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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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论文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1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2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3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核心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4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5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注释:

[1]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固定汇率,一是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中国至今为止尚未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这个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靠自己的政策仍然再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两大特征。因此,我称之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内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义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这个定义很不明智,远不如固定汇率。它一是违反国际上关于浮动汇率的基本共识——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二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授人以柄。西方国家批评的就是政府操纵汇率。中国政府明明是实行的固定汇率,却硬给自己的汇率加上“有管理的”这样一个标签。这等于是不打自招政府在操纵汇率。

[2]NeilFliSstein.1998.“IsClobali2ationtheCauseoftheCdsesofWe]fareStates?”UnpublishedPaper.

[3]请参照拙作Japan`sEconomicDilemma:ThelnstitutuonaliruubsOfProspedtyandStaSnation.2001.NewYOrk:CambridgeUniversutyPress.Chapter2.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Keohane,RobenO,andJosephS.Nye,1977.PowerandInterdependence.BOstOn:Linle,BrownandCompany.p.67—71.

[5]Kenen,PeterB.。1989[1985)。TheIntemationalEconomy.EnglewoodC1iff6,NJ:PrenticeHall.p.213.

[6]GaO,Bal1997.EconomucIdeologyandJapaneselndustdalPoUcy.NewYOrk:CambridgeUni-vetsityPress.p.83—86.

[7]KeohaneandNye.1977.p.79,

[8]Kenen.1989[1985].p.217.

[9]Cilpin,Robelt.1987.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mationalRelatiOns.Pn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37.

[10]Eatwell,JohnandLanceTayloL2000.C10balP1nanceatRi8k:TheCaseforIntemationalReSulation.NewYOrk:TheNewPress.p.5.

[11]Strange,Susan.1986.CasinO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ts让yPress.。Capitalism.

[12]Kahler,Miles.1998.“Introdnction:FlOWSandFinancialCdsesinthe1990s.”IInOWSandnnancialCdses,editedbyMileslthaca:ComellUnivetsityPress.p.1.

[13]EatwellandTayloL2000.p.5,

[14]Gao.2001.Chapter6.CapitalCapitalKahler.

[15]Mandel,Michael.2000.TheComingIntemetDepressiOn.NewYOrk:BaSicBooks.Chapters2,5.

[16]Ardgh乙Ciovannl1994.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lmes.London:Verso.p.300.ArrighiCiovanniandBeverlyJ.SilVer,eds.1999.ChaosandCovernanceintheMOdemWOrldSystem.Minneap01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p.31.

[17]Polanyi,Kad.1957[1944LTheCreatTrans-fOrill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dginsofOurT1me.BOSton:BeaconPress.。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6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7

专业技术职务申请报告的结构,由标题、正文组成。

标题。直接标明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并加上“任职资格申请报告”字样。如《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申请报告》。

正文。包括前言、基本情况、主体、结束语和日期五部分。

前言。是报告的开头,直接写明申报人姓名、性别、年龄、学历、所在单位及行政职务,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拟申请的专业技术职务。

基本情况。主要介绍个人的资历、学历,并概括作出自我评价。资历方面,应扼要介绍工作经历,专业工作年限。学历方面,除介绍原有学历外,着重介绍参加工作后的学习进修情况,说明现在达到的学业水平。自我评价,即介绍自己的德、识、才、学以及工作成效,最好能抓住重点,概括反映自己工作上的个性特色,以便给人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

主体部分,是报告的重点,应实事求是地表现出自己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一般采用总分式,先作总的概述,然后分几个方面或几个问题,分别展开阐述。在报告中常把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成就分别展开,或者先写学识水平,接着把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合起来写。这要从实际出发,对全部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找到表现这些材料的最佳组织方式。

结束语。一般是承接上文,表明态度,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文字要简短有力。

日期,写在正文的右下角。如××××年×月×日。

写技术职务申请报告,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全面反映,突出重点;事例典型,详略得当;巧取角度,表现特色。

范例一

高级经济师任职资格申请报告

申报人×××,男,现年51岁,初中毕业,现任××中心支行工商信贷科长。19××年4月被授予经济师职称,现申报高级经济师。

一、基本情况

我于1951年在××初中毕业,8月考入××专署干校,9月分配到××地区中心支行工作至今。先后做过会计工作2年,工商信贷35年。历任会计员、信贷员、科员、副科长、科长职务。**年来,还兼任××省农村金融学会会员,××地区金融学会理事,××地区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地区经济开发评估小组成员,××地区金融志特邀编辑。

二、学识水平

我原有初中文化程度,参加工作后,1951年考入专署干校进修两个月,系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续本》和《列宁选集》的有关部分;1951年至1953年在地直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学完高中课程;--年到省银校进修一年,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货币信用学》及会计、信贷基础知识。此外还刻苦自学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银行与信用》等。通过进修和自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较系统地掌握了银行业务知识,逐步达到了信贷专业大学以上学识水平。在此基础上,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先后编写了《工商信贷业务》教材和《工商信贷问答150例》等辅助教材,约18万字,供干部培训之用。同时在地市以上报刊上发表经济论文、调查报告16篇,约4万字,其中中央级报刊3篇,省级7篇,地市级6篇。现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及其观点列举如下:

(一)提出了“农业银行要重视支持兴建农村贸易中心”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流通的迅速扩大,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贸市场出现了“人多街道窄,货多场地小,商多房屋少”的不适应状况,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此,我从**年6月开始对全区13个县市23个较大的农村集贸市场作了深入调查,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流通辨证关系的原理,于**年8月撰写了《农业银行要重视支持兴建农村贸易中心》一文,重点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述,指出“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交换是中间环节。流通不畅,不但阻碍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消费的要求”。于是文章提出了兴建农村贸易中心的五个有利(略)。然后强调指出农业银行必须“把支持兴建贸易中心列入议事日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支持适度”,“使其健康发展”。文章还就如何支持兴建贸易中心的问题,提出了七点主张(略)。此篇文章荣获**年××协作区第一次农村金融理论研讨会优秀作品奖,在省分行主办的《农金研究》**年第1期上发表,在引导农业银行对农村贸易中心的重视和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区工商局还在全区工商局长会议上印发学习了这篇文章。实践证明,观点和主张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超前性。

(二)提出了“农业银行开展城镇业务”的主张。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大批农民转入城镇务工经商,迫切需要银行提供信贷、现金、结算等服务。但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农行开展城镇业务持否定态度,认为“背离了农行服务宗旨”,“是与兄弟行争业务”等等,在××等县还出现了兄弟行为此告农行状的情况。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我同×××等三同志于**年3月对当时开展城镇业务较主动的××县农行进行了调查,并对7个乡镇911户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进行摸底分析,然后合写了《积极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调查报告,明确肯定和赞扬了××县农行“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等红头文件,不等上级行拨款,不等地方党政安排,积极开展城镇业务”的做法和经验。这项调查由我拟定调查和写作提纲,我在调查报告中主要提出了“农业银行开展城镇业务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主张,并作了阐述(略)。针对当时部分同志的种种错误观点,报告特别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开展适当的业务竞争,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农行开展城镇业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为进城进镇农民服务,绝不是为了争业务”。报告建议农业银行“克服过去那种等上边布置,听上边安排,靠上边拿钱,向上边伸手的习惯作法,真正做到自主经营,积极主动开展城镇业务”,“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不仅要在资金上支持,提供帐户、结算等方便,还要加强信息、咨询服务,协助他们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在城镇站稳脚根”。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省行主办的《农金研究》**年第6期上,在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以及促进农行积极扩大业务领域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提出了“加强贷款可行性研究是提高贷款经济效益重要途径”的观点(略)。

三、工作能力及成就

我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有:

(一)推行资金定额管理,发挥信贷服务监督作用。1979年7月至12月,我在××县百货公司搞清产核资、定额管理试点取得成功,根据这一经验,我于1**年6月会同××县信贷股对该县21个基层供销社全面实行了资金定额管理。按照销售资金率把资金核定到店、柜、组,实行定额包干,对定额内的贷款,实行存贷合一,进贷销还;对超定额贷款实行逐笔核贷,逾期加息;对积压商品和不合理占用的贷款,实行专户管理,订出计划,限期处理。资金定额管理的实行,收到了显著效果。(数字略)**年由我执笔总结了这个经验,经省行领导修改后在总行召开的石家庄会议上作了发言,被选入农村金融杂志社出版的《提高农村信贷经济效益经验汇编》。

韩雷行长在总结时指出:“××县支行介绍的经验,不失为比较好的办法,我们要主动地帮助商业部门积极推行资金定额管理,推广上述经验”。石家庄会议后,有总行、总社、省行的领导同志和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辽宁的锦州、山西的太原、湖南的长沙等四省八地市的领导同志先后专程来××考察取经,学习资金定额管理办法。

(二)勇于改革,对商业贷款实行“存贷分户管理”。

1979年3月,我对××县14个商业公司作了认真调查研究,并试行了“存贷分户”的资金管理办法(略)。上述办法实行后,一年时间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略)。试点成功后,我认为很有推广的必要,即和×××同志详细总结了试行“存贷分户管理”的具体做法。省财委、省人行领导很重视,专门听取了我的系统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后××县委通讯组根据我的汇报材料,写了《存贷分管好处多》的文章,在《财贸战线报》上发表。总行知道后,三次派人来我行总结经验,为以后总行决定在全国商业系统实行存贷分户管理较早地提供了可行依据、做法和经验。

(三)大力开展“两清一挖”工作,帮助企业搞活资金(略)。

(四)适当开展竞争,开拓业务领域(略)。

总之,几十年来,我在党的培育下,学识水平,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工作中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与党的要求和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我决心继续学习,努力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金融事业。

范例二

关于×××同志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报告

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根据×职改办字〔199×]×号文件第×项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业务条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严格按照评审程序,经全体教师评议推荐,学校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同志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三个必备条件。特推荐×××同志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现将该同志在教学、教改及科研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男,中共党员,1955年生,大学专科毕业。自1993年至今参加高师本科中文专业自学,尚未毕业。该同志1974年从教,1977年考入××师专中文系,1**年毕业分配到××高中任教,**年至**年在××师专中文系学习(高中师资班),毕业后回厂校担任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学工作。1987年借调我校任教,1988年正式调入,同年11月首批评聘为语文讲师,主讲语文、应用写作等课程,现任我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该同志专业教龄19年,长期从事教学、教研和教学管理工作,为我校语文学科和基础课教学的带头人。曾荣获××省××系统“劳动模范”和××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二、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条件

(一)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1条。

1.×××同志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能熟练地胜任中专语文、中专应用写作、财税专业大专班应用写作等课程的讲授工作,特别是任讲师以来,能熟练地超额完成教学任务。该同志任职期完成工作量见下表:

(略)

从上表看出,该同志年均工作量在400学时以上,在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不仅保持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教学成绩优异。据教考分离成绩统计,该同志所教课程每期学生成绩及格率达98%以上,优秀率35%以上。

2.×××同志在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改革,做出显著成绩。我校原是一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大部分来自普通中学,教学、管理基本是沿用普通教育模式。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和考试方法等方面亟待改革。该同志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教学改革中来,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尤其是在课堂教学和考试方法两方面做出了大胆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学非所用的问题。在进行应用写作教学过程中,及时吸收国内最新理论知识和科研成果,坚持“实际、实用”的原则,以基层工作的实际来确定教学内容,练笔篇篇不离专业,不离基层干部的工作实际,提高了学生从事本职工作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在具体教学方法上:(1)变“满堂灌”为启发性兴趣式教学法,针对成人学生理解能力较强,自学能力较高的特点,采用启发、揭示的方法,引导学生开阔思路,自我领悟,掌握知识;(2)变顺序讲授为知识结构法,该同志对教材进行专题分类,把知识结构展现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各环节的中心内容及相互间联系,达到举一反三,提一环全链皆活的目的;(3)变抽象理论传授为实际教学法,一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直观教学、案例教学,二是到现场去教学,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迈向市场,调查研究,积累素材。

在考试方法上,变传统型考试法为全面性、多样性、灵活性考试法,改变了靠猜题、押题得高分的状况。既有笔试,也有面试;既有校内考试,也有校外考试。既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又考核学生反应与应变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改革带来了显著的教学效果。该同志在学校组织的对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估中,总积分第一名,并多次被学生评为“我最喜欢的老师”。

3.×××同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治学态度严谨,刻苦钻研业务。几年来自学了本专业的大学本科教材,并订阅大量的教学研究方面的报刊杂志,诸如《语文研究》、《应用写作》等,熟悉本学科系统理论知识及发展动态,能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中一些较复杂的专业理论问题,能熟练地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制订教学、教研计划,组织教学、教研活动。1991年至今,该同志为主要主持人组织××地区中专语文大型教研活动三次;在本校经常带领基础课教师开展教研活动,上示范课;并先后四次参加全国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和省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参加教材编写,在本校和省内同学科领域里有较大的影响。

(二)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2条。

×××同志教书育人,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不但在教学、教改方面成绩突出,且在班主任、教研室主任岗位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该同志任现职以来,担任了六个学期的班主任,在班务管理上,积累了一套适合我校特点的班主任经验:一是坚持正面入手,启发诱导,建立良好的班风;二是把“尊重、理解、关心、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三是做好表率,严格要求,大胆管理。他所带的88—1成人学员班60多名学员,在校两年,没有一个违犯校纪校规,先后有4名学生加入党组织,12名学生被校总支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23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该班在省×局、省××厅组织的全省××系统中等专业学校统考中成绩名列第一,受到学校的嘉奖,连续两年被评为模范班级,×××同志也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

该同志在任职期间,还担任了六个学期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党务方面,他自始至终把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放在首位,一是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政治上合格的人才;二是当好班主任的助手和参谋,协助各班主任做好班级思想政治工作;三是搞好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该学生党支部1989年被××地区×局、机关党委、学校党总支评为先进党支部,1990年被××地直党委命名为“模范党支部”。×××同志同时被地直党委命名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

1990年至今,×××同志担任基础课教研室主任,工作大胆,积极负责,求实创新,锐意改革,在教学、教研、教改、教学管理工作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我校基础课教研室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所在科室1991年被评为文明科室,1992年和1993年连续评为先进科室。

对×××同志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精神,省、地、局、校各级组织多次给予表彰。1989年被××省劳动人事厅、省总工会授予“××省××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同年又被××地委、行署命名为“先进教育工作者”,1990年至今,先后被评为地区××系统先进工作者2次,地直机关优秀党员及先进党务工作者3次,地区××局机关优秀党员4次,学校模范教师及先进工作者3次。

(三)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3条。

×××同志自任职以来,结合教学实践,积极撰写论文,编写教材。

1.1988年撰写《“白杨礼赞”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一文,发表在《××学坛》第×期上;同年,与人合写的《悬秋香小议》一文,发表在《学术百家》第×期上。

2.1989年撰写的《成人教育改革浅议》一文,获地区成人教育优秀论文二等奖,发表在《××税务》第×期上。

3.1990年,参编《苏轼游览诗译注》一书,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参编中专应用写作辅导教材《应用写作综合训练》一书,担任副主编,供全区中专学校使用。

4.1992年撰写的《浅谈诗歌的写作》一文,在全国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获××省中专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5.1993年撰写的《浅谈调查报告的写作》一文,在全国中专语文学术会上交流,并获××省中专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同年,编写的《拿来主义》教案,被地区教委评为优秀教案。

6.**年撰写的《成人中专××专业应用写作教学改革浅谈》一文,在××省中专语文学术会上交流,并获优秀论文二等奖。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http:///www/abinfo.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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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9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民国

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也依赖于法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民国时期颁发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产物。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诞生与演进的路径如下:受西方经典合作社思想影响,忧国忧民的民间志士为了改良积贫累弱的国家和社会,毅然举起合作的旗帜,民国合作社运动应运而生。这是在三民主义治国纲领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强烈驱动下,积极推行合作事业民生主义政策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为范例的民国《合作社法》堪称体例完整、内容系统、结构严密、制度科学,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国《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这表明民国《合作社法》的创制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过程,即以“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结构和实质内容却热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结论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在中国特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下,重视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的哺育与培植,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实现合作社法价值和效率的基础条件。

一、小农社会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法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物质交换的必然产物,只有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民国《合作社法》的实践证明:小农社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农村的推行缺少扎实而必要的逻辑起点。

1934年底,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对各县合作社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结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对合作主义理解一项,误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彻者只有10%;而对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调查结果也相当令人诧异:自私自利无合作精神的占15%,社员之间有你我之见者占53%,相亲相爱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合作事业开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民众缺乏合作知识”,占到所有困难原因的42.6%①。结果证明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考核内容分为18项,包括社中设备是否完备、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社员增减趋势、识字社员多少、会议是否遵守章则、职员是否尽职、有否发生纠纷、有无及如何簿记、每个社员平均公积金、社员股金数、营业资金多少、营业盈亏、公益金处理、报表和其他文件是否准确及时、社员平均储蓄、借款户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的结果大部分不及格。

法的形成前提是法律需求。从民国合作社运动始于民间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践行的现看,民国《合作社法》的法律需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期待,而不是合作社主体——经济弱者的诉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实践证明,在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社会,农民对合作社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主动诉求远远不如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2]。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合作思想,也存在着各种民间传统的劳动互助习惯,②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过于强大,农民主体性地位及其权利观念缺失阻碍了中国合作社“自组织”的生成。

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活、生产方式抑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冲动。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除了棉花、蚕丝等少数农产品用于纺织等工业原料之外,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农村和农民自给,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肥料、饲料等直接取自于自家土地,很少向外购买,“至于新式农具的购买和使用更谈不上”[3](P304)。农村没有组织规模化、系统化生产、销售的必要,这也就是民国时期真正体现合作组织效率优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合作社作为一种舶来品,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弱势群体“主体权利”觉醒的产物,其前提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民国时期的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主体,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市场的边缘,其生产、生活几乎尚未遭受商品经济浪潮的侵袭。他们并未如欧洲农民那样经历“羊吃人”的血的洗礼,这决定了他们的主动性只在于家庭简单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联合起来进行经济权利抗争的客观诉求并不强烈。

其次,传统的“群体”本位限制了农民自主、自助、自救个体意识的形成。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造就的群众组织形式,依然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家族、宗法组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由亲缘关系构建的宗法社会抑制个体意识的滋长。“当农民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首先求助于各种宗法文化的诠释和宗法组织的力量”[4](P25)。在农村传统的宗法社会的构造里,成员之间权利、责任、义务的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经济生活也不例外。[4](P29)确切地说,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社会的权责构造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的基石,中国农民是缺乏以依契约关系为纽带进行权责分配的合作传统的。

再次,传统的“义务本位”意识导致农村自组织习惯淡薄。“家国一体”观使得义务本位深入中国社会整个肌体,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5](P45)长年累月的艰辛劳作以及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丰歉的决定作用,使得农民形成了极强的忍耐力和宿命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习性根深蒂固;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民国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强烈碰撞导致农村社会的“精神破产”③,保守封闭的思想眼界和贫瘠枯乏的文化修养,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变革的价值判断,陷入迷茫以致沉寂;而不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更使无助的农民颓废、麻木、意志消沉。

总的来说,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行为赖以发生的主要因素。合作社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西方合作社法律制度在中国小农社会无法获得农民的“肺腑之声”。

二、主体认知与中国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推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合作社主体认知缺失的状况,即使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也没有质的变化。诚如苏力所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6](P7)农民按人均取得所分土地的所有权。1950年,新中国实行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摧毁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均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主体地位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但是,和集体经济的“集体利益”牵制使农民处于“主体性灭失”状态。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及农户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注入了有效的催化剂,并为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然而,承包经营模式直接把农民及农户推向市场。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再以小农经济为生存机制,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必须从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7]:他们不仅要关心农业生产,而且要关心市场的需求、原料的采购及产品的销售。面对这种“发展理性”需求,“单打独斗”的农民及农户根本无力承受来自市场的多元化风险。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利益追求并减少市场风险,中国现阶段的广大农村对于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助互利”的共同体有着强烈的诉求,合作社组织在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中大有作为。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于2006年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部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是解决了合作社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同时,明确并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弱者联合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规定了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特殊的权利,包括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可以委托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财政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

从性质上来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作为主体法,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促进法,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民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自愿、自发地组织合作社,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同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各环节链接起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解决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的有效对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政策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其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合作社的市场主体独立性观念并未深入广大基层、深入人心,农民作为合作社的主体尚不能有效掌握和利用合作社拥有的制度优势和权利资源,并未为其主体——农民所主动掌握和利用。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刘纪荣在相关的调研报告中写道:“笔者不时就当地人询问对农村合作社的了解情况,不少人的回答是‘不太了解’,当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时,更多人的回答是‘不清楚’,村里的农民对此更是不知所云。”[8]农民关于合作社的认识与民国时期的调查结论如出一辙。还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现行合作社极少数由农民自发组建,绝大部分合作社都是依托外部力量(包括龙头企业、政府农机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等)而建,合作社通常被政府主管部门、少数大股东、经营者所控制,中小农户处于依附地位,对合作社的认同度较低,入社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合作起来的组织没有农民的自觉参与,而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

[9]

总之,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虽然获得了丰厚的法律制度支持和保障,但上自各级政府、下到农民对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认知的缺位或者错位,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现实障碍。

三、弱者的武器: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在现实社会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依赖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社理念的普及,依赖于互助互利的合作精神的贯彻,同时还依赖于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要解决这些软环境问题,构建健康、正确的合作社法律文化就成为先决条件。把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认真审视和解决法的普适性与本土资源的对抗关系,在合作社法移植时“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处理与嫁接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10](P115),是合作社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

现实的问题是对于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相当模糊和混乱,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以传统的思维、观念对待和处理合作社事宜。由于合作社法律文化尚未普及,合作社在参与市场经济、改善农村社会等方面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合作社法律文化,指包含合作社价值、功能、作用在内的一系列主观观念形态以及合作社运行机制、权利义务在内的一系列客观规定性,它是支配合作社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只有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政府、社会以及合作社成员养成合作社价值的共同认知,才能使合作社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和推行。

构建当前农村合作社法律文化,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必须重视对合作社主体——农民的自我权利认知的塑造和培养。目前,中国农民对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作为认知客体的专门性之间的冲突急需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来解决,没有良好的法律认知,生成法律信仰也就无从谈起。“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如果缺乏农民的积极作为,那么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条文。”[12]农民作为合作社法最重要的主体,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在合作社法上的地位和权利,合作社法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联合体。”[13](P167)农民因为不了解合作社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不了解立法为他们设计的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所以缺乏自发组织的激情,甚至产生误解,例如,担心“参加合作社可能引发土地的间接丧失以及土地的不断兼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半熟人社会条件下,合作社作为超血缘、传统、亲缘的“地缘”组织,必须通过法律文化的灌输才能让农民自愿地联合。公务员之家

其次,端正政府部门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认知态度尤为重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合作社发展战略,采取措施扶持、支持农村兴办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有些地方政府或基于政绩考虑,忽视对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忘记其“服务”职能,把合作社异化为其管理的客体;或只重视本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忽略农民参与的可行性和自主性,使合作社的设立空有政府的激情,少了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尊重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独立自主权和控制权,少干预合作社的运行,多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必须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是因为希望通过合作社法人地位的赋予,实现对农民,基于社会本位联合组织的政策扶持。政府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人。因此,政府在农村合作社建设中不是主体,农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合作社正是农民走向市场,维护权益的“弱者利器”。只要构建良好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农民切实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以及合作社的运行机理,对合作社的主体地位有充分的认知,合作社就能够真正地“由民众的肺腑中迸发出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目标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注释:

①吴承禧著:《浙江省合作社之质的考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转引自郭铁民、林善浪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②如换工等简单的劳动互助方式,这些劳动互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家庭经营上的困难,但其表现出来的补充性、临时性和随意性特点也使得其无法成为高效有序的制度安排。

③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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