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常识范文10篇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1

然而，把这样的常识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能成立。在这里，新旧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传统的价值、习俗、乃至社会结构，在这里保持着连续性。甚至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传统的制度进行的，比如，在乡村，“老人组”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尤其奇妙的是，这些传统支持了现代的工商业秩序——这里的现代工商业是中国最发达的。

传统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实并不特殊。如果对中国的现状分地域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传统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南方与北方、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传统性程度来解释。比如，温州与潮汕类似，传统同样保存较为完好，而经济、社会和治理秩序也更为健全。

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常识正好相反的命题：传统之保存与经济繁荣、与社会优良治理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过去十几年间，作为显学，经济学、法学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了一个常识：规则至关重要。这种贡献放到中国百年知识史上，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又分别犯了两个严重错误。首先，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理性经济人”假设；但事实上，仅有这样的理性人，市场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意识，理性经济人几乎都会变成骗子与强盗。其次，规则并不只是法律，法学家却把法律当成全部规则而忽视道德，从而让法律在现实中无法运转。归根到底，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一个仅靠法律来调节的社会必然崩溃，因为该社会执行法律规则的成本将会太高，以至于无法承受。法律有效运转的前提是道德伦理，当绝大多数人可以自律的时候，法律才有能力强制少数人。

总之，道德、伦理至关重要。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能够对个人起作用的道德伦理，必然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国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社会试验已证明，任何人为构造的道德体系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并造成道德伦理的废墟。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早就发出过警告。总结上述推理，可以说：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其基本秩序及实现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这个结论绝不是为守旧主义张目。事实上，当传统伸入今天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现实。英国普通法专家这样形容普通法：它十分古老，以至于超出人的记忆，但它也是最为时新的。因为，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总在不断调整过程中。

因此，我们在潮汕、在温州所观察到的传统的价值、信仰、风俗、道德、伦理、社会治理机制，既有古老的渊源，又是最为新颖的。在时间过程中，它们经历了微妙的演进过程，只不过，这种演进是“自然地”进行的，是无数人于不知不觉中调整行动模式的非意图产物。可以设想，这些地方的传统将会继续以此种方式演进，从而塑造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本来就应当如此。那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

说这些地方“正常”，隐含着一个意思：其他地区是不正常的。诚然。因为在其他地区，经过种种因素长期、猛烈地冲击，传统已经七零八落，过去与今天截然断裂了。这些冲击因素主要是打倒旧文化的反传统信念，与此信念刺激下的政治社会力量。

这种与过去断裂的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膨胀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城市的基本社会图景是：一群面目模糊的民众，与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政府。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的、在时间中证明自己合理性的规则体系——也即传统——在这些地方已经非常淡薄，因而人们也缺乏对生命的体悟，缺乏社会秩序所必需之利他的道德情怀，也缺乏进行组织、行动的黏合剂。因而，这些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公民，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当然也难有健全的社会秩序。

因此，讨论传统在中国是否具有生命力，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传统，或者更具体地说儒家的传统，能否在文化、社会沙漠化的地区实现复苏，在城市生根，达到潮汕、温州那样的水准，不仅关乎中国文化的现代前景，也关乎社会优良治理秩序形成的前景——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传统再生的西方经验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妨从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经典论述开始。1927年，国民革命军兵锋甚盛，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陈寅恪先生备极哀痛，撰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中国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寅恪先生并指出此一“巨劫奇变”的要害是，因西方文明冲击，凝聚中国文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Idea失去赖以依托之“有形之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若干敏感文人对其idea的坚守，亦无济于事。

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但陈先生一生的历史学研究其实揭示了似可令人乐观的结论：中国文化之Idea是可以重新找到有形之社会制度依托的。寅恪先生研究的主要是中古史，这段时期，政治上有五胡乱华、文化上有佛教占据支配地位，儒家似乎陷入绝境。然而，唐宋时代，先有韩愈之力挽狂澜，后有宋学之勃然兴起，透过宋明理学反而成就中国文化之最高峰。陈先生据此甚至提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之希望在“新宋学”之形成兴起。

把现代中国的困境放到现代世界史中考察，也可令人多一些乐观。对任何一个文明体而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欧洲的现代化起步最早，因而也最早经历此“巨劫奇变”。其实质同样是Idea与其所依托的有形社会制度之间出现脱节，具体表现是，11、12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罗马教会制度，到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遭到广泛怀疑，基督教本身也陷入危机。正是因应此一文化危机，西方有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有了建立宪政制度的努力等。

可以说，16?18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欧洲文明再生的探索过程，也就是欧洲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这一秩序重构的关键是重新安排基督教、世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则是为欧洲文化之Idea找到新的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等领域的有形之制度依托，使其中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世界上具有同样广泛而深刻的“具体表现之用”。

现代转型迫使基督教从原来的传统社会制度中分离出来，实现政教分离。但是，基督教并未因此而消亡，而是在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制度依托。或者更准确地说，欧洲文明的Idea为自己重建了有形之制度。基督教有效地支配着信徒的精神，具有信仰的个体则为呈现自己的信仰而创造出种种社会制度，比如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制度；社会领域的红十字会，大学、医院，各类公益、慈善组织。至于经济领域，则有资本主义企业形态——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研究证明了，宗教甚至推动了经济活动方式的转型。今天，欧洲不少政党都冠以基督教之名，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与宗教信仰有极大关系。

透过上述种种社会制度，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Idea在现代西方依然隐居支配地位，具有强大而现实的生命力。人们依然可以说，今天的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

儒家的再生之路

上述历史经验似乎表明，中国文化之Idea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趋向现代的过程中，为自己创生出界定人们生活之方方面面的制度，从而使现代中国从整体上依然呈现为中国文化之Idea的具体表现之用。

基督教或者儒家所体现的文明共同体的Idea“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唯因其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故必然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适性与最高程度的灵活性。一个文明的Idea完全有可能托生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有形的社会制度之中，延续其生命。中世纪寄托于种种集体性制度中的基督教，与现代美国的个人主义可以打成一片，具有浓厚宗教倾向的美国保守派反而特别强调个人自由、财产权等等。

而这种抽象理想再生的关键是凝聚Idea的宗教的主动转型。在宗教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宗教是居于主动地位的。制度终究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制度，即便不是具体的个人能够理性地刻意设计创造的，也是人们自觉的行动彼此互动的产物。因而，人们具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制度。

因此，中国文化之Idea生成其所依托之有形制度的枢纽是此——Idea的价值承载者——“儒者”的自觉。面对新情势，儒者重新解释儒家的义理，这种新义理如果合理而且具有心灵上的吸引力，就会对其社会中知识人、普通民众、甚至对官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决定其行为的新模式。无数人基于这些新理解而行动、而互动，就会形成某种新制度。这些制度是现代的，却可成为传统Idea的“寄命之地”。

在中国，佛教已通过努力，通过自我创生有形之制度依托，而在现代社会找到、甚至扩展了活动空间。此中关键即为佛教自身的“人间化”努力。“人间佛教”理念形成颇早，但在台湾发展成熟。若干佛教大师以佛陀大慈大悲、广济众生的思想为基础，广泛兴办教育、慈善、文化、医疗等事业，这些发源于心灵的独特的社会制度，成为当代台湾佛教“人间化”的主要切入点和实践形式。佛教活动的制度形态已与一百年前大不相同，但佛教依然是佛教。

儒家由此可以得到启示：它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有形之新制度，而且，这样的制度创造、再造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健全的社会秩序形成之过程。不是等现代化完成之后，儒家再来被动地调整适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种种严重失调，就是因儒家之失职，或被排斥而造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在外部压力下启动的，但健全的现代化进程却必须是内生的。为此，支持现代生活的种种制度必须由本文明之Idea自我创生。换言之，儒家转型、再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前者为体、为道、为源，后者为用、为器、为流。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反传统”的传统很可能妨碍了而不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哲学化儒家、蒋庆等人近年来倡导的政治儒家，对于儒家复兴虽有价值，也都不足以承担儒家再生，进而推动中国文明现代转型之大任，因为他们都缺乏可行的制度建设策略。正确的出路似乎是“社会儒家”。文明再生的基本进路是Idea之重新阐释，它在社会层面为自己建立各种制度，以这些社会制度构成政制的基础、并规范政制。

事实上，儒家在历史上的两次复兴，即汉代的复兴与宋代的复兴，都是从义理的重新解释开始，以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为主，进而推动政制之再造。文化的自觉与社会的建设，是文明再生的关键。也许，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目就可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秩序建设的健全纲领。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2

优化海洋旅游和佛教文化课程结构，在旅游英语专业（导游方向）和（休闲旅游方向）的课程设置上，要引入海洋旅游新业态和地方特色文化，包括游艇、禅修等海洋休闲旅游知识和海洋文化、佛教文化常识等，引导学生理解领会地方文化内涵，更好地将地方文化知识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课程设置要体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强化职业技能与个性特长，增设形体训练、公共艺术课、服务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外在形象和内涵。课程体系总体上宜采用“宽基础、活模块”的模式，在前三个学期构建由“专业核心课程模块、综合素质能力培训课程模块（基础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技术课程模块”三大模块的“宽基础”教学，培养通用型的旅游英语专业人才；第四个学期开始进入选修的“活模块”阶段，根据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发展需求，开设酒店服务、国际邮轮、滨海休闲旅游、导游等若干个选修大模块，辅以若干个职业岗位证书培训课程，使学生就业可以在旅游行业中灵活转换职业，适应浙江海洋旅游业发展的多元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听取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及往届毕业生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让他们对该专业未来的需求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作为本校的毕业生，他们乐意通过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为母校的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从学校的角度上说，来自于企业一线的意见能够使课程设置更加合理和完善，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

2.强化实践能力，完善旅游英语专业实训体系

工学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实验、实训、实习是三个关键环节，工学交替则是有利于增强学生职业能力的最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校企间的“工学交替”，就是学生在学校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可以分期分批地安排学生利用暑假和周末到旅行企业实习，担任兼职导游并指定老师加强指导；从第二学年起，在旅游服务的旺季到相关的旅游企业顶岗实习，旅游服务的淡季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工学结合”体现了新时期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也是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在第三学年安排学生去旅行社，酒店及邮轮等相关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在参与实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创新，自我发展，以便于学生提升外语的应用能力，实现“零适应”毕业实习模式。国际化的涉外旅游服务人才，最终要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形成。

目前海外顶岗实习作为人才培养途径已经成为旅游院校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模式，我国台湾地区的高雄餐旅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都已在阿联酋、日本等国家建立海外实习基地，派遣研修生在旅游企业顶岗实习。根据我院专业特色和办学基础，应逐步在国际邮轮公司、海外酒店等建立实习基地，通过订单培养等方式输送海外实习生。校内的“工学交替”，在理实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展校内理论教学与实训的“工学交替”，通过校内仿真实训设施的自助开放，让学生自主训练。目前，高职院校的校内实训基地基本以课堂实训教学为主，实训场所的课后利用率不高，有些经营性的校内实训基地受经济效益的制约，也难以经常性地接受学生的实训活动。对于目前设施先进、装修华丽、仿真性高的非经营性实训场所，应实行开放式管理，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自助训练，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如在我院已经建成的邮轮服务综合实训室，旅游英语专业学生自助训练的方式采取以下途径：

（1）酒店、邮轮情景剧表演，可以班级或社团为单位，设计编排一些与酒店服务、邮轮旅游有关的英语小品、话剧等，也可以进行一些英语卡拉ok的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训室进行排练，既提高文艺表演的才能，满足自娱自乐的需求，又在活动中提高英语学习兴趣；

（2）社团活动。如英语角、英语沙龙活动；

（3）旅游服务技能比武的训练，开展调酒、摆台、茶艺等技能比武训练。

充分发挥校内实训基地的作用，让学生在仿真或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体验、构建、领会和应用语言知识和交际知识。趣味性、自助型的任务能引发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动机，符合他们的心理发展；能促使他们语言技能的形成，促进他们的思维发展。要鼓励教师担任学生课外活动导师，为学生自主训练提供帮助，提高校内实训活动的质量。

3.培养国际化、双师素质的旅游英语专业师资队伍

目前我院英语教师的专业背景看，大部分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对于旅游专业知识缺乏专业学术背景的支持。旅游专业课的教师又很少能将旅游专业方面的重点词汇、国际旅游市场的最新动态、从业人员应具备的业务交流能力用英语深入地传授给学生。这些现状势必会影响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建构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因此，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技能型的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必然要求教师具备国际化、复合型的双师素质。复合型、双师素质的旅游英语专业教师，既要懂得英语专业知识又精通旅游专业知识，并具有良好的实践技能。根据目前师资队伍中第一学历英语专业多、旅游专业背景相对较弱的特点，专业教师应通过进修、企业挂职锻炼等方式，在涉外旅游服务第一线获得旅游英语的实践锻炼。积极鼓励教师申报面向高职院校的访问工程师项目，带着涉外旅游服务的研究项目、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到旅行社、涉外饭店、国际邮轮等相关旅游服务与管理单位实践，提高教师的旅游专业知识及运用能力，并将之转化成旅游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学团队应逐步形成校企合作项目资源库，为教师的挂职锻炼提供条件。

要提高教师的地方服务能力，利用假期安排旅游专业教师为朱家尖、六横、桃花岛等旅游服务经营者提供英语培训，调查旅游企业培训需求，在服务地方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也为高职院校的旅游英语人才培养改革创造条件。旅游英语专业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要积极参加英语口语培训，通过多种渠道进修旅游专业的相关课程，有选择地参加酒店管理、导游员、茶艺师、香道、禅修等职业能力培训，不断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要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培养，唯有通过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才能更好地解决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教学内容的国际化、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国际化等系列问题。当前，高职院校与境外高校教师培养的交流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要通过学校间的交流合作、师资互访、短期培训等拓宽旅游英语专业教师的国际活动空间，鼓励教师赴国外研修，选派教学能力强、英语水平高的优秀骨干教师作为在海外星级酒店、国际邮轮参加实践，到境外的大学、旅游高职院校参加相关等课程的进修和培训，及时了解国外旅游管理服务的先进理念和人才培养的动态，让自己的教学、地方服务能力与国际更好接轨，还可逐步引进海归的旅游专业留学生，优化师资队伍。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3

关键词：音乐教育；人文教育；音乐性；文学性

象征主义将音乐性视为文学的最高准则与目标，而以美国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学论则认为文学的声音效果与音乐的纯声音不属于同一符号体系。在文学领域，文学“音乐化”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性课题。不过，关于音乐中的“文学性”问题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音乐常识：在西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与贝多芬交响曲在艺术效果上可谓异曲同工，究其根源乃是作品中文学性与音乐性的交融；在中国，“六艺经传”①中《诗》《书》与《乐》均以“教化”为最终艺术目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成为中国文学与音乐的共同艺术追求。在这一传统之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意义从音乐领域的至高点扩展为文学意义上的典范；同样，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等古诗所取得的文学地位也与诗歌中的音乐性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宋词更是文学性与音乐性完美结合的例证。由此不难推论，音乐中的“文学性”问题乃是音乐教育的一个关键课题。关于这一点，傅雷早在他的第一篇音乐评论中就切中中国音乐教育的要害：“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不以学习外表的技术、演奏西洋名曲作为满足，而更应该使自己的内心生活丰满、扩实，把自己的人格磨练、升华，观察、实现、体会固有的民族之魂以努力于创造！”②但是，100年过去了，当代艺术学校在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却轻视文化素质培养的教育误区中越陷越深。在这一背景下，以“钢琴诗人”傅聪的教育实例，梳理傅雷的音乐教育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乃至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音乐教学中民族身份认同教育的必要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文化掀起了一阵“寻根热”。在音乐的“寻根”路上，中国音乐人陷入身份的尴尬：在以西方器乐为主体的现代音乐领域，中国人“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自我身份的怀疑带来音乐人主体的自卑，于是，西方成为中国音乐的标准，“模仿”则成为中国当代音乐教学的法则。可以说，主体身份的否定所带来的艺术灵魂的丧失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最大掣肘。在音乐主体的身份建构问题上，傅雷以“先为人、次为做艺术，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的艺术教育思想为当代音乐教育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实际上，“先为人、次为做艺术”的实质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德成为上，艺成而下”一脉相承。在对傅聪的教育实践中，傅雷的确重视道德教育。在1954年9月的家书中，他告诫傅聪不忘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也是很少很少。哪一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之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从传统文学根基的培养到爱国情操的塑造，傅雷时刻不忘对傅聪“中国人”“赤子之心”的身份教育。而正是这一与音乐技巧无关的身份教育造就了傅聪音乐在国际上的身份与地位。1955年，“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后，巴西评委塔里番洛夫人对傅聪称赞到：“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你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到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风格。”③而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更是一语中的：“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④傅聪到英国后，英国评论界为傅聪的演奏会写下评论《从东方来的新启示》，指出“傅聪并不是接受西方音乐传统，而另有一种清新的前所未有的观点”。由此不难推断，傅聪在世界音乐界的成就不仅仅是世界对其个人的褒奖，更是对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人的肯定。而作为父亲和教育者的身份的傅雷对于傅聪所取得的成绩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⑤傅雷将“艺德”的塑造作为音乐教育的首要目标，重视对傅聪民族身份的培养与塑造，首次将中国钢琴家推上了世界的舞台。反观当代国内音乐教育：或是陷入崇洋媚外的误区，或是陷入一味炫技的泥潭，忽略对受教育者的人格教育、“艺德”教育。主体民族身份的模糊必然造成中国艺术家失去民族灵魂，继而失去“艺术灵魂”。因此，当代音乐教育界辄需转变观念，在重视“艺技”之外，关注到对“艺德”教育的重视，将民族身份认同教育纳入到常规音乐教学之中。

二、音乐教学中文学教育的合理性

“富有中国气质的钢琴家”“钢琴诗人”的美誉为何“花落”傅聪，而非他人？这也是中国音乐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新世纪初，日本评论家森冈叶论及傅聪的成就时指出，“傅聪还展开了源于只有中国人才能表现出的音乐境界的自己独特的见解。”关于“独特的见解”，傅聪也不止一次提起文学滋养对其演奏的帮助，“也许文学和美术替我在心里多装置了几根弦，使我能对更多的音乐发生共鸣”，“（文学、美术）最显著的是加强我的感受，扩大我的感受范围，往往在乐曲中遇到一个意境，一种情调，仿佛是相熟的；事后一想，原来是从前读的一首诗，或是喜欢的一幅画，就有这个意境，这种情调”。⑥可以说，以音乐为媒介，傅聪成为中西文化相融、相通的践行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傅雷音乐教育思想中的“文化教育”更显得意义非凡。傅雷一直以来非常反对“以音乐培养音乐”的教育思想，从《家书》中披露的傅聪学琴经历看来：傅聪17岁前的受教育重点大多集中在文化知识，尤其是文学教育上。在傅雷的影响与教育下，傅聪深得中西文学的精髓。凭借在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傅聪的演奏在音乐上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以文学启发音乐，在当时乃是傅雷带有个人旨趣（傅聪曾指出：“我爸爸一辈子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的大胆尝试。但从音乐乃至艺术的本质来说，这一思想是符合音乐规律的，傅雷先生这一见解也非无稽之谈。他率先注意到中国古典诗词格律与西方钢琴音乐上的相通。在家书中他曾启示傅聪：“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1954年7月28日家书）在演奏中，傅聪则将父亲这一领悟在演奏中运用得炉火纯青。傅聪曾谈到自己在演奏德彪西的《西风说的是什么》时，将其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联系起来，在结尾处将几个有极强标记的和弦以诗词所呈现的音韵特征进行演奏，使之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在演奏莫扎特的《回旋曲》时，又将李后主《清平乐》的韵律带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十年后，傅雷对中西艺术韵律的敏锐感受获得了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的认同：“西方传统音乐的结构模式，常常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息息相通，不谋而合：这种现象在西方传统音乐作品，特别是器乐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决不是个别的孤例。”⑦而在审美意境上，傅雷同样认为“中国诗词的意境，西方文化最高之处，亦有相通的地方”。以中国文化来观照西方音乐艺术乃是傅雷音乐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观点在其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可见一斑。深受其影响，运用中国的审美观去理解、演奏西方的音乐作品成为傅聪钢琴演奏的最大特色。音乐审美心理的丰富与充实，是需要大量的艺术修养不断熏陶才能获得的。在傅聪这一成功的音乐教育案例的背后，文学教育的合理性凸显出来，当代音乐教育“以音乐培养音乐”的弊端也被揭示出来。同时，这一案例也启示当代音乐教育：艺术演奏需要以学生音乐审美心理为基础，应该重视对学生文学素质的培养。

三、探寻当代音乐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在音乐领域，傅雷并非科班出身。不过，出于对音乐的热情，凭借中西方文化的渊博学识，傅雷不仅以其卓越的眼光注意到中外文化艺术在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上的相通、相融的可能性，为探索音乐艺术中的中西关系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更是凭借对傅聪的成功教育经历受到音乐教育界的长期关注。一部《傅雷家书》成为“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然而在受到音乐界关注的同时，傅雷音乐教育思想中的核心观点——“人文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却被大多数音乐教育者所忽略，继而造成中国音乐界一直不乏音乐人，却难以产生真正的艺术家。在此，本文以论证的方式，旧话重提，讨论音乐教学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旨在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思路：以傅雷的成功教学为范例，注重学生民族身份的认同教育；将文学教育纳入到常规的音乐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审美心理的培养，或许当是今后音乐教育改革的一个新方向。

作者:郭雪 单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附中

参考文献：

[1]傅敏.傅雷谈音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2]李云雷.听傅雷讲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傅雷,傅聪.傅雷与傅聪谈音乐[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4]傅敏.傅雷家书[M].北京:三联书店,1995.

[5]钱仁康.与中国古典诗歌格律脉脉相通的西方传统音乐[J].音乐艺术,2001(1).

[6]王爱国.傅雷中国诗词审美教育对傅聪钢琴演奏艺术的影响[J].枣庄学院学报,2009(12).

[7]徐大成.温文尔雅的“雷声”[J].音乐学探索,2015(6).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4

群众文化是长久以来不断积累下来的财富，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以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从宏观意义上讲，是长期的社会形势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形态；从微观意义上看，是长久以来每一座城市落下的文化底蕴，是群众性活动娱乐的总和，包括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等。

二、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在我国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特点，国家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

1.基层的群众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一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走广大群众路线，为群众办事。与此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要求。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与群众基层文化相结合，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相融合，这样能够提高广大群众的人文文化水平。人民群众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同样也是构建和谐文化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基础。所以，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引导文化发展方向

一个城市的人文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当地的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所体现的。只有不断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才能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通过文化传媒、广播传媒，让群众了解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内涵，城市文化建设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历史、人文、科技、法律和娱乐等各种方面，要不断贯彻群众的法律意识，科普法律常识。通过建设群众文化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奠定坚实的基础。

3.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

如今，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已经过于饱和了，开始追求精神世界。虽然广大基层群众大部分都是朝九晚五，但是也不排除人们在工作之余丰富自己的业余爱好和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不仅简单易懂、丰富多彩，同时还能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能快速有效促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人文水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三、建设基层群众文化的建议

1.建设具有个性的城市形象文化

一座城市的建筑造型、高楼风格是城市的明信片，是一座城市的地标，代表了城市的形象文化。在保持城市整体和谐的情况下，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并加入一些情趣审美。我国一些旅游城市，都有标志性的建筑，具有独特的文化元素，与城市的文化发展密不可分。比如：天津的摩天轮—天津之眼，大连的中山广场，上海的东方明珠，这些都是一座城的代表和象征，如果不能大面积的铺设，也可以设置一两个亮点，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2.群众文化工作要突出地方特色和历史资源

要根据城市的地势特点，抓住地方群众文化的重点，采用基层群众熟知和简单明了的方式，本着尊重、引导、充实、发展的精神，一定要突出时代的精神和健康的文化色彩，体现当时的文化风俗和历史韵味。在节假日，组织职工演出和趣味文化娱乐活动，充分体现群众文化。历史的文化是以社会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是历史不断进步和发展过程中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沉淀，是社会发展的结晶。所以，突出地方文化色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四、结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顺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必要条件。

作者:侯占红 单位:长春市九台区莽卡满族乡文化工作站

参考文献：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5

首先我代表澧县计算机学校全体教职工与学生对各位莅临本校检查评估德育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校的德育工作在上级领导的亲切指导下，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德育机制日渐完善，德育教学序开展，传统教育得以巩固，宣传氛围浓厚，师德师风优良，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热情高涨，校园和谐人人遵纪守法，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安全卫生常抓不懈，互动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等。下面请让我从十个方面对我校德育方面的工作汇报如下，不妥当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一、德育机制：

学校形成了德育教育网络，学校成立了以陈明章校长为组长的德育领导小组，下设德育工作办公室即学生工作处（政教处、团委会），由各班主作任、团支书记、班长为班级德育工作督查员，明确校长为德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刘楚梅（龙潭寺派出所管段民警）任法制副校长，学校成立了团委会、学生会，各班团支部、班委会组织健全，谭华生担任团委书记、杨方模担任政教主任。

为德育工作活动规划和落实措施，学校请关协领导田秀玉、陈章玉同志、交警队的陈高军同志、管权民警刘楚梅同志为校外辅导员。针对学校教师实际制定了德育培训规划及考核细则，有教学岗位考核奖惩措施，有学生的文明规范及落实措施。

今年集体研究了德育工作四次，每次有详细的记载。

二、德育教学：

学校按教学大纲开设了《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就业指导》等，让学生们了解到职业教育前途广阔，中职生大有作为，从而形成正确的职业意识，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完善自身职业素质（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地方德育课程教学：《湖南地方文化常识》、《澧阳春秋》。所有科目教学都把德育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如计算机专业教学，都要求学生讲职业道德，严格按规定操作电脑，未成年人不上网，上网不游览黄色网站，不发表、不传播、不相信、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等。

三、传统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常抓不懈，一是把兰江公园烈士纪念碑作为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组织全体师生进行扫墓，重温英雄烈迹，开展“继承先烈意志”；在“烈士墓前宣誓活动”，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二是组织看爱国主义影片，每期至少两次，先后观看了《少林寺》、《地雷战》、《南征北战》、《上甘岭》、《保护环境》等；三是请校外辅导员上课、请关工委田秀玉讲了“严守法纪讲美德平安和谐求学业”的教育报告，请法制教育讲师团成员陈章玉同志作少年犯罪“令人痛心”的法制教育报告，请陈高军同志上交通安全常识课。

四、宣传氛围：

学校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八荣八耻”宣传牌，有校纪、校规、校训。开辟有宣传栏、光荣榜，每周一举行升国旗仪式，国旗下讲话有具体安排。

五、师德师风：

学校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强校育人的大事来抓，全校专任教师48人，敬业精神强，乐于奉献，尽管学校在建校阶段，教师工资不高，但无一人无故迟到、早退，做到了为人师表、仪表端庄、处处能作学生的表率。关爱学生，做到了家长式的服务，无体罚学生的行为，也未办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班。班主任责任感强，做到晓之有理，动之以情，经常和学生家长联系，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坚持定期走访，再苦再累无怨言。为了使家长了解学校，了解学生，加强和家长的联系，班主任和每个家长每月至少有一次电话联系，且在关键问题处理时，如分专业，就业，学生参加高考等重大问题时，坚持以班为单位召开家长会。

六、社会实践：

职业学校必须强调社会实践，这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必备手段，我校在校外设有实践基地。今年的6月21日至6月26日，我校派出60名高一学生到澧县永冠健包装公司进行社会实践，实习内容为：了解包装工艺流程，进行包装实际操作。11月21日，高42班43名学生到融源科技进行实习。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服务意识。在实践中让学生了解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用人、用工制度。在每年的“3.5”奉献活动中，学校组织若干个奉献小分队，义务讲解讲计算机知识、义务维修电脑，同时还在北门口、丁公桥、邮电大楼设有义务服务台，今年在城区义务维修电脑12台，发资料3000多份，还为教育系统部分教职员工、部分中小学义务进行电脑的安装和维护。在创卫活动中，主动承担周边环境的打扫。

七、遵纪守法：

1、认真组织学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校请刘楚梅进行辅导学习，学校还安排有专人上课，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2、各班把学习《中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作为大事来抓，在每周工作总结中，班主任都用“守则”和“规范”来衡量学生。学生工作处还制订了班级量化管理细则，使“守则”和“规范”落实到实处。

3、加强了学生的诚信教育，在学生中无重大违纪舞弊行为，由于经常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教育，学生中无犯罪行为。

八、校园文化育人：

1、学校坚持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和校运会，军训技能比武。今年我校在“澧县职业学校第五届球类运动会”比赛中，取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的佳绩，其中女子排球获得第一名，男女乒乓球单打包揽一二名，团体广播操取得第三名。

2、为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民族自尊、革命传统教育，学校节假日都有活动安排，元旦节文艺汇演、清明节革命烈士扫墓、植树节参加义务劳动、劳动节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国庆节进行文艺晚会。

3、学校办有校刊《城头山风》和《校园之声》广播站。

九、安全卫生：

1、有卫生管理制度，卫生责任区明确，学校有专职保洁员，每周检查评比，记入班级量化分。

2、有专用垃圾房，无卫生死角、无疾病流行。

3、有安全保障措施，各微机室管理由公安局安有警报器，电源有专人管理，各楼梯口都有警示牌，校园有专职保安（通宵值班），学校成立了由校长分管学生工作副校长、政教主任、后勤主任、班主任、体育教师等组成安全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4、门卫有保安，无危房，定点进货，无“三无”食品，食堂有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有健康证。

十、互动教育：

1、学校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学校、家长、学生开展了互评活动，每次学校放假，各班主任将学生情况书面通知家长，返校时学生将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学校（学校回执单），加强了学校和家长的联系。

2、成立了家长学校，每学期上课两次，有教案，有测试、特别是高35班、40班、46班、精英班的家长居多。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6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1、加强领导，建好业余党校团校

为保证工作规范推进，县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了学校党建工作领导机构。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党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党建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发展壮大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由校党（团）组织负责人专门负责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为县两所完全中学配备了专职党支部书记，形成了组织部抓总、所在地党委主抓、教育局党委指导和学校党支部负责的三级组织共同抓落实的工作态势，为规范推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以中学业余党（团）校为主阵地，先后在3所完全中学、1所职业中学建立了业余党校，8所初级中学建立了业余团校，多方入手，做到党（团）校组织机构、活动场所、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党课教材、制度建设“六落实”。在生源建设上，根据自愿报名、团委审核和校党支部审批相结合的原则，选拔上进心强、有一定工作能力、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党（团）校学习。在师资力量上，通过建立“师资库”和专、兼、骋等办法，在县委党校教师、学校政史党员教师和乡土人才中确定了一批相对固定的教员。在教学管理上，建立了学员登记、上课考勤、培训纪实、结业考核“四项制度”，同时实行“一表一卡一证”管理方式：“一表”即学员登记表，对学生参加党（团）校学习的时间、课时及毕业后去向逐一登记；“一卡”即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登记卡，对课程内容、考核结果等予以登记，存入学生个人档案；“一证”即党团校结业证，凡出勤率在90%以上、学习满40课时的学生，经测试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

2、结合实际，加强党的知识教育

一是科学安排教学内容。紧扣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条主线，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党史、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学习为重点，把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常识、国情、省情、县情、乡情、时事政治等内容教育作为普遍要求。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初中侧重社会发展规律、党史常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高中侧重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教育，系统介绍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党章》和县情、乡情教育；职中侧重加强入党程序、条件教育及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和县情、乡情教育；根据各党团校农村学生比例，还适当增加农村主导产业技术内容的教育。

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在具体教育手段上，除采取理论教学，尽量考虑中学生特点，选用他们所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方式，例如组织学生听取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观看电教片,开展“党旗在我心中”等主题演讲会、座谈辩论会等；积极创造条件，让学员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到德育基地--优秀基层干部的楷模万里春家乡、全国劳模高远章的产业园及县黄姜、烤烟、蚕桑三大产业基地参观学习和劳动实践,使学生在感性和理性上,自然完成对党从认识、了解到热爱、向往的飞跃，促使他们结合家乡建设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3、规范程序，壮大积极分子队伍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规范工作程序，认真做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培养、锻炼工作。

一是规范推优程序。对取得党（团）校学习结业证的学生，经班主任和校团组织推荐后，学校党支部派教师党员谈话，动员其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学生，由学校党支部按照“积极、慎重”的原则，通过在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中调查，经支部大会讨论后作为培养对象，公示无问题的列为积极分子培养。对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动态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调整。

二是健全培养制度。完善联系人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确定党员教师1至2人作为联系培养人，联系人定期了解培养对象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做到包教育、包培养、保成熟。规范建档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组织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写实登记表》，学校支部对培养对象的表现情况进行季度综合鉴定。这些材料连同其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卡”、“证”等材料一起进入学生档案。学生升入高校或毕业返乡后，学校党支部及时将学生档案材料移交相应党组织，形成工作链条,保持培养的连续性。建立跟踪培养制度。对入党积极分子学生，注意加强与其中学毕业后所在党组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

三是加强实践锻炼。对入党积极分子，还通过组织参加党内活动、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锻炼。首先是在学生干部岗位上锻炼。有意识地把“两好一强”（政治思想好、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的学生选拔到学校团委、学生会、班级团支部、班委等岗位上担任学生干部，给他们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会为别人服务，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做好学生干部工作中，体验党员标准，增强党性观念。其次是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锻炼。在“学雷锋活动月”、创文明班级、帮扶贫困学生、主题教育、素质竞赛等活动中，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在参与和完成任务中增强组织纪律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次是在党组织活动中锻炼。对重点培养对象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参加支部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等党组织活动，让他们体验党员的条件、标准和管理规范，为其从思想上入党做好准备。

4、严格标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按照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坚持“四不发展”，即入党申请未满一年的不发展，考察不满一年的不发展，师生意见分歧大的不发展，党员、支委意见不一致的不发展。重点把好发展关和审批关。坚持实行发展对象民主推荐制、党员发展讨论表决制、党员发展公示制“三项制度”。通过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民主推荐，将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确定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在支部大会讨论党员发展时，实行表决，根据表决结果确定是否发展。对拟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和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进行公示。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批。

三、初步成效

三年来，全县已有536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310名中学生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57名中学生光荣加入了党组织，初步改善了全县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结构。

1、丰富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提高了学校德育工作的质量。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促进了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更多的学生在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与家乡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争做好学上进的模范，不仅提升了学校党建的整体工作水平，还有效促进了学校中心工作的开展。

2、为高校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渴求进步的学生了解党、熟悉党、热爱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升入高校的学生，已有80余人被选入校、系、班干部行列。

3、有效改善了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同时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党员和后备干部。近年来，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回乡后，经过基层组织的再培养，有268人发展为党员，86人被当选为村两委会委员。

三、几点思考

加强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素质教育的实施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项工作。因此，只有从整体上推进各项工作，才能使学生党建工作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为学生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1、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抓好自身建设，才能在群众中有向心力。如果学校党组织松松垮垮、软弱涣散，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势必影响党的形象。一要抓好学校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党支部的感召力、吸引力与战斗力，引发核心效应。二要抓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让学生看到身边的共产党员值得他们学习，起到榜样效应。三要抓好发展优秀教师的入党工作，切实解决和纠正非党员教师存在的“本人不是党员，没法对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抵触情绪和学生存在的“连老师都不是党员，入党高不可攀”的错误认识和倾向。

2、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断改进培养教育方式方法。中学生思想活跃，因此要在党校培训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从实际出发，适应形势，生动活泼，讲究实效。如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东演变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冲撞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发展问题、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元价值的判断问题、当代青年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共同理想的关系问题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组织他们研究讨论，使他们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7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1、加强领导，建好业余党校团校

为保证工作规范推进，县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了学校党建工作领导机构。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党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党建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发展壮大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由校党（团）组织负责人专门负责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为县两所完全中学配备了专职党支部书记，形成了组织部抓总、所在地党委主抓、教育局党委指导和学校党支部负责的三级组织共同抓落实的工作态势，为规范推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以中学业余党（团）校为主阵地，先后在3所完全中学、1所职业中学建立了业余党校，8所初级中学建立了业余团校，多方入手，做到党（团）校组织机构、活动场所、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党课教材、制度建设“六落实”。在生源建设上，根据自愿报名、团委审核和校党支部审批相结合的原则，选拔上进心强、有一定工作能力、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党（团）校学习。在师资力量上，通过建立“师资库”和专、兼、骋等办法，在县委党校教师、学校政史党员教师和乡土人才中确定了一批相对固定的教员。在教学管理上，建立了学员登记、上课考勤、培训纪实、结业考核“四项制度”，同时实行“一表一卡一证”管理方式：“一表”即学员登记表，对学生参加党（团）校学习的时间、课时及毕业后去向逐一登记；“一卡”即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登记卡，对课程内容、考核结果等予以登记，存入学生个人档案；“一证”即党团校结业证，凡出勤率在90%以上、学习满40课时的学生，经测试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

2、结合实际，加强党的知识教育

一是科学安排教学内容。紧扣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条主线，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党史、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为重点，把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常识、国情、省情、县情、乡情、时事政治等内容教育作为普遍要求。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初中侧重社会发展规律、党史常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高中侧重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教育，系统介绍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党章》和县情、乡情教育；职中侧重加强入党程序、条件教育及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和县情、乡情教育；根据各党团校农村学生比例，还适当增加农村主导产业技术内容的教育。

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在具体教育手段上，除采取理论教学，尽量考虑中学生特点，选用他们所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方式，例如组织学生听取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观看电教片,开展“党旗在我心中”等主题演讲会、座谈辩论会等；积极创造条件，让学员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到德育基地--优秀基层干部的楷模万里春家乡、全国劳模高远章的产业园及县黄姜、烤烟、蚕桑三大产业基地参观学习和劳动实践,使学生在感性和理性上,自然完成对党从认识、了解到热爱、向往的飞跃，促使他们结合家乡建设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3、规范程序，壮大积极分子队伍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规范工作程序，认真做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培养、锻炼工作。

一是规范推优程序。对取得党（团）校学习结业证的学生，经班主任和校团组织推荐后，学校党支部派教师党员谈话，动员其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学生，由学校党支部按照“积极、慎重”的原则，通过在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中调查，经支部大会讨论后作为培养对象，公示无问题的列为积极分子培养。对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动态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调整。

二是健全培养制度。完善联系人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确定党员教师1至2人作为联系培养人，联系人定期了解培养对象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做到包教育、包培养、保成熟。规范建档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组织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写实登记表》，学校支部对培养对象的表现情况进行季度综合鉴定。这些材料连同其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卡”、“证”等材料一起进入学生档案。学生升入高校或毕业返乡后，学校党支部及时将学生档案材料移交相应党组织，形成工作链条,保持培养的连续性。建立跟踪培养制度。对入党积极分子学生，注意加强与其中学毕业后所在党组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

三是加强实践锻炼。对入党积极分子，还通过组织参加党内活动、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锻炼。首先是在学生干部岗位上锻炼。有意识地把“两好一强”（政治思想好、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的学生选拔到学校团委、学生会、班级团支部、班委等岗位上担任学生干部，给他们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会为别人服务，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做好学生干部工作中，体验党员标准，增强党性观念。其次是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锻炼。在“学雷锋活动月”、创文明班级、帮扶贫困学生、主题教育、素质竞赛等活动中，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在参与和完成任务中增强组织纪律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次是在党组织活动中锻炼。对重点培养对象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参加支部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等党组织活动，让他们体验党员的条件、标准和管理规范，为其从思想上入党做好准备。

4、严格标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按照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坚持“四不发展”，即入党申请未满一年的不发展，考察不满一年的不发展，师生意见分歧大的不发展，党员、支委意见不一致的不发展。重点把好发展关和审批关。坚持实行发展对象民主推荐制、党员发展讨论表决制、党员发展公示制“三项制度”。通过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民主推荐，将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确定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在支部大会讨论党员发展时，实行表决，根据表决结果确定是否发展。对拟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和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进行公示。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批。

三、初步成效

三年来，全县已有536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310名中学生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57名中学生光荣加入了党组织，初步改善了全县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结构。

1、丰富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提高了学校德育工作的质量。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促进了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更多的学生在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与家乡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争做好学上进的模范，不仅提升了学校党建的整体工作水平，还有效促进了学校中心工作的开展。

2、为高校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渴求进步的学生了解党、熟悉党、热爱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升入高校的学生，已有80余人被选入校、系、班干部行列。

3、有效改善了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同时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党员和后备干部。近年来，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回乡后，经过基层组织的再培养，有268人发展为党员，86人被当选为村两委会委员。

三、几点思考

加强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素质教育的实施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项工作。因此，只有从整体上推进各项工作，才能使学生党建工作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为学生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1、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抓好自身建设，才能在群众中有向心力。如果学校党组织松松垮垮、软弱涣散，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势必影响党的形象。一要抓好学校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党支部的感召力、吸引力与战斗力，引发核心效应。二要抓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让学生看到身边的共产党员值得他们学习，起到榜样效应。三要抓好发展优秀教师的入党工作，切实解决和纠正非党员教师存在的“本人不是党员，没法对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抵触情绪和学生存在的“连老师都不是党员，入党高不可攀”的错误认识和倾向。

2、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断改进培养教育方式方法。中学生思想活跃，因此要在党校培训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从实际出发，适应形势，生动活泼，讲究实效。如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东演变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冲撞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发展问题、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元价值的判断问题、当代青年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共同理想的关系问题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组织他们研究讨论，使他们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8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1、加强领导，建好业余党校团校

为保证工作规范推进，县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了学校党建工作领导机构。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党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党建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发展壮大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由校党（团）组织负责人专门负责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为县两所完全中学配备了专职党支部书记，形成了组织部抓总、所在地党委主抓、教育局党委指导和学校党支部负责的三级组织共同抓落实的工作态势，为规范推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以中学业余党（团）校为主阵地，先后在3所完全中学、1所职业中学建立了业余党校，8所初级中学建立了业余团校，多方入手，做到党（团）校组织机构、活动场所、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党课教材、制度建设“六落实”。在生源建设上，根据自愿报名、团委审核和校党支部审批相结合的原则，选拔上进心强、有一定工作能力、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党（团）校学习。在师资力量上，通过建立“师资库”和专、兼、骋等办法，在县委党校教师、学校政史党员教师和乡土人才中确定了一批相对固定的教员。在教学管理上，建立了学员登记、上课考勤、培训纪实、结业考核“四项制度”，同时实行“一表一卡一证”管理方式：“一表”即学员登记表，对学生参加党（团）校学习的时间、课时及毕业后去向逐一登记；“一卡”即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登记卡，对课程内容、考核结果等予以登记，存入学生个人档案；“一证”即党团校结业证，凡出勤率在90%以上、学习满40课时的学生，经测试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

2、结合实际，加强党的知识教育

一是科学安排教学内容。紧扣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条主线，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党史、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为重点，把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常识、国情、省情、县情、乡情、时事政治等内容教育作为普遍要求。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初中侧重社会发展规律、党史常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高中侧重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教育，系统介绍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党章》和县情、乡情教育；职中侧重加强入党程序、条件教育及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和县情、乡情教育；根据各党团校农村学生比例，还适当增加农村主导产业技术内容的教育。

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在具体教育手段上，除采取理论教学，尽量考虑中学生特点，选用他们所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方式，例如组织学生听取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观看电教片,开展“党旗在我心中”等主题演讲会、座谈辩论会等；积极创造条件，让学员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到德育基地--优秀基层干部的楷模万里春家乡、全国劳模高远章的产业园及县黄姜、烤烟、蚕桑三大产业基地参观学习和劳动实践,使学生在感性和理性上,自然完成对党从认识、了解到热爱、向往的飞跃，促使他们结合家乡建设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3、规范程序，壮大积极分子队伍

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规范工作程序，认真做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培养、锻炼工作。

一是规范推优程序。对取得党（团）校学习结业证的学生，经班主任和校团组织推荐后，学校党支部派教师党员谈话，动员其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学生，由学校党支部按照“积极、慎重”的原则，通过在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中调查，经支部大会讨论后作为培养对象，公示无问题的列为积极分子培养。对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动态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调整。

二是健全培养制度。完善联系人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确定党员教师1至2人作为联系培养人，联系人定期了解培养对象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做到包教育、包培养、保成熟。规范建档制度。对已列为积极分子培养的学生，组织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写实登记表》，学校支部对培养对象的表现情况进行季度综合鉴定。这些材料连同其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卡”、“证”等材料一起进入学生档案。学生升入高校或毕业返乡后，学校党支部及时将学生档案材料移交相应党组织，形成工作链条,保持培养的连续性。建立跟踪培养制度。对入党积极分子学生，注意加强与其中学毕业后所在党组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

三是加强实践锻炼。对入党积极分子，还通过组织参加党内活动、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锻炼。首先是在学生干部岗位上锻炼。有意识地把“两好一强”（政治思想好、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的学生选拔到学校团委、学生会、班级团支部、班委等岗位上担任学生干部，给他们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会为别人服务，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做好学生干部工作中，体验党员标准，增强党性观念。其次是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锻炼。在“学雷锋活动月”、创文明班级、帮扶贫困学生、主题教育、素质竞赛等活动中，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在参与和完成任务中增强组织纪律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次是在党组织活动中锻炼。对重点培养对象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参加支部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等党组织活动，让他们体验党员的条件、标准和管理规范，为其从思想上入党做好准备。

4、严格标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按照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坚持“四不发展”，即入党申请未满一年的不发展，考察不满一年的不发展，师生意见分歧大的不发展，党员、支委意见不一致的不发展。重点把好发展关和审批关。坚持实行发展对象民主推荐制、党员发展讨论表决制、党员发展公示制“三项制度”。通过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民主推荐，将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确定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在支部大会讨论党员发展时，实行表决，根据表决结果确定是否发展。对拟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和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进行公示。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批。

三、初步成效

三年来，全县已有536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310名中学生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57名中学生光荣加入了党组织，初步改善了全县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结构。

1、丰富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提高了学校德育工作的质量。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促进了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更多的学生在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与家乡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争做好学上进的模范，不仅提升了学校党建的整体工作水平，还有效促进了学校中心工作的开展。

2、为高校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渴求进步的学生了解党、熟悉党、热爱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升入高校的学生，已有80余人被选入校、系、班干部行列。

3、有效改善了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同时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党员和后备干部。近年来，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回乡后，经过基层组织的再培养，有268人发展为党员，86人被当选为村两委会委员。

三、几点思考

加强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素质教育的实施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项工作。因此，只有从整体上推进各项工作，才能使学生党建工作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为学生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1、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抓好自身建设，才能在群众中有向心力。如果学校党组织松松垮垮、软弱涣散，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势必影响党的形象。一要抓好学校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党支部的感召力、吸引力与战斗力，引发核心效应。二要抓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让学生看到身边的共产党员值得他们学习，起到榜样效应。三要抓好发展优秀教师的入党工作，切实解决和纠正非党员教师存在的“本人不是党员，没法对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抵触情绪和学生存在的“连老师都不是党员，入党高不可攀”的错误认识和倾向。

2、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断改进培养教育方式方法。中学生思想活跃，因此要在党校培训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从实际出发，适应形势，生动活泼，讲究实效。如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东演变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冲撞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发展问题、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元价值的判断问题、当代青年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共同理想的关系问题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组织他们研究讨论，使他们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9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公务员之家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3.

[2]胡适.四十自述.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0.

[3]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31-235.

[4]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启超文选(上集).518.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39.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44.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80.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家的四长.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165-177.

[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6.

[1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文选(下集).374.

地方文化常识范文篇10

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两种基本理论主张或倾向：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或称为文化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处在不同阶段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时代性，却否认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属于这一种观点。胡适就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第二种是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先进和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分别。这种观点肯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却否认了文化的时代性，“东方文化派”明显的持这一观点。梁漱溟就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们各自处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当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基本思维走向，那就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70而那时的外国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时，两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使中国人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二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即所谓的“第三新文明”，它给苦苦探寻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也存在着认识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5]青年虽然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说的东方文明就是指中国文明。但在那个启蒙时代，他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主要是站在先进文化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角度，主张对民族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现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则十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体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开始自觉地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正如所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它都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认为，随着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形式主义即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向右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形式主义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点是脱离中国实际，虽然他们旗号不同，形式各异，实质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历史传统、民情风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国的制度文化和经验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复古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又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启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讲到的没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机相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没有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常常以启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启蒙的方式上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建设平民文学，力图使文学更好地走进大众。然而，诚如所指出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6]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农民一向“痛恨学校”，一向看不惯“洋学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深受郑观应、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启蒙思想家影响，青年也认为，几千年传统使国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们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方能变革中国之社会，而要变革中国社会，则自然需要一批圣贤站出来“拯民救世”。认为，圣人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则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现“小人累君子”现象，但君子、圣人不应独善其身，而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难看出，青年在文化发展的力量与源泉问题上，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摈弃早期那种君子与小人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开始把自己融入到民众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批判“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训诫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和教训民众。

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劝诫“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平等的身份与大众沟通：“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再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乏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应该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呵！”[7]在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上，一方面，仍然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许多论著中对知识分子问题都有过重要阐述，他所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是中共中央作出并的第一个专门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成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主体毫无疑问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民众，就没有民族，人民大众是民族之本，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最大接受者。因此，始终坚持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的路线，从这一立场出发，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主张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强调文艺创造应该深入群众，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才是文化发展的最深层次的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860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认为文化的民族化内在地要求文化的大众化，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与文化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三）

把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与谋求近代社会革命相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找到了现实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首先是辛亥革命昭示人们，仅有政治形式的革命还不足以把中国从落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尚不能完成民族与民主革命的重任，还必须有人自身的现代化，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摇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声呐喊，试图通过对封建思想发动最猛烈的批判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将亿万芸芸众生从专制与愚昧之中解放出来，成为创造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然而，新文化运动显然也没有如其所愿。于是，历史的车轮进一步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走向政治革命，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它承继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并把文化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走进大众，并将文化变革与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关系上，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作为政治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诸多观点都反映了这一思想特点。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针对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提出了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与文化革命深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思想。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观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另一方面，又把政治革命视为建立和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手段，把发展民族新文化与谋求社会变革相结合起来。在看来，只有首先通过政治革命解决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改造，摈弃封建思想，建立新的文化。当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建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观念形态都将发生或快或慢的变革。早在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所有一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