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投资范文10篇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1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股市上名为凭证税，但实际上等同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SecuritiesTransactionTaxes，STTs），也是对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从表面上看，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减少投机引起的市场波动，防止过度投机和金融危机，从而调节金融市场定价，但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税种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效。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减少或废除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德国于1991年已废除了股票周转税及中短期债券的交易税，新加坡于2001年6月30日开始取消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也经历了“先征后废”的历史，而加拿大和荷兰根本没有开征过此税种。那么，证券交易税的有效性如何？本文将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证券市场上资产组合的变化、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以及该税种的长期时效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延伸到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

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资产组合的变化方面分析

假设市场上有三种两期（t0，t1）资产：股票、债券和看涨期权。股票的初始价格S0=20元，三个月后，在状况U下，其价格S0u=22元，在状况D下，价格S0d=18元，状况U和状况D的概率均为0.5，该股票不支付股利。而且，三个月后，一个欧式看涨期权的到期价格为21元，无风险债券的年利率为12%.

不考虑证券交易税，3个月后该股票的市场价为22元时，投资者将以21元买进期权，到期时以22元卖出去，赚取差价1元。同样，股票的市场价为18元时，投资者将不行使该期权。设股票数量为Q，那么如果一个Q份股票与一个空头在未来有同样的收益，则：

22Q－（22－21）=18Q

得Q=0.25，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Q=18×0.25=4.5元。

为得到同样的无风险收益率，投资于债券的价值应为4.5e-012×（3/12）=4.37元。

假设无套利行为，在期初时，看涨期权的价值必须使投资组合的价值等于债券的价值，即

4.37=0.25×20－C0

得C0=0.63.C0×1/Q＋4.37×1/Q×e0=20，即C0×1/Q的多头看涨期权与4.37×1/Q=17.47的债券的组合在期初时的价值将等同于股票的初始价值。在状态U下，该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Q×1+17.47e-0.12×（3/12）=22元，状态D下价值为18元。

其他条件相同，现在将对交易双方的资产交易各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那么在买进股票期权时，投资者实际支付21×（1＋1%）＝21.21元，卖出股票期权时，仅收到22×（1－1%）＝21.78元。此时，3个月后看涨期权的收益在状态U下是21.78－21.21＝0.57，在状态D下为0.

按上面程序，分别得Q＝0.144，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1－1%）×Q＝2.57，C0＝0.39，即一个包含0.39×1/Q＝2.72的多头看涨期权与1/Q×2.57e＝17.28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将等同于支付了证券交易税后的股票资产，该投资组合的期初价值也是20.

可以看出，在引入证券交易税后，投资者对衍生金融工具（看涨期权）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固定收入证券（债券）的需求则相对减少。

从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方面分析

现在假设仅对股票期权这一资产征收1%的交易税，该期权的税后价值在状态U下是0.57×（1－1%）＝0.56，在状态D下是0.依次用同样的计算，可得Q、C0和B0分别为0.143，0.386和17.293.从期权交易中征得的全部税收即为（1/0.143）×0.386×1%＝0.03，这样国家征得的税仅相当于原税收收入的10%.

现在继续延伸，对债券也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该税将直接作用于利率（假定为12%），使收益率仅为原来的99%.运用前面的公式，为与股票得到同样的收益率，期权与债券的数量都必须增加，而期权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增加量会更多。对债券征税所得的税收只有0.005，而总税收收入则增加到0.035，仍旧低于原税收收入。在对所有的资产都征收1%的税之后，实现的税收收入也仅占预期收入的11%.当然，对所有资产均征收统一税率（如1%）的交易税不是支付中性（payoff-neutral）的，在1%的交易税下，对股票征税的税收收入大约是从与该股票有同样支付的投资组合所得税收收入的10倍。

从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方面分析——以瑞典为例

一、瑞典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实践

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从1983年10月起开征，到1991年12月废除，共经历了8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开征阶段：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从1983年起，瑞典的工会组织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因就强烈要求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工会认为证券交易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一个给予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高收入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对直接从事国内证券经纪的机构征税。虽然瑞典财政部和商业部门反对征税，但国会最终同意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为国内股票及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实行双向征收，买卖国内资产的税率为5‰，也即一次交易对双方的总税负为1%，而股票期权交易是在基础股票交易1%的税率上额外增加1%，达到2%.开征初期，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对于不同金融工具有用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税率越高的金融工具有用性越低。

2.修改阶段：1986年7月至1990年3月。从1984年征收开始，证券交易税的税收收入情况总是令人不满意，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低。

鉴于工会组织的进一步要求，国会对证券交易税做了两方面的修改：（1）扩大征税范围。由于1986年大部分投资者在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1987年国会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固定收入证券，198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2）提高税率。本着收益中性的原则，1986年7月国会将原征税范围内的交易税税率翻倍，而期限越长的金融工具税率越高。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税收收入。

3.废除阶段：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税制修订后，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1987年为37.4亿瑞典克朗，1988年达到40.1亿瑞典克朗。但据瑞典财政部统计，税率提高100%仅能够增加22%的收入，征税效率十分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国内外投资者通过离岸账户大量避税。外国投资者直接转移到伦敦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内投资者则在国内先建立一个离岸账户，建立时支付相当于一次证券买卖所纳证券交易税3倍的税收，之后所有的交易均通过国外证券交易所买卖，不再征税。1986年提高税率后，瑞典国内11只最活跃股票的60%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这些交易额约占瑞典全国证券总市值的30%.其二，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使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量锐减。据估计，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的第一个星期，长期债券的交易量就减少到1987年平均水平的25%.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于是，1990年4月，政府不得不停征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税。到1991年12月，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全部停征。

二、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性

瑞典的实践如果延伸到世界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证券交易税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税种，它不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上投机盛行，征收证券交易税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例如，股票交易的投机性比债券交易大，收益相对也大，对股票交易征收较高的税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税并不是必要的税种。从美国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7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对证券交易税进行改革.

总之，证券交易税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施宏观调控。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一般侧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瑞典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虽然征收证券交易税能够抑制交易频率、引导资金流向、减少短线投机，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效果较差，导致了证券交易税调节功能在瑞典的失效，因此，其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以效率的损失。由于征税，提高了资金成本而减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投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证券市场上价格调节失灵和资源配置紊乱。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取向

结合证券交易税有效性的分析，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考虑税收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到征税的效率。

一、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效率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

自1990年深圳开征股票交易税以来，我国证券税收的聚财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宏观调控是征收证券交易税的首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国家证券税制改革的目标是稳定证券市场，在税种搭配、税率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了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抑制短期投资的特点。因此，长远来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还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

1.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从今后发展看，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同时，由于受市场走弱的影响，2001年前5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仅为136.7亿元，比去年同期累计减收78.2亿元，减少了36.4%；2002年1～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9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2.3%，减收152亿元.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证券法规的完善，以及证券税收体系的不断健全，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功能必将大打折扣。

2.证券交易税的宏观调控职能越来越重要。以我国台湾为例，1990年证券交易税税率上调至6‰，几天之内股票指数从12000多点下跌到2500点；1993年下调证券交易税税率至3‰后，股市连续4天上扬，反应十分迅速。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最早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开征，当时试行“对卖方征收0.6%”的税率，此后经过3‰—6‰—3‰—5‰—4‰几次税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证券市场高效、平稳和有序运行。

二、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应致力于税种的设计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组合投资交易费用买进卖出交易

一、引言

由Markowitz首先提出的证券组合组合投资理论是现代证券投理论的基石。它解决了持有一定资本的资者如何在证券市场众多的证券品种当中做出投资选择，适当的分配自己的资本，以得到最大的收益，并且收益发现最小。这种投资决策问题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非常由价值的结论,文[1]从安全投资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把概率引入了决策模型；文[2]也在概率原则下对投资组合进行研究，并用遗传算法进行模型求解；文[5]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对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求解这一模型的旋转算法；文[7]研究了不相关资产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文[3,8]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含有交易费用的投资组合模型进行研究。

然而在上述众多研究成果中，没有考虑证券组合投资中存在买进和卖出时交易费用问题，显然交易费用的多少肯定会影响到原来模型的可行域，即最优投资组合，因此在证券投资组合当中考虑买进卖出操作的交易费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可能会得到非有效的证券投资组合。因此，本文基于以上的考虑，把证券投资中的交易费用考虑进去，更加符合投资者的需要和实际投资情况。

二、含交易费用和无风险证券的投资组合模型

设一个投资者在最初投资于种股票，同时也有一种无风险的证券供选择（本文只考虑一种无风险证券事合理的，因若在几种无风险证券当中有一种的无风险证券的收益是最好的，则投资者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必然会只投资于这一种无风险证券；若有几种证券的最优收益一样，在不考虑外因扰动的情况下，它们的投资组合也可以看做是投资于一种证券）。

不妨设第种证券的单位交易额的交易费用为(包含所有的交易费用，手续费及缴纳的税金等等)，有买进与卖出时交易费用相同，投资于第i中股票的投资额为表示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为证券组合的净收益，表示第种股票的期望收益率，为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总和，则证券投资组合的交易总成本是

三、在有追加投资下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不是首次投资证券，而是手里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证券，在特定的时期需要追加投资来调整已有是证券结构，这个时候以往的投资组合决策理论模型和上述的模型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必须对模型加以调整。

我们假设投资者卖出第种证券后不再买进该证券。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投资者会把因卖出某些证券得到的金额用于投资其他收益比较大的股票上面，使得手中没有太多空闲资本，这一假设也是符合实际的；假设投资者手中已拥有第种证券的数额为,追加投资金额为，仍用表示投资于证券i的投资数额，则有：

，则表示买进第i种证券，其下标集用J表示；

，则表示卖出第i种证券，其下标集用I表示；

，表示对第i种证券不买不卖，即保持原来的投资数量，其下标集用K表示；

三种情况下对证券组合来讲其交易费用，,故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模型：其中为无风险的投资比例。

四、结束语

本文对含有买进，卖出交易费用的投资组合决策理论进行了研究，更加符合市场交易实际情况，与以前的理论模型相比，其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有追加投资的理论决策模型，为投资者进一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市场情况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投资，更好的反应了证券市场上动态投资过程，也对证券投资理论研究做了必要补充。因此，本文理论模型也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国华黄薇:安全第一的证券组合优化模型与绩效管理[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000-582x（2000）03-0094-03

[2]徐金红,徐维军,李引生.概率原则下基于投资者偏好的组合投资选择[J].系统工程学报.2005.10

[3]李宏杰:具有资本结构因子和交易成本的证券组合投资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07.1

[4]卢祖帝赵泉水:上海股票市场的投资组合分析:基于均值—绝对偏差的折中方法[J].管理科学学报.2001.2

[5]张鹏张忠桢岳超源: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投资组合旋转算法研究[J].财经研究.2005.12

[6]张卫国谢建勇聂赞坎:不相关证券组合有效集的解析表示及动态分析[J].系统工程.1001-4098（2002）01-0024-04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3

由Markowitz首先提出的证券组合组合投资理论是现代证券投理论的基石。它解决了持有一定资本的资者如何在证券市场众多的证券品种当中做出投资选择，适当的分配自己的资本，以得到最大的收益，并且收益发现最小。这种投资决策问题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非常由价值的结论,文[1]从安全投资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把概率引入了决策模型；文[2]也在概率原则下对投资组合进行研究，并用遗传算法进行模型求解；文[5]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对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求解这一模型的旋转算法；文[7]研究了不相关资产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文[3,8]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含有交易费用的投资组合模型进行研究。

然而在上述众多研究成果中，没有考虑证券组合投资中存在买进和卖出时交易费用问题，显然交易费用的多少肯定会影响到原来模型的可行域，即最优投资组合，因此在证券投资组合当中考虑买进卖出操作的交易费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可能会得到非有效的证券投资组合。因此，本文基于以上的考虑，把证券投资中的交易费用考虑进去，更加符合投资者的需要和实际投资情况。

二、含交易费用和无风险证券的投资组合模型

设一个投资者在最初投资于种股票，同时也有一种无风险的证券供选择（本文只考虑一种无风险证券事合理的，因若在几种无风险证券当中有一种的无风险证券的收益是最好的，则投资者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必然会只投资于这一种无风险证券；若有几种证券的最优收益一样，在不考虑外因扰动的情况下，它们的投资组合也可以看做是投资于一种证券）。

不妨设第种证券的单位交易额的交易费用为(包含所有的交易费用，手续费及缴纳的税金等等)，有买进与卖出时交易费用相同，投资于第i中股票的投资额为表示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为证券组合的净收益，表示第种股票的期望收益率，为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总和，则证券投资组合的交易总成本是

三、在有追加投资下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不是首次投资证券，而是手里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证券，在特定的时期需要追加投资来调整已有是证券结构，这个时候以往的投资组合决策理论模型和上述的模型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必须对模型加以调整。

我们假设投资者卖出第种证券后不再买进该证券。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投资者会把因卖出某些证券得到的金额用于投资其他收益比较大的股票上面，使得手中没有太多空闲资本，这一假设也是符合实际的；假设投资者手中已拥有第种证券的数额为,追加投资金额为，仍用表示投资于证券i的投资数额，则有：

，则表示买进第i种证券，其下标集用J表示；

，则表示卖出第i种证券，其下标集用I表示；

，表示对第i种证券不买不卖，即保持原来的投资数量，其下标集用K表示；三种情况下对证券组合来讲其交易费用，,故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模型：其中为无风险的投资比例。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4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股市上名为凭证税，但实际上等同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SecuritiesTransactionTaxes，STTs），也是对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从表面上看，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减少投机引起的市场波动，防止过度投机和金融危机，从而调节金融市场定价，但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税种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效。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减少或废除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德国于1991年已废除了股票周转税及中短期债券的交易税，新加坡于2001年6月30日开始取消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也经历了“先征后废”的历史，而加拿大和荷兰根本没有开征过此税种。那么，证券交易税的有效性如何？本文将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证券市场上资产组合的变化、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以及该税种的长期时效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延伸到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

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资产组合的变化方面分析

假设市场上有三种两期（t0，t1）资产：股票、债券和看涨期权。股票的初始价格S0=20元，三个月后，在状况U下，其价格S0u=22元，在状况D下，价格S0d=18元，状况U和状况D的概率均为0.5，该股票不支付股利。而且，三个月后，一个欧式看涨期权的到期价格为21元，无风险债券的年利率为12%.

不考虑证券交易税，3个月后该股票的市场价为22元时，投资者将以21元买进期权，到期时以22元卖出去，赚取差价1元。同样，股票的市场价为18元时，投资者将不行使该期权。设股票数量为Q，那么如果一个Q份股票与一个空头在未来有同样的收益，则：

22Q－（22－21）=18Q

得Q=0.25，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Q=18×0.25=4.5元。

为得到同样的无风险收益率，投资于债券的价值应为4.5e-012×（3/12）=4.37元。

假设无套利行为，在期初时，看涨期权的价值必须使投资组合的价值等于债券的价值，即

4.37=0.25×20－C0

得C0=0.63.C0×1/Q＋4.37×1/Q×e0=20，即C0×1/Q的多头看涨期权与4.37×1/Q=17.47的债券的组合在期初时的价值将等同于股票的初始价值。在状态U下，该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Q×1+17.47e-0.12×（3/12）=22元，状态D下价值为18元。

其他条件相同，现在将对交易双方的资产交易各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那么在买进股票期权时，投资者实际支付21×（1＋1%）＝21.21元，卖出股票期权时，仅收到22×（1－1%）＝21.78元。此时，3个月后看涨期权的收益在状态U下是21.78－21.21＝0.57，在状态D下为0.

按上面程序，分别得Q＝0.144，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1－1%）×Q＝2.57，C0＝0.39，即一个包含0.39×1/Q＝2.72的多头看涨期权与1/Q×2.57e＝17.28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将等同于支付了证券交易税后的股票资产，该投资组合的期初价值也是20.

可以看出，在引入证券交易税后，投资者对衍生金融工具（看涨期权）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固定收入证券（债券）的需求则相对减少。

从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方面分析

现在假设仅对股票期权这一资产征收1%的交易税，该期权的税后价值在状态U下是0.57×（1－1%）＝0.56，在状态D下是0.依次用同样的计算，可得Q、C0和B0分别为0.143，0.386和17.293.从期权交易中征得的全部税收即为（1/0.143）×0.386×1%＝0.03，这样国家征得的税仅相当于原税收收入的10%.

现在继续延伸，对债券也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该税将直接作用于利率（假定为12%），使收益率仅为原来的99%.运用前面的公式，为与股票得到同样的收益率，期权与债券的数量都必须增加，而期权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增加量会更多。对债券征税所得的税收只有0.005，而总税收收入则增加到0.035，仍旧低于原税收收入。在对所有的资产都征收1%的税之后，实现的税收收入也仅占预期收入的11%.当然，对所有资产均征收统一税率（如1%）的交易税不是支付中性（payoff-neutral）的，在1%的交易税下，对股票征税的税收收入大约是从与该股票有同样支付的投资组合所得税收收入的10倍。

从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方面分析——以瑞典为例

一、瑞典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实践

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从1983年10月起开征，到1991年12月废除，共经历了8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开征阶段：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从1983年起，瑞典的工会组织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因就强烈要求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工会认为证券交易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一个给予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高收入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对直接从事国内证券经纪的机构征税。虽然瑞典财政部和商业部门反对征税，但国会最终同意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为国内股票及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实行双向征收，买卖国内资产的税率为5‰，也即一次交易对双方的总税负为1%，而股票期权交易是在基础股票交易1%的税率上额外增加1%，达到2%.开征初期，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对于不同金融工具有用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税率越高的金融工具有用性越低。

2.修改阶段：1986年7月至1990年3月。从1984年征收开始，证券交易税的税收收入情况总是令人不满意，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低。

鉴于工会组织的进一步要求，国会对证券交易税做了两方面的修改：（1）扩大征税范围。由于1986年大部分投资者在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1987年国会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固定收入证券，198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2）提高税率。本着收益中性的原则，1986年7月国会将原征税范围内的交易税税率翻倍，而期限越长的金融工具税率越高。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税收收入。

3.废除阶段：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税制修订后，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1987年为37.4亿瑞典克朗，1988年达到40.1亿瑞典克朗。但据瑞典财政部统计，税率提高100%仅能够增加22%的收入，征税效率十分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国内外投资者通过离岸账户大量避税。外国投资者直接转移到伦敦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内投资者则在国内先建立一个离岸账户，建立时支付相当于一次证券买卖所纳证券交易税3倍的税收，之后所有的交易均通过国外证券交易所买卖，不再征税。1986年提高税率后，瑞典国内11只最活跃股票的60%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这些交易额约占瑞典全国证券总市值的30%.其二，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使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量锐减。据估计，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的第一个星期，长期债券的交易量就减少到1987年平均水平的25%.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于是，1990年4月，政府不得不停征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税。到1991年12月，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全部停征。

二、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性

瑞典的实践如果延伸到世界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证券交易税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税种，它不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上投机盛行，征收证券交易税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例如，股票交易的投机性比债券交易大，收益相对也大，对股票交易征收较高的税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税并不是必要的税种。从美国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7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对证券交易税进行改革.

总之，证券交易税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施宏观调控。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一般侧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瑞典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虽然征收证券交易税能够抑制交易频率、引导资金流向、减少短线投机，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效果较差，导致了证券交易税调节功能在瑞典的失效，因此，其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以效率的损失。由于征税，提高了资金成本而减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投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证券市场上价格调节失灵和资源配置紊乱。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取向

结合证券交易税有效性的分析，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考虑税收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到征税的效率。

一、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效率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

自1990年深圳开征股票交易税以来，我国证券税收的聚财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宏观调控是征收证券交易税的首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国家证券税制改革的目标是稳定证券市场，在税种搭配、税率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了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抑制短期投资的特点。因此，长远来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还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

1.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从今后发展看，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同时，由于受市场走弱的影响，2001年前5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仅为136.7亿元，比去年同期累计减收78.2亿元，减少了36.4%；2002年1～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9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2.3%，减收152亿元.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证券法规的完善，以及证券税收体系的不断健全，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功能必将大打折扣。

2.证券交易税的宏观调控职能越来越重要。以我国台湾为例，1990年证券交易税税率上调至6‰，几天之内股票指数从12000多点下跌到2500点；1993年下调证券交易税税率至3‰后，股市连续4天上扬，反应十分迅速。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最早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开征，当时试行“对卖方征收0.6%”的税率，此后经过3‰—6‰—3‰—5‰—4‰几次税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证券市场高效、平稳和有序运行。

二、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应致力于税种的设计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5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股市上名为凭证税,但实际上等同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SecuritiesTransactionTaxes,STTs),也是对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从表面上看,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减少投机引起的市场波动,防止过度投机和金融危机,从而调节金融市场定价,但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税种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效。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减少或废除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德国于1991年已废除了股票周转税及中短期债券的交易税,新加坡于2001年6月30日开始取消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也经历了“先征后废”的历史,而加拿大和荷兰根本没有开征过此税种。那么,证券交易税的有效性如何?本文将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证券市场上资产组合的变化、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以及该税种的长期时效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延伸到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

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资产组合的变化方面分析

假设市场上有三种两期(t0,t1)资产:股票、债券和看涨期权。股票的初始价格S0=20元,三个月后,在状况U下,其价格S0u=22元,在状况D下,价格S0d=18元,状况U和状况D的概率均为0.5,该股票不支付股利。而且,三个月后,一个欧式看涨期权的到期价格为21元,无风险债券的年利率为12%.

不考虑证券交易税,3个月后该股票的市场价为22元时,投资者将以21元买进期权,到期时以22元卖出去,赚取差价1元。同样,股票的市场价为18元时,投资者将不行使该期权。设股票数量为Q,那么如果一个Q份股票与一个空头在未来有同样的收益,则:

22Q-(22-21)=18Q

得Q=0.25,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Q=18×0.25=4.5元。

为得到同样的无风险收益率,投资于债券的价值应为4.5e-012×(3/12)=4.37元。

假设无套利行为,在期初时,看涨期权的价值必须使投资组合的价值等于债券的价值,即

4.37=0.25×20-C0

得C0=0.63.C0×1/Q+4.37×1/Q×e0=20,即C0×1/Q的多头看涨期权与4.37×1/Q=17.47的债券的组合在期初时的价值将等同于股票的初始价值。在状态U下,该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Q×1+17.47e-0.12×(3/12)=22元,状态D下价值为18元。

其他条件相同,现在将对交易双方的资产交易各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那么在买进股票期权时,投资者实际支付21×(1+1%)=21.21元,卖出股票期权时,仅收到22×(1-1%)=21.78元。此时,3个月后看涨期权的收益在状态U下是21.78-21.21=0.57,在状态D下为0.

按上面程序,分别得Q=0.144,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1-1%)×Q=2.57,C0=0.39,即一个包含0.39×1/Q=2.72的多头看涨期权与1/Q×2.57e=17.28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将等同于支付了证券交易税后的股票资产,该投资组合的期初价值也是20.

可以看出,在引入证券交易税后,投资者对衍生金融工具(看涨期权)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固定收入证券(债券)的需求则相对减少。

从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方面分析

现在假设仅对股票期权这一资产征收1%的交易税,该期权的税后价值在状态U下是0.57×(1-1%)=0.56,在状态D下是0.依次用同样的计算,可得Q、C0和B0分别为0.143,0.386和17.293.从期权交易中征得的全部税收即为(1/0.143)×0.386×1%=0.03,这样国家征得的税仅相当于原税收收入的10%.

现在继续延伸,对债券也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该税将直接作用于利率(假定为12%),使收益率仅为原来的99%.运用前面的公式,为与股票得到同样的收益率,期权与债券的数量都必须增加,而期权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增加量会更多。对债券征税所得的税收只有0.005,而总税收收入则增加到0.035,仍旧低于原税收收入。在对所有的资产都征收1%的税之后,实现的税收收入也仅占预期收入的11%.当然,对所有资产均征收统一税率(如1%)的交易税不是支付中性(payoff-neutral)的,在1%的交易税下,对股票征税的税收收入大约是从与该股票有同样支付的投资组合所得税收收入的10倍。

从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方面分析——以瑞典为例

一、瑞典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实践

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从1983年10月起开征,到1991年12月废除,共经历了8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开征阶段: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从1983年起,瑞典的工会组织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因就强烈要求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工会认为证券交易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一个给予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高收入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对直接从事国内证券经纪的机构征税。虽然瑞典财政部和商业部门反对征税,但国会最终同意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为国内股票及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实行双向征收,买卖国内资产的税率为5‰,也即一次交易对双方的总税负为1%,而股票期权交易是在基础股票交易1%的税率上额外增加1%,达到2%.开征初期,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对于不同金融工具有用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税率越高的金融工具有用性越低。

2.修改阶段:1986年7月至1990年3月。从1984年征收开始,证券交易税的税收收入情况总是令人不满意,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低。

鉴于工会组织的进一步要求,国会对证券交易税做了两方面的修改:(1)扩大征税范围。由于1986年大部分投资者在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1987年国会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固定收入证券,198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2)提高税率。本着收益中性的原则,1986年7月国会将原征税范围内的交易税税率翻倍,而期限越长的金融工具税率越高。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税收收入。

3.废除阶段: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税制修订后,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1987年为37.4亿瑞典克朗,1988年达到40.1亿瑞典克朗。但据瑞典财政部统计,税率提高100%仅能够增加22%的收入,征税效率十分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国内外投资者通过离岸账户大量避税。外国投资者直接转移到伦敦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内投资者则在国内先建立一个离岸账户,建立时支付相当于一次证券买卖所纳证券交易税3倍的税收,之后所有的交易均通过国外证券交易所买卖,不再征税。1986年提高税率后,瑞典国内11只最活跃股票的60%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这些交易额约占瑞典全国证券总市值的30%.其二,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使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量锐减。据估计,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的第一个星期,长期债券的交易量就减少到1987年平均水平的25%.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于是,1990年4月,政府不得不停征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税。到1991年12月,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全部停征。

二、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性

瑞典的实践如果延伸到世界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证券交易税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税种,它不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上投机盛行,征收证券交易税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例如,股票交易的投机性比债券交易大,收益相对也大,对股票交易征收较高的税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税并不是必要的税种。从美国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7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对证券交易税进行改革.

总之,证券交易税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施宏观调控。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一般侧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瑞典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虽然征收证券交易税能够抑制交易频率、引导资金流向、减少短线投机,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效果较差,导致了证券交易税调节功能在瑞典的失效,因此,其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以效率的损失。由于征税,提高了资金成本而减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投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证券市场上价格调节失灵和资源配置紊乱。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取向

结合证券交易税有效性的分析,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考虑税收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到征税的效率。

一、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效率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

自1990年深圳开征股票交易税以来,我国证券税收的聚财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宏观调控是征收证券交易税的首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国家证券税制改革的目标是稳定证券市场,在税种搭配、税率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了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抑制短期投资的特点。因此,长远来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还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

1.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从今后发展看,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同时,由于受市场走弱的影响,2001年前5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仅为136.7亿元,比去年同期累计减收78.2亿元,减少了36.4%;2002年1~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9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2.3%,减收152亿元.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证券法规的完善,以及证券税收体系的不断健全,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功能必将大打折扣。

2.证券交易税的宏观调控职能越来越重要。以我国台湾为例,1990年证券交易税税率上调至6‰,几天之内股票指数从12000多点下跌到2500点;1993年下调证券交易税税率至3‰后,股市连续4天上扬,反应十分迅速。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最早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开征,当时试行“对卖方征收0.6%”的税率,此后经过3‰—6‰—3‰—5‰—4‰几次税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证券市场高效、平稳和有序运行。

二、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应致力于税种的设计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6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7

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从1983年10月起开征，到1991年12月废除，共经历了8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开征阶段：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从1983年起，瑞典的工会组织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因就强烈要求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工会认为证券交易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一个给予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高收入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对直接从事国内证券经纪的机构征税。虽然瑞典财政部和商业部门反对征税，但国会最终同意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为国内股票及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实行双向征收，买卖国内资产的税率为5‰，也即一次交易对双方的总税负为1%，而股票期权交易是在基础股票交易1%的税率上额外增加1%，达到2%.开征初期，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对于不同金融工具有用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税率越高的金融工具有用性越低。

2.修改阶段：1986年7月至1990年3月。从1984年征收开始，证券交易税的税收收入情况总是令人不满意，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低。

鉴于工会组织的进一步要求，国会对证券交易税做了两方面的修改：（1）扩大征税范围。由于1986年大部分投资者在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1987年国会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固定收入证券，198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2）提高税率。本着收益中性的原则，1986年7月国会将原征税范围内的交易税税率翻倍，而期限越长的金融工具税率越高。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税收收入。

3.废除阶段：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税制修订后，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1987年为37.4亿瑞典克朗，1988年达到40.1亿瑞典克朗。但据瑞典财政部统计，税率提高100%仅能够增加22%的收入，征税效率十分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国内外投资者通过离岸账户大量避税。外国投资者直接转移到伦敦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内投资者则在国内先建立一个离岸账户，建立时支付相当于一次证券买卖所纳证券交易税3倍的税收，之后所有的交易均通过国外证券交易所买卖，不再征税。1986年提高税率后，瑞典国内11只最活跃股票的60%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这些交易额约占瑞典全国证券总市值的30%.其二，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使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量锐减。据估计，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的第一个星期，长期债券的交易量就减少到1987年平均水平的25%.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于是，1990年4月，政府不得不停征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税。到1991年12月，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全部停征。

二、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性

瑞典的实践如果延伸到世界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证券交易税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税种，它不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上投机盛行，征收证券交易税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例如，股票交易的投机性比债券交易大，收益相对也大，对股票交易征收较高的税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税并不是必要的税种。从美国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7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对证券交易税进行改革.

总之，证券交易税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施宏观调控。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一般侧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瑞典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虽然征收证券交易税能够抑制交易频率、引导资金流向、减少短线投机，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效果较差，导致了证券交易税调节功能在瑞典的失效，因此，其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以效率的损失。由于征税，提高了资金成本而减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投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证券市场上价格调节失灵和资源配置紊乱。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取向

结合证券交易税有效性的分析，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考虑税收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到征税的效率。

一、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效率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

自1990年深圳开征股票交易税以来，我国证券税收的聚财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宏观调控是征收证券交易税的首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国家证券税制改革的目标是稳定证券市场，在税种搭配、税率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了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抑制短期投资的特点。因此，长远来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还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

1.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从今后发展看，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同时，由于受市场走弱的影响，2001年前5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仅为136.7亿元，比去年同期累计减收78.2亿元，减少了36.4%；2002年1～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9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2.3%，减收152亿元.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证券法规的完善，以及证券税收体系的不断健全，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功能必将大打折扣。

2.证券交易税的宏观调控职能越来越重要。以我国台湾为例，1990年证券交易税税率上调至6‰，几天之内股票指数从12000多点下跌到2500点；1993年下调证券交易税税率至3‰后，股市连续4天上扬，反应十分迅速。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最早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开征，当时试行“对卖方征收0.6%”的税率，此后经过3‰—6‰—3‰—5‰—4‰几次税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证券市场高效、平稳和有序运行。

二、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应致力于税种的设计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8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二、印花税的主要职能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9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不断普及，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证券经纪模式，成为证券投资的主要手段。然而在网络扩展证券业务的同时，也助长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的盛行，网上证券商存在着虚假信息披露、操纵市场价格等欺诈性网上证券交易行为。这无疑对传统的证券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考察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提出对我国证券交易监管完善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SecurityOnlienTradingSupervision

网上证券交易是一种新兴的无纸化、虚拟化证券交易方式。网上证券交易是指投资者利用互联网网络资源，包括公用互联网、局域网、专网、无线互联网等各种手段进行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包括获取实时行情、相关市场咨询，以及网上委托等一系列服务，借助网络完成开户、委托、支付、交割和清算等证券交易全过程。[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的不断兴起，网上证券交易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证券经纪业务形式。以网络为平台的证券交易，具有无纸性、虚拟性、技术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与传统的证券交易形式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更高的效率。网上证券交易的无纸化、虚拟化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和时间，节约了证券交易成本。同时，由于网上证券交易无需设立现实的营业部，从硬件设施到人员配备上都大大节约了证券商的资源。而且，投资者也可以迅速、及时、全面、方便的获得证券交易相关信息，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然而，网络在给证券交易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特别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的证券业务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才刚起步不久，1997年我国才出现了网上证券交易，我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所以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完善网上监管对我国来说尤显重要。

一、国际证监会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指导性文件

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在1997年9月，针对网络可能引发证券交易欺诈的执行问题发表了一篇报告，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防范，以保护大众投资者的利益。1998年9月和2001年6月针对网上证券交易相关的证券问题提出了两次报告。在第一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各国证券主管机构与自律机构提出建议，要求它们尽可能多的在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和其他相关问题有所认识，防止证券交易欺诈。该报告还建议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应采取措施来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在第二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特别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密切关注网络讨论区可能发生的情事，并寻求各国在现有证券法的框架下如何有效的回应此风险。同时证券管理委员会还认为，不论行为人利用何种媒介传播不实信息，各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都应有应对操纵市场或滥用资讯情事的机制，因此各国证券管理机构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将现行法律适用于各种网络讨论区的情况。[2]

二、域外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考察借鉴

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由于数量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技术性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已成为世界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打击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严厉并有效的监管措施。

1、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美国是网上证券交易最早出现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少数证券商开始利用网络下达交易指令，1995年客户首次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委托，2000年网上证券交易在美国已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重要的交易方式。[3]应该说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美国证监会（简称SEC）针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采取的行动包括投资者教育、主管机关的在线监督和诉讼。首先，SEC网站设有针对投资者的专门教育项目。由SEC投资者教育和帮助办公室维持该网页，相关投资者保护的信息，并与SEC执行部门即网络执法办公室（InternetEnforcementOffice）联合提供“投资者警示”服务，描绘了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其次，SEC进行在线监督。美国证监会经常组织雇员对网络上的各种欺诈行为进行扫荡。每周一次的监督活动一般能够成功地发现欺诈活动。由于信息容量大和SEC获得的资源有限，SEC雇员不可能识别所有可能对投资者构成威胁的活动，SEC更多的是依赖投资者的检举揭发而非自身的调查。最后，SEC、投资者等针对网络证交易券欺诈提起诉讼。当发现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时，SEC有权进行行政听证程序，确定违法者应承担的责任并进行制裁。同时，SEC有权在联邦法院起诉，通过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违法者继续进行欺诈活动。在地区法院，SEC有权请求法院颁布禁令或者实施临时性限制措施。对于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SEC可以将相关案卷移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控诉。出台上述行政及刑事处罚措施外，受害的投资者还可以依据美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就所受的损害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

2、澳大利亚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澳大利亚的反欺诈监管着力于解决本国监管机构对国际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管辖权问题。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简称ASIC）了一份对电子招股说明书的政策说明。阐明了对国际网上证券交易的管辖权问题。根据该政策说明，所有的证券发行行为，不管发行地在哪里，只要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能够回应该要约进行投资，发行人就有义务向ASIC提交报告。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外国发行人向澳大利亚投资者发送电子邮件或者网页上的发行信息可以被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浏览到，则该外国发行人就必须依据澳大利亚证券法的规定向ASIC进行登记；若该外国发行人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则ASIC有管辖权。但是，如果发行人清楚地表明不接受澳大利亚境内投资者的投资，则ASIC将豁免网络上外国发行人的登记义务，相应地对外国发行人的欺诈行为也没有管辖权。[5]

三、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监管的相关做法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有借鉴意义的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进行完善：。

1、应建立一个分工明确的监管体系和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监管专业队伍，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中国证监会和其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组成的集中统一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体系对网上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同时，还要吸纳更多更优秀的网络技术人员、会计师、律师和具有证券专业知识的人才到监管队伍中。此外，交易所的功能也不可忽视。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来自法律授权，交易所通过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承认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以及与上市公司订立上市协议，以弥补证监会行政监管的不足。尽快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并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定期评估调整，是证券交易所对证券电子交易进行自律监管的有效途径。证券交易所通过在交易规则中对电子化交易错误的责任承担，或者责任限制作出合理的规定，并据此指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的预期。[6]

2、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投资者对虚假信息的鉴别能力，帮助他们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具体措施为：（1）在权威网站上相关投资者保护信息，描绘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2）建立专家在线解答板块，包括证券、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定期的让投资者咨询并作出解答，每周一次。如周日法务咨询，可以让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相关人员做这些工作，并给予必要的报酬；周三会计问题咨询，由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国家审计机构派员给予解答；周六证券专业知识咨询，由证监会或者证券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派员给予解答。从而，给投资者提供更为全面、权威、可靠、准确的信息。（3）拓宽投资者检举揭发的途径，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

3、应加强对披露信息网站的监管力度。

首先，可对披露证券信息的网站实行许可证制度。证监会应公开被授予许可证的网站名单，并向投资者说明。投资者从未获得许可证的网站获取信息被误导并据此入市遭到严重损失的，应自负后果。网站也必须在醒目位置向投资者说明其是否具有披露证券信息的许可证。其次，可以设立权威网站。当不同的网站信息披露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时，以权威网站为准。可以考虑将证监会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市公司自己的网站作为权威网站。再次，加强对网站信息内容的监管。监管的重点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的网上投资咨询是否违背有关咨询方面的法规，网站中是否有传播虚假的、误导性的信息。因此，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与投资者的信息交流平台，以便接受投资者的检举揭发。

4、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监管应进行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尚不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也不完备，在这些方面应该加以立法完善。立法机关应该对我国现行的《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在原有的监管系统上对网上证券交易加以补充规定，如统一对网上交易系统认证标准，对IT公司介入证券类服务的责权进行清晰的界定等。证监会应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制定《证券法实施细则》，详细规定有关网上证券交易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对滞后的证券法律法规进行适用性司法解释，这样才能解决业务创新带来的法律稳定性与滞后性的矛盾。同时，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覆盖面过于狭小，仅限于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罪，并没有关于网上证券交易犯罪的相关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285条、286条、287条规定的各种计算机犯罪进行补充规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适用性的司法解释。

5、关于管辖权和准据法适用问题。

首先，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管辖权法院。如果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应优先考虑证券公司所在地[7]法院的管辖，因为证券公司掌握了交易的数据资料，而且确定其所在地较为容易。其次，对于适用的准据法，应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若当事人未作出选择的，可适用证券公司所在地的国家法律，因为无论从交易合同的订立、交易指令的执行还是侵权行为、侵权结果等因素来看，证券公司所在地与证券网上交易具有在客观上最确定、最集中、最密切的联系。另外，我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签订有关网上交易管辖权和适用准据法的国际条约。这样，既可以明确管辖权，防止国家之间发生适用法律的冲突，又可以使当事人预见到争议的处理结果。

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着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网上证券交易如今已成为现今世界很普遍的证券经纪模式，然而网络在推动证券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等问题，这给网上证券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有相配套的完备的监管机制来应对这一难题，网上证券监管任重而道远。国际上的监管经验给了我国刚起步不久的网上证券监管不少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应学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制度，对我国网上证券监管之不足逐步加以完善。

链接：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页。

[2]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9页。

[3]费鹏、屠梅曾著：《国外网上证券交易对我国券商的启示》，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4月，第23卷，第116期。

[4]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5]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6]徐亮著：《网上证券交易：挑战、法律困境及出路》，载《法学论坛》2005年3月5日，第20卷，第2期。

[7]这里所谓的“所在地”是指证券公司最主要的住所地，如果证券公司无实体营业所，则为其申请登记的处所。

参考文献：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179页。

【2】涂斌著：《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比较和借鉴》，载《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8月，第19卷，第4期。

【3】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4】李嵘著：《试论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完善》，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4月

【5】巫文勇著：《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防范及法律规制》，载《河北法学》，2004年9月，第22卷，第9期。

【6】曾筱清著：《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

证券交易投资范文篇10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不断普及，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证券经纪模式，成为证券投资的主要手段。然而在网络扩展证券业务的同时，也助长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的盛行，网上证券商存在着虚假信息披露、操纵市场价格等欺诈性网上证券交易行为。这无疑对传统的证券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考察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提出对我国证券交易监管完善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SecurityOnlienTradingSupervision

网上证券交易是一种新兴的无纸化、虚拟化证券交易方式。网上证券交易是指投资者利用互联网网络资源，包括公用互联网、局域网、专网、无线互联网等各种手段进行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包括获取实时行情、相关市场咨询，以及网上委托等一系列服务，借助网络完成开户、委托、支付、交割和清算等证券交易全过程。[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的不断兴起，网上证券交易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证券经纪业务形式。以网络为平台的证券交易，具有无纸性、虚拟性、技术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与传统的证券交易形式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更高的效率。网上证券交易的无纸化、虚拟化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和时间，节约了证券交易成本。同时，由于网上证券交易无需设立现实的营业部，从硬件设施到人员配备上都大大节约了证券商的资源。而且，投资者也可以迅速、及时、全面、方便的获得证券交易相关信息，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然而，网络在给证券交易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特别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的证券业务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才刚起步不久，1997年我国才出现了网上证券交易，我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所以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完善网上监管对我国来说尤显重要。

一、国际证监会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指导性文件

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在1997年9月，针对网络可能引发证券交易欺诈的执行问题发表了一篇报告，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防范，以保护大众投资者的利益。1998年9月和2001年6月针对网上证券交易相关的证券问题提出了两次报告。在第一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各国证券主管机构与自律机构提出建议，要求它们尽可能多的在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和其他相关问题有所认识，防止证券交易欺诈。该报告还建议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应采取措施来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在第二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特别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密切关注网络讨论区可能发生的情事，并寻求各国在现有证券法的框架下如何有效的回应此风险。同时证券管理委员会还认为，不论行为人利用何种媒介传播不实信息，各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都应有应对操纵市场或滥用资讯情事的机制，因此各国证券管理机构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将现行法律适用于各种网络讨论区的情况。[2]

二、域外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考察借鉴

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由于数量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技术性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已成为世界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打击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严厉并有效的监管措施。

1、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美国是网上证券交易最早出现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少数证券商开始利用网络下达交易指令，1995年客户首次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委托，2000年网上证券交易在美国已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重要的交易方式。[3]应该说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美国证监会（简称SEC）针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采取的行动包括投资者教育、主管机关的在线监督和诉讼。首先，SEC网站设有针对投资者的专门教育项目。由SEC投资者教育和帮助办公室维持该网页，相关投资者保护的信息，并与SEC执行部门即网络执法办公室（InternetEnforcementOffice）联合提供“投资者警示”服务，描绘了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其次，SEC进行在线监督。美国证监会经常组织雇员对网络上的各种欺诈行为进行扫荡。每周一次的监督活动一般能够成功地发现欺诈活动。由于信息容量大和SEC获得的资源有限，SEC雇员不可能识别所有可能对投资者构成威胁的活动，SEC更多的是依赖投资者的检举揭发而非自身的调查。最后，SEC、投资者等针对网络证交易券欺诈提起诉讼。当发现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时，SEC有权进行行政听证程序，确定违法者应承担的责任并进行制裁。同时，SEC有权在联邦法院起诉，通过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违法者继续进行欺诈活动。在地区法院，SEC有权请求法院颁布禁令或者实施临时性限制措施。对于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SEC可以将相关案卷移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控诉。出台上述行政及刑事处罚措施外，受害的投资者还可以依据美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就所受的损害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

2、澳大利亚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澳大利亚的反欺诈监管着力于解决本国监管机构对国际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管辖权问题。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简称ASIC）了一份对电子招股说明书的政策说明。阐明了对国际网上证券交易的管辖权问题。根据该政策说明，所有的证券发行行为，不管发行地在哪里，只要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能够回应该要约进行投资，发行人就有义务向ASIC提交报告。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外国发行人向澳大利亚投资者发送电子邮件或者网页上的发行信息可以被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浏览到，则该外国发行人就必须依据澳大利亚证券法的规定向ASIC进行登记；若该外国发行人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则ASIC有管辖权。但是，如果发行人清楚地表明不接受澳大利亚境内投资者的投资，则ASIC将豁免网络上外国发行人的登记义务，相应地对外国发行人的欺诈行为也没有管辖权。[5]

三、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监管的相关做法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有借鉴意义的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进行完善：。

1、应建立一个分工明确的监管体系和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监管专业队伍，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中国证监会和其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组成的集中统一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体系对网上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同时，还要吸纳更多更优秀的网络技术人员、会计师、律师和具有证券专业知识的人才到监管队伍中。此外，交易所的功能也不可忽视。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来自法律授权，交易所通过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承认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以及与上市公司订立上市协议，以弥补证监会行政监管的不足。尽快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并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定期评估调整，是证券交易所对证券电子交易进行自律监管的有效途径。证券交易所通过在交易规则中对电子化交易错误的责任承担，或者责任限制作出合理的规定，并据此指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的预期。[6]

2、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投资者对虚假信息的鉴别能力，帮助他们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具体措施为：（1）在权威网站上相关投资者保护信息，描绘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2）建立专家在线解答板块，包括证券、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定期的让投资者咨询并作出解答，每周一次。如周日法务咨询，可以让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相关人员做这些工作，并给予必要的报酬；周三会计问题咨询，由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国家审计机构派员给予解答；周六证券专业知识咨询，由证监会或者证券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派员给予解答。从而，给投资者提供更为全面、权威、可靠、准确的信息。（3）拓宽投资者检举揭发的途径，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

3、应加强对披露信息网站的监管力度。

首先，可对披露证券信息的网站实行许可证制度。证监会应公开被授予许可证的网站名单，并向投资者说明。投资者从未获得许可证的网站获取信息被误导并据此入市遭到严重损失的，应自负后果。网站也必须在醒目位置向投资者说明其是否具有披露证券信息的许可证。其次，可以设立权威网站。当不同的网站信息披露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时，以权威网站为准。可以考虑将证监会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市公司自己的网站作为权威网站。再次，加强对网站信息内容的监管。监管的重点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的网上投资咨询是否违背有关咨询方面的法规，网站中是否有传播虚假的、误导性的信息。因此，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与投资者的信息交流平台，以便接受投资者的检举揭发。

4、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监管应进行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尚不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也不完备，在这些方面应该加以立法完善。立法机关应该对我国现行的《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在原有的监管系统上对网上证券交易加以补充规定，如统一对网上交易系统认证标准，对IT公司介入证券类服务的责权进行清晰的界定等。证监会应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制定《证券法实施细则》，详细规定有关网上证券交易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对滞后的证券法律法规进行适用性司法解释，这样才能解决业务创新带来的法律稳定性与滞后性的矛盾。同时，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覆盖面过于狭小，仅限于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罪，并没有关于网上证券交易犯罪的相关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285条、286条、287条规定的各种计算机犯罪进行补充规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适用性的司法解释。

5、关于管辖权和准据法适用问题。

首先，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管辖权法院。如果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应优先考虑证券公司所在地[7]法院的管辖，因为证券公司掌握了交易的数据资料，而且确定其所在地较为容易。其次，对于适用的准据法，应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若当事人未作出选择的，可适用证券公司所在地的国家法律，因为无论从交易合同的订立、交易指令的执行还是侵权行为、侵权结果等因素来看，证券公司所在地与证券网上交易具有在客观上最确定、最集中、最密切的联系。另外，我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签订有关网上交易管辖权和适用准据法的国际条约。这样，既可以明确管辖权，防止国家之间发生适用法律的冲突，又可以使当事人预见到争议的处理结果。

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着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网上证券交易如今已成为现今世界很普遍的证券经纪模式，然而网络在推动证券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等问题，这给网上证券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有相配套的完备的监管机制来应对这一难题，网上证券监管任重而道远。国际上的监管经验给了我国刚起步不久的网上证券监管不少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应学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制度，对我国网上证券监管之不足逐步加以完善。

链接：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页。

[2]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9页。

[3]费鹏、屠梅曾著：《国外网上证券交易对我国券商的启示》，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4月，第23卷，第116期。

[4]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5]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6]徐亮著：《网上证券交易：挑战、法律困境及出路》，载《法学论坛》2005年3月5日，第20卷，第2期。

[7]这里所谓的“所在地”是指证券公司最主要的住所地，如果证券公司无实体营业所，则为其申请登记的处所。

参考文献：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179页。

【2】涂斌著：《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比较和借鉴》，载《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8月，第19卷，第4期。

【3】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4】李嵘著：《试论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完善》，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4月

【5】巫文勇著：《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防范及法律规制》，载《河北法学》，2004年9月，第22卷，第9期。

【6】曾筱清著：《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