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税收论文范文10篇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税收制度；完善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现状

证券的流转主要包括交易、持有、转让、转移四个环节，依各环节可设置不同的税种：在交易环节可设置证券交易税，在持有环节可设置证券所得税，在转让环节可设置资本利得税，在转移环节可设置遗产和赠与税。这些税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而形成证券税收制度体系。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主要有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品种，在交易、持有、转让三个环节设置了税种对其予以征税。

(一)交易环节的印花税

1.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名为凭证税，其实际效用与证券交易税一致。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的做法，制定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在深圳市内书立股权转让凭证(包括上市股票和企业内部的股票买卖、继承、赠与、分割时书立的书据)的单位和个人从当年7月1日起均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缴纳6‰的印花税。1990年11月30日，深圳市又规定对股票购买方也征收6‰印花税。1991年6月1日，根据当时市场情况，深圳市的印花税减半征收。同年10月，上海市也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1997年5月，国务院为了抑制投机，适当调节市场供求，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上调为5‰。1998年6月，国务院又将股票印花税税率下调为4‰。2001年11月16日，财政部决定即日起，将证券(股票)交易(包括a股和b股股权转让)印花税税率降为2‰。可见，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A、B股交易双方分别课征，印花税率几经调整，最新的税率为0.2%。

2.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的交易，场外交易，以及一级市场上企业发行股票，对于出让者和投资者，双方都不需缴纳印花税。

(二)持有环节的所得税

在证券的持有环节，会产生股息、红利、利息等投资所得，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分别设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1.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投资者所获得的股利并入利润总额课征企业所得税，如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方，不退还已缴纳税款；如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方，投资方分回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税率则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如外商投资企业或内资企业)和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而不同；购买企业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由派发股利的公司按股息、红利金额的20%代扣代缴；对个人取得的公司所送红股，由派送红股的公司按红股面值的20%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所发的股息、红利，享受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个人购买企业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发行企业代扣代缴。

3.对于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的利息所得，开放式基金分配收入，非流通股的国有股、法人股的股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三)转让环节的所得税

在证券的转让环节，会产生资本利得，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分别设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1.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差价收入，申购和赎回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证券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在筹集财政资金、控制交易成本、促进股票市场平稳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证券税收的完整体系和内在功能来看，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一)未形成完整的证券税收体系

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征税主要是采取一般税种向资本市场领域简单延伸的方法，在交易环节延伸使用印花税，在持有环节延伸使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转让环节延伸使用企业所得税，在转移环节尚未设置税收制度。这种证券税收制度，未充分考虑证券税收的特点，未形成统一、规范、完整的税收政策，具有临时应付、零星分散的特性。

(二)调控“真空”和重复征税并存

1.存在较大的调控“真空”。对债券、投资基金交易、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二级市场上的个人证券交易差价收入、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场外交易，均未有税收约束，形成较大的调控“真空”，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2.存在较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对于股票投资所得，同时适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产生大量重复征税。按照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所发的股息、红利，享受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这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再次征税，特别是对没有支付现金的红股征税，不但因该税款由上市公司代缴并承担，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影响了再投资的积极性。

(三)资源配置功能不完善

证券税收制度可以通过依证券种类设置差异税率，以引导资金流向，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目前我国在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征税，对债券交易免税；在持有环节的所得税对股息、红利、企业债券利息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利息免税，这种设置有利于稳定股票市场的发展，引导资金投向债券，特别是国库券和金融债券市场。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收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仍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1.对于股票而言，对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免税，对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征税；对法人股、国家股交易免税，对个人股票交易征税；对场外交易免税，对场内交易征税，这种在同一证券市场上，对某些证券征税而对另一些不征税，会造成各种证券交易成本的差异，最终会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2.对于债券而言，为扶持某些特定证券品种的发展，国家规定了在特定时间内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税收政策，使相关证券市场带有较强的“政策市”的痕迹；3.各类证券税收税率结构的不尽合理，导致各类证券的投资回报率的不合理性，如某些企业债券所获利息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其投资回报率反而低于国债和金融债券，不符合风险投资回报的市场原则，有损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缺失

目前，我国证券税收制度较多注重税收的资金筹集作用，适当兼顾交易成本控制和资源配置，但对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体现不足。股票一级市场和个人二级市场的资本利得未征税，而股票投资者无论盈亏都要按照每笔证券交易的全部金额依比例税率缴纳印花税，使得中小投资者因资金规模小，信息获取迟缓，盈利几率低，却要负担较重的税收，而大额投资者因资金规模大，信息获取迅捷，盈利几率高，却只负担较轻的税收，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分布严重不均，投资所得的级差收入未能调节，税收的公平性受到很大挑战。

三、完善我国证券税收制度探析

(一)完善证券税收制度的政策目标

1.稳定证券市场。我国居民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重大.这种较单一的储蓄——投资机制对企业融资、银行信用和个人投资均不利。为此，应大力发展证券市场，鼓励直接投资，促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这种直接投融资机制的实现，有赖于有效抑制证券市场的高投机性和高风险性，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持股市交易活跃，建立一个稳健的证券市场。为此，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交易成本、投资收益等的控制，抑制投机，鼓励理性投资，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2.合理配置资源。在一个理性、成熟、规范的证券市场，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应避免干预市场；但在一个尚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应加以适当的引导。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证券持有时间的长短等设置差别税率，引导投资方向，合理配置资源。

3.公平社会分配。证券市场内在的风险回报机制，导致了证券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尚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由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市场操纵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性等，不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使得市场操纵和内幕投机成为可能，甚至较普遍，导致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大多数投资者微利甚至亏损，使得证券投资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之一。为此，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证券投资收入的调节，公平社会分配。

4.筹集财政资金。证券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和纳税能力原则、税收公平原则，证券交易或证券投资收益也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经济税源之一。

(二)完善证券税收制度的设置原则

1.与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主体税种逐步演进。证券税收制度依主体税种的不同，可分为以证券交易税为主体税种的流转课税型和以资本利得税为主体税种的所得课税型两种体系。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由于征税对象不同，导致其调节功能各异。证券交易税以证券交易收入为征税对象，能控制每一次买卖证券的交易成本，可以较有效地抑制“做庄”“对敲”操纵股市、频繁交易等投机行为，稳定证券市场的功能强，但由于证券交易税对于每笔证券交易，无论盈亏，均以比例税率按交易额征收，难以调节纳税人的所得，公平社会分配功能弱。资本利得税以证券转让所得为征税对象，直接调节纳税人的个人所得，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强，但由于其不直接作用于每笔证券交易，其干预、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较弱。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证券交易监管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及时全面准确、信息获取不对称、非理性“噪声交易者”居多等，导致市场机制调节部分失灵，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在此阶段，应设置流转课税型体系，以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稳定市场的功能；为了扶持和鼓励证券市场的发展，可暂不设置资本利得税。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成熟阶段，由于证券交易监管规范、信息披露及时全面准确、理性的“知情下注的交易者”居多等，市场机制调节灵敏、高效，证券市场投机性低。在此阶段，可取消证券交易税，设置所得课税型体系，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资本利得税公平社会收入分配的功能。

2.遵循系统化、一体化原则，消除重复征税和政策漏洞。为了充分发挥证券税收制度的功能，应按照系统化、一体化原则，协调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消除对证券投资所得的重复征税；扩大证券税收征税范围，覆盖全部证券投资品种和整个资本市场，以消除税收政策漏洞，体现纳税能力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三)逐步完善税收证券制度

1.完善证券交易印花税。(1)拓宽课税面。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既包括基础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又包括衍生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互换市场)；既包括主板市场，又包括创业板市场、三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2)卖方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由买卖双方改为卖方，由卖方卖出证券时缴纳税款，可以降低买方交易成本而促使其积极投入资金，同时增加卖方交易成本促使其卖出证券时慎重决策，这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目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仅对卖方征收证券交易税；(3)差别税率。根据不同的证券种类和证券市场，设计差别比例税率，股票适用较高税率，债券适用较低税率，以拟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政府证券适用较高税率，政府债券适用较低税率，甚至免税，以鼓励投资于政府债券；场外交易适用较高税率，场内交易适用较低税率，以限制场外交易，鼓励集中交易。

2.完善投资所得税。对于证券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利息等的征税，应重点解决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投资所得征税的衔接，避免重复征税。(1)根据“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对国家股、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征收所得税；(2)红股属用于再投资的股利，对其在分配环节不征税，改在其变现环节征税；(3)均衡设置各类债券利息适用税率结构，避免过度扭曲风险投资回报的市场原则；(4)避免重复征税。为了有效避免双重征税，可以采取抵免企业已纳所得税的办法，即通过将企业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归属给股东所得股息、红利中去，以抵免股东的所得税。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抵免制以消除对股息、红利的双重征税。

3.相机出台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对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证券市场上的买卖差价收入所征的税收，公平社会分配功能强，同时也有一定的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1)允许全额扣除费用，包括手续费、印花税；(2)允许抵补亏损，个人证券转让损失允许在综合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但应设置每纳税年度的最高扣除限额，超限额的转让损失可延至后续年度扣除，直到扣完为止；企业的转让损失不得扣除，但允许在5年内用资本利得收入冲抵，5年内未冲抵完的不得再冲抵；(3)证券持有期较长的，适用较低税率，甚至免税；证券持有期短的，适用较高税率，旨在鼓励长期投资，稳定证券市场。

4.相机出台遗产和赠与税。在适当时机开征包括证券资产在内的遗产和赠与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的不断积累和交易，必然会产生巨额证券资产的拥有者。当证券资产因赠与或遗赠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受赠人或继承人会不劳而获地取得巨额财富。为了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勤劳致富，应相机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以调节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PeterLambert，1989：TheDistributionandRedistributionofIncome[M].BasilBlackwellInc.

[2]曹廷求.证券课税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政策选择[J].涉外税务，2001，(10).

[3]徐志忠.我国证券税制的问题与对策[J].涉外税务，2002，(4).

[4]DavidJoulfaian.2005：ChoosingBetweenGiftsandBe-quests：HowTaxesAffecttheTimingofWealthTransfers，NBERWorkingPaperNo[M].11025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4

1.资产转移的方式决定纳税义务的发生。

国际上常见的资产转移方式有真实销售、担保融资和信托。

如果采用担保方式进行融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权利担保一般要采用质押形式。我国《担保法》第75条对可以质押的权利作了列举式规定，虽然对其中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规定是为了概括可能的情形，但也容易引起争议。在实践中，倾向于扩大解释的“肯定说”认为，只要符合可出质权利的一般特性要求，所有的财产权均可以出质：“否定说”认为，应严格遵守法定质押原则，即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其他权利均不得出质；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合出质权利一般特性要求的权利原则上可以出质，但如果权利本身不具有商业上的稳定性、又不能控制的，则不宜作为质押的标的。因此，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资产转移方式采取“担保融资”有可能面临是否合法的问题。这种潜在的“权利瑕疵”既决定了后来的一系列交易的合法性，也决定了相关的纳税义务。因为，税收的强制性原则体现在依法征税，从广义来理解，这种“依法”不应当只是针对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应当及于其他法律，也就是说不合法的行为不征税，可见，采取“担保融资”虽可能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但这是以可能无法受到法律上的保护为前提的。

如果采取信托方式转移资产，发起人将资产信托给SPV.该种方式将。很可能使证券化的资产与原始所有人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证券信誉等级。特别是按照大陆法系的“一元所有权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为发起人所有，一旦发起人破产，该资产理所当然应为破产财产。因此，发起人对证券发行的长远考虑应当优先于税收利益上的考虑。

为了真正地使SPV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有效实现信用增级以及保护投资者，真实销售的做法应当受到鼓励。至于相关的纳税问题，在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已做了一般性规定，即便发起人对转移的资产不具有私法上所说的所有权，无法适用“财产转让收入”这一税目，也有“其他收人”进行补充；营业税方面，则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果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则免征银行销售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利用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应当缴纳的营业税。

除上述三种情形外，发起人能否采取对外投资或资产置换的做法呢？首先，从对外投资来说，发起人所拥有资产的权利决定了对外投资的限制，《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这就排除了以类似应收账款等的债权进行出资的情况；其次，发起人将控制SPV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这将无法实现真正的破产隔离。因此，对外投资的做法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是不可行的。就资产置换来说，税法规定如果是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作为交易补价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双方均不确认资产的所得或损失。笔者认为，如果发起人通过资产重组而非股权重组的方式转移资产，既可以避免发起人与SPV之间的控股关系，以做到真正的破产隔离，也存在双方都避免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可能性，但可能因此产生增值税、营业税等纳税义务。

因此，对各种资产转移方式做出详细规定很有必要，尤其是判定真实销售和担保融资的标准，才可能进一步细化纳税义务发生的有关规定。

2.资产转移所发生的费用、损失是否允许扣除。

发起人要为其“真实销售”产生的财产收入或其他收入纳税时，相关的费用是否允许扣除就成为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现行的税法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一般是以财产转移收益扣除财产转移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后的余额计算财产转让的应纳税所得额。从税收公平的角度来看，对于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等应当从取得成本中扣除，也就是不能再在税前重复扣除；而如果资产转移发生损失，也应允许在税前予以扣除。

二、SPV的税收问题

1.基于SPV本身的税收问题。

主要包括SPV法人居民身份的认定和SPV设立形式引起的税收差异。不同国家的法人居民身份认定规则有所差异，如公司组建地、中心管理和控制、公司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及总机构等。对于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来说，居民法人与非居民法人的税收待遇是不同的。通常对于居民法人需要就全球所得纳税，而非居民法人往往只就来源于本国的所得纳税。各国法人居民身份认定规则的差异为SPV的避税留有空间。

对于SPV的设立，依据我国《公司法》可能采取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外还包括信托型SPV.从税收的角度来说，除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税收待遇的差别外，在我国SPV的设立形式本身并不会影响应纳的税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求较高，审批手续也相对复杂，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金要求较低，但是对于日后的资信评级、信用增级及证券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则可能因其注册资金等较高的设立要求而占据比较优势。另外，如果资产化的证券受我国《公司法》及《证券法》的约束，那么要发行股权类证券前，有限责任公司应当首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才可能符合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股票公开发行条件；而对于发行债权类证券，《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应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因此，在对于信托型SPV没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前，如果考虑到日后的证券发行问题，在我国设立SPV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无疑是较为合适的。

2.基于资产转移和发行证券的税收问题。

首先，SPV的取得资产支出面临着纳税扣除的问题。依据我国税法，在进行纳税扣除时，有关支出应当先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发起人与SPV之间约定的资产转移方式及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响对支出性质的判断，从而适用的纳税扣除方法也将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资产转移的标的金额，应当视为资本性支出，并依据对于该资产规定的摊销年限进行摊销，这类支出通常不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债务的偿还进度分期支付转让的金额，依据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认定为收益性支出较为合适。如果涉及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等的资产证券化，可以采取一定的税收鼓励性措施，在资产转移的纳税扣除上予以一定的扶持。

其次，还可能涉及到对SPV支付给非居民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扣缴预提税的问题。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通常转递结构主要以受益权证的形式出现，一般而言，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这种债券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和商业票据。这两大类“证券”的所得符合《联合国范本》和《OECD范本》关于投资所得的认定标准。为此，相关的投资所得将涉及扣缴预提税的问题。我国在对外投资所得一直坚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依据我国《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按收入金额征收预提所得税。目前减按10%的税率征收。这意味着居民SPV在向非居民投资者支付证券的股息、利息等时，需要扣缴预提税。实践中，各国对此的做法也有所差别。如美国国内收入署规定：美国发行人发行的欧洲票据（银行贷款发行可能例外），如果是以无记名形式发行的折扣证券，且初始到期日不超过183天，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可免除20—30%的本金（含折扣）应纳的代扣税。这种预提税的税收优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励资本的输人。

三、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6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7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公务员之家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8

（一）美国证券税收

美国证券税收的税种主要有：（1）流转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2）收益税：证券投资收益并入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3）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与普通所得合并征税；（4）遗产和赠与税：总遗产和赠与税制。

1.流转税，包括印花税、证券交易税。近年来，美国政府因为证券税收中的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小，同时注重资本的流动性，所以，现已取消此税。

2.收益税。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将其所得并入普通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公司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将其并入公司所得，征收公司所得税。对个人投资所得和公司投资所得分开征税，则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为此，美国采取扣除已税所得额的办法，从而避免证券收益的重复征税。具体办法是，股东一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

3.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并入普通利得征税。对长期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利得，采取差别税率，最高达28%.资本损失区分个人和公司，采取两种办法。对个人资本损失可允许扣除，并规定短期资本损失先扣除，长期资本损失后扣除，但每年的扣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当年没有扣完的，可结转以后年度继续扣除。但是，公司的资本损失不采用扣除的办法，而是用资本利得冲抵，当年未冲减完的，可前转3年，后转5年冲减，如还不能冲减完了，则不得再冲减。

4.遗产和赠与税。实行总遗产和赠与税制，其办法是将证券方面的遗产并入死亡人的总遗产额征税，采用有免征额的累进税率。免征额为60万美元，税率为18%—55%的超额累进税率。具体为：1万美元至250万美元之间的证券财产转移，征收18%的税；250万美元以上的，征收50%的税。对证券遗产和赠与税实行统一的抵免额，其额度为19.28万美元。

（二）日本证券税收

日本证券税收的主要税种有：（1）流转税：包括印花税、证券登记许可税、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税；（2）收益税：对个人单独设立资本收益税，但可允许个人选择申报，法人资本收益并入普通所得征税，不单独征税；（3）资本利得税：对个人单独设资本利得税，而法人并入普通所得征税，不单设资本利得税，但资本利得税只对法人和个人居民征收；（4）遗产和赠与税：实行分遗产和赠与税制。

1.流转税。（1）证券登记许可税，在发行公司办理许可登记时缴纳此税，并将完税证明贴在登记申请书之上，其税率为应税证券金额的0.1%—0.5%.（2）印花税，在证券发行时，除征收证券登记许可税外，还要征收印花税。按发行证券的票面金额，实行全额累进的定额税率。税率具体为：股票金额500万日元以下的，印花税税额为100日元；股票金额500万日元以上至1000万元的，税额为500日元；股票金额1000万日元以上至5000万元的，税额为1000日元；股票金额5000万日元以上的，税额为5000日元。（3）证券交易税和证券交易所税，证券交易税以有价证券转让方为纳税人，征税范围具体为公债、地方债券、股票、受益证券等，计税依据是成交金额，税率为比例税率，最低为0.01%，最高为0.3%.除证券交易税外，还征收证券交易所税，纳税人是证券交易所，计税依据为手续费金额，税率为12%.

2.投资所得税。采取对个人和法人分别征税的办法。（1）个人投资所得税。对个人证券所得，单独征税，但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自愿选择纳税申报方式。具体采用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源泉扣税的办法。个人取得的股利收入在10万日元以下的，公司在发放股利时代扣20%的税额，支付给股东的是税后的股利金额，所以，投资者在申报个人所得时，此部分已纳税股利所得不再进行申报。第二种方式是选择分项代扣或综合申报的办法。从同一公司取得股息金额一年高于10万日元，而低于50万日元，并持有股票占该公司发行股票总数的5%以下的，此种情况纳税人可选择纳税，一种选择是按股息的35%比例税率，由支付者扣税；另一种选择是综合申报纳税。当选择代扣办法时，其已税所得不再申报纳税；选择综合申报纳税的，如有被代扣的税款，可在综合申报时进行抵免。第三种方式是综合申报纳税的办法。对不符合以上两种办法的，实行综合征税，实行10.5%—70%的累进税率；在综合纳税时，可从总所得中扣除红利收入的10%.对借款买卖股票者，其借款利息费用可扣除。（2）法人投资所得税。对法人所得，并入公司一般所得征税，不单独设立税种征税。对股利所得，在支付时先扣缴20%的税金，在征收法人所得税时，可在公司应纳税额中抵扣。而对股息所得，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对来自国内的股息，不并入应税所得（除非股息收入大于股息支出）征税。

3.资本利得税。对个人和法人资本利得分别征税。（1）个人资本利得税。实行20%的比例税率，另外还征收6%的地方税。但对公债、公司债券等特种证券免税。（2）法人资本利得，并入法人总所得中征收法人所得税，其法人所得税的税率为42%.

4.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两部分，分别采用分遗产税制和分赠与税制，都是从价征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可允许纳税人采取实物纳税的方式。（1）遗产税。纳税人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免征额为4000万日元，税率为10%—75%的超额累进税率。（2）赠与税。纳税人是赠产的受赠人，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

（三）香港证券税收

香港证券税收的主要税种有：（1）流转税：印花税：（2）收益税：利息税，已停征，资本收益并入综合所得征税；（3）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一般不征税；（4）遗产和赠与税：实行遗产税。

1.流转税。主要是印花税。具体形式有：（1）对股票等证券的交易，按成交金额向买卖双方征收印花税，税率为0.25%，纳税人为买卖双方，税款由交易所代扣；当交易成交后，在进行过户登记时，证券的卖方还需缴纳转手印花税，转手印花税实行固定税额，每张股份转让书税额为5港元。（2）不动产转让证书等有价证券征收印花税，按照财产价值高低，实行累进税率，税率最低固定税额为20港元，而最高为2.75%.（3）对不记名股票的发行征收印花税，计税依据为发行市价，实行3%的比例税率。

2.收益税。对证券的股息、债息等资本收益，征收利息税。自1989年4月1日起停征利息税，将资本收益并入综合所得征税。

3.资本利得税。对资本增值不征税，但如果投资者在短期内频繁炒作而获利，其所得可被税务局裁定为经营性所得，并入其他所得计征薪俸税。

4.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计税依据为遗产总额扣除葬礼费及被继承人的债务之后的纯遗产金额，以遗嘱执行人和转让财产的取得人或管理人为纳税人。实行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18%，免征额为20万港元。虽然不单设赠与税，但是，对于赠与者，符合条件的需征税。即赠与者若死亡，对在死亡前三年之内赠与的财产，应并入遗产总额中，作为遗产征税。

（四）美国、日本、香港证券税收的特点及比较

1.美国、日本、香港证券税收比较，明显的特点是日本的证券税收体系，独立、系统、完善。税种齐全，征收面广。充分发挥着税收在证券方面的调控作用。相比而言，香港证券税收体系比较简单，税种少；而美国没有独立的证券税收体系。对证券相关收入、所得，采取并入或合并到相关收入、所得征税的办法，难以体现国家对证券税收的政策重视，以及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

2.日本证券流转税方面也比较健全。同时征收证券印花税、证券登记许可税、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税，对证券的发行、交易均征税。而美国当前不征收证券交易税或对证券征收的印花税；但是，香港由于对证券交易买卖双方征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且对卖方还要征收转手印花税。科学的证券流转税设置，应该是税种全面，有较为完整的体系，税种多而不乱，系统而不是重复征税。

3.日本对法人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利得，分别情况征税，这是日本证券税收的一个突出特点。对法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利得，并入普通所得、利得征税，不单独征收法人资本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对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利得，不并入普通所得、利得征税，而是单独征税。但证券投资所得，可由个人选择纳税方式进行申报和纳税；美国、香港对资本利得不单独征税。美国对证券资本利得虽然不单独征税，而是与普通所得合并征税，但是，资本净损失可以扣除，只是有扣除限额的制约。香港不单设资本收益税，其所得并入综合所得征税。由于资本所得和勤劳所得性质不同，取得和支付形式有别，所以应分离课税，即实行二元所得税制。

4.证券继承和赠与，美国实行总遗产和赠与税制，日本实行分遗产和赠与税制；香港实行总遗产税制，不设赠与税。相比而言，分遗产和赠与税制更能体现税收的差别对待，公平税负。但是，总遗产和赠与税制简便易行。

由上述比较，综合得出。第一，证券税收涉及证券的相关各环节。证券的流转（交易）、出售证券的收益、持有证券的利得、证券作为遗产和赠与的财产等环节、方面或行为，都可作为征税的“点”。征税范围大，广覆盖面。第二，各国税种差异较大。不仅，证券税收的名称不同，而且，具体征税的范围、税率、环节、办法差别更大。这与一般的流转税、所得税，各国税制相趋同的现象，差异较大。

二。美国、日本、香港证券税收的启示

（一）证券税收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方面，证券税收取决于证券市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程度，发达的证券市场，因其建立早、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所以，其证券税收体系建立比较早，而且完善。另一方面，证券税收又反作用于证券市场，影响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投资行为。所以，即使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其证券税收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以能有利于证券市场得以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二）券税收体系的建立与税种的开征，因具体情况而定

证券税收体系是一个国家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信息灵敏、综合性强，被称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其税收制度的影响可见不同一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情而宜，是证券税收非常突出的特点。所以，各国证券税收呈现出较多的特殊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证券税收差别较大。

（三）证券税收内容方面，主要有证券交易税、印花税、资本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各国的证券税收因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证券市场情况不同，而差别较大，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税种主要是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的证券登记许可税或印花税，证券转让（买卖）环节的证券交易税，证券持有环节的资本利得税，证券出售环节的资本所得税，证券继承环节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各国的税制具体内容差别较大，但是，这些税种，涵盖了证券市场的各个环节。

（四）证券税收优惠较多

美国为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废止了对证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在资本利得方面，虽不单独征税，但是如纳税人发生资本净损失，可允许其在总所得额中扣除。日本对已征税的所得、股息收入，采取抵扣、不并入总所得征税等办法，避免重复征税。在其他方面规定了较多的优惠措施，以此减少纳税人的手续，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提高税收的效率和促进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五）证券税务给予纳税人更大便利

为使纳税人的纳税更方便、快捷，日本税法规定，纳税人可自愿选择个人投资所得税的纳税和申报的方式。证券税收在其他一些方面规定了较多方便纳税人的内容。

（六）证券税收的征收效率比较高

首先，证券税收基本采用源泉征税的办法，征收阻力小；其次，由于集中征收，代扣代缴，所以征收费用低；再次，证券税收的偷税、避税难度较大，实征税款占应征收税款的比例接近100%.

（七）建立立和完善我国证券税收

借鉴美国、日本、香港的证券税收，充分认识我国证券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全面考虑，我国证券税收的建立和完善，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建立我国证券税收体系，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税收蓝图，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条件的逐步成熟，调整证券市场税收结构，分步开征一些证券相关税种。

2.开征名符其实的证券交易税，停止征收现在对证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税，实行单项征税，解决重复征税，只对卖方征收证券交易税。

3.开征证券发行税，对证券发行按照发行证券金额征收比例税，税率可定在5%左右，加强证券一级市场管理，调节证券发行者的收入，为国家集中适当的财力。

4.开征证券业税，对证券交易所、券商的发行、证券业务征税，按照手续费、佣金的金额，征收比例税，税率可定在8%左右。加强证券二级市场管理，调节证券交易所、券商收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5.将现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投资所得单独列出，征收投资利得税，对证券投资者持有证券的利得单独征税。

6.设计投资收益税。但是，买卖证券的所得，对我国居民投资者目前可暂不征税，等到条件成熟时开征，并实行证券投资损失扣除的办法。投资收益税，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设计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以调节高所得者的收入。

7.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对其继承和赠与，要纳入征税的范围，以适当调节。

总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证券市场的状况、发展，借鉴美国、日本、香港证券税收的成功经验，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证券税收体系，逐步开征和调整我国证券税收，促进我国证券市场长期、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国、日本、香港证券税收的内容和特点。对证券税收涉及证券的各个环节，证券税制内容的差异，作了简单的评价。提出了对我国证券税收建立和完善的启示。

[关键词]税收；证券税收；税收制度

证券税收体系，是税收体系的一个子体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众所周知，证券市场被认为是对国民经济反映最敏感、快速、综合的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和完善证券市场体系；同时建立和健全政府对市场的监控体系，包括建立和完善税收体系。所以，证券税收在证券市场体系的建立、发展、完善中，应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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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玉英。美、日、香港证券市场财税政策之比较〔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0，（12）。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9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证券税收论文范文篇10

摘要：资产证券化是指把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集中及重新组合，并以这些资产作抵押来发行证券，从而实现相关债权的流动性的一项金融工程。实务操作中，她会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税收是其中一个关键。明确资产证券化在其所涉及的环节中是否需要承担以及承担多少税收负担，对于大金额的且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而言，十分迫切而且必要。同时它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值评估也至关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析，在纳税环节角度的分析中提出了在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环节所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在纳税主体角度的分析中对当前中外资产证券化操作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进行比较；最后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议。

一、从纳税环节看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1、资产转让环节

在资产转让环节中，发起人将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以一定的价格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工具（SPV），涉及的纳税主体有发起人与SPV，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发起人以确定的价格将资产售予SPV时，其成交价格与账面价值很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成交价格高于账面价值时，发起人的收入是否须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成交价格低于账面价值时，差额部分是否可作为税前扣除项从发起人的总收入中扣除？

2）发起人与SPV签订转让合同是否要交纳印花税或转让税？

3）发起人的转让行为是否要交纳营业税或增值税？

4）发起人在转让资产时，为了达到相应的评级要求，常以一定的折扣销售资产，或通过“超额抵押”等方式为SPV提供资产信用的内部增级，是否可将“折扣销售”与“超额抵押”认定为发起人的成本支出并从其转让收入中予以扣除？

2、证券发行环节

在证券发行环节，SPV（或发起人）将资产担保证券或受益凭证售予投资者，其中也存在发起人为提供信用增级，以优先／次级结构，购买次级从属证券。这样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就有SPV、投资者和发起人，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PV销售证券的收入与其购入资产的支出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收入大于支出时，SPV是否要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支出大于收入时，差额可否作为税前扣除项从SPV的总收入中扣除？

2）SPV发行证券是否要交纳印花税和登记税？

3）投资者或发起人购买证券是否要交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

3、现金流偿付环节

在现金流偿付环节，SPV将从服务人（通常是发起人）转移来的资产债务人支付的权益（应收账款，包括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及发起人，当发起人也作为投资者购买了次级从属证券时）。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包括SPV、投资者，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SPV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2）投资者从SPV收到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3）当投资者为外国居民时，SPV是否要交纳预提税？

二、从交易主体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1、SPV的税收处理

在SPV所得税收处理的比较上，应主要关注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的证券形式三个焦点。因为前者关系到SPV是否可以获得免税实体的待遇，而后二者则关系SPV能否利用收入与支出相抵消的原理保持SPV的税收中立从而达到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目的。

SPV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形式、合伙人形式和信托形式（包括所有人信托与让与人信托）。现金流偿付结构主要有转递结构（只允许发行一个种类的证券）和转付结构（允许发行具有不同偿付顺序和不同到期日的证券）两种基本结构，所发行的证券相应地称为转递证券和转付证券。不同的组织形式、偿付结构和证券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税收地位。

作为证券化核心主体的SPV，其税收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证券的类型，进而关系到证券化整体运作结构和融资特色。

1）美国

在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创设的专门用于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REMIC及《1996年小企业就业保护法》创设的可为多种资产提供证券化便利的FASIT，都是为联邦税法明确承认的免税载体SPV。它允许发行人自由选择SPV的组织形式：无论是公司、合伙还是信托，甚至REMIC还可以仅是一个既定的抵押资产池而无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该法也允许发行人选择证券的形式：无论采取股票、债券、合伙权益还是信托利益的形式都可以被认定为属于联邦税法上的债券，其权益的偿付都可以作为税前项目予以扣除，加上REMIC所要求的残余利益可以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便利，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资产运用于证券化操作以获得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FASIT同样也是联邦税法上的免税实体，不同于REMIC的是它可以应用于各种资产的证券化操作，而且它还享有资产替换、现金流再投资等权利，使得证券化的操作更有经济效率。

2）中国

在我国，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税收法规还未出台。在SPV税收处理上，不同组织形式的SPV基本上都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相关税法规定适用的，类同于公司形式的处理办法，并未针对SPV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税法适用层面上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目前推荐的信托形式SPV，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因此除对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关系）的税法适用有特别规范外，也按一般办法处理。采用公司形式SPV有如下的税收问题：首先对SPV在各环节中的收入：如在证券发行环节中收到的现金流和权益偿付环节中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应视为SPV的应税收入，课征所得税；其次，SPV在各环节的支出：如在资产转移环节及凭证权益偿付环节的支出面临着纳税扣除的问题。依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在进行纳税扣除时，有关支出应当先区分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经营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仅限于当期的那部分支出，而资本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涉及多个会计期间的支出。按照规定，经营性支出在当期直接扣除，而资本性支出则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收法规的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投资的成本。因此，发起人与SPV之间约定的资产转移方式及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响对支出性质的判断，从而适用的纳税扣除方法也将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资产转移的标的金额，应当视为资本性支出，并依据对于该资产规定的摊销年限进行摊销，这类支出通常不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债务的偿还进度分期支付转让的金额，依据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认定为经营性支出较为合适。

对于SPV在证券发行环节及资产转让环节签订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我国仅对A、B股交易双方征收交易印花税，对进入市场交易的企业债券则免征印花税。如果资产担保证券被认定为具有股权性质就有可能负担这一税收支出，反之如果是资产担保债券则可能免除这一税收负担；同时1988年《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在我国书立领受该法规定的应税凭证，按应税凭证的性质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由于资产证券化中进行的是债权资产转让，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牵涉这一立法中所规范的应税凭证的书立领受问题而须缴纳印花税：购销合同的税率为千分之0.3，借款合同的税率是千分之0.05。

3）英、法、日等国家

针对SPV在其余环节中的税收，英国在股票发行环节按1%的比例税率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而日本则按应税证券金额的0.1-0.5%向发行公司征收登记许可税，此外还按发行证券的票面金额课征一定数额的印花税。法国FCC因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免于公司税，由此使得其所发行的单位豁免于登记税，FCC向投资者销售单位也豁免于登记税或印花税。

2、发起人的税收比较

1)英国

依据英国税法，资产让与方要对该转让证书按照其销售资产额的1%征收印花税，但对于抵押贷款资产的转让已在1971年取消了相应的印花税征收要求。同时，转让资产不会产生增值税负担。但在资产转让价格的处理上，税收当局不仅考虑未清偿的资产本金价值与转让价格的关系，还评估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关系，如果资产的利率实质上超过了当前该项资产的市场利率，那么即使发起人按资产的面值进行转让，也要确认发起人存在着应税收益，从而要交纳资本利得税。

2）法国

在法国，即时交易的转让协议，转让人并不要求缴纳印花税。如果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协议，也只要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数量微不足道的固定的印花税。在法国资产转让豁免于增值税。如果发起人以溢价或折扣的方式转让资产，所产生的溢价或损失通常被认为是相应一方的应税收益或税收损失，此外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格之间存在着差距，则这项差距构成一项收益或者损失，可以在计算转让人应税利润或损失时予以增加或扣除。但是如果转让人销售资产时以超额抵押的方式提供信用支持，并保留其在FCC中的清偿权益，那么在这一项交易中税收中收益或损失的确认则取决于清偿权益的数量，并且清偿权益在FCC的资产可能发生违约前不会贬值。这样一方面，转让人在资产转让当时就能确认超过转让给FCC资产价值的任何收益，而另一方面在FCC清偿期到来的时候转让人就不用为其先期确认的收益纳税。

3）日本

在日本按照1998年的《债权转让特立法》，虽然转让人和受让人要共同提交转让应收款的登记申请，但转让本身并无任何登记税负担。

4）我国

在我国，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如果资产实现了真实销售，转让财产的收入在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之后，发起人要缴纳33%的所得税。对于发起人为其“真实销售”产生的财产收入或其他收入纳税时，相关的费用及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允许发起人从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并无相应的规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发起人无法将损失予以扣除。营业税方面，则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则免征银行销售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利用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应当缴纳的营业税。对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印花税，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据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按2‰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而对于债权类证券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证券主要有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和转付结构中的转付证券。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具有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因此归属于股权类证券比较合适；而转付证券可以发行不同期限和到期日的债券，因此它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这种债券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比较合适。

3、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主要是投资于证券收益的所得税或预提税。

1）英国

在英国，当SPV向投资者偿付证券权益时，同样也要征收一定比例的预提税，发行欧洲债券可以避免引发预提税，或者将投资收益作为原始发行折扣予以偿付也不会产生预提税，而且任何固定期限少于1年的票据如商业票据其利息的偿付也不用负担预提税，如此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进行证券化操作减少投资者的预提税负担，增加其收益。公务员之家

2）法国

在法国，投资者要对其持有的FCC单位所取得的收入纳税，本金偿还无须纳税，并且转让该单位而取得的资本收益也要纳所得税，但有关购买和销售FCC单位的交易免于交纳印花税。

3）日本

在日本，投资者要对其证券投资所得进行纳税，其税收负担与一般的证券投资者并无区别。

4）我国

在我国，投资者投资资产化证券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参照前发起人的印花税）及证券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或预提税。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利息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我国没有采用预提税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收入进行征税。如果投资者是个人，那么按照我国1993年《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按其利息所得的20%征税（不扣除费用），由所得支付单位代扣代缴，而对于个人在二级市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所得暂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投资者是国内企业，那么按照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其利息收入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纳税，而企业在证券交易中除成本之外的净收益也计入企业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当然在证券交易中的净亏损可作为投资损失，在纳税时用企业的主营及其他业务的利润加以弥补。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及其建议

1、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没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税法中也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特别规定，因此对于结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税收处理来说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于发起人来说，资产销售的收益要交纳所得税而资产销售的损失却无法被确认；对于SPV而言，要为证券化操作中的收入，如发行证券收入、权益偿付环节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等支付所得税；而对于投资者，仍要对其证券投资收益交纳所得税，这明显导致了多重征税的问题，违反税收中性的原则，不利于证券化操作的开展。

对于SPV的组织形式，目前所推荐使用的是信托形式，但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信托活动税收制度与信托制度不衔接，如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由于信托中受益权证代表的是受益人（投资者）对信托财产的受益权，而受托人只是进行财产的管理或处分，因此对于资产在未来产生的可预见的现金流，受托人必须按信托文件的要求将其分配给受益人，从这个流程来看应该只有受益人要对其受益所得缴纳税收，而不是发行人、SPV和投资者同时都要为其证券化收益缴纳所得税。

对于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涉及的印花税，按照1992年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暂行规定》的要求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收3%的印花税，1997年5月这一税率调整为各征5%，1998年6月12日起再次调整为各征4%，从这一印花税征收的操作来看是套用《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临时变通办法，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而且由于目前对股票交易实行电脑撮合进行无纸化运作，并没有书立和领受凭证，这就使得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收更为牵强。此外从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美国、瑞典、西班牙、南非、韩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出于鼓励资本流动的考虑，已经停征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现仍然征收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税率也是很低的，最高不超过3%，最低只有0.5%，而且呈不断下调的趋势。因此一旦资产担保证券在我国发行，如果仍然适用4%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必将不利于建立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不利于促进资本的流动。

2、建议

1）专门汇总立法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法制传统上我国属大陆法系，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立法法》的做法，逐一地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中不适应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并补充调整证券化的法律空白，不仅不可行而且即使进行了部分操作，也会因为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性而无法融入既有的法律体制中。从我国对待金融创新的经验来看，大多是通过专项的立法来进行调整，如有关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立法。同样地作为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虽然现存立法中也有一些适应其发展的规定，但这些零散的规定一方面无法勾勒一个清晰的证券化过程，另一方面又与其他阻碍证券化发展的规定相混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开始尝试证券化操作的国家而言，通过专门汇总立法，远要比让人们毫无头绪地寻找适用的条文来得既不浪费现有的法律资源又有调整的效率；再者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不仅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而且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有待增强，我们存在着认识乃至把握这一创新金融工具的问题，通过专门的立法无疑可以清晰地界定证券化各个操作阶段、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利于解决对民众的证券化教育问题，而且可以以其中的规定为衡量标准规范参与者的操作，将证券化的风险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2）赋予SPV免税载体资格

证券化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创设了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SPV，这一特殊的法律结构应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得到确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一方面可以采用《信托法》中的信托结构实现资产的破产隔离，再由信托投资公司等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的法律主体充任资产受托人，以所信托的资产为基础，按照发起人设定的受益权证要求，向投资者偿付权益完成证券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可以设立公司形式的SPV，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来完成证券化操作。无论采取哪种操作模式，都应将其做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多重征税问题，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健康快速成长，更有利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应加快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信托更好地为资产证券化服务。

3）出台优惠措施减轻证券化参与各方的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关系证券化操作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大问题，不少国家都对证券化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税收优惠，而有学者经过研究也指出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它对税收成本比较敏感，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针对我国目前的税制状况，从有利于证券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应规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例如将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收益和损失都作为计税的依据，将SPV作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减轻投资者购买资产担保证券所得的税负和进行此类证券交易所要交纳的印花税负担等。

参考文献

1、《金融市场学》张亦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住房抵押证券化》作者施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美国联邦税制》凯文E.墨菲马克希金斯著解学智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政策》洪艳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