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论文范文10篇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1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2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杨红.新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想.中国音乐,2001,(1).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3

诠释的角度

对於巴哈的音乐，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巴哈音乐中诗的文本与音乐语言的关系具有图象的特性。音乐学家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1875-1965）曾为文将此一看法推而广之，在该出名的作品中，他写道：「巴哈音乐创作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图象的诗意。作曲家追寻图的意象┅」图的意象被视为诗文与音乐的中介。此後，史怀哲将巴哈定位为无人能超越的描述性音乐的大师，从而运用许多主要动机（leitmotive）的资料库，一字一句转文为音，作为巴哈音乐语言的真正词汇。与史怀哲同一诠释派别的毕洛安（AndrePirro）从事《巴哈音乐语言词典》的编纂，他写道∶「藉由该词典的贡献，巴哈音乐语言里文本与音乐图象的固定的对照性，将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以上「图象派」的诠释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为了表现，精心创造了精确的音乐修辞，组合了富节奏性而和谐的形象、上升乐句或下降乐句的剖析图面以及休止符的停顿，而每一个单元都附予一个象徵的意义。巴哈十分熟稔巴洛克音乐的修辞法，并加以充分运用。耶稣受难曲、清唱剧（cantata）、管风琴合唱曲等气势磅薄的创作都充分流露巴洛克音乐的修辞特性。依照此一修辞的精神，图象派认为与天有关或是图画意象中的天，可能会运用层层上升达到最高音的手法再现。反之，常在圣诞节圣歌中听到的，从最高音降到最低音的旋律，则意味著天上之子由天而降。至於居於心中丰繁情感的再现，根据史怀哲的见解，巴哈运用步态的主题传达心中的坚定或是犹疑，切分的主题表示疲惫，平稳的旋律再现宁静的主题，两个拉长的连音的主题表现耶稣所受的煎熬，连续的五、六个半音表达剧烈的苦痛，至於喜乐的主题也有很多类别加以表达。

然而，这样的诠释方式会遭到许多反驳的批评。当然，我们不否认巴哈音乐中表现的意愿。但是图象派所建立的诠释观令人质疑，因为过於著重音乐词汇的解释，无法诠释巴哈作品中全面结构的象徵意义，同时，图象派也忽略了巴哈音乐所依据的路德传统中，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代表意义。路德对於探讨上帝简单再现的神学论点，给予毫不留情的抨击∶「神不是由天而降，就像人下山一般。神在天上，留在天上，但同时也在人间，留在人间。不需要多言，因为天国就在人间。有人以幼稚又愚蠢的方式谈论天国，替耶稣打造一个高高在上的住所，就像鹳鸟筑在树上的巢，这些人真不知自己所言何物。」巴哈音乐创作源於正统的路德传统，并没有陷进「幼稚愚蠢」的再现手法。如果我们希望以图象的观念寻找巴哈音乐中天与心的体验，我们将会误入歧途。那麽，究竟采取何种路径才会达致正确的诠释观呢？

音的感受性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须运用太抽象的理论切入。我们只要在教堂作礼拜的时候推门而入，参加祭礼的进行，体会牧师与唱诗班的领唱者之间奥秘的关连，我们不可能没有丝毫的感受。牧师与领唱者各占一方，但两人事实上共同完成一件工作∶在信徒参与的团体中宣告上帝的话语。前者站在讲台上，後者领著乐手与歌者，坐於管风琴前。两个人物，两个地方，却完成同样的一件仪式。

宣告上帝的话语事实上是信徒生活的重心，正如圣保罗的名言∶「信仰出於报道。」路德重新发现圣保罗的中心思想，乃是创造新式礼仪的神学之钥，同时推崇耳的感受性，而非其他感官，更遑论眼所见的图象。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倡导回归上帝的话语，彻底改变了基督宗教的面貌。仪式成为上帝的话语的宣告之所，根据路德的说法，聆听上帝的话语就是聆听福音「活的」声音。

接续而来的问题在於，我们如何让福音「活著的声音」在信仰团体中具体的回应出来？路德认为经由口语的报道，福音「活著的声音」可以传达到人的内心深处。路德全心将母语运用在礼仪上的用意，是因为他坚信，若没有母语的感受性，无法表达灵魂与上帝之间活生生的关系。路德依据这样的精神，首先将圣经译为德语。他曾说道∶「语言应该在融炼的状态，燃烧喷涌，其精神从中升华，宛如蒸发的泡沫，而字词应是活著的，应该不断行动。同时，语言的整体是活泼的，语言的各个要素应该要参与上帝的圣神与真理的生命。如此一来，语句就会得到火、光与生命的纯炼。」语言在此被视为源於真气的律动，源於音的感受性，也被视为活著的肉体。巴哈的音乐创作源於巴洛克音乐路德传统的音的感受性，我们应该由此寻找巴哈的音乐风格。音的感受是上帝的话语的回音，上帝的话语会让肉体产生感受，并触及心中的欲求。

路德有句名言∶「上帝的话语与音乐最密切的结合。」事实上，经由圣神之器绛A福音进入人的内心深处，透过人心不论或善或恶同样奔放、热情的情感，从而引发心中回应上帝的答案，让上帝听见，有如圣经《雅歌》篇章中新郎与新娘的一问一答。音乐超越其文化功能，精妙地将心灵的泉源W帝的话语，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中。在巴哈创作的清唱剧中，巴哈以《雅歌》爱情神秘结合的寓意，构思灵魂与上帝的对话，是表现此一音乐感受性的典型代表。由此可知，巴哈音乐世界的多重比喻所重视的是听觉，而非视觉。

巴哈开启了象徵的多重意义，我们应该将他的音乐置於聆听上帝话语的前提，因为藉由聆听，上帝的话语会进入内心最底层，并进而转化人心。巴哈的音乐绝非「描述性的音乐」，也非配合歌剧演出而作的音乐。巴哈的音乐诚如巴哈所言，他的音乐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写，是为灵魂的「再创造」而作，由此他订定个人音乐风格的终极目标，就是将居於人类内心的欲求导向超越一切的上帝。上帝无法被看见，然而，却可以被听见。

我们将由此观点来检视天与心所涵盖的层面。谈论巴哈的音乐，我们不能拘泥於再现手法或是图象主题。只有透过巴哈音乐中的多重比喻法，天与心的面貌才会完整地呈现出来。

天与心的面貌与巴哈的多重比喻法

「天」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象徵性的特质，诸如无法抵达的高度、巨大的、开放性的、幸福的、神的居所或是「空」等意涵，巴哈的音乐也不脱离这些象徵，特别是在「上」与「下」的观念。当巴哈思索「教义」与「生命」的关系时，天的意涵对他而言与路德所赋予的意涵是相同的。路德曾说∶「教义与神同在，生活与人类同在。生活属於我们，教义不属於我们。┅教义有如从天而降的阳光，照亮我们、振奋我们、引导我们。教义应该是完全的纯洁，这是绝对必然的。因为教义是我们唯一的光明∶教义照亮我们、引导我们，为我们指出通往天上的道路┅教义应该仔细地与生活区分开来，教义是天，生活是地。」在此教义被赋予天的象徵，是绝对在人之外的，除非透过信仰，否则是绝对无法触及的。事实上，上帝的话语会经由耳在我们内创造欲求的妙出。分歧的心只有走出自我，回归上帝的话语，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内在。因此，天应被视为信仰经验中最外在的一端∶上帝的话语。最外在的上帝的话语会呼唤内心去寻找、去发现个人的终极之所，就是心中真实的内在泉源。对人而言，心与天应被解读成两极，最内在的一端是心，最外在的一端是天。

有个问题随之浮现脑际∶「最具外在性的上帝的话语如何唤醒我们内在深处的欲求？」更精确的来说，信仰的论述并不是信仰的行动，讲道理并不是过生活。上帝的话语降临到人心深处後，如何转变成内心与耶稣救世主的相遇，但不会流於简单抽象的话语，或只是心灵体验的几缕轻烟？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从上帝的话的内涵到信仰主体的诞生，其中我们应可看出一个秩序的转换。我们从「文本」y，到「文意之外」犒L渡，就是从信仰说理的教义层次，转到接受信仰而行事的人生层面。然而，依路德的神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过渡中，音乐与人的肉体、心灵的距离，比起音乐和信仰话语内容的距离，应是更为接近，因为音乐会在聆听的人的肉体与心灵中落实「说」的内容。此时，话语不再是语词，而且会在音的感受性中得到血肉。音的感受性在此不局限於歌声中说出的话语，而该以更广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具有象徵肉体意义的音乐作品。

巴哈音乐世界中，透过音的感受性的肉体，从信仰的宣示到心的体会，从天到心，出现一个过渡。这样的过渡也是巴哈音乐全然独创的结构。他所创作的音的结构的方向，众所周知，是天才的展现。因为巴哈甚少从事新的音乐形式的创作，而是汲取传统中杰出的形式，从心灵体验的角度，给予音乐结构特有的意义。

音乐是时间性的艺术，但也不排除空间的体验。音乐结构首先要考量的是音与音之间的关联。音乐中没有任何曲风的要素能够独自存在。相反地，高音与低音的差距、节奏的对比、赋格中主题与反主题形成的张力、各调性不同的音色，都会浮现一个空间。在巴洛克音乐里，特别是巴哈的音乐世界，空间的体验会浮现一个层级的观念，举例来说，从高音到低音的转移、从流动性弱到流动性强的改变，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转变，都可见到空间的转换。

透过音音之间的关联与层级的观念来谈论巴哈的音乐空间，必须将空间流动性的转变置於首要的地位。透过圣歌旋律所提供的作曲的基本要素以及旋律所给予空间意义的前导，空间的流动性从而诞生。此外，简短的动机透过不同音域、诸多不同却和谐的音色相互呼应，会不断产生丰繁的效果，有如镜子反射的影像一般，空间的流动性从而诞生。

空间的流动性表现出时间的独特体验。受於形式与调性的限制，音乐创造的是封闭却又循回的空间。然而，巴哈在此一空间放入时间的定向，对於无边无际的天，以不连续的方式如停顿、节奏的切断、半音性、上升下降音的暂停等来处理，以求方位转换的可能性。在文本说出或唱出的过程中，内心忽然浮现的欲求的独特体验，就是方位的转换。这个方位转换的过程正描绘一个故事。从清唱剧、圣咏合唱曲或是耶稣受难曲的开始到结束，事实上交织著一个个阶段性的故事，也是充满危机的时刻。在聆听上帝的话语的过程中，随著内心的微妙感受与个人自由的奥秘，会不断体验吸引与排斥的力量。巴哈音乐作品的历程告诉我们，上帝话语在聆听者的生活中成为血肉的故事。音乐形式的历程所呈现的，是天与心的过渡。

我们已经感受到路德传统的巴洛克音乐中，巴哈音乐里的天与心的体验。音的感受性会让我们了解巴哈音乐的多重比喻，并非再现文本的图象，而是当我们聆听从外而来的上帝的话语时，在内心最深处所产生的回响。这样的体验表现出巴哈音乐结构的流动性，此一流动性有一循回的空间，然而却透过时间的定向，让我们解读天与心相遇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评论并探讨巴哈音乐作品如何面对天与心的交往，所选取的每一部作品各自展现不同的眼光。

二、天与心的交往

天的开启

巴哈在晚年申请进入密思乐音乐学社（SocieteMizler）时，需要提交一部对乐理具有重要贡献的创作。他选择编写一部管风琴作品，以求充份展现其独特的创作技法，曲名为∶「我从天上来∶耶诞节圣歌卡农形式的变奏」。这部作品展现了巴哈从精确与象徵的音乐思辩里所提链出最高妙的形式。在编写的过程中，巴哈希望能够表现他对乐曲研究最纯熟的一面，同时证明他的音乐技法之源w传统的圣咏合唱曲，是永不枯竭的。音乐历程的冒险和心灵层面的探索，是巴哈音乐永不分离的两个主题。

早在西元前七世纪，耶稣降世之前，先知依撒意亚曾对上帝呼喊：「啊！望你冲破诸天降下。」巴哈写的这曲耶诞节圣歌VomHimmelhoch（我从天上来），正是对依撒意亚呼喊的回音。先知从心而发的呼声被听见了，因为天开启了。此乃巴氏的耶诞节圣歌中所歌颂的、所描述的主题，以下是第一段：

我从天上来，

为你们带来新的好消息，

许许多多的好消息，

将经由我的歌声告诉你们。

这曲圣歌首先是由一个来自天上的天使，宣布耶稣诞生的消息：「我从天上来，为你们带来新的好消息。」接著，这位天使邀请我们共同默想、沉思耶稣的降临的意义：「我要留心，注视马槽中的婴孩。」最後，天使邀请我们唱道：「歌颂这美妙的曲子，让我的心不断产生喜乐之情。」文本首先引入一段来自天上客观的宣布，是来自外在的，而结束於人们赞美的歌声中，即是内心最完美的表达。这正是耶稣诞生的好消息的宣告逐步在人心内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心灵情感的回应自然而生。

然而，文本所说的还不只这些。事实上，宣告从天而降的叙事与叙事在心中内化的过程中，还包含了它自身神学的评语。这个婴孩被指为「救世者」，他「从罪的边缘走向我，为了净化我。」再者，文中也指出这个婴孩的吊诡性∶他掌有宇宙之源，但同时却又「嵌在我的心中」。因此，心成为天的住所，令人惊讶，但更令人喜悦，巴哈在曲中加入的温柔的摇篮歌调（ledouxairdelaSusannine）正表达此等欢欣之情。

我们可以看出，巴哈的音乐除了表达上述内化的过程与心灵情感的回响之外，还表达出圣歌文本的神学架构。因此，本人将分析圣咏合唱曲中，乐曲的编写方式与风格的明显转变。首先，个人提出乐曲编写方式的转变。歌曲的第一个变奏中，我们可以运用管风琴变换各种乐器声音的即兴独奏，来突显主声部的旋律，其他两个独立的声部则以卡农的形式编写。到了最後的变奏，却相反地，主声部的旋律也以卡农的形式来处理。由此可知，从第一个变奏到最後一个变奏中，合唱曲中的主声部与卡农形式的编写有所改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变∶合唱曲中主声部的旋律逐渐内化到卡农的声部，直到与卡农的旋律合而为一。

除了乐曲编写方式的改变，我们还可以见到曲风的转换∶从卡农的严谨性到歌声即兴的自由性的过渡。客观的来说，卡农的编写方式无疑地是「固定的」，而歌声的感受性却可以随著即兴的情感与想像作出装饰乐句或是装饰音。在第三段的变奏中，我们可看到卡农多了一份装饰风格的自由性，而在第四段变奏中这样的风格达到极致∶在这段变奏中，卡农的第一部允许作出丰富的装饰音来追随著歌声的脚步。就这样，主声部与卡农的编写趋於一致，最後卡农内化进入主声部。

因此，变奏全面展现出一连串双重的变化∶一方面，主声部的旋律逐步内化到卡农的形式中，另一方面，卡农编写的严谨性也逐渐转化为主声部的自由性。

经由圣咏合唱曲的分析之後，我们可以看出圣歌的文本结构与变奏的音乐结构存在著一个明显的类比。主声部的节奏内化到卡农的过程，可以视为天使的宣示在信徒的心中内化的过程。事实上，这是出自於从外到内的、从天到心同样的韵律。主声部最後以卡农完成的意义，应被视为天使的宣告为在心中扎根，从而引起回响的表达。这样的转变必须论及卡农的理性与声部的感性。在巴哈的音乐世界中，创作的力量与精妙的编写绝不是技法的卖弄或展示个人高超的技巧。相反地，当卡农的严谨性逐渐变成有如主声部的装饰音，正是建构一条心灵冒险的道路∶天使宣示的好消息照耀人们的理性，触及人们的感性，之後就会在心中产生回响，最後人们开口唱出圣歌的礼赞，乃是对从天而降的天使，所给予的回应。

不同的时刻代表了心灵体验的不同阶段。变奏运用主声部的旋律，以多变的面貌，不同的音高，不断参与此一过程。然而，这样转换的过程会为我们揭露最初被隐藏的意义。我们必须透过巴哈转为音的圣歌全文，我们的心才能完全说出、唱出好消息的内容，这个好消息在一开始的宣布於天的开启∶婴孩被称为救世者，信仰在人心中诞生。

心的开启

天的开启创造了灵魂与上帝新的关系，天的开启会召唤心的开启。巴哈创作的闻名的圣咏合唱曲“Schmückedich，oliebeSeele”，表现了真实的皈依∶心的开启。现在我们将就此曲作进一步的评论，以下是圣歌的文本∶

装扮吧！被爱的灵魂，

离开罪的黑暗洞穴，

迈开步伐来到光明，

让你全身闪耀著光亮！

因为上帝充满了慈爱与恩宠，

现在要接待你，

而且支配天的主，

要在你的心中，建造的住所。

灵魂被邀请走出自我∶「离开罪的黑暗洞穴，迈开步伐来到光明。」与上帝降临到灵魂的律动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上帝充满了慈爱与恩宠，现在要接待你，而且支配天的主，要在你的心中，建造的住所。」

巴哈音乐给予圣咏合唱曲的主题与动机的特色，让人更感受到灵魂的妙出与上帝的降临。事实上，对於天的开启或是闭合，巴哈运用的是上升、下降的对位法、平行的音阶或是反向的音阶来表示。上升下降的律动发展一个上与下的关系，象徵上帝与灵魂的交往。平行的音阶象徵灵魂与上帝相合的关系。反向的音阶则以闭合代表灵魂在罪的黑穴，而以开口象徵灵魂走出黑穴来到光明。这就是巴哈对位法的音形，绝妙地表现出灵魂的妙出，并准备让上帝在它内降临的历程。

天的开启与灵魂的妙出会伴随著装饰比喻法的转变∶「装扮吧！被爱的灵魂┅让你全身闪耀著光亮。」这样的装饰比喻法透露出巴哈圣咏合唱曲的装饰性风格，换言之，曲中旋律的音符可以适用於不同音乐形式的装饰音的演奏。我们可以运用管风琴发出不同乐器的声音进行即兴独奏，旋律因而美化。装饰手法并非外在的装饰，而是在心灵历程所开出的花朵。当上帝居住在灵魂之中，会透过本身的美来装饰灵魂，使它更加美丽。的恩典让灵魂变得典雅。这就是为何灵魂的装饰是完全在虚荣与世俗之外的。因此，合唱曲中从内在的韵律转到装饰音，犹如从灵魂的内在律动转为焕发的光亮。

律动与装饰手法，是圣咏合唱曲最主要的两个特色。这两项特色不会相互排斥，反而道出了整首圣咏合唱曲的历程∶触及灵魂与上帝关系的皈依的道路。更精确地来说，整首圣咏合唱曲表达了第一次皈依到第二次皈依的过程，引用下面的格言来表达最适切不过∶「有一段时间，灵魂活在上帝内心；有一段时间，上帝活在灵魂深处。」这样的反转说明了巴哈音乐从第一部份到第二部份的过渡。事实上，第一部份藉由较不开放的音乐空间以及复奏式，象徵灵魂在黑暗的洞穴中，相反地，第二部份透过和谐的音色以及愈见宽广的音乐空间，象徵心的开启与上帝降临的过程。

合唱曲中的音符在「天」这个字攀到最高音，之後，下降的音符在「住所」这个字降至最低音。所有的音层层上扬走向巅峰，之後又从这最高峰节节降下，这样的双重律动以音乐的对位法之上升、下降的剖面烘托出来。灵魂先转向「天」，此处是上帝等待灵魂、招待灵魂的地方，灵魂静观此处，因为此处也是上帝降临的地方：上帝将在灵魂的内心深处建立的住所，请灵魂招待。最後，合唱曲停驻在一个延长音上，除去了所有的装饰音，让我们了解，当灵魂面对上帝时，最美的装扮，就是信仰的空灵。

我们都知道，音乐的装饰法易流於空泛的技巧卖弄或是过於随性而显得乏味，但是在巴哈笔下的合唱曲却展现了气魄∶巴哈的装饰法以音乐的形式划分了从灵魂到上帝的律动以及从上帝到灵魂的律动，同时，他最後不怕扬弃这样的装饰法，透过信仰的空灵，呈现灵在的盈满。

奇妙的交往

前面所讨论的两首圣咏合唱曲，让我们感受到心在面对来自天的上帝时，心被打开後所体验的味道与喜悦。这样的开启让灵魂来到光明，灵魂於是开始闪耀著光亮。然而，心的开启会经历许多怀疑与抗拒的阶段，心灵遂进入可怕的交战∶死与生的对峙。前面两首合唱曲已突显出心在罪的洞穴的黑暗期，但同时似乎让我们隐约望见远方的边缘，马槽中的圣婴有日将找回被遗弃的罪人。透过“JesusChristusunserHeiland”（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这首圣咏合唱曲，我们将全程历经这场交战的过程。对巴哈而言，天与心的沟通的经验可说是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天与心的沟通只有在耶稣复活体验的交往中实现，换言之，来自上天的耶稣，体验死亡，进入最深的地狱後，重回上帝。以下是这首圣咏合唱曲的第一段∶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

将神之怒带离我们，

经由他的受难，

透过他的救赎，带离我们离开地狱的苦痛。

该首合唱曲一开始在欢声中唱出，称呼耶稣基督为救世主：“JesusChristusunserHeiland”（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这样的称谓同时也指出他为我们所完成的使命，就是他拯救了我们。接下来，诗句依双重的律动让这个称谓与作品的意义更加明显∶转移的律动与替代的律动。第二句「将神之怒带离我们」与第四句「带离我们离开地狱的苦痛」都是转移的律动，但前者以上帝的角度观之，後者以地狱的角度剖析。替代的律动或是反向的律动继之而起：「经由他的受难，透过他的救赎，带离我们离开地狱的苦痛。」传统的基督宗教为此一替代的律动命名为「奇妙的交往」，并给予无数的音乐家编写经文歌的灵感。在这样双重的律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典型巴洛克式的「舞台表演」。上帝（上）、地狱（下）定义一个垂直空间的开启，而基督则与我们同在一个时间向位的平行空间。

巴哈在考虑编写圣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歌时，他选择以无插入赋格（ricercar）来编写圣咏合唱曲，换言之，圣咏合唱曲会让我们想起对位法，同时编写很多段完全独立的音乐段落，每一个句子有一个音乐主题，每一个独立的音乐段落与每一个音乐主题相合。音乐形式的编写是从文本而来，这里的第一句「我们的」包含了团体中不同嗓音的歌声，不断相互呼唤，重复、摹仿一开始的形式，继而作变化，来宣示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救世主」。这样编写的形式与其他形式相较之下，更能让每个小我的声音在大我的复音音乐中浮现出来。巴哈似乎运用团体的「信仰的宣示」的歌声表达出个人自我的根源。

团体由此宣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他的使命就是参与救恩的大事∶信仰的宣示是一种共融。巴哈合唱曲的节奏显示出他诠释路德传统的敏锐特质。在这首圣咏合唱曲中，巴哈运用节奏的特色，希望让人更能灵敏感受到双重转移的合而为一∶天怒的转移与地狱死亡苦难的转移。巴哈的合唱曲经由节奏的强度，感动人的肉体，揭露耶稣基督的启示，让人们宣示他的正名，以求参与他的死亡、复活的经历。

我们可以自第一段感受到圣咏合唱曲的节奏特色。接著在第二段中，随著切分音节奏的出现，音乐张力愈发突显。但是这般强烈的节奏下，接著多了一个和谐的厚度，同时在第三段达到顶点。巴哈组合了不稳定的、紧绷的、忧戚的半音动机与明亮的、明确的全音动机。巴氏创造强烈的节奏性与和谐性的对比，事实上，这是来自圣歌的文本所提供的氛围∶一方面来自地狱的苦难，一方面来自耶稣救恩的力量。

第三段杰出的写作方式是全曲象徵意义最浓厚之处。巴哈藉由乐谱的书写，全面回顾整个交战的冲突∶巴氏以半音双声下降的音，象徵耶稣与我们同入地狱；以全音双声上升的音，象徵上帝与我们共同离开地狱，回归上帝。最後，藉由对位法反向的律动，开启一个音乐空间，象徵基督带领我们永远离开死亡之手。在圣歌中，耶稣透过他的恐惧、受难与回归，完成救赎。这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大事的意义，巴哈经由这层意义的启发，创造了交叉形象的音乐元素，换言之，也就是十字架上象徵十字的要素。在巴哈的音乐世界中，交叉的象徵绝伦地表现出耶稣为「救世主」的名号。巴氏把交叉象徵放在本合唱曲的中心位置，由此他让信徒了解，唯有十字架才能引导信仰经验。十字架的记号非常清楚地说明，救恩来自上帝。在巴洛克的路德传统中，十字架的神学对所有表象的说法均采取批判的立场。此派的神学观点认为，上帝是藏在十字架後面的，十字架是上帝的启示。藉由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到从救恩表象到救恩体验的过渡。巴哈乐曲的抽象意义正是对图象表达的根本弃绝。

巴哈就如圣约翰一般，在十字架吊诡的意义中静思救恩的力量∶基督降世转到歌颂上帝的荣耀。圣咏合唱曲所表现的，就是半音的激动的音乐空间转到全音的明确的空间。圣咏合唱曲第三段最後一句的歌声是由男高音唱出，表达出这股救赎的力量，然後引入合唱曲的第四段。第四段将会超越这两股对立的力量，进而以四个高八度音的尾奏，在E大调明亮的音色下，由八个人唱出的节奏性的强度，超越任何旋律的主题。半音所产生激动的音乐空间在最後一段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合唱不断进入合唱，有如整个团体被引导向「耶稣我们的救世主」。

在文章一开始，我们曾经提及，巴哈音乐中天与心的交往只有在耶稣救恩的行动中才得以实现，耶稣的苦难与复活的相通也只有在节奏性如此强的音乐中才能完全展现出来。音乐的节奏性真实存在於肉体的感受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可以明了为何巴哈将奇妙的交往视为肉体感受性的范畴。因此，天与心的相遇并非逃避历史，也不是对肉体的轻蔑，而是开启一条体现的道路，巴哈从中体现了心灵真实的分辨过程。

气一

在圣咏合唱曲中「上帝、上主、圣神，求您降临」一曲中，圣神降临礼仪的歌颂也采用舞蹈的强烈节奏来表现，因为在圣神降临节後的第一个礼拜和第二个礼拜，依据该年代欧洲国家的传统，正是筹办舞会的时节，舞会甚至在教堂内举行。以下是圣歌文本的第一段：

上帝、上主、圣神，

求您降临信者的灵魂，

将上天的恩典，

充满您所创造的心灵。

管风琴合唱曲的第一个部份是以三节拍的吉格舞曲（gigue）的节奏所写成。这个部份以舞曲的节奏为主导，合唱曲中表达的是圣神在心中创造的使命，其中圣歌所强调的，就是行动。巴哈在此直指路德神学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上帝的本性是不断的诞生。

在第二部份，舞蹈的节奏渐渐转弱。复音音乐的歌声自由地发挥装饰音的风格，自由地穿梭整个音域，连结最上与最下。换言之，舞蹈节奏之後，接是歌声的表现。我们在第二部份会感受到合唱曲旋律的转移∶此时的旋律不再是第一部份的高音，而转到音乐结构最底层的低音。合唱曲旋律所表现的强而有力的低音，开创宽广的音乐空间，回响著为各国语言的赞美歌声。

音乐空间的建立一方面在於最上与最下的连结，另一方面在於舞与歌的相遇。上与下的象徵意义藉由圣歌的词语而突显，「上」，也就是外，代表圣神降临、造访、充满信者的心。对圣神降临的回应，「下」，也就是宇宙创造的底层，兴起赞美的歌声。

圣神不断由外而来，同时圣神已居住在人心，但是心对於上帝的降临会出现一股反抗的力量，反映出罪人的心境，正如圣歌所说∶「我们的肉体充满了软弱。」巴哈在此以合唱曲的以低音部突然的停顿、和弦的延留与突如而来的分句等手法，让人感受出心的迟疑与抗拒。

然而，这样的反抗的心境无法让音乐的旋律停止，舞曲的空间与歌声的空间流动著一股同样的真气，比任何对立的力量还要大。这不是谈论音乐与圣神的最佳方式吗？有如我们的真气不断的丰厚多元、音乐的节奏不断在肉体内跳跃，万物不断在我们的心灵流动一般，语言与万物会在圣神的气息内相互沟通。

因此，我们可以说合唱曲带领我们走向音乐的根源：舞蹈与话语。合唱曲中浓缩了巴哈的音乐见解，以创造者圣神为其终极目标，从而清晰地出现天心与人心独特的地位。事实上，圣神所居的人心，创造了歌曲，此一创造性正源於居於圣神内心的力量。因此，心的终极使命在於说出圣神的恩典，说明圣神是从上而来，心会表达全宇宙的歌颂。依据此一精神，「天」、「心」以及「创造性」共同参与了一股相同的真气。

天的欲求

最後，是探讨天与心的体验面对其限度的时刻。死亡是否为一道面纱，会在面对天光时掀开？死亡是否是黑暗中的一块坚石，永不碎裂？天的欲求经得起死亡的考验吗？

当我们欣赏巴哈的音乐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很多章节，特别是在清唱剧中，巴哈在音乐里表达天的欲求超越死亡的观点。我们特别选了清唱剧第106曲甚为悠美的一段音乐与巴哈该曲中运用的文本来探讨。在该曲中，我们一方面会听到在新约福音中耶稣与凶犯在临死前有名的对话，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圣歌中叙述老人西默盎（Simeon）的灵感而写成的话语。当抱著婴孩耶稣的父母走进圣殿时，西默盎从圣婴耶稣认出救世主，随後在宁静中等待死亡。耶稣、凶犯与西默盎在巴哈的乐曲中被塑造为面对死亡的典型人物。

以下为该清唱剧所编写的文本：

凶犯：「在你的手中，我交出我的心灵。

我信赖的上主，您救赎了我。」

耶稣对他说：「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

合唱团∶「怀著安静、喜乐的心，我出发，

按照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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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地歇息，

就如上帝曾答应我的，

死亡已成安眠。」

死亡并非在静默中封闭自我的时刻，死亡对巴哈而言是一种对话。我们在曲中会听到凶犯与耶稣的对话，有如在雅歌中神秘的唱和：耶稣在上帝的手中完全弃绝自我，他允诺凶犯，说此人将会与他一同到乐园。当感动与受伤的心面对死亡时，若让心的伤口更为开放，会让更深一层的欲求浮现，如雅歌所言：「洪流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不能将它冲去。」

心与心的对话开启了死亡无法摧毁的存在：「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在该清唱剧中，耶稣的话语藉由独唱者的歌声不断重复。这是巴哈才华绝妙的展现，也是巴哈心灵细致感受的抒扬，这个句子会在合唱团的歌声中浮现出来，合唱团会在西默盎祷合唱曲中与之齐唱。我们知道，在巴哈的音乐创作中，合唱是信徒团体礼仪最佳的表达方式，因为合唱会指出团体中的「我们」。在复音音乐中，巴哈将耶稣的声音溶入团体的声音，让我们听到最亲密的、最神秘的对话，如凶犯与耶稣的对话正是对信者的团体信仰所说，同时神秘的经验也会进入信者的团体。由此我们可以明了，巴哈音乐作品将信仰的经验直接触及人心，但从不流於私密主义（intimisme）.反之，巴哈的音乐却会开启一个超越自我的空间，如「哥罗森书」中所记载：「耶稣是教会的头，造物的首生者」，我们要在具有普遍性的大爱中才能找到信仰经验的真正幅度。当我们在众多声部的合声中，聆听到独唱的歌声，不时重复耶稣对凶犯所作的承诺，心灵会与这股信仰的真气产生契合，从而体会到居於耶稣心中的爱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以此观之，巴哈音乐对死亡的呈现手法绝无希腊神话的悲剧色彩，也许带有戏剧的味道，但绝不是悲剧。因此，小抒情调（arioso）的音乐是文本字句的精神所在：「死亡已成安眠」。正如圣歌的歌词所言：「离开这个世界，进入详和、喜乐、安宁、安息的国度，这是上帝的意旨。」在此我们不禁要引用巴哈个人珍藏的书中，一位十四世纪德国神秘大师陶乐（Tauler）所作的讲道，他不断勉励我们进入内在的静：「上帝应该对灵魂表达他的圣言，灵魂应该进入安静与安息的境界。只有在静的、安息的灵魂中，上帝才能说出的圣言，进而在心中萌芽。」

巴哈的音乐特别是在sanft（静）schlaf（眠）的字词时，慢慢地将音乐带到静的门前，带领我们去体会安静与安息的味道。在这些字词上，巴哈在乐谱上作出「piano」（静）的标注，而音乐的结构渐渐地解构，渐渐走向静止。随後音乐骤然降下五度音，嘎然而止。这样的结尾并不是戏剧效果所描述的最後一口气息，而是要在现实意义上创造开放性，超越音乐本身的意义。它让我们在信仰中的体验又更上层楼，唤起信仰经验中被忽略的更宽广的自我，让心灵与上帝同在乐园，笃实的超越死亡。

结论

本文引用一段诗人的话作为开头，也引用一段诗人的话作为结尾。德国诗人贺德霖（Hoderlin）曾转述一位十七世纪不知名诗人的一段话，将它写成拉丁文：“Noncoercerimaximo，conteneritamenaminimo，divinumest”，中文译文如下：「不要被极大所限制，同时要完全被渺小所容纳，这就是神性。」这般金玉良言，宛如纯粹的水晶，闪烁著灿烂的光芒。在向外的律动中「不要被极大的所限制」，在向内的律动「要完全被渺小的所容纳」，流动著巴洛克的律动。如此吊诡的律动在「极大」与「渺小」的对比中突显出来，而在「无限」与「有限」对比下显得格外分明。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满族女真族满族音乐研究范围

满族音乐研究本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即关于满族的音乐研究，无需界定研究范围。然而，由于对满族与其先世——女真、韩福、勿吉、挹娄、肃慎等古代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就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满族应从肃慎算起，因为把“女真”改称“满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质的变化。因此，以肃慎族系而贯穿的渤海靺鞨音乐、辽金元明的女真音乐、清代以来的满族传统音乐都属于满族音乐；另一种意见认为，满族音乐研究应以17世纪中叶满族共同体形成为起点，满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诸族音乐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颇。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不会突然产生，也不会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对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原来某一民族的基础上，与其他人群结合形成新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任何历史阶段的民族，都要经历生成、发展、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

满族虽然与他的先世——女真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毕竟是在17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始称满洲，今称满族。满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差别呢？我们可从以下构成民族要素的几个方面对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女真人原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及鄂霍茨克海岸、库页岛一带。元末明初，女真人大批南迁，建州部由北向南，最后定居在辽宁抚顺苏子河流域（今新宾一带）；海西女真由北向西南，迁到开原附近的松花江沿岸；没有迁移、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当时被称为野人女真。总之，女真族居住在当时明代“辽东”以外的广大地区，以氏族村落方式集居；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大批入关，后来居于全国各地，虽然现在的满族还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东北地区，但实际上已经是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在一起杂居了。

二、语言文字

女真族用女真语。金代时创用“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金亡后，东北仅有少数女真族沿用，明代中叶渐废；满族形成之初基本上沿用女真语，称满语。但是，自从满族入主中原，汉语便在满族中广泛流行，不过百年，满语便趋于衰落。虽然清朝历代皇帝大力提倡满语，经常对不熟悉满语的官员、子弟进行惩治，但却无济于事。满文是1599年后金大臣额尔德尼奉努尔哈赤之命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后来由达海改革完成。自1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据《呼兰府志》记载，到光绪年间，在黑龙江省呼兰地区通满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说满语者“则千人中二人而已”。到了今日，能讲满语的村落也仅剩一、二，汉语已成为满族通用语言。精通满文者也仅是少数研究满族文化的学者。三、经济状况与社会结构

女真族在南迁之前，“无市井城廓，逐水草以居，以狩猎为生”。社会结构为原始氏族形态。南迁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开始由渔猎生活向农耕生产过渡，社会结构由原始氏族公社向氏族联合体过渡，并出现了奴隶制；到满族形成之时，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社会生产也转为以农耕为主。

四、风俗

由于女真族处于氏族社会阶段，未与汉族杂居，故其风俗具有浓郁的氏族色彩；满族则从其形成之日起，便与汉族杂居，并且越来越分散，最终融入汉族之中。这样，满族一方面大量接受汉族风俗，一方面又把本民族的习俗传给了汉族，致使今日满族风俗融入地方风俗之中，很难分辨。

五、信仰

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满族形成以后，萨满教日趋衰落，不少人已改信佛教。

六、民族成分

女真族是由有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共同体；满族则是由于战争等原因，接纳吸收了蒙古族、朝鲜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居民，使其民族成分复杂起来。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满族在生存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习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均有别于女真族。满族是17世纪中叶形成的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它虽然是在女真族基础上形成的，但满族不是女真族，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此外尚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据历史学家考证，今日属于通古斯语支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其先世亦为女真族，均属肃慎族系。从民族形成的年代而论，女真族是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民族的父辈，而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均属子辈。这样看来，说满族就是女真族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满族女真族满族音乐研究范围

满族音乐研究本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即关于满族的音乐研究，无需界定研究范围。然而，由于对满族与其先世——女真、韩福、勿吉、挹娄、肃慎等古代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就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满族应从肃慎算起，因为把“女真”改称“满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质的变化。因此，以肃慎族系而贯穿的渤海靺鞨音乐、辽金元明的女真音乐、清代以来的满族传统音乐都属于满族音乐；另一种意见认为，满族音乐研究应以17世纪中叶满族共同体形成为起点，满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诸族音乐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颇。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不会突然产生，也不会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对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原来某一民族的基础上，与其他人群结合形成新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任何历史阶段的民族，都要经历生成、发展、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

满族虽然与他的先世——女真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毕竟是在17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始称满洲，今称满族。满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差别呢？我们可从以下构成民族要素的几个方面对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女真人原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及鄂霍茨克海岸、库页岛一带。元末明初，女真人大批南迁，建州部由北向南，最后定居在辽宁抚顺苏子河流域（今新宾一带）；海西女真由北向西南，迁到开原附近的松花江沿岸；没有迁移、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当时被称为野人女真。总之，女真族居住在当时明代“辽东”以外的广大地区，以氏族村落方式集居；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大批入关，后来居于全国各地，虽然现在的满族还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东北地区，但实际上已经是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在一起杂居了。

二、语言文字

女真族用女真语。金代时创用“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金亡后，东北仅有少数女真族沿用，明代中叶渐废；满族形成之初基本上沿用女真语，称满语。但是，自从满族入主中原，汉语便在满族中广泛流行，不过百年，满语便趋于衰落。虽然清朝历代皇帝大力提倡满语，经常对不熟悉满语的官员、子弟进行惩治，但却无济于事。满文是1599年后金大臣额尔德尼奉努尔哈赤之命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后来由达海改革完成。自1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据《呼兰府志》记载，到光绪年间，在黑龙江省呼兰地区通满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说满语者“则千人中二人而已”。到了今日，能讲满语的村落也仅剩一、二，汉语已成为满族通用语言。精通满文者也仅是少数研究满族文化的学者。三、经济状况与社会结构

女真族在南迁之前，“无市井城廓，逐水草以居，以狩猎为生”。社会结构为原始氏族形态。南迁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开始由渔猎生活向农耕生产过渡，社会结构由原始氏族公社向氏族联合体过渡，并出现了奴隶制；到满族形成之时，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社会生产也转为以农耕为主。

四、风俗

由于女真族处于氏族社会阶段，未与汉族杂居，故其风俗具有浓郁的氏族色彩；满族则从其形成之日起，便与汉族杂居，并且越来越分散，最终融入汉族之中。这样，满族一方面大量接受汉族风俗，一方面又把本民族的习俗传给了汉族，致使今日满族风俗融入地方风俗之中，很难分辨。

五、信仰

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满族形成以后，萨满教日趋衰落，不少人已改信佛教。

六、民族成分

女真族是由有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共同体；满族则是由于战争等原因，接纳吸收了蒙古族、朝鲜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居民，使其民族成分复杂起来。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满族在生存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习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均有别于女真族。满族是17世纪中叶形成的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它虽然是在女真族基础上形成的，但满族不是女真族，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此外尚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据历史学家考证，今日属于通古斯语支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其先世亦为女真族，均属肃慎族系。从民族形成的年代而论，女真族是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民族的父辈，而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均属子辈。这样看来，说满族就是女真族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6

欣赏音乐有三个阶段：1.欣赏。我们的耳朵听到了有组织的音乐在进行，大脑便做出“好听”“不好听”“紧张的”“愉快的”等判断，这是初级的欣赏，是每一个有正常听觉的人都能办到的。2.感情欣赏。这种欣赏比官能欣赏进了一步，即根据音乐的进行，大体上听懂了音乐的内容和情趣，并能随着乐曲的进行发生感情上的变化在脑海里浮现。3.理智欣赏。这是欣赏的深入和高级阶段，这种欣赏可以给人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但需要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比如，对作者生平、创作个性的了解，对作品时代背景的了解，对创作方法、结构、民族特色以及音乐语言在作品中运用的理解等。当然，欣赏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文化水平、修养、爱好志趣等有密切的关系。

一首乐曲是由个别零散的音乐材料组成的，但材料一旦形成一首整体乐曲以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是由于：一首乐曲的整体性，是一个有深刻意蕴的生命有机体，它蕴含着艺术家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切体验，是艺术家生命力的扩展与直观。我们在聆听音乐时，感知的对象正是这一独特的充满着个性的乐曲整体，而不是什么和声、节奏、旋律等材料，重要的是声响的材料在这里升华了，变成了一种新质。

如果我们感知的是材料，从孤立的意义上看，无数音乐中的节奏、和声、音程、音色都是近似或相等的，它们的表现应具有同一性。甚至旋律，在许多乐曲中都有相似的运行轨迹，然而旋律尽管在不同乐曲中相似，一旦构成乐曲独特的整体，欣赏体验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改编为轻音乐，命运的主导动机由钢琴或电子琴奏出，虽然旋律的音程关系没有改变，但乐曲的整体性体验遭到彻底的破坏，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由此可见，在欣赏音乐时，我们听到的不是孤立的乐音材料，而是某一乐曲特定的整体，每一首乐曲具有的风格、个性、意蕴。

在音乐欣赏的实际中，欣赏音乐的人大多能够从音乐中汲取营养，在作品中，去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所表现的内容，去品尝乐曲的真正妙处所在，从而进一步得到美感。在标题音乐中，描写大自然的作品是很多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曲家对大自然的描写，是和他个人的理解、认识以及感情分不开的。例如在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中，我们似乎看到维也纳人民欢呼的喜悦；在格里格的《致春天》中，却呈现为早春解冻，万物复苏，象征着挪威民族的独立。我国民族乐曲中的春天又是另一番景象，丝竹齐奏《春江花月夜》是一片江南春色，月光如水……从这些乐曲中我们不仅看到春天的多种面貌，同时也能使我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个人对春天的理解和感受，增长我们的见识，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

对大众音乐欣赏者来说，是以娱乐或调剂精神生活，追求一时愉快为目的来欣赏音乐的，因此，不可能像专业音乐工作者在听音乐之前，先研究乐曲的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只要大致上知道标题内容后，在具体听到音响时，因标题的启示，会使你得到乐曲所要表现的内容。假如是声乐曲，因有具体歌词做媒介，就会得到更明确的内容，并随着音响的起伏、浓淡疏密以及音乐的变化，欣赏者的情感也会得到某些感受：或喜，或怒，或乐，或哀，去产生美感或痛感。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歌《兰花花》，反映的是美丽善良的姑娘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坚决反抗，是一个敢于对旧社会封建礼教进行斗争的英勇女性，同时也表现了她对爱情的无限忠诚。因此，人民给予她无限同情，为她编了这样美丽的颂歌，同时也歌颂千千万万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妇女。处在今天幸福社会中的很多年轻同志，假如他们不了解封建社会中所给予妇女们的压迫和痛苦，是很难理解这首歌的意义的。正因为音乐可以激起人们深深隐藏着的感情，打动人们的灵魂。所以，音乐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影响比其他艺术更为直接和深刻，如《义勇军进行曲》不但使东北的抗日将士斗志倍增，也使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起抗战。今天，我们听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仍然热血沸腾，仿佛又一次见到了黄河两岸的军民战士，正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

音乐欣赏的情感体验阶段，是由联想或想象来完成的。联想是指一种特定的情感体验唤起相类似的内心体验，例如我们在某一乐曲的情绪体验中，唤起了童年的感觉等。想象是指欣赏者有一种特定的情感体验依附到任何一个知觉表象中去的心理功能，如在我们上音乐欣赏课时，当第一次聆听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的草原》写下自己的情感体验时，有的同学认为是“类似一种朦胧的初恋的情绪”。但我们很难评价这位同学的体验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们通过想象的功能把特定的情绪体验依附到“初恋”这样一个知觉表象中去了。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音乐形式美的法则

一、音乐形式美的法则

所谓形式。就是构成事物的各种元素之组织或安排，它虽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却蕴含着内在的运动规律。作为音乐形式，它是构成音乐各种元素的组织和安排。音乐形式的构成包括基本要素、组织手段和形式美的法则三个方面。如图所示：

形式美的法则不仅是音乐形式构成的一部分，更是连接音乐基本要素与组织手段的关键纽带。世间美好的事物，展示给人们的是形式上的特征。尽管事物的形式组成的基本要素或质料不尽相同，但是在组合形式上有共同内在规律。这些体现形式要素组合方式的原则或规律，则称之为形式美的法则。人们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对美的形式进行了探索和概括，在不断更新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形成形式美的法则。

二、音乐创作中形式美的法则

作曲家创作具有音乐美的乐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劳动，是艺术创新实践。通常创作过程可分为相对独立的三个环节，即感受、创意与塑形。形式美的法则始终贯穿于各个环节，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感受

音乐创作之孕育阶段。作曲家通过接触现实生活的原始素材，再经过熟悉、认识、提炼等感性及理性活动，获得深刻的审美感受和体验，触发自己的创作欲望。作曲家注重从生活中获取感受与启示，掌握生活的整体印象、气氛及其运动的过程，领悟某种意境、神韵和魅幻。这是由于音乐难以直接表现具体形象而带来的创作特点。同样。作曲家也能从现存的音乐中获得灵感而进行创作，因为这些是在已被典型化的生活在音乐中的具体反映。而获取灵感的前提仍然是准确把握形式美的法则，作曲家的审美观、个人修养和生活阅历等对创作欲望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音乐形式美的法则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着标杆的作用。

(二)创意

作曲家将创作欲望及感情转化为音响的过程则是基本乐思的形成。音乐艺术的特点是以音响为其载体，现实生活、对象、情感、意境等等都将转化为由乐音构成的音响。作曲家汲取前人的经验，对前人的音乐表现手段与手法进行分析、判断、提炼，通过自己的重新设计、编排、想象进行再创造，产生新的音响。因此。熟悉音乐的历史，掌握音乐语言特点和领悟当代音乐潮流精髓是创作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消化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最典型、最概括且最富有的情感特征是作曲家感悟的结晶。这些构成了创作的主要乐思。将其转换成音乐时，最初可能是一种节奏型、一种特定的和弦，但更常见的是动机或一个音乐主题。这些为整部乐曲奠定了基础。基本乐思形成的同时，体裁、样式、曲式等也搭建起来。因此，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创作难以分割。音乐形式美的法则正是贯穿和连接形式要素与组织手段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

创作需要灵感，灵感是一种通过长期艰苦构思活动后产生的一种飞跃现象，使作曲家得到一种“顿悟”，这种“顿悟”便是美的法则的长期积累与运用的体现。这种法则的运用使得具体内容与实际音响的对应关系常处于最佳状态，推动创造活动的进展。(三)塑形

将内容音乐化是让基本乐思以符合形式美的形式展开，运用适当的音乐语言创作出感人的作品。熟练的写作技巧、丰富的表现手法是必要的。在塑形时，既须根据内容的需要来确定形式，也需围绕形式美对内容作适当的调整，两者存在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创作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改、变易、丰富、润饰等反复推敲的过程，形式美的法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塑造音乐形象，根据形式美法则的要求，就是要使音乐通过重复、平衡和递进等手段取得和谐与统一。

三、音乐表演中形式美的法则

乐曲定型即创作的完成。音乐实践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三个环节。这里包含了音乐艺术所谓的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的和谐。声乐作品魅力的充分展现需要表演者深刻领悟作品的意境，深入挖掘作品的表达的内涵，全面掌握歌曲的风格，以及准确把握情感的基调。

音乐需通过表演这个中介环节把艺术作品传达给欣赏者，实现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音乐表演是实现音乐作品审美价值、形成音乐审美鉴赏的中介环节。必须兼顾求真与创新。正确处理好作品的虚与实。音乐表演者需要高超的表演技巧将音乐作品的神韵充分演绎。

音乐表演作为音乐的二度创作，赋予音响动态结构以生命的形式，是充满着丰富情态意味的音乐运动。这种从精神表现向物质表现转化的形式美法则贯穿于整个音乐实践过程中。从表演视角切入，关注音乐艺术从一度到二度创作，具有实际与理论的启示和指导意义。自然而美妙的音乐是通过科学的美的法则来传递给人们听觉感官的愉悦，从而触及人们心灵、传达某种情感。艺术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表达艺术家的情感。需要极富创造的表演和卓越的审美对音乐作品予以丰富和升华，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这实际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作行为。这就是音乐真正的力量。正是这种形式美的法则作为引导，人们在倾听中得到美妙的享受，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畅游。

四、形式美法则的重要指导意义

音乐艺术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对自然的升华反映。音乐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是以自然和社会中美的声响、旋律作为基础的。人声、乐器声是美的，语言节奏、舞蹈节奏是美的。人类歌喉、鸟虫鸣叫的音调是美的，离开了这些生活与自然美，音乐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善于运用和谐美法则来发掘社会与自然中音乐美的作曲家更容易捕捉到音乐美的真谛。

音乐艺术形式表现在音调，音乐艺术内容融于表情。音乐艺术既要声音悦耳，又要情感浓深。作为听觉艺术，音乐形象需要采用比喻、通感、夸张等手法化作听、视、触和感浑然一体的鲜活的立体形象。无论是绝伦的交响乐还是简单小曲，都无不例外渗透着音乐形式美的和谐魅力。

音乐形式美的法则不仅描述文艺作品的美的境界，更涵盖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即表演者和欣赏者情感的共鸣。这解释了缘何欣赏者能神游乐境，并从中获得乐趣，释放身心。自然是一首曲，生活是一支歌。和谐是一种美，只要善于捕捉善于聆听，美的声响、美的旋律就在我们的身边。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8

中世纪指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大约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各种音乐机构如编写、研究机构，以及合唱队、学校等，全部隶属于教会，由神职人员管理。在中世纪的前期，西方音乐呈现出基督教音乐一花独放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

中世纪基督教音乐的代表是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Chant）。该圣咏出现在6世纪，因罗马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I，在任590－604）而得名。据说公元6世纪时，各地教会音乐并不统一。格列高利一世致力于教会音乐的统一，将原有的各地教会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选择、整理，编成一本《对唱歌集》（Antiphonarium），并对调式及用法加以规定。格列高利圣咏由大量附有拉丁文歌词的单音音乐组成。它是一种忠实表达经文的歌曲，其旋律超脱、冷静、毫无人间的欲念。它并非为欣赏，而纯粹是为宗教礼仪所创作，是实用音乐，并不重视听觉上的美感，或俗乐的夸张。这种圣咏以纯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不用变化和装饰音。它也没有节线和拍子记号，完全是自由节拍，歌词只用拉丁文。格列高利圣咏全都是天主教的礼仪歌曲，只供教士吟唱，会众不参加唱诗。

格列高利圣咏形成后，迅速传向各地，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爱尔兰、法国等地得到了普及发展。直到14世纪，在天主教会中还只有格列高利圣咏。在今天的天主教会中，格列高利圣咏也常被采用。

格列高利圣咏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期的主体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第一朵花。它的发展与整个西方音乐史有密切的关系。在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音乐学校的成立等许多方面，都要提及格列高利圣咏，即使现代的调式音乐也是以格列高利圣咏的调式为基础。

格列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5乐章、圣·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许多乐曲，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扩展而成。二.产生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复音音乐复音音乐就是由两个或更多互相独立的声部构成的音乐。这种音乐的产生，标志著西方音乐前进了一大步。复音音乐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是由格列高利圣咏发展而成，其音乐家都是天主教会的僧侣。

早在7世纪初，在天主教会中就有些僧侣音乐家对在格列高利圣咏上加上另一声部的伴奏感兴趣，并进行了一些试验。但实际使用复音音乐是在9世纪。

当时，一些僧侣音乐家尝试在格列高利圣咏的下方加上一个平行四度或五度的声部，这一变化，就把格列高利圣咏的单音音乐变成了复音音乐。这种简单的复音形式称为“奥尔加农”(Organum，也有人译为平行调)。奥尔加农产生于法国的利摩日，并且似乎一直被限制由少数演唱对答吟唱赞美诗和特定弥撒部分的技术高音的歌手所演唱。最初的奥尔加农多为二声部，它在巴黎圣母院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在那里，第三、甚至第四声部被增加到原来的单旋律圣歌上。奥尔加农最著名的作曲家是巴黎圣母院的乐师雷翁南（Leoninus，生活于12世纪），他曾创作了大量的奥尔加农，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歌集为《奥尔加农总集》，是按天主教全年节日创作的，全部歌曲皆属于二声部花腔式的奥尔加农。到了11世纪末，有些僧侣音乐家又尝试把平行曲调加在圣咏的上方，由平行至斜行，渐渐又至反向进行。反向进行被肯定以后，复音音乐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就产生了，这就是“笛斯康都”（Discantus，也有人译为“反行调”）。笛斯康都以反向进行为原则，容许声部交错，并允许三、六度音程和经过音的进行，使旋律更加华丽。它多用于教会歌曲，主旋律多采用弥撒曲和每日祈祷经文中的旋律。笛斯康都盛行于法国，其最著名的作曲家是雷翁南的继承人，巴黎圣母院的乐师裴劳定（PerotinusMagnus，约1183-1236）。他的作品多超过两声部。

13世纪，复音音乐在基督教音乐中开始得到广泛使用。随著复音音乐的发展，又产生了两种新的多声部乐曲体裁复调合唱歌曲（Polyphonicconductus）和经文歌（Motet）。

复调合唱歌曲兴盛于13世纪初，它的主要特点是突破了以往多声部中必须有一个声部使用格列高利圣咏的限制，各个声部皆由作曲家自由创作，自由进行，声部之间的节奏大致相同。复调合唱歌曲的歌词通常是道德说教或礼仪性的，这种合唱曲似乎一直是为宗教或其它典礼的列队行进而准备的。

13世纪后期，复音音乐的新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奥尔加农中产生了经文歌。经文歌就是在圣咏曲调上加上一个或几个具有不同歌词的新的声部。

它最终取代了奥尔加农和复调合唱歌曲。

三.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清唱剧产生于17世纪初的清唱剧是一种大型声乐套曲，也是音乐会中演出的大型声乐作品，时至今日，许多作曲家还运用它来表现重大的历史或现实题材。

清唱剧虽然出现在世俗音乐迅速发展的文艺复兴后期，但它的产生与内容均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13世纪时，因受圣方济各（St.Francescod''''Assisi）运动的影响,在意大利产生并流行一种赞歌，被称为神灵赞（LandiSpirituali）。这是一种用流行的曲调和通俗化的歌词写的生活性的宗教歌曲。这些歌曲不在教堂演唱，而是在人们聚集一起作祈祷的罗马市民的家里演唱。稍后这种赞歌插入了对话形式，于是对话式的神灵赞就产生了。这种神灵赞以简单的和声，大众化的格调，由不同的歌队以对唱曲的形式唱出。

清唱剧就是把神灵赞戏剧化而产生的。有人认为1600年在罗马上演的一部作品《灵魂与肉体的表现》是现存的最早清唱剧。也有人认为1619年由阿奈利奥（G.FrancescoAnerio）创作的《神韵剧》才是第一部真正的清唱剧。

清唱剧的结构与歌剧的组成，大致相同：有抒情调、独唱二重唱、朗诵调、合唱、序曲和其它器乐曲，也有故事情节和角色的分配。不同之处在于：清唱剧中演员不化装、不表演、只歌唱，无舞台布景、灯光、道具，演唱者一直在台上，没有出入场和其它戏剧化的动作，整场演出自始至终不分幕，而只有章节之分，专有一名叙诵者，叙说情节。此外，清唱剧中的合唱比歌剧多。

早期的清唱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拉丁文的清唱剧，专以圣经为题材，属于真正的教会音乐，这种清唱剧到17世纪后半期就消失了。另一种清唱剧使用的是意大利文，取材较自由，主要在音乐会上演唱,被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称为通俗清唱剧。流传至今的清唱剧，就是后者。通俗清唱剧虽然不是教会礼仪音乐，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的清唱剧作品都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

17世纪最著名的清唱剧作曲家是意大利的卡里西米(Carissimi,Giacomo,1605-1674)和德国的许茨(H.Schutz,1585-1672)。卡里西米创作的16首清唱剧，都是根据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写成的，其中较著名的有《耶弗他》、《所罗门断案》、《伯沙撒》和《最后审判》。许茨创作的清唱剧多以基督生平传略、圣经福音书为题材，被称为“受难清唱剧”，其中较著名的有：《复活节清唱剧》、《十字架上耶稣的七言》、《圣诞节的故事》。

继卡里西米和许茨以后，整个巴洛克时期（1600-1750）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当数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GeorgeFridericHandel，1685-1759）。亨德尔的创作主要是歌剧和清唱剧。亨德尔一生共创作了32部清唱剧，大部分都是以圣经故事为题材。比较有影响，时至今日还经常上演的有：《扫罗》、《以色列人在埃及》、《弥赛亚》、《参孙》、《犹大·玛可白》、《约书亚》、《所罗门》。其中《弥赛亚》和《参孙》是举世公认的清唱剧中的经典之作。《弥赛亚》以圣经福音书为题材，叙述了耶稣的诞生、传福音、受难、被钉死十字架及显圣复活的经历。这部清唱剧1743年在伦敦音乐厅举行首演时，震撼了所有的观众，甚至英王乔治二世在听完第二幕终曲《哈利路亚》后，起立以示敬意，直至曲终。与亨德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德国作曲家巴赫（J.S.Bach,1685-1750）也曾创作了数部卓越的受难清唱剧，如《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和《圣诞清唱剧》等，这些清唱剧的内容都取材于圣经四福音书。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海顿在声乐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清唱剧。他共创作了5部清唱剧，大部分都有基督的内容，如《多比亚的归来》、《十字架的七言》、《创世记》等，其中以《创世记》最为著名。

《创世记》取材于弥尔顿的《失乐园》的第二章，叙述了上帝创世及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

近代欧洲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唯一一部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也是以基督教为主题创作的。

19世纪最杰出的清唱剧出自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之手。门德尔松共创作了3部清唱剧，其中最著名的有《圣保罗》和《以利亚》。《以利亚》至今还在上演。他的第三部清唱剧是《基督》，可惜没有完成。这3部清唱剧均取材于圣经故事。

19世纪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创作的清唱剧还有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基督的童年》、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圣伊利沙白》和《基督》等。

20世纪许多著名的清唱剧仍以基督教为题材，如英国作曲家埃尔加《吉伦舍斯之梦》、沃尔顿创作的《白尔夏沙之宴》、美籍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俄底浦斯王》、波兰作曲家彭德雷茨基创作的《圣路加受难曲》等。

四.西方著名音乐家的基督教音乐创作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还表现在音乐家们创作的基督教音乐上。

14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音乐家当推法国的诗人兼作曲家马肖（GuillaumedeMachaut,1300-1377）。马肖年轻时曾受过神学教育，并领受了神父的职位。他的作品中教会音乐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主要是经文歌和弥撒曲。14世纪最著名的一首教会音乐作品就是马肖创作的《圣母弥撒曲》，这是特别为法国国王加冕而作的一首4声部合唱弥撒曲。

15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作曲家迪费（GuillaumeDufey，1400-1474），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的弥撒曲保存至今的有8首，其中最著名的有《EcceancillaDomini》和《AveReginacoelorum》。他所创作的经文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深度，极虔诚，如为佛罗伦萨主教座堂而作的《Nuperrosarum》，以及为拜占庭的没落而作的《君士坦丁堡的挽歌》。

15世纪后半期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是两位佛兰芒作曲家欧克赫姆（JohannesOckeghem，1430-1495）和德普雷（JosquindesPrez，1450-1521）。他们都创作了大量的教会音乐。欧克赫姆的作品中较著名的有《扩展弥撒曲》、《谁之声弥撒曲》和《第五调式弥撒曲》，以及一首常被人提及的经文歌《感谢上主》。德普雷创作的教会音乐作品尚存至今的有约30首弥撒曲和100多首经文歌。其中以弥撒曲《Pangelingua》、《武士弥撒曲》、经文歌《Aveverum》、《万福马利亚》、《圣母悼歌》最为著名。

16世纪西方最杰出的音乐大师可说是比利时人拉萨斯（OrlandusLassus，1532-1594）和意大利人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5-1594）。拉萨斯曾创作了52首弥撒曲、100首圣母赞主歌，约1200首经文歌和其它圣咏、悼歌。他的经文歌在音乐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代表作有《安葬弥撒》、《忏悔圣咏》。帕莱斯特里纳曾被人称为“音乐之王”，其作品不仅优美动听，而且数量惊人，计有弥撒曲103首，经文歌330首，奉献曲68首，赞歌87首，圣母赞主歌35首，哀歌13首等。他的作品追求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礼仪音乐。

被誉为近代音乐之父的德国作曲家巴赫，是巴洛克时期（1600－1750）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也是最后一位把为教堂创作音乐视为最大关怀的伟大天才。在他的创作中，教会音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虔诚的新教教徒的巴赫，对教会音乐的主要贡献有：创作了5首弥撒曲，6首经文歌；为教会创作了5年内每周礼仪所用的康塔塔（一种大型声乐套曲）共200首；又创作了大量的管风琴曲，其中有144首圣咏调。在这些作品中被视为巴赫代表作的是《B小调弥撒曲》。

这首弥撒曲被认为是同类音乐中最深刻、最壮观、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它包括传统的《天主矜怜颂》、《荣福经》、《信经》、《至圣经》、《羔羊经》5个部分，共24首分曲。其中渗透著新教的改革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

古典时代（1750-1820）最伟大的3位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都曾创作过教会音乐。海顿深受基督教音乐的薰陶。曾创作了14首弥撒曲，其中以《纳尔逊弥撒曲》最有名。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18首弥撒曲，较著名的有《C小调弥撒曲》、《加冕弥撒曲》和《安魂弥撒曲》。他还创作了8首康塔塔，其中以《忏悔的大卫》和《马松小康塔塔》最著名。他的经文歌《欢呼圣体》也很有名。贝多芬一生中虽只创作了两首弥撒曲，《C大调弥撒曲》和《庄严弥撒曲》，《庄严弥撒曲》被贝多芬视为毕生的杰作，他完全是按著心灵的感受而创作的。这首弥撒曲虽然不是一首礼仪的圣乐，但却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绪，的确是一首崇高的宗教音乐作品。

进入浪漫主义时代（1820-1900）后，不少音乐家仍在创作基督教音乐。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尼的后半生仅创作了两部作品，均为基督教音乐，一部为《圣母悼歌》，另一部为《小庄严弥撒曲》。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也创作过6首弥撒曲和其它圣乐，其中以《AB大调弥撒曲》和《圣母颂》最著名。他的《圣母颂》曲调柔美婉转，表达细腻丰富，抒发了对真善美的向往。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创作的基督教音乐有《安魂弥撒曲》和《感恩曲》。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则对赞歌、颂歌和经文歌等合唱乐的创作感兴趣，他的最有名的一首圣乐为《赞颂西雍》。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创作过弥撒曲、圣咏等教会音乐，如《格兰弥撒曲》和《UngarischeKronungs-Messe》等。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了不少教会音乐作品。他的最著名的一首圣乐是《安魂弥撒曲》。该曲采用传统弥撒的体裁和词句，包括《安魂》、《愤怒的日子》、《奉献》、《至圣g》、《上帝的羔羊》、《泪经》、《拯救我吧》7个部分，具有催人泪下的巨大感染力。法国作曲家古诺的作品中以抒情歌剧和教会音乐最为出色。他最有名的一首弥撒曲是《圣则济利亚弥撒》，著名的梵帝冈国歌《教皇进行曲》也是他创作的。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创作的交响乐曲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管风琴音乐效果,把对宗教的信仰，体现到极其宏伟的音乐形式之中，如他的《启示交响曲》和《悲剧交响曲》(又称《教堂交响曲》)。他创作的圣乐有《弥撒曲》、《安魂曲》和《感恩曲》等。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也创作了不少合唱体裁的教会音乐，包括《德国安魂曲》、《感恩曲》、《弥撒曲》等。

20世纪以来，许多音乐家们从基督教中汲取灵感和创作激情，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基督教圣乐。斯特拉文斯基的《弥撒曲》是本世纪弥撒曲中的佼佼者，令人回想起14、15世纪时的教会音乐。他的《诗篇交响曲》选择了圣经中的3首赞美诗作为交响曲3个乐章声乐部分的唱词，这部巨作被作者称为“为上帝的荣耀而作”。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无伴奏合唱《G小调弥撒曲》是他声乐作品中的杰作，代表了他声乐创作的最高水平。英国作曲家威廉斯的《圣诞颂歌幻想曲》、布里顿的《圣诞颂歌仪式》也属于本世纪优秀的基督教圣乐之列。此外，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英国作曲家沃尔顿、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都创作了一些杰出的弥撒曲。

西方音乐之所以采用许多基督教的题材，主要在于西方的观众、听众对基督教非常熟悉，欣赏起来通俗易懂。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缺乏了解，就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欣赏西方音乐。所以不管是从欣赏西方音乐的角度，还是从全面了解基督教的角度，研究基督教与西方音乐之间的关系都是必要的。

□注释:1、李应华《西方音乐史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2、Douglas《The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theChristianChurch》，ZondervanPublishingHouse1981。

3、刘志明《西洋音乐史与风格》，台北大陆书店出版，1981年12月版。

4、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3月版。

5、（苏）阿·伊·康津斯基《西洋音乐通史》（第一册），音乐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月版。

7、《音乐欣赏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10版。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9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研究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音乐治疗发展特色问题

音乐治疗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与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有着“亲缘”的关系。美国音乐治疗协会（AMTA）在创建时曾对音乐治疗做出了这样的定义：音乐治疗的目标就是将音乐运用于恢复和改善人的身心健康。我国学者对音乐治疗提出了这样的定义：音乐治疗是运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效应，通过各种专门设计的音乐行为和音乐体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恢复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上述定义的理念焦点都集中体现在运用音乐使人类身心的失调损害状态得以恢复，帮助患者回归社会。下面笔者拟从音乐治疗的起源、音乐治疗在我国的发展、我国中医音乐治疗的特色、制约我国音乐治疗发展的因素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音乐治疗溯源

1.我国是音乐治疗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我国早期音乐多用于祭祀、娱神灵、省风、宣气，而“宣气”是指在阴阳阻滞、不能通畅运行的时候，音乐具有宣导、疏通的作用。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能找到大量关于音乐治疗的论述及临床实例。我国古代的医学著作《内经》中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间，可以意识”。指出五音和五脏有特定的联系，各脏有病其发声常出现与之相应的音阶，各音阶又会侧重影响与之相应的脏腑，即宫通脾、商通肺、角通肝、徵通心、羽通肾，并指出五音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欧阳修曾记述自己“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既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宫声数引，久则乐乐愉然，不知疾之在体矣。”这是宋代孙道滋以“宫声数引”使欧阳修的“幽忧之疾”得到治疗的典型实例记载。另外，在《乐记》《律历志》《太平经》《养生论》《论衡》等文献中也蕴含着丰富的音乐治疗思想。

2.音乐治疗在国外也有悠久的历史。古埃及人通过巫医治病，除了给病人服用一些确有疗效的天然药物之外，还经常采用一定的仪式，对病人手舞足蹈一番，口中念念有词，哼唱着怪异小调，这样的怪异小调不仅起着暗示作用，也使病人内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心情变得舒畅，病情便趋于好转。古希腊人很早就将健康和音乐联系起来，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主宰健康和音乐的神，他们将情绪的净化看作是精神治疗的重要过程，而完成净化过程是通过戏剧表演和音乐演奏来实现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爱好音乐的医生把音乐视为一种娱乐和焕发精神的手段，认为音乐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安慰人，使人摆脱烦恼恐惧与胡思乱想。18至19世纪，出现了大量关于音乐的心理效应的研究材料，并有许多医生采用音乐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二、音乐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音乐治疗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的音乐治疗起步较晚。1980年，美国阿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讲学活动，首次把音乐治疗介绍到中国。此次讲座开启了我国进入音乐治疗领域的大门。1981年，沈阳军区医院开展了以音乐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音乐电疗，随后又与传统针灸相结合，使我国的音乐治疗从一开始，便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198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开展心理音乐疗法，为适应国内患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大量采用了中国乐曲。后来又与长沙医疗器械厂共同研制了心理音乐治疗机，并在全国推广。1985年，中华医学会音像出版社成立，开始出版、发行音乐治疗的音像制品。1986年，北京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与音乐专业人员合作，先后开展了老年忧郁症的主动治疗和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操作性音乐治疗。1988年，中国音乐学院建立音乐治疗专业，1989年正式招收专科生。1989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参加者有25个省市100多个会员单位。成立同时，举办了首届学术交流会，音乐界著名人士赵沨、张非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991年和1993年又分别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学术交流会。该学会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我国音乐治疗事业的发展步伐。1992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北京设备研制中心成立。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0多家医疗单位开展了音乐治疗，初步形成了由音乐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音乐治疗队伍，有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专门的教育机构、专业的音像出版社和设备研制中心。可以说，一个覆盖全国的音乐治疗网络已初步形成。

三、我国音乐治疗的发展特色

我国的很多专家学者在开拓音乐治疗的过程中，合理地结合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创造了不少新的音乐治疗内容，补充了现代音乐治疗学的学术体系，扩大了音乐治疗研究的视野。

1.在理论上，注重音乐的物理治疗作用，强调音乐声波的生理效应，补充了现代音乐治疗学以心理学为主的理论体系。在中医音乐治疗思想中，注重“身、心双修”。在音乐对生理调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是“同构异质”的，无论世界上的什么实物，都是由各种相同的元素构成的，只是结构不同，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的形状和特征。音乐也是一样具有世间万物所共有的属性，“五音”也有着和“五脏”相应的各种属性，因此，以五音调式编配的各种乐曲，可以通过这种共同的属性而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五脏系统。在音乐对心理调节方面，中国的七情理论认为：情志的失调可以通过“相生、相克”来获得平衡，例如，过度压抑的病态，可以用“怒”来平衡，通常采用激昂、悲愤的旋律，强大而带震撼性的音量，帮助患者宣泄郁闷的心志，然后再用轻松、流畅的音乐放松患者精神。2.在作品上，中国古典音乐、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的作曲理论，为西方的音乐治疗提供了大量曲目。与西方作曲家强调个性大相径庭，我国自古以来的多数音乐作品都是为环境、为氛围、为景观而创作的，这非常符合音乐治疗对作品的要求。因此，诸如《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之类的音乐，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一批医学家、音乐家主动地“为治疗而创作音乐”。诸如《阴阳五行疗效音乐系列》《现代心身疾病疗效音乐》《心理健康保健系列》《美容系列》《睡眠音乐系列》《现代催眠疗法系列》等制品，受到国内外音乐治疗师和广大患者的欢迎。

3.在方法上，中国音乐治疗结合了诸多中医方法，使音乐治疗的手段更加丰富。我国在音乐治疗的方法上，比较突出的是创造了音乐穴位电疗法、音乐气功疗法等。其中电针疗法是采用亳针刺入穴位，通过音乐电流，同时兼听音乐，其作用机理是音乐、音乐电流、经络穴位等作用机制的综合，其疗效更为显著。

四、制约我国音乐治疗发展的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要求日趋迫切，音乐治疗作为一种“享受型”“自然型”的医学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这是它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众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音乐治疗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毕竟还短，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医学研究水平等，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音乐治疗方面还存在着发展中的瓶颈，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1.理论基础薄弱。音乐治疗是由临床实践开始起步的，实践中有了疗效，自然不胫而走，广为效法。但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理论基础薄弱，临床实践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这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几次学术会议科研报告，大部分是以对照比较的方式说明音乐疗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治疗机制，也就是音乐作用于人心身的原理所涉不多。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进行这样的测试和研究，都离不开新型的、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使得有些研究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从事该项工作的大部分是医护人员，他们忙于日常的临床治疗工作，又没有受过系统的有关基础学科及技能的训练，所以进行基础研究也比较困难。

2.学科人才紧缺。目前从事我国音乐治疗的队伍分两大阵营：音乐界和医学界。这两大阵营的学术相容性极差，音乐界从事音乐治疗研究的学者不懂医学，医学界从事音乐治疗研究的学者对音乐知之甚少。这种现象严重削弱了我国音乐治疗的学术发展，难以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平。把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高等院校普及开设这门专业课程势在必行。

3.政策法规的束缚。欧美的音乐治疗学会大多具有资质审查权力，通过学会认可的资格证书后，可以在医疗单位工作，也可以独立开业，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医疗职业序列中没有音乐治疗师的职位，更没有音乐治疗师的资格认定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音乐治疗从业人员的就业发展，也限制了音乐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使得我国音乐治疗的发展前景受到一定影响。

在音乐治疗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丰收过、喜悦过，但我们还需不断努力、不断探索，才能打破制约音乐治疗发展的瓶颈。展望未来，这里将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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