理应用到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建构中；它整合设计概论课程中的各个知识点，突出设计概论课程中专业知识蕴涵的育人价值，特别是整合那些对学生职业道德修养、人文艺术素养等有作全局整体发展意义的知识点。（二）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启示。专业“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为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范本。1.理论探索及成果。上海市部分高校深入贯彻和全面落实关于加强高校思政教育重要讲话，率先推出“全课程育人”方案，从而推动了多地高校专业“课程思政”理论研究的步伐。陆道坤的《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一文，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分工协作作出了明确界定；刘文红的《新闻传播课程思政论文集》一书，汇集起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思政”；孙在福、丰颖楠、齐海明的《艺术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以〈立体构成〉为例》、以及王计平的《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研究——以〈环境设计原理〉课程为例》等一些文章，对艺术设计专业一些课程引入“课程思政”进行了诠释，从中管见其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雏形。遗憾的是，在论及专业“课程思政”大量文献中，由于研究者各自的任务目标及侧重不同，在如何建构某一门具体课程的“课程思政”上，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阐释。2.实践经验及后果。专业“课程思政”从理论到实践，一些原先隐藏的问题先后显露出来，认识上的偏差，是将专业“课程思政”概念化和标签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是负载了一些非“课程思政”本质的内容；二是偏离了专业课程标准和目标；三是削弱了“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和针对性。3.认识成果及启示。研究文献的积累，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学术界、教育界逐渐对专业“课程思政”的认识达成共识，“专业知识+思政教育”成为认识成果的“表达式”。通过可复制性，它在部分高校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了固化，在推出的一些精品特色课程中也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启示：（1）在认识上，专业“课程思政”与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这对范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过程，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实现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过程。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孕育于专业“课程思政”，有其共性，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具有自身的特点，是其个性。（2）在策略上，将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放置到专业“课程思政”中检视，是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到“新的适应”的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在检视、辨析中逐步明朗化。

二、依托专业“课程思政”的形态特征，建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以“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为题，以国家教育制度、将“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确立为专业“课程思政”主要形态特征。（一）辨析主要概念。专业“课程思政”体现了国家意志，系统地将“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形态特征植入到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中，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1.设计概论课程与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设计概论课程是指引入“课程思政”前的专业课，它以原初形式“纯课程”为方式，设计概论课程目标，总的说来是通过设计及源流和发展、设计范畴要素、思维创新，使学生具备设计专业理论与应用基础。引入“课程思政”，命名为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专业课程+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叠加或者复合”[3]，因而，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叠加或复合。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作为课程载体，具有“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课程形态特征，建构要“认真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各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融合方式，既不能做‘披萨饼’，也不能做‘三明治’‘肉夹馍’，要做成‘佛跳墙’‘大烩菜’，真正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之中”。[4]所以，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课程目标，是在“纯课程”基础上，与“课程思政”产生叠加效应，形成综合性课程目标，主要是：（1）设计理论基础、设计行为模式与设计文化目标；（2）设计本土资源、中国设计与国际视野目标；（3）工匠精神、专业精神与社会责任目标；（4）设计团队合作、创意创新创业与设计时尚目标。与此相对应，呈现出多个主题表征：（1）中国设计文化自信主题。从源头上寻找中国设计发展动力，与本土地域设计一脉相承，发挥古代多元一体设计文化的优势。（2）思政教育资源主题。将单纯知识教育转化为持续的设计素养、人文精神、艺术审美，实施综合教育。（3）构建专业教育生态主题。克服一切急功近利、形式主义倾向，求真、求善、求美，不断开辟课程新场域。2.思政理论课程与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联系紧密，又有分别，育人目标的高度契合，但实施思政教育方式不同。寓意式或渗透式是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主要形式，它通过“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实现专业课程中包含的思政教育目标。最大区别：思政理论课程属于“显性”思政，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属于“隐性”思政；思政理论课程类似“溶质”，设计概论专业课程类似“溶剂”，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类似“溶液”。设计概论“课程思政”“隐性”思政，借助于设计概论知识传播力量，以潜移默化、浸润熏陶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二）凸显形态特征。立足于“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课程形态特征，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将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深刻展示新时代教育主题。1.“立德树人”特征。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抓手，根据专业课程特点，遵循教育规律，直面当下问题，聚焦社会热点，紧扣时代主题，引导全面发展，关注学生当前学习状态，回应学生思想困顿与困惑，不断促进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此，知识、素养与能力协同发展，综合性目标取代单一性目标，消融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隔阂，从而为学生营造起真实学习情境，进一步提升设计理论修养和理性价值判断力，导入主流价值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2.“铸魂育人”特征。“铸魂育人”与“立德树人”具有同一性，“育人”根植于“立德”。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在面向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中，“铸魂育人”主动承担起育人责任，在开放式、案例式、项目式课程情境中，它与“立德树人”遥相呼应，最大限度满足了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职业岗位能力、就业创业能力上提升的需要；它特别重视学生人生价值观实践教育，以丰富的育人资源，积极输出正能量，彰显榜样模范教育力量；它最大限度弱化或回避了单一理论强制灌输、抽象概念说教、人生价值论理的常规模式。一句话，它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课程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发掘专业“课程思政”的价值本源，建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

设计概论是设计专业基础知识为核心的学科规范系统，以知识价值存在为前提。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将进一步强化学科规范，成为普及设计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实现专业入门的捷径。（一）课程知识价值本源。任何课程总是以学科知识价值存在为前提，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以此出发。1.设计概论的知识价值。遵循课程知识价值本源的内在逻辑理路，任何偏离知识价值的课程建构都难以实现课程目标。设计概论“理应着重于阐述设计元素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在各领域的应用，分析设计的本质特征”[5]，因而，学生在专业入门训练中，在“概论”、“条纲式”课程体例中，通过设计原理、性质、种类、特征等专业知识学习，实现了快捷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目标。2.知识价值与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是在原课程知识结构包括知识编排、能力培养、情感熏陶上所进行的课程知识重组重构。在面向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目标中，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对知识结构体系、素质能力训练等重要内容进行重新嵌入。由于设计概论大多在大一美术生中开设，高考文化成绩偏低，入学后还未有效建立起学习理论课程的兴趣，甚至厌倦理论课程。因此，力求将理论概念、名词术语化作具体感性的生动形象，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使理论课程变得易学。尽管“一纲多目”，但是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了趣味性、愉快性、生动性和整体性。（二）课程育人价值本源。课程的育人价值关乎到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独立的意义。1.设计概论的育人价值。课程的育人价值蕴涵于知识价值之中，知识价值成为育人价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设计概论阐明设计原理及规律、设计文化知识，有着大量的丰富的育人价值内涵。它不仅与设计修养力、判断力，还与设计工匠精神、设计面貌、设计人文情怀、设计师的人格精神和曲直是非以及人生态度紧密地联系一起。2.育人价值与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高质量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是一种水准，因为，它表明学生获得知识营养与成长滋养的性质水平，也表明学习生活的生动性和实践活动的丰富性。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从“设计为人”出发，贯穿“和而不同”的设计理念，将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担当的设计师作为目标。（三）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价值取向。从知识价值本源出发，挖掘育人价值，承担起引领知识传播。1.价值形态双向交流互动。知识价值与育人价值互为前提因果，处于一个动态结构之中。在价值取向上，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既重视知识获取、又注重综合素养提高，力求呈现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系统的理论架构，通过探索思政教育实现的多样性，聚焦知识价值，从中释放出更多的育人价值及人文关怀。设计的当展，多维度、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变化，增加了其中的难度。但是，从存量知识到创意新知、从专业知识到通识知识、从传授新知到传播育人文化、从寻求知识与育人的高度契合到形成现实目标，价值形态的双向交流互动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发挥知识价值基础作用。知识价值与最终导入到设计概论“课程思政”而形成的课程质量正相关。育人价值的实现只能依据课程知识价值，一切“附加”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中的非“课程思政”的本质属性占据课程内容、都没有存在的“合法性”。设计概论作为基础课程、通识课程、核心素养课程，在释放知识价值能量、导向育人目标上承担着重大责任。在全球化图景中，学生只能通过用心探析设计源头、衍生和嬗变，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设计观、人生价值观。3.重视育人价值引领作用。育人价值凝聚起知识价值力量，引领知识传播。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在面向应用复合型设计师的人才培养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提高设计师主体自觉，设计技术是硬实力，设计文化是软实力，有机结合产生创造力。学做人是一切教育的基本，学设计也应先学会做人，这样才能学以致知、学以致用、学以致创、学以致远。做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担当的设计师，彰显着育人价值的引领作用。因为，设计师已经超出了个体“人”的概念，即“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因文化而存在的社会存在物和文化的体现者”。[6]

四、拓展专业“课程思政”的标志元素，建构设计概论“课程思政”

拓展蕴涵在课程知识内容中的标志元素，这是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的硬核。（一）标志元素。马克思主义是学生全面进步的引路明灯，成为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建构标志元素。1.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显性”思政与细化“隐性”思政并重，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政工具。一段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的指导地位被弱化，基础受到动摇，课程失语，育人缺失。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重新检视照搬西方学术体系的内容，坚持和发展包括生产物质生活的设计思想、设计的审美文化中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清除原课程中被误读的非马克思主义，促进设计传统与中国主题、设计创造与自主创新的发展。2.坚定文化自信。从认知上说，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动力源自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在联结历史、现在与未来的通道上，贯通古今、融会中外，不断推动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学习、借鉴，最终超越西方现代设计，从而实现中国本土设计文化的自觉。从现实上说，这是中国当代设计解决中国当代设计问题的优先方案。从基本概念及应用的优先化，设计文化是“一种将心灵与审美的内在状况外化到产品或体验上的文化模态”[7]，是一种设计思维的美学重构。回归中国设计文化认同，使之与育人文化传播同向同行。（二）中国元素。重视中国传统优秀经典设计的功能价值开发，拓展经济适用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形成当代设计的中国主题。1.聚集经典设计力量。中国传统优秀手工艺设计，是无数先辈们设计匠心独运的结果，是“注重社会生活的审美意义与实用结合的形式”[8]，这些以鲜明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的工艺设计产品，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其中，丰富的色彩、质材与造型，在原初形式上凝结着民族审美文化品格；厚重的历史——那些漆器、琉璃、陶瓷、刺绣、抽纱、景泰蓝、纺织和书籍装帧等，积淀着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印迹，构成了中国古代设计和工艺美术极其重要的史料。沧海桑田，曾汇集于历史文献或囊括于各类图像史册的经典作品，如今被冠以符号、或图像，在当代语境中，经常被“活用”。因此，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功能、形式、技术、经济和审美中进行当代价值加工、整理，进行重新发掘，或多重组合或重新编码，形成有效教育资源，十分必要。2.传承优秀设计经典。中国经典设计多元一体的表征成为高度文化自觉的体现。它外化为设计资源价值，汇聚成文化标识。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将经典设计案例“活用”，这是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实现了中国传统设计的当代继承的生动体现。新中国成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创造。民俗文化与艺术设计在当代的再度融合，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当代设计的全面进步。（三）审美元素。弘扬中华美育，加强现代美育，促进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美育形式的实现。1.审美关照。美育讴歌生活中的文化，赞美生活中的艺术，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崇德尚艺、德艺双馨的精神动力，“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9]因而，在设计创造性活动中，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在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设计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迫切地需要解决好审美穿透力问题。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美育形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通过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学生在充满生动性、愉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中，以审美关照积累知识；在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中，筑牢理想信念，陶冶情感，锤炼意志。这从根本上长久性地解决了当下一线艺术设计专业应用复合型人才匮乏的困惑，对审美力形成职业岗位竞争力等创业就业预留了极大的发展空间。2.人文浸润。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美育形式延伸出多样化的教育形式。通过关照设计的功能美、形式美而进入审美文化状态，诠释中国设计的人文风貌，理解中国高铁成为对外交往名片，感受中国拥有的“大飞机”、航空母舰、“神舟号”、“蛟龙号”、港珠澳大桥的神奇，体会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舞美设计的精美。总之，这些描绘中国当代设计辉煌的作品，形成了设计概论“课程思政”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它与思政教育相得益彰，同频共振，共同促进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理论实践不断深化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本文从专业“课程思政”几个关键性问题入手，通过进一步梳理，搭建起了一个可以理解和讨论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基本框架。更重要的是，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在实施过程中，在不同的任课教师那里，不可避免地贴上了“简化”的标签，有的还负载了一些额外内容，这迫切地需要作出一次系统梳理，将附加的一些非本质性质剥离出去，这有利于澄清思想认识，纠正实践偏差，深化理论实践，提高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7，(3):43-46.

[2]张烁.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01版).

[3]陆道坤.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J].思政理论教育，2018，(3):64-69.

[4]晋浩天.九十六种马工程重点教材将全面修订[N].光明日报，2018年2月23日(08版).

[5]滕晓柏.什么是设计概论该有的样子[J].装饰，2008，(3):11.

[6]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112-125.

[7]杨青泉.中国设计文化百年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23.

[8]赵农.设计概论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7-100.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5

一综合性著作

经过近二百年的积累，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深入浅出，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有的著作条例清楚，结构严密，适合法律专业作为教材使用；有的著作重点难点突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适合自学者或备考者使用；有的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篇幅较大的论著，适合深造者参考，下面我将分别予以介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日本一般民众就有了学习《国际法》知识的热情。1970’s起，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化”成为日本时髦的口号，为一般民众了解和学习《国际法》而撰写的著作也大量出版，其中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种：①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话》（有信堂，1991年）。这本书因其曾以收音机广播讲座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深受听众喜爱，加之它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简洁而系统地谈论国际法知识，非常适合“国际化”过程中的日本。②村繁的《国际法初步》（法律文化社，1992年）。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从初次接触国际法的人的角度，来全面说明国际法的。③高野雄一的《现代国际法》（北树出版，1990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围绕“和平、人权、秩序”等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来阐述国际法。④横田洋三编的《国际法入门》（有斐阁，1996年）。这本书就是以法学部以外的读者为对象而编撰的《国际法》入门书。

法学专业是日本大学最主要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大学都设有“法学部”。在法学专业中，国际法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由于日本大学教育更强调自由，所以大学教材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统编”之说，日本大学的主讲教师或者单独，或者集体编写教材，供学生选择使用。1990’s以来，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主要有：

（1）高林秀雄等编：《国际法Ⅰ·Ⅱ》东信堂1990年出版

（2）藤田久一编：《现代国际法入门》（改订版）法律文化社1996年出版

（3）藤田久一：《国际法讲义Ⅰ·Ⅱ》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1994年出版

（4）波多野里望等编：《国际法讲义》（新版）有斐阁1993年出版

（5）横川新等：《国际法讲义》北树出版1993年出版

（6）杉原高岭等：《现代国际法讲义》（第2版）有斐阁1995年出版

（7）岛田征夫：《国际法》（新版）弘文堂1997年出版

（8）松井芳郎等：《国际法》（第3版）有斐阁1997年出版

另外，日本大学推荐使用的英文教材有：

（1）M.Akehurst,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Law,7thed.,Allen&Unwin,1996

（2）I.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日本大学虽没有“统编”教材之说，但日本的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资格考试却有大量的国际法内容，为适应这种考试，日本国内也出版了大量适用于自学和备考的著作。另外，日本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教学多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日本也出版了不少适应这部分学生需要的著作。比如香西茂等编的《国际法概说（第3版改订）》（有斐阁1992年）就以其概括条理简练而著称。而太寿堂鼎等编的《Workbook国际法》（有斐阁1980年）顾明词义就是一本典型的应试辅导材料，该书根据国际社会现实，提出一些具体问题，然后进行具体解答，使读者省去了组织答案的麻烦。太寿堂鼎等编的另一本书《Seminar国际法》（东信堂1992年）和筒井若水的《新·资料国际法基础讲义》则针对参加讨论班的学生，两者虽都列举了实际发生的事件或案例，但前者重点在说明事件或案例本身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法研究应注意的关键点；后者则注重列举相关的国际法文件，从而加深读者对国际法的理解。

从研究角度来讲，田茂二郎的《国际法Ⅰ（新版）》（有斐阁1973年）主要从历史的、思想的观点出发，来捕捉国际社会的构造；横田喜三郎的《国际法Ⅱ（新版）》（有斐阁1972年）则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出发，用规范法学派的观点全面解说的国际法；田冈良一的《国际法Ⅲ（新版）》却以其广博的外交史知识为基础，从实证的角度，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展开了对国际法的解释。这三人的三本书，因其著者不同的方法和风格，奠定了日本国际法研究的几个主要流派和几大师承，它们的研究，可以称作1970’s前半期日本国际法研究的顶峰。在这之后，高野雄一的《全订新版国际法概论》上、下（弘文堂1985、1986年）对国际法的新现象进行了实证性的探讨，对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山本草二的《国际法（新版）》（有斐阁1994年）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重新构建了国际法的体系。这些都可以作为日本国际法研究的新动向。

二专题性研究

日本的国际法研究虽不能与欧美等西方大国相比，但它们的研究一样积累了大量的成果，这里仅就公开出版的国际法著作分专题简单汇总如下，本综述其他地方提及的这里不再重复。

从国际法的性质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方面看，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横田喜三郎的《国际法法的性质》（岩波书店1944年）和《山本草二还历纪念·国际法与国内法》（劲草书房1991年）。

日本的国际法一般都把条约法放到较前的位置，日本关于条约法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也比较多。其中如：（1）经冢作太郎的《条约法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1967年）和《续条约法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1977年）、（2）小川芳彦的《条约法的理论》（东信堂1989年）（3）高野雄一的《宪法与条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4）岩泽雄司的《条约的国内使用的可能性》（有斐阁1985年）。

关于国家主权和国家的承认问题，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田田茂二郎的《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日本评论社1950年）、（2）田田茂二郎的《在国际法上承认的理论》（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3）芹田健太郎的《普遍的国际社会的成立与国际法》（有斐阁1996年）。

关于自决权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金东勋的《人权·自决权与现代国际法》（新有堂1979年）和家正治的《联合国与民族自决权的适用》（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80年）。

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宫崎繁树的《国际法上的国家和个人》（未来社1965年）。其中关于外国人管理和难民问题研究的有：（1）本间浩的《何谓难民问题》（岩波新书1990年）、（2）山神进的《难民问题的现状和课题》（日本加除出版1990年）、（3）金东勋编的《联合国·外来劳工权利公约和日本》（解放出版社1992年）、（4）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法令研究会编《全订·在我国的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日本加除出版1993）、（5）坂中英德·斋藤利男的《出入国管理和难民认定法逐条解说》（日本加除出版1994年）、（6）手冢和彰的《外国人和法》（有斐阁1995年）。关于政治流亡者的研究，有宫崎繁树编著的《亡命与入国管理法》（筑地书馆1971年）和本间浩的《政治亡命的法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5年）。关于引渡和庇护方面的研究有：岛田征夫的《庇护权研究》（成文堂1983年）。

在国际组织法方面，日本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高野雄一的《国际组织法（新版）》（有斐阁1975年）和家正治等编的《新版国际组织》（世界思想社1992年）。其中关于联合国研究的有：（1）《田冈还历纪念·联合国研究（全3卷）》（有斐阁1966年）、（2）斋藤镇男的《联合国论序说（第2版）》（新有堂1979年）、（3）福田菊的《联合国与NGO》（三省堂1988年）、（4）神余隆博的《新联合国论》（大阪大学出版会1995年）。关于欧安会方面的研究，有百濑宏·植田隆子编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1975-92》（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2年）和吉川元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三岭书房1994年）。

关于领土方面的研究，有山下康雄的《割让领土的主要问题》（有斐阁1949年）。关于非自治地区的制度的研究，有家正治的《非自治地区制度的展开》（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74年）。关于委任统治的研究，有田冈良一的《委任统治的本质》（有斐阁1941年）。关于越境污染方面的研究，有加藤一郎编的《公害法的国际的展开》（岩波书店1982年）。关于日本领土问题的研究，有高野雄一的《日本的领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

关于航空法的研究，有（1）栗林忠男的《航空犯罪和国际法》（三一书房1978年）、（2）城户正彦的《空域主权的研究》（风间书房1981年）、（3）《与侵犯领空有关的国际法》（风间书房1990年）。日本将外层空间法称作宇宙法，这方面的研究，有（1）城户正彦的《宇宙法的基本问题》（风间书房1970年）、（2）池田文雄的《宇宙法论》（成文堂1971年）、（3）山本草二的《围绕广播卫星的自由和限制》（玉川大学出版部1979年）。

日本是一个岛国，有非常漫长的海岸线，海洋法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的海洋法研究也很盛行，代表性成果也较多。其中包括：（1）《围绕船舶通航权引发的海事纷争与新海洋法秩序2》（日本海洋法协会1982年）、（2）高林秀雄的《领海制度研究（第3版）》（有信堂1987年）、（3）《新海洋法制和国内法的对应3》（日本海洋法协会1988年）、（4）小田滋的《海洋法的源流探寻》（有信堂1989年）、（5）小田滋·栗林忠男的《注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下（有斐阁1985、1994年）、（6）小田滋还历纪念《海洋法的历史和展望》（有斐阁1986年）、（7）杉原高岭的《海洋法和通航权》（日本海洋法协会1991年）、（8）山本草二的《海洋法》（三省堂1992年）、（9）高林秀雄还历纪念《海洋法的新秩序》（东信堂1993年）、（10）林久茂的《海洋法研究》（日本评论社1995年）、（11）高林秀雄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果和课题》（东信堂1996年）、（12）饭田忠雄的《海盗行为的法律研究》（有信堂1967年）。

人权问题是日本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1）田田茂二郎的《人权和国际法》（日本评论社1952年）和《国际化时代的人权问题》（岩波书店1988年）、（2）野村敬造的《基本人权的地域集团保障》（有信堂1975年）、（3）高野雄一的《国际社会中的人权》（岩波书店1977年）、（4）阿部浩己·今井直的《Textbook国际人权法》（日本评论社1996年）、（5）宫崎繁树编著的《解说国际人权规约》（日本评论社1996年）、（6）田博行·水上千之编的《国际人权法概论》（有信堂1997年）。

关于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法的研究，有横田喜三郎的《外交关系国际法》（有斐阁1963年）和《领事关系国际法》（有斐阁1974年）。

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研究有：（1）水垣进的《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论》（有斐阁1938年）、（2）广濑善男的《国家责任论的再构成——经济和人权》（有信堂1978年）、（3）山本草二的《国际法上的危险责任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和《国际刑事法》（三省堂1991年）。关于外国财产的国有化和征用问题的研究有：冈田良一·田田茂二郎编的《外国资产国有化与国际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64年）和横川新的《国际投资法序说》（千仓书房1972年）。关于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的研究有：《国际裁判研究》（有斐阁1985年）、小田滋的《国际法院》（日本评论社1987年）和杉原高岭的《国际司法裁判制度》（有斐阁1996年）。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有：《皆川还历纪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国际法》（北树出版1981年）。关于自卫权的研究有：（1）横田喜三郎的《自卫权》（有斐阁1949年）、（2）田田茂二郎的《安保体制与自卫权（增补版）》（有信堂1971年）、（3）冈田良一的《国际法上的自卫权（补订版）》（劲草书房1981年）、（4）筒井若水的《自卫权——面向新世纪的视点》（有斐阁1983年）。关于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有高野雄一的《国际安全保障（法学理论篇165）》（日本评论社1953年）、高桥通敏的《安全保障序说》（有斐阁1960年）和神谷龙男的《联合国的安全保障（增补版）》（有斐阁1971年）。关于维和行动方面的研究有香西茂的《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有斐阁1991年）和西原·ハリソン编《联合国PKO与日美安保》（亚纪书房1995年）。关于裁军问题的研究有藤田久一的《裁军国际法》（日本评论社1985年）和黑泽满的《现代裁军国际法》（西村书房1986年）。

关于战争法的研究有：（1）冈田良一的《空袭与国际法》（严松堂1937年）、（2）信夫淳平的《战时国际法讲义（全4卷）》（丸善1941年）、（3）筒井若水的《现代战争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和《战争与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4）大沼保昭的《战争责任论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5）宫崎繁树的《战争与人权》（学阳书房1976年）、（6）足立纯夫的《现代战争法规论》（启正社1979年）、（7）广濑善男的《俘虏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日本评论社1990年）、（8）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条约解说Ⅲ、Ⅳ》（朝云新闻社1973、1976年）、（9）前原光雄的《捕获法研究》（庆应通讯1967年）。关于中立和永久中立问题的研究，有石本泰雄的《中立制度史的研究》（有斐阁1958年）、冈田良一的《永久中立和日本的安全保障》（有斐阁1950年）和伊津野重满的《永久中立和国际法》（学阳书房1982年）。关于国际人道法方面的研究有：藤田久一的《国际人道法（新版）》（有信堂1993年）和竹本正幸的《国际人道法的再确认及其发展》（东信堂1996年）

三国际法案例研究

日本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司法判例，不仅应包括国际性的法院依据国际法所做出的判决，而且还应该包括各国国内法院依据国内法及国际法的观点所做的判决。各国国内法院采纳国际法的观点而做出的判决案例，可以在各国汇编出版的案例集中找到。至于国际性的法院所做的司法判例，象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PCIJ）、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ICJ）、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美洲人权法院（AmericanCourtofHumanRights）等著名的国际性法院都公开出版发行各种各样的判例集。在国际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InternationalLawReports因其收录范围广，连续出版时间长而使各国学者深受其益。

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际司法判例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综合研究方面来说，其中横田喜三郎的《国际判例研究Ⅰ·Ⅱ》（有斐阁1933、1970年），着重对常设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进行了分析，《国际判例研究Ⅲ》（有斐阁1981年）着重对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CourtofArbitration）的裁决进行了解说。高野一雄编的《判例研究国际法院》（东京大学1965年）对截止1963年以前的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进行了说明和分析，波多野里望等人编的《国际法院的判决和意见》第2卷（国际书院1996年）则对截止1993年之前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原文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田茂二郎等编的《判例国际法》（东信堂2000年）则按一般国际法体例，分门别类地将判例编入国际法各章，首先说明事件的梗概，然后介绍了判决的要旨，最后还指出了学习、研究该判例应注意的问题点及参考文献，无论对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皆川光的《国际法判例集》（有信堂1975年）全文翻译了国际法院的一些重要判决和咨询意见，宫崎繁树编的《基本判例双书国际法》（同文馆1981年）对国际法院、国内法院的判决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解说，田田茂二郎等编的《Casebook国际法（新版）》（有信堂1988年）则对各种各样事件的事实、判决及咨询意见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并指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从国际司法判例收集的角度看，中川淳编的《增补判例辞典》（六法出版社1986年）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

分专题对国际司法判例进行研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特色之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多野里望·筒井若水编的《国际判例研究领土·国境纷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和《国际判例研究国家责任》（三省堂1990年）。特别是前者，其中分析了20世纪以来仲裁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1975年之前）裁决的与领土·国境纷争有关的几乎所有案例。其次是日本国际法事例研究会根据外务省资料，对日本的国家行为所做的系列研究：《国家承认》（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庆应通讯1983年）、《国交再开·政府承认》（庆应通讯1988年）、《领土》（庆应通讯1990年）和《外交关系·领事关系》（庆应通讯1994年），这些用以日本的外交实践为例，对了解日本在国际法上的立场非常有用，更值得注意。还有象宫崎繁树等人编的《国际人权规约先例集——规约人权委员会决定精选》第1集、第2集（有信堂1989、1995年）虽不能称作判例，但它重点翻译了人权委员会针对个人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做申诉而发表的重要见解，不能不加以重视。

除了上述研究外，日本学者还专门对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国际司法判例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祖川武夫等编的《日本法院的国际法判例》（三省堂1990年）就集中收录了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与国际法有关的判例。为加强对日本的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日本学者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国际法判例研究会”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仅经常在日本国际法学会主编的：《国际法外交杂志》上发表总题为《日本的国际法判例》的系列文章，而且还建立有专门网站，他们的研究成果。另外，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的国际法判例，日本学者还将日本国内法院判决的与国际法有关的案例收集起来，以英文出版：

ShigeruOda&HisashiOwada(eds.),ThePracticeofJapaninInternationalLaw1961-1970,UniversityofTokyoPress,1982

ShigeruOda&HisashiOwada(eds.),ThePracticeofJapaninInternationalLaw1971-1975,Nijhoff,1993

四工具书

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方面的工具书可以分为国际条约集、国际法资料集、国际法辅助图书及辞典等。

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习惯法典化步伐的加快，在整个国际法中，作为成文法的国际条约开始占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调整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法规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国与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以条约形式确认下来，多边国际条约和双边国际条约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许多国际习惯法也都编入各种条约。这样，条约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和依据。学习国际法，也就自然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条约。为此，日本出版了几种用于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条约集，法学专业的学生上国际法时，常常与教材配套使用。

其中山本草二等编的《国际条约集》（有斐阁），因其几乎全文收录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而受到大多数读者的青睐，该条约集现在几乎每年重版。田茂二郎等编的《Basic条约集》（东信堂1997年）除了收录有条约外，还收录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和日本相关的一些国内法，颇具特色。小田滋等编的《条约集解说》（三省堂）因附录了条约和国际法用语的解说，以及国际法院判例的概述和一些相关图表，截止1997年第7版已正是发行了。池田文雄等编的《主要条约集》（邦光堂）也因附录了条约当事国一览表而受到读者喜爱，截止1994年第2次改订版也已正式出版发行。

除一般的条约集外，日本还编辑出版有各种专题性条约集。如：高野雄一等编的《国际经济条约集》（有斐阁1983年）、香西茂等编的《国际组织条约·资料集》（东信堂1986年）、藤田久一等编的《裁军条约·资料集（第2版）》（有信堂1997年）、地球环境法研究会编的《地球环境条约集（第2版）》（中央法规出版1995年）、国际女性法研究会编的《国际女性条约·资料集》（东信堂1993年）和田田茂二郎等编的《国际人权条约·宣言集（第2版）》（东信堂1994年）等。

在美国等国的法学院，有一种被称作是casebook的资料集，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与教材配套使用。1990年以来，美国出版的这类资料集的代表有以下几种：

B.E.Carteand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Little,BrownandCo.,1991

D.J.Harris,CasesandMaterialsonInternationalLaw,4thed.,SweetandMaxwell,1991

L.Henkin,R.Pugh,O.SchachterandH.Smit,InternationalLaw:CasesandMaterials,3rded.,WestPublishingCo.,1993

B.H.Weston,R.A.FalkandA.A.D’Amato,InternationalLawandWorldOrder:AProblem-OrientedCoursebook,2nded..,WestPublishingCo.,1990

日本起初直接借用这些资料集辅助教学，后来自己也编辑出版这样的资料集。这些资料集大多按照国际法的体例，将相关的判例、相关的学术论文精华和有关条约的条文，一并收录其中，对学生加深对国际法的理解很有帮助。但由于这种资料集涉及到大量的著作权问题，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现在已正式出版的这类资料集以东京大学教授大沼保昭编的《用资料解读国际法》（东信堂1996年）为其代表。

除应对考试的教学辅助图书外，日本还出版有大量帮助读者学习国际法的归纳性汇总性图书。首先是将国际法的重要项目，作成各种图表，将各种要点进行分类整理，这样的图书主要有：经冢作太郎的《图解国际公法（补订版）》（立花书房1982年）和西井正弘编的《图解国际法》（有斐阁1998年）。其次是对国际法主要项目和基本观点进行汇总，这样的图书主要有：植木俊哉的《基本论点国际法》（法学书院1995年）、坂元茂树的《Seminar国际法》（法学书院1997年）和田田茂二郎等编的《NewHandbook国际法（第3版）》（有信堂1996年）。第三是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事项进行解说，这样的图书主要有：奥胁直也等编的《国际法KeyWord》（有斐阁1997年）和初濑龙平等编的《国际关系KeyWord》（有斐阁1997年）。

从辞典角度讲，日本不仅出版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百科大辞典，也出版有法学方面的大型辞典。象鹿岛出版会出版的20卷本《社会科学大辞典》（鹿岛出版会1968-1971年）、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新法学辞典》（日本评论社1991年）和有斐阁出版的《新法律学辞典》（有斐阁1989年）就收录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词汇。当然日本也出版有国际法方面的专门性辞典，其中最有名是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关系法辞典》（三省堂1995年），这本辞典因其收录词汇量大，解释详细，成为了解日本国际法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此前该学会出版的《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另一本《国际法辞典》（有斐阁1998）是筒井若水等人所编，这本辞典因其理论性强，内容适中也深受欢迎。

五国际法文献查找的方法

严谨、认真是日本人的特点，在研究中重视资料是日本学者的传统。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文献综述就是利用手头的一些日文原版教材的注释和附录的参考文献，进行综合加工而成的，虽不能含盖整个日本国际法的研究，但至少可以反映其轮廓。正因为有这个特点，日本学者一般也主张，作为初学者或者查找文献的第一步，最常用的方法是顺藤摸瓜法，即从正在阅读的文献中查找相关文献。当然，按照这种方法，肯定会有一些遗漏，但只要在此基础上，找到第一步发现的文献，然后继续用这种方法，这样不断摸下去，会找到绝大多数文献，这对初学者来说，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方法。如果要继续深入研究，就应该使用以下各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各类论文索引，通过论文索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发表的论文的题目、作者及其刊登的时间、期刊名。国际法方面常用的专业论文索引有：（1）国际法学会和外务省条约局合编的《国际法及国际私法论题汇辑》，该索引收录了1979年以前日本发表的论文、书评等。（2）《27年间有关国际法方面的杂志文献目录》和《10年间有关国际法方面的杂志文献目录》，这两本索引将1947-1984年间日本发表的国际法方面的论文按事项分门别类地列出，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非常有用。（3）日本国际法学会主编的《国际法外交杂志》每卷第2号都会刊登《主要文献目录》，它可以视作上一年国际法方面的论文著作索引。（4）《法律时报》每年的12期会刊登一篇叫做《学界回顾——国际法》的综述文章，这里会列举一年来日本所发表的国际法方面的论文和著作。（5）第一法规出版编辑的《法律判例文献情报》（月刊）也是查找国际法文献的很好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国会图书馆制作的《杂志记事索引》是非常方便的论文检索工具，日本各大学图书馆和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均可以利用。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图书馆情报检索工具检索所需要的国际法文献。由于文献数据化进程的加快，日本大多数图书馆都配备有非常方便的计算机检索工具，这些工具为读者提供了多种方便的检索途径。除了图书馆以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书店、出版社的网站，来检索所需要的文献。

第三种方法是利用互联网收集各类文献。尽管互联网上的信息庞杂，准确性也没有保证，但日本学者仍对利用互联网收集文献资料抱有极大的兴趣。指宿信等人曾专门编写过一本叫做《有益于法学的INTERNET》（日本评论社1996年）的书，久松佳彰等人也专门写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利用INTERNET》（参见岩田一政等编的《国际关系研究入门》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的论文。其实，查找国际法方面的文献，目前日本可利用的网站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大学法律方面的网站链接到国际法方面的网站，也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搜索到一些网站，由于网站变化比较大，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网址。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文献综述中对近两三年的文献可能多有遗漏，望读者见谅。

主要参考书：

[日]田田茂二郎等编：《判例国际法》上·下东信堂2000年

[日]西井正弘编：《图解国际法》有斐阁1998年

[日]高野雄一：《教养国际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

[日]金泽正雄：《国际法入门》中央经济社1984年版。

[日]宫崎繁树：《国际法纲要》成文堂1984年版。

[日]波多野里望、小川芳彦：《国际法讲义》有斐阁1982年版。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6

1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1.1国内相关研究不足

在近年的物流管理专业及专业群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对各种专业课程投入的关注度极高，按检索的情况看，2013-2016年以来，论文题目中有“物流”和“课程”两个关键词的收录文章每年在200篇以上；同时各省、市、区、各行指委及各院校等也组织开发了大量的专业课程建设项目，如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络开放课程等，对专业技能、技能实训的研究也已得到广泛实践。但是，对认知性课程的研究目前依然较少，论文题目中有“认知”和“物流”两个关键词的收录文章从2005-2016年以来，仅2014年有7篇，其他各年仅1-4篇。

1.2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目前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非常多，按全国物流职业教育学指导委员会的数据，截止2014年，全国开办物流专业的高职院校达954所，有在校生24万。据湖北省的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1月，湖北省开办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的近30余所。虽然各学校开办的专业名称一致，但是从职业院校因地制宜，服务地方，突出特色的高职办学理念，开办物流管理专业的各所院校在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的定位上存在着千差万别。主因在于各所院校物流人才培养区域性特征的差异、主要针对岗位的差异、聚焦细分领域的差异等，造成所建课程体系难以统一，例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国家示范院建设中，其课程体系中设置的《青岛物流服务外包需求（或供给趋势调查）》项目课程就属于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课程；再且不同院校设置的大部分课程虽名称相同，但课程的内容因前述的这些差异导致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再加上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难以避免的主客观差异，则实际教学结果必然带有自己院校的独特特点。因这种培养过程中对物流管理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教学上的偏重或节略，再加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职教育为快速转变过去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脱节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广泛推行了“理论够用”的学生基础理论培养的指导思想，弱化了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甚至在专业课中也对理论部分进行了压缩和精简，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以最贴近企业生产实践的状态快速融入企业岗位。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对整体物流管理专业领域掌握不全面，其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偏向于某一细分领域，对整个物流产业和各类物流岗位缺乏全面的认识。这种过于强调专业技能，弱化理论培养及通识教育的现象在客观上形成了不良后果。在对各高职院校的调研中发现，有学生在学完专业课程，甚至在毕业时，存在认为物流管理就是“管仓库的”、“送快递的”等不正确的物流专业认知，对物流产业、物流企业和物流岗位缺乏全局性的认识。

1.3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技术与技能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职业本身包含的“众多的智能”，“多元智力”的培养是职业生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及相关专业群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走向社会后主要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基层岗位工作，在前期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成效下，学生的技能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毕业生入职后因所学内容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符，经过短暂适应期后，其工作业绩可以快速突显，再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和综合锻炼，一般在3年左右有较大的机率上升到中层管理岗位。但在走上中层管理岗位后，更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能力，如压力承受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计划组织能力、适应和应变能力等，侧重于专业技能的高职毕业生普遍表现出职业生涯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向更高层次岗位晋升的现象。

2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设计的思路

2.1明确课程认知性质的定位

高职物流认知课程是从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实践能力整体培养出发，引入恰当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尽快从过去的中学或中职阶段的学习惯性中摆脱出来，转换到高职阶段必须的学习状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既掌握现代物流的理论基础，对物流产业、企业、业务、岗位有全面了解，又初步培养学生综合学习、综合应用的能力，特别是明晰今后该如何去学习自己的专业，以形成全面的专业素养，特别是形成学生未来对专业的学习动力，为其职业规划起到重要作用。

2.2明确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高职物流认知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从各高职院校公开的资料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及相关专业，包括铁路物流管理、港口物流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物流金融管理、工程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集装箱运输管理、航空物流、快递运营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信息技术等，一般均开设有专业概论性的课程。以湖北省的情况为例，这类课程所采用的具体课程名称不尽相同，常见的包括：物流基础、物流管理基础、物流管理、现代物流管理、物流概论、现代物流概论、物流管理概论、物流职业规划、物流认知、物流学基础、物流管理实务等。尽管课程名称不同，但开设的课程定位、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类似，实质起到专业认知的作用，是学生对物流管理专业、物流产业和物流岗位的形成初步认识和职业综合素养培育的启蒙课程。在进行物流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和物流认知课程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物流认知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可以明确的是，物流认知课程是各门物流专业课程的先序课程，但是该课程中涉及物流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后续的各项专业课程在内容上存在领域上的重叠。例如物流认知课程中必讲的运输内容，就与物流管理专业一般必开的专业核心课程物流运输课程的领域重叠。一旦在教学内容组织上处理不当，极易造成两门课程内容重复，再加上物流认知课程由于具有内容的全面性、广泛性，具体到某一方面时，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讲授细节，导致甚至有的学校在课程开发与课程体系建设中提出删减物流认知课程，将该课程内容直接放到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一定要明确物流认知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物流认知课程与后续的专业课程在内容上是即有衔接又有不同的，在开发物流认知课程时必须与课程体系内的其他专业协调，不能孤立的进行开发和研究。物流认知课程在运输领域的教学就应着重于运输的概况和全貌，体现出运输与采购、运输、储存、流通加工、装卸、搬运等其他物流环节之间的衔接关系，特别应让学生明确在未来学习物流运输专业课程时应如何去学，学的重点是什么，例如运单就只需要介绍什么是运单，起的作用是什么，让学生形成概念性的认识，而运单的填写，应用流程等细节则是专业课程所需解决的问题。物流认知课程需要在提供学生对物流的整体概况的同时，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协调，服务于专业课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特别是要对因专业培养定位导致的部分有关物流产业、企业、业务、岗位等方面没有在其他专业课程中包含的内容给学生了解的机会，确保学生形成整体物流专业认识。

2.3课程设计开发的流程

物流认知课程设计开发包括课程标准的开发、教材的开发、相关教学资源的开发，也包括了该课程教法的研究，其中首要的是课程标准的开发。物流认知课程标准的开发，需要在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物流企业等方面的调研基础上，结合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和目标，综合物流岗位所必需的现代物流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依据物流管理专业标准，将学习领域进一步重构，以学生应该掌握的物流常识和技能为载体进行课程学习任务的设计。在课程标准成形的基础上再进行教材的开发及相关教学资源的开发。

3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设计的构想

课程设计开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研发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课程教学的基本教学依据和指南，包括但不限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指导思想、课程目标、建议课时、课程内容结构、推荐的教学实施方法、课程教学所需的硬件条件、课程考核方案等方面的教学指导性文件。在课程标准做为一个标准，要有普适性，能广泛的适应不同的需求，为此应考虑具备柔性化，保证在实施中便于执行。经过研究，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物流教育专业委员会将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的课程名称确定为《物流基础》。该课程要解决物流理念导入、学习兴趣和习惯养成、专业认知，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具体学习任务的设计构想如下。（1）认识物流。主要体现现代物流如何实现并促使价值的增值及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介绍现代物流的形成与发展趋势，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信心和职业观念。（2）物流产业环境。主要认知物流产业政策环境，管理体制、产业规划、物流标准及政策趋势；物流的国内外宏观环境、产业技术状态、物流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国际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培养学生对我国物流产业形成全面清楚的认识，把握个人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3）物流企业环境。主要认知运输、仓储、配送、包装、流通加工等业务知识和业务流程；供应、生产、销售、逆向（回收与废弃物物流）物流管理的内容；采用全方位视角寻找解决流通企业、生产制造业、建筑业物流实际问题的思路。（4）物流岗位环境。主要认知物流职业岗位层次，不同层次各岗位的职业素质要求，明确职业规划发展方向。（5）现代物流管理的基本原理。主要认知物流成本、质量、服务、标准化、效益、供应链等物流管理基本原理及在现实中的应用，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提供理论支撑。（6）物流业态。主要认知当前的各种新型业态，如快递、电商、冷链、物流金融等业态的基础常识和特点；培养学生对不同物流业态的兴趣，明确不同业态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7）物流职业规划。主要帮助学生做好个人的物流专业职业生涯规划，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通过这7个学习任务，让学生为今后的专业学习、职业规划做好准备。

4结语

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接触到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了解自己专业情况的起点，是培养物流管理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开端。设计合理的高职物流管理类专业认知课程将有助于后续专业教学的组织与开展，构筑学生个人的职业发展蓝图。

作者:许迅安 单位: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冲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

2魏杰羽.高职物流专业人才通识素养与教育现状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5（8）

3许丰恺.重塑高职物流概论类课程的开设与课程标准［J］.教育现代化，2015（12）

4李虹.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标准的建设与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0（11）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7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1993年4月，原国际刑法协会副主席，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主席余叔通教授参加了《刑法学全书》的编撰，并担任该书的《国际刑法学》分科主编。在其亲自撰写的专题中，余叔通教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刑法和国际刑法学的概念，国际刑法的研究对象，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国际刑法的原则、基本内容及其争论的问题。（8）

1998年7月，由、周洪均、王虎华主编的《国际公法学》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在国际公法学教材中设立专章，详细介绍国际刑法的理论问题。该专题对国际刑法的特征和渊源，国际犯罪的主体等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外，还介绍了我国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9）

（二）国际刑事管辖权和刑事司法协助的专题研究1988年4月，林欣出版了《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一书。该书将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分为两大类并作了详细地论述：其一，国际法承认的、根据国内法行使的刑事管辖权。该类管辖权的对象是国内的犯罪行为。其二，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行使的刑事管辖权。该类管辖权的对象是国际犯罪。（10）2000年4月，由林欣任主编、刘楠来任副主编的《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有三大特色：其一，详细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管辖权；其二，反映了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其三，采用比较方法，论述了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接轨问题。（11）

1992年10月，由费宗祎、唐承元主编的《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该书第三编专题论述了刑事司法协助的有关理论。（12）

1994年7月，赵永琛出版了《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一书。该书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在国际刑法专著中不失为一大特色。（13）1997年10月，赵永琛又出版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一书。该书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专著。该书以大量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国际公约、协定和案例，比较研究了各国现行司法协助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和健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各种可能性和模式。（14）

1998年8月，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撰出版了《中外司法协助条约规则概览》一书。该书在第三编中详细列举了我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中有关刑事司法协助的规则。（15）

1999年6月，马进保出版了《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一书。该书探讨了世界各国之间强化刑事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越国（边）境犯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指出了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立法、健全机制、积极实施等多方面的问题。（16）

1990年8月，黄风出版了《引渡制度》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刑法上引渡的法律制度，介绍了英美等一些国家的引渡立法，提出了建立我国引渡制度的设想。（17）1997年12月，黄风又出版了《引渡制度》的增订本。该书修正并完善了《引渡制度》一书中的理论观点。（18）1997年6月，黄风又出版了《中国引渡制度研究》一书。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中的各项规范，以及我国的有关立法在借鉴和采纳国际引渡规则时的基本考虑和谈判背景，提出了建立我国引渡制度的众多设想。（19）

（三）其它国际刑法专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5年2月，赵维田出版的《论三个反劫机公约》一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刑法的著作，但是，也不失为一本专题论述国际犯罪特别是研究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力作，引起了国际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20）

1999年4月，高燕平出版了《国际刑事法院》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国际刑事法院的专著。该书全面地阐述和论证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发展，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方式、管辖权和重大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组织机构、可适用的法律、诉讼程序和证据，以及国际合作、国际罪行、国际刑事责任和刑罚等各个方面，书中提出了不少在理论上适当、现实中可行的独立见解。（21）

199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

法研究所出版了由高铭暄主编的《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一书，该书虽然是一本刑法著作，但是，书中也阐述了许多国际刑法的专题。（22）2001年6月，该研究所又出版了由高铭暄、赵秉志主编的《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专题论述了国际刑法学领域的17个课题。其中，有些课题比较新颖，系前沿性问题；有些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些课题颇具争议而值得重视；有些课题需进一步探讨。（23）

（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199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在该校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率先成立了由高铭暄教授任所长、赵秉志教授任副所长的国际刑法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以外向型刑法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其学术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比较刑法，外国刑法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刑法问题等。

2000年8月10日，该研究所在我国贵州省贵阳市主办了“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我国首次以国际刑法学为专门议题的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66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20余篇。研讨会以“当代国际刑法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以期带动学界同仁的以及积极性并借会议之机加深、推动国际刑法学某些相关专题的学术研究。最后，会议选编出17篇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编辑成上述论著《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24）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国际刑法的教学和研究蓬勃展开，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尽管有许多理论观点尚在争论中，但是，随着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国际刑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国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二、我国国际刑法的主要理论学说

（一）国际刑法的概念及其学科性质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是独立的学科。刘亚平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社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稳定国际秩序，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共同的利益，共同制定的规定国际犯罪和国际禁止行为，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合作关系的制度、规范、司法实践和惯例的总称。国际刑法学是一门兼具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属性和国际法学属性的综合性的独立法学学科。（25）林欣认为，国际刑法是规定国际犯罪行为、刑事责任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域外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一门法律学科。（26）张智辉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际犯罪、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各种刑事法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将制裁国际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是以国际刑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27）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分支学科。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社会在同国际犯罪行为作斗争中，通过国际协议确立起来的，规定国际犯罪和国际禁止行为，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合作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原则、制度的总称。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还仅处于形成阶段，还没有与

国际法脱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8）余叔通教授认为，国际刑法是指世界各国为共同惩治危害人类和国际社会利益的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而制定的各种国际宣言、国际公约、多边条约、双边条约、协定、协议和国际惯例的统称。国际刑法学是国际法学派生出来的一门以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认为国际刑法从属于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29）赵永琛认为，国际刑法是指有关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关于国际刑法的学科性质，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际刑法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的体现。国际刑法中实体法与程序汇合的二元性结构有可能朝着刑事国际法的方向发展，逐渐演变为只有一元结构的国际刑法。（30）

笔者认为，国际刑法是指国际社会在同国际犯罪的斗争中，各国通过国际条约确立起来的，规定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无论是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具有其自身的特征。（31）1998年7月17日，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

（二）国际刑法的渊源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来追溯国际刑法的渊源。刘亚平根据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详细地阐述了追溯国际刑法起源和发展的四条线索：其一，战争法规和武装冲突调整规则的发展；其二，国际刑事诉讼的历史实践；其三，其他方面的国际禁止规范的发展；其四，国内刑法涉外方面的规范的发展。（32）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刑法的渊源。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刑法的渊源。国内刑法中的涉外规范，作为国际刑法，特别是作为国际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一种渊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许是国际刑法的特殊性所在，并构成了国际刑法渊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33）

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国际条约才是国际刑法的渊源。张智辉认为，国际刑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的渊源只能是世界各国共同签订的国际条约。尚未在条约中得以体现的国际习惯和司法判例，不能成为国际刑法的渊源。（34）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的渊源与国际法基本一致。余叔通教授认为，国际刑法的渊源与国际法大体一致。除各项国际公约、协定、协议和国际惯例外，地区性的、多边或双边的条约、协定、协议也是它的渊源。国际宣言和近年盛行的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更在其中。只是各种渊源的效力不尽相同。国内刑法中有关国际刑法的条款并非国际刑法的渊源，但是，这些条款对国际刑法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5）赵永琛认为，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渊源应与一般国际法的渊源是一样的。（36）

笔者认为，罪行法定主义是各国刑事法律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性的刑事法律规范，在对国际犯罪定罪量刑时，也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刑法条约当属国际刑法的渊源。（37）国际刑法条约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能任意扩大国际刑法的渊源，否则，必将会扩大国际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导致刑罚的滥用。

（三）国际犯罪及其分类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犯罪的客体分类。刘亚平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国际社会公认的违犯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或惯例，危害国际社会或者违背国际义务，应当受到惩罚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38）关于国际犯罪的分类，刘亚平认为，应当按照罪行所侵害的客体的性质分类：第一类，破坏人类和平罪；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存与健康罪；第三类，破坏国际秩序与安全罪；第四类，危害国家其他方面利益的犯罪。总计20个罪名。（39）张智辉认为，国际犯罪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予以明文禁止并确认其实施者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行为。同时认为，目前已出现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国际犯罪至少可以包括25种罪名，应当以其侵害的受

国际保护利益的主要方面为根据，对国际犯罪进行分类：（一）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二）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三）破坏国际公共秩序的犯罪；（四）危害公众利益的犯罪；（五）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40）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犯罪的实施主体，同时结合犯罪客体和手段进行分类。黄肇炯教授认为，所谓国际犯罪，是指国际社会公认的违犯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或惯例）或有悖于人类和平精神，危害国际社会一般权益而应当受到惩罚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国际犯罪分为主要以国家为主体实施的犯罪和主要以个人（包括组织和团体）为主体实施的犯罪两大类。同时认为，当前，已有20余种国际罪行被列为国际上缔结的143个国际文件中的禁止对象。（41）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林欣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国际法规定的、对国际社会具有危害性并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对国际犯罪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国际犯罪，是指未经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予以公认的罪行，它所侵犯的价值需要通过有关国家合作才能保护。狭义的国际犯罪，即严格意义的国际犯罪，经国际社会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予以公认的罪行。在其书中分列了20个罪名。（42）余叔通教授认为，广义的国际犯罪指国际社会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各缔约国承诺加以预防和惩治的、有两个以上国家具有管辖权并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犯罪行为，亦即国际刑法所涉及的一切犯罪。目前，经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已有22种犯罪，大体分为四类：（一）侵犯国际和平秩序的犯罪；（二）侵犯人类生存与尊严的犯罪；（三）侵犯国际正常关系的犯罪；（四）侵犯国际友好往来的犯罪。狭义的国际犯罪只指侵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又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大规模的严重的犯罪。（43）赵永琛认为，广义的国际犯罪包括：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违反各国公共利益的犯罪、域外犯罪和涉外犯罪等。而狭义的国际犯罪，仅仅包括违反国际法的犯罪和违反各国公共利益的犯罪两种。所谓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是指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和习惯而给受国际法保护的国际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的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这种犯罪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从国际法的二元结构来看，确实存在着国内法上的国际犯罪和国际法上的国际犯罪。但是，如果仅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犯罪则应分为战时的国际犯罪和和平时的国际犯罪。从这个观点出发，国际犯罪应包括：战争法中的犯罪；国际人权法中的犯罪；海洋法中的犯罪；航空法中的犯罪；国际环境法中的犯罪；国际反恐怖主义法中的犯罪；危害国际公共秩序的犯罪和国际经济法中的犯罪。（44）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犯罪分为“核心罪行”和一般国际罪行。高燕平认为，所谓国际罪行，是指危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违反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根据法律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犯罪行为或严重违法行为。根据巴西奥尼的统计，大约有近400个双边、区域性或普遍性条约中涉及总计22种国际罪行。关于国际罪行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各国政府和学者对国际罪行的分类与国际罪行的定义一样，迄今为止，尚缺少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标准。根据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和“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6年）以及一读通过的“国家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1996年），国际罪行，依照国际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被分为“核心罪行”和一般国际罪行。（45）

笔者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危害国际社会、触犯了国际刑法规范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应当根据国际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即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国际犯罪进行科学的分类。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危害国际社会。根据国际犯罪的客体来分类，不仅能够揭示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能够体现国际犯罪的危害程度。根据现有的国际刑法规范，可以将国际犯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第二类，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的犯罪；第三类，危害人类生存与健康的犯罪。共计23项罪名。（46）

（四）国家的刑事责任有些学者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应负国际刑事责任。刘亚平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应包括实施危害国际社会行为的国家、组织、机构、国家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以及任何人。据此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也可以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47）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刑法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两大类。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48）张智辉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49）余叔通教授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50）赵永琛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51）

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林欣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52）

笔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无法具备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国家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国际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53）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和制定“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关于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的过程中，凡涉及国际刑事责任问题和国家的国际罪行问题时，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同时，在联合国法律委员会审议中，凡涉及上述两个问题时，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国家刑事责任和国家罪行的概念。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筹备委员会鉴于此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决定只讨论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法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把国家刑事责任问题排除在外。鉴于此，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54）

三、我国国际刑法的实践（一）参加国际刑法条约的立法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以来，我国参与缔结或加入了许多国际刑法条约以及含有国际刑法规范的条约。

1.参加有关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条约承认并批准1949年8月12日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

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三公约》），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四公约》）。1956年11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批准上述四个公约并分别作了保留。1983年9月2日，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加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两项附加议定书，即《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和《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并分别作了保留。以上日内瓦公约及其议定书是国际刑法中涉及战争法规和战争犯罪的重要条约。1952年7月13日，总理兼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该议定书是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1928年2月8日生效。旧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8月7日无保留地加入了该议定书。1981年9月14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签署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我国政府还发表了关于签署公约的声明。1982年4月7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该公约。

2.参加有关非法使用武器罪的条约1984年9月20日，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同年11月15日，吴学谦外长致信公约的保存国政府原苏联、英国和美国，正式通知它们关于我国加入公约的决定以及我国政府的声明。1993年1月13日，我国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巴黎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12月30日批准了该公约。1997年4月25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我国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

3.参加有关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条约1978年11月14日，我国加入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9月10日，我国又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同时对上述三个公约分别作了保留。1988年2月24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补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4.参加有关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犯罪的条约1980年7月17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作了保留。同年9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批准该公约。1981年12月29日，我国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83年4月18日，我国无保留地加入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83年3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国际公约》，同年4月18日交存了批准书。1983年4月18日，我国加入了《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

5.参加有关酷刑罪和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及其劫持人质罪的条约1986年12月12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9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该公约。1987年6月23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加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92年12月28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加入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

6.参加有关犯罪的条约1985年6月18日，我国加入了《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并分别作了保留。1988年12月20日，我国又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并于1989年9月4日正式批准。

7.参加有关非法使用邮件罪、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的条约1982年11月25日，我国加入了《万国邮政公约》。1984年7月27日，我国又签署了经万国邮政联盟第代表大会修订的《万国邮政公约》，并于1987年1月22日提交了批准书。1989年1月10日，我国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该公约第7条规定了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1996年3月1日，我国又加入了1994年6月17日签订的《核安全公约》。

8.参加有关海盗罪和贩卖奴隶罪的条约1982年12月10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5月1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了该公约，同时发表了四点声明。该公约中规定了海盗罪和贩卖奴隶罪的条款。1991年6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9.参加其他有关国际犯罪的条约中国曾是1921年9月30日签订的《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国际公约》和1926年9月25日签订的《禁奴公约》的缔约国。1990年8月29日，我国又签署了1989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91年12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加入该公约。

（二）签订双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1987年6月5日，我国与波兰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协定于1988年2月13日生效。这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1989年8月31日，我国和蒙古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0年10月29日生效。1991年1月16日，我国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3年1月22日生效。1992年6月19日，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3年11月14日生效。1993年1月11日和14日，我国分别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分别于1993年11月29日和1995年7月11日生效。1992年10月31日和11月24日，我国分别与乌克兰和古巴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和协定，该条约分别于1994年1月19日和1994年3月26日生效。1994年10月17日，我国与希腊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6年6月29日生效。1992年9月28日，我国与土耳其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5年10月26日生效。1994年4月21日，我国与埃及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5年5月31日

生效。1995年4月26日，我国与塞浦路斯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10月30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4年7月29日，我国与加拿大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7月1日生效。1995年4月7日，我国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6月30日生效。1996年7月4日，我国与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2月23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6年9月16日，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8月29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签订双边引渡条约1993年8月26日，我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4年3月5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我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

1995年6月22日，我国与白俄罗斯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6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5年6月26日，我国与俄罗斯联邦签订了引渡条约。1996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7年1月10日生效。

1996年5月20日，我国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6年7月1日，我国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6年7月5日，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7年8月19日，我国与蒙古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8年6月26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8年4月27日，我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8年11月4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8年12月10日，我国与乌克兰签订了引渡条约。1999年6月28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9年2月9日，我国与柬埔寨签订了引渡条约。2000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9年11月8日，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2000年7月8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0年10月18日，我国又与大韩民国签订了引渡条约。

四、我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则立场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外交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162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17日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就通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进行了表决，12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1个国家弃权，18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中国、美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王光亚在会上发言时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应充分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安全等重大利益。17日晚投票后，中国代表又在会上对中国的立场进行了解释性发言。（55）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我国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和有效、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我国认为，这样的法院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和国际刑事合作制度起到一个补充作用。实际上，我国曾经积极参加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整个谈判过程，并且为规约的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比如：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罪行应该具有特殊性，应当与国家的司法主权密切相关；应该保证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法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成为干涉一国内政的手段。我国在谈判中特别强调，法院的规约应该充分体现补充性的原则，即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各个国家司法系统的补充，法院的管辖权应该建立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之上，在法院的启动机制和调查手段等问题上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负责任的滥诉情况。法院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还要取决于法院在透明、平等、民主的基础上来制定有关的规则以保证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然而，我国提出的主张并没有在规约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因此，我国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综上所说，我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原则立场有五个方面：

（一）我国不能接受规约所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作出规定，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二）我国将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表示严重保留。首先，法制健全的国家有能力惩处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在惩治这类犯罪方面比国际刑事法院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鉴于此，我国历来主张，国家应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法院对这一罪行的管辖。目前，规约的有关规定虽对选择接受管辖作了临时安排，但是，却从原则上否定这一接受管辖的方式，这将会使许多国家对法院望而却步。

（三）我国对规约中有关安理会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侵略罪是一种国家行为，且尚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为了防止政治上的滥诉，在具体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之前由安理会首先判定是否存在着侵略行为是必要的，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第39条的规定。但规约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规约对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履行职能而要求法院中止运作，规定了12个月的期限。这明显不利于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能。

（四）我国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有严重保留。规约所规定的检察官自行调查权不仅赋予个人、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指控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的权利，同时也使检察官或法院因权力过大而可能成为干涉国家内政的工具。此外，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不仅会使法院面临来自于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过多的指控，无法使其集中人力或物力来对付国际上最严重的犯罪，同时也会使检察官面对大量指控而需不断做出是否调查与起诉的政治决策，不得不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从而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与公正。

（五）我国对反人类罪的定义持保留立场。我国政府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反人类罪应发生在战时或与战时有关的非常时期。从目前已有的成文法来看，纽伦堡宪章、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均明确规定，此罪适用于战时。但罗马规约在反人类罪定义中删去了战时这一重要标准。此外，在反人类罪具体犯罪行为的列举上，规约远远超出了习惯国际法和现有的成文法。许多列举的行为实际是人权法的内容。我国认为，国际社会要建立的不是人权法院，而是惩治国际上最严重犯罪的刑事法院，因此，增加人权的内容，背离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真正目的。（56）

参考文献：

（1）参

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2）[美]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美国德保（DePaul）大学教授，历任国际刑法协会秘书长、主席，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3）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4）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5）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1－623页。

（10）参见林欣著：《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1）参见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费宗祎、唐承元主编：《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月版。

（13）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14）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15）参见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中外司法协助条约规则概览》，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参见马进保著：《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7）参见黄风著：《引渡制度》，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18）参见黄风著：《引渡制度》（增订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9）参见黄风著：《中国引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参见赵维田著：《论三个反劫机公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21）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22）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参见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25）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页。

（26）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1页、第1页。

（27）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页、第21页。

（28）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7－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5－766页。

（30）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1－17页。

（31）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1页。

（32）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22－46页。

（33）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25－28页。

（34）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31－33页。

（35）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3页。

（36）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17页。

（37）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3－564页。

（38）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36页。

（39）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78－180页。

（40）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04页、第143－147页。

（41）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58－59页，第101－103页。

（42）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7页。

（43）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9页。

（44）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35－44页。

（45）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73页。

（46）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73、579页。

（47）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47－153页。

（48）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80－86页。

（49）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30－131页。

（50））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5页。

（51）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7页、第95页。

（52）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5页。

（53）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77－578页。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8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1993年4月，原国际刑法协会副主席，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主席余叔通教授参加了《刑法学全书》的编撰，并担任该书的《国际刑法学》分科主编。在其亲自撰写的专题中，余叔通教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刑法和国际刑法学的概念，国际刑法的研究对象，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国际刑法的原则、基本内容及其争论的问题。（8）

1998年7月，由、周洪均、王虎华主编的《国际公法学》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在国际公法学教材中设立专章，详细介绍国际刑法的理论问题。该专题对国际刑法的特征和渊源，国际犯罪的主体等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外，还介绍了我国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9）

（二）国际刑事管辖权和刑事司法协助的专题研究1988年4月，林欣出版了《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一书。该书将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分为两大类并作了详细地论述：其一，国际法承认的、根据国内法行使的刑事管辖权。该类管辖权的对象是国内的犯罪行为。其二，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行使的刑事管辖权。该类管辖权的对象是国际犯罪。（10）2000年4月，由林欣任主编、刘楠来任副主编的《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有三大特色：其一，详细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管辖权；其二，反映了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其三，采用比较方法，论述了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接轨问题。（11）

1992年10月，由费宗祎、唐承元主编的《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该书第三编专题论述了刑事司法协助的有关理论。（12）

1994年7月，赵永琛出版了《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一书。该书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在国际刑法专著中不失为一大特色。（13）1997年10月，赵永琛又出版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一书。该书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专著。该书以大量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国际公约、协定和案例，比较研究了各国现行司法协助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和健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各种可能性和模式。（14）

1998年8月，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撰出版了《中外司法协助条约规则概览》一书。该书在第三编中详细列举了我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中有关刑事司法协助的规则。（15）

1999年6月，马进保出版了《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一书。该书探讨了世界各国之间强化刑事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越国（边）境犯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指出了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立法、健全机制、积极实施等多方面的问题。（16）

1990年8月，黄风出版了《引渡制度》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刑法上引渡的法律制度，介绍了英美等一些国家的引渡立法，提出了建立我国引渡制度的设想。（17）1997年12月，黄风又出版了《引渡制度》的增订本。该书修正并完善了《引渡制度》一书中的理论观点。（18）1997年6月，黄风又出版了《中国引渡制度研究》一书。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中的各项规范，以及我国的有关立法在借鉴和采纳国际引渡规则时的基本考虑和谈判背景，提出了建立我国引渡制度的众多设想。（19）

（三）其它国际刑法专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5年2月，赵维田出版的《论三个反劫机公约》一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刑法的著作，但是，也不失为一本专题论述国际犯罪特别是研究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力作，引起了国际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20）

1999年4月，高燕平出版了《国际刑事法院》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国际刑事法院的专著。该书全面地阐述和论证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发展，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方式、管辖权和重大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组织机构、可适用的法律、诉讼程序和证据，以及国际合作、国际罪行、国际刑事责任和刑罚等各个方面，书中提出了不少在理论上适当、现实中可行的独立见解。（21）

199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出版了由高铭暄主编的《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一书，该书虽然是一本刑法著作，但是，书中也阐述了许多国际刑法的专题。（22）2001年6月，该研究所又出版了由高铭暄、赵秉志主编的《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专题论述了国际刑法学领域的17个课题。其中，有些课题比较新颖，系前沿性问题；有些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些课题颇具争议而值得重视；有些课题需进一步探讨。（23）

（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199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在该校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率先成立了由高铭暄教授任所长、赵秉志教授任副所长的国际刑法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以外向型刑法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其学术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比较刑法，外国刑法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刑法问题等。

2000年8月10日，该研究所在我国贵州省贵阳市主办了“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我国首次以国际刑法学为专门议题的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66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20余篇。研讨会以“当代国际刑法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以期带动学界同仁的以及积极性并借会议之机加深、推动国际刑法学某些相关专题的学术研究。最后，会议选编出17篇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编辑成上述论著《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24）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国际刑法的教学和研究蓬勃展开，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尽管有许多理论观点尚在争论中，但是，随着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国际刑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国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二、我国国际刑法的主要理论学说

（一）国际刑法的概念及其学科性质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是独立的学科。刘亚平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社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稳定国际秩序，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共同的利益，共同制定的规定国际犯罪和国际禁止行为，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合作关系的制度、规范、司法实践和惯例的总称。国际刑法学是一门兼具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属性和国际法学属性的综合性的独立法学学科。（25）林欣认为，国际刑法是规定国际犯罪行为、刑事责任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域外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一门法律学科。（26）张智辉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际犯罪、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各种刑事法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将制裁国际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是以国际刑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27）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分支学科。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社会在同国际犯罪行为作斗争中，通过国际协议确立起来的，规定国际犯罪和国际禁止行为，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合作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原则、制度的总称。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还仅处于形成阶段，还没有与

国际法脱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8）余叔通教授认为，国际刑法是指世界各国为共同惩治危害人类和国际社会利益的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而制定的各种国际宣言、国际公约、多边条约、双边条约、协定、协议和国际惯例的统称。国际刑法学是国际法学派生出来的一门以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认为国际刑法从属于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29）赵永琛认为，国际刑法是指有关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关于国际刑法的学科性质，认为国际刑法是国际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际刑法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的体现。国际刑法中实体法与程序汇合的二元性结构有可能朝着刑事国际法的方向发展，逐渐演变为只有一元结构的国际刑法。（30）

笔者认为，国际刑法是指国际社会在同国际犯罪的斗争中，各国通过国际条约确立起来的，规定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调整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总称。国际刑法，无论是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具有其自身的特征。（31）1998年7月17日，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

（二）国际刑法的渊源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来追溯国际刑法的渊源。刘亚平根据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详细地阐述了追溯国际刑法起源和发展的四条线索：其一，战争法规和武装冲突调整规则的发展；其二，国际刑事诉讼的历史实践；其三，其他方面的国际禁止规范的发展；其四，国内刑法涉外方面的规范的发展。（32）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刑法的渊源。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刑法的渊源。国内刑法中的涉外规范，作为国际刑法，特别是作为国际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一种渊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许是国际刑法的特殊性所在，并构成了国际刑法渊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33）

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国际条约才是国际刑法的渊源。张智辉认为，国际刑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的渊源只能是世界各国共同签订的国际条约。尚未在条约中得以体现的国际习惯和司法判例，不能成为国际刑法的渊源。（34）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刑法的渊源与国际法基本一致。余叔通教授认为，国际刑法的渊源与国际法大体一致。除各项国际公约、协定、协议和国际惯例外，地区性的、多边或双边的条约、协定、协议也是它的渊源。国际宣言和近年盛行的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更在其中。只是各种渊源的效力不尽相同。国内刑法中有关国际刑法的条款并非国际刑法的渊源，但是，这些条款对国际刑法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5）赵永琛认为，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渊源应与一般国际法的渊源是一样的。（36）

笔者认为，罪行法定主义是各国刑事法律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性的刑事法律规范，在对国际犯罪定罪量刑时，也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刑法条约当属国际刑法的渊源。（37）国际刑法条约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能任意扩大国际刑法的渊源，否则，必将会扩大国际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导致刑罚的滥用。

（三）国际犯罪及其分类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犯罪的客体分类。刘亚平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国际社会公认的违犯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或惯例，危害国际社会或者违背国际义务，应当受到惩罚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38）关于国际犯罪的分类，刘亚平认为，应当按照罪行所侵害的客体的性质分类：第一类，破坏人类和平罪；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存与健康罪；第三类，破坏国际秩序与安全罪；第四类，危害国家其他方面利益的犯罪。总计20个罪名。（39）张智辉认为，国际犯罪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予以明文禁止并确认其实施者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行为。同时认为，目前已出现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国际犯罪至少可以包括25种罪名，应当以其侵害的受国际保护利益的主要方面为根据，对国际犯罪进行分类：（一）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二）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三）破坏国际公共秩序的犯罪；（四）危害公众利益的犯罪；（五）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40）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犯罪的实施主体，同时结合犯罪客体和手段进行分类。黄肇炯教授认为，所谓国际犯罪，是指国际社会公认的违犯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或惯例）或有悖于人类和平精神，危害国际社会一般权益而应当受到惩罚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国际犯罪分为主要以国家为主体实施的犯罪和主要以个人（包括组织和团体）为主体实施的犯罪两大类。同时认为，当前，已有20余种国际罪行被列为国际上缔结的143个国际文件中的禁止对象。（41）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林欣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国际法规定的、对国际社会具有危害性并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对国际犯罪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国际犯罪，是指未经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予以公认的罪行，它所侵犯的价值需要通过有关国家合作才能保护。狭义的国际犯罪，即严格意义的国际犯罪，经国际社会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予以公认的罪行。在其书中分列了20个罪名。（42）余叔通教授认为，广义的国际犯罪指国际社会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各缔约国承诺加以预防和惩治的、有两个以上国家具有管辖权并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犯罪行为，亦即国际刑法所涉及的一切犯罪。目前，经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已有22种犯罪，大体分为四类：（一）侵犯国际和平秩序的犯罪；（二）侵犯人类生存与尊严的犯罪；（三）侵犯国际正常关系的犯罪；（四）侵犯国际友好往来的犯罪。狭义的国际犯罪只指侵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又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大规模的严重的犯罪。（43）赵永琛认为，广义的国际犯罪包括：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违反各国公共利益的犯罪、域外犯罪和涉外犯罪等。而狭义的国际犯罪，仅仅包括违反国际法的犯罪和违反各国公共利益的犯罪两种。所谓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是指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刑事方面的规范和习惯而给受国际法保护的国际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的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这种犯罪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从国际法的二元结构来看，确实存在着国内法上的国际犯罪和国际法上的国际犯罪。但是，如果仅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犯罪则应分为战时的国际犯罪和和平时的国际犯罪。从这个观点出发，国际犯罪应包括：战争法中的犯罪；国际人权法中的犯罪；海洋法中的犯罪；航空法中的犯罪；国际环境法中的犯罪；国际反恐怖主义法中的犯罪；危害国际公共秩序的犯罪和国际经济法中的犯罪。（44）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犯罪分为“核心罪行”和一般国际罪行。高燕平认为，所谓国际罪行，是指危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违反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根据法律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犯罪行为或严重违法行为。根据巴西奥尼的统计，大约有近400个双边、区域性或普遍性条约中涉及总计22种国际罪行。关于国际罪行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各国政府和学者对国际罪行的分类与国际罪行的定义一样，迄今为止，尚缺少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标准。根据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和“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6年）以及一读通过的“国家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1996年），国际罪行，依照国际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被分为“核心罪行”和一般国际罪行。（45）

笔者认为，国际犯罪是指危害国际社会、触犯了国际刑法规范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应当根据国际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即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国际犯罪进行科学的分类。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危害国际社会。根据国际犯罪的客体来分类，不仅能够揭示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能够体现国际犯罪的危害程度。根据现有的国际刑法规范，可以将国际犯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第二类，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的犯罪；第三类，危害人类生存与健康的犯罪。共计23项罪名。（46）

（四）国家的刑事责任有些学者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应负国际刑事责任。刘亚平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应包括实施危害国际社会行为的国家、组织、机构、国家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以及任何人。据此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也可以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47）黄肇炯教授认为，国际刑法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两大类。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48）张智辉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49）余叔通教授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50）赵永琛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51）

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林欣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52）

笔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无法具备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国家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国际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53）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和制定“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关于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的过程中，凡涉及国际刑事责任问题和国家的国际罪行问题时，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同时，在联合国法律委员会审议中，凡涉及上述两个问题时，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国家刑事责任和国家罪行的概念。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筹备委员会鉴于此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决定只讨论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法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把国家刑事责任问题排除在外。鉴于此，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54）

三、我国国际刑法的实践（一）参加国际刑法条约的立法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以来，我国参与缔结或加入了许多国际刑法条约以及含有国际刑法规范的条约。

1.参加有关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条约承认并批准1949年8月12日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三公约》），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四公约》）。1956年11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批准上述四个公约并分别作了保留。1983年9月2日，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加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两项附加议定书，即《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和《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并分别作了保留。以上日内瓦公约及其议定书是国际刑法中涉及战争法规和战争犯罪的重要条约。1952年7月13日，总理兼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该议定书是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1928年2月8日生效。旧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8月7日无保留地加入了该议定书。1981年9月14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签署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我国政府还发表了关于签署公约的声明。1982年4月7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该公约。

2.参加有关非法使用武器罪的条约1984年9月20日，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同年11月15日，吴学谦外长致信公约的保存国政府原苏联、英国和美国，正式通知它们关于我国加入公约的决定以及我国政府的声明。1993年1月13日，我国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巴黎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12月30日批准了该公约。1997年4月25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我国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

3.参加有关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条约1978年11月14日，我国加入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9月10日，我国又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同时对上述三个公约分别作了保留。1988年2月24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补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4.参加有关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犯罪的条约1980年7月17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作了保留。同年9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批准该公约。1981年12月29日，我国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83年4月18日，我国无保留地加入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83年3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国际公约》，同年4月18日交存了批准书。1983年4月18日，我国加入了《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

5.参加有关酷刑罪和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及其劫持人质罪的条约1986年12月12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9月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该公约。1987年6月23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加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92年12月28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加入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

6.参加有关犯罪的条约1985年6月18日，我国加入了《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并分别作了保留。1988年12月20日，我国又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并于1989年9月4日正式批准。

7.参加有关非法使用邮件罪、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的条约1982年11月25日，我国加入了《万国邮政公约》。1984年7月27日，我国又签署了经万国邮政联盟第代表大会修订的《万国邮政公约》，并于1987年1月22日提交了批准书。1989年1月10日，我国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该公约第7条规定了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1996年3月1日，我国又加入了1994年6月17日签订的《核安全公约》。

8.参加有关海盗罪和贩卖奴隶罪的条约1982年12月10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5月1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了该公约，同时发表了四点声明。该公约中规定了海盗罪和贩卖奴隶罪的条款。1991年6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9.参加其他有关国际犯罪的条约中国曾是1921年9月30日签订的《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国际公约》和1926年9月25日签订的《禁奴公约》的缔约国。1990年8月29日，我国又签署了1989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91年12月2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加入该公约。

（二）签订双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1987年6月5日，我国与波兰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协定于1988年2月13日生效。这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1989年8月31日，我国和蒙古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0年10月29日生效。1991年1月16日，我国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3年1月22日生效。1992年6月19日，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3年11月14日生效。1993年1月11日和14日，我国分别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分别于1993年11月29日和1995年7月11日生效。1992年10月31日和11月24日，我国分别与乌克兰和古巴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和协定，该条约分别于1994年1月19日和1994年3月26日生效。1994年10月17日，我国与希腊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6年6月29日生效。1992年9月28日，我国与土耳其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5年10月26日生效。1994年4月21日，我国与埃及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该条约于1995年5月31日生效。1995年4月26日，我国与塞浦路斯签订了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10月30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4年7月29日，我国与加拿大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7月1日生效。1995年4月7日，我国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5年6月30日生效。1996年7月4日，我国与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2月23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6年9月16日，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8月29日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签订双边引渡条约1993年8月26日，我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4年3月5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我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

1995年6月22日，我国与白俄罗斯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6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5年6月26日，我国与俄罗斯联邦签订了引渡条约。1996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97年1月10日生效。

1996年5月20日，我国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6年7月1日，我国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6年7月5日，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7年2月23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7年8月19日，我国与蒙古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8年6月26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8年4月27日，我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1998年11月4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8年12月10日，我国与乌克兰签订了引渡条约。1999年6月28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9年2月9日，我国与柬埔寨签订了引渡条约。2000年3月1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9年11月8日，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引渡条约。2000年7月8日，该条约经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0年10月18日，我国又与大韩民国签订了引渡条约。

四、我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则立场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外交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162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17日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就通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进行了表决，12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1个国家弃权，18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中国、美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王光亚在会上发言时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应充分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安全等重大利益。17日晚投票后，中国代表又在会上对中国的立场进行了解释性发言。（55）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我国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和有效、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我国认为，这样的法院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和国际刑事合作制度起到一个补充作用。实际上，我国曾经积极参加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整个谈判过程，并且为规约的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比如：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罪行应该具有特殊性，应当与国家的司法主权密切相关；应该保证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法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成为干涉一国内政的手段。我国在谈判中特别强调，法院的规约应该充分体现补充性的原则，即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各个国家司法系统的补充，法院的管辖权应该建立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之上，在法院的启动机制和调查手段等问题上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负责任的滥诉情况。法院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还要取决于法院在透明、平等、民主的基础上来制定有关的规则以保证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然而，我国提出的主张并没有在规约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因此，我国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综上所说，我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原则立场有五个方面：

（一）我国不能接受规约所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作出规定，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二）我国将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表示严重保留。首先，法制健全的国家有能力惩处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在惩治这类犯罪方面比国际刑事法院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鉴于此，我国历来主张，国家应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法院对这一罪行的管辖。目前，规约的有关规定虽对选择接受管辖作了临时安排，但是，却从原则上否定这一接受管辖的方式，这将会使许多国家对法院望而却步。

（三）我国对规约中有关安理会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侵略罪是一种国家行为，且尚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为了防止政治上的滥诉，在具体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之前由安理会首先判定是否存在着侵略行为是必要的，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第39条的规定。但规约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规约对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履行职能而要求法院中止运作，规定了12个月的期限。这明显不利于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能。

（四）我国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有严重保留。规约所规定的检察官自行调查权不仅赋予个人、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指控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的权利，同时也使检察官或法院因权力过大而可能成为干涉国家内政的工具。此外，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不仅会使法院面临来自于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过多的指控，无法使其集中人力或物力来对付国际上最严重的犯罪，同时也会使检察官面对大量指控而需不断做出是否调查与起诉的政治决策，不得不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从而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与公正。

（五）我国对反人类罪的定义持保留立场。我国政府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反人类罪应发生在战时或与战时有关的非常时期。从目前已有的成文法来看，纽伦堡宪章、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均明确规定，此罪适用于战时。但罗马规约在反人类罪定义中删去了战时这一重要标准。此外，在反人类罪具体犯罪行为的列举上，规约远远超出了习惯国际法和现有的成文法。许多列举的行为实际是人权法的内容。我国认为，国际社会要建立的不是人权法院，而是惩治国际上最严重犯罪的刑事法院，因此，增加人权的内容，背离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真正目的。（56）

参考文献：

（1）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2）[美]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美国德保（DePaul）大学教授，历任国际刑法协会秘书长、主席，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3）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4）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5）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1－623页。

（10）参见林欣著：《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1）参见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费宗祎、唐承元主编：《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月版。

（13）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14）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15）参见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中外司法协助条约规则概览》，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参见马进保著：《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7）参见黄风著：《引渡制度》，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18）参见黄风著：《引渡制度》（增订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9）参见黄风著：《中国引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参见赵维田著：《论三个反劫机公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21）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22）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参见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25）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页。

（26）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1页、第1页。

（27）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页、第21页。

（28）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7－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5－766页。

（30）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1－17页。

（31）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1页。

（32）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22－46页。

（33）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25－28页。

（34）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31－33页。

（35）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3页。

（36）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17页。

（37）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63－564页。

（38）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36页。

（39）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78－180页。

（40）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04页、第143－147页。

（41）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58－59页，第101－103页。

（42）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7页。

（43）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9页。

（44）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35－44页。

（45）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73页。

（46）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73、579页。

（47）参见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第147－153页。

（48）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第80－86页。

（49）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第130－131页。

（50））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第四编《国际刑法学》，主编：余叔通、朱华荣，副主编：王虎华，第765页。

（51）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第7页、第95页。

（52）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第15页。

（53）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77－578页。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衔接

新课程改革使得中学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一个教育系列的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使教育链条的割裂日益凸显出来，这种阶段性的隔阂，使得我国的德育教育出现脱节倒挂、重复浪费等一系列的现象。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提升或者发展的过程强调学习者的建构性和主动性，其核心思想在于学习者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主动建构，高中的思想政治课程是学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基础，是学习者在大学阶段主动建构的前提和铺垫，因此，做好高中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中的比较

（一）高中与大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课程标准比较

1.课程性质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关于“认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属于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中“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的必修内容。课程设置旨在引导学生紧密结合生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教学对象为各本专科专业的学生，是全国高等教育全校性必修的公共基础课，旨在提升本专科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2.教学目标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的课程目标是了解实践的概念及特点，理解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了解真理的特征、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理解认识的过程，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大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观点，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理论基础；了解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提高在实践中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高中与大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相关知识点比较

1.“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中共有的知识点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的知识框架上主要包括实践及其特点、形式；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与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都分析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在共有的知识点上两者也存着差异，通过比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实践及其特点、形式高中主要强调的是实践的概念以及特点，注重对知识点本身予以阐述和说明，实践及其特点是高考必考之处，实践活动的形式这一知识点在高中教材中通过“专家点评”的形式予以简单说明；而大学则更加注重说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从经典著作中探求理论的来源，在“是什么”之后，探究“为什么”和“怎么样”，分析更加的透彻、深入，同时还详细介绍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2）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高中的政治教材是基于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分析阐释，注重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及体等导入主题，以观点统率知识点，知识点支撑观点。大学教材增加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内容，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角度说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使论述逻辑更为严密，较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原理的内核，更注重学生的理性思考。（3）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高中教材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更注重结论的陈述。如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在教材内容上以陈述性知识呈现，理论推导过程较少，导致同学对程序性知识掌握及知识逻辑建构产生一定的困难。大学教材注重对哲学思维的综合考评，在教材内容编写上对于哲学四大模块的区分相对模糊。在理论深度和论述严密程度上，大学教材明显高于高中教材；在贴近于生活方面，高中教材则更加注重灵活的运用生活中的实例来支撑观点。（4）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高中强调认识过程的反复性、无限性，从认识的性质出发，间接得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而高考又常常涉及到对于认识运动的正确理解，故教材在最后部分强调了认识运动不是圆圈式的循环运动，起到误区警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从认识的两次飞跃的角度，直接阐明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为了论述的严密，引入了感性认识及理性认识的概念和特质，在此基础上说明了造成认识过程反复性和无限性的原因。

2.大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教学独有的知识点

大学的课程有许多独有的知识点。例如：在介绍了实践及其特征、形式之后，大学教材还补充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一知识点。尤其强调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让学生高度抽象概括和理解生活的本质，以此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中，突出了创新的作用，尤其重视理论创新，引导学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容上，详细介绍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辩证统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在基本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于实践观的阐释转向方法论的论述，呼吁广大青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武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综上，其一，我们发现高中教材更重视知识点的讲解，对于知识点的区分更加的明确，在某些重难点的讲述上更加细致、通透，注重“是什么”的讲解，因此得出的方法论更加具有侧重性，主要为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哲学思考服务。大学则更注重学生理论水平的提升和思维的严密性训练，更加重视学生素质的提升，大学教材在对理论的分析上较高中教材而言，着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方法论的推导与论证，讲解原理强调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的所以然”，以此得出的方法论更多的体现出宏观方面（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意义；其二，针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教学，高中教学的目的注重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大学在此基础之上强调方法论的意义及运用。其三，大学教学更加注重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互融合，对知识点的讲解更为灵活多变；高中则对各知识板块的区分更加明确，需要教师具备对教材更加准确的把握和整合能力。最后，高中教材从学生的心理和认知程度出发，在教材编写上基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及感悟，利用生活实例旁征博引地说明理论，更加注重学生哲学观点的培养；而大学教材更多的以论述的形式来阐明理论，从原理本身推演入手，更加注重学生理性体悟和理论本身的严密性，更加强调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衔接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教学衔接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课程性质上，属于全国高等教育全校性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但不同院校及学生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文化积淀，高校采用统一的教材进行教学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明显减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大部分采用大班额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以一对多，教师难以通过教学实践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进一步阻碍来了教学衔接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其二，高中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弱化了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高中教材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讲解，偏于直接给出结论，而忽视了理论层次上的过程性推导。其三，从教学目标来看，教学目标与教学实际之间存在差距。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高中和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促进公民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参与社会能力的培养，但压在高中师生身上的升学压力依然存在，高考指挥棒无形间异化了高中政治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更多的围绕着高考考点的不断调整而调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其四，从教学内容来看，高中和大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复性。对于学生而言，内容重复使学生失去了对知识的新鲜感和学习积极性；对于教师而言，在有限的课时内，为了追求知识的完整性必然放弃教学发挥的空间和余地，照本宣科的完成教学任务，也无暇顾及学生的实践活动。其五，从教学方式来看，现今高中与大学的教学方式多数是灌输式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教学中，基本是先讲原理，再让学生记忆和理解，或者通过实例加以印证，然而实例往往千篇一律，创新性和时代性不够。其六，高中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理论轻实践”现象较为普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知识内化之后，需要外化于行动，付诸于实践活动。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学习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人们的实践，忽视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纸上谈兵。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衔接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教育层级之间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使大学与高中教学改革的进程不同步。教育层级之间的阶段隔阂依旧存在，尚未形成教育合力，导致了特别是在高中与大学两阶段在教育上的相互脱节现象，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教育各阶段的本位主义现象较为普遍，教育者们大多只看到了教育的局部，而忽视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的连贯性，只看到局部而忽视整体，导致教学衔接问题日益突出。2.教师队伍建设机制落后导致大学与高中教师的教学工作缺乏沟通和互动。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文理不分科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中的政治教师弱化了对本学科的进一步研究，日益不重视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衔接工作。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学生们在思想上不重视，在行为上松懈懒怠，缺乏学习政治教育理论的主观能动性；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课时压力大，科研任务重，缺乏研究教学衔接的时间。同时教师队伍建设机制缺乏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因此建立一套大学与高中教师的教学工作沟通和互动体系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高中政治课教学衔接中存在教学内容的重叠，教学内容的渐进性不够，缺乏实践性，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上，着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远离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脱离于学生生活实际，未能有效将学生的实际与国情、社情相结合。在教学方式上，以教师讲授，灌输式教育为主，导致学生在心理上抵触，在思想上松懈，上课动机出于应付了事。4.不重视教学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忽视高中生与大学生在认知结构和心理特点上的差异。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指出：“个体道德发展在不同阶段有其相应的特征和要求，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判断能力。”对待不同心理发展程度、教育背景、学科性质的学生，应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然而，在现实教学中，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不少高中学习的内容其难度超越了大学所学习的内容，教学实际超出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大学，不同学科背景、专业背景、文化层次的学生通过全国统一的教材一刀切地学习政治理论，仅有的区分大多来源教师的人为活动，改或不改，讲或不讲，大多取决于教师本。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高中与大学教学中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

（一）关于教学理念的衔接

高中与大学的思想理论课是教育链条上呈螺旋式上升的两个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连贯性，德育教育应与学生成长阶段的完整性相对应，把握好高中与大学政治理论课的阶段性特点，树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做好教学衔接工作，将学生的专业发展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分层次、分专业、分文化背景开展教学，因材施教，重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把握学术前沿，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加强与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交流，及时了解高中政治课教学的动态。

（二）关于教学内容的衔接

针对教材内容重复的现象，一是从教材本身入手，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保证内容的渐进性；二是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重复知识点通过采用视频教学或问答讨论来开展，或通过教师概述、学生讲述的方式进行。对于新出现的知识点可采取“以问题引发学生深度思考，激发探究欲”“结合社会发展新问题新实际进行讲解”“概述高中政治相关知识，并深入讲解新内容”等多样的方式开展教学。结合高中与大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比照分析，两者的差异与共性要求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度地把握好高中与大学教学的知识点讲解的程度、角度和所要达到的深度，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把握好教学内容的层次性及针对性。比如，在学习实践及其特点的相关内容时，高中仅要求学生掌握实践的含义及三个特性，对实践的形式不作要求。那么大学则应更加强调知识的学科逻辑。以此观之，教师可以略讲旧知，着力于对新知识点的剖析，强化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知识的实际运用。

（三）关于教育方法的衔接

为了做好与大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衔接，应在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让高中生了解大学生活，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人生目标和理想；与其他学科教学相结合，把思想政治课中学到的知识践行于日常生活，使思想政治理论真正“进学生头脑”，做到思想政治认知和思想政治行为相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强调大学生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创新教育方式，如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对话式等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政治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真正帮助大学生化“思想政治理论”为“思想政治方法”，进而转化为符合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思想政治行为德性”。

（四）关于教学评价的衔接

多元化教学评价机制，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如采用分阶段考核与期末汇总；无领导小组讨论考核法；学生出卷，交换答题；论文加答辩等等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扩充单纯地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考核标准的模式。在教学评价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发展给予肯定性评价，采用适度超越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促进政治理论教育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五）关于衔接教学的沟通机制

增强衔接意识，树立整体意识。一方面高中与高校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积极学习现代教育理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师生观、人才观、教育质量观；另一方面，建立高中与高校之间“走出去，请进来”教学交流研讨长效机制，加强高中政治课教师学历提高和教育培训，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增强对高中课堂的了解，双方合力研讨提交教学实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教学中的实践情况，需要通过深入课堂一线，对大学与高中的教学进行专题调研。

作者:白雪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42-49.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社,2013:34-39,62-91.

[3]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6-9.

[4]顾海良,佘双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42-149.

[5]陈超.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衔接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王惠琴.也谈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困惑[J].数理化解题研究(初中版),2013,31.

[7]金梦兰,李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高中政治课教学有效衔接问题研究[J].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10(6),32-33.

[8]张青红.高中德育课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衔接探析[J].文教资料,2006,25.

航空概论论文范文篇10

随着现代奥运会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旅游产业对整个奥运经济效应的贡献已成为共识。国外学者将奥运旅游市场分为国内奥运旅游市场和国际奥运旅游市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大国奥运实践证实,承办奥运会对推动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国内奥运旅游市场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同时,我国的旅游产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利用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提高主办国国际旅游形象,完善主办国的旅游结构,促进国际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发以及整个旅游业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学者对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奥运经济的研究却显得关注不够,奥运旅游作为奥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奥运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关联度,现阶段加强奥运旅游研究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

2现代奥运旅游产业的兴起

现代奥运会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即使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奥运会,旅游与奥运会也是相伴而行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旅游的兴起开始,奥运会和旅游才有了实质性的结合。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进程的不断加深,奥运会不仅是竞技体育大会,而且是刺激大众经济消费的大会,将吸引无数的观众、游客的积极参与,使得各个行业都成为奥运会的受益者,其中旅游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奥运会的主办者逐渐意识到旅游业在整个奥运经济效应的地位,把旅游业作为奥运会主办的主要目标(表1)。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全面实行商业运作,以奥运会本身办好为目标,改变了承办奥运会负载的历史。随后的几界奥运会都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主要吸引商务活动,旅游的色彩并不浓厚,但是汉城奥运会的形象战略以及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城市更新目标有利于主办城市旅游形象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旅游形象品牌效益。如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其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络绎不绝的游人为西班牙的经济带来了近60亿美元的收益。悉尼奥运会提出了促进国际旅游业发展和吸引区域性(亚太地区)服务活动,提高悉尼作为国际都市的地位和吸引力,明确将旅游发展作为目标,塑造了悉尼乃至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形象。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也确定将雅典“再造”成现代化城市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以“位移”为基本特征的旅游和以“国际性”为基本特征的奥运会之间天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密切,[1]旅游业已成为奥运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为理念,制定了《北京奥运旅游行动规划》,以“东方古都、长城故乡”为奥运旅游的形象目标,把旅游环境建设、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宣传促销集中到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首位的旅游文化名城,不仅拉动了北京当地的旅游业,还将通过各种旅游服务的延伸,推动全国各地的旅游发展。

3北京奥运对旅游产业的影响

3·1北京奥运全面提升中国的旅游形象

旅游宣传是指为一定的旅游地或者旅游企业扩大客源和增加旅游消费所进行的一系列信息宣传和情报勾通。[2]随着近年来旅游发展的良好态势,各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影响,加强了对外宣传,以宣传促销手段向高层次发展。实践证明,奥运会的聚焦效应成为举办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佳传播载体。

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澳大利亚旅游形象品牌效益超前10年,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各国对澳大利亚旅游的热情和期望值,对澳大利亚入境旅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澳大利亚旅游局(ATC)所开创的奥运旅游促销战略被国际奥委会推荐为“今后主办国的角色模式”。[3]北京奥运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关注北京,这对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很有利的契机,充分利用举办国可得到3600万个电视播放时段和面向37亿收看者的宣传机会,在形象推广方面将胜过任何形式的旅游宣传。北京奥运将整体构建旅游品牌形象,制定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取得良好的宣传促销效果,创造一个具有“历史悠久、中国风格、东方气派”的文化环境,向世界展示中国繁荣文明的崭新形象和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可树立“长城故乡、神奇山水”、“神秘东方古国、神奇民族风情”、“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新城市”等整体形象,同时,对不同客源对象采取不同的促销措施,重视散客重游促销,主攻团队旅游促销。特别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上万名的新闻记者的大强度、高密度采访报道,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报道活动,对的旅游形象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3·2北京奥运为旅游业吸引大量的旅游客源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旅游需求是由旅游客源构成,而旅游客源是由旅游者组成。奥运会相关旅游者可分为奥运会专门旅游者和奥运会引致旅游者两大类。[4]奥运会专门旅游者是单纯以奥运会本身为体验对象的稳定旅游者,基本上不受特定奥运会和特定主办地的具体条件所影响,例如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国际奥委会官员、参加国运动员、媒体代表、现场观众和体验奥运会氛围的观光游客等。奥运会引致旅游者是在奥运信息宣传效应下,通过奥运会获得对主办地旅游资源,从而决定到奥运会主办地旅游,成为主办地的旅游者。这部分旅游者是奥运会引致旅游者,与专门的奥运会旅游者相比,引致旅游者具有更大的弹性,是奥运会相关组织者应该主动争取的目标旅游者。自从1984年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以来,在主办国政府和商家的宣传和炒作下,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关注奥运,投入到有关奥运的活动中,为旅游业带来了大量的客源。表2可见,1984年到2000奥运会的国外客源与参赛运动员同步增长,悉尼奥运国外客源是汉城奥运会的2倍。专家预测,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入境旅游者将达到60万人。按照每人消费平均3000美元计算,收入将突破18亿美元[5]。

3·3北京奥运为旅游业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中有关部门或行业的组合,是一种综合性经营的行业,其核心产业主要是由旅馆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旅行社业与游览娱乐业等组成。[6]我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各个旅游景区其相应的配套设施却仍然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交通、导游以及相应的各种服务的提供等,这都需要进行改善和开发,也就需要投资。而这种投资靠旅游景点自身并不一定有足够的财力来完成,其受自身的专业水平的限制,也不一定能有效的进行投资建设。而奥运投资基金显然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些不足之处。北京奥运将集中大规模的资本,改善北京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椐报道,北京市政府在未来5年内将投入1800亿元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境治理,包括修建地铁、轻轨、高速公路、机场等,以缩短与国外同样规模城市的差距。发展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输送网络系统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确保“进得来、出得去、流得快”,在全国范围内分享奥运客源,打造旅游业强大的网络化大交通支持体系,推动北京向现代化迈进。把航空作为奥运旅游流中转的最佳方式,以建成东北亚地区大型复合性枢纽机场为目标,扩建首都国际机场;加快建设其他旅游圈中心城市航空中转站,加快口岸机场的升级改造和西部机场的建设,形成便利的航空网络,加速圈际的客源流动;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发展城际快速列车和旅游专列,发展环线铁路,如环渤海铁路、环大北京铁路,以利区域协作。为了适应奥运会参与者和旅游者的需求,北京旅游部门从数量和质量上增加和改进住宿接待设施和商务活动设施,这提升了主办地旅游的供给能力,创造了一流旅游环境,带动了旅游行业水平的全面提高,促进了旅游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4北京奥运旅游产业的对策

4·1加强北京奥运旅游协作,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北京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特别对北京旅游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据美国高盛公司估计,从2002年起到奥运年,中国旅游收入的年增长率将达到18%。国内许多专家也对2001-2008年北京旅游创汇收入的增长预测,增长率都在10%以上。[7]在旅游业从北京奥运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积极地加强与奥运协作。近年来,旅游行业已经行动起来,支持北京奥运工作的开展,在宣传北京奥运“绿色、人文、科技”的理念上,旅游行业与组委会协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4·2结合奥运特色,开发合理的北京奥运旅游品种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产品结构日趋完善,形成传统产品和特色产品相结合的旅游产品结构体系。申奥成功后,许多国外旅游者以北京奥运的宣传载体而成为我国的新客源,其旅游目的是了解中国文化、休闲度假、观赏奥运竞赛等,根据这一旅游群体的特殊性,旅游部门应精心设计和开发具有浓郁北京人文特色、反映丰富奥运理念的旅游产品系列。完善观光旅游、会奖旅游、度假旅游、商务旅游、修学旅游、文化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旅游产品的奥运内涵,增加现代奥林匹克场馆、公园、博物馆游览及欣赏竞赛等内容,让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享受到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的熏陶,即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又可通过旅游达到宣传奥林匹克文化的目的。

4·3体现奥运文化,加强北京奥运旅游纪念品市场开发

随着奥运的商业化发展,许多商家都把目光投向奥运纪念品市场。例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有148家企业从事奥运纪念品市场的活动[8]。同时,国际奥委会规定,商家从事纪念品活动必须交纳销售总额的10%到15%作为奥林匹克许可经营费。目前,国内外许多商家正在投入奥运会特许经营权的竞争中。无论此项经营权落入谁家,商家们在考虑商业效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出具有重要艺术价值、有助于奥林匹克运动文化追求的纪念品,同时充分利用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素材和丰富的民情民俗素材开发具有北京特色的旅游商品,适合旅游者的需要。为了保护商家的利益,组委会应协同其他有关部门,制订出有关保护奥运知识产权的法规。

4·4研究奥运旅游规律,制定合理北京奥运旅游战略

奥运会对旅游业的影响是长期的效应,即在奥运前、奥运中和奥运后的不同阶段,对旅游业的影响程度不同。汉城在1988年奥运会前、中、后延续了长期的增长趋势,接待的入境旅游者在奥运会年增长率为6·3%,会后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6·4%和13·5%。[9]随后的几届奥运会也都体现了这一规律,北京奥运会要认真研究历届奥运旅游过程的变化规律,制定出符合不同奥运阶段旅游需求的发展战略,按照前奥运、中奥运、后奥运的三个不同阶段,根据客流规律和奥运观光客人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显效性的促销活动,充分发挥奥运对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效应。

4·5规范旅游市场,营造北京奥运旅游的良好环境

北京奥运为旅游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客源,而客源在旅游市场如何运作,则是旅游部门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营造规范的市场是保证旅游市场良性运作的基础,是当前旅游部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保证奥运会期间及前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旅游业的政策法规、标准化体系得到加强,国家相继颁布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景区(点)质量评定与划分》等法规,各地方也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这些对旅游业走上法制化、标准化轨道,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营造奥运旅游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4·6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展现北京奥运旅游形象

旅游业是窗口行业,北京奥运为首都带来丰富的国外客源,其精神风貌、服务质量等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政策,地方旅游部门协同有关机构进行随时监督、检查,对遏制这一现象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面对北京奥运临近,国外游客日渐增多的现状,国家还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保障国外游客的权益,提高国家的旅游现象。只有提高旅游从业人员外语素质,才能适应现代旅游国际化的需要。国内旅游公司以北京奥运旅游为契机,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整体上增强其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北京奥运旅游产业对策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现代奥运旅游市场的兴起,分析北京奥运对提升旅游形象、吸引旅游客源和创造旅游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北京奥运旅游的发展对策:加强北京奥运旅游协作,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结合奥运特色,开发合理的北京奥运旅游品种;体现奥运文化,加强北京奥运旅游纪念品市场开发;研究奥运旅游规律,制定合理北京奥运旅游战略;规范旅游市场,营造北京奥运旅游的良好环境;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展现北京奥运旅游形象。

参考文献:

[1][4][9]付磊·奥运会旅游的国际比较和启示[EB]·2002-11-19,www·China·org·cn

[2]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旅游学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176-180.

[3]TourismForecastingCouncil·TheOlympicEffect:AReportonthePotentialTourismImpactsoftheSydney2000OlympicGames[R]·Canberra,1998

[5][7]刁海峰·2008年奥运会的旅游前景[N]·中国旅游报,2001-07-16.

[6]唐留雄·现代旅游产业经济学[M]·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125-127.

[8]李洋·10亿攻打奥运纪念品中国品牌能否当家?[N]·北京现代商报,2002-11-04.

[10]旅游促进与国际联络司·2002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预测与工作安排[J]·旅游调研,2002,(1):22-25.

[11]何长领·奥运商机在中国[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230-233.

[12]岑传理·五环旗下的奥运会[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172-184.

[13]聂晓民.2000年奥运会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影响[N]·中国旅游报,2000-04-17.

[14]童碧莎·试析北京申奥成功对旅游产业的影响[J]·体育科学研究,2002,(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