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思想产生的缘由与实质研究

一、环境正义的目标

在西方资本的驱动下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并促发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但伴随人类繁荣的确是环境危机的日益加重，生态问题不仅引发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使人类在存在意义上与自然生态产生了紧张关系，而且直接导致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其深层关涉的是人类社会内部（代内和代际）的正义问题。能否、如何统合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环境正义理应对此可能性进行探讨。从理论上讲，首先，环境正义研究将深化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在环境正义视域内，环境问题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关系的失衡，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环境破坏不仅有世界观价值观扭曲的原因，也有社会关系结构异化的原因。虽然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的主题，可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等级与支配操纵的生产结构，在其中一些人享有特权并支配另一些人，与之相应合的是支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的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与劳动、人与人相异化。所以在认识环境问题上，环境正义主张既要揭示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也要追溯造成人－自然－社会失调的生产关系结构的问题。其次，环境正义研究将拓展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环境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对象、以论证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拓展至自然生态为基础、以建构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学说。从整体的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它主要包括：自然权利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变革问题。自然权利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性论证，其直指最彻底的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正义问题是探讨环境保护、环境合作和环境施政的伦理依据，其强调环境保护要“以人为本”；社会变革问题是环境合作和环境政策得以贯彻的保障，也是环境伦理实现的途径，其主张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最终要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社会要素的联动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实践上讲，环境正义研究将直面人类当前生存困境，紧密结合人类生存前景和文明形态转型对环境问题予以深度反思，疏导、拓展环境伦理学通向人类生活世界的通道，证成、探求解决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的伦理模型和实践路径。环境正义将力图与循环低碳经济、生态政治、环境安全、环境教育等社会要素、结构、实践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方略制定、生态政治决策执行、环境责任义务确立、国际环境合作、环境正义德性塑造和生态人格培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科学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转型，环境正义必将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虽然上述的现实缘由促发了环境正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可环境正义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价值准则又应当如何确立？这就需要我们回溯西方正义思想史考察典型的正义诸理论———目的论、权利论和功利论、综合论，看看它们能否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从而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目的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根据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确立了自己的中道伦理观，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善”，即人作为人的功能的完满实现，也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具有，包括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而“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瑏瑡然后亚里士多德从中道之德的伦理学基本原理出发，认为政治正义同样要遵循毋过毋不及的中道原则。他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而政治学是研究城邦的善，国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民的最高善德。他由中道之德延伸至中道之则，由个体德性过渡到城邦法律，由个体正义扩展到城邦正义，实现了德性与规范、道德与法律、个体与城邦三方面的统一。目的论德性正义观到了现展成为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德性正义论的共同体主义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缺陷———没有个体德性，正义规则形同虚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主义的主张可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困境。德性固然是普遍正义规则发挥效力的主体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普遍正义规则的约束与引导，德性很可能成为主体的任意选择。并且正义德性本身并不是主体自然生成的，普遍正义规则与主体自身修养的结合才能塑造正义德性。所以，即使德性正义有助于环境正义实践，但正义德性本身并不能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权利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诺齐克。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以批判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姿态出现，全书从头至尾以“权利”为主题，自始至终强调天赋权利的不可侵犯，坚决捍卫合法财富的持有。首先，他通过对自然权利的康德式义务论阐释，论证了个人权利的至上性，确立了行为的道德边际约束：肯定与维护个人权利就是正义的，干涉与侵犯个人权利就是非正义的。然后，通过对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的批判构建起一种立足于权利资格基础之上的持有的正义。最后，通过对国家起源的“看不见手的解释”主张“最弱意义的国家”。权利论正义论重视个人权利，认为个人在达成一项集体协议之前拥有否决权，不得到他的同意就不能产生义务。这一观点的局限特别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也就无法参与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即使本代人因考虑自身的延续对尚未出场的后代人的权利进行一次集体的确认，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谁是后代人的权利人？此种人的合法性如何证明？特别在生态问题往往是跨越民族国界的。事实上，享有权利与行使权利并不是一回事。权利论正义认为一些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是不可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这里的限制指的是遵循关涉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平衡。瑏瑢功利论正义模式是相对于权利论正义模式来说的，其代表人物是密尔。密尔通过对自然权利论的批判，建立了功利与权利、目的与义务相对统一的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体系。密尔承认正义的主旨是对权利的道德辩护与制度维护，但又不认同权利论者对权利的直觉主义或康德式义务论的解释，而是对权利做了功利论的证明，在密尔看来，功利是第一位的，权利从属于功利，而权利论者承认权利的绝对性，由于这种差异使我们并没有因为密尔承认权利而把他的正义论证划入权利论模式。在西方，功利主义的利益至上精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其负面效用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主义承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承认环境的非正义。而且由于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的破坏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物质来补偿的。其次，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第三，只重视物质享受，轻视精神价值，导致人与自身相异化。功利主义认为，功利是行为、制度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样就必然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效用的最大化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客观上导致了人类自身的畸型发展———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最后，只讲行为效果，忽视行为动机，导致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功利性追求虽然也具有道德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天然地缺少价值理性的考量，即功利性追求可能置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不顾，从而缺少一种更高价值的评估与规约，像脱了缰的野马般越其限度直接造成自然的生态危机并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综合论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他认为，在排除了一切具体性和偶然性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在“无知之幕”下遵循契约论方法，达成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机会公平原则及其补充———差别原则。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的理想设计与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因而应当依据作为最高的伦理原则的正义原则去建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应当具备“正义”这一首要美德。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启蒙以来自由主义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统一了自由、平等、博爱，综合了权利与功利，从而对自由主义做了符合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诠释。这种新自由主义在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方面也存在着不足。首先，罗尔斯撇开生产从而撇开生产的第一个前提———自然来谈分配正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自然作为人类生产力的物质与生态前提，从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限度与人类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正义把自然生态作为不证自明的“探囊之物”，而缺少了自然这一客观前提，那么分配到最后的结果将是无东西可分。瑏瑣其次，罗尔斯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占有性主体”、“功利的消费者”，这种人“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它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却助长了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瑏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正是人类有史以来自由、权利、功利等主体意识不断膨胀以及过分强调社会内部对自然资源的分配生成的恶果。个体、企业、国家都把自己当做占有主体，既导致了人类内部的分裂，也最终使自然界走向了退化甚至毁灭，使得人类生存面临空前危机。因此，建立在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正义诸理论都不可能成为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理论基础。为了使人类文明得以持续下去，人类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正义观，这就是追求人－自然－社会关系和谐、实现占有性主体向类主体转变的环境正义。

二、环境正义的实质

我们在现实层面提出环境正义，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生态危机到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管自觉不自觉，生存危机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第二，生态危机之下，人与人之间受环境危害的状况不同，相对应人与人之间享有环境权益的状况也不同，不管生态危机多么严重，在环境权益分配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公。第三，应对生态危机，各国利益立场不同，致使在环境责任具体划分、环境政策总体制定、环境保护有效举措上难以达成共识，全球治理、一致行动沦为空谈。第一点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第二点的实质就是人与人环境权益分配不公平，第三点的实质就是环境权益与环境责任义务不对称。针对这些现实的矛盾关系环境正义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一是它那特殊的平等正义，即人和自然物的平等以及所有人类群体的平等；二是人类均衡正义，即在真实的或想象的权利分配方面向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和人类共同体内的“地位不利者”倾斜；三是它不同于绝大多数侧重于权利的现代伦理，而是侧重于义务———所有国家、民族、个人对全人类的义务，以及全人类对大自然的义务”瑏瑦。诸如“人类群体”、“人类共同体”、“全人类”都彰显了环境正义的伦理倾向———平等正义、均衡正义、责任义务均是以人类整体为价值取向的，有别于以个体的权利、占有基础上的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正义理论的伦理倾向，可称为“类正义”，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类正义”。人类社会是“资源”与“价值”的“共有社会”，“资源”代表着自然，“价值”代表着人类，环境正义体现的是“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瑏瑧下的人类关系，社会正义体现的是价值创造中的人类关系，两者前提、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同归的：人类正义是“类的存在上”的“价值共有”，具有“不可分性”。那么，“类”是什么呢？“类正义”又是什么？“类”是一种思维，我们称之为类逻辑。种逻辑以提取共性普遍的方法认识人类，类逻辑以“自身包含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瑏瑨的方法认识人类。种逻辑从某种人的始源存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溯始基或本原的本体化的解释性思维方式，类逻辑则从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求人性的历史性生成与完善的改造化的实践性思维方式。种逻辑把“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抑或感性或抑理性当作人的本质，从中导出权利论、功利正义论或义务论、德性正义论，类逻辑把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置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认识人的本质，由此论证了全面的、整体的类正义。从种逻辑到类逻辑，就是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就是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就是把握事物的认识规律，用列宁的话就是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是一致的。在正义问题上，只有树立类逻辑，才可能摆脱形而上的思维方式，避免权利、功利正义规则利益效用的狭隘性，限制义务、德性正义规则忽略效用的僵化教条，理解正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类”还是一种实存，我们称之为类存在。类存在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存在。马克思始终强调在物质实践活动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在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解决，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也得到解决。在正义问题上，只有着眼于类存在，才可能超越群体、个体存在方式的局限，消除群体存在方式对个体权利的压制，扬弃个体存在方式过度追求权利而造成的自然与人的异化，推进必然走向自由、个体走向类，确立正义的终极价值依据。基于以上类逻辑和类存在，类正义应当把正义问题置于关系、历史、实践、生活世界的中来审视，立足于人－自然－社会历史的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来确立正义准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类正义规定的是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上，类正义主张的是“价值时空”瑏瑩的持续性超越，在人与自然的活动上，类正义体现的是实践中的合理性创造，在人的生活上，类正义追求的是丰富个性基础上的和谐。所以，我们说类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它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种规则：类原则。首先，从价值观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置重个体、国家，他们的利益就是价值圭臬。而类原则要求更加重视人类的整体利益，追求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人类应当薪薪相传、生生不息，既是代内的也是代际的，既是人本身也是自然的。西方典型的价值观是通过文艺复兴人性摆脱了神性才形成的，它更倾向于个体权利、民族国家，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轴心只能是个体的利益，至多也就包括民族国家的利益。类原则是在经济一体化及其带来的全球化挑战中产生的，它主张人应立足于类存在去超越个体、民族国家的狭隘，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边界应当拓展至自然，坚持“以人为本”和“与自然为伙伴”，个体的生存、民族国家的发展建立在生态平衡和人类整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其次，从道德责任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强调对个体或国家的利益负责，而对他人和他国的利益很少顾及，甚至有的个体、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人、他国利益基础上，破坏和谐世界的建立。类原则要求既要关注自身的利益，更要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共同的福祉，个体、国家对全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都负有责任义务。国家不分制度、大小、贫富等都享有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没有否定甚至侵害他人、他国发展的特权。在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应本着类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实现平等互利、共同繁荣。最后，从正义模型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注重在主体之间分配利益，而对利益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共建性缺乏认识不足，对类利益的先在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更是缺乏自觉。这导致正义准则的碎片性、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类原则不否认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利益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以利益的类性和可持续性为前提，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要以类利益为根本依据和终极标准，主张人与自然、代内之间、代际之间的和谐才是人类正义的具体标准与秩序。

本文作者：张斌工作单位：河南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