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论文

一、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解读

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在此期间形成了三种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体制称谓:一是“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新中国成立－结束);二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三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2001年－至今)。叶澜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有类似观点，只不过“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更换了说法，即“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但其实质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形式是属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制度，是一种以中央集权为基本，中央和地方管理适当结合的制度，其特点为:一是党对教育行政的领导(政治路线、政策的领导，而非直接行使教育行政组织的职能);二是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大的方针、政策、宏观规划等由党中央与国务院制定，具体由各级教育行政组织与职能部门等执行实施)。“党的领导、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虽然从内容上看，是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呈现的特点，但从模式上去分析，无疑与“三种体制”相通。自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目前的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关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背后引发的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的体制称谓中，表现出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度。“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是“追求阶级内平等”，“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县为主”体制是“兼顾公平”。在这逐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其价值向度也逐渐由阶级平等转移到效率优先上，进而上升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上。一方面，这说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而有其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又说明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成为评价教育政策的两个主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是逐步从侧重效率转向关注公平，但并不意味着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对立或不可调和的。在改革开放过去的三十年中，效率和公平通常同时反映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中，只不过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以前主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世纪以后，主要奉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教育优越性的要求，才有现阶段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学者鲍传友对教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以县为主”是基础教育管理领域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缓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所造成的教育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以县为主”难以适应我国区域差距巨大的现实国情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新要求。综上，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背后呈现出的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2002年基础教育推行“教育公平”的“以县为主”体制，试图在确保教育管理效率的同时缓解乡镇办学所带来的教育公平以来，我国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围绕“教育公平”这一主题展开，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关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

在对我国现行整个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其存在以下问题:垂直式层级的组织形态与“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权限之间存在很大矛盾;教育管理权集中于国家一级行政机构，分级管理无法落实;管理权限改革与行政管理手段落后之间的矛盾;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亟需完善。这与褚宏启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30年简评》一文及卢羡文在《试论我国的中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关学者提出了建议及对策:重构政府教育行政职能，适度放权，实现教育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精简行政机构，明确部门职能与分工，提高教育行政的效率;借鉴企业绩效管理，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进行过程评价和绩效评价;健全教育行政法规与政策，并据此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进行规范化管理;完善行政监督和参与机制，依法对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等。另外，相对于中央政府众多的人才而言，地方教育管理机构中的人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很大欠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可采取由“国家控制向政府监督”的转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办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在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上还任重道远。

作者:欧小霞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