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论文范文10篇

乡村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20余年来，在村民自治实践稳步推进的同时，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也一直相伴始终。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背景和基础，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争论往往就事论事“各自言说”，没有多少知识增量。在异常热闹的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尽管不乏“标新立异”的观点，但鲜见经得起推敲的学问，整个研究呈现低水平重复的现状。近年来，为打破这种研究局面，建构起学理性讨论的平台，有学者将“现代国家建构”范式引入到这一论域，促进了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循着这一路径，本文将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尝试求解村民自治实践中“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国家整合：“控制”与“放权”的悖论

依“冲击－回应”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于对西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相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中国乃是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后来者。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自19世纪中后期起，就“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一是‘民主建构’”，亦即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包含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呈现非均衡性的特性，往往是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逐步推进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只有在实现国家一体化后，才为国家的民主化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要完成的是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亦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进行的是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历史进程，始自清朝末年，展开于民国时期，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自19世纪中叶始，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的国家主权逐步沦丧，成为了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风雨飘摇的大好河山，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在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我们最终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方面的任务，是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所谓国家整合，又称国家的一体化，即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将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国家整合面对的是一个松散的农民国家，其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通过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组织到国家体系中，从纵向上建立起农民与国家沟通的治理体制。自清末“新政”始，国家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途径，逐步实现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完成了国家对内的一体化整合。

在对外争得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后，中国也就实现了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转型的完成，标志着我们实现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但还不是终极目标。我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希望通过它来主导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应该说，现代国家的建立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基础条件。新中国建立后，有着强烈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共和国领袖们，迅速启动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国家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条件，为了推动以赶超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只能做出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化的政策选择。为推动这种建立在“向内积累”基础上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增强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提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强化了国家的一体化。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现一体化，还是推进工业化，都需要国家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根源于此，建国后，国家政权也似乎一直在努力维持并强化着自己对乡村社会的超强控制。建国后，通过“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等途径，国家逐步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强制性行政整合。直至“政社合一”的体制确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达到了极致。

体制因其存在着制窒息乡村社会生机、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历史宿命。1970年代末期，体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至1980年代初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填补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出现的组织“真空”、化解乡村社会治理危机，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发端于“草根”的村民自治，在国家的行政推动下，逐渐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开来。那么，在后时期国家为何要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替代性制度呢?笔者以为，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在国家的主导下强力推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的现实考量。

农村改革后，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性空间，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力较大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发展。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摧毁了时期统一有序的农村政治经济关系，使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阶段，农村正式组织在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里逐渐衰落，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的局面，最明显地表现是公共设施被分割，公众事宜无人关心，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与合作精神降低等。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此时的乡村社会孕育着一股强烈的变革这种混乱局面的内在冲动。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合寨村的“横空出世”就印证了这一点。

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时期的“铁板一块”、高度同质化了，而是处于日益趋于分化和异质化的态势。体制解体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控制也渐趋松弛。伴随着“放权式”改革的推进，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呈日益减弱之势。与此同时，国家在推动农村改革后不仅，又启动了城市的改革。在缺乏积累和外部资源的形势下，城市改革的推动仍然离不开来自农村和农业的支持。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能够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以为城市改革创造安定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以便于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改革。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国家只能是选择再次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要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必需建立在一定的治理体制之上。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否重拾“体制”，走回过去的老路上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覆水难收”啊。而且，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行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体制已经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和合法性依据。能否将国家政权下层到村这一级呢?但如此一来，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就会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那么，究竟该如何既减少治理成本又能重新组织分散化的农民，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呢?“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村民委员会，无疑为国家破解难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盖缘于此，萌生于广西山村的村民自治，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最终成为了一项国家制度。

在这里似乎存在着逻辑悖论：国家为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标，却采取了“放权”于乡村社会的途径，建立了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机制。其实，如果我们运用国家建构的分析范式，是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的。

在中国视阈下，现代国家具有双重特性，即包含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两重含义。相应地，现代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的缓解，有赖于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完成后，确立起国家一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当前村民自治面临“成长烦恼”的重要根源之一。村民自治实践中，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引发的村民自治“行政化”的问题、由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乡村关系”冲突问题、由领导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两委关系”对立问题，其深层次根源即在于此。

二、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国家行政权上收至乡镇，乡镇政府成为基层政权组织，对本辖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对村域范围内的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就形成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二元格局，存在着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政府行政管理权，其功能是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社会；二是蕴含于农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权，其功能是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

乡镇政权是国家为治理农村社会而设立的直接面对民众的政权组织，是乡政权、民族乡政权、镇政权的统称，“主要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两大部分组成。”乡镇政权处于国家政权序列的最底层，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支点，也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基础和末梢，乡镇政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管理农村基层社会，行使行政权。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国家行政权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换言之是国家政府机构；国家行政权的内容，是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资格和能力，包括行政立法权；强制执行权；说服、教育、协调、指挥、命令等权力。国家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一是这种权力行使的主体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它委托、派出的机关；二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三是这种权力行使的范围，是国家的公共事务。

村民委员会是乡村社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乡村社会组织和权力的代表。作为乡村社会的自组织，村民委员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自我管理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行使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不同，村民自治权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权力。它是通过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依据国家立法对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予，是国家通过立法，将一些可以由群众办好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去办理，这些事务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它可以通过群众性的公共契约解决。村民自治权的特征是：第一，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村民。第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依靠的是群众的自觉性、公众的舆论，其权力行使的手段主要是说服教育，缺乏强制性手段。第三，村民自治权的行使范围，是一定区域范围的公共事务。从法理层面讲，村民自治权是特定区域内的居民享有的社会自治权，在实际的运作中通常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的。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在乡村社会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着由乡镇政权行使的行政权和由村民自治组织行使的自治权的二元权力格局。这两种权力作用于乡村社会时，由于诸多原因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冲突，由此而形成了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乡村关系”问题。所谓“乡村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

实行村民自治后，包括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法规都已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如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有政权组织的属性，不是乡镇政权的“下级”组织。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三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则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这些法律条文来看，乡村之间的规范关系，被界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即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并不隶属于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只负有协助的义务而不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义务。这种关系的规定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规范、不协调甚至冲突的一面。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乡村关系”的现实状况，离法律法规的“文本规范”还有一定的偏差，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乡村关系”的失范，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职能的正常履行。具体表现为：

第一，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乡村关系”失范的突出表现是，在乡镇政权的行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博弈的过程中，强势的行政权往往占据支配地位，致使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具体来讲，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被动行政化”，就是村民委员会迫于来自于乡镇政权的行政权强势压力，而被动地被“行政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受时期治理模式的影响，乡镇政权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将村民委员会视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对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事务进行行政干预。在处理“乡村关系”上，乡镇政权以“领导”代替“指导”，或在“指导”的名义下“领导”、“替代”、“包办”甚至干预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致使村民委员会丧失对村务的自主管理权，沦为事实上的乡镇政权的下级机构。第二种类型是“主动行政化”，是指在资源不对称的格局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委员会主动屈从于乡镇政权的行政主控。相较于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乡镇政权拥有更多的治理资源，在与村民委员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会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势弱的一方，村民委员会只能做出服从甚至迎合乡镇政权的“理性选择”。“主动行政化”的后果，是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丧失“自主性”，难以有效履行自治功能。“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是有悖于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也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第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乡村关系”失范还表现在村民委员脱离乡镇政权的约束，呈现过度“自治化”倾向。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松散型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由于乡镇政权忽视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致使村民委员会高度“自治化”。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着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但似乎鲜见于现实生活中。第二种类型，我们将之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村民委员会假“自治”之名，拒绝来自于乡镇政权的“合法”指导，将村庄社区变为不受基层政权约束的“土围子”和“独立王国”。“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不仅阻碍了乡镇政权职能的正常履行，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严重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尽管不多见，但也存在着少数极端的个案。

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中，尽管不乏“乡村关系”规范运作的典型案例，但总的来看，“乡村关系”的现状离“文本规范”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乡村关系”问题被视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乡村关系”问题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学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少观点颇有洞见。在此，我们想换一种视角，尝试将“乡村关系”置于“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下，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重新阐释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讲，“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从问题的表象来看，“乡村关系”问题缘于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不同属性的公共权力在乡村“场域”的冲突与博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问题的实质，就会发现“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如前文所述，现代国家建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任务，直至当下，这一任务仍然尚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双重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而且，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乡村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近年来，满城县依托其资源和区位优势，乡村旅游获得了很大发展。本文在深入分析制约满城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其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满城县距保定市有10余公里，距离北京、天津不过150公里，境内有107国道、保涞、保易、保阜公路穿过，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满城不仅有著名的汉墓和抱阳山等景区，而且草莓种植特色突出，磨盘柿、蜜桃等林果业发达。山区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自1996年以来，满城乡村旅游迅速发展。截至2005年，全县有农家饭（旅）馆70多家，接待床位200余张，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形成了龙潭峡谷、柿子沟和芝兰沟三个乡村旅游区，北水峪村、西峪村、龙居村等7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乡村旅游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满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但是，满城县还存在着一些制约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对此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满城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乏发展规划。满城的许多乡村旅游景区缺乏规划，重复建设，低层次开发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龙潭峡谷的渔家乐，绝大分建在漕河边上，有的甚至建在漕河中，严重影响了上游龙门水库的泄洪。另外，乡村旅游景区的公共设施，如厕所、道路、停车场等还很不完善，难以满足旅游的需要。

2.旅游产品单一，效益不高。满城的各乡村景区，目前以乡村观光和品尝农家饮食为主，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各自的特色，在挖掘乡村游的体验性、参与性和趣味性等方面还很不够，使得游客来了以后只是看一看，吃顿饭而已，难以获得较高的旅游收益。

3.交通条件较差。满城县的农村路网等级低，路面破损与路基沉陷等问题突出。除陵山汉墓外，通往柿子沟、木兰溶洞、龙潭峡谷、玉皇坨等主要乡村游景区的道路不仅狭窄，而且路面状况也普遍较差，使得有意至此的游客望而止步。

4.宣传促销乏力。目前，满城的乡村旅游宣传不仅资金不足，力度不够，内容单调、形式陈旧，而且时断时续，缺乏经常性和长期性，致使满城乡村旅游的形象不突出，知名度不高，吸引力有限。

5.环境卫生问题突出。由于缺乏规划和有效的管理，满城乡村旅游的环境卫生问题十分突出。例如龙潭峡谷内没有垃圾收集设施，各家的渔家乐产生的垃圾随意堆放，污水直接排放到河中。农家院内的厨房和餐饮工具缺乏防蝇、防尘和消毒设施。院内的厕所多为旱厕，卫生状况很差。

6.旅游人才缺乏。可以说，满城县的乡村旅游景区大多是个人或小群体自主开发而形成，大部分乡村旅游从业者是当地的农民，缺少专业的旅游人才。由于缺乏旅游服务意识、经营管理知识和服务技能，导致他们的服务质量不高，游客满意度较低，服务纠纷时常发生。

二、促进满城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

1、科学规划。制定科学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对于促进满城乡村旅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要在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尊重传统，突出特色”的原则制定满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二是要指导帮助各处乡村旅游景区制定科学的建设方案，使它们各具特色，错位竞争，优势互补。

2.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满城各个乡村旅游景区今后的发展，应因地制宜，突出各自特色。如陵山应突出登陵山、访汉墓、赏国宝的优势。韩佐、杨佐、刘佐、茂山等村应立足草莓优势，大力发展草莓采摘、田园观光等活动。龙门水库和龙潭峡谷应重点开展水上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游泳、划船、垂钓，品尝农家饭。卧龙山庄可以开展高山葡萄采摘、户外探险、野外拓展等。神星柿子沟应以万亩柿树为依托，让游客在金秋时节欣赏万山红遍的景色，亲手采摘成熟的柿子，体验丰收的喜悦。

3.加强环境卫生建设与管理。满城县应根据《保定市农家旅馆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农家（饭）旅馆建设标准和验收细则，促进其软、硬条件的改善，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水平。建议县旅游局成立一个农家（饭）旅馆质量等级评定小组，全面负责农家（饭）旅馆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并加大对乡村旅游接待点的安全、卫生、环保、守法经营、诚信服务等工作的监管力度，不断促进其经营上档次，服务上水平。

4.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县、乡政府应将新农村建设的优惠政策向乡村旅游倾斜，帮助有旅游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乡村改善交通、通信、供电、饮水、卫生等。把乡村旅游交通纳入全县的交通建设规划,加快通往柿子沟、龙潭峡谷等地的公路建设。除特殊山区路段可为三级路外,其他应达到二级以上。同时交通、建设部门和有关乡镇，要结合“村村通”和“文明生态村建设”，对过摬的旅游公路进行绿化,搞好沿途村镇改造，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5.加强宣传促销。旅游和宣传、文化部门要密切结合，制定满城乡村游整体促销方案，搞好乡村游产品的策划、组织和包装。通过举办龙潭垂钓节、西部赏花节、采摘节、柿子节等一系列活动，将乡村旅游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同时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等媒体，加大促销力度。根据来满城县的游客以京津冀居民，尤其是以保定市民为主的特点，促销应以京津和保定市为重点，适当开拓周边的山西、山东等客源市场。

6.加强乡村游人才的培训。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民从事旅游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县、乡政府和县旅游局，应积极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创造和提供参加旅游培训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请旅游院（系）的老师为他们讲解乡村旅游的有关知识，开展旅游服务技能培训，或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学习等，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的重点示范村，可以结合“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接收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提高乡村干部的旅游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何景明等: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7):36～38

乡村论文范文篇3

（一）经济收入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4％。通过调研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呈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2360美元。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也大大加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在满足了家庭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和教育、家庭生活设施等的投资以后，仍然有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说明我国居民有外出旅游的经济能力。因此，在这样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具备了实现乡村旅游的经济能力，即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旅游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并规定有长短不一的带薪假期。1999年9月1日，国务院实施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大长假。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于2007年12月7日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国家制定了新的放假方案，五一长假法定假日从过去的3天变为了1天，匀出假期给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春节放假7天。这些休假制度，使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旅游者心理需求

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对乡村旅游的推动作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逃避心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长期处于紧张、重压的状态，承受着环境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迫使城市居民产生逃离这种环境的心里，迫切寻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而乡村拥有恬静的田园风光、自然生活方式、质朴的民风民情，这些都迎合了城市居民的需求。第二，探新求异和挑战自然的心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受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人们产生探新求异和挑战自然的心理，希望获得个性的肯定和自我价值的满足。而由于乡村旅游具有集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独特优势，因此满足了人们这一心理需求。这两种心里需求促使旅游者到乡村进行旅游，是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四）政府政策

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同时我国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村脱贫奔小康的新引擎，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和扶贫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改造农村、使农民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2006年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旅游主题是“中国乡村游”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2007年国家旅游局又将全国旅游宣传主题确定为“中国和谐城乡游”，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乡村旅游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些都表明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具备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政策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乡村旅游带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二、吸力因子

（一）乡村风光

在中国旅游业中，乡村是构成整个文化的宏大地理背景，是发展旅游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中国旅游更具有魅力。由于乡村所处地理位置及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乡村有着丰富的、天然的旅游资源，如森林公园、奇峰异岭、河流水库、特色村寨、耕作农业景观、林业景观等。由于我国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在乡村自然景观表现上也更加丰富，如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果乡，长江中、下游的竹乡，江、浙、皖、闽的茶乡，华北平原的棉乡，新疆吐鲁番的瓜果之乡等都以乡村风光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中外游人[1]。乡村风光会使旅游者产生新奇感，并为之吸引，可以使旅游者暂时忘掉城市的喧嚣和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亲身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因此乡村的风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吸力因子。

（二）乡村文化

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文化呈现多样性。乡村文化包括乡村民俗风情、乡村民居古建筑、乡村农耕文化。

1.乡村民俗风情

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悬殊，在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各地的乡村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民俗风情。如辽宁的满乡、云南的傣乡、西藏的藏乡等都有引人入胜的民俗风情景观。这些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含蓄内在；有的以种植为主，有的以游牧为生；有的过着渔猎采集生活，有的以独特的生活习惯世代繁衍生存。我国各民族的乡村传统的节日也大为不同，如汉族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中秋节等；彝族有火把；傣族有泼水节；另外，盛行于我国农村的游春踏青、龙舟竞渡、摔跤、赛马、射箭、斗牛、荡秋千等各种民俗活动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2]。我国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俗文化还包括地方上的历史人物和现当代知名人士，有特色的乡村聚落、民俗活动和宗教信仰活动、当地传统手工艺、特色产品，还有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艺术，以及目的地举办的一系列游乐活动和特殊节日活动等，是乡村旅游资源中最富魅力的成分，这些丰富的源泉吸引着旅游者的眼球。

2.乡村民居古建筑

我国乡村地区拥有众多古代民居与特色建筑，乡村民居建筑，不但能给游人新奇的感觉，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休息的场所。由于受地形、气候、建筑材料、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民居风格迥异。例如黄土高原的窑洞，东北林区的板屋等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使游客耳目一新。不同风格的民居，给游客以不同的精神感受。我国农村还有许多古代工程、古老庄院、桥梁古道、古代河道等，富有民族特色[3]。这些民居与乡村建筑等体现了当地的文化艺术特点，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

3.农耕文化

农业生产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南方的水稻梯田，反映了南方农民精耕习作的耕作文化，以及对丘陵山地土地资源充分利用的经营思想。目前，桂林龙胜地区就成功地开发了龙脊“梯田文化”旅游，将壮、苗族山寨与农耕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湖南省洞庭湖的大水面养殖和捕捞、大面积的粮、棉、桑、麻种植等，均体现了鱼米之乡的色彩。农耕文化显示了山乡的古土山野风情，是我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吸引物。

（三）乡村生产、生活

当今社会都市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缺乏对于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基本了解，并且由于农村与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使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农业生产的过程，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以求扩大知识视野和陶冶情操。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大吸引力。现今乡村旅游中使游客参与到农事生产中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租赁农园，其主要目的是让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享受耕作的乐趣。并且由于市民在乡村拥有自己的农园，会使市民的重游率大大提高，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城市居民除了希望可以参与农业生产以外，还希望能够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品尝乡村的野味饮食。城市居民在饮食方面有特异“求鲜”的习惯，加上交通的便捷，乡村的鲜活野味如鲜蛋、鲜鱼、鲜蔬菜、土鸡、土狗、土山羊、野兔、野猪、野山鸡还有农民自家酿制的美酒等，成为双休日、节假日城市居民前往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极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许多都市居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队伍中来，这成为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物。

参考文献：

[1]王娜，鲁峰.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探讨[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6，（6）：706.

[2]王云才，郭焕城，徐辉林.乡村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易金，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与产品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二、吸力因子

（一）乡村风光

在中国旅游业中，乡村是构成整个文化的宏大地理背景，是发展旅游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中国旅游更具有魅力。由于乡村所处地理位置及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乡村有着丰富的、天然的旅游资源，如森林公园、奇峰异岭、河流水库、特色村寨、耕作农业景观、林业景观等。由于我国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在乡村自然景观表现上也更加丰富，如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果乡，长江中、下游的竹乡，江、浙、皖、闽的茶乡，华北平原的棉乡，新疆吐鲁番的瓜果之乡等都以乡村风光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中外游人[1]。乡村风光会使旅游者产生新奇感，并为之吸引，可以使旅游者暂时忘掉城市的喧嚣和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亲身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因此乡村的风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吸力因子。

（二）乡村文化

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文化呈现多样性。乡村文化包括乡村民俗风情、乡村民居古建筑、乡村农耕文化。

1.乡村民俗风情

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悬殊，在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各地的乡村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民俗风情。如辽宁的满乡、云南的傣乡、西藏的藏乡等都有引人入胜的民俗风情景观。这些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含蓄内在；有的以种植为主，有的以游牧为生；有的过着渔猎采集生活，有的以独特的生活习惯世代繁衍生存。我国各民族的乡村传统的节日也大为不同，如汉族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中秋节等；彝族有火把；傣族有泼水节；另外，盛行于我国农村的游春踏青、龙舟竞渡、摔跤、赛马、射箭、斗牛、荡秋千等各种民俗活动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2]。我国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俗文化还包括地方上的历史人物和现当代知名人士，有特色的乡村聚落、民俗活动和宗教信仰活动、当地传统手工艺、特色产品，还有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艺术，以及目的地举办的一系列游乐活动和特殊节日活动等，是乡村旅游资源中最富魅力的成分，这些丰富的源泉吸引着旅游者的眼球。

2.乡村民居古建筑

我国乡村地区拥有众多古代民居与特色建筑，乡村民居建筑，不但能给游人新奇的感觉，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休息的场所。由于受地形、气候、建筑材料、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民居风格迥异。例如黄土高原的窑洞，东北林区的板屋等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使游客耳目一新。不同风格的民居，给游客以不同的精神感受。我国农村还有许多古代工程、古老庄院、桥梁古道、古代河道等，富有民族特色[3]。这些民居与乡村建筑等体现了当地的文化艺术特点，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

3.农耕文化

农业生产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南方的水稻梯田，反映了南方农民精耕习作的耕作文化，以及对丘陵山地土地资源充分利用的经营思想。目前，桂林龙胜地区就成功地开发了龙脊“梯田文化”旅游，将壮、苗族山寨与农耕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湖南省洞庭湖的大水面养殖和捕捞、大面积的粮、棉、桑、麻种植等，均体现了鱼米之乡的色彩。农耕文化显示了山乡的古土山野风情，是我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吸引物。

（三）乡村生产、生活

当今社会都市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缺乏对于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基本了解，并且由于农村与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使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农业生产的过程，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以求扩大知识视野和陶冶情操。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大吸引力。现今乡村旅游中使游客参与到农事生产中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租赁农园，其主要目的是让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享受耕作的乐趣。并且由于市民在乡村拥有自己的农园，会使市民的重游率大大提高，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城市居民除了希望可以参与农业生产以外，还希望能够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品尝乡村的野味饮食。城市居民在饮食方面有特异“求鲜”的习惯，加上交通的便捷，乡村的鲜活野味如鲜蛋、鲜鱼、鲜蔬菜、土鸡、土狗、土山羊、野兔、野猪、野山鸡还有农民自家酿制的美酒等，成为双休日、节假日城市居民前往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极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许多都市居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队伍中来，这成为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物。

参考文献：

[1]王娜，鲁峰.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探讨[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6，（6）：706.

[2]王云才，郭焕城，徐辉林.乡村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易金，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与产品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乡村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群体事件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

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乡村论文范文篇5

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附近一个小城两条无名土路的交叉口旁，在当地称作haat的市场上，商贩的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全球化的最前沿，最先进的市场营销已经出现在烟尘滚滚、空气污浊的土路边。

"更耐洗！""泡沫更多！"经销印度斯坦利华公司（HindustanLeverLtd.）产品的小贩大声吆喝着。小贩手持麦克风，身后的卡车上满载着洗涤剂、香皂和牙膏。而他的竞争对手就站在几步之外，通过大喇叭声嘶力竭地推销利华公司产品的廉价仿冒品："更便宜啦！""洗得更干净！"

印度斯坦利华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品生产商荷兰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在印度的下属企业。在班加罗尔附近这个小城，一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有103美元。大部分人都在附近的水塘里或公共自来水龙头旁洗衣服洗澡。他们即使使用香皂，通常选用的也是最便宜的品牌。他们喜欢既能用来洗澡又能洗头和洗衣的香皂。在这个国家里，对品牌的注重和品牌忠诚度最多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但是，凭着天才的创意、不懈的精神和对文化的敏感，印度斯坦利华公司正在改变着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公司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分销系统，把香皂和洗涤剂等产品送到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他们又开始以此作为坚实的基础，将目标瞄准了数量巨大却被人忽视的消费群体：农村贫民。

印度斯坦利华公司的主管KekiDadiseth说："其实人人都需要品牌。世界上的穷人远远多于富人。要想成为国际级企业，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就必须积极进入每一个市场。"

作为一个大型企业，怎样才能了解遥远市场里的贫穷顾客的心理？面对数以亿计、分布广阔、与世隔绝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可支配收入的人们，企业的销售怎样才能保证有利可图？在这样的环境里，世世代代的人们即便有钱买东西，也只是挑最廉价的或积压处理的商品。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市场里培养品牌忠诚度呢？在其它企业视为畏途的地方，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却开创出了一片市场。

销售人员的变革

2000年11月28日，在印度南部纳尔贡达市（Nalgonda）的一间会议室里，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召集了大约150名妇女。她们来自50个人口不满2000人的村庄，多数是一字不识的农妇，现在却必须努力学习宣传利华公司的产品。

利华公司建议：如果她们购买利华公司的产品，就能有机会学习如何向朋友和村民推销这些产品，并从中获利。安利（Amway）与雅芳（Avon）已经在印度城市的中产阶级中实施了类似的计划。但是利华公司的直销模式却与传统的分销渠道和训练有素的销售代表相去甚远。

这样的计划在印度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挑战。在许多地方，Pota都遇到了阻力。在Pochampally村，一个地方领袖直言不讳地说，很难向村民销售这些产品，边说边指着堆积在堂屋墙角的肥皂和香波袋子。

不过在邻近的Ravenpalli村，Pota发现情况有了好转。一群纺织妇利用工余时间向邻居推销香皂和洗涤用品。组长Maheshwari说："我想，我们的产品就是比商店里的价格低一些，也还是能赚钱。"她以前虽然没有任何销售经验，也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但是账本却记得清清楚楚。

Pota盘腿坐在她家的地上，显得非常高兴。"我们当然不是在做慈善事业。"Pota说。"但是，如果能够一边赚钱，同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促销方式的变革

暮色降临在比哈尔邦（Bihar）的一个乡村集市上。货主们收拢了货物，聚集到一个舞台前面。一位演员在盘子里点起一小堆火，照亮了舞台。开始演出神话故事剧。然后，变戏法的、歌手和舞蹈者们上台讲一些当地新闻，招徕周围村庄的观众。

接下来，演员们再次开始表演，这一次扮演的角色是农民。一个人担心自己身体不好，干不动农活。另一个人对他说："如果你的身体沾满泥土，身体就无法呼吸。"他的意思是，不能保持身体清洁，身体就不会强壮，也就无法养家了。他们用悠扬的曲调演唱着这类内容。舞台的背景就是一条宣传联合利华Lifebuoy品牌的广告标语，这一香皂品牌在印度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了。

教育贫困消费者往往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而且其宣传效果很难预计。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已经在印度农村地区进行了7000场这样的演出，宣传Lifebuoy及其它五个品牌，仍然不能确定最佳的宣传方法。但是，面对着复杂的情况，必须主动尝试各种创意。

一种办法是依靠科学。香皂产品的销售人员发现，人们看不见手上的污垢，就认为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原因，人们在河边洗完衣服或者喂完牛从来不洗手，因此造成了疾病的传播。这个道理对销售人员来说非常明显，但他们需要使消费者对香皂产生同样迫切的需要和情感上的联系。

要想使人们认识到经常使用香皂的重要性，还有哪里比一个7000万人共同沐浴的地方更适合的呢？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参加了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举行的12年一度的KumbhMela宗教朝圣活动。销售人员用紫外线扫描器照射人们的手掌，向人们展示细菌和灰尘的栖息场所。这些朝圣者们来到圣河的汇集之处沐浴，希望洁净自己的灵魂，同时他们还学会了除掉手上的致病细菌。

乡村路边剧场是另外一种比较富于情感的宣传方法。利华公司和奥美广告公司（Ogilvy&Mather）公司突破常规的Ogilvy营销宣传队吸收了众多当地的魔术艺人、舞蹈演员和歌手，他们对公司作为宣传对象的每一个市场和村庄的情况了如指掌。总共50个由13名演员组成的宣传队担负起了品牌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纽带作用。演出的剧本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方言，并适应不同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的观众的要求。在6个月里，共有2005个集市先后上演了Ogilvy设计组织的两小时的演出。

这些演出的效果显著。据公司发言人称，在演出进行的6个月中，廉价实用的Breeze香皂的品牌知名度从22%上升到30%.中档价格的肥皂和洗衣粉品牌RinShakti的知名度从28%上升到了36%.与1999年相比，高级洗涤剂品牌SurfExcel在2000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在全部5个邦中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时，Rin品牌的销售量也在4个邦里大幅增加。

产品开发的变革

多数大企业普遍认为，比起面向富裕消费者的产品，针对贫穷消费者的产品的开发工作对战略灵活性、市场灵感和研发成本的要求可以较低。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却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有众多拥有高度想象力的产品研发人员和最具创意的企业才能受到最贫穷消费群体的青睐。

以印度妇女和她们的头发为例。印度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而由于众多印度妇女终生不剪头发，印度人的头发总量却占全世界的28%.在印度文化环境中，对头发的梳理保养成为大多数妇女唯一的奢侈。即使她们身穿褪色的旧沙丽，也没有什么珠宝首饰，出门时也决不肯蓬头垢面。

这就意味着妇女不会放过任何保养头发的机会。针对这种心理，出现了两个产品研发战略：其中一个针对消费者中普遍存在的用香皂洗头和身体的习惯；另一个针对那些不习惯使用洗发香波的妇女。

利华公司的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每天都用香皂清洗头发和身体。销售人员没有尝试改变这种习惯，而决定以此作为商机。因此，出现了廉价香皂的创意，它既可以用来清洁身体，又能用来洗头。产品研发人员在实验室里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正确的配方。

当时，市场营销人员已经树立起Breeze这一廉价香皂品牌的良好形象。现在，他们可以使这一品牌更进一步。新的香皂取名为Breeze二合一，销售对象定位在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个人洗涤业务部经理MukulDeoras说："这是一个产品销售人员分析归纳、突破创新的典型。"

另一个产品开发战略针对的是那些不习惯使用洗发香波的妇女，她们觉得使用香波不舒服。销售人员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广告宣传中把使用香皂后干涩纠结的头发与使用香波后的柔顺发质作了对照。

在发动宣传的同时，公司还推出了袋装的力士（Lux）香波。这一产品利用了现成的力士香皂品牌，价格远低于其它的袋装香波。一般的袋装香波售价两卢比，而力士香波只售半卢比。广告的视觉效果和袋装香波的实惠异常诱人，在安得拉邦（AndhraPradesh）的试点销售中，仅仅3个月之内，香波的总体销售量就窜升了50%.

乡村论文范文篇6

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标准的绅士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毕则退居乡里。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上看到许多例子：

王灏，南充县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雍正甲辰(1724)年进士，历任博罗、阳春、石城、东莞等县知县，后升直隶州知州，越年，离任归里。在家乡捐立义仓以赈济灾荒，又出资修建南池书院。王灏能够捐立义仓、创立书院，必定是家产相当殷实，要么是祖上的遗产，要么是在外为官的积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清远，定远县（今武胜县）人，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戊辰(1748)年进士。授临乡县知县，又调城步县知县，未抵任以其父病逝归里，服阙，补长乐县知县，调监利县知县，俸满推升贵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辞官。抵家后，不问政事，夜则闭门著述。封建时代推崇孝道，父母丧，官员要回籍守孝三年，这一制度使绅士即使在外为官，也还与家族、乡土保持密切联系。

龙载恬，宜宾县人，嘉庆丙子(1846)年举人，道光壬年(1822)年进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悦，久滞知县不得升迁，终以其知县休致。

王朝杰，壁山县人，道光戊子(1828)年举人，壬辰(1832)年进士，不求虚名，不讨好上官，因之久滞知县不得晋阶，后请求解组归籍。

韦杰生，南川县人，道光甲午(1834)年举人，丙申(1836)年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任职数年，不得迁升，以脚疾请归养。[1](p17-31)

对绅士而言，家乡是养育他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然有一种乡土情绪，一旦在官场不顺或受挫，便退隐乡里。当然，青年、中年时在外“高官任做，烈马任骑”，晚年“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的绅士也大有人在。现以清朝前期湖北一些著名绅士为例：张至学，沔阳人，乾隆二十七(1762)年任武定（今属山东）知府，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后荣归故里。李钧，简黄州（今黄冈）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江西学政、吏部左侍郎、顺天府尹，最后任光禄寺卿，算得上是朝中大员。到晚年辞官不做，回乡逸享天年。袁铣，麻城人，嘉庆十六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又升为礼科给事中，改革弊政，绩效显著。后辞官归里。归乡后继续发挥他的影响，主讲书院，教课授徒，名学者出其门下者甚多。屠之申，孝感人，官至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到清朝地方官员中最显赫的职位——直隶总督，晚年回孝感原籍。[2](p205-206,208,212,213-214)费孝通总结说：“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3](p8)

除了上述的标准绅士外，还有其家族势单力薄、本人贫寒式微的绅士。张仲礼把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认为“下层绅士不能直接取得官职，与此相比，上层绅士与仕宦紧密相连。上层绅士由那些学历较深者以及有官职者组成”[4](p18)，是十分中肯的。但是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绅士都是居乡的，所以绅士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应当成为划分绅士上层和下层的一个因素。固然绅士的学历和官职与他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但是学历低的和没有官职的绅士，如果家族势力强大，本人财产丰厚，也往往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影响，这类人是应该划入绅士上层的，只有那些学历较低、没有官职且家境贫寒的绅士才真正属于绅士的下层。这类绅士既不闻达于官府，又不躬耕垄亩，积年累月甚至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诵经习字、著书立说。《蕲州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记载了这方面的例子：

有一诸生，所居住的只有“环堵之室，半亩之宫”，但是“手一卷书，老而不辍”，虽然他的著述不传于后世，其学说不见效于当时，但“志行修法，不可废也”[5](p1)。有一个叫秦京的拔贡生，“家贫无子，皓首穷经”，80岁时还赴省闱。[5](p3-4)范正，岁贡生，“多疾苦，读书至呕血，不辍”[5](p7)。李培滋，岁贡生，“为文古奥，尤工书法，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日以吟咏自适”[5](p8)。陈燮锋，举人，“家故贫”，“于学虽严寒酷暑不辍，夜读辄漏尽始就枕”[5](p24)。

我们说传统的绅士与乡里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绅士都是来自于乡村而又隐归乡村，城市里也出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城市的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农村要发达些，但差别毕竟不悬殊，因此，城市里的绅士数在城乡绅士总数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列举了四川有清一代的进士774人，其中成都县27人，巴县21人，宜宾县23人，万县9人。这4个地区虽然在清代称县，实际上有城市的规模；这4个城市的进士共80人，占全省进士人数的10.3%。还要看到这4个县包括城区和乡村，故80名进士中，仍有一部分是来自乡村，真正出自城区的进士就更少，出自城区的进士与出自农村的进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如果把考察的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江苏省江宁府的情况，则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

江宁府自嘉庆至道光六年进士举人数

附图{图}

资料来源：《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二，清光绪六年刻本，第1-15页。

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7县1府治，7县属于农村，1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民国丛书，第3编，14，第70页。“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1编，77，第233页。“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力为谋生之手段的被压迫的民众；三曰调和于此两者之间的智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号召人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体，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西方资本主义介入之前，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生？（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依我看，传统绅士群体的分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10](p104)

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政治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前后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绅士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反对改革转到赞成、领导改革，从抵制西学到欢迎、接受西学，从趋向保守到要求进步，从近代化的阻力变为近代化的动力。这是什么原因？与前述同样的道理，主观上行为的根源还在于客观条件，绅士阶层政治上的变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农村走到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所引起的。

绅士城市化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这个大环境。所谓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增长，耕地面积增长相对滞后或基本不增长，在传统生产方式下所产出的财富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推力(put)。在湖北武昌县，“土地蹐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稻田为业。（按：这里说的武昌县当指郊区农村，不指武昌市区）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田一耳。灵溪、马蹟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养。”[11]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是如此，在边远偏僻的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湖北建始县，“邑境山多亩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12]。湖南桂东县，“出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利尽，民力亦尽矣”[13]。湖南郴州，“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14]。西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光绪年间的四川省，“人稠地密，年胜一年，略见灾荒，小民之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老弱则转于沟壑，强壮则流为盗贼”（注：《皇朝畜艾文编》卷六，都永龢：《联民以弭乱议》。）。绅士是居住在人民中间依靠人民的生产生活的，人民的生计艰难，绅士的日子也不好过，“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为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15](p1087)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城市里的近代工业、近代商业建立和发展起来，新兴的行业、职业、各种谋生手段吸引着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拉力(pull)。上海怡和丝厂雇佣剥蚕与拣蚕女工200人，缫丝的女工500人，刷丝的女工250人，清理废丝的女工100人，此外还有账房、技师以及小工共约500人。[15](p177)至1900年，上海缫丝厂、纺纱厂、造纸局、自来水公司共雇佣工人30000余人，武汉三市的工厂雇佣工人不下30000人，各种苦力据说有9至10万人。[16](p1181-1182)这些新兴行业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如“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15](p1178)。湖北汉口等城市“街居妇女多事剪绣，乡农之家勤于纺绩，每入夜登机，旦即成匹”[17]。这样使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客籍多于土著”，“土著居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18]在这些被城市吸入的人口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绅士阶层。

绅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与一般下层人民城市化有着同样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绅士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绅士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绅士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龚书铎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士大夫集团“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主义文化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绅士阶层败下阵来。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他们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便跨出闭塞落后的农村，来到开放先进的城市。以清末上海书画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在近代以前，书画诗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近代以来，书画诗人逐渐群集上海，“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者不可胜纪”。道光己亥年，绅士蒋宝龄从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绅士于小蓬莱，每日作画赋诗，这是上海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吴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书画会”，“江浙名流，一时并集”。到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成为各地寓沪绅士游憩的处所。著名的绅士有：冯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上海被聘请主持敬业书院，后在广方言馆总司厥事。龚橙，仁和人，龚自珍之子，“海内大才，藏书极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康有为的老师，主讲诂经精舍，“学问文章为东南一柱”。胡公寿，华亭人，工画山水、兰竹、花卉，“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翁同龢，常熟人，咸丰元年进士（状元），“学问经济为海内宗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袁昶，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与许景澄、徐用仪同时被难。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创兴商务，一度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吴大溅{图}，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甲午中日之役，奉命督师出关，无功获谴，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解职后被聘为龙门书院院长。稍晚些还有袁树勋、陆润庠、梁鼎芬等。寓沪的绅士以江、浙、皖等籍为多，但不限于江南。南至福建、广东，西至湖北、四川、云南，北至河南，都有绅士寓居上海。《海上墨林》卷三《寓贤》共收录由各地寓居上海的绅士312人，其中宋、元、明三代总共才7人，其余均属清代，清代人物中绝大部分又是鸦片战争以后流寓上海的。[20](p55-9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入近代以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绅士从农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部分绅士是因为社会动荡和战乱而到城市寻找避难所的。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主绅士为了躲避农民革命的打击，纷纷携财产和资金进入上海。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而且也造成了绅士的城市化。

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绅士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与农村的联系则更加松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机构集中于城市，绅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学习新知识，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这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与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从前由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城市和乡村只有程度的差别，那么这时由于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则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较优越，富于诱惑，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离开城市而返回到农村那种简陋单调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绅士的教学内容——诗书、五经、八股、试帖，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都是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的乡村是派不上用场的。这种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乡村和农民那里极不受欢迎。1927年，回忆他在一所新式学堂读书的经历和感受：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p39-40)

农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绅士的隔阂和矛盾是社会造成的，农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生产出发，厌恶、抵拒那些“洋”绅士，情有可原。绅士们从自己所处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看不惯农民们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无用武之地的乡村，而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国学者吴景超所说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养不起一个闻名全国的医生。即便这位医生，是生在乡下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都市的大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学者是不肯在小学中与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学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医生如此，教员如此，别种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为人才的集中区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罗人才时，眼光要注在隐士身上。现在时势变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个人材，离开都市，不与外界往来，不久便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不成其为人材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2](p41)。

绅士滞留于都市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利于农村的社会发展，但是应当承认，这对集中中国有限人才资源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有积极意义。

关于绅士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属于绅士阶层）为获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够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遭受到从未有过的侵略和蹂躏，从传统绅士阶层中分化出一批以关怀“时务”和“夷务”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派。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抚监司，大抵都精通业务，关心国计民生、注重水利、漕运、盐务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都是熟于朝章国故，以经世自任的。他们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便不能呆在乡村和固守在书斋里，而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绅士中兴起了一股游历、交友的风尚，张际亮、姚莹、张维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或者“览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杰”。（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绅士交游的情况和分析见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为代表的部分绅士更是以救民救业为己任，郑观应说：“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3](p4)在这种“积现前莫大之功”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要求绅士效法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王公贵族注重游历、善于探寻的精神和办法，倡导为了研究中国和世界而游历国内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国。郑观应说：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山关，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p381-382)

郑观应把西方国家强大先进的原因归结为重视游历（“无一不从游历得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以此而告诫中国绅士，要跨出家门，了解社会，跨出国门，了解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中国绅士只要走出闭塞的乡村，实现向城市人士的转化，中国近代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就会随之解决，“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23](383)

郑观应身体力行，实践他关于游历的思想。他本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汉口等大都市作为自己活动舞台，早年充当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这是他绅士身份的标志）。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中法战争时期，为了联络东南亚各国共同抗法，他曾游历、访问西贡、暹罗、金边、新州、广州、会安、河内等东南亚各城市，“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曾在家乡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闻业务又以启迪民智、传播西学、反对侵略为宗旨。大城市里那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4](p9809-9810)

为了救国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维新时的绅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维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绅士的城市化，“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25](p390)。他们在北京上书，在上海、天津办报，在广州、长沙交游。如在广州，“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锦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26](p26)绅士的城市化，为他们交游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他们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真正形成一个有共同立场和志向的群体。梁启超回忆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27](p61)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维新理论也是与其他绅士交游、受其他绅士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的了解得力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28](p197)

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长在乡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乡村的士绅。他们受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以四川为例。石青阳，“清末应童子试为秀才，入重庆府中学校”，“丙午，谒香山孙公于东京，遂入同盟会。”[29]张知竟“隶附生籍，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30]。曾省斋“幼习帖括业，应试中秀才；痛满清政府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驱使，弃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职志”[31]。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遣员绅出国游历与留学。1903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到：“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谘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员绅游历游学的目的，一是培养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又能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监视和左右自费留学的进步青年，使之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加入进步和革命团体，“在洋时与本国游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且力持正论之人日多，则邪说?词势自孤而不敌，学生嚣张之气，亦必可默为转移。”[32](122-123)1907年，清政府学部批准进士馆选送绅员万宝成、何璚章、唐宗愈、吉祥、蒋棻、沈家彝、梁载熊、郑思曾8人到日本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户部选送主事王炳宸、刘远驹、张贻3人，翰林院选送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准、谢远涵、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检讨刘嘉琛等10人到日本入速成科合班学习。[33](p61-62)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的绅士和官员中，部分人顽固地保持传统思想，坚持封建主义立场，为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尽心尽力。也有部分人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成为主张变革社会政治、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志士。湖南宁乡士绅陈家鼎（字汉元），“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复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旋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遍交志士。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以文字宣传排满，乃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设《民报》，下笔万言，发人深省”[34](p59)。湖南邵阳人蔡锷，“年十四，补诸生。十七而负笈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席，遂奉手焉。……锷稍长，亦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乡人之中，独与度（注：指杨度）契。休假日，必饭于度，放言高论”[34](p230)。山西芮城县人景耀月，“年十八，入县学。后二年，举于乡。受书于阎敬铭先生，极蒙识许，誉为大器天成。是时清廷迫于民意，预备立宪，诏各省遴选优异，外遣游学，被派赴日，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攻法政。结识国父及胡衍鸿、宋遁初诸公，参加同盟会，戮力革命。”[34](p70)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十五入沣，肄业普洱宏书院、省会经正书院，为高材生……弱冠，中式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辰，被派赴日本留学，肄业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及是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己巳秋，孙总理至日京，留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轩，先考（按：传主系作者的父亲）聆听总理演讲革命大义，遂决心革命，矢志不移”[34](p506)。

清末赴日留学的人员情况颇为复杂。从费用供给看，分自费留学生和官费留学生，从身份来源看，分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青年和已获取传统功名的士绅（注：以前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将革命的发动者概括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但未作分类的研究，忽略了士绅阶层的转化及其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以前的有关中国留学史的著作也没有专门分析士绅出国留学以及实现自身转变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自费的，还是官费的，无论是新式知识青年，还是传统的士绅，他们出国留学都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过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5](p37)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使中国绅士和青年眼界大开，感慨良多。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首先称赞日本的现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公社，公道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反映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这次跨出国门的机会才使他们猛醒，“若使某等镇日守乡里，抱妻子，黜聪堕明，深闭固拒，一无闻睹于外务，则等此黄胄之脑质，亦宁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甚至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国有“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就要维新（后来是革命），要维新（及革命），就要学外国，要学外国，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国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动和到日本、欧美各国求学。那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对中国绅士城市化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两个因素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绅士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辩证关系的领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这是民族主义，到城市和外国去学习侵略者，这是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应当发展到世界主义。罗志田认为，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主义。[38]王韬对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说：“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39](p13-14)蔡锷认为西方各国的入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激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他说：“中国近二千年来，其所谓敌国外患，不过区区野蛮种族，沓然侵入。未几皆为天演力所败蚀，以致日就消亡。……职是之故，而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说民族主义发展到世界主义，并不是说到了世界主义就不要民族主义了。恰恰相反，世界主义的最终归宿仍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刊物《江苏》上有一篇文章阐明了这个道理：“欧洲之史，进步之史也，非唯欧人爱之，吾亦爱之。然而，吾爱之而不能发达之使如欧人之自爱者何也？则以吾国历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祖宗之血质、社会之习惯、个人之感情，即使我以不能爱吾国而兼受其他，则吾之爱吾国也不得不专。而见他之国，虽其机械发明，文艺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贵之而已，又岂可目许其文明，遂心醉西风乎哉。”[40](p840)羡慕、称赞甚至崇拜他国的文明，但不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和立场，这便是中国城市化了的绅士群体的世界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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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论文范文篇7

摘要：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的思想启蒙。认为让农民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渐消除封建的风俗与习惯是进行文化改革，建设现代新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点。小说正是通过渐东偏远农村发生的一场辫子风波，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描写中，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改良和建设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逐渐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许多志士仁人主张从文化改革入手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严复介绍“群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把思想和创作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上。强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即社会的解放应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条件，认为人的觉醒只能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的禁锢，才能逐步完成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小说《风波》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画面揭示了这一点。

《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这一事件在浙东一个偏僻小镇里所掀起的细微波澜。过去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反映张勋复辟这一政治事件的小说。事实上，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属于复辟集团的成员，甚至赵七爷也始终未曾从维护张勋复辟政权的角度出发去推行辫子政策，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因此，张勋的“种辫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得到的“响应”的，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政策，正是这种落后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无知无识的农民被野蛮欺骗、肆意蹂躏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群饱受封建专制奴役，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贫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懂科学，连见过世面的七斤也只会愚昧地传播一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街谈巷语。甚至名字也是承袭几代相传的习惯，以出生时的斤两充当自己的小名。对此鲁迅指出：“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3}。正是在这片文化的沙漠上，赵七爷粉墨登场了。赵七爷究竟是什么人？历来有着不同的分析。许多人认为赵七爷代表了革命后封建势力在辫子问题上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政治势力。其实赵七爷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酒店老板而已。但他何以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呢？关键在于他有“文化”，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能说出五虎将姓名。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文化啊，然而小说的悲剧意蕴正是由此生发开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学问家，却赢得了鲁镇人们的无上尊敬和信任。借着张勋复辟，赵七爷演出了一幕借索要辫子，公报私仇的活报剧。

两年前，生性胆小的七斤借酒大骂赵七爷是“贱胎”，他容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恕了这一切，只是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上无权无势，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封建礼仪的约束，不可公然报复，便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张勋复辟消息传来，犹如天赐良机，赵七爷立即闻风而动，穿起那件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借辫子名正言顺地向七斤“雪耻”了。在此作者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虚伪，具有强烈报复心的乡村富户形象。他恫吓七斤：“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明知七斤们没有文化，却故意欺诈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几句话便使七斤一家和在场的农民怵怵危惧。实际上关于辫子问题，清朝政府早在宣统年间便有明确规定，康有为在稍后为朝廷起草的一份诏书中又声明：“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可见这时皇帝并非定要辫子不可，但七斤们认为赵七爷识文断字，有见识，说的都是千真万确。赵七爷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个弱点，故弄玄虚，连骗带吓，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透过这一闹剧，鲁迅明确揭示出必须使文化的主要载体，即广大劳苦大众真正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认为这是他们最终走向觉醒的第一步。

不仅如此，作者基于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察和了解，较常人更敏锐地认识到，由于没有文化知识，使广大农民在长期传统文化禁锢中形成了封建保守落后的风俗与习惯，它们仿佛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长期以来，中国“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因此“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4}。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人的主导精神线索，像道德伦理与政治观念通过多种途径的折射与渗透，逐渐成为体现出正统儒家思想的风俗和习惯，广大下层人民就深受风俗与习惯的深刻影响，“体质和精神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5}。因此鲁迅提出要最大幅度地改革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首先改变和消除使广大民众趋于“硬化”的风俗习惯，认为“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6}。于是鲁迅将他的如椽巨笔直指生活在旧农村的中国老儿女们，通过对农村风俗习惯的细微描写，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统治的牢固性和腐蚀性。在《风波》中，鲁迅是从多样复杂、蕴含着浓重时代氛围的人际关系来表现的。

在家庭关系的描写中，作者以直面生活的勇气，掀开遮盖于家庭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其赤裸裸的生活原色。先看婆媳关系，这是最充分地体现封建礼教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一种关系，婆婆对于媳妇具有绝对的不可辩驳的权威。随着“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浪潮给封建礼教以强大的冲击，作为家里的最长者九斤老太，已全然没有贾母那样至高至尊的威严，但传统的习俗又使她对孙媳极尽挑剔。她一时骂六斤是“败家相”，吃穷了一家子；一时又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句句话饱含机锋，逼得七斤嫂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在丈夫身上，骂他“死尸”，明咒丈夫，暗骂婆婆，且一番伶牙俐齿把九斤老太的抱怨扯得七零八落，毫无回辩之力。在她们婆媳之间，无敬无爱，只有积久的怨恨和不满。再看夫妻关系。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在互相热爱基础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只是男子的占有物，而男子也只是女子衣食住行的保障。对此鲁迅悲哀地感叹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一女——地住着”{7}。所以作为劳动妇女的七斤嫂，她根本无法想象要将爱情作为婚姻的首要前提，在她与七斤之间仅仅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对于外界任何威胁到家庭经济实利的蛛丝马迹，她都分外敏感。一看到赵七爷的光滑头皮，乌黑发辫，以及他那件竹布长衫，便立即感到家庭的危险，吓得“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而当听到赵七爷的恫吓时，她不是安慰七斤，却马上想到他带累了一家子，埋怨他，咒骂他，亲情、乃至爱情在可能的灾难面前全部脆弱得不堪一击。可见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多么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给精神带来多么深重的创伤。

不仅如此，《风波》还通过社会关系的形象描写，给我们展现出浸透着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的古老风习。

小说中，当赵七爷一跨进临河土场这个特定的舞台，人们便纷纷起身，盛情邀请：“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斤们也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表现出一般农人对乡村富户恭顺和驯服。鲁迅以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寥寥几笔，便渲染出一股浓郁的气氛，活画出封建主义精神压力下积淀而成的浓厚奴性。更可悲的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人们缺乏分辨和独立认识的能力，因此封建文化最终表现为超经济剥削的专制地位。勇敢地维护自己权利的爱姑就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那样“知书达理”“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人身上，结果一败涂地。受尽磨难的祥林嫂认为“我”是个“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人”，信赖地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奴性意识。七斤们也不例外，尤其是七斤嫂，她是一个泼辣厉害，自私巧滑的农村妇女。她对婆婆公开顶撞，对丈夫咒骂不休，对八一嫂“恨棒打人”，算得上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不谐和音，但她也无法冲破奴性思想的罗网。当她听到赵七爷的威吓时，这个平日精明厉害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觉得“有学问的赵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听说书上写着没有辫子要杀头时，她更是“完全绝望了”，只好拼命咒骂丈夫。封建的奴性思想和习俗在这里好似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臣服于它的善男信女们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

传统文化秩序的强大还表现在一般群众间的关系上。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批评：“有贵贱，有大小，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弱者的欺凌和摧残。八一嫂是唯一的“好心肠”的人，也是唯一还保持着较清醒头脑的人。她同情七斤的遭遇，极力为他辩解，并提醒人们“衙门里的大老爷也没有告示”。这句话恰恰击中赵七爷的要害。惟其如此，赵七爷才异常恼怒，这时若有人听从八一嫂的意见，那么赵七爷的报复便不可能得逞。但八一嫂是个寡妇，在人们眼里没有说话的权利。因此众人只怪八一嫂多事，不守妇道，对她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七斤嫂被八一嫂当众揭了老底，也一扫在赵七爷面前的谦卑驯服，对她一阵唇枪舌剑，指桑骂槐，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小说中的最弱者也作为泄愤对象。在这些人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践踏，剩下的只是恃强凌弱。不仅如此，封建专制文化还使农民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势利的基础上，没有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一切都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七斤倒了霉，村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并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七斤，就连七斤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整日咒骂不休。然而，风波过去，七斤嫂和村人们便又恢复了对七斤的尊敬，重新恭敬地回到他身旁，令人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那善变的“变色龙”。

可见，也许鲁迅有些偏激，一些认识过于灰暗，但他以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对农民的描写竟达到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的真实程度。他总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构筑自己的小说创作，从不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层面上，而更重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风波》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但由于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封建的遗风陋俗犹如鬼魂一样还游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窒息着人们的生机。因此，鲁迅提出“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8}，强调必须将改革与广大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风俗与习惯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点，否则，即使革命成功，仍将贻害无穷。这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

①鲁迅.坟·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⑥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M].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⑧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乡村论文范文篇8

全区乡镇间接债务，总额为291万元，乡镇平均8.82万元。其中：为个人担保债务额172万元，占59.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数额84万元，占28.9%；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数额35万元，占12.0%.乡镇债务构成：一是兴建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支出形成的债务，为756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57.4%.其中：学校建设欠债4875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64.4%；道路修建欠债2176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28.8%；民政优抚欠债91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1.2%；计划生育欠债57万元，占0.8%.二是弥补基金会资金缺口3015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22.9%.其中：历年乡镇政府借款1884万元，占62.5%，呆坏账1131万元，占37.5%.三是兴建政府办公楼、住宿楼等其它开支115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8.7%.四是借款兴办企业972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7.4%.五是弥补日常开支476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3.6%.（二）村级债务基本情况在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中，直接债务为4959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97.53%，担保债务为111万元，占2.47%.村级债务分布。全区村级直接债务总额4959万元，村平均债务9.9万元。如果以乡为单位分类，村级债务最多的乡总额高达1070万元，最少债务的乡总额为4万元。表2是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

表2以乡镇为单位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负债额（万元）50以下50～100101～200201～300301～4001000以上总额平均

乡镇数（个）10866214959万元9.9万元

乡村论文范文篇9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上述情况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地方的材料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是乡村债务中最主要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基层政府或者组织的重要资金供给者。

对乡镇政府而言，县级财政也是借贷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县级财政借贷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用于弥补预算内资金的不足或者应付突发事件，比如D乡的清盘借款，因为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后，债务必须由乡政府财政兜底，县财政先垫借出来，然后逐年在下拨款里面扣除，年息3%；二是项目贷款，资金跟着项目走，比如B乡的林业开发贷款。

非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是农村合作基金会。1996--2002年B乡累计从基金会贷款304.9万元，用于发工资、建办公大楼和上缴税费任务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人成为乡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贷渠道。私人主要指的是乡村干部、个体工商户。乡村对私人的债务有借款和应付款两种形式，借款包括各种名目的集资、临时周转借款，应付款则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工程建设款而发生。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债权人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达地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都比较充裕，金融机构和私人成为负债的主要债权人。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和私人以外，上级财政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也是重要的债权人。

实际上，乡村债务正在经历一个由公共债权向私人债权的重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乡村建设等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乡村借贷的主渠道是农行和信用社，基本上没有单位和个人债务。1993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加快了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使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和农村出现了边缘化的现象，乡村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急剧减少。到1998年以后，广大乡村尤其是村级组织几乎不可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以“九五”时期为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为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其中1998年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特大水灾。这五年中，国家财政收入从1996年的74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仅为75%。因此，乡村融资不得不依赖主要由私人组成的民间借贷市场。

(二)债务用途结构

乡村借贷款主要用于兴办乡村集体企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公设施建设，发工资以及上缴税费任务等。表5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累计发生债务的用途结构。

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1年D乡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兴办企业的债务占总量的35.3%。另据我们调查，从1991年以来C镇发生的5笔借款中有1笔直接用于兴办企业，3笔用于工业园建设，也与兴办企业有关。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等生产性支出是形成乡村债务的一个主要原因。内蒙古自治区乡村两级债务的1／3用于生产性支出(云德奎，2000)，河南50%的乡村债务是在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过程中发生的(河南省财政厅，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在上级政府的强制压力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发展。由于自有资金不足，集体企业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财政优惠资金。D乡兴办的乡村集体企业主要是建一座水电站，项目总投资为337.9万元，其中负债为213.9万元，占到了其债务总余额的1／3。

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围绕农业增产增效而开展的各项建设，比如兴国县搞的所谓“三冬一改”和优化种植结构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贷款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国际农发基金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这些资金通常由乡镇政府统一承贷，然后转贷给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户，或者为他们提供担保。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一般比较大，在其债务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D乡，这类用途的负债占到1／3强。不过，“在城市偏向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经常只是为了得到贷款或者援助而表面敷衍，并没有落到实处。”(林毅夫，2002)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也是如此，解决资金紧缺的激励刺激基层政府向国外资本借贷。D乡向国际农发项目贷款218.7万元，借贷时用的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名义，但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仅仅是农业开发，这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大打折扣。

对债务的使用作历史性的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负债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从债务的表现形式来说是融资性债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以及发工资成为乡镇的沉重负担，债务的用途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由生产性负债到非生产性负债或者说由融资性负债到赤字性负债的根本性变化。由于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停产、倒闭或者转制，政府从生产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通过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推动个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的负债由生产性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表5乡镇政府负债的用途结构(万元，%)

注：用途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偿还债务以及乡镇财政周转金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三)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

负债的债权人及其用途决定了债务的期限和利率。一般来说，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绝大部分属于一年之内的短期贷款，利率比较确定。4个样本乡镇自1996年以来一共向金融机构贷款16笔，其中只有A乡和D乡各有1笔贷款为长期贷款，其余皆为短期贷款。金融机构的利率由国家规定，由于央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银行利率，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变化比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于诸如各种基金会等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借款都在一年以内，利率非常高，比如B乡从1996--1998年一共向基金会借款13笔，期限短则3个月，长则1年，月利率高达千分之19.8。

单位和私人的债务由借款和应付款两部分构成。中西部地区的单位和私人的借款绝大多数具有应急性质，比如用于完成税费任务。从期限来看，基本上属于短期借贷，利率比较高。借款期限短则一个星期、半个月，长则6个月。这是因为大部分乡镇的拖欠都是短期性质的，能够周转过来就会结清税费。东部地区的借款则主要以集资的形式发生，用于兴办企业。政府和单位以及私人之间的借贷是借贷关系里面最敏感的话题，利率是借贷的焦点。从样本乡镇以及我们掌握的其他案例来看，单位和私人借款的利率弹性大，低则不用还利，高则成为高利贷，月利率高达千分之30。

从我们所掌握的案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应付款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拖欠干部教师的工资，迫于各种压力，虽然经常发生拖欠现象，但是一般都是短期的，更准确地说是常欠常清。另一部分是拖欠各种工程款。建设款拖欠时间一般都比较长。A乡1998年拖欠工程款45万元，到2003年都没有偿清。发达地区的应付款绝大多数属于工程建设款，拖欠时间也比较长，一般都在3-4年以上。

三、债务变化趋势

对债务的走势做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比如时间序列分析法做出定量分析。这里我们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依据宏观经济走势，定性地对负债增长速度、债权人结构以及用途做一些分析。

乡镇负债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由于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故负债增长速度又主要取决于支出的增长速度。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干部教师工资，负债增长速度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过快，乡镇的债务也增长快，反之亦然。很多地区推行的“工资由县级统筹”的做法缓解了乡镇财政支出的压力，这些地区乡镇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源头应该可以得到遏制。发达地区乡镇的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融资性债务，其增长速度主要由公共产品投资额的增长速度决定。从目前形势来看，雄心勃勃的“东南沿海”工业园区建设、大路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可能会刺激债务的增长。发达地区大搞投资环境建设，实行“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普遍推行“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被迫效仿发达地区，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以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且经济效益见效慢，如果乡镇受到的强制性压力不能够得到减弱，便有可能重蹈覆辙，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办乡镇企业一样，导致负债急剧增长。一言以蔽之，“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有可能刺激乡镇政府(既包括中西部地区的，也包括东部地区的)举债，导致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从负债用途来看，短时期内，乡村债务的结构不会改变，即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和发工资为主，东部地区的负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过，正如上面所言，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负债用途还涉及一个竞争压力的变量，在强外部压力下，其使用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债权人来看，由于国家支农力度的减弱，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乡村的资金将越来越依赖非正式渠道。乡村债务的债权人主体逐渐由银行向私人转变，拥有雄厚资本的个人谈判地位将逐步升高，对社区事务的控制权日益扩大，这是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四、债务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指标

由于目前还没有用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的通用指标体系，这里借鉴国债风险分析指标，然后对国债风险分析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之间的差异做出说明。

1.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财政(财务)支出总量的比重，反映财政(财务)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财务)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财务)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财务)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常用这一指标衡量国债规模的合理性，认为债务依存度不能超过20%。

2.债务率。指一定时期内债务余额相对于财政(财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标可以衡量财政(财务)的偿债压力。比例越高，说明乡村的还债压力越大。

3.偿债率。指年度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财务)收入的比率。对于乡镇来说，偿债率等于年度债务还本付息额与财政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对村级组织而言，村偿债率等于当年村级组织还本付息额／该村级组织财务收入总额。

除了借用3个国债指标之外，结合乡村实际，还应该计算农民人均负债额和债务负担率。农民人均负债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村级债务余额农民人均额；个人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者村级债务余额人均额相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有学者提出，个人负担率(乡村两级)不宜超过10%(牛竹梅，2002)。

(二)风险分析结果

偿债率是按已支付的还本付息额计算，由于所调查乡镇实际还本付息很少，这个指标对乡镇没有多大意义。本文主要用债务依存度、债务率、农民人均负债额、农民个人负担率分析其债务风险。对村一级还使用偿债率指标。

1.乡村财政(财务)支出，尤其是乡镇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较高，不少年份超出警戒线。根据农业部的调查，1998年乡镇政府债务依存度为10.98%，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还没有超出20%的警戒线。但从我们的调查样本来看，每个乡镇都在一些财政年度超出警戒线。B乡年年都借债，债务依存度总体非常高，平均为39.6%，1996年以来，有4个年度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其中1999年更是高达92.4%，这意味着该年度B乡基本上依靠举债度日。A乡有2个年度的债务依存度大大超出了警戒线。C镇有2个年度超出了警戒线。但是从总体上看，财政收入差的乡镇比财政收入好的乡镇债务依存度高，超出警戒线的年份也多。村级财务的债务依存度有些年份也很高，大大超出了警戒线。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计算

2.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高低不等。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债务率都比较高，尤其是B乡，1999和2000年债务余额连续两年超出财政总收入的2倍。A乡从1996年以来，年年借新债，没有偿还任何债务，债务率逐年上升，4年时间内负债率提高了35倍，年增长143.2%。C镇的债务余额很大，但由于财政收入基数大，收支状况好，故债务率相对较低，有很强的债务清偿能力。依据债务率，我们可以对乡村进行划分，像B乡和F村这样的乡村，债务余额超出年财政(财务)收入数倍的地方，属于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乡村；C镇和G村债务量虽然大，但是财政(财务)收入基数也大，可以安排债务清偿资金，属于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的乡村；A乡和E村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偿还部分债务的乡村。

3.村偿债率反映出欠发达地区村级偿债负担更重。在村偿债率上，除了个别年份，E村和F村两村都要高于G村，近几年更是如此。从实际情况看，G村还款能力强，目前只有16.5万元债务余额，而F村债务余额则高达30.4万元，再加上F村的财务收入仅为C村的1／5-1／4，所以F村的债务负担更重。

4.农民人均负债额和负担率大幅度提高，负担比较重。由于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农民人均负债额迅速增加。B乡6年内人均负债额增加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年均增长39.5%；C镇年均增长57%。由于债务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所调查乡镇农民个人的负担率提高得非常快。A乡在短短4年内，负担率提高了6.5倍，年均增长59.7%。结合其他地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些乡镇已经到了“不举债难以为继”的地步，称其为“负债财政”或者“讨饭财政”丝毫不为过。在这些地区，债务对乡村组织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乡村负责人纠缠于债务事务当中。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有高有低。有些乡村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有些乡村通过努力可以偿还部分债务，有些乡村则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从农民个人负担率来看，总体的负担都较重。这就是说如果债务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化解的话，债务将对社区农民构成严重威胁。从几个指标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呈现出增长态势。这说明，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债务的风险都在增加。债务危机的苗头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年份都已经出现，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理，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势必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挑战。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治理乡村债务迫在眉睫!

根据国债衡量指标，我们对乡村债务的风险做出了上述分析。不过，无论是债务结构还是债务约束，乡村与国家都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1)乡镇可以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2)乡村组织有可能找机会和借口逃避债务，而国家一般不能这样做。(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乡村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金融部门本身预算软约束以及银行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导致银行贷款对乡镇政府部门形成的约束力很弱。调查中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不把金融部门贷款计算在乡级债务之内。所以，债务所产生的压力以及风险都可能要比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出来的要小。这些差异也为分析乡村债务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乡村债务的适度规模，以及建立乡镇(更广泛一点讲是地方)公共债务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五、负债效应分析

现有不少关于债务问题的研究内含了乡村负债都是不良债务的假设，把负债看作是一种导致地方社会福利恶化因而必须加以禁止的现象。但事实上，对负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分析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乡村债务的大量发生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基层政府推动现代化的责任增大有关。资金稀缺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负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不足的困难，成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融资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后进的国家，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作用，而适度的赤字和债务政策则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不能举债，而是债务必须保持适度规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债务规模过大，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债务依存度太高，表明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的运转越来越依赖负债筹措资金。偿债率和债务率过重，则表明财政的偿还压力太大，影响正常的公共支出活动。农民个人负担率高，会对农民负担构成威胁。沉重的债务压力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投入。乡村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跑借贷、应付支出，或者被迫用于应付债权人的逼债、告状、上访和打官司，导致公共管理工作投入的减少。同时，由于负债过度，教师、干部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影响了广大教师、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可能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还有，在没有偿还渠道的情况下，负债便对社区农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可能导致农民负担反弹，侵蚀税费改革的成果，或者持续拖欠，导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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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论文范文篇10

一、个案调查：河北省沙河市乡村旅游文化的现状

文化是旅游者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人们除了渴望在旅游中得到感观及心理的愉悦之外，还希望学习到一些在自己居住地所未见未闻的知识［1］。对河北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散布于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景区的文化遗址、文化传统等内涵，从而做到“精”“深”和“广”“博”相结合，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带动景区经济发展。沙河市旅游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资源厚重，共拥有旅游资源单体220个，其中特品级和优秀级旅游资源单体24个。目前形成了以“百里画廊”为主轴的旅游观光带，以中国传统古村落为依托的乡村田园旅游观光群，以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为支撑的农业观光休闲区，以“中国玻璃城”为引领的宜居宜游生态新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体验观光游，逐步构建起了富有沙河特色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其中栾卸银杏风景区属于后发优势，利用当地的自然山川、植被和历史遗迹开展生态休闲、健康颐养游。河北恒利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栾卸银杏风景区）2016年3月获批建设，项目占地7420亩，主要为家庭农场建设、产业观光园建设、休闲设施建设及路网建设。其中新建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该项目主要以旅游开发为主旨，以生态旅游为主体，是集休闲、养生、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观光园。园内建设四区一带，分别是：四季观光区、水景颐养区、躬耕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及文化产业带，形成“一村”“二田”“三谷”“四园”。目前已建成万亩银杏林、菊花园和红叶谷等，在原来的旧式水渠上铺设近十公里的“文化长廊”。目前尚处于观光游的初级阶段，相关的文化景观还没有开始建设。因此，“文化长廊”的建设成为提升景区品质的重要抓手。通过调研发现，乡村现有的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静态的，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地方建筑、自然风光、文化遗址等；一类是动态的传统工艺，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如饮食、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因素渗透在乡村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内涵，可以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程度不一，良莠不齐，对景区的提升作用也或大或小。

二、原因分析：乡村旅游文化挖掘不足的原因

散落在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目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他们在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环境，促进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挖掘十分不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片面追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被忽视了。”［2］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带动作用，需要首先找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一）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周期长，见效慢，所需前期投入较多。乡村旅游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种途径，一是自筹经费。依靠原有产业的收入来开发新的旅游项目。这就对村落原有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的话很难拿出钱来投资旅游。而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期，新型农业合作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故而经济投入有限，所以常常是在原有农业经济和设施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这就势必造成与文化相关的设施建设滞后。二是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不是按照人口数或者村落数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以“申请＋项目”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对景区的前期建设要求较高，而且引入了竞争机制，对于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景区建设十分不利。三是社会资金。由于社会资金来源多、稳定性差，很多时候难以和乡村旅游文化发展的长期性相适应。资金是乡村旅游建设前期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投入，资金不足导致一些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迟缓，已经开始发展的项目亦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二）文化意识淡薄，重视不够。景区的建设离不开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带头人多数为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由于村级组织不是政府的一级组织，而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产生方式由全体村民大会从本村居民中选举产生。部分景区建设的领导者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景区建设中的作用，重视硬件建设，忽略软件建设，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对其核心特征和基本依托点———乡土性的认识不足，缺少统一的设计、规划。（三）人才缺乏，农村难以留住人才。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文化建设，应该依托专业的人才，具备一定学识之人，可是当前中国，农村留不住人才，这也是制约景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首选留在大城市，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一般也不想再回到农村。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照顾不足。“大学生村官”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但一届村官的期限为2～3年，到期后很多大学生会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村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场所，极易使政策执行不连贯，朝令夕改。“三支一扶”所涵盖的区域有限，多数是较为贫困的地区，且其所分布的行业集中在教育、医疗等，这样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落后，难以有基础发展旅游业。文化的挖掘是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往往是综合起作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文化传统挖掘的原因所在。

三、解决对策：进一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措施和建议

乡村旅游是多项因素的综合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因地制宜，打造出特色，所以发展景区，需要文化先行。一方面是自然的田园风光，一方面是社会的、历史的民俗文化，二者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体现出来，这个环境往往是在自然田园风光之中，同时又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硬件设备等基础设施，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色，突出生态、文化和趣味，从而吸引游客。因为文化是任何一种旅游形式发展的内在起因和持久动力，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根据现有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乡村旅游要给游客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实现身、心、灵的统一，这就离不开人才的作用。既需要熟知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或专业规划设计人才，负责对景区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或整体规划；又需要熟知当地情况的建设者，协调景区建设，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硬件建设相配合；也离不开对当地文化较为熟悉的人，主要是当地村民。这三类人才分工合作，搭建“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从而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文化的精髓集中在儒释道的精神中，以儒为主，释、道为辅，从唐宋以来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倾向，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潜意识中存在的民族精神。乡村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和农耕社会、聚族而居的历史渊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文化渊源结合，凝练文化的优点和特长。对其进行挖掘，除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外，更多的是要唤起一种文化的共鸣，使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认同，感受到思维方式中的文化根基所在，满足文化寻根的心理需求。深入到游客的思想意识当中，必然会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在旅游的过程中流连忘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背景进行分析，凝练出几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进一步将这种文化模式反馈，用于指导各景区建设，从而为河北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智力参考和实践依据。其次，在政策和体制上进一步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到农村。景区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的挖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且要保持稳定，在现有条件下，在人才政策上要形成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把农村建设作为其发挥聪明才智的选择之一，让回到农村的大学生能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在工资待遇、津贴福利等方面都要有所体现。同时，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为大学生在农村的长期发展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留住人才，让更多的有才之人投身到农村的建设中去。最后，加强文化景观的保护，发挥当地农民的主体作用。旅游文化的保持也是一项较为重要且基础性的工作，要有长远的眼光，重视已经建成的文化景观设施。重视对游客的引导，游览的过程要注重保护。要加强村民的素质教育，激发当地居民对所在地方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我保护。树立起文化景观保护意识，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保障旅游发展的长期目标。发挥乡村旅游地村民的主体作用。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淳朴以及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是开发旅游的基础，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文化水平，以使在接待游客时能够顺利“对话”，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必不可少，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当地人的基本素质，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间接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二）和地域特点结合，形成品牌效应。文化的发展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对本地特色进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景观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可以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就是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乡村文化［3］。河北省位于华北地区，从空间的角度看，加强对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物品、民居、民俗、民间艺术等的保护，探究乡村文化传承的新方式，保持和营造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氛围。从历史延续来看，有封建时期的建筑、革命老区、新兴景区，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从时间的角度看，文化和节令、民俗相关联，结合本地的文化传统，利用特定的时间段展示文化内涵。从人物的角度看，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历史名人、事件相联系，要有特色和亮点，满足游客的需求，吸引游客做深度游。传承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等，从而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本地区原有的遗址遗迹、耕地、水源、建筑等，因地制宜体现出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打造出特色，形成品牌。将传统文化优势打造成乡村旅游产业优势，走文化品牌之路，以特色文化提升乡村旅游含金量，走体验经济之路。（三）根据文化的不同属性，探寻不同的方式传承文化。文化具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相对应的传承方式也不同。对于一些静态的文化，要用与之相适应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一些动态的文化，可以让游客亲身体验的方式来获取。在传承的同时还要做好文化的保护工作，申请一些部级、省级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一些濒临灭亡的文化，要做好传承、保护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做好文化的复制和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景区服务。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和认知，找准定位，彰显特色，深挖历史文化内涵，使得蕴含在山水、村镇、民居、民俗中的文化积淀、文化遗存、文化信息“活化”起来，成为吸引游客、感染游客的亮点。充分挖掘民间历史文化，整体性开发民俗、饮食、建筑和村落等。在深挖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应紧跟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旅游者新的追求，不断注入现代文化元素，既为彰显历史文化特色服务，又使得乡村旅游更加丰富多彩［4］。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概括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诸如田园景观文化、农耕文化、民居建筑文化、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民俗风情文化、家庭生活文化、乡村艺术文化等旅游资源类型。文化建设和发展是把物质文化通过制度文化上升为精神文化，必须要依靠当地的物质基础，建立在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所以通过设计产品、规范管理、服务让旅游者体验和感受到知识文化。因此，挖掘景区的文化内涵也应该因地制宜，在现有条件下，在合理规划的引领下，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儒释道的精神内涵，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打造高品质的乡村旅游文化。将乡村文化的建设、保护和传承与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益，从而打造出河北省乡村旅游的文化品牌，提升河北省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重塑河北形象。

参考文献：

［1］刘红艳．关于乡村旅游内涵之思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18．

［2］夏林根．小议“和谐旅游”［J］．旅游学刊，2005（5）：8－9．

［3］赛江涛，乌恩．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界定［J］．河北林果研究，2006（9）：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