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范文10篇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1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研室、实践杂志社、社科院、党校、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政府调研室、教育厅、新闻出版局、自治区社科联决定于*年12月联合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根据赤党宣通（*）10号《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的通知》精神，旗委宣传部决定，在全旗范围内征集研讨会论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1、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3、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4、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5、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6、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7、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8、关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9、关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0、关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1、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经验和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12、关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扩大改革成果的的普惠性；

13、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14、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5、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任务落到实处；

16、关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17、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18、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19、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1、关于我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宝贵经验；

22、关于我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3、关于我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

24、关于我区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机遇，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5、关于提高我区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

26、关于我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前景与对策研究；

27、关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28、关于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29、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社科事业的发展及社科界发挥思想库作用研究；

30、关于我区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研究；

31、关于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就及进一步发展的研究；

32、关于我区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的成效、难点及对策研究；

33、关于我区各民族干部群众关注的各类民生问题研究。

二、论文撰写要求

1、要突出主题，坚持正确导向，密切联系区情、市情、旗情，围绕一个问题深度探讨，切忌空泛。

2、论文要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篇幅不超过8000字，并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脚注（页下注）。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等，以便联系。

4、论文选题供组织撰写时参考，具体题目由作者自定。

三、论文的组织、报送和评选

1、论文组织总的原则是广泛征集和重点组织相结合，各单位要责成专人撰写，至少保证一篇，多则不限。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论文的组织撰写工作，保证论文征集工作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2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统一战线是党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重要作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发展的创新，对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统一战线的功能不断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

1.凝聚功能不断提升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统一战线包括了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集中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技术专家、学者等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中全体人民聪明才智的智力库。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党和政府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政策。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工作热忱，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创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出大量社会急需的人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原工商业者、台胞台属、港澳同胞、侨胞侨属具有广泛的海内外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为吸收建设资金、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牵线搭桥，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大旗，实行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倍增器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内在动力，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企业的无疆界经营，诱发了文化观念上的“全球主义”，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部分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淡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后，国际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传播的网络化，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经受严峻考验。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几乎可以将所有阶层的代表人物吸引进来，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包容并协调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面对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其政治整合和利益协调功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重任。

2.整合功能更加凸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其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正趋于多样化，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导致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增多，并表现出政治参与的高涨，给现有的政治系统带来压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新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社会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根据不同利益群体反映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有些人就有可能谋求政治体系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直接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了对正在变化的社会进行新的政治整合的历史性任务。“所谓政治整合，是指政党把有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一政治整合任务完成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执政地位的得失，从而进一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成败。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组成的政治联盟，是党实现政治整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迅速增长和民主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往往发生矛盾，导致国家政治的动荡，从而延缓现代化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为了实现最大范围的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能够求大同存大异，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各派的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有着理性的认识，对民主的本质和程序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他们代表和联系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派作为参政党，可以广泛收集本党所联系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渠道，有效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途径表达出来，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增强了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3.协调功能日渐强化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包括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还应该包括建立反应灵敏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消除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的弊端。为了降低前期改革的阻力和风险，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路径是先试点后推广、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沿海后内地。率先改革的地区和行业获得明显的政策优势而先富起来，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不断扩大，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跨入新世纪后，我国出现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和谐又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达到均衡、协调发展的状态。统战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从本质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是开展利益协调，从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的团结，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和作用。

“所谓统战工作开展利益协调，是指为使广大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受到适当制约所需的统战工作条件及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在于促使各种利益主体普遍、长期、自觉地选择和坚持那些不损害并能有利于其利益主体获得正当利益的求利方式，使每一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都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方向上进行，从而促使和确保各种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得以长期、持续地实现和较快的增长。”统战工作通过发挥民间社团、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关系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主要途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致富、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建功立业，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有效办法。团结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教育结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变人口压力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发挥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是加快建设有限、服务、高效、廉洁型政府的理性办法。随着国内矛盾减少，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我国就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1.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统一战线的对象构成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个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各阶层各族人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0年代后期，我国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成为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派由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9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式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名称的变动，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把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以宽为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2.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

1982年5月，全国第十五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爱国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列为十个方面：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使统一战线完成了新旧两个联盟的转换，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也存在两个联盟，即劳动者(工人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如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革命统一战线是阶级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大陆内部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个体劳动者、私营工商业者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大陆以外的港澳台胞、国外侨胞可能是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在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赞成“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并在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时期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3.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就是使农民成为自主安排生产的市场主体。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亿万农民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活力，有效地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并不断深入发展，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在全社会重新分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产生影响。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表述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06年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扩大十五个方面：各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新世纪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科学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历来是党制定统一战线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阶级联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指出统一战线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给统一战线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使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范围日益出现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上层人物到下层人物的扩大的趋势。统战工作从政治领域日益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从大中城市不断延伸到农村和基层，从公有制领域越来越扩展到非公有制领域、从海内延伸到海外，也由此引起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

三、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不断创新，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网络化特点

1.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是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推动统战工作发展的“跨江之桥”和“渡河之舟”，是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性质的变化决定了统战工作方式的转变。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逐步消失，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还是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来解决。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一团结”。1957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使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的损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落后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部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总的说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帮助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从中产生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企业主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快，阶级阶层的分化，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生，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人民内部的关系和矛盾趋于更加复杂和紧张，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成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些矛盾的产生，不排除境内外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从中利用、策划、挑拨的可能，但主要还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正及其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的冲突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统一战线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思想问题，还是行之有效的。

2.统战工作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协商的方式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仅包括祖国大陆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且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但他们并不一定就认同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根据“一国两制”的要求，树立求大同存大异的观念，善于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因此，平等商量、互相切磋的民主协商就成为达成共识、增进团结的主要方式。“民主协商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主要方式，是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和活动的主要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的利益阶层和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主体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民主协商成为我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当家作主的一条重要途径。

“民主协商的要旨在于决策前的充分协商和讨论，特点是尊重各方，照顾少数。协商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人士全面了解有关情况，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协商中从善如流，凡是能够采纳的意见都采纳，不能采纳的说明情况和原因。”中国共产党和个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不仅重视决策的结果，更加重视决策过程的商讨，为社会各阶层、团体以及个人的利益诉求提供民主选举之外的另一条渠道，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协商的形式作了具体规定。政治协商有两大类：直接协商和间接协商。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三种形式讨论大政方针，听取意见。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合作协商。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政协中，各党派以政党的名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提出提案。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民主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使民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统战工作开始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有效地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源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由此也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结构简单，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在上层，主要是在大城市及其上层单位开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日益增多，原来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统战对象也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中小城市乃至乡镇工作。基层派成员数量增加，非党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迅速增加，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来大陆投资和定居的港澳和台湾同胞也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扩大，也催生了“结社运动”，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学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统战工作领域不断拓宽，工作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出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渗透，由公有制单位向非公有制单位的拓展，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和广大乡镇延伸的趋势，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基层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只有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最好的纪念。只有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逻辑主线，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

一、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次突破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明确地具有改变现实的指向：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解放思想；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框框的束缚，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解放思想；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式的干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解放思想。因此，改革开放命题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中国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而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30年改革开放源于30年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30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从此改变中国的命运；30年后的这个春天，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着世所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因此，中国模式的辉煌成就得益于30年来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第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获得大发展，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二，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其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第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在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解放思想要突破既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①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如果说30年前所要解决的是生存和出路问题，那么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所要解决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改革涉及各方利益，难免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所以，应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更需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可恤。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生产力标准，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指向的则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步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以推进政府改革为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要务的发展阶段。只有消除两大改革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的空间，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

解放思想是对鲜活思想的渴求，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历史主动性。解放思想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基于内在利益驱动和价值判断而由思想主体主动进行的思想观念转变和创新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没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所以要进行解放思想是因为有些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需要突破禁区，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改革创新。

真正的解放思想是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为开创新的局面扫除障碍。今天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新旧思想之间的较量，不同体制之间的碰撞，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物质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突破性的敢碰硬的解放思想，也是一次颇具风险性挑战的解放思想，没有迎接风险勇气无法完成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破除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观念，形成发展的新理念、改革的新举措、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广泛群众性，人民群众是推动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的主体力量。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成效如何，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只有带领亿万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因此，亿万群众的自觉参与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社会基础，只有亿万群众自觉参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对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能否继续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要看解放思想的力度。解放思想的力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按照思想再解放些、步子再快些、效果再好些的要求，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抓住能带动全国发展的重点工作集中突破，全力以赴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二、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理论概括突现了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运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从而拓展了唯物史观研究和运用的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就要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厘清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确保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第一，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关系，树立人的发展引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制约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离开人在实践中的目的和追求就没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本有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在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要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坚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以此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

第三，从谋划发展的思维方式上坚持以人为本。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解决又好又快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握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统一中加以理解。只有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协调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从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上把握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诉求。

第四，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立美好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谐社会建设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克服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改革、扩大开放

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与开放之间的关联度十分显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关起门来搞经济只能做加法，只能是对传统产业的修修补补，只有开放才能做乘法，才能使产业提档升级，做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和不断深入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睁大眼睛看世界，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切实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2004年以来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在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有关系，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决。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够解决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做计划经济事情的问题。只有弄清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温饱是30年前最迫切的任务，今天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已转向了解决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市场竞争，还要有完善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集中于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提供范畴，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是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大发展的现实目标。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大发展，必须坚持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先于一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于一切。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开放合作；要以创新推动改革，以改革寻求新突破。只有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发展突破口，趟出路子，干出样子，才能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经济大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目前不论是解决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问题，还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我们必须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定式，克服程度不同的“路径依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市场化取向改革，努力探寻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途径，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解放思想创造了历史，也必将开辟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现实情况解放思想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观念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破除传统的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的思想空间，着力克服制约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着力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着重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难题、激发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和谐因素，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普惠共享。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团结和睦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游离于以人为本，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改善民生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谋发展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改善民生的程度统一起来。只有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才能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落到实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大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进在科学发展伟大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正在谱写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领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5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政变。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最后，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6

学习《文选》首先要认真学习同志改革开放思想.

（一）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改革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22年6月，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同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同志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使得多年来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同志首先强调，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同时，同志又多次指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3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4另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指导和调控。”5“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6这种经济体制，既可以提高效率、激发活力，又能够体现公平、注重协调，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针对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问题，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等等。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志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7还指出，“必须改变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8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科学概括，进一步指明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四）适时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新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同志强调，要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指出，要“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9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他积极倡导“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开放步伐”，“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贸易等服务领域”。10经过坚持原则前提下的积极努力，2001年12月，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践证明，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同志适时提出了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新要求。他强调，“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贯彻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11要“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2同时，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3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对我们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明确提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同志根据我国新时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举措。强调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14同志形象地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15“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6实践证明，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长远发展。

（六）正确把握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步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志强调，“在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句话去做，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7“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18还指出，“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19，“在具体实施时，要十分注意配套、协调，有的需要经过试验”20。同志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21在著名的“十二大关系”中，同志进一步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

改革开放理论的不断升华，推动了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化。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18.23万亿元，年均增速9.6％，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前五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4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7％，目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电视机等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年均分别提高6.9％和7％。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的层次较深、力度较大、涉及面广，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具体分析。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经验不足、具体设计不周密造成的；有的是操作过程不规范造成的；还有的是发展和改革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总体上看，这些都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必须依靠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既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又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在当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任务艰巨、形势逼人。我们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要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着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展。要围绕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和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继续深化金融、投资等领域改革，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要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积极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管理格局。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支持自主性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积极稳妥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工程承包水平，稳步发展劳务合作。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风险管理和海外国有资产监管。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业危机扩大开放机遇出路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IO)已经五周年了,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世界承诺：当对内经济五年保护期满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领域，包括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无疑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再次考验和机遇，可以促进企业改革，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制度与经验。

其中，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对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危机，甚至崩溃。

金融危机来自多方面，主要包括制度弊端、市场危机、随机因素等。其中经济与管理制度弊端更为严重，它将导致银行腐败案件、银行坏帐、经济`泡沫、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

当前，银行腐败案件严重是制度与监管弊端，不可忽视。

1.腐败严重制约社会与经济健康持续良性发展

2004年4月13日世界银行专职调研各国政府行为的负责人考夫曼表示，据世界银行

统计，全球每年有1万多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和腐败行为；如果各国消除腐败现象，国民经济可以翻4番，全球儿童死亡率可以下降75％。

世行是根据2001至2002年的全球经济数据，做出上述统计的，这一年度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0万多亿美元。不过，1万多亿美元的贿款，还不包括贪污和盗用的公款额，而实际的经济损失更大。

考夫曼强调，腐败是消除贫困、不平等和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最大障碍。各国政府、社会机构和私营企业必须重视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说，消除腐败将促使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各项社会指标。

考夫曼指出，一些国家和城市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还有许多地方腐败现象日益恶化。他呼吁各国认真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政府、社会机构、私营企业和国际组织间建立合作框架，共同消除腐败行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上通过的，它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在2003年12月的签约大会上，94个国家签署了公约，此后又陆续有国家签约。

中国也签署与加入了这一国际反腐公约。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利于我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预防与惩治体系。

2.中国金融业最大危机--银行高管层腐败典型案例一斑

事实说明，银行腐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中国则更甚！

银监会2004年全年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2005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共追究有关责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570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特别提到，银行案件的职务犯罪占80%，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案发在基层的80%，一把手纷纷落马。显然，金融领域已经沦为我国腐败的重灾区。银行行长纷纷落马，堪称世界之最。

其中，许多银行高管人员温梦杰、朱小华、段晓兴、王雪冰、梁小庭、赵安歌、刘金宝等，因经济问题纷纷落马。高管层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1)、朱小华：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2年10月10日，朱小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9年，朱小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2)、段晓兴：原华夏银行行长。2003年1月30日，段晓兴受贿案终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而2002年8月22日一审曾认定段晓兴受贿7万余元，并对其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8万元。一审判决认为，1998年12月，段晓兴利用担任华夏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对银行工作人员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故意提供的虚假材料不认真审查核实，向北京金万利油脂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1.5亿元，为此，段晓兴于1999年2月、4月，先后两次收受蔡燕军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美元3000元。

(3)、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2004年1月14日，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院认定，1993年至2001年，王雪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4)、梁小庭：中银国际前副总经理。2004年2月19日，梁小庭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查明：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间，梁小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共计港币294.97万元。

(5)、刘金宝：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总裁。作为一个风云人物，刘金宝曾协助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金德琴、王雪冰、朱小华等多起金融部门高层腐败犯罪案件。2002年2月20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称，刘金宝涉嫌经济犯罪。

2005年8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刘金宝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1428.87万元；受贿3起，折合人民币143.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折合人民币1451万元，故决定对刘金宝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刘金宝腐败时间跨度达7年之久，而且在他的带领下，中银上海市分行和中银香港两地的7名下属官员(其中5人为副厅级干部)也一同栽进监狱，另有4名厅局级银行官员，因此案被免职。参与具体办案的一位司法人员这样总结道：刘金宝腐败案件的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金融界堪称空前。

(6)、丁燕生：原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总裁。2004年8月3日，丁燕生被捕。中国银行事后公告称：丁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审查。2006年9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丁燕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7)、张恩照：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05年6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公告称，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审查。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恩照受贿400余万元，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2002年05月13日广东中行开平支行40亿资金窃案：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九年作案，4.83亿美元。开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以及它如何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业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2004年4月16日，美国将外逃美国被拘押的中行开平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之一余振东移交中国警方。2005年8月16日广东省江门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余振东案。余对被控罪名供认不讳。法院一审宣判，余振东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美国司法部对开平案件主要案犯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以犯有诈骗、洗钱、护照和签证欺诈等15项罪名提起诉讼。此举是中美两国在司法领域的成功合作，也将震慑中国在逃国外的四千余名贪官。

以上严酷事实说明，为了金融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金融界需要反腐风暴，特别是完善企业管理与社会民主监督。否则，银行上市融资，圈再多的钱也难以堵住，由于腐败形成的不断扩大的无底黑洞。人们不是早已看到一些所谓“优质上市公司”（实际上，每一家公司上市都被包装成“优质上市公司”），无偿地从投资者腰包里拿走大量血汗钱，但不久又发生巨亏，成为垃圾股！谁应对此负责？！

3．腐败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高管基本上不是由市场选择，而是由组织任命的。因此，这些高管人员更多的是对上级组织，而不是对所在地人民与银行负责，这便造成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市场的有效约束与监督。

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滞后是银行腐败直接原因。银行腐败均产生于违规操作。大都是内外勾结，十案九违（规）。例如，1991年11月至1996年6月，王雪冰不顾纽约分行风险管理部门的反对意见，多次批示同意，使美籍华人的个人公司获取巨额授信额度，并延长使用期限，导致利用授信额度，从事信用证和贷款欺诈活动，从中获取巨额利益。目前，欠纽约分行3400万美元的贷款本息已难以全部追回。

银行腐败形式上表现为管理人员违反规范，其实质表现是权力大于规则，权力大于法。因此，制度、规则与法律等均流于形式。这种现象不仅在银行业存在，在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这是中国腐败的顽症。为此，要消除银行腐败，不仅需要进行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宏观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深化。否则，各种形式的腐败，仍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盛行恶化下去。

用人制度任人唯亲，形成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利益集团关系网，官官相护，窝案串案。

社会道德滑坡，特别是官场歪风盛行，一些官员道德沦丧，毫无廉耻可言；党政官员卖官买官，司法官员贪赃枉法，经济官员化公为私，银行官员盗窃国库；文官贪权（如陈良宇案），武官贪赃（如王守业案）；长此以往，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4．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机遇

当前，中国银行发展面临信用、市场和操作三大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五年保护期过后，将有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当然存在商业竞争，对于过去一家独大、垄断的国有企业来说，多了许多强大的优势竞争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激励。这就迫使国有企业改革落后的管理制度，减员增效，奋起直追。否则，企业与管理人员都将可能被淘汰出局。

实际上，自由公平竞争是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重要道路。金融业也不例外。政府不应过多干预，要保持公正态度，完善法律与政策，促进企业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同时，外资企业管理制度与技术先进，学习与借鉴国际先进制度、经验与技术，有利与改造中国大陆企业的落后，并在与外资企业合作、业务与交流中发展提高。

5．出局？出路？--对策

（1）扩大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积极引进外资银行，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2）完善中国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特别是现金与出纳管理；帐务管理；信贷资金管理；大宗资金流的管理；

（3）完善金融业的监督制度，监督与管理业务严格分离，加强对金融业高管人员的违纪违法查处；对资金流各环节的监督；对库存资金的监督；

（4）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完善企业与金融业的业务往来制度，要透明化、科学化、法制化；

（5）加强国际合作，学习与借鉴世界先进金融业的管理制度、经验与技术；并促进经济与金融全球化；

（6）推进媒体开放政策，加强与完善社会民主监督作用；

（7）加强官德教育，树立廉耻道德观；

（8）面向社会大众，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9）改进与完善法治体系：独立、公正、效率、廉洁；

（10）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治金融业潜在危机与各行业腐败的关键，其中特别是人事制度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2005年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8

学习《文选》首先要认真学习同志改革开放思想.

（一）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改革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22年6月，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同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同志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使得多年来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同志首先强调，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同时，同志又多次指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3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4另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指导和调控。”5“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6这种经济体制，既可以提高效率、激发活力，又能够体现公平、注重协调，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全面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针对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问题，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等等。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志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7还指出，“必须改变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8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科学概括，进一步指明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四）适时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新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同志强调，要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指出，要“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9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他积极倡导“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开放步伐”，“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贸易等服务领域”。10经过坚持原则前提下的积极努力，2001年12月，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践证明，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同志适时提出了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新要求。他强调，“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贯彻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11要“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2同时，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3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对我们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明确提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同志根据我国新时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举措。强调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14同志形象地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15“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6实践证明，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长远发展。

（六）正确把握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步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志强调，“在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句话去做，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7“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18还指出，“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19，“在具体实施时，要十分注意配套、协调，有的需要经过试验”20。同志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21在著名的“十二大关系”中，同志进一步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

改革开放理论的不断升华，推动了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化。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18.23万亿元，年均增速9.6％，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前五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4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7％，目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电视机等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年均分别提高6.9％和7％。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的层次较深、力度较大、涉及面广，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具体分析。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经验不足、具体设计不周密造成的；有的是操作过程不规范造成的；还有的是发展和改革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总体上看，这些都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必须依靠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既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又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在当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任务艰巨、形势逼人。我们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要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着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展。要围绕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和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继续深化金融、投资等领域改革，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要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积极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管理格局。

学习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支持自主性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积极稳妥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工程承包水平，稳步发展劳务合作。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风险管理和海外国有资产监管。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9

一、对外开放的历程

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

(1)先看1978—1992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2)再看1992—2001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1992—2001年左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1992—1993年两年内,国务院先后批准出台了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的四个文件,随后在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98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该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文敬,2008)。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

2、以开放促改革阶段。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一阶段中所实施的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外部动力。

2001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加快推进,入世后使中国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并面临着与机遇共同存在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表面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背后却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和效率的竞争(李晓西,2008),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为此,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定位,即“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总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需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围绕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大幅提高。《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成绩显著。

二、对外开放经验总结

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事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外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又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小济,2003)。

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4、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但闭关锁国却不是中国的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邹东涛,2008)。

5、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中国政府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集聚了短缺的资金,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部分程度地以市场换来了技术,同时又积极的走出去,通过兼并、贴牌生产以及合资等形式发展外向型FDI,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

三、未来对外开放的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继续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扩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我们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国际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等(董文,2008)。为此,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把对外开放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公公务员之家

1、健全对外开放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对外商业借款,审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国际短期资本的进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效防范外汇市场风险。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力,2008)。

2、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继续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出台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完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体制和政策,加强国内外协调,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3、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很多互补条件的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对其提供援助优惠关税待遇,并明确双方合作的总体战略和重点领域(隆国强,2004)。

【参考文献】

[1]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一)[J].国际贸易,2008(2).

[2]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二)[J].国际贸易,2008(3).

[3]董文:新时期对外开放特点和新突破[J].财经界,2008(6).

[4]辜胜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五条成功经验[J].党政干部文摘,2008(7).

[5]隆国强:中国:崛起中的贸易大国及其对外开放战略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2004-03-25.

[6]刘力: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回顾和展望[J].对外经贸实务,2008(10).

[7]田纪云: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J].炎黄春秋,2008(2).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历程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2年）是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体系初步建立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离，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的重新组建或分设，以及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十余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先后成立；在金融开放方面，开始接纳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部分地区设立代表处。

第二阶段（1992～1997年）是以商业化改造为核心的银行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包括把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现代中央银行，把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等。并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建立商业银行自身“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现代化经营机制，完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制度，实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风险管理和加强内部控制的内部建设等。

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是以推进股份制改革、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为核心的阶段。在金融开放方面，我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致力于为在华外资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由于这一阶段的改革触及到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层面的热烈讨论。

十年前，海外经济学界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持有一种“技术破产论”的悲观论断。1997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约是3.5%，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最低8%的要求。1998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32.34%，账面反映需要注销的呆账贷款约占全部贷款的2.9%。在这种形势下，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呆、坏帐数目庞大，有些银行的账面资产已为负资产，从技术层面上讲，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的状态。进入新世纪的短短几年内，我国银行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6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了14.05%、13.59%和12.11%，资本回报率也分别达到了15.37%、14.06%和15.00%，不仅自身经营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也保持了与国际大银行同样的经营稳健度和盈利能力。因此，尽管存在很多争论，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

（二）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后的主要经验

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最主要的经验有两条：

第一，银行业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与宏观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商业银行的运营绩效与发展前景都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银行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经济发展周期，而且往往比经济周期运行轨迹来得更加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近34倍，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增长到2007年的1.2万元。200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52.6万亿元，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0.8%。公众与国外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稳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是支撑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第二，银行业的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一边对内改革，一边逐步开放，在开放中求安全，在改革中求稳定。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坚信市场的力量，坚信开放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空间和机会，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首先用财政注资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接着用股份制改造的方法培育出产权较为清晰的市场主体，然后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从根本上说，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取得的最成功、最重要的方面。辜胜阻教授认为，在开放过程中，我国银行企业吸收借鉴了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和经验，有效地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文化”，优化了银行治理结构，增强了竞争力。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银行集约化经营，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市场潜在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

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银行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国际标准，公司治理机制的框架初步建立，金融管理得到很大的改善，竞争力大大提高。虽然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但是作为生产要素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对较低，银行业市场结构单一，市场主体面临着公司治理、运营效率与金融创新等方面的难题。我国银监会有关人士认为，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仍然相对较弱。国内银行本身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健全，金融机构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对于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辜胜阻教授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国银行业对外改革开放的下一个焦点应该是以自身功能性开放为主，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积极构建一个稳健合理的银行体系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结构。在未来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应该坚持从完善体系、强化功能、保障安全三个方面着手，具体来说：

（一）逐步放宽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银行业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的体制转型。然而在金融领域，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仍然困难重重。2007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占全部银行业总资产的54.28%。正如辜胜阻教授指出的，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中，民营中小企业不仅受到国有银行“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还要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调查显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研发新产品超过全国的八成，但获得的贷款数额只有全部贷款的10%左右。北京大学徐滇庆教授甚至认为，应当相信民间具有极大的制度创新能力，开放民营银行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战役。引入民营银行这一富有活力的因素，在给储户和投资者提供更多理财和投资机会的同时，势必能逐步消化吸收金融系统内的风险，促进竞争，减缓国有银行垄断局面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认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从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小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辜胜阻教授认为，社区银行或中小银行由于资金少，无力为大企业融资，更愿意为中小企业融资。更重要的是社区银行体制更加灵活，具有为本社区中小企业融资的信息优势，更了解当地中小企业的情况，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有利于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有利于银行业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助于增加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助于提高配置储蓄资金的效率，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当前形势下，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途径有两条：引进民营资本参与现有商业银行的改造；放宽民营资本设立中小社区银行的限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并考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的现实状况，辜胜阻教授对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给出了两个可供参考的具体方案：优先在高新技术开发区鼓励民间资本试办社区银行，化解科技型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在高新区外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应放松金融管制，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发展成社区银行，从制度上缓解中小企业创业融资难问题。至于如何实现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前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则规划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可以让一些做得好的信用担保公司升格成民营银行。国家可以考虑由国有银行或者政策性银行给予一些批发贷款，由小额贷款公司贷给中小企业。如果做得好的话，短期内可以让其升格成民营银行。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银行业改革要以自身功能性开放为主

对于企业个体而言，自身功能开放（organicgrowth）也称为内涵式发展，即通过财务状况的改善、资产质量的提高、组织架构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等来提升银行企业竞争力。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功能性开放不同于股权开放，前者是指鼓励外资银行在国内增设分支机构，引导外资银行在国内提供多样与创新的金融服务，而不是放开外资金融跨境的资本流动。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制度转型，采取功能性开放策略来主动寻求改革，用进一步的开放来促进变革，具有现实可行性。对外资银行实行功能性开放，至少有以下优势：外资银行可以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境内企业，提高国内储蓄资金的配置效率；引入外部激励与竞争，有效弥补国内银行业改革的“制度需求不足”，从而推动和促进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加大了管理、技术、人员的“外溢效应”，有利于为国内商业银行吸收引进高水平的金融人才，有利于国内商业银行吸收和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相关技术。清华大学王一江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教授认为，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是提高银行业效率、降低体系转型风险、加速银行业的改革进程的必由之路。

（三）构建合理的银行体系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结构，保障金融稳定与安全

在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银行业的开放方向，又要重视金融安全，在开放中求安全，在改革中求稳定。合理的银行结构指国有银行、民营银行与外资银行相互竞争，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相互补充；有序竞争指各个银行都在有效监管的环境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有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需要有三个层次的保障：国家的金融政策；要有功能比较完善、运作规范、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国家对有影响力、单个的金融机构保持控制。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完善的银行体系是金融安全的基石。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金融的安全就没有经济的安全，没有经济的安全也就没有国家的安全。

辜胜阻教授强调，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形成以国企为主，国企、民企和外企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相比，我国银行业仍然处于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局面。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银行体系就不是稳健、安全的。对外坚持开放和对内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助于改变金融风险高度集中的局面，形成结构合理、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也有利于保持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只有运行稳健、效率良好和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才能增强我国银行的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金融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辜胜阻.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探索[M].科学出版社，2008

2.杨再平.中国银行业需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找战略平衡[J].财经界，2008

3.徐滇庆.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J].经济，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