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思维历史起点

20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识的发端和萌动。2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2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901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90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190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906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191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90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3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说并不多见，因而，“农战时代”说的出现，自然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务农战说》一文的作者强调：“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为“至要之图，至正之理”，认为“中国维新以来，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实为中国前途之转机，但各人所主张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谓须广设学堂者，有谓须多营路矿者，有谓须讲求军政者，有谓须专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为急，而当务之急，尤莫如重农。……为今之计，惟设立农部，专事务农。欧西以工商之战胜中国，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此至要之图，至正之理”③。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已成社会共识的“商战时代”而言，此论可谓逆势而出，虽然未能赢得时论的趋附，却将“农”的问题提升到时代高度，不可不谓远识之论。综观20世纪前20年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其讨论主要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这一局面随着此后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才有所改观。

20世纪初，有关乡村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和传统重农思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01年初《自强说》④发表至1911年十年间，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清末重商主义思潮的惯性发展，使得工商为本论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开矿说》一文开宗明义：“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其先务乎”⑤，已将发展矿业置于重要位置。《论中国工艺有振兴之机》一文虽然认为士农工商应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但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工商业的地位。该文指出：“今之稍通时务者，莫不知外人与我争利之处首在商务，欲与为敌，当求商务之大，商务之精。”⑥《兴商为强国之本说》一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盖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⑦与之相比，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和1906年《申报》发表的《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两文，则具有更加浓厚的工商立国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为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凡国乎大陆者非极力发达其工业，则不可以立国。”⑧后文认为：“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矣已。”⑨这一时期农工商并重说也颇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认识到：“养天下人之欲，给天下人之求者，农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辅以成，非惟泰西”瑏瑠。“农工商为富强之根本，自应随时振兴”瑏瑡。1903年《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明确指出：“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民国初年，工商立国论颇有声势。此后，《劝工说》、《饥馑之根本救济法》等文对工商立国论有所申论。如《劝工说》认为，“工之一事，介于农商之间，农非工无以成农产之为用，商非工，无以见商品之可珍。农也，商也，胥有赖于工也必矣”①。杨端六则断言：“一言以结之，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苟能使国人致力于工商业，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有如此艰巨之饥馑矣。”②这一时期，仍有论者坚持农工商并重论，其中关于农林工商四部分开的理论颇值得重视。“中国以农立国，犹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也。中国拘守数千年旧制，虽注重农事，然于地土之肥硗，水旱之补救以及人工机器比较之作用，均未有所讲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视为可有可无者也。中国贫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为富强计，非将农林与工商分部不可，非将农与林，工与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潮及其“商纲论”、“商本论”的兴起，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适时之论。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时期渐次形成“商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之际，为时近半个世纪，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然其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目标却仍旧遥遥无期。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使得“立国之争”开始向有利于农业立国论的方向发展。早在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即提出：“照得商务为富强要政，而商之贸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是农工也，为商务之根本”④，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⑤1912年陈锦涛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⑥总括这一时期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振兴实业，当先立主义。欲立主义，当审国情之如何。”⑦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上述十大理由又可大致归结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习俗与卫生六个方面。吕瑞庭所归纳的农业立国的政治理由，实际上包含其十大理由的第三条和第七条。具体言之，其一是儒家以民为本，以食为天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现实政治学说和实践；其三是农业与军事关系密切。农业立国的经济方面理由，实际上包括经济、财政、统计和人口四个方面，为作者论述重点之所在。其中，“经济上之理由第四”首先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土地发达为要素，继而以美国、丹麦因农业立国而日渐富强的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凡以工商立国者，虽富强甚易，而维持较难，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迟，而基础甚固”的论点。“财政之理由第五”认为国家财政取于租税，而中国租税之来源，大半为农产物，“今日农政尚幼稚，农业未发达……除注重农业，培养税源外，实无他策”⑧。“统计上之理由第六”指出中国选择以工商立国还是以农桑立国，“不仅凭高尚之理想，尚可求诸普通之事实”，为此，作者从欧洲谷物生产及消费统计、中国农产物之输出额、中国五大商品（豆类、棉花、种子、茶叶、生丝）为世界的必需品、中国农产在世界之位置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表格，论证了农业立国论是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上之理由第十”论述了“农业可以增加人口”、“农业可以配置人口”两个观点。吕瑞庭对农业立国的在习俗方面的理由论述亦颇为周详。他引用管仲“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名言，结合古今中外的实例，认为农业可以挽回孝道，培养道德，“通中外，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①。具体而言，农业对风俗的影响主要包括“奖励孝道”、“奖励勤俭”、“奖励储蓄”、“养成保守之性质”、“养成温和之性质”、“养成切实之性质”、“养成美术之思想”、“养成高尚之人格”。在详述农业立国的种种理由之后，吕瑞庭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载德国的救济政策，简短地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德国失败之后，尚欲以农业为救国之政策，岂可天然大农国，贫而且弱，不注重农业，以为立国之本。今之谈国是者，盖于此加意乎？”②尽管《农业立国意见书》仅三十余页，难以称为“巨著”，论证也稍显粗疏，但该书纵论古今，其基于理论与“国情”结合的论证理据，对于近代中国立国理论的检讨和发展路向的选择，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形成了其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中，大致形成了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种主要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同样形成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的“都市工业论”者，极力主张通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发展农村以救济都市，以农业与农村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以常燕生、董时进、许仕廉、邓飞黄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主张农工并重。20世纪40年代初，“立国之争”又被作为“一个陈旧问题”“重新提起”，形成了农业立国派、工业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三个主要派别，围绕着中国可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论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立国之争”在内容和观点上均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尽管各个时期论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如何处理农、工、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分别形成了农业立国、工（商）立国和农工（商）并重三种主要的观点。由于“立国之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前期，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论的孕生，无疑对此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及走向，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