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论文

1文献述评

所谓协同发展，智库百科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如优胜劣汰理论一样，是自然法则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协同发展论又与优胜劣汰论存在本质不同，后者认为，某个物种的灭绝不是另一物种胜利的附带产物，某一物种的胜利是与另一些物种共同进化形成的，也就是共荣共存；而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协同的概念来自于系统科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它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相关论述。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科技创新催生的工业部门会全部接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当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城镇化是各种表现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技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指出工业化及科技进步是城镇化的基础，对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张生瑞［2］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作了探讨，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思路。黄群慧［3］指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协同因素，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张新光［4］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认为应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农业比重，以科技创新来促进农业、工业与城市发展。胡振亚［5］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提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机制，构建发展模型，以有效促进彼此间协同。还有一些机构或学者从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的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如湖北荆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哲敏、刘卫柏等。以上学者大都将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从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角度来研究，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实际的。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其直接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城务工提高收入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需求，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匮乏。

因此，城镇化开始表现出不同特征，呈现出一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战，这种状态的持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表述首次写入党的文件及报告，表明城镇化的新阶段已开始。其核心概念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城镇化前期阶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实现公共权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不再仅仅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过相关论题。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同时他还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质量［6］。启迪控股围绕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城镇化齐头并进，通过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甄晓非［7］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考察，他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8］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构筑湖北科学发展新动力。他认为，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发达经济体将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径，中国也进入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此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并从战略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层工作、人才培养5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上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相互作用以及协同发展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两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创新产品得到充分应用，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产品的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科技创新给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使工业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但是工业化却并没有同步推动城镇化。因此，鉴于目前中国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应该思考如何使其同步发展。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转型，科技创新不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现状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10］。”可见，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城镇化呈现粗放式发展形态，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科技创新政策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外在集约性作用、内在倍加性作用和关键性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有效配置的要求［11］。但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即科技投入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缺乏，大城市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城郊缺乏，城乡科技投入差异化相当严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可是就科技创新来说，城乡差异表明科技创新并未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城镇化质量不高，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导致生活不便，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城乡差异化发展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中国科技创新与城镇化没有同步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城市盲目扩张导致大城市半径太大

城市中心区扩张是城镇化的必然表现之一。城镇化是一个农转非的过程，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城市不断扩充其容纳能力及承载能力，而城市面积扩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在于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忽略了城镇化的真正目的是让更多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不能否认城市扩张的意义，但如果城市扩张并没有给被城镇化居民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么这种扩张就是盲目的。其后果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处于城郊的居民被市民化之后生活方式并未有多大转变。如出行依然不便、观念形态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以及科技成果难以普及等。在现行城市规模基础上，若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使城郊与中心区趋同，通过智慧城市的力量缩小城市半径，将是很好的选择。

2．2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

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剩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就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可是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驱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口过快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承载力有限等各种矛盾也会伴随而来。国务院总理曾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国家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这都说明，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人居环境以及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镇化不是盲目造城运动，而是实现由“乡”到“城”的良性转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集成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寻找符合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3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导致科技型人才分布不均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表现为因传统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这种差异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化下显得更加严重。科技型人才城市偏好非常明显，而且对于后代的教育更加重视，除非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城市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科技型人才主要分布于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即使拥有相关产业也难以吸引科技型人才。这一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延续粗放式发展状况，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等问题。

2．4城镇化成果共享的户籍准入制度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与西方城镇化进程不同，新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城镇化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非结果，其弊端就在于重“铁公基”等城市硬件建设，而轻公共服务及制度等软件建设，使得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导致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城镇化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完善社会治理，破除城乡壁垒等。但这种潜在机会要转化为现实，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国家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公平供给等。高城镇化率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水平人类发展。实践证明，过去几十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以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体制下自我强化，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不堪重负，农村出现土地荒芜，留下老弱病残，产生无人养老、养病、育儿等一系列新问题。

3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对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软实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上世纪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新世纪的云计算……一些发达国家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他们始终引领科技创新不无关系。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发展［12］。”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城镇化给中国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新阶段，农民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而中国城镇化却出现明显异化现象。由于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手段，城镇化作为一个要素聚集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却成为围绕GDP增长而作出的人为布局，导致土地财政、高房价、半市民化等社会矛盾不断，如鄂尔多斯耗资50亿建“空城”，造成全民追债现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17％提高到51％［13］。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中国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述，这种偏差来源于中国城镇化的粗放发展，必须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集约路径，建立“智慧城市”，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具体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

城镇化带来城镇面积的大规模扩张，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城郊被城镇化的居民并未能享受到与城市中心区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城郊居民而言，城郊公共交通偏少，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出行不便；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这些都导致城市半径太大，带来巨大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提高科技创新产品转化利用率，增加快捷的公共交通，通过信息技术建立交通网络、医疗网络等。“智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决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步骤。如当前微博等实时媒体工具让人们形成了通过发微博来信息的习惯，而民众的数以亿计的微博则成为大数据可视化处理的数据基础。同样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工具为各种活动网络提供便利，即使身处城郊也能够通过创新媒体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3．2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中国从地方到基层都开始在城郊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初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城郊污染严重，人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目前，相关部门已启动城镇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绿色节能与绿色建筑、城镇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等一系列研究项目，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为如何利用先进科技解决发展难题作出了良好表率。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是一个从量的提升到质的转变的过程。科技园区本身承载着科技创新促动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的载体。因此，产业升级是整个城市的系统升级，要利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将污染产业移植到城郊；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加速。科技创新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有效推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加速。例如，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立现代农业，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在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其它产业而言，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利用先进技术处理污染源等，由此带动产业升级。

3．3完善配套设施，吸引科技型人才

新型城镇化需要以人为本带动经济要素集约发展。其中，科技型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人才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传播者与携带者，科技创新成果如果没有科技型人才的传播与使用，科技创新产品将无法投入市场。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园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优势，高科技人才依然偏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很多高新技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层次很低，无法满足科技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教育等。因此，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科技型人才，从而提高科技创新产品的转化及应用。

3．4优化科技创新制度环境

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存在不均衡现象，发达城市科技创新投入多，但是城郊及中小城镇投入少，而阻碍城郊及中小城镇科技投入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环境。中国传统的二元制度催生出特殊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郊以及中小城镇吸引力远不及发达城市，既吸引不到投资，也吸引不到科技型人才。科技成果的开发及应用需要大量投入，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引入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创建优越的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及人力资本。如上所述，政府的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型人才吸引非常重要，因为政府始终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提供者，只有提供或引导提供了足够的配套设施以及各项支持，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及人力资本基础。

3．5促进科技创新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改变过去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其它国家做法。面对新问题，只能用新理论和新思路来解决。科技创新无处不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必须通过创新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科技创新带来的转变，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智力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SmartCity）建设热潮。美国、新加坡、韩国等相继建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国极大的兴趣，并被正式列入中国城市发展规划。所谓“智慧城市”是这样一种城市，它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城镇化，一个硬件实力与软实力相配套的城镇化。智慧城市并不遥远，它始终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互动。不仅如此，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动植物、空气土壤、文化的发展也存在互动关系。

4结语

通过对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应该是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工业化解决了农村人口转移的数量问题，但是城镇化的质量并未跟上，被市民化的居民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视角来考虑，将科技创新融入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倡导绿色、环保、智能、高效并且人性化的“智慧城市”，不失为一条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然而，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将面临很多制度困境，这是未来需要要细化研究的问题。

作者：甘丹丽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