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论文十篇

证券监管论文篇1

一、证券发行监管的概念及运作机理

证券发行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是指符合条件的商业组织或政府组织、以筹集资金为直接目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按照一定的程序、方式和要求,向投资人要约出售代表一定权益的资本证券的行为。而证券发行监管简单的说就是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发行的审查、核准和监控,它是证券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发行监管的目的是保持市场的统一、稳定和效率,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公开、合理、有序的交易环境,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证券发行行为,发展证券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由于证券发行市场的实际定价机制与证券产品本身的特殊性,论文市场机制在证券发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的,留学生论文是有缺陷的,这就需要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的发行进行审查、核准和监控。一方面就是要在投资者缺位(投资者缺乏参与证券产品发行定价的权利、发行者单独或者与证券承销商一起垄断发行价格的决定权的情形)的前提下保证证券发行的定价尽可能地公平,尽量使得投资者的利益不至于因其缺位而受到损失。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证券发行者、证券承销商的资格进行审核,对不同发行方式下的发行条件进行审核,对整个发行过程进行审核。另一方面,要尽量保证投资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和真实的信息,便于投资者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尽可能比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证券产品投资价值不确定,发行价格与投资价值严重背离等因素给投资者造成的利益损失。

证券发行市场是通过市场信息尤其是财务与价格信息的有效传递来引导资源的流向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众所周知,发行人完全公开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高质量的信息解读是证券发行市场有效性的两个基本条件。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发挥对证券发行活动的调节作用和定价功能,通过价格引导资源流动。而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有赖于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地传递和反馈。因此,证券发行监管的运作机理是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设定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明晰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优化竞争机制,使发行人和投资主体在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的作用下,高质量地披露和解读信息,在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和反馈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由供求力量的调节、竞价形成均衡的发行价格,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证券的投资价值,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实现证券发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二、从经济学视角看证券发行监管的必要性

在证券发行市场中,市场失灵同样存在,影响了发行市场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对证券发行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下面就以一般经济监管必要性理论为依托,从证券发行市场的市场失灵出发,分析证券发行监管的必要性及监管的核心。

1、不完全竞争。“是指当某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中具有市场力量时,该企业就能将其产品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购买就会比在竞争条件下要少,满意程度也会下降”。[1]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即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其假设前提之一是买卖者的交易行为对市场的价格不发生影响。如果在实际中发生了某些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能够影响价格波动的情况,那么,在效率上势必就会偏离理想的状态,在极端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对市场的价格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便形成了垄断。垄断导致的市场效率的损失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证券发行市场上是否存在竞争失灵的现象。

在证券发行市场上,证券卖方是企业,买方是投资者,在买卖之间通常由券商来承销。毕业论文在此,我们暂且不考虑券商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作用。在证券发行市场上,假设信息是完全的,那么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无法对发行价格形成垄断性的控制力。因为,不同公司的证券之间对买者而言存在很强的替代性,如果有卖者定价过高,那么投资者可以转向购买其他公司的证券,使卖者无法通过提高价格使投资者的满意程度下降。因此,假如证券发行市场是一个信息完全的市场,证券发行市场中不会存在竞争失灵的问题,政府没有必要对发行市场中的竞争机制进行干预。然而,信息完全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监管所要做的是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而不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人为破坏。

2、不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理论假设之一是:买者和卖者对其买卖的商品和服务都有充分的信息,企业被假定了解其产业经营范围内的各种因素发展的前景,消费者被假定知道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在证券市场中,对完全信息的要求比普通商品市场还要高,证券价格的决定取决于交易双方对各种信息的掌握程度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判断,可以说证券是一种由信息决定的产品。根据有效市场的假定,在有效市场上,股价已反映了证券的全部信息,从而使每个新发证券的真实价值通过价格得到体现,同时社会的资本也在追逐价值的过程中得到有效配置。要实现市场的有效性,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即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即有关证券的信息能够充分、真实、及时地在证券市场公开。

在新股发行时,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依据是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投资者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决定是否购买。但在现实的证券发行市场中,信息并不是完全和充分的。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证券的发行者总是意图凭借其信息优势实现其机会主义倾向。理论上发行人的真实信息迟早要暴露,其隐瞒和编造的信息终究要被揭露。如果发行人是充分理性的,且他希望的证券发行融资并非仅仅是当前一次,而是今后还要多次进行,那么发行人就不会为眼前的利益牺牲未来的机会。按照多次重复博弈均衡具有的自我约束机制,发行人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提供完全的信息。但是寄望于发行人基于重复博弈的理性考虑而诚实披露信息的想法在实际中是难于实现的。因为信息操纵给发行人带来的发行收益非常显著,具有机会主义天性的发行人很难不受此诱惑。如果没有监管,发行人受到虚假信息披露巨大利益的诱惑,许多发行人将不愿作标准意义上的重复博弈者,而是选择做一次性博弈中的胜利者。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收集信息的成本非常高。而且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投资者的“搭便车”心理也削弱了其收集信息的动机。因此,在证券发行市场上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如果没有监管机构来进行强制性监管,最后导致发行市场的萎缩甚至消失。因此监管机构有必要对证券发行市场上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管以消除“不完全信息”现象。

3、外部性。“当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在的影响未被包括在市场价格中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2]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负外部性带来负面的效应。在证券发行市场上,无论是发行人还是承销商的行为都会通过市场的波动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到其他市场参与者。比如发行人对其自身情况的信息披露,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该证券的买卖行为和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广大潜在的投资者购买该证券或是与其同行业证券的行为。证券发行市场存在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每一个买者都会从有效的信息披露中受益。公共物品最佳的提供者是政府部门,因此由政府监管部门提供证券发行市场的信息能够消除“外部性”问题。可见,要消除证券发行市场的外部性,本质上还是对信息披露的监管。

综上所述,对证券发行市场上“市场失灵”现象的分析,在信息完全的前提下,证券发行市场上的竞争是接近完全竞争的,监管部门人为的干预发行价格只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信息不完全即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需要政府介入监管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发行市场上存在的“外部性”现象本质上也是源于信息不充分,可以通过政府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来消除。由于证券发行市场上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监管的核心应该集中在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上,其他不必要的干预行为只会影响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效率。

三、从法学视角看证券发行监管的必要性

(一)法理分析。证券是一定权利的凭证,证券市场是权利让渡的市场。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权利在市场中的分配不总是有利于社会效率。比如证券发行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其完整的信息传递过程分为信息披露、信息传递、信息解读和信息反馈4个阶段,在各个不同阶段,均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发行人有美化其业绩的主观倾向,致使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中介机构的不尽职和市场技术条件的限制造成信息传递的漏损和扭曲;投资者受专业知识的局限而不能正确解读信息;在制度及技术条件的制约下,投资者解读的信息不能真实、迅速反馈给市场,因此发行者、中介机构及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是决定股价的基础,股价又是发行市场资源配置的信号,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扭曲了股票的价格,从而导致了证券发行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从法理角度而言需要通过证券发行监管消除引起发行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保障信息公开、保障交易公平,提高市场的信息有效性和价格有效性,进而提高发行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证券法律的效率是一种制度效率。它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证券法律的规范效率,亦即法律作用机制的效率。职称论文在证券法律中多为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相对较少,法律的强弱取决于法律的归责。其二证券法律的制度效率。证券法律提供一个规范的市场,企业能否融资成功由市场决定。充分、流动性好的市场,资金流向业绩好、回报高的企业,资金对资本的选择是公平的。证券法律还为资本等要素的重组如收购兼并等提供公平的机会。[3]

(二)制度学分析。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当代法和经济学家(也有的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运用交易费用概念分析了两种情况:一是假定交易无费用,不管法律、法规把权利分配给谁,最终结果与规则无关,则规则的任务是确定权利的含义,以便提供市场交易的可能,并保证经济个体的自由以实现自愿交换,从而维护交易的安全。这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二是交易成本为正,交易成本包括发现精确的市场信息如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合同制定和履行的成本、交易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则法律、法规对合法权利的界定就暗含了机会成本,就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尽可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效益最大。换句话说,科斯认为,在零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不受法律、规则的影响;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规则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斯理论无疑表明,在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是实施监管必须加以考虑的,而且对不同的市场要应用不同的调整方式。在零交易成本的市场中,仅需要民法调整,不必采取其它措施;在正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政府要实施其他监管措施,如行政手段和专门立法。证券市场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市场。证券发行市场的筹资者和投资者需要努力发现贴现价格、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筹资者需要支付改制、上市辅导、上市交易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承销机构等中介的费用,投资者需要交纳交易佣金、印花税、交易税(我国尚未征改)、信用交易费等费用。应用科斯理论,证券发行市场不仅需要一般的民法调整,而且需要实施行政手段和证券法律加以监管。当然,研究的重点应是如何进行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安排,实现证券发行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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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APosner:EconomicsAnalysisOfLam.

[7]R.APosner:EconomicsOfJusti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注释: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证券监管论文篇2

自律监管具有及时性。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能够及时对证券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由于自律组织的会员和从业人员都具有专业性，而且自律主体不用受严格的立法程序限制，因而在监管的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自律规则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制定相应的规则存在体制和程序上的限制，不能及时地对市场变化采取应对措施。也就是说，自律组织的市场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要比法律和规章更为及时。此外，自律组织往往在市场日常的监督、管理和规范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自律监管主体处于监管的第一线，因而更容易获得真实的市场信息。自律主体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市场的变化、问题以及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可以及时实施监管。自律组织可以充分考虑市场的特性，利用更好的机会采取合适的监管手段。国际证监会在《证券监管的原则与目标》中指出，自律组织是监管机构实现证券法规目标的有益补充。由此可知，自律监管是政府监管的必要补充。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关系。另外，自律组织在对证券市场实施自律管理的同时，也需要接受政府机构的监管。自律组织需要在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督和指导下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功能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主要是一种自律监管。在1986年金融市场大爆炸之前，主要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而政府机构的监督管理相对弱化。虽然1997年成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但其性质也不属于政府机构，而是承担监管职能的自律组织，其职能获得法律上的授权。英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体制有较大差异。

自律监管的权源

自律监管主体只有获得了适当的授权，才可以享有自律监管权。自律组织的监管权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授权。例如，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6(b)规定，经过注册的国家证券交易所必须具有执行和监督其会员执行美国证监会制定的相应法规、证券法和交易所章程规则的能力。(2)政府监管机构的授权或认可。例如，英国历史上的证券投资局即现在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对于证券期货局等自律组织予以认可，承认其自律职能。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10月31日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64条第8项的授权，了《关于赋予中国证券业协会部分职责的决定》，赋予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应的职责，如制定证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操守准则和行为规范，对证券从业人员实行自律管理。(3)自律组织章程及其他自治规则的规定。交易所和行业协会通过制定章程来确定自律组织的宗旨、组织结构以及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加入自律组织即意味着受到章程的规范和约束。社团的规章和规则也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和认可，如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可以向政府机构备案或者得到政府机构的批准来获得法律约束力。交易所无论是具有非营利性的组织还是非互助化的企业都是一种自治团体。而证券业协会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因此，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权是一种团体自治权，不同于行政权。这种团体自治权无疑需要得到国家的授予或认可，否则就会失去合法基础。除此之外，这种团体自治权还来源于会员的一种权利让渡。从理论上看，自律组织是民法上的主体。契约关系是其实施自律监管的法理基础。因而，这种监管具有契约性。自律组织的行为自律体现为一种合意，其表现形式即是章程。学者指出，“章程对设立人及所有未来的社员均有拘束力，惟并不具有法律规范性，其对未来社员所以有拘束力，乃基于其自愿地加入社团而发生”［1］。自律组织的规章和规则对整个行业具有约束力。例如，证券交易所依据章程对会员公司进行监管，证券公司要参与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就必须接受其章程，并成为交易所的会员组织，依据章程进入某一交易市场。另外，自律组织的成员如果违反自律规则，就被视为对契约的违反，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例如，证券公司因违反交易所的规则而退出交易市场。这些都表明，契约法则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本法则。任何一个团体，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以实现其目的，都需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规范成员的行为，这也是团体的基础。在法律性质上，自律组织的监管权具有“权利”和“权力”双重属性。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交易所和行业协会属于社团法人，与会员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因而自律组织的社团自治权属于私权范畴。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的逐步近似，公法与私法的逐步混同。一方面，国家不再伪装为社会秩序的中立监护人了;另一方面，私人组织日益被承认，被当作是享有如下权力的实体，而传统理论则认为这些权力属于政府。”［2］事实上，自律组织的规章和规则要获得法律约束力，通常要得到政府机构的批准或备案等。自律组织也需要经过登记注册。通过登记注册，自律组织也就自然地被授予监管权限。其监管依据是政府规定和会员纪律约束。美国将自律组织确定为“具有准政府机构性质的私人实体”。因此自律组织的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已变得模糊，更多的是以权利和权力的混合体形式存在。也就是说，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权不仅具有“权利”性质，同时也具有“权力”属性。自律监管权的“权利”性质，是相对于政府机构的权力而言的。但是，自律组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例如，自律组织有维护正常交易秩序的权利和义务。会员如果违反自律规则，自律监管组织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实施纪律处分，如取消会籍、限制交易等。由此使得自律管理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但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以私法自治为基础的权力，有别于公权力的行政监督权。

自律监管的职能

虽然交易所与行业协会在各个监管权力的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从自律监管权的基本职能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主要包括:其一，章程和规则制定权。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实现自律监管的权力，就必须制定自律规则、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明确各个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其二，业务管理权。自律组织对会员的日常管理既包括检查会员的相关资格和条件，如会员的业务资质、财务标准、人员资格、利益冲突的防止等，也包括对会员的经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自律规则进行监督检查。此外，还包括违规行为的调查权。其三，纪律处分权。自律组织要使其章程以及相关的行为和道德规范能够得以遵行，就必须要有保证这些规范实施的措施，如警告、罚款、限制交易等，甚至是取消从业资格或退出交易市场。其四，争议解决权。争议解决权是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对有关内部事务及会员与客户的争议进行调解或仲裁的权力。其五，其他职能。自律组织可以受理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向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并进行市场调查和研究等。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各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传统和监管体制的差异，自律监管的具体职能也有一定的区别。而且，自律监管的职能发挥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域外立法和实践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制定具体化的市场规则。资本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市场。为了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风险，需要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例如，成立于2009年的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主要是通过自律规则的设立与执行，维护交易公平，并提升投资者对韩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自律规则涵盖有关公平营业规则(包括会员投资争议与客户管理规定、广告规定及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守则等)、证券承销相关规则、证券公司管理协议相关规则、场外债券交易信息揭露以及上市相关规则等。美国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制定了内容丰富、具体的市场规则如《公平行为规则》，要求会员公司公平、公正交易，遵守商业信誉标准。具体的规则如最佳执行规则和适合性规则等。最佳执行规则要求证券商应降低交易成本，最大化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适合性规则要求证券商应在了解投资者投资经验、投资知识、投资目的和投资需要等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向投资者推介适合于他的投资产品。2.健全争议解决机制。主要是建立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的多元化解决机制。这里以英国的调解制度和美国证券仲裁为例进行分析。英国《金融服务及市场法》附录十七规定设置单一的消费者争端调解机制申诉专员计划以解决金融业者和消费者间的纷争。该机构具有独立性。在实践中，申诉专员裁决往往考虑案件具体情况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来决定。美国证券仲裁的范围较为宽泛。例如，证券领域的劳动纠纷、投资者与证券商的争议等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需要指出的是，证券商与投资者的仲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证券交易仲裁持消极态度。直到80年代，最高法院才最终认可证券交易仲裁。而且，证券业界直接推动了证券交易仲裁的发展。与向法院相比，证券仲裁具有成本低、时间短、专业性、保密性和终局性的特点。目前，基本上由自律组织金融业监管局负责证券行业纠纷的调解和仲裁。3.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针对复杂的投资产品和交易信息，普通投资者难以准确识别或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而往往依赖于证券公司等交易机构的推介或咨询。这些机构凭借自己在交易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专业地位和信息优势获取各种利益。投资产品本身不同于实物商品，而具有虚拟性。在交易中，既可以放大利益，也可能放大风险。因此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加大保护力度。例如，韩国金融投资协会负责投资者保护中心(IPC)，以提供给投资者关于证券投资法规的信息、教育与建议。同时，该中心也提供顾问服务，以协助投资者解决可能遭遇的投资问题与争议。投资者保护相关信息，将会以韩文及英文公布在韩国证券业协会网站。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积极鼓励公司上市集资并协助投资者对证券交易有更深入的了解。为增进投资者对证券交易的了解，韩国金融投资协会除了举办各种主题的讲座、发放宣传数据外，也建立了图书数据库，将各式主题的研究报告提供给大众参考。

证券监管论文篇3

论文摘要：美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最自由，管理最严格，与其高效、实用的证券监管体制密不可分。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中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对比分析，可以从中找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与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主要差距，并探索到对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些改进方法。

一、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美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是以政府为监管的主导力量，通过实施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全国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其主要特点有：

(一)系统、完备的证券法律法规

目前，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已建立起以《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其中《1933年联邦证券法》主要以公开原则规范证券的第一次发行，要求对证券发行人及其发行的证券给予充分完整的信息披露，禁止以欺诈手段销售证券，违者将承担法律责任。《1934年证券交易法》则主要规范证券发行后的交易行为，禁止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明确规定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法律地位和职责。《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则是在现代科技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制定的，除再次强调SEC的职能外，特别鼓励和倡导国内证券市场采用新技术。上述三法在美国起了“证券宪法”的作用。此外，政府还辅之以一系列与证券基本法相配套的证券关系法、各州的法律和判例，共同构成健全的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论文下载

(二)集中、统一、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

完备的立法体系需要一个集中、权威、高效的机构来保证其执行。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是根据《1933年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创建的一个独立的、超党派的、准司法的管理机关。由于SEC在组织设置上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被赋予了监管证券市场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或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干预，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保证证券市场信息公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职权，被称之为“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这就保证了SEC在证券市场管理中的权威性是无与伦比的，从而形成了一个集中、统一、权威的监管机构，执行命令非常迅速，监管效率极高。

(三)发达的自律管理

美国的自律管理也相当发达，并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联邦证券交易所隶属于SEC，是会员制的股份企业，在SEC的监督指导下，通过制定本交易所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会员，实现自我管理。所有在联邦级证券交易所参加交易的集团、公司、投资机构、证券商和经纪人都必须在交易所注册为会员，接受交易所的监督指导。二是场外证券商的自律。“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负责管理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上的所有交易活动。它也实行会员制，吸收场外交易者，负责所有会员的注册，并主持注册考试和调查，同时，利用电子计算机化的统计系统、报价系统和转帐清算系统，监视场外交易中的证券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变化，防止不法交易的发生。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

(一)监管主体

分两个层次：一是证券主管机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SCSC)，负责制定涉及证券市场的宏观政策，如组织有关部门拟订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草案、审批成立新的证券交易所、批准新的证券法规，同时与国家计委共同确定全国和各省的年度股票、债券发行额度。二是证券委的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SCRC)，它的法定主要职能是：起草证券法规；监督管理有价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对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清算、保管、过户登记公司及投资基金经营机构与证券从业人员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管；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审定从事证券业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颁发证券从业许可证；监管上市公司；对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向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行为进行监管；监管证券交易场所的业务活动等等。

(二)自律组织

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包括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及审计师事务所等证券业中介服务机构。它们在中国证监会确认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后，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证券发行企业的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招股说明书和法律意见书进行审核签证，实施社会监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在交易所内的交易实施监管，同时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商会员的监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中国证券业协会”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随后又由证监会给予资格认定，并经民政部核准登记的全国性证券业自律管理组织，通过制定和执行行业性的自律制度，监管证券场外交易，保证场外交易的公平与规范。

(三)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管理法规共同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规体系。

三、中美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比较

(一)从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来看

美国证券市场具有专门的证券立法和统一的证券法规体系，有力地提高了证券监管的权威性和管制的深度与广度。而我国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证券法》，但缺乏与之相配套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信托法》、《竞争法》至今也尚未出台。另外与《证券法》相关的《公司法》也存在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如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未明确规定民事赔偿责任，因上述违法行为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一般规章单独地向人民法院申请民事赔偿。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害公司利益，可能应该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较大责任的中介、专业性机构和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等，在我国《公司法》、《诉讼法》中均尚未确立。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离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必要对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进行一次集中清理，保障我国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二)从自律组织看

美国证券市场是高度自律的，各证券交易所和全美证券商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套解决内部纠纷的仲裁程序。而我国在自我监管方面做得很差。首先行业自律功能不强。我国目前除两家证券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对其会员机构、场内上市公司行使部分监管职责外，作为行业性民间协会的证券业协会仍处于非常薄弱的地位。证券交易所由于缺乏权责相对应的法律机制的约束，过多地追求盈利而忽视其应尽的监督职能。其次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水平低下，包括会计处理差错和不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会计事务所不按独立审计准则等执业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

(三)从监管主体看

美国集中、统一和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超脱于市场参与者之外，能够更为公平、公正、客观、有效、严格地发挥监管职能，从而更为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而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客观上仍存在法律界定不明确和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问题。首先，《证券法》中没有明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使其管理缺乏权威性，另外对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也未作明确指定，虽然有证监会，但它不是国务院的正式机构，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次，对股票一级与二级市场的监管是分割的，如在一级市场上规模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发行公司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和政府的主管机关确定，仅报中国证监会审批而已。

(四)从监管手段看

美国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监管。而我国经常使用政策手段监管股市，使股市变成了政策市、消息市。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弱化了证券市场的功能。政府一方面要考虑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构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证券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在两者存在一定矛盾的情况下，形成政府用行政手段控制市场规模、管理上市审批及调控股票价格等。同时有些管理政策出台缺乏科学及合理性，也不符合国际惯例，甚至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

四、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一)建立独立的专业化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关

借鉴美国经验，应在证券法中明确、规范证券监管部门，设立类似美国SEC的中国的证管会，其性质可像美国那样，采取半司法半行政形式，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之外，更接近于公共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其执法机构组成人员为专业人士。并把有关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职能权利全部集中到证管会，撤消现有证监会，将其合并到证管会中去，变现有多元化监管体制为一元化监管体制。同时应赋予证管会广泛的立法权与执法权，立法权主要指行政条例或规章的制定权与权，如果是条例可以经国务院认可或备案，但此权须由证券法直接授予；如果是规章则可以自定，在广泛咨询后可立即生效。在执法方面主要是由政权法赋予证管会一定的查封、扣压、询问等半司法权，使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二)强化我国证券监管的自律机制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还要发挥全国证券商协会及各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在美国这两类自律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尤其近年来美国进一步加强自律机构自我管理值得我们借鉴。证券商是最好的市场警察，其能否守法自律、规范经营、有效防范风险及强化各环节监管，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利益、自身的生存问题，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加强证券公司规范化运作意识，充分发挥其自律作用对市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应加强社会性监督组织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设，增强行业监管能力和制止弄虚作假行为。

(三)重点保证市场信息的充分披露

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的基础。美国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我们应借鉴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把信息披露分为初次披露、持续披露和内幕人员交易披露等多方面内容。对于没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证券市场参与者，有关监管部门要做出严厉的处罚。为此要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美国在安然事件后，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决定成立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其目的是要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的处罚力度。中国应增加对监管部门的经费投入，增加监管部门的人员配备，以真正落实对监管对象的全程监管，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处罚力度。此外，为确保市场建立起祛邪扶正的良好风气，还应建立全国联网的股票实时交易系统和监控、预警系统，通过法律形式授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查处权力，并在证券监管、银行、法院之间建立统一的协调监管机制，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

(四)完善《证券法》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

不应等到股市出现大的波动或挫折再来立法加以规范，应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以及对前景的客观分析来完善法规体系。《证券法》虽已出台，但仍有许多问题被回避，因此其他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也应相继出台。如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投资者保护法》和《投资咨询法》，以规范企业并购行为为目的的《企业兼并收购法》都应出台，使之与《证券法》及其他现行法规形成一套协调运行的法规体系。

证券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证券监管法治化

一、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含义

“法治”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可以视为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无论何种含义，“法治”一词都闪耀着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光彩。本文的法治化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经济利益的记载和反映，可以协调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中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游戏规则”和因此而产生的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对于法律的依赖性，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在诞生之时，其目标就定位于为国有企业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证券市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过多地承担了政策职能，行政管制干预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与这种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相适应，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其运作也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证券监管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需要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制约监管力量，还要求有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这些要求正是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体现，即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崇高的权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相应的要求证券监管采取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实现国际化，而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国际证券监管的通行趋势，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证券监管的法治化需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o5年l0月27日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但不能否认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中仍存在某些规定的空白、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操作性差的问题，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1、国内相关法律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票据法》、《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等。证券监管应以法律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层次的规范性文件。1998年的《证券法》由于制订时适逢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考虑到了防范风险，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把握不够，过度的管制扼杀了证券市场的活力，如关于证券公司不能为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规定，在实践中违反类似规定的现象比比皆是，致使相关规定不但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反而减弱了法律应有的权威性；部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健全、质量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缺乏诚信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一些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严、经营活动不规范、外部监管手段不足；证券发行、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等不够完备，没有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留下法律空间；有些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不利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对于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规定不全面，又缺乏制约；在民事赔偿方面，旧的《证券法》中仅有两条过于简单的原则性规定，远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此外，《证券法》与《公司法》、《证券法》与相关法规条例中内容重叠，且存在诸多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完善。旧的《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和某些限制性规定均已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补充和完善。④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在2003年就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组，开展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证券法》被通过。此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突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和完善证券法律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同时为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如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在交易制度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扩大了证券交易的方式和范围，取消了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规定。扩大了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行为进行解禁，改变了过去证券公司实行的管理办法，按照业务的总体水平来设定条件。同时对证券公司的行业风险机制加以完善，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完善。扩大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证券的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都由证券交易所进行资质性的管理。进一步发挥证券协会的作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证券监管机关的职权与责任。修订后的《公司法》也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证券市场两大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必然会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并为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奠定基础。

人世后，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关于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及待遇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相关立法仍需要完善，明确中国证券监管机关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等外

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证券监管机关将在配合有关母国监管的前提下对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谨慎经营、市场退出进行全面监管。同时，对于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完善立法，协调好对有关金融机构及海外分支机构承担的母国的监管责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在与东道国监管协调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海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稳健安全发展。

2．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目前，该层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规、规章等出台过于泛滥和频繁，相互之间有冲突抵触情况，稳定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对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要注意加以清理汇编，对相互冲突矛盾、不合实际的要予以废止。对于立法层次过低，影响其实施效力的，应及时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个别法律未及时修改前，可以先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实施细则，防止出现法律法规的空白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国目前关于证券业对外开放及关于市场准入、退出和持续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均为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等，包括有：《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

3．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方有学者主张过去以是否具备强制性来鉴别法律的观点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在现代社会，法的概念应以权威性为核心，其代表为伯克利学派。根据该观点，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经国内法律认可的多边条约、国内监管政策及自律性规则等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非正式组成部分。双边条约包括有相互法律协助条约，一般通过正式外交渠道签署，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谅解备忘录则为各国证券主管机关之间签署的一种陈述其意向的声明，因而对有关各国并不构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但由于其签订程序简便，且由直接负责证券市场的机关予以签署并实施，故执行效果甚佳，成为国际证券监管双边合作的最常见形式。多边条约要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国内相关法律的认可转化，包括证券监管国际组织为协调国际监管而制订的国际性协议、条约等，经过转化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依据。有关监管的政策由于其权威性与灵活性，对监管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前提是政策必须能得到所监管的行业的尊重并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被制定，否则监管的作用和权威将被严重削弱。

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完善各个关节包括入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避免对相关事项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已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的有关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相关部门还应及时在指定的公开场所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保障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实现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三、证券监管与司法介入

有了相对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提供了基础。但法治之本，不在静态的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司法。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不能忽略司法手段的介入，法治化的证券监管要求借助司法手段约束市场参与者及监管者的行为，任何人只要发现其交易对手或监管者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公认的公平的交易规则，即可将其控告至法院。在美国，证监会认为，民事诉讼有助于迫使各类市场参与者自觉遵守披露义务和证券法的其他要求，从而成为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必要补充。美国的公司及其经理阶层随时处于投资者民事赔偿诉讼的威慑之下，这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活力的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经验。虽然将所有的投资纠纷都诉诸法院既不恰当也不现实，但民事诉讼终归是证券市场投资者免受侵害的最后保护，也是证券监管最有力的补充，可以有效消除由于利益的牵制而出现的监管不力的现象。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各级法院审理了不少涉及证券市场的民事纠纷案件，主要是因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包括股票交易纠纷、证券代销和包销协议纠纷等，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和了一批适用民事、证券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至于司法介入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案件则经历了一个相对较为缓慢的发展过程。2000年股民依《证券法》对红光案相关人员及亿安科技的被驳回，并被告知“暂不受理”。2001年9月最高院发出通知，暂不受理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类民事赔偿案。2002年1月15日，最高院《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民事设置了种种条件限制，反映了我国立法模式及法律思维方面存在的保守与滞后的因素。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使部分股东维护民事权利有了法律依据。修订后的《证券法》中加大了相关主体民事责任的规定，但距离真正的通过司法介入来保障投资者利益，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力监督的目标还很远。目前，应完善证券民事和刑事诉讼机制。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处罚的局面，加强证券监管的司法介入，促进证券监管的实效。司法介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实现对于监管者的监管。众人皆知，没有限制的权力容易走向腐败。证监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却仅仅依靠其内部约束来实现监督，理论上，这种内部监督很可能是失败的，而国内证监会运转的实践及公众的反应也证明了这种约束机制的失败。对于监管机构的监管，我们无法设立一个更高的机构去监管，只能靠市场本身去约束监管机构。赋予市场参与者利用司法的权利，让他们可以通过司法救济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监管机构的活动置于司法机制的约束之下，以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修订后的《证券法》一方面强化和完善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权力，另一方面要求监管部门加强依法监管，对证监会行使权力加以制约，如果证监会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现了违法行使权力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超级秘书网

证券监管论文篇5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证券监管论文篇6

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证券市场监管严重滞后。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假信息、操纵价格、内幕交易、极限投机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危害到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完善、措施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充分说明其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深入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研究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证券市场监管基础建设包括：法律法规建设、监管体制重塑、市场规律运用、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将通过中外证券市场监管的比较分析，来研究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

一、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证券发行，同时也带来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银行信用的滥用。金融危机和股灾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导致了现代证券市场监管的产生。

大危机后，美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现在，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30年代关于银行和证券业的立法，以《1933年银行法》、《193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精髓是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与管理，将证券市场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强调信息公开。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的名言：“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证券市场立法和信息公开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两大法宝。二是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顺应金融发展的要求，从法律上确认了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原则，结束了30年代《银行法》以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实行功能监管。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二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1.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分析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有两个：《公司法》和《证券法》。但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滞后与不完备，从内容上讲则是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存在内容过时或者无法可依的现象，在实际运用中则存在缺少程序性规定、有法不依和有法难行的问题，甚至存在较多的法律法规互不配套、相互矛盾的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证券市场的实践还不能为立法概括抽象提供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立法存在着法理研究和立法经验不足的问题，一些法律条款有明显的法律漏洞，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撑。第三，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改革中设立与发展的，将在深化改革中发展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立法不完善有其客观上的原因。

例如，《公司法》是1996年颁布的，1999年底曾作过一次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在明确企业组织形式、规范企业行为、推进市场经济主体的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法律规范不完整，存在条款粗疏。内容空缺、缺少必要的程序性规定等问题，在公司行为、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规定为五条，完全没有涉及监事会议事方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的内容，目前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监事会普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状况，应当说与公司法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对有关权利的实现缺乏必要的救济方式。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涉及众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公司法》在调整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时，要制定具体有效的法律规范。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设置必要的权利救济措施。我国公司法在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公司章程违法侵害相关主体权利时，少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不被董事会接受，董事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股东大会决议出现瑕疵，法律缺少相应的救济措施，实践中出现这类情况时，权利人往往投诉无门，从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形同虚设。

再如《证券法》，从提议制定到颁布实施，经历了一个一拖再拖，反复修订的过程，终于出台了，其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一些条款内容过时，一些条款与其他政策规定又相冲突。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管理，在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投资运动等具体规定中，存在明显的相互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

在我国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证券市场的很多领域，法律规范还是空白。如证券投资基金法、投资公司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等等都暂付阙如。此外，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有一个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证券市场在发展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出现，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也必须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作出修订。国外的证券市场立法已经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则正处在对证券法、公司法作出修订最为迫切的时机。

2.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与行业自律规则由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商分别制定。中国证监会是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规章制度由其制定；证券行业协会是自律机构，制定有关自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证券交易所不仅仅是一个证券交易市场，也是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及证券交易的各项制度；证券商则制定内部风险管理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进行着全方位的规范。

例如，2001年为中国证券监管年，中国证监会有19个制度办法先后出台。内容涉及对证券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合规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和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新股发行。证券交易；亏损公司的暂停上市与终止上市等。这些规定、办法和指导意见，涵盖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在规范市场。防范风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有的证券行为都可以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的现实则是，在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各种法律是最高层次的。最重要的，却既不健全又缺乏可操作性，而各种规章、制度、办法则相对要全面完整一些。

3.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制度的措施

（1）加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渤》《投资顾问或咨询法》等法律的制定，填补我国证券市场法律的空缺，健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

{2）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对已有的《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修订，以增强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证券商的权限职责，对所有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办法等进行清理、修订、完善，以确保其与法律规范的配套，以及实践中的可运用性和权威性。

（4）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工作，使各类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者懂法、守法。

二、监管体制的重塑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监管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二是自律性监管；三是社会监管。图1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框架：

从监管体制方面来分析，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证券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不够明确协调；（2）在证券监管体制、监管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等方面不完整明确：（3）在政府机构监管与自律监管方面，更多地依赖政府机构监管，且存在监管缺乏权威性、独立性，监管不规范运动式的监管多于持之以恒前后一贯的常规监管等缺陷；（4）在自律监管方面，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使之有约束力、行之有效；

（5）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

如何健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改变分业监管模式，建立混业监管体制。在重新确立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方面，我们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及金融监管的高度及证券监管的目标来考虑证券监管的体制，从保障证券监管的效率。促进市场的发展来考虑证券监管的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

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这是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应的监管体制应是混业监管，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面前的共同课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明确的分业监管模式。今年设立了银监会，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保证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超然地位，将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开，这是必要的。但从金融监管方面来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构成了真正的三架马车体制，这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符。我们需要选择的是：成立金融监管局，把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作为监管局的下属机构；或者仍保留现在的三足鼎立的体制。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会有差异，多重监管机构分别监管业务交叉的不同金融机构，必然导致一定的混乱。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利于我们确定统一的监管目标，进行统一的权责划分，提高监管的效率。

2.从机构、业务两个方面来划分不同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监管者的职责与权利。对中国证监会要明确其监管的市场机构与市场业务活动，确定哪些方面是该管、可以管好的，哪些方面是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市场的活力，促进市场的创新与发展。这对我国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尤其重要。

3.在证券监管方面更多地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提供制度方面的保证，为自律监管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4.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社会监管包括社会媒体、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等多方面。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市场参与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成熟的市场上总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各种利益主体、各方的分析师和媒体一起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推动了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社会监管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如蓝田集团的问题因为社会监督而被揭露。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市场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包庇造假者；如市场参与者相互勾结，形成“买卖一家”的垄断局面等。因此，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首先要规范其行为，其次要保证其发挥监督作用的渠道畅通。

5.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对监管者实施监管，是规范证券市场监管行为、保证监管措施行为的合规合法、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市场规律运用

证券市场是一种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监管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从而促进并保障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证券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证券价格不可能长期偏离其价值，当证券价值被高估的时候，卖出证券的行为能使其价值回归；当证券价值被低估时，买入证券能使其价格上升。市场运行。市场发展能纠正市场的无效性，证券市场有自我稳定机制。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有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效市场，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证券市场运行中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行政力量促成的，今后证券市场则应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对于各类证券市场机构，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竞争和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发达国家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增强行政的力量。我国则不同，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规律，是要实现监管方式手段的市场化。这是由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决定的。

四、证券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世界性的课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和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传递，使得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更为必要。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83年成立，现在共有来自81个国家的134个会员机构。

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98年5月制定了证券监管目的和原则，包括有三项目标：保护投资者原则（基本原则），确保市场公平和有效透明（核心原则），减少系统风险。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制约跨国界的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2）协调资本充足度要求，加强对跨国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合作，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3）建立证券跨国发行和上市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及会计标准，降低发行与上市的运行成本和管制成本，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4）协调解决信息技术和电脑网络发展对国际证券监管带来的新挑战，以维护全球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秩序。（5）降低国际清算风险，保证国际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维护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市场的运行效率。

对于我国来说，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控制风险，特别是控制风险在国际间的传递；二是可以促进我国证券监管的规范化、国际化、现代化，这一点更为重要。

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做好证券监管的前提条件，它决定证券监管的目标取向，规范证券监管的方式方法。完整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高效的监管体制，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必能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黄运成，申屹，刘希普。证券市场监管：理论、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证券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

证券监管包括证券监督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2005年10月修订的《证券法》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的证券监督体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监管为主导的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但实践中，政府型监管体制的局限以及市场监管的失灵导致证券市场监管出现漏洞，为有效规范不断发展的证券市场，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多元化监督体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及特点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模式变迁：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

多头监管阶段。1992年以前，证券监管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原体改委等多方参与为格局，实际操作中由于多头监管显得十分混乱。

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统一监管阶段。1992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中证券委为证券市场主管机构，证监会为具体执行机构。

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阶段。1998年至今，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将央行的证券监管职能移交证监会统一行使，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组为证监会派出机构，由证监会垂直领导。至此，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大体形成。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特点

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政府对证券的监管主要由中国证监会进行，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集中行使监管职责，解决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而引致监管效率耗损问题。

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按照《证券法》的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的监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责和权限，明显提升了证监会的地位，也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上集中统一管理的监督体制。

实行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信托业分业管理。证券和银行、信托、保险活动应有各自的规则和业务范围，证券业不得直接从事银行业务、信托业务、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也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比如不能直接买卖证券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

政府主导监管体制的局限。政府行政监督权限过大，缺乏对政府监管的监督。证监会集中统一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行使的是典型的行政权力，涉及证券活动的方方面面。虽然政府监管能够从宏观上总体把握问题，弥补了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但是过度监管权限的集中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政府本身监管的失灵。而从我国目前的证券监管制度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当政府监管失灵时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监管作用。

未充分发挥自律监管机制的作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作需要政府的监管，但仅靠政府监管不够，市场自律始终是维持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机制。自律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但从目前的监管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实行政府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但实际上我国证券监管过度重视政府监管，忽视了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作用，导致其无法有效发挥。具体表现为：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决策权。我国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统一管理机制，证券交易所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交易所的规则多数由政府政策决定，而国外多数国家由证券交易所自由决定，这样证券所自律监管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监督权力。证券交易所由于不能自主制定自律监管规则，没有足够的监督权力，完全依靠政府的政策导向，而且现行制度并未授予其独立监督权力的权限，从而导致实践中证券交易所的监督效力不足。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构建思路

（一）构建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框架

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针对目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缺陷，构建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通过引入社会监管力量，形成证监会、行业自律监管与社会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具体为：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合理边界内，同时采取措施加强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并建立独立的社会监管机构，引入社会监管，从而通过“三位一体”的协作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规范并推行社会力量的监督

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商、自律组织等，是证券市场上的不同利益主体，但是由于目前政府主导监管、自律组织辅助监管体制并不能有效的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实践中一些个人和社会组织自发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他们的监督力量并不能满足证券市场的监督要求。因此，若能借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模式，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监督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并通过法律授权和国家制度、政策的保障，以及机构本身行为准则、治理结构、资金获取、监督方式等内容建立，才能最终发挥它的作用。当然，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加强多元化监管体制之间的协调

适度放松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监管本身属于行政性监督，为防止政府监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现象出现，应将政府监管限制在“适度”范畴内，将政府监管的权限限定在宏观决策、事后制裁、强制执行等方面。

加强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自律组织的自限不足是导致自律组织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因此，完善自律监督体制首先要完善自律组织的治理结构，充分配置自律监管组织职权，保证其独立自主决策权的行使。本文建议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如《证券法》中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地位，并规定“证券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所章程和业务规则，对会员实施自律监管，交易所有权对会员及其雇员等进行检查、调查、处分，交易所可以设立解决会员之间或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的调节或仲裁制度”。

建立协调均衡的证券监管体系。即通过合理界定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明确各机构具体职责，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应当是稳定而均衡的，虽然上文针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实际提出了构建“三位一体”的证券监管体制，但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要形成稳定、协调和制衡的现代监管体系。

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由于政府监管主体权限集中再加上政府监管本身的缺陷，会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为有效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就具有必要性。明确各监督机构职能，确立稳定的立法机制。各机构职能的明确划分和确定是保证各机构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并保证充分发挥各机构的职能。目前的证券立法多数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有时属于同一机构，这样不利于证券政策的稳定，为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应“将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区分，分属各自不同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

参考文献：

1.郑泰安.我国证券监管理念探析[J].理论与改革，2007.3

证券监管论文篇8

关键词：证券法；披露监管；实质监管

一、缘起

美国的联邦一州体制决定了其二元的法律结构。在遵守联邦法律的同时，证券活动同样应受所在各州规范的约束。联邦证券法产生的标志是1933年的《证券法》，而在此之前，州证券法就已存在。这样的法规最早出现在1911年的堪萨斯州(Kansas)。作为美国主要的农牧区，该州居住着大量历来不诸商业投资的农业人口。于是当时许多带有欺诈性的公司云集于此，伺机兜售证券，其中一些之徒甚至以仅存在于蓝天上的(子虚乌有的)建筑项目为由进行融资。为了遏制证券欺诈活动的蔓延，该州率先出台了被称为“蓝天法”的有关规范。此后其他各州纷纷效仿，截止到1929年，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了各自的证券规范。

为实现保护公众投资者的目的，早期的州蓝天证券法大多都包含如下内容：要求某些从事证券活动的人士进行注册或登记；要求股票发行或交易进行注册；反欺诈条款。对从事证券活动的人士的注册要求意在加强监督，抑制不法之徒的行骗活动。对证券本身的注册要求则使监管者可以否决其认为不符合标准的发行。事实上按照堪萨斯州法规最初确立的标准，在大约1500个申请中，只有不到100起最终被获准发行。而采取类似严厉态度的州，大概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反欺诈条款一般独立于注册体系之外，通过调查、检举、禁令等措施实施。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相继实施、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运作，美国证券监管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联邦层面。原因很显然，证券活动往往跨州进行，因此单独监管成效不彰，更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大股灾令整个国家和几乎全体投资者损失惨重，表明仅靠各州制定的证券规定无法解决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以纽约州为代表的观点在国会占了上风。保护投资者和反欺诈的宗旨被移植到新出现的联邦证券法律中，注册程序也被沿用，不过采取了与以往多数州法中实质审查不同的“披露”(disclosure)原则，并以此来影响证券行为与公司治理。于是乎，除了原本就已存在的各州分歧，“披露监管”与“实质监管”(meritregu．1atino)之争更为集中地体现于美国联邦与州之间。

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的并行，以及各州法律之间的差异，给证券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上述规范加以协调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20世纪70年代，美国法律协会(AmeriesnLawInstitute，ALI)草拟推出了所谓“联邦证券法典”(出epmposedFederalSecuriitesCode)，试图简化由长期执法、诉讼活动形成的复杂证券法律体系，取代<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单独法案，同时消除联邦一州规范并存的二元模式，以实现提高效率、减少对市场干预等目的。这项计划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除了一些具体规范上的调整协调被SEC或法院所采用，国会并未表现出什么热情，也没有对其进行正式审议讨论。

与统一联邦法与州法的受挫尝试相比，协调各州证券规范的工作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两位著名证券法专家LouisLoss和EdwardCowett为主要起草人，《统一证券法》(Uform~na．,StiesAct)在1956年问世，并于1985年被修正，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全部或部分地采纳了该法。不过该法更多地着眼于弥合各州具体规范上的差异，而不强求其在理念上的一致(如放弃实质审查)，因此可以说虽有趋同倾向，但从艰本上看各州证券法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

二、分歧

自1933年美国<证券法》以降，美国的联邦证券法整体上均以“披露监管”(disclosureregulation)为核心。与此不同，州证券法则多少保留了“实质监管”(meritregulation)的瘦迹。按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监管者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在注册文件生效前拒绝某次发行，并禁止发出要约；更重要的是，其一般允许在出售这些证券之前对它们的投资价值进行一番实体上的评估判断。

在严格“实质监管”的州，可能触发上述干涉的情形包括：发起人所投入资金与总的募集额相比不成比例；设置过多的供发起人或其他内部人低价购买的股票(cheapstock)；设置或预留过多的期权或认股权证；赋予股票购买者的投票权不公平：发行人的既往业绩不足以证明其可提供所承诺的回报；付给承销瑟的佣金过高等。前述<统一证券法》中并没有规定所谓“公平、公正和平等”的要求和标准，不同的州执行着各自正式或非正式的操作规则尺度。

显而易见，“实质监管”的着重点之一是公平。首一，发行价格必须是公平的。其二，发起人和其他投资者必须公平地承担项目的风险。其三，在发行结束后项目进行过程中，投资者必须公平地享有对其的控制权。“实质监管”的另一个着重点是与投资机会相伴随的风险。监管者有必要进行把关，只对那些被认为将合理地可能提供回报的发行提供注册，或者将参与者限定在有能力承担该风险的投资群体中。实践中，监管者基于风险考虑加以干预时往往不会直言“风险过大”，而会相应地寻找其他适当的表面理由。如果说证券监管直接源于反欺诈的考虑，那么“实质监管”论者认为对于投资者，其保护范围不应仅限于反欺诈，而应包括反不公平以及反过度风险。唯其如此，证券注册等程序才能真正实现预防(pmphylactic)的效果，切实起到维护投资者信心的效果。

“实质监管”理念认为市场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使一般投资者免受不公平的对待，单纯的信息披露要求也是远远不够的。该理念相信“公平”并非虚无飘渺的概念，对于某一具体发行的证券，总存在相对客观的、可确定的投资价值，而具备良知与经验、公正无私的监管者有能力对其进行把握。实质性的监管评估可以有效地遏制发起人权力的滥用、过度的补偿和投机、内部人交易、对投资者权利的侵害等，最终有助于资本市场整体环境的净化与提升。与此不同，以联邦法为代表、并为部分州法所采纳的“披露监管”则倾向于尽可能地将证券发行交易的买卖双方“置于同一条船上。其不赞成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保护，无意阻止投资者做出坏的投资决定，而仅希望通过要求披露信息来帮助投资者对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防止欺诈迷惑的行为。

以披露原则代替警示(caveat)原则，美国国会意图间接地促进证券业界的职业道德，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治愈社会及工业顽疾的良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们终归要检点自身的言行。

“披露监管”理念信奉者对“实质监管”的目标取向以及实际所能达到的效果都难以认同。首先，“实质监管”往往意味着更严苛的发行条件，对融资受益群体(包括创业者、风险投资家、核心员工等)施加更多的限制，阻碍了许多新兴(start—up)公司的发展。其次，“实质监管”往往沦为过度干预，而忽略了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毕竟孤儿寡妇并非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主体。再次，从成本效益分析，“实质监管”要求催生了大量的合规成本(compliancecost)和延迟成本(delayoo6t)，这些成本的消延缓了资本的募集，又没有带来对投资者有意义的保护。此外，相比披露的要求，“实质监管”所涉及的不明确、不透踞、不一致之处更多，更容易产生差别歧视、暗箱操作以及腐败现象。最后，“实质监管”的高门槛以及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拟发行人干脆根本不进行注册，以逃避监管；或者诱使发行人等故意造假，以符合要求。

对于“实质监管”的基本假定——对特定证券存在相对确定的价值估计，监管者有能力找到并确定该估值，并有效地协调其中所蕴涵的公平及风险问题，“披露监管”信奉者同样持有怀疑态度。因为上述假定要求监管者既是金融投资方面的专家，又不乏伦理道德方面的良知，这与实践中监管部门人手短缺、能力有限的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在各州实质要求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融资者可能将被迫或者会主动选择在某些要求较低的州进行发行。结果一方面是公司可能无法在其所希望的某州(如主要营业地或客户集中地)发展股东，另一方面则是该州居民被变相剥夺(或限制)了投资机会。于是可能会产生降低要求的冲动。各州之间也难免出现放松监管的竞赛(racetothebottom)

三、争论(无结论)

长期以来。关于“实质监管”与“披露监管”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上述对“实质监管理念和实践的攻讦。也不乏学者为其进行的申辩。在后者看来，大多数对“实质监管”的批评过分地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立场，即将公共政策的选择建构在纯粹经济分析之上。而“实质监管”所坚持和弘扬的根本价值如诚实、公正。是很难量化的，也不应该被简单的经济分析所否定。换言之，该理念更着重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总括考虑。:

不仅如此，元论是美国律师协会还是其他机构的研究,都无法从实证的角度为上述争论提供一个明确的结论.一方面。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实质监管”可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未印证批评者的见解：“实质监管”措施会明显挫伤融资者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矛盾现象。作为证券“实质监管的坚定实践者，其强干预姿态似乎未对该州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构成负面影响，相反很好地起到了稳定和规范的作用。虽有论者指出加州的成功有其特殊性(如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和专业化)。并不足以掩盖“实质监管”的固有缺陷，但无论如何，加州实践表明“实质监管”并非必然不利于新兴高风险企业的发展。

从前述一些州在“实质监管”与“披露监管”立场间的摇摆，也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还远未划上句号。双方都在坚持，而且似乎都相当清楚并确信其所坚持的东西。幸好美国联邦与州的双重体制为两类监管制度提供了并存的空间，而50多个州级区域更成为不同理念与实践展示比较的舞台。两者居然逐渐演绎出一套共生格局，或彼此配合，或相互竞争，在不断磨合和调试中共同发挥作用，规范资本市场。于是尴尬反而留给了像中国这样奉行单一制及统一法律体系的效仿者。

例如，随着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实施。我国证券发行所采取的基本上属于核准制。除了包含注册制下的形式审查，核准制重在实质审查(实质监管)。证券主管部门在坚持公开原则的基础上，还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发行人的资本构成、经营状况、资金投向、管理人资格等加以品评。换句话说。对其整体投资价值进行审查判断。我国目前选择核准制。是为了适应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公司质量普遍不高、投资者识别能力和风险意识较差的现实，同时也就不得不承受诸如审核效率低下、权力滥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事实上差别对待、背离市场要求等指责。

证券监管论文篇9

关键词: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法化 法律监管 内容提要: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今缺失合法地位，游离法律监管之外。面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不规范的市场运作，对其加以法律监管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应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以加强对私募投资证券基金的监管。 在国外，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资格有严格规定，所以私募基金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反之，在中国，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所以国内业内人士称其为“大众化的”。只此一点，足见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混乱及法律监管的缺失。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概念 一般认为，私募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及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ies)基金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对冲基金则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在我国，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政府主持和管理运作，所以私募基金主要就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结合私募基金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特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合法性模糊。在2000年年底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七稿）》中，有关私募基金的条款被视为其有望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部门规章，使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望逐渐走向合法。但是2003年10月正式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然而具体管理办法，却由国务院根据上法的原则另行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化”。 法律政出多门以致监管混乱。正是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合法化，导致了政出多门、监管混乱的现象。首先，不同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可能出现同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监管中出现监管不一致。例如，同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投资者人数限制和运营管理要求各不相同，且分属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其次，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政府登记审批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利益的博弈，相关部门都想通过规章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来获得实际的行政职权，进而获得登记审批利益和监管利益，规章和法规规章难免成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借口。最后，监管不力容易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化发展趋势。 运作不规范。一、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无限制。在我国，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金投资信息，就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基金中介机构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也因此被有关人士称为大众化的。此外，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多为证券投资业内人士，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投身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领域，法律规范差异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不同的资格或能力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无资格限制地进入必将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违法风险。二、最低收益的运作方式不合法。基金管理人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对客户许下最低收益率、最低收益额等私下承诺。在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证券法》还是《信托法》的现行有关条款规定，从来都是否定保底条款的。所以，即使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有书面合同，也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三、运作资金来源不规范。现实中，投资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除来自于个人或公司的合法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甚至是违规的银行贷款所挪用的公款和非法集资款等等。很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起炒作时，就是与证券公司联手，以先期委托资金和股票做抵押，两倍或三倍于委托资 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或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入了股市。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上市公司增发募集的资金也在保底收益承诺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投身于证券市场。一旦股市下跌，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信誉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损失。四、运营投资风险巨大。首先，高财务杠杆增大投资风险。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往往非常高，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种操作加大了市场风险。其次，存在“黑箱操作”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很少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操作缺乏透明度。基金的风险与基金经理的经营风格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外界的监管政府和投资者很难得到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以及基金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第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能够部分化解但不可全部避免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的市场关联性以及投机者间的激烈竞争引起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理论上可避免的系统风险将难以避免或分担。第四，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基金经理除了获得固定的管理费用之外，还可按业绩提成，就可能为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使投资者的资产冒更大的风险。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首先，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直接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给开放式的公募基金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监督，增强金融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其次，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扩展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增加市场的投资渠道，拓展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基金投资者可以因不同类型、不同偏好而选择不同的基金，成为活化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最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实现聚集资金。 完善登记备案制度。美国由于是金融业的成熟市场，其私募基金实行的是“豁免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成长阶段，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都还不够成熟，且基金各主体在信息量、财务能力等方面强弱差异较大，所以美国的“豁免注册登记”制度不适用我国。我国现有情况可以豁免注册核准，但是必须到证监会备案登记，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制，提高基金公信力。 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在我国，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是指合格的个人（包括家庭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借鉴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证券基金投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认为：个人资金的下限是20万元、机构资金的下限是100万元，投资者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这只是对数量上一个粗浅的限制。参照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相对应地，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的人数则应该小于等于二百人，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一、明确规定组织形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法律意义上的组织形态至关重要，立法可以明确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合伙的基金形式，但是限制无限责任的投资方向。这样就避免高运行成本以及双重纳税，同时投资者可以根据《合伙企业法》的退出机制在投资者之间退出，转让权利，这可以保障基金的稳定运行。二、禁止最低收益率的承诺。保底收益是在保证客户本金安全和最低收益的前提下，对超过其收益率部分，根据具体情况再分配的一种收益分配。这种为了争取客户而违反了《民法》、《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违法承诺，已经有了非法集资的性质。因此，应取消信托契约中关于最低（或固定）回报率的约定，建立委托人自行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信托制度；同时，取消受托人参加信托财产运作收益分配的约定，实行受托人按照信托契约规定获得管理费的制度，严厉杜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三、明确利益分配原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模式，可以分为管理人领取固定管理费用模式、收益分成模式和固定管理费用加收益分成模式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根据其组织形式的不同而选择其中的一个收益分配模式，立法不宜做出强制性规定。 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 。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基金投资活动是资者进行的，基金有义务定期或不定期向投资者通报基金的有关重大情况。首先，监管部门应该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发起人必须有向特定私募基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方向、运行现状的义务，及时准确的公开其资本总额、资产负债规模和资产组合并向监管部门备案，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营透明度。其次，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基金管理章程或者基金管理信托合同中必须包含基金信息通报的周期、时间以及通报方式。详细的信息披露问题可以参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文件中对公募基金的规定。披露对象上，基金只需向特定投资者披露相关的或是重大的信息，而非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详细的披露。二、公开广告的限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小组共识中指出：“私募基金募集资金时不能做广告，但允许在公司门口做招牌，在公司自己的网站上作介绍。”所以在我国立法中明确限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开发行方式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证券监管论文篇10

[英文摘要]：

[关键字]：

[论文正文]：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证券信息披露应采取什么样的规则，才能使各国监管当局既能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以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又能降低市场风险并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已经形成。与之相伴而生的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证券信息披露应采取什么样的规则，才能使各国监管当局既能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以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又能降低市场风险并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分析和比较了国际证券市场上两种信息披露规则的效应，以期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所裨益。

证券信息披露规则的选择

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市场的各方参与者都可以从中获益。作为筹资者的发行人可以获得来自国外的融资，这有助于其信誉度的提高并增加其股份价值，市场风险的减少也会使资金成本得以降低；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获得在国际范围内的投资分散及增加风险收益的机会；对于接受外国上市公司的国家而言，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并由于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从而获取可观的收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信息披露这一关键因素。根据Saudagaran等人的研究，信息披露成本是跨国证券发行人在选择其上市地点时所考虑的最重要方面，只有当其跨国发行上市的收益超过其为此所必须遵守的披露成本时，这种行为才变得可行。投资者也需要一套有效的披露系统，从而低成本地获取对跨国证券进行准确定价所必需的信息。有效的信息披露还可以防止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欺诈和市场行为，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因而，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信息披露制度的选择。

根据Hagerty&Fishman和Verrecchia等人的研究，在披露有成本的情况下，证券发行人或已经上市的公司不会自愿披露其相关信息，为保证信息的准确及时披露，监管当局必须进行强制性披露的监管。于是，监管当局往往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保护大量的个体投资者，各国往往采取相对较为严格的、适合本国情况的披露要求，另一方面，这种增加的披露成本往往又会促使重视信息披露成本的发行人转向其他市场，进而带走更多的投资者，从而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相背离。因此，信息披露制度的选择成为证券市场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国际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而言，一种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各自为政的“监管性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规则，各国监管当局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与其他国家的披露规则关联不大；另一种是信息披露的“一体化”（harmonization）规则，不同国家之间共用相同的披露标准，这种方法已被欧盟区国家以及某些双边国家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双边披露系统MIDS）所采用。为了找出最佳的信息披露规则，有必要对这两种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利弊进行分析。

监管性竞争规则及其缺陷

信息披露的监管性竞争是指各国不同的监管体制通过为投资者提供最有效的监管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而形成的一种竞争。这种理论源自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即竞争性均衡可自动生成。我们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理解这一过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监管体制较为严格的市场中投资者能够获取正确投资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并较少地承受欺诈和市场操纵的风险，因而证券发行人可以获取更高的期望发行价格。在监管体制较为放松的市场上，投资者更易受欺诈，他们为取得所想要投资公司的经营等相关信息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证券发行价格当然要打个折扣。因而，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假若证券折价不能弥补投资者因此付出的额外信息搜集成本，他们就不会在监管体制较为放松的市场中进行投资。相应地，由于严格的信息披露也有成本，假若发行人获取的证券发行价格不能弥补其承受的信息披露成本时，他们也不会在这种市场中发行证券。投资者和发行人两方面的力量促使监管水平达到竞争性均衡。此外，不同监管体制之间可以相互学习，进而引发监管创新。然而在现实中，监管性竞争所依赖的完全竞争状态事实上并不存在，各种市场失灵和缺陷使这种信息披露规则并不能达到其最佳的经济效率。这主要表现在：

1.信息成本。在监管性竞争框架中，市场参与者应能评价各个国家不同信息披露制度的优劣，而对这些信息的搜集和评价是需要付出相当成本的。发行人和投资者需要从世界各国查找各种不同语言和形式的资料，并加以整理、比较和分析，以找出最有效的监管体系。这种信息处理过程并非一劳永逸，他们必须对市场中那些潜在的在监管方面的所有变动作出连续性评价。这都增加了资金成本，并使市场参与者可能无法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作出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由于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哪个市场能为其提供更好的保护，因而他们往往对所有市场对投资者提供的保护都打个折扣，导致逆向选择现象的产生。那些监管质量低下、信息披露要求低的市场就会获取竞争上的优势。此外，当国内监管当局意识到市场参与者面对较高的信息处理成本时，他们会将监管价格制定在高于竞争性均衡的水平之上。只要这种价格的上升尚未超过投资者或发行人对这种变化进行估价并向其他市场转移的成本时，监管当局就不用担心这种超过均衡水平的监管价格会使已有的市场参与者退出该国市场。

2.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方面存在壁垒。监管性竞争理论认为，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地从监管效率低下的市场转移到更加有效的市场中去。这种行为会对监管当局形成约束，从而消除无效率的监管。然而，发行人和投资者在不同市场之间的进入和退出并非完全自由，由于存在诸如外汇管制、差别税收政策及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等监管性壁垒，市场主体在跨国市场交易时必须承担额外的成本。除非这种交易的收益能够弥补这些额外的成本，否则他们将不会选择跨国交易。这样，监管壁垒的存在实质上造成了对市场的分割，由此降低了国际证券交易中的收益。此外，一国监管当局往往对来自国外的市场参与者提出比国内经济主体更为苛刻的要求，如美国对在其国内进行跨国证券发行的公司要求披露比国内发行人更为详尽的信息。这种额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仅成本高昂，还往往使国外发行人处于与其母国市场的同类发行企业更加不利的竞争劣势上。还有一些非监管壁垒因素会促使市场主体放弃跨国融资。由于在其本国内有着更高的信誉，发行人在本国所受到的认可程度更高，因而在国内资本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更乐于在国内融资。离岸金融所存在的货币风险、政治风险、清算风险等风险也形成了对跨国投融资的障碍。由于各种形式壁垒的存在，国内监管当局得以实施效率低下的监管措施，而无须担心市场主体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市场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只要这种低效监管体系所带来的成本少于其在国内交易带来的好处，并超过离岸交易的额外收益，市场主体仍会留在其国内进行活动。

3.市场控制力。就像产品市场一样，国际证券市场中也存在着某些具有特殊控制力的国家，它们在市场中形成了或多或少的垄断性决定力量。美、英等少数证券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就具备了在国际证券市场中的寡头垄断地位，从而可以将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定在高于最佳效率水平之上，在跨国融资活动中的发行人和投资者也必须承受由于遵守这种低效监管而带来的额外成本。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及私有化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无法在其国内满足，因而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国外市场融资，它们的资金需求曲线就变得缺乏弹性。当全球资本的供给方（如美、英等国）提高其信息披露要求时，在其市场内的资金需求下降幅度就会很小。对投资者而言，其对全球资本的需求也是缺乏弹性的。为了进行充分的投资分散化，只要其投资组合风险的降低能够弥补其承担低效披露规则的额外成本时，投资者在进行跨国界的分散组合投资时就会包括那些低效市场。

4.管理机会主义。问题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在某些情况下，经理往往更倾向于那些增加其自身财富的规则，而将股东的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样，在选择跨国发行地点时，经理并不总是从对股东最有利的角度来进行决策。当某种行为给经理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占其为公司价值带来收益的比重较大时，公司的管理者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信息披露是监管公司经理业绩的有效手段，健全的披露制度会减少经理从事内幕交易等利己主义行为，经理就会偏好选择那些对信息披露要求不太严格的国家进行证券发行。尤其对那些母国披露要求不严的跨国证券发行人而言，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如在欧盟及美、日等国进行证券发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行人）。各个国家采取松紧不同的披露要求就为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譬如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利己交易或为粉饰报表而进行“收入平滑”处理。1993年，戴姆勒－奔驰公司按德国的标准披露的中期报告为盈利2亿德国马克，而按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则为亏损10亿马克。此外，德国和日本还允许公司利用各种补贴和津贴进行利润隐瞒，英国则允许国外发行公司按照其母国标准进行财务报告的披露。这实际上是为经理层进行损害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开了“绿灯”。

5.各国为争取更多的发行人而进行的恶性竞争。由于吸引更多的国外发行人会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再加上发行公司的经理层偏好披露监管较松的体制，各国往往竞相降低信息披露要求的门槛。一国可以通过宽松的披露要求将更多发行人及相应收益留在国内，而将其负面效应由全球的投资者承担。这种情形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更加严重。由于一国可以通过放松信息监管从而使众多发行人通过在其国内登记而通过网络在全球发行证券，各种欺诈行为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更容易产生。尽管各国监管当局都知道在信息披露要求方面保持一种合作的均衡对各方都是最好的，但在这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各国往往只能将披露规则制定在低于理想的水平之下。

以美国的NYSE、NASDAQ和AMEX几个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为例，多年来，NYSE一直不允许那些具有超级投票权的公司上市，而其他两个交易所在这方面则没有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公司的管理层面临更多的敌意收购的压力，许多公司经理更关心的是其工作的稳定而非股东的利益，因而逐渐转向NASDAQ和AMEX进行上市，这样就可以通过超级投票权来防止被敌意收购。由于竞争的压力，NYSE在1994年以后也不得不放松要求，允许上市的公司可以拥有超级投票权。与此类似，1994年以后，英国和日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放松披露监管要求的过程。

一体化规则的优劣及其实施构想

证券信息披露的一体化规则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相互适用（reciprocity）原则，二是普遍适用（commonality）原则。前者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监管体制较为相似，经济联系较为紧密，这些国家之间可以互相承认对方国家体制的信息披露标准。后者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针对具体问题而制定的统一标准，每个国家都根据这个标准修订自身的规则，但在最初时这些国家之间的规则并不一定相同。由于国家之间最初的披露规则常常并不一致，因而一体化规则更多的是体现为普遍适用原则。

在实行信息披露的一体化规则后，对监管性竞争造成影响的市场缺陷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由于各国实行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投资者（不管是职业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仅仅需要熟悉和分析这套标准的信息披露规则，就可以获取对证券进行准确定价所需的全部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同时，这也会降低跨国发行人遵守多种监管框架的成本，消除经济主体进行跨国转移的壁垒，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形成均衡提供了可能，并促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市场。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对国外进行投资，资本能够容易地转移到所需资金的国家中去，资金的最终来源已变得不再重要。因而，少数国家垄断全球资本市场的现象将大为缓解，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证券市场的发展。一体化规则实行后，恶性竞争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并可将管理机会主义行为降至最低限度。

由于发行人和投资人在参与国际融资活动中都承担着相当的成本，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后无需再去遵守各种各样的披露标准，这可以帮助他们大大降低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的资本成本。从发行人的角度看，信息披露成本是其进行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相当的发行人为了避免高额的信息披露成本转而在私人市场或OTC市场上进行交易。一体化规则实施后，发行人仅需按照其与其母国相同的披露标准进行准备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各种资料，这样会促使更多的公司转向全球进行公开市场发行，那些已经上市的跨国企业也会从各种周期性报告的成本降低中受益。从投资人的角度看，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后，他们再也无需分析各种样式不同的报告，不同国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可比性也会大大增强，投资者就可以运用一套统一的规则来进行风险收益的衡量和比较，这会鼓励更多的投资人参与到证券市场中来，并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一体化规则还可以促进竞争。通过消除投资壁垒、增强流动性、降低信息成本及减少市场控制力效应，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为竞争的形成排除了障碍。发行人和投资者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这会促使各国市场之间的竞争。不同国家及其交易所会通过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便捷的登记程序、更高的流动性、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更加有效的交易和清算系统来进行竞争，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更高层次的均衡。此外，由于投资者面临的是来自全球范围内的资金需求，并且能够运用一体化后的披露规则对各国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比较，因而只有那些优质的企业才能被投资者纳入到其风险资产组合之中，企业之间也会因此而增加竞争。

普遍适用的一体化披露规则并非是生成一个由“全球监管者”管制下的单一的证券市场，各国政府出于对问题的担心会强烈抵抗一个全球监管者的存在。这种规则的实施、解释和修订应由一个在目前各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下所形成的“全球协调者”性质的国际性组织来完成。这种全球视角的规则可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本框架，适用于那些不准备在国外上市的公司；二是全球框架，适用于那些跨国发行并在国外上市的公司。全球框架应被那些进行公开发行公司所在国所接受，并包括除基本框架之外的有关外国投资者在发行人母国进行投资的相关具体细则。

当然，一体化规则也并非尽善尽美。这种规则的实施需要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进行协商，来自政治上的抵制会对一体化进程造成障碍。此外，从现在的监管性竞争体制向一体化规则进行转换也会产生相当的过渡成本。但是，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在全球证券市场出色的工作已经向我们表明在不同国家的监管当局之间进行协调是可行的。由于一体化规则着眼于全球证券市场的发展，因而它应有对国际市场中的投资融资活动的潜在约束能力，并且要优于各国现存的监管性竞争规则。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只要这种信息披露的一体化规则能够比各国国内现存的披露规则更有效率就足够了，我们并不期望获取一种完善无缺的新规则。

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