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场馆的利益实现路径

1公共体育场馆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所谓需求，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一种商品价格同这种商品的购买量的关系。”特别指出的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下对某一商品愿意，而且可能购买的各种数量，即为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是指“把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按照每一可能的价格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某一商品的各种数量叫做供给。［1］”供给，是指在某一价格下厂商希望出售的商品数量而不是实际出售的商品数量。厂商在某一价格下愿意且能够出售的商品数量即有效供给。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能够进行一般性概括，而对公共体育产品而言，公共物品需求的判定是困难的。从需求主体看，需求分为个人需求、群体需求和公共需求。公共需求是相对独立于个人需求和群体需求的社会整体需求，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普遍要求，本质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利益。公共需求的特点是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多样性、成长性和主体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按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真实的表示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从而相应地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也正是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困难所在。如果消费者所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取决于自己申报的从公共产品中获益的情况，那么他就有可能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真实效用水平。这就会使公共产品实际供给不足。相反，假设当人们会夸大自己的需求，结果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所以为解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问题，要知道较准确的供给量，就必须设计出一种机制，能够准确揭示人们的偏好。

2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需求与供给分析

2.1需求分析

在市场运行中，体育产品供给受需求制约，需求也受供给制约，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也没有供给。供给与需求，都受价格影响，同时也就表现出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于公共体育场馆的需求状况，可以从产品价格、消费者偏好、消费水平来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各种类型的城市家庭研究后得出结论：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它不仅决定着消费支出的数量，还决定着消费支出的结构。对于公共体育场馆的健身娱乐消费而言，有效需求是指既有消费愿望又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以及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实现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实际购买能力，这从消费支出的数量中可以反映出有效需求的程度。从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家庭体育消费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所占的比例较小，在最主要的11项消费项目中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和购买体育器材分别为7.4％和15.9％，居第5位和第9位。我国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全年体育消费平均为397.37元。在2000年城乡居民家庭在五个方面的体育消费情况来看，与体育场馆设施有关的消费分别是“去体育场馆参加活动”和“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分别为56.78元和17.85元，占总体育消费额的18.77％［2］。在1996年加拿大体育消费基本情况中，家庭年体育消费总额为958美元，其中，观看体育比赛的支出为37美元，体育休闲设施的使用费为281美元，会员费为122美元，其他设施使用费为118美元［3］。在对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进一步调查中显示，消费者所承受的价格能力较低，按目前的消费水平，公共体育场馆每次消费承担的价格水平主要位于5-10元之间，价格过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居民体育消费支出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公共设施的低价或免费消费减缓了消费支出水平［2］。最近的调查显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价格最低22.9元／h，最高488.5元／h（见表1）。职业联赛租赁体育场的价格为每场10-30万元，租赁体育馆的价格为5-10万元左右。从中外体育消费水平比较来说，目前我国体育场馆产品消费额较低，体育场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基本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体育场馆产品的有效需求水平不高。究其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地区性差异。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乡镇、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到体育场馆设施去消费的可能性很小。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根深蒂固，也是制约场馆健身娱乐消费的原因之一。与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的是，制约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原因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体育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与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之间的矛盾（见表2）。场地设施的匮乏是导致社区居民不参加健身锻炼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居民对体育设施的消费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1101美元/人［4］，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524元（合4361美元），大约排名世界第92位［5］。随着收入增加，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消费需求更为迫切。我国体育消费呈现较快的增长。一是我国人均GDP估计过低，应该乘以3倍；二是中国目前城乡间和地域间的消费水平差距特别大，中国体育消费持续增长，且连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994－1998年体育消费速度平均增长20％，中国体育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居民体育消费明显快于收入增长；三是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将越来越大，体育消费拓展的空间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大［3］。目前中国的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大都市及周边辐射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已远远超过1000美元这个数字。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中国城市的57.5％降到2002年的37.9％，发展性、享受型消费在加速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休闲娱乐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城市居民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需求呈上升趋势，人们已经不满足消极的、大众化的体育活动，转而追求更加健康、有品质的体育休闲活动。据调查，2000年，四川乐山市人均消费支出达4752元，排名前5位的休闲方式依次为：看电视、健身、打牌、旅游、上网。其中体育健身娱乐的消费支出出现较快增长。2005年半年，我国部分城市人均体育消费达589元（远远超过2000年城乡居民家庭397元的平均消费水平），与体育场馆设施有关的人均消费为158元，其中北京、广州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分为874元、796元，居于前两位（见表3），体育设施的租赁、使用消费占有相当大的比率。根据上述现状，可认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消费存在着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不足和发达地区需求无法满足两种并存状态。一方面，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需引导和鼓励欠发达地区逐步增加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通过加大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改造以及在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有效供给。

2.2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的基本现状

体育场馆设施是一国发展体育市场和体育事业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实际的体育经营管理场所。因此，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数量及服务质量对于体育场馆供给具有直接的推动性。我国兴建的大型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大多在召开各级运动会的筹备期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由国家基建费用专项开支。但受当时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我国体育场馆设施比较简陋，过于追求设施的规模，忽视了设施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体育场馆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1985年到1995年我国先后建造了1.5万人以上的体育场135个，3.0万人以上的30个。到2003年底，根据第五次场地普查数据，我国各类体育场地有850080个，累计投入场地建设资金1914.5亿元，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m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148.15元。其中，标准体育场地547178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64.4%。标准体育场地历年累计投入的建设资金为1642.8亿元，占全国体育场地历年建设总投入的85.8%。在标准体育场地中，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等大型体育场馆共5680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1.0%，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69%。在全国体育场地中，公益性体育场地786171个，占场地总数的96.81%，平均增长率为10.9%；经营性场地25946个，占场地总数的3.19%，平均增长率为19.7%，经营性质的场地投资占总投资的34.05%。近几年，社会资本注入体育设施建设，投资了一大批经营性体育场馆。在总数为786171的公益性体育场地中，对外开放或部分开放的体育场馆的共311121个，占到全国体育场馆的38.3％，总场地面积为372848620m2，人均仅有0.29m2。在经济成分上，公有经济的758253个，占公益性体育场馆的96.4％，非公有经济27919个，占公益性体育场馆的3.6％；在所属系统上，教育系统556117个，体育系统16385个，其他系统213670个，分别占到公益性体育场馆的70.7％、2.1％和21.2％；在参加活动人次上，412723个公益性体育场馆主要活动规模是500人次以下/周，占到公益性体育场馆的52.5％（见表4）。尽管纵向上与解放前相比，体育场馆设施的增长发展很快，但横向上每万人拥有的场地数量，特别是人均占有面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总量不足的矛盾仍然很突出。体育场馆设施的不足直接导致开展体育经营活动的场所不足，向社会提供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能力较低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从居民健身娱乐的需求上，可以了解制约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体育娱乐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有效供给不足，体现为产品结构和质量上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和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欠发达地区制约因素是居民消费水平低与公共体育场馆价格较高之间的矛盾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整体数量上的不足还不能有效满足居民需求的现实。据此分析，从供给角度，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在整体上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

3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益的内涵

3.1公共利益的内涵

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人们在利益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5］。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公共利益”从消费上理解应该是不排他的利益。它有三个特点：1）公共利益是具有消费不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如洁净的空气、稳固的国防；2）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数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样被划分；3）公共利益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往往是维护公共利益也是维护个人利益，反之损害公共利益也会伤害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但是不能排除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3.2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公共利益也具有下面基本属性。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以上两种特性主要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但公共利益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同样，公共体育场馆也是体育公共利益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从纵向上来说，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产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所使用体育设施，以及在公海、南北极开展的体育活动所涉及的场地可以归类为全球性体育设施。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基础性体育设施建设，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体育设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体育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横向上，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体育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围绕场馆建设、营运的基础设施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有关公共体育设施的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3）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各种类型、不同消费层次体育健身娱乐项目设施。由此可见，公共体育场馆产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它实际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多样性。这也是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探讨公共体育场馆多元供给模式，保证体育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3.3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中的公共利益实现路径

1）体育场馆供给机制多元化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保证。从我国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问题，说明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体制存在的自身缺陷。传统的城市公共体育场馆产品供给基本上是“一元”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下属的体育行政部门作为垄断者生产与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中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约束性容易导致低效率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不能满足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的迅速发展。在上述背景和动力下，中国政府开始了公用体育场馆市场化的改革，政府希望借助市场化提高公用事业效率和规模、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同时为民间企业拓宽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供给正在从政府传统一元化供给模式向政府、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原因主要由三个方面推动：一是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者在供给效率低下和有限财政压力下，体现供给能力不足。二是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元所有制结构共存，这种变迁导致了市场经济的私营部门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不断生长，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条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化、层次化对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提出了多元化的需求，体现着社会公共利益的诉求，也成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向多元化转变的重要动因。因此，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益，需要通过供给机制多元化的途径来得到保证。2）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彼此间的相互竞争合作而构成的多元化供给方式是体育场馆公共利益实现的有效路径。供给机制安排主要涉及到供给方式的选择，以及多元化供给格局的构建，考虑的是由谁供给和如何供给的问题。人类社会产品的供给，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实现的。依据社会学的社会结构三部门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有效供给－民营化及政府职能研究划分理论，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它们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在上述三种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体育场馆的政府供给方式、企业（市场）供给方式和第三部门供给方式是体育产品供给的最基本形式。而三种供给方式具有的优势和固有的缺点使得公共物品多元化的供给方式的具有相互替代性的可能。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政治制度可以为实现公共产品的良好秩序和较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提供启示。多中心制度结构是指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生产过程中，存在众多的参与者，他们能够自主选择市场机会，由此可以形成许多替代性安排。选择依据是其潜在收益和成本的计算。这种多元化的参与者存在及选择使得在公共体育场馆中利用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也提供了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因而提高了政府制度安排的效率。近年来，通过深化国有体育场馆资产的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意识和手段，已使产品供给能力有了一定的改善。为了充分发挥供给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从政府角度来看，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也要为供给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体育场馆公共利益的实现路径是以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通过彼此间的相互竞争合作而构成的多元化供给方式。（本文来自于《湖北体育科技》杂志。《湖北体育科技》杂志简介详见.）

4结论

1）体育场馆服务的公共需求是相对独立于个人需求和群体需求的社会整体需求，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普遍要求，而体育场馆公共需要日益复杂，政府不可能提供公众所需要的一切公共产品，这就为社会组织通过适当形式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前提条件。2）我国公共体育场馆需求存在着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不足和发达地区需求无法满足两种并存状态。一方面，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需要引导和鼓励欠发达地区逐步增加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通过完善体育场馆服务，提升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的基础上，实现需求满足。3）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在整体上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表现为：我国发达地区体现为产品结构和质量上无法提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及多层次的体育产品，而欠发达地区制约因素是居民消费水平低与公共体育场馆价格较高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供的身体以保证动作的完成。若长期坚持运动便能促进学生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发展，对提高居民的躯体健康程度和认知能力等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此外，体育锻炼可作为一种发泄口，使城市居民将各种烦恼、焦虑、不安等应激情况发泄出去，减缓应激达到平衡。再次，体育锻炼的过程常是个与他人紧密协作的配合过程，是主动积极地参与他人的协作过程，这样的参与能有效增强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有利于形成和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4结语和谐社会中人与人要诚信友爱，全社会互爱互助，全体人民融洽相处。这种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主要目标。参与体育运动可以较顺利地实现这一目标。体育活动通常在一定的组织中和一定的规则下进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人际关系平等，活动氛围轻松。在这个平等的平台上，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人们产生共鸣，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更加易于相互沟通，建立起平等友爱的和谐关系。所以体育对改善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充分发挥高校体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的紧缺问题，也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壮大及素质能力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把体育工作纳入日常性工作日程；市政建设应按照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配置一定的体育娱乐综合设施，加强城市居民体育场地的管理和建设。

本文作者:杨风华肖楠楠工作单位:江汉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