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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6-22 10:01:10

古典经济

古典经济范文篇1

该文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对其分析略做评介。

一、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

谢尔曼首先指出，虽然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国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鼓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谢尔曼揭示了作为激进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有四个主要的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信条。第一，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必须使其分析立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相信科学决定论，认为，任何给定的事件，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都可能根据先前的事件来解释。第三，马克思相信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人们必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同其他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吗？任何过程的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是实际相关的吗？这种关系是矛盾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观察的某些缓慢的变化将导致某种相关的变化吗？如果存在质的飞跃，那么，是何种缓慢的变化导致这种质的飞跃？第四，马克思是一个讲究道德原则的人文主义者。既然没有比人性更高的东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认识上却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从奴隶和奴隶主的各自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马克思也认识到没有脱离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每个有价值的论断都是事实和价值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应当反映被压迫、被剥削团体的道德价值。

由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谢尔曼进而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历史看作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仅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技术成分（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而且还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特别地说，是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观念，从个人的心理观念到科学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作用，各自都决定其他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思想观念（它们自身不能得到解释）决定经济基础的狭隘理论，也反对经济基础（它们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释）决定思想观念和制度的狭隘的理论。

当人的和阶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硬化为法律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历史的变革就将来临了。进步的阶级关系和僵化的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张引起阶级冲突，从而导致革命。阶级冲突表现于经济、政府和其他制度中，也表现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结束封建制度的1648年的英国革命；应用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应用于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1917年俄国革命；应用于结束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1949年中国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谢尔曼正确指出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全部分析中重要作用。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进入其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资本家雇用工人一定长度的时间并支付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工资。工人在该时间长度所生产的价值唯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花费。工人的工资是按照对工人的评价在劳动市场上决定的，这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为保持工人的机能所必需的。马克思把工人想象为首先生产他或她自己工资的价值，然后生产更多的价值，直到劳动日结束。这个额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一切工人，不管他们的工资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生产利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

谢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周期性萧条或衰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扩张过程本身引起下降，并非是任何外部原因引起的。马克思作为萨伊定律的早期批评家，曾经指出，萨伊实际假定了一个孤立的、非市场的、物物交换的经济。当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仅仅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是通过货币媒介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失业和萧条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每个扩张期间，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导致有限的需求和成本的提高。需求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因剥削而被压低了。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原料和固定资本的短缺（例如，利息率随机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工资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成本也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便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或降低工资来解决危机。当利润率在周期的顶峰被锁定的时候，资本便不能通过新的投资来寻求出路，所以储蓄被窖藏起来。减少的投资意味着减少就业职位，减少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同样的相反的过程也导致经济的复苏。

二、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另外，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现在，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的组织——当时它包含——现在仍然如此——整个激进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

三、激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谢尔曼强调激进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对立，他赞成激进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所做的批评。他把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没有提出主要的公共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新古典的科学哲学，这种新古典科学哲学趋向于狭窄的经验，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孤立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并忽视变革。结果，新古典主义没有论及诸如战争与和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反应。认为某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新古典的分析应用于家庭、环境和种族问题（例如加里?贝克尔和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但是，从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看，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些保守的（即市场趋向的）答案，这些答案常常表现为绕开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不是解释这些问题。然而，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激进经济学家批评的结果。

第二，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充足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忽略了结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权力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同时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第三，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偏向于资本主义的地位。它集中于边际的变化，并隐含地假定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经济体系的效率标准，但却忽略其他的重要标准，或者使其他重要标准最小化，例如，关于平等和收入分配，环境破坏，失业问题。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维护现存的收入分配，因为，其结论是各种要素都获得等于其边际产品的收入。这不仅拒绝考虑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导致了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必然是低劣的看法，因为支付给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少于白人男性的收入。

四、激进经济学的方法

谢尔曼分析了当代激进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指出，激进经济学方法是涉及跨学科的，历史－变革的，制度的分析。它集中于矛盾而不是调和，集中于权力而不是平等的假设，集中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行为，集中于动态学而不是边际的变化。

谢尔曼把激进经济学家经常在非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激进经济学杂志也经常登载非经济学家的文章的事实，作为激进经济学的跨学科的性质的一个证明。他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革中的统一体，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看作是相关的。因此，对于激进经济学家来说，从单一学科的观点上来考察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除非我们理解了使之成为现状的历史变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因此，历史是激进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还反对任何纯粹经济学，赞成按照给定的历史线索来认真考察现存的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结构，才是适当的方法。

谢尔曼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激进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现今的资本主义是各种阶级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相当和谐的利益加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阶级矛盾，是因为大多数人为生活而劳作，他们是因其劳动而获得工资或薪金的人；但是，资本家阶级却拥有公司及其产品。由于资本家阶级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便存在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基础来解决。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交换，而是资本家雇主拥有远比个别工人多得多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在工资谈判中看得到，而且也在对政府的影响中看得到。最后，激进经济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对比较制度研究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仅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考察边际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选择。在没有看到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便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激进经济学家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思考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五、激进经济学的特殊应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交换过程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花费社会必要（在一给定的技术水平上）劳动时间的结果。他认为，由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全部归因于劳动，因为资本品本身是由先前的劳动生产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获得他们加之于业已存在的资本品和原材料上的全部价值量——因为资本家获取了作为利润的价值的差额——受到了“剥削”。

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谢尔曼又指出，在当今激进经济学家中间存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细节的困难的、抽象的、难解的和雅致的理论化。许多争论集中在马克思的从价值层次向生产价格层次的“转形”分析上。这个课题引发了大量的数学论点，也引发了从重申马克思的理论，到显著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到反对他的理论的各种结论。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理论达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结论，但应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具有其独立特色的理论，是如下一些内容：

（1）劳动分割理论

激进经济学家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反映了他们在反对歧视运动上的参与。他们所考察的一个领域是对第一级劳动市场和第二级劳动市场之间的劳动市场划分的实际的考察。第一级劳动市场的工资（或薪金）较高，且是在大公司就职的永久性的职位；第二级劳动市场的工资较低，基本是在小企业就业的临时职位，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缺少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制度上的理解有助于认清歧视，因为大多数妇女和黑人都在第二级劳动市场就业。

（2）商业周期

激进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显著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商业周期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激进经济学家正式把这个领域称作经济危机理论，因为他们把经济衰退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激进经济学家强调，现今类型的商业周期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并且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来消除它。有三种主要的激进经济危机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对被剥削的工人支付有限的工资而产生的有限的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个扩张都达到有限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不能再通过销售增加的产品而实现利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过度投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每个扩张都导致失业工人后备军的枯竭，随之而来，劳动者方面的增加的集体工资谈判力量便导致一个减少剥削和利润的不断提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一种是通常仅应用于长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加之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多于劳动，所以，同样的剥削程度将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些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

（3）帝国主义和发展

也许绝大多数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在发展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发展领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激进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划分，一些人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在引起不发展上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阻碍发展的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虽然所有的激进学者都承认阻碍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但在这两部分激进学者中却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依附性”（dependency）是发展的障碍，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作用。

（4）比较制度

最后，许多激进经济学家分析了世界上的不同的制度，并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许多国家存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家们不同意称前苏联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生产资料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民主管理。激进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巴、前苏联以及东欧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关于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上存在着争论，在关于新的文献的论断也有争论。这个论断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结果，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方法的激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此外，激进经济学对经济集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六、几点评论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家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的分析，已如上述。对此，本文可以做以下几点评论：

（1）从本质上说，激进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可以将他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径直称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激进经济学，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探讨了作为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了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及其带给落后国家的不发展。

（2）激进经济学家是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相左的经济学家。这不但表现于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而且还表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上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市场创造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最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实现福利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而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挥到了极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现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国际剥削。

（3）激进经济学家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制度的和跨学科的分析。虽然也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历史和制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但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的引申，贯穿着“市场万能论”。激进经济学家的视角则要宽广得多，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历史变革是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谈论跨学科的分析，例如，有一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强调由于经济学的固有的性质而使它逐渐走进了其他学科，实现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所谓跨学科分析除了宣扬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主义之外，没有表明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强调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的分析。

（4）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在资本主义下面所发生的各种不良的现象，例如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消除这些矛盾，最根本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和试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救治资本主义制度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完全不同的。

古典经济范文篇2

中国改革到90年代初，各项经济宏观指标表现都非常好。当时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是对中国改革好奇，但并不看好；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为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提出了“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能够帮助苏东改革超过中国。到现在，两种改革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休克疗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苏东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相反，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在迅猛发展。在对比这两种经济改革之后，林教授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没有预测到，也无法解释推行“休克疗法”遇到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内部逻辑自恰和理论的推论要与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理论体系也是一样的，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能够用来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消费者行为、厂商理论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但当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推论和观察的现象不一致时，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其体系进行改进。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休克疗法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很好的解释实际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境，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一番反思。问题不是出在经济学大师们不了解现实或者理论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不适合解释转型经济，问题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个暗含的基本假设——自生能力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的时代就比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之外,它还有一些暗含的假设,如信息是充分的，无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获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罗夫等提出了信息不仅不充分而且还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认为企业是节省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暗含假设,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转型经济改革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

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个假设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时是合适的，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在竞争市场上如果好好经营还不能赚钱，大家就不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存在，所以，存在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而在转型国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很多企业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疗法”却依然假定了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显然和现实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理解。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没有自生能力，日本的农业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农场都是自耕的小农，所以，不会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问题，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也贵，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也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农场的生存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补贴和关税保护。

转型中国家原先推行“赶超战略”，为了扶持和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支持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只依靠税收，政府必须扭曲资源配置，压低利率和外汇价格，高估国内货币价格，采用国家计划和行政的方式保证稀缺的资源被配置到优先发展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上，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给与补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企业的全部亏损做出补贴，从而形成预算软约束。最终，资源配置是低效的，整个经济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经济学家对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因此，在分析计划经济的问题时，只看到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休克疗法的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财政预算的平衡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个内容是无法同时达到的。休克疗法后，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补贴，私有化后的企业比原有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取补贴的积极性高，财政预算的平衡就不可能达到。因而，观察转型经济改革发展过程时，分析模型应该明确考虑自生能力的问题。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情形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这个战略。因此，自生能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只有放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才能够更好的用来解决上述三种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林教授还以中国改革为例讨论了如何解决经济转型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如何，决定了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针对中国目前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林老师给出了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建议方案：第一，对于那些有战略意义和敏感度高的企业，政府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扶持；第二，产品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第三，产品没有多少市场但有很好的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讨论和点评

在林毅夫教授报告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与林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简略单摘要如下：

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来自

赵忠：自生能力的定义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在现实中市场也可能不是完全竞争的。

林毅夫：如果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要继续生存下去，市场就不能是完全竞争的，政府需要有给企业补贴的理由。所以，市场不完全竞争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农业在19世纪、20年代初是有比较优势的，那时，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但现在缺乏比较优势，市场的开放、竞争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义了正常利润率，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正常利润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状况下，正常的经济利润率为零，但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在达到均衡前，正常的经济利润会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竞争的市场决定。

赵忠：管理不当也可能是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当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定义自生能力时，我假定企业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经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这个定义下，企业的获利能力决定于其所在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采取的技术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董先安：是否应该把开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义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业所选择的产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义这个概念时，并不需要假定市场是开放的。但是，在讨论发展战略时，政府要赶超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所以，把开放的因素也放在定义里，和现实的状况更一致，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关，但影响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关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以外，管理水平、市场波动等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赵忠：按照休克疗法，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转变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生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林毅夫：在转型经济中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产，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让许多人失业同时失业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疗法后，企业虽然私有化了，国家给的补贴和保护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业的经理、老板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时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政府收税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财政就会面临巨大的赤字，宏观的稳定不可能能维持，所以休克疗法并不能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并且，在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是不可能同时时显得。

鞠建东：在计划经济中，哪种企业存在是选择的过程。一个国家先有了经济类型和市场之后，再由经济类型和市场来选择企业，企业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要选择和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和产业。

林毅夫：在计划经济中，企业进入那个产业、采用何种技术、生产何种产品并不时有企业自主决策的，而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也就是这样，国家才对企业的保护和补贴负有责任。

古典经济范文篇3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讨论和点评

在林毅夫教授报告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与林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简略单摘要如下：

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来自

赵忠：自生能力的定义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在现实中市场也可能不是完全竞争的。

姚洋：自生能力定义了正常利润率，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正常利润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状况下，正常的经济利润率为零，但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在达到均衡前，正常的经济利润会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竞争的市场决定。

赵忠：管理不当也可能是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董先安：是否应该把开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义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赵忠：按照休克疗法，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转变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生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古典经济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古典经济学派中人口经济理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图在各自的分配理论中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加以分析，阐述了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说。同时，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的现实根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公务员之家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报酬递减规律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李嘉图将人口分析与工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给定的习惯和习俗前提下，在工人数量不作改变的情况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与延续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即他们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义工资也将上升，以便工人能够保持其真实工资水平，并且可以继续足够的购买力使劳动力得以延续下去。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名义工资也将下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围绕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古典经济范文篇5

一、线性因果决定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物理学家，我们不能说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是牛顿自然哲学观的翻板，但鉴于牛顿自然哲学观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几乎遍及当时所有的学科，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深受牛顿自然哲学观之影响，认为线性因果决定论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现象、建立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就不足为奇。具体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经济现象服从严格的因果决定论

重建经济学价值理论，没有方法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是牛顿自然哲学观取得巨大胜利的时代，仿照牛顿力学体系建立一门精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当时经济学家的目标和梦想，而牛顿力学体系中因果决定论的巨大解释力给予了经济学家们极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门格尔在其主要作品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一切事物都受因果规律的支配。这个大道理是没有例外的；并且，我们若要在经验的范围内，去找寻这个原理的相反例子，也将是徒劳无益的。不断进步着的人类发展，不但没有动摇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的使用范围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所以，对这个原理不可动摇的和不断增长的承认，是与人类的进步相结合的。”随后他又指出：“我们人类从这一状态到与此相异的另一状态的过渡，除依从因果规律而外，其他都是不可想象的。”[1]可见，门格尔对于按照因果规律认识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深信不疑的，其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都强调逻辑推理，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现象服从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则科学的经济学价值论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线性因果决定论作为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武器

在定义其价值论的第一个支柱———财货时，门格尔就直接运用了因果关系。他认为：“与人类欲望有因果关系的物，我们叫作有用物，我们认识了这个因果关系，并在事实上获得此物以满足我们欲望的力量时，我们就称此物为财货。”[2]从这里可以看出，门格尔把“人类对此物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认识”作为“财货”这一理论范畴建立的前提条件之一。门格尔在定义价值时，也是运用了因果决定论的。虽然他的价值论包含欲望和财货两个因素，但是他的价值论的本质是“一种财货对我们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对这种财货的支配，对于我们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意义的原故。”[3]这就是说，门格尔的“价值”定义指的是拥有财货对于福利的一种判断和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财货价值，即财货的价值就是财货能满足人的欲望。在这种关系中，“财货”能满足人的欲望是因，“价值”是果，门格尔的“价值”定义就这样通过运用因果关系决定论在欲望与价值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既是建立在牛顿自然哲学观基础之上的，让经济学家们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这种价值论又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有着根本区别；此外，这种价值论还可以在经济学说史上找到其理论渊源。所有这一切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便认为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对经济学价值论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给出初始条件就可以推导出主观效用价值论

牛顿自然哲学观认为，只要给出运动的初始条件，依据牛顿力学定律就可以得出物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运动状态。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只要给出经济活动的初始条件，他们就可以得出财货在某一时刻所具有的价值。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初始条件是什么呢？答案不是财货。门格尔明确地指出：“凡是能够完全同样满足人类欲望的财货，哪怕它在外形上是属于不同的类或不同的种，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是应该将其看成完全同质的财货的。”[4]所以他又说：“经济人在评定财货价值的时候，通常只着眼于支配该财货所能获得的欲望满足的意义；至于使一定欲望得到满足的该财货的数量，则不过是次要的因素。”[5]不过，在评定财货价值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指的一般欲望，而是“这种财货的具体量的价值，将等于由这种财货的总支配量所预先安排的欲望中的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6]门格尔认为，欲望以及具体财货所能满足的最小欲望，才是具体财货的价值决定原则；并且“这样一个价值决定原理，才使用于一切价值现象，并在人类经济领域内找不着例外。”[7]庞巴维克等其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述价值决定原理时也大同小异，容不赘述。

二、绝对时空观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鲁滨逊经济

（一）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

由于个别物体的机械运动具有相对性，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必须相对于一定参考系才有意义。惯性参考系必须相对运动的物体而言，它本身是不动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惯性参考系呢？牛顿力学认为有，这就是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牛顿说：“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8]也就是说，绝对空间是绝对的虚空，而且永远绝对地静止着。牛顿又说：“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又可以名之为延续性。”[9]这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鲁滨逊经济

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为了论证财货的用途只能满足人的欲望、人类对此财货具有支配能力，就必须对人类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作出严格限定：该社会的财货用途简单明了，只是用来消费的；人类的欲望也比较单一，只需要满足一些生理性的需要；人与财货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不存在一些另外的财货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也不存在人对某些财货的用途不认识；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换关系，更没有复杂的人类社会交往，等等。具备这些特征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形态呢？除了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外，就是作家笔下的鲁滨逊经济。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列出的那些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门格尔以从事最单纯采集劳动的澳大利亚族人为例，他们使用原始森林的野生果获得欲望的满足。有的学者在论及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列出的这些例子时，往往认为这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从人的心理感觉来说明价值问题的。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故意采用这些脱离社会的例子，其实这里也与牛顿力学体系一样，是其理论体系的需要。既然价值是一件财货或各种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庞巴维克语），那么这个定义只涉及财货与人的福利，而没有谈到其余的内容，所以与这个定义相适应的经济现象形态当然就很简单。相反，假若以较复杂的经济社会为例，物主福利并不以财货为满足，比如还包括人的尊严、人的能力的发挥，或者说，大量的财货并不是用来满足人的福利，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就无法说明这些复杂社会的经济现象。只有假设在鲁宾逊社会里，人的经济行为非常简单，几乎就是一些生理需要，财货数量也非常稀缺，那么人从同量物品取得的满足程度才可能是逐渐递减的。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要论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就需要以鲁宾逊社会为例；鲁宾逊经济并不是一种故意虚构，实在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体系的需要。

三、无限细分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个体经济分析

（一）牛顿力学中的无限细分思想

牛顿的力学定律是想给天上的行星和地上的物体建立一个统一的力学体系，那么这些不同物体具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牛顿认为：“整个物体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来源于其各个部分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一切物体的最小微粒也具有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并且赋有其固有的惯性。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此外，物体中已经分割开而仍连在一起的微粒，可以彼此分离，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那些尚未分割开的微粒，我们也能像数学上已证明的那样，想象它们是可以分割为更小的部分的……那么，我们就可根据这条法则得出结论说，未被分割开的微粒和已经分割开的微粒一样是可以无限的分割，而且实际上是可以无限地把它们分离开来的。”[10]虽然牛顿也认为物体可分割性要得到实验的证实，但这种无限细分思想还是给牛顿自然哲学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只要我们了解了一个小的物体，那么整个物体的性质就可以从中得出。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个体经济分析

个体经济分析方法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但是个体经济分析方法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明确使用的，这在经济分析史上还是第一次。所谓个体经济分析，是指对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和单个市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指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他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那么，边际效用量又是怎么决定的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首先，每一个进行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满足需要时，会确定某种先后次序；其次，在财货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先满足最重要的需要，再满足一些次要的需要；最后，当他不具有某部分财货时，他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新古典经济学家就把这个最不迫切的那一部分具体需要的重要性定义为该件财货的价值。不仅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认为：“边际效用学说不仅是价值理论的要旨，而且由于它能对一切经济交易提供解释，它是全部经济理论的要旨”，“我们将利用价值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和解释在它范围内的一切现象。”[11]从推导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逻辑顺序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是指满足商品需要或交易的单个的人，需要也指的是单个需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分析方法之上的。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目的并不满足于对单个人或财货的分析，而是以此为基础，对整个经济现象作出理论解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个体经济分析中得出了边际效用规律后，就认为这是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认为它适用于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像牛顿力学规律只要分析了单个的物体，所有的其他物体的运动规律都可以得到解释一样，新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分析了单个经济单位，市场交易中的所有经济现象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想为经济行为求得科学的基础”的目标从而得以实现，经济学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运用这个价值决定规律解释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边际革命”至“凯恩斯革命”这一期间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沿着这一轨迹展开的。

四、牛顿力学微粒（原子）说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经济人思想

（一）原子（微粒）说

微粒（原子）说是牛顿力学的必要补充。牛顿为了给热、光、电等自然现象用力学语言描述，就必须揭示他们背后共同作用的力学机制。虽然他早期也曾接受过笛卡尔的“以太”论，而当他进行深入研究后就抛弃了“以太”论，明显地倾向于原子论的立场了，即试图用原子论的立场解释自然现象背后共同作用的机制。牛顿微粒（原子）说含有较多古代原子论的特征：（1）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万物的始基，原子不再可分。（2）原子有两种属性：大小和形状，但它们很小，所以看不见。它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3）原子按一定的形状、次序和位置结合和分离，形成万物及其消长。（4）存在着静止的绝对的虚空，原子在其中运动。（5）由于原子不可破坏，故物质是不灭的，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在毁坏中化为乌有。[12]不过，牛顿使这些微粒（原子）具有更多的力学性质，并使它们与力学定律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能够断言“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经济人思想

经济人思想是古典经济学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这份理论遗产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经济人思想，它主要包括两个命题：经济人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牛顿力学把光、电、磁等现象都简单地概括为原子的大小和形状，指出原子是牛顿力学的一种理论抽象；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把经济人视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的经济行为所作的理论抽象。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除自利的财富欲外，还有其他动机。之所以要排除这些其他动机或因素，是因为它们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经济活动中，唯有增加财富这种目的比其他目的更明确，这种动机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为一种比较一致的、强大的力量。就追求财富目的来说，经济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使自己的谋利行为符合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牛顿力学认为原子是物体的最基本单位，原子在虚空中运动。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无数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换中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市场交换的基础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因此，理解市场经济现象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只有通过研究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行为，才能理解由无数经济人经过自愿交换后出现的市场次序。自利的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展开其价值的前提，而理性经济人参加的市场交易是经济人的活动轨迹，再加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暗含的市场经济体系，三者共同完成了对经济人活动的完整说明。如果说微粒（原子）说是理解牛顿力学的必要补充，那么经济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却是解释整个市场行为的基础。微粒（原子）、经济人都被各自学说视为理论分析的基础。

五、“力”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财货”

（一）牛顿力学中“力”的定义

牛顿为了建立其力学体系，给“力”这个概念下了一个严格而又科学的定义，该定义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力”有所不同。牛顿指出：“外加力是一种为了改变一个物体的静止或等速直线运动状态而加于其上的作用力。”他又指出：“这种力只存在于作用的过程中，当作用过去以后，它就不再留在物体之中。因为物体只需用它的惯性来保持它所得到的每一个新的状态。而外加力的来源则不同，如它可以来自碰撞，来自压力，来自向心力等。”[14]牛顿这里指出的“力”与“惰性力”是不同的。“惰性力”是物体所内在的，只与物体自身有关，所以他说：“所谓物体的惰性力，我的意思是指它们的惯性。”而“力”即“外力”，则是一种“作用”，是“外加的”，一旦外加的作用消失，力也就不复存在。如果说“惯性力”是保持自身运动状态的一种力量，那么“力”或“外力”就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一种力量，该定义中的“力”已经包含了给予物体加速度的含义。

（二）牛顿力学中“力”的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

价值论中“财货”分析的相似性。与“力”是牛顿力学中的核心范畴一样，“财货”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理论支柱之一。同样，牛顿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赋予了“力”以新的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重新定义了“财货”。具体而言，“力”与“财货”之间有以下相似性：两者都是对具体表象的抽象。牛顿抽象掉了产生这种力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特性，不管这是电的相互作用、磁的相互作用、引力的相互作用，或是推、拉、压、碰撞等相互作用，只要这种作用改变物体的机械运动状态，即它给物体以加速度，他就称之为“力”。与此相似，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抽象掉了不同财货的经济特性，不管这些财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物质的还是个人的，是可转让的还是不可转让的，只要这些财货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像门格尔所说“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就都统称之为“财货”。两者都不研究“力”或“财货”本身。牛顿指出：“由于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式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说明自然现象，因此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用数学来探讨有关的哲学问题”[15]由于当时其他物理学分支尚不发达，包括牛顿在内的科学家对产生“力”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这并不影响牛顿的创造性贡献，因为牛顿是从力与物体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即只要这种力对物体的运动产生了作用，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力，至于这种力是如何产生的，牛顿认为并不重要。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财货时，其重点并不在财货本身，不是研究财货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不是研究不同社会财货生产的特殊性；而是致力于研究财货与需要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因果关系规律支配着财货现象。正如前文所述：从新古典经济学财货理论中，我们只知道一些诸如财货是满足人的需要等这些法则的简单说明，却看不到层次分明、论证有力的财货概念运动过程。两者都从可衡量的角度进行了精确研究。牛顿并没有把物体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叫做力，而是把力只看作是改变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一种相互作用。因此，他所定义的力的概念乃是精确的可以度量的一种物理量，即可以通过物体移动的距离与时间计算出“力”是多少，从而克服了以前许多关于力的模糊定义。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属于经济学范围以内的财货，即经济财货时，认为“它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的努力和牺牲，另一方面代表它们所满足的欲望”[16]经过这番转换，马歇尔和所有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共同使货币成了衡量财货价值的统一标准。

六、加速度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

（一）牛顿力学中的加速度

任何运动的变化，无论是速度的增减，还是方向的更换，牛顿都称之为运动的加速度。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是这样表述的：“运动的改变和所加的动力成正比，并且发生在所加的力的那个直线方向上。”[17]牛顿这里所说的“运动的改变”，用今天较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动量对时间的变化率”，即加速度。所以，物体的加速度与作用在一物体上的净力成正比，与净力的方向相同。根据第二定律，物体加速的原因就是非平衡性作用力。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越强，产生的加速作用就越大。用数学语言表示，加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一阶微商。牛顿根据运动第二定律，还解释了为什么在地面上一切物体自由下落均有相同的加速度：因为物体下落的加速度与物体的质量无关，仅与地球的质量和它的半径有关。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一个密度均匀的规则球体，那么在地面上的高度相同的任何地点这一加速度的大小都是一个常数。这表明，一切物体均以相同的加速度作自由落体运动。

（二）加速度与边际效用之间的相似性

其一，加速度和边际效用都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A•P•弗伦奇在《牛顿力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深入一些去讨论这样量，它在联系运动本身（运动学）和由力控制的运动（动力学）方面，证明是起关键性作用的。这就是加速度。”（弗伦奇，1980）在牛顿力学中，“力”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力学就是研究力的大小、方向、运动轨迹等。但“力”的大小是怎么衡量的呢？牛顿第二定律给出了答案：作用于一物体上的力的大小与物体的加速度成正比。因此，加速度就成为了衡量力的重要工具：要测定任何力的大小，只要测定该力作用下的加速度即可。所以，加速度成为了牛顿力学中的核心概念。正如加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一样，边际效用也是效用时间的变化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价值决定原理，要知道一物品的价值，就必须知道该物品满足人的最不重要需要时的效用，这种“最不重要需要”或“最小需要”就是边际效用，因此边际效用就成为衡量物品价值的尺度。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其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基础的支柱就是边际效用定律，有些学者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其二，加速度与外力作用成正比，边际效用与财货数量成反比。牛顿第二定律揭示力和加速度的数量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庞巴维克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决定价值的根源，并寻求这些边际效用量本身是由什么情况来决定的。答案是：它是由需要及其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他又指出：“只要把这条规律简短地写出来就够了。这一规律是：需要越广泛和越强烈，边际效用就越高；需要越少越不迫切，边际效用就越低。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另一方面，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阶层就越重要，因而边际效用也越高。反之，需要越少和越不迫切，而能够用来满足它们的物品越多，则下层的需要也可得到满足，因而边际效用和价值也就越低。也可以用一个近似而不太精确的方式来说：有用性和稀缺性是决定物品价值的最终因素。”这就是说，财货数量与财货满足需要的程度是决定财货价值的两大因素。[18]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外力作用于加速度是成正比关系，而财货作用于边际效用是成反比关系。

（三）加速度和边际效用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是恒定的

在牛顿力学中，地球上一切物体都以相同的加速度作自由落体运动。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物品的边际效用似乎本来是不相等的。例如，完全相同的物品，对不同的人就有完全不同的主观价值；一堆相同的物品，对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边际效用；一堆相同的物品，当用作不同的用途时也会出现不同的边际效用，等等。既然边际效用是决定价值的根本尺度，而边际效用本身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维塞尔对此有明确的论述：“用价值来计算以代替用效用来计算可以使经济计算简化，这已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而愈明显。当效用公式日益变得更加令人厌烦而又更不明确的时候，价值公式却变得更加广泛和统一化，尤其在加入成本问题之后。这一点我们以后要讨论到。在货币成为交换媒介的场合，人们为了贸易的目的，对所有东西都同样按其货币价值来计算；所有的效用，尽管变化无穷，都用货币价值来计算，每个货币的价值彼此完全相等，而出现在计算中的货币价值则为同一单位的倍数。”[19]这就是说，当边际效用本身是不确定或计算太复杂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以货币的价值作为计算物品边际效用的尺度，而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及对任何人都是不变的。

七、作用、反作用定律与供给、需求决定均衡价格理论

（一）牛顿作用、反作用定律

牛顿作用、反作用定律即牛顿第三定律。该定律从本质上阐明每一个存在的力都有反作用力，从而对力的概念作了完整的概括。牛顿认为：“每一个作用总是有一个相等的反作用和它相对抗；或者说，两物体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永远相等，并且各自指向其对方。”[20]牛顿举例说，任何东西拉引或推压另一个东西时，同样也要被那另一个东西所拉引或推压。如果一个物体撞在另一个物体上，并且由于它的力的作用而改变后者的运动，那么这物体的运动也将发生一个相等而指向相反的变化。牛顿作用、反作用定律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被人们称为最美妙的定律，它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哲理：一个孤立的点本身完全不能施力也不能受力，力的产生仅仅是两个实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一物体对另一物体的推力或拉力正如另一物体对它的推力或拉力。作用和反作用之间是互为前提、互相依托、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牛顿的贡献在于不仅揭示了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而且用数学工具将它定量化。

古典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公务员之家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古典经济范文篇7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来复兴古典经济学思想，把研究重点放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在杨格看来，分工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三是生产的迂回度。而生产的迂回度是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就会越长。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具体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式是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效率。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第二种方式是所谓整数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所谓整数问题就是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分工，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整数条件不符。因此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而两个生产率高的人会发现，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并将生产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产率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这类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方式是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就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在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处于高度分工水平的发达国家。我国现阶段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比较低，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失业的新视角，对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分工演进阻滞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可以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但同时又增大了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十分低时，分工带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经济体系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从分工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演变为分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过程。

有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业的关系后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足，失业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在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场需求是内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就业问题应该放在以分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框架中去考察。这个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区别在于分工演进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就业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杨小凯（1998）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失业或隐形失业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数人自给自足，找不到专业化的就业机会，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时，由于大分工网络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高，加上转业的困难等原因造成。但在经济起飞、分工演进加速的发展中国家，失业不是大问题。正如台湾、香港、温州经济起飞时不但不会有失业，反而劳力不足要从外地进口劳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效果，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随着分工的演进，产业链会不断加长，会促使中间产品专业生产者人数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还不完善，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

我国分工演进阻滞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经济结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跨地区的分工，这种“自足自给”经济布局使得不少地区的分工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发演进。二是很多企业的诚信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业认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风险比较大，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此宁可自己组织生产产品，也不愿意进行分工。这无疑是影响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三是企业组织缺乏弹性。当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某种产品的零部件的成本过高时，企业本应该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把这种零部件外包给专业化的企业，但这样做往往意味着要影响到原有的机构和员工的利益，从而使得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因为遭到这些机构和员工的抵制而不能实现。企业组织的僵化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普遍，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进就业是我国就业促进战略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面的分析，透过失业现象的表面，可以认识到我国分工的自发演进受到阻滞，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是造成我国失业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时，应当确立以分工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各个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进分工深化，为分工的自发演进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政府应当放弃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思想，真正树立起社会化生产的观念，放手让企业进行自发的分工协作。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会扭曲企业之间的分工行为，造成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终压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国性的企业信用档案体系建设，将目前分散在诸如银行、工商、税务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企业信用数据进行集成，建立一个完整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定期向社会公布那些资信不好企业的名单，让资信不好的企业在市场上既筹不到资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从而抑制欺诈、违约等内生交易费用的发生，让大多数守信的企业能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打消顾虑积极进行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就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劳动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区，而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这种超区域性意味着劳动力应当能够自由地跨区域进行流动，这样才能保证劳动分工的最终实现。因此，国家应当改革沿袭数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藩篱，建立起适合劳动力进行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我国各地区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就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以及省会城市分工水平高，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但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尤其是资源枯竭的矿城，军工企业密集的大三线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老工业基地的人口结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就业岗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三类重点地区成为当前就业困难群体最为集中、就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政府除了有计划的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以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应当鼓励劳动人口进行流动迁移，让有工作能力的群体积极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大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是自发形成和不断演进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有意识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进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决于能够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应当不断地审视和分析与分工有关的各项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及时清理以前出台的各种阻碍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为分工创造相对宽松和合理的制度环境。与此相应，分工的深化则会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就业。

参考文献：

1.贾明德，李斌．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与西部开发[J]．甘肃社会科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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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彬彬．分工与就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J]．发展经济学论坛，2004（1）

古典经济范文篇8

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著，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著．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性服务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性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性服务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性服务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五、结论

古典经济范文篇9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雇用出售

0+0纯粹的资本家

++0不完全的资本家

+00独立的工匠

+0+不完全的无产者

00+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12:147-62.

②J.Roemer(1981),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J.Roemer(1982),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④J.Roemer(1985),"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J.Roemer(1988),"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ATaleofLeninandtheTsar",inM.Taylor(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29-44.

古典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推翻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第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贸易的原因和基础的创造在国内和国际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论能够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给出统一的解释并能解释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演变。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国际统一的“贸易理论”而不只是“国际贸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