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社会性别制度研究

环境治理中存在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环境治理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一方面，压迫性的社会性别关系及机制被完整地复制到自然环境利用与保护语境中，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的社会性别制度蕴含了变革性的因素:即便女性整体处于受压迫与歧视的地位，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化的心理差异带来的不同自然观等因素推动了女性在环境保护、环境基层政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对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分析是反思环境法、健全环境法治的现实基础。自然(环境)的象征体系、环境退化后果承担和利益分配、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环境科学与决策的社会性别化是指在这些活动中，分配与参与呈现偏向某一性别的特征，而这一偏向是性别生物差异的社会化或单纯社会建构的结果。伴随着全球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重构，环境、社会性别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变化对承受环境退化影响、利用和分配自然资源、治理环境问题、制定有关健康和人类福祉的环境管理规则的男性和女性造成全面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并不存在社会性别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无论是对自然臣服还是对自然的开战，人类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处理着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也并不是某一性别单独意志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参与了“战胜”自然所获“战利品”的分配。从生态系统理论来看，更不可能存在性别分立，因为每个人都平等处在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的行为都不能脱离环境，因此，不可能存在某一性别的人比另一性别的人更接近自然。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生物特征的差异，确实存在性别化的环境。她们多认为女性担负的独一无二的生育职能使之更富有关爱、温柔的人格特征，因而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持该论点的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关系:“我知道，地球孕育了我，孕育我的母亲，孕育了母亲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地球赐予的……而我所知的一切都通过这个地球告诉我，我意欲在此与你们分享:你就是地球，我们知道，希望在我们自己手中。”［4］227实践中，社会性别范畴中的女性被独立出来，与环境议题结合，引发大量的争论。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印度物理学家范当娜•席瓦(VandanaShiva)率先提出“女性与环境”之说，引起一片哗然。她报告了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女性开展的契普可运动(ChipkoMovement)①。当地的女性为了反对商业化次生林的种植，保护赖以生存的原始林，拥抱大树，以身躯抵挡伐木者。当地政府和产业界为获取商业利益，不顾原始林地为当地居民提供燃料、木料、食物和小商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事实，联合砍伐，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为主导的环境保护运动。自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的“女性环境保护”运动不胜枚举，她们为女性的土地权益而斗争，反对农村和城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有害的大型技术项目。这些女性环境保护运动常与种族/民族区域重叠。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更多地面对环境退化的不利后果，她们将这些问题看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女性和环境的结盟被称做“为未来而结盟”［5］178。为什么会出现某一个性别与环境的“结盟”?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统一战线策略，将环境问题作为共同的敌人，这使得在统一战线中的人暂时放弃了差异，而分享环境问题冲击的危机感和改进环境状况的喜悦感。由此，人类是被当做一块没有凸凹、没有色差的平板置入环境管理体系。但是，这种人为创造的一体感并不能彻底抹除统一战线内部的差异和对抗，即便在一体的规范下，并不是人人平等的享有环境权利，也并不是人人承担同样的环境恶果。实际上，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高度社会性别化的，社会性别及其权力关系和制度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自然观、现实权利义务分配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方式。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中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而非臆想的，是显著而非隐秘的，是全面而非偶发的。这种社会性别的差异并非根植于人的生物特性，而是人类生物差异的社会表达或社会单纯构建出来的，它在不同的文化、阶级/阶层、种族、民族、国家和区域层面都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共通性和一般表现，因为环境保护的发展和进步，日益要求用科学和理性判断的目光投向人类自身，将“类”的抽象改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生活中，实现每一个人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和期许。为此，社会性别研究是其不可逾越的阶段;只要进入个体生活，性别研究就是必要的手段。“说到底，无论我们怎样隶属于不同的民族、阶级、国家和家庭，无论贫富，我们最终是在‘性别’身份中活着，是具体的性别身份将‘人’的身体/生命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6］121

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

(一)社会性别化的环境(自然)象征体系有关环境(自然)与性别的象征系统是文化和社会反映自然观念与性别关系的方式，表明了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这些无形、普遍的观念性象征体系是人们认识自然和人自身的基本形式，塑造了社会有关性别与自然的整体认知，进而成为表达社会关系规则的途径。因此，对中西方文化有关自然和性别象征性关系的考察，可以为我们认识性别化的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提供观念基础。1．西方的自然象征体系在西方古代神话中，自然被塑造成女性的形象，大地女神孕育了人类。古希腊神话中，掌管自然和大地的神灵是女性盖娅，缔造了人类及宇宙万物。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英娜娜、埃及人的爱西斯、希腊女性德米特和盖娅、罗马人的塞列斯［7］前言，以及欧洲异教徒、非洲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都有诸多女性象征着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命，这也昭示了自然是有机的、有生命的存在。进入16—17世纪，机械的自然观代替原有的有机论，正如斯普瑞特耐克(C．Spretnak)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地和政治性的关系。”［8］62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的象征体系至此全面展开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从社会生物学到核物理学家，这种隐喻无处不在。他们借用语言和象征把女性比做自然，贬抑她们。这种明显和赤裸裸的象征广泛存在于在西方文化中，无怪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到父权制压迫，处于低劣于男性和理性的位置。这反映了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和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出现了对机械自然观批判的思潮，一些哲学家、生物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开始提出新的、有机的自然观。“盖娅假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Spretnak)在简•艾伦•哈里森(JaneEllenHarrison)、海伦•代内(HelenDiner)、艾斯特•哈丁(EstherHarding)等作家著述的基础上，试图复兴盖娅的神话，为改变自然和女性一体受压迫的地位创造精神支持。随即，她指出，应当认识到盖娅作为地球和女性的共同属性，以她作为精神支柱，破除父权制，改变女性作为“他者”而男性内在的优越地位，使女性与自然获得共同解放。2．中国的自然象征体系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同，中国的人文精神并非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的，而素来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在正统的哲学思想中，我国形成了“地母”的哲学观［9］66。老子提出道为天地万物之母的思想之后，庄子也提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达生篇》)。秦汉之际的《说卦》《序卦》开始把天地看成生成万物的父母:“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9》。)“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说卦10》)，“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卦10》)稍后的《淮南子》接受这些思想，也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精神训》)。宋朝张载《西铭》开篇就说:“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混沌中处”。当然，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素有贬低地而抬高自然天的地位的论述，土地虽然很重要，但与高高在上的天相较，则会产生卑下之感。《易传》也谈论天高地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的阳刚及地的阴柔得定的话，那万物的贵贱便被确定，这隐含着天较尊贵、地较卑贱的价值观。当然，这对男性和女性地位差异的认定并不以对自然的压迫为前提。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天地为父母”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证之一，与“天人一体观”一起，反映了人类源于自然、合于自然、尊敬自然的和谐自然观。这种“地母观”虽然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孕育，但并没有把自然与某一性别相联系，而是强调父母的共同作用，这与“阴阳相和”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与尊敬自然的观点同时并存。这与西方大不相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将自然拟人化时，中西方文化多将自然和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这来源于自然和女性都具有赋予人类生命的宇宙性能力。但是，东方文化将地球、环境、自然视为女性(多是母亲)，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尊敬和敬畏之情，是对母亲和自然的双重歌颂①;某些自然要素的女性化象征则来自于人类审美和观念中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在二元论的前提下，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将自然比做女性，表明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共同贬抑，为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机制正名。这种社会性别化的自然象征体系，即将跨文化的将女性与自然相联系———深刻地影响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关系处理。之所以这种象征体系是社会性别化的，是在于社会与文化建构在其中的原因。(二)社会性别化的环境问题承担与环境权益分配在诸社会性因素中，社会性别关系已经成为决定环境资源控制、取得与环境风险承担的重要变量。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承担和环境权益的分配存在显著的社会性别化特征。由于生理差异、社会性别分工和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正如1994年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中国妇女环境宣言》指出的，由于妇女的性别特征及她们在社会繁衍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因而更容易和直接受到环境恶化的危害，因此妇女和儿童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所有妇女的共同利益［10］。1．社会性别化的环境退化后果承担(1)生理因素总体而言，当暴露于同样的环境问题时，女性较之男性更为脆弱。女性的身体特征与男性不同，她们具有明显不同于男性的身高、体重、内分泌、平均寿命、脂肪密度等水平。此外，由于在两性间的绝对差异，女性的生殖机能受环境污染影响最为严重，这不仅危害女性自身的健康，还对胚胎发育造成重大危害。例如，在日本痛痛病公害事件中，受害女性以绝经期前后和妊娠妇女为多。这是因为在此期间的妇女比一般妇女需钙量增多，而镉恰恰损害了肾功能，抑制维生素D的活性，使维生素D的正常代谢受到干扰，妨碍了钙、磷在骨质中的正常沉淀和储存，更容易导致骨软化，最后导致骨萎缩，甚至弯曲变形，骨折，重病者的身高比健康时缩短10～30厘米，病人全身骨痛难忍。如果盆骨出现畸形，便会造成难产。(2)性别劳动分工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体而言，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即便是进入劳动市场的女性同时要负担主要的家庭劳动;在劳动市场上，女性较多地从事低层次、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因而，女性是各种室内污染物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妇女肺癌的类型多为腺癌，腺癌与吸烟的关系较小，与厨房里油烟烟雾中的有机物关系较大［11］140－147。在工业生产中，女性多从事劳动密集产业，许多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初级制造业雇佣了大量的女工，许多工厂缺乏完整的环境保护与职业保护措施。例如，苯中毒会导致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这在我国一些个体或小作坊制鞋企业中女职工受害最普遍，也是最危险的病。此外，伴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主要劳动力的女性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现象［12］。我国亦不例外。在广大农村，农业较低生产收入和城市日益增加的劳动力需求，致使大量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儿童、老人成为留守农村的主要人群。“男工女耕”的分配模式导致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重高达60%～80%。女性自然成为农村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的主要承受者。同时，女性也成为农村污染防治与环境治理的主要行为者，如何促进她们环境保护积极性的发挥是环境立法及有效的环境法执行机制设计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女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性承担家庭采水、收集燃料、采集食物的任务，日益退化的生态环境使她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体力［13］。(3)环境风险抵御能力的性别差异两性间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弱势地位，当环境风险来临时，她们缺乏强有力的风险抵御能力。贫困人口与女性存在明显的重叠。据统计，全世界贫困人口的70%为女性，这意味着贫困女性对自然资源有直接的依赖性，她们更多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隔断或阻碍了她们与周围环境的直接联系，使其丧失或减少了赖以生存的燃料、食物和经济收入。同时，女性更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其缺乏应对环境风险，尤其是各种环境污染的辨识能力;她们缺乏必要的资源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的来临;由于女性所处的结构性劣势地位，当遭遇风险时，她们缺乏从现有生存状况转移出去的能力，而男性却可以选择从农业生产到工业或准工业生产异地或就地转移。此外，生态难民中女性的较高比例也反映了她们较低的风险适应能力。2．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权益分配由于整体社会分配机制的作用，在环境权益的享有上，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女性在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中往往受到不公正待遇［14］，近期的林权制度改革中也出现排斥女性权益的情况［15］。因此，女性在经济利益享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被完整的复制到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中的压迫制度和权力关系的不均衡影响了她们对自然资源的正当享有。同样可以想见，一旦环境权被制度化，其分配也会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三)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环境是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生态系统与生于斯的人群的互动关系可能因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而具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态。尽管如此，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却总是政治性的，有关环境的决策并不是政治中立的。性别、阶级(层)、种(民)族、文化等框定的人的地位决定了环境资源的获取与控制份额与分配方式。环境议题成为社会性质、个人所能施加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分配正义等诸问题的核心之一。在政治性的环境问题和环境问题应对中，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表现出性别化的特征:女性在环境政治和基层环境保护运动“意外的”发挥了突出作用。除蕾切尔•卡逊、芭芭拉•沃德、布伦特兰夫人等将环境保护问题带入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杰出女性外，女性在环境保护运动尤其是基层环境民主与正义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专门的女性环境保护组织涌现，成为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中一股活跃的力量。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的性别化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现象，记者、社会批评家、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也对此倍加关注［16］。女性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对许多女性来说，经济和生态状况是潜在的灾难，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限制。她们缺少在国家层面上参与组织化政治活动的途径，因此，她们转而借助本地化的运动，关注关系自身家庭和生存的环境问题。这凸显了现有政治体系为经济与生态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带来的压力，她们的需求得不到重视与满足，她们只有付诸集体行动，希冀获取应有的生存空间，保证家人健康，并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随着意识的提高和政治觉悟的觉醒，零散的、地方性的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不断升级，衍生了相应的组织和常态运动形式，一些女性环境保护力量甚至向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在此过程中，女性藉由斗争、抵抗、合作等行动开始重新界定个人身份，社会性别的含义得以重塑。同时，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也逐步加入女性的知识、经验和利益。受历史、社会、地理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环境政治与运动的性别化程度不同且表现多样，但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它具有深远的法律与政治意义。(四)社会性别化的环境科学与管理1．社会性别化的环境科学同其他科学无异，有关环境的科学也被努力塑造出客观、理性和性别中立的形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女性越来越多的进入有关环境的科学领域，从事环境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生态学、地质学或环境工程的研究，但总体而言，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包括环境科学在内的科学依然是男性主导的［17］136。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女性在有关环境的科学中同样难以跻身对环境决策有直接影响的位置，造成了女性相对缺席于有关环境的科学的现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科学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种族、性别服务，有限的资源被用于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和剥削、压迫弱势者。同样地，有关环境的科学也不是价值中立和性别中立的，只是理性、实验等堆砌出的科学客观性外观成为掩盖性别偏见的幕帐。因此，在男性主导、男性价值观为标准的有关环境的诸科学中，女性的作用和价值受到贬抑。对于环境、环境保护、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环境标准的制定、环境管理的开展等问题的界定与实施无不渗透着男性的价值与判断，女性无法真正影响作为制度层面的环境管理的科学基础。2．社会性别关系对传统科学的挑战如上所述，有关环境的科学是男性的天下，但它也不时遭受来自非正统科学的冲击，科学与现实的脱节及政治化色彩使得女性以生活体验和本土知识挑战刻板的科学成为可能。女性作为生产者、生育者和消费者的多重角色要求她们具备处理家庭、社区、环境之间关系的能力，这种综合、网状的生态、生活观与正统科学崇尚的分割、复制、抽象和量化的特征南辕北辙，而后者导致了知、行分离及正统、非正统知识的刻板划分。此外，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女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商业活动，但原有的性别角色分工赋予她们维持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职能:在家庭和社区层次上，她们负责家庭的食物、水源、燃料、衣物，健康保健、清洁和抚育下一代。这些职责被社会拿来定位女性的价值，如果她们不能在这些工作中有很好表现的话，她们作为女性的价值将遭到否定。因此，她们关注对健康、生命、基本生存资源的一切威胁，进而从家庭、个人健康与生活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成本效益分析在她们面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度契普可运动中，女性不为商业化林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所惑，坚决保卫原始森林的根源。换言之，女性正在以自身的经验、感知、认识挑战专业化的环境与生态的定义，快速、敏锐地指出周围环境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同家庭和个人的健康直接相关的环境、环境问题的替代性观点。同时，人们———包括男性和女性———在物质生活和实践中还掌握了不少有关自然和环境管理的本土性知识，例如，山地居民对物种、物种的功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正统科学在这些源于现实生活和历史经验的本土知识面前显得虚无、繁琐和抽象。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男性投入商业化生产后，越来越远离原来赖以生存的本土知识，而女性在市场经济的相对弱势地位则促使她们保持、延续和不断实践本土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女性成为挑战正统科学的本土知识的掌握者。正如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的:妇女对无害生态环境的经验及贡献必须成为21世纪议程上的中心组成部分。除非承认并支持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将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18］290。3．社会性别化的环境管理一些公共调查显示，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地区，女性比男性希望颁布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而对现有的环境状况更不满意［19］。然而，作为一切劳动分工基础的社会性别把男性和女性放入不同的位置，女性被迫束于家庭生活，她们似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参与公共领域的决策。环境管理是男性主导的，或者进一步说，尽管实际上的管理者未必是男性，但“他”一定也接受了传统上认为男性才具有的价值观。同样地，在有关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各项决定中，女性被强迫拉进纯男性气质的公共决策中，女性气质在进入环境管理阶层的那一刻起就消失了。

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启示

综上所述，环境治理中形成了既有落后性又具变革因素的特有社会性别制度。其落后性体现在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受压迫地位被完整的复制到环境与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环境风险承担、各级环境决策制定与参与及某些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象征体系中，两性间的不平等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它的变革性体现在即便女性在全面劣势地位的状态下，依然积极地组织或参与环境基层民主运动，开辟体制内外的发声渠道，并以源于自身经验的知识挑战传统环境科学的正统地位。究其根源，环境利益与环境保护在两性间不均衡的分布是由于女性在性别劳动分工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她们往往在生产中处于低层次结构，因而更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结构性利益分配不利使得她们占有更少的物质资料，因而，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较低;另一方面，她们在人类再生产中占据垄断地位，再生产的性质与活动激发或强化女性对自然与他人的关怀，并在必要时不计成本利益，能够牺牲个人。当然，两性间的生理差异也成为社会因素作用下两性差异的附加因素。表面看来，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造就了她们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如果信奉这种“二元背反”的关系，则存在将各类复杂矛盾统一简化成一对绝对性的矛盾的嫌疑，持这种观点的人必定是在行为上支持一方、反对一方且不认同矛盾的互换、互补、求同存异和多元共存的复杂关系，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事实上，我们不仅要改变两性不平等的根源，还要认识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及衍生的社会结构是这种压迫得以产生和强化的重要场所。因此，应将环境保护中的性别议题与发展、反贫困等主题相结合;鼓励女性环境保护积极作用的发挥，并给予奖励或其他形式的补偿，并通过公共话语赋予女性环境保护作用较高的社会评价。

本文作者：王欢欢工作单位：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