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论文范文10篇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1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苏轼；文学批评；批评文体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通才文学家，他对各种文学文体都非常擅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轼在宋代也是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苏轼有关美学和文艺观点往往散见于他写的各种文学文体之中。因此他的文学文体形式的丰富多彩的特点也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的多样性。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就总体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主要有论诗诗、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形式。什么是批评文体呢?所谓批评文体就是批评者在批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文体形态，是批评家在批评时对文体的应用。显然批评文体也是一种文体，也具有文体的一般特点：文学性、想象性等。当然批评文体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严谨性、逻辑性与客观性。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其写的著作《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提到：“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由此可见，童庆炳教授把文体分为三个层次：体裁、语体和风格。本篇论文以童庆炳教授对文体下的概念为依据并参照中国古代文论的有关术语分别从体裁、语体和风格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特征。本篇论文主要阐述了苏轼批评文体的三个显著特征：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一、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

“中国古代文论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显著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文学化。”(2J地在西方，文学与批评是分开的，文学有文学文体，而批评有专门的批评文体，而且西方的批评文体非常注重思维的逻辑性与结构的严整性。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批评是没有严格分开的，往往是两者融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批评家，往往是文学家与批评家同为一人。作为古代一位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苏轼表达有关文学理论的观点与看法采用的都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学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游记体等。首先论及苏轼的诗歌体。苏轼在很多诗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虽然是作为一种评论性的诗歌，但这种论诗诗如同苏轼及其他著名诗人写的一般诗一样具有诗歌的基本特征：讲究押韵、运用对偶、注重意境等。因此苏轼的论诗诗明显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他的一首有名的论诗诗《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这首诗是苏轼对空静观的阐述，显然是一首论诗诗，但这首论诗诗采用的都是诗歌的艺术手法，如这首诗运用了诗的优雅的节奏、精当的押韵、整齐的对偶、形象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来阐明空静观、来评论诗歌，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苏轼的其他批评文体如序跋体、书信体、记体等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苏轼这些批评文体的共同特点是：体制形式自由、结构如行云流水灵活自如、文风平淡自然并且富有很强的抒情性。如他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与谢民师推官书》：“孔子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日：‘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在这封书信里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比喻本来是用在具有很强抒情意味的散文之中，从而增添抒情散文的文学色彩。而苏轼却把比喻非常自然地运用到这封书信当中，从而显然增强了这篇书信的文学化色彩。并且这篇书信整篇文章文风平淡自然、语言平实而优美而且富有很强抒情色彩，就像一篇精美的散文，因此文学色彩相当浓厚。另外苏轼的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在评论文学观点和作家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很多文学艺术方法，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从体裁上来看，苏轼批评文体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多样性。苏轼采用过很多文学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且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是非常丰富的。苏轼的批评文体除了上文提到的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和记体这五种样式外，还有赋体、论体、墓志铭体、碑体、说体等文体形式，因此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明显具有多样性特点。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可知，在汉代主要的批评文体是序体和书信体。而汉代比较有名的批评家如班固、司马迁、扬雄等都只是采用书信体和序体来进行文学评论。所以汉代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虽然相当繁荣，但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所采用的文体也只是几种形式，如书、序、论、赋等。如这时期非常有名的评论家刘勰用赋体写了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陆机也是采用赋体形式写了一篇评论《文赋》。曹丕主要使用了二种批评文体：论体与书信体。由此可知在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们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也是比较少的。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样式：论诗诗。论诗诗的主要代表作品是杜甫写的《戏为六绝句》。杜甫作为一位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其采用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是论诗诗，因此其批评文体样式也是很单一的。

此外唐代其他著名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主要是书信体与序跋体。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与白居易在进行文学评论时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和序跋体这二种文学样式。宋代，除了苏轼外比较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有欧阳修、陆游、杨万里、黄庭坚等。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欧阳修的批评文体只有诗话体、序跋体、书信体和墓志铭体这四种文体形式。而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一共选了陆游十三篇评论文章、杨万里的十篇评论文章和黄庭坚的五篇评论文章。陆游的十三篇评论文章按文体分为序跋体、记体、墓志铭体、书信体四种；杨万里的十篇评论文章文体可分为论诗诗、序跋体、论体三类；黄庭坚的五篇评论文章按文体可分为书信体、论诗诗和记体三类。由此分析可知宋代虽然有些评论家批评文体形式比较丰富，但是没有一位文学家的批评文体的种类能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还多的。至于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评论史上非常著名，如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王世贞、徐渭、李贽、汤显祖、王骥德、袁宏道，清代的金圣叹、王士祯、郑燮、袁枚、翁方纲、章学诚、王国维等，但这些文学评论家在批评文体种类上相对来说并没有苏轼的多。如果从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的贡献和影响的大小来看，苏轼在文学评论界并不是最有名的，但如果从批评文体种类来说，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是相当丰富的，没有谁能望其项背。

总体而言，苏轼在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采用的是具有很强文学性的文学文体，并不像西方评论家在写文学评论时那样采用的是纯粹客观而又过于严格呆板的论文体式。西方的论文体式由于过于讲究逻辑性和客观性，因此西方的许多评论文章不但丧失了文学性，而且显得很枯燥和冷漠。然而苏轼运用文学文体来论述文学观点，从而使得苏轼的批评文体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色彩。另外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学家相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体样式的多样性。这主要是因为苏轼在中国古代是一位通才文学家，他不但对各种文学体裁都非常善长而且对书、画、乐也非常精通，因此这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多姿多彩的特点，而且他的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二、批评语言的美文化

由于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是文学文体，这种文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这就使其语言风格也具有较强的文学化色彩。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到：“盖奏书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在这里认识到了不同的文体所使用的语言是不相同的。写给皇帝的奏书应该使用雅正的语言，诗和赋运用的是华丽的语言。所以从中可知语言是要受到文体的影响的，有什么样的文体就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与其相适应，否则就会失去文学本色化色彩。“当文论家自觉选择用文学化的文体来言说文学理论时，他们实际上也选择用语言风格的美文化的追求。”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都是文学化的文体，如诗歌体、书信体等，因此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当然就不像西方纯评论文章的语言那样严峻、精谨、冷淡，而是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呈现出一种美文化的风格。苏轼论诗诗的语言总体上的特征是清新流畅。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人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苏轼这首诗虽然是一首评论诗歌的论诗诗，但语言并没有像一般评论文章的语言那样冷峻、严肃而又刻板从而使人感到厌倦。相反这首论诗诗的语言特点是清新流畅、自然而又本色，语言明显具有一种清新之美。在这首诗中，作者还运用了很多审美意象，如瘦竹、幽人、幽花、树枝、雀、树叶等，这些审美意象共同形成了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意境。读者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像是在读一首抒情诗一样，深深地陶醉在诗中宁静而优雅的意境之中。读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主要是因为这首诗语言明显具有诗性特征，也就是语言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色。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语言具有美文化特色，而且苏轼其他批评文体样式的语言同样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征。苏轼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批评文体语言风格总的特征是平淡而流畅、自然而本色。苏轼的批评文体无论是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还是游记体使用的都是比较平淡而自然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朴素平淡之美。苏轼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使用的语言文学色彩非常浓厚，读者在阅读他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就像在阅读优美的散文一样，感到赏心悦目，不像读有些当代文学评论家的缺乏文学色彩的评论文章那样感觉索然无味。如苏轼曾写过一篇有名的序《乐全先生文集叙》：“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这段虽然是对乐全先生文章的评论，然而其语言特点是平实且流畅，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让人心旷神怡。另外苏轼的书信体批评文体语言也很平实、流畅，显然体现出一种平淡之美。

如上文所述，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总体上的特点是朴实自然、具有一种平淡之美。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还有其他的特点。一是具有典雅的特点。据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可知，苏轼写的有些批评文体中使用了如下语言：“秀整明润”“锵然玉振”“粲然可观”“雅制”“清便艳发”，并且在苏轼的批评文体中多次使用了“妙”字等。这些词语不但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显然体现了一种典雅的特点，具有一种典雅高贵之美，令人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二是具有豪放旷达的特点。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些批评文体多次采用了“超然”这个词语或带有“超然”这个词语的短语。如“超然”“超然胜绝”等。苏轼在有些评论文章中还运用了与“超然”意思相近的语言。如“出尘之姿”“萧然绝尘”“超轶世俗”“浩然”“雄”“清雄绝尘、超妙入神”“英伟豪杰”“富健”等。这些语言都体现出了一种豪放旷达之气，明显具有一种阳刚之美。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既有平淡、典雅之美，又有一种豪放、阳刚之美。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以一种恬淡、幽雅、豪放、旷达的语言把握美的对象，以一种朴实的笔触沁人人的心脾、滋润人的心田，从而显示出美文化的特征。

三、批评风格的抒情化

苏轼批评文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文章风格具有浓厚的抒情化色彩。作为一种对诗文进行评论的批评文体应该对文学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论述，不应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在对文学现象进行评论时体现出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何谓情感?“情感就是人们对与之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包括自身状况)的态度的体验。”由此可知情感首先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其次这种评价融人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说具有情感。苏轼的批评文体写得真挚而质朴、自然而简约，文章如行云流水、灵活而多变并具有很强抒情色彩。苏轼批评文体风格的抒情性主要是通过苏轼在文中平淡而简约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通过苏轼对朋友真实而肯定的评价中体现出来的。如苏轼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中对子由文章的评价是：“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苏轼在这首题跋中对苏辙的文章先简约地进行了整体的评价，然后又对苏辙的《超然台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苏轼对苏辙的肯定性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苏轼对苏辙怀着深深的兄弟之情、亲人之义。同时苏轼在对子由的文章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中又融人了自己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人生体验，如“精确”“高妙”这二个评价子由之文的词语也体现了苏轼的文章的特点，而且苏轼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所以这篇评论性的题跋在对子由的文章表达了肯定态度的同时又渗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因此这篇题跋情感色彩非常浓厚。再如苏轼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一《与王庠书》中写到：“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日：‘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在这篇书信中苏轼运用平淡而简洁的语言对王庠的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了王庠的文章有古人之风，值得提倡。从苏轼对王庠积极的评价中，展现出了苏轼对王庠具有深深的朋友之情。文中平淡而简洁的语言渗透着苏轼对友人的真挚情感。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三毛这位风靡华人世论了文学批评的现象，借由“三”文学现象的国各地涌现“三毛热”的文学现象。本文在论述三毛文学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后，重点讨，重点探讨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三角关系.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称，其开创者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一1938)主张“面对实事本身”，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搁置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直接审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本身，从而获得哲学研究的全新对象、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现象学一个研究的基本法就是’‘还原”，亦即’‘现象材料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或者说“文学的现象与研究”，不是文学的独创，而是文学对哲学的借助。而“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又因时代思潮的变迁，多元的文学现象随之兴起，而多元的文学现象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干创作;一类属于批评。而“文学现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三者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现象”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展露出独异的风格，从而构成独有的历史存在，在历史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我们通常所称“三毛热”、‘.三毛震撼”的文学现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烈讨论，亦包括了对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评价。从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著作。三毛不断以其特殊生活经验，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风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上找到了契合点，受读者的肯定与支持，在大陆地区，包含港台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文艺界出现了“三毛热”的现象。与此同时，文艺批评对人品和作品的批评和非议相继出现，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以文学的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真正基础，而以文学批评来辅导，甚至指导文学研究的进行。而众多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三毛热”文学现象反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的现象中，借由.‘三毛热”的探讨，将“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紧密的结合，找出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正确的关系。www.gwyoo

首先，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广泛接受，因而出现“畅销现象”。作家有感于读者之热情与支持，更努力于从事创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报于读者。对三毛来说，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欢迎，和她的人格与风格是分不开的。三毛漂流异域、远走他乡，去了许多中国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洞开了异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满足了大家探视异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观众喜欢，风靡一时，读者遍及台、港、澳、星马、欧美各地。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4

5.1博客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博客文学批评的负面功能主要体现在:一些误导性很强的批评文本的强化传播，会使人们逐渐丧失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实，会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博客文学批评资源的海量丰富性和阅读时便捷的超文本性，为广大博客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便捷同时又占用甚至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成为“时间窃贼”，最关键的是对受众精神的作用，一方面让人沉醉于虚幻的满足之中，另一方面剥夺人的行动能力。博客文学批评作为以博客为载体的批评形式，在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价值的同时，必然也会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正所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

5.1.1传播偏见

博客文学批评在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博客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即这种批评往往是直接的、感性的、浅表的，从而可能是片面的、狭隘的，甚至不正确的。因为每个人的教育水平、莆美情趣，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也就会不一样，有些是片面的、肤浅的、极端的和哗众取宠的，但博客一再鼓励这种评论，就会使现代舆论的认同通过博客的覆盖，转换为读者的认同，广大受众就会认为这些就是真实的、正确的，从而使得这些片面，甚至不正确的说法、解释和指责得以广泛地传播。如博客批评中有关作品题目的批评此起彼伏，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铁凝的《大浴女》、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等，批评的关键词不外乎媚俗、格调、境界……潜台词则无非是情、色、性。这可能只是某些人的一己之见，或者是根本就未读原著而任意作解，思维简单，观点偏颇，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但经博客一再强化传播，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少有人关心和知道其内容和文学审美的价值，有典型的误导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客文学批评也同样不能跳出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策划硕士学位论文第五章博客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人利用博客这一新的传播载体对新书、新的影视作品进行炒作，制造各种各样的嘘头来吸引读者点击，通过刺激性强烈的字眼来强化潜在消费者的关注和期待，尽可能地扩大利益可能，而不管评论文章是否切实，是否与原本事物吻合，如小说《兄弟》的宣传，电影《色戒》的炸作等，一些这样的批评往往一般是作品的最初感性批评，这种批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真即夸大性或不诚实性，将会误导一系列不诚实的连锁批评，给整个社会的文化舆论做很不负责的引导。有的博客文学作品发表以后，流传最多的不是这些小说本身，而是关于这些博客作品的批评，以及由博客批评引起的一系列连锁批评。如今，在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媒介因其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和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通过排斥其它话语把它传播的预期期待强加给受众，使社会越来越依赖媒体的引导。媒体的价值观取代了文学本身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客观性，“文学被媒体所过滤并肢解，文学的真实面貌几乎整个被媒体批评所遮蔽”。①

.1.2趣味的低俗化

网络媒介自身的特质，决定了它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是为了使信息最有效地被受众所接受，由此取得轰动效应和巨大的震撼力，因此网络媒介所要追求的是信息在第一传播时间段内产生的传播效应，要保证流速，完成大面积的漫灌，而不去过多地探求深度意义，浅显性、流动性、时效性成为其主要特点。在市场行为的商业操纵下，传统文学批评所要体现的价值信念和审美职能的深刻探求，以及所要维护的人文精神的品味和功能逐步减弱。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网络媒介就不得不降低艺术的口味。因此博客对文学批评的选择，也侧重于强调作家作品的新闻价值，将具有眼前新闻价值的东西、大众最喜欢的东西，从作品和作者完整的生命中肢解出来，经过孵化、强化、异端化加以表达，批评的兴趣不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研究中，而是投入到对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关注上，批评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博客与文学联手制造着一些虚张声势的造势运动，文学大师的排座次、美女作家的排阵、抄袭模仿官司等等，可说是没有意义的无谓论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而不是严谨的学理分析下的理论阐释。学术性、科学性减少，批评的力度和深度不够，一些博客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内容空泛、尖刻、狭隘的批评。博客上很多的文学批评缺乏学术准备和理论准备，是非常个人化的很随机的行为，是泛化的批评，表达变得廉价而无意义。博客文学批评在风格和手法上的吹捧、炒作或对骂等，使得批评品格低下，批评作品泥沙俱下。博客文学批评在给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的同时，因投合大众审美趣味而不断降低学术含量和艺术品味，博客评论的诱惑也使评论界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浮躁，免不了有一些人落水，也干起迎合文化消费、迎合低俗趣味的营生，把学理思考、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扔在了一边，成为一种消费时代的文学投降主义。这就不仅败坏了作为艺术的文学批评，使其变成体现世俗性、愉悦性的消费品，纵容和助长着创作的堕落同时也在消蚀着受众的欣赏力和耐性，使他们变成喜欢见异思迁、兴趣容易转移的文学消费者，使得他们的审美能力日趋退化，成为趣味低俗的社会欣赏群体。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雷达的文学批评；批评观；文体；语言

雷达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富有个性的文学评论得到了许多论者的赞赏，称他的文章“鲜活而不教条、雄健而不生涩、挥洒而不飘零”，“用激情去燃烧他的思想，使之云蒸霞蔚成一片灿烂的光华，将他的读者照耀与引领”“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活生生的浑然一体的生命律动”。像这种辞藻华丽的字句用在赞美评论文章上是很少见的。

总的说来，雷达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最初十年间对单篇作品的评论，注重文学本体以及自己在阅读时的直觉感悟，推崇文学化、心灵化、人性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文体。

建国后一直到新时期这三十年间，国内文学评论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沦为从属，甚至被忽略，让文学批评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使批评的功能简化，走向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这种状况在时期发展到极致，造成了整个文学界的大混乱。

结束后，文学批评界开始对期间的畸形批评进行反思，要求文学批评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雷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当中国文学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时，雷达的文学评论抛弃了过去批评界惯用的批评路数，回归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一文中，雷达提到：“评论的独立自强固然重要，但第一前提仍在首先承认并研究存在，绝非从先验——实践与经验之外的——普遍有效性出发。那样的‘独立自主’是盲目的。比如说，我们有无只重思想性轻视艺术性的倾向，有无先掂量题材而不看底蕴的‘先人’之见，有无只考察是否集中塑造典型形象而不管整体构思的倾向，有无只重‘写实’轻慢‘写意’的偏颇，有无首先寻求直接功利目的而忘了审美属性的倾向，有无先主题后人物之类‘套板’反应式的评论模式，有无只重一种方法而排斥多种方法的心理，有无从定义出发笼盖丰盈活泼的创作实际的现象，等等。”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雷达列举的一系列文学评论应该注意的误区，几乎全部属于时期我国文学批评的弊病。在这八个文学批评应着重注意的“有无”中，雷达强调的正是文学批评标准中的艺术纬度、审美属性。雷达的文学批评也正是从此处出发，开始了他的“小说艺术探胜”之旅。

与许多评论家不同，雷达很少对文学批评发表见解，谈自己的批评观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从仅有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雷达一开始对文学批评就有自觉的追求。他的批评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批评主体。《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这篇文章用了近半的篇幅讨论评论家的主体意识问题，认为评论家作为一个“人”，是“具有知、情、意的生气灌注的个体”，不可忘记“自我”，忘记评论家的“能动性”。对邪种动辄试图猜测作家主观意图的评论，雷达颇有微词，称这样的评论是“被动的”。他说：“既然评论家是人而非镜子，那么他自有其主体心理结构、气质性格、审美个性的特殊点，他自有其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的侧重点，他完全有权力对他人的作品作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和参悟。’

雷达在此还特别引用了李健吾的观点来表达自己对批评家的看法：“他接受一切，一切渗透心灵，然乎扬簸糠麸，汲取精英，提供一己与人类两相参考。他之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

作为一个评论家应该在发掘作品深层底蕴的同时又保持自我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雷达对一个评论者的基本要求，并且在雷达心目中，一部作品所具有的生命活力是作者、读者和评论家共同创造赋予的。雷达十分赞赏“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这一文学评论名言。虽然他也承认评论者的能动性的局限性，“只能把‘我’的情感、理解、审美判断，移借和放射到人物对象上去，使之打上‘我’的深刻烙印”但是同时强调绝不能忽视激情在评论写作中的推动作用。

雷达自始至终都实践着自己的批评理念，使自己“永远保持清新锐利的感觉，永远热爱并拥抱人生和艺术，永远保持思想的弹性和反馈的迅速”。也正是因为对于批评主体的有意强调，使得雷达的文学批评在文体上成为“评坛‘这一个…，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带有散文风格的文学批评。

雷达所撰写的很多文学评论不仅文辞飞扬华丽，而且充满了批评家的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抒情的随笔体。他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自己的阅读印象与感悟，因而不像同时期很多批评家那样对作者和作品作居高临下的解读，而是采取与读者和作者平等对话的姿态。也正因为如此，读者在读雷达的文学批评时，可以跟随批评者的笔调所至，领略文学作品的艺术底蕴、思想内涵。

雷达的文学批评，不像其他注重理性判断的批评，总是先有明晰的指导思想或者模式，批评过程充满理性分析与逻辑归纳，他反对批评者有先人为主的观念，提出要“首先承认并研究存在”，而不是“从先验——实践与经验之外的——普遍有效性出发”。也正因为雷达抱定了这样的批评理念，所以当文学批评界在面对大量涌入的批评方法显得无所适从时，雷达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没有自乱阵脚。

主观体验是雷达进入作品的主要方式，他总是先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以直观的方法获得切身的感受与印象。例如他新时期初期发表的《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开首这样讲：“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这里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归纳，不如说是一种主观的感悟，它为整篇文章定下了一个基调。

在具体进行文本分析时，雷达也是习惯于使用一种形象的、抒情的、顿悟的语言，以直观的方式引导读者。这一方面，雷达的文学批评明显带有我国传统批评语言表达的特点。例如在评何立伟的小说《小城无故事》时，雷达写道：

“它的确是精致的短篇，整个节奏有如长沟晓月去无声，淡淡的愁，幽幽的情，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带人到朦胧沉思的境界中去。”而在对比何立伟的两年后发表的另一篇小说时，雷达又感受到了其中的新变：“风格依然是‘淡淡的水墨意境’，而在‘淡扫蛾眉’的外表下面，浓度和热度加强了。《花非花》是一坛醇酒，读起来平易简淡，读完后寻味起来却意蕴深永。”这里全用象征和比喻，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批评结论，但是却能使人直观地感觉到作品风格上的艺术特色。

又如在品评《绿化树》时，雷达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以及极有气势的排比，赞叹了小说的“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

雷达称自己的文学批评“追求赤诚和热情，追求犀利和明快。追求‘修辞立其诚’，尽量贴近读者的心灵。”从上文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雷达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风格，有评论者认为：“他谙熟汉语言文字的造句特点和修辞功能，时而大段排比，时而巧设反问，时而工整对偶，时而调皮比喻，读起来一波三折，韵味回荡，许多篇章的许多段落，有如政论体抒情散文，这在评论文章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说，这是对雷达文学评论很切实中肯的评价。但是，雷达的文学批评也并非全部建立在直观感悟的印象之上，当他获得阅读印象后，也会将这些印象条理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雷达阅读之初获得的印象与感悟便有如文章的“文眼”。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总是从个人化的体验人手，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完成对文学作品本质意义的解析与还原。例如上文提到的《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在获得了“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的最初的阅读印象后，雷达便开始细致地论述小说在真、美、奇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并认为作者是在透过芙蓉镇这个“小社会”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

不过即使这样，当需要将这些理性的概念传达给读者时，雷达很多时候也十分注意在语言的使用上尽量采用直观的、形象的方式。如在具体分析小说《红高梁》中所弥漫的浓重的悲壮色彩时，雷达指出小说“以乐境写哀境，以鹊笑鸠舞写伤心惨目，以轻快写紧张，以洁净衬腌臌，以霁颜写狂怒，把小说中的悲惨和悲壮、坚韧和崇高推到令人震骇的极境。”像这样的批评都是带分析的，已经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印象上，但是，雷达还是尽量地少用或者不用专业性批评术语，努力以形象的修辞手法来组织行文，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正如有人评说的那样：“他的论述总是和生气、激情、哲理交融交汇在一起，而一扫陈腐迂阔之气……在严谨思辨的逻辑外衣下，跃动着的是热烈的、诗情的灵魂”。

雷达批评文体、批评语言的选择运用，与他对批评主体意识的强调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对批评主体的强调，使得雷达的文学评论中蕴含着大量不可替换的个人生命体验。在雷达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读出批评家的灵魂，能见到雷达的本真性情和个性光彩。当遇到风格比较独特、特别是与批评家的气质比较投合的作品时，这种感悟式的批评则能最充分地发挥其文体与语言的优势。出生在甘肃黄土高原上的雷达，对那些以中国西部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情有独钟，往往倾注全部感情。《我的心呦，在高原——评(麦客>》这篇文章就非常典型，它的行文犹如一篇抒情散文，潇洒优美，文采斐然，字里行间流淌着雷达对那片黄土地的深沉的情感。文章随手拈来便极富诗意：“漫漫历史，悠悠岁月，曾经把多少斑痕，多少苦果寄殖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庞大肌体上。”‘经济，这看不见的巨手，还紧紧攥着庄浪‘麦客’们的肉体和心灵。”“我们眼前卷舒着陕甘农村当今复杂纵横的精神面貌，世态风情，冷心热肠，忧欢苦乐。“此刻，我仿佛听到，古老的、沉寂的黄土高原的深层，有一种惊蛰的、翻动着沉重身躯的声音。它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文章的最后，雷达更是压抑不住心中的热情，抒情地写下了“我爱黄土高原上淳朴的人民，我爱听高原上响遏行云的高亢的歌声。请允许我借用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呦，在高原!”这样激情澎湃的字句。

从个人的印象感悟出发，雷达往往能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洞见作品的独到之处，从而使自己“在不断变换的文学景观面前，依然敏锐、清醒并准确地把握着文学的发展脉搏”。

我们不妨联系雷达的批评实例，再深入探讨一下他的文学批评。例如《水的外形，火的性格——关于(井)的联想》这篇文章，一开始便用了一系列散文式的笔法，表达了批评家在阅读陆文夫小说《井》之后的一系列印象：

读这样品类的作品，使我想起艾青的一首写酒的诗，形容酒是“水的外形，火的性格。”陆文夫的这篇《井》不仅有酒的风格，而且是一坛陈年老窖。初触唇舌淡乎寡味，喝下去则烈火中烧，后劲十足，令人眩晕，令人迷幻，令人沉思，令人抚案而起，郁勃之情难抑。

陆文夫的这篇小说并非是当时的压卷之作。但是，这篇小说却可能是给雷达印象深刻的小说，使得雷达被这篇小说“粘住”、“拖住”，觉得“它有一股无形的魔力吸摄着”使他“不忍释卷”。于是雷达从小说“外表，简单素朴，仿佛一泓清水，很难看到惨淡经营的痕迹”的背后读出了其作品“宁静的外壳里裹藏着烈火般的憎爱”。他感到了作品外表的平淡与内蕴的炙热，并由此联想到了“酒”的特色：“初触唇舌淡乎寡味，喝下去则烈火中烧”，通过这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雷达艺术体验的细致入微。我们也许能读出《井》在叙述故事时的平淡，也许会在读完小说后思考小说在深层结构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等心理内涵。但是雷达所获得的如酒的感受，却是他独有的印象，带有他自己的想象。

在这篇批评中，雷达把整个评论都建立在这样极富个性的阅读印象上，从对小说《井》所独有的特点的分析人手，引发出了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反思。众所周知，在《井》发表的时代，小说创作开始进入一个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创作上开始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这固然是当代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上的进步。但变化发生的同时，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形式逐渐高过内容，内容形式出现了新的不平衡。雷达从陆文夫的这篇小说中却看到“如此平淡如水的外表，如此深刻炽热的内蕴”，两种品格和谐共生。雷达认为这正是《井》这篇小说对于当时文坛的独特价值所在。

再如，《模式与活力——贾平凹》这篇长文，在这篇文章中雷达这样写道：

我读他(贾平凹，引者注)的近作有两种极矛盾的感受交错着：第一种是“一”与“多”的矛盾——眼前不断幻化着殊异的人事、情绪、色彩、使人产生缤纷缭乱的新奇感，但这各色人物故事又似乎很熟悉，就像同一尊“千手观音”的臂膀。第二种是既“远”又“近”的奇特的幻觉——一面朦胧感到，他的小说中的悲欢离合，聚散浮沉仿佛发生在久远的年代，像陈年古董，一面又好像站在若干年后看今天，经济变革的魔力如何搅起了黑氏们的肉体和灵魂的悸动，看得真真切切，近在睫前。

在由这种感觉所引起的迷惑的趋势下，雷达试图探索其小说背后的创作模式。

首先雷达对贾平凹的创作历程进行了梳理，这一梳理本身也饶有趣味。他将贾平凹截止到当时的创作历程分成三个阶段，把每个阶段的特点用一个女性形象来概括。这样的方式首先就让人耳目一新，使得贾平凹当时的创作特点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这种用象征、比喻等方式的概括，也使得贾平凹早期创作中以女性为中心这一特点形象地呈现出来。

而当雷达论及贾平凹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模式时，再一次运用了一个独特的意象——石磨。他在文中这样描写“石磨”这一意象：“上扇可以转动，下扇则稳固不动，两扇由一轴相连，原料源源填入磨眼，随着石磨旋动便流出我们需要的粮食。”从贾平凹的小说中，雷达发现了这种类似石磨的特点：小说中所描写的“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是石磨可以转动的上扇，而石磨稳固不动的下扇则是“民族传统伦常感情、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于是，随着石磨的变动，常与变、内与外、稳定与流动、必然与偶然、个人与环境，便展开剧烈冲突。外对内的压力越大，内对外的张力也越强，变革生活的诗情，便都从这巨大的磨盘飞溅而出，贾平凹得以施展笔墨，解剖他的男女主人公心灵的秘密。

其实有很多论者都发现了贾平凹小说中贯穿着这种描写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的主题，但是，像雷达这样用形象的比喻来论述的却很少。而石磨这一意象的运用说明了雷达艺术感觉的敏锐与艺术表达方式上的丰富生动。就这样，雷达从由阅读印象所带来的疑惑出发，逐渐探寻贾平凹小说中的“常”与“变”、“一”与“多”，对贾平凹早期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认识与理解贾平凹早期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有学者指出雷达的这篇文章借鉴了结构主义批评：

通过对贾平凹近十年的小说创作考察，认为贾氏的创作始终存在着一个以指向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意识情感的不倦探索为总目标，以女性作为“中介”，以农村男女的为轴心，以社会变革作为原动力，以中世纪的笔记小说作为自己的艺术范型之“模式”，这里无疑借鉴了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对童话的功能和叙事结构模式研究，以及巴尔特的“层次论”和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等等结构主义批评的影响。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6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建国以来的本土潮汕文学，前30年尚未发现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后30年结集出版的也不多，但参与文学评论的作家及其评论作品却不在少数，这是潮汕文学发展在新时期呈现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的急遽发展变化，早先的农业经济时代不仅为商品经济时代所代替，也逐渐为信息时代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媒载体纷纷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竞相亮相。文学虽然被挤到了极为边缘的角落，但可供发表的载体却不少，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更给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表的园地却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给我们对文学评论作品的收集和统计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于这些散发于各种媒介载体的零散的评论作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无法进入我们的评介视野。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已经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做一番梳理和评介。我们的收集范围：一是本地作家的文论著作，包括部分收入较多（含有一辑以上）评论文章的综合性文集；二是本地高校文论作家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据此，我们收集到的结集文论作品共21种，其中非文论专集3种，评论专号1种。在这些文论著作中，文论专著有4种：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郑明标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苏东坡与佛教》。文学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的作品有7种：汕头市青年文艺研究会编的《文艺求索》、冷梅的《请原谅我的浅陋》、黄昏的《随心所欲：黄昏诗歌随笔评论集》、王睦武的《一蠡诗话》、林伟光的《书难斋书店》、郑云翔的《超越自尊——郑云翔文集》、陈耀城的《耕余走笔》。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有10种：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论稿》、郑明标的《绿叶无悔》、《绿叶无怨》、翁奕波的《潮汕文坛漫论》、黄育新的《“文化”宽容与文学成功》、林伟光的《书边散墨》、黄少青的《山河留影月留痕——黄少青散文文艺评论集》、颜烈的《金谷鸣蝉》、陈镇朝的《挑灯看剑》、揭阳市作家协会编的《揭阳作家》2009年评论专号等。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干死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字，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爱欲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干死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

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爱欲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

在对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论时，白先勇则充分表现出重在评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说哪些作家影响我较深，我想是福克纳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当然，托尔斯泰更伟大了，只是前二者对我个人写作影响较大”。所以，在《联合文学·为大专学生开书目》栏目中，白先勇推荐的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9

一、文学批评观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书评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经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现状做了精确的把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创作才能的人才去从事文学批评，批评只是二流货色，因此人们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文学发展史有关，我们的诗文评片断的多，成形的少，文学批评不易下手。鉴于文学批评不被重视又不可忽视的这种尴尬现状，朱自清以一个学者批评家的姿态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著述颇多，有《诗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众文学谈》、《文艺的真实性》、《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多部著作流传于世。朱自清正式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正值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相对活跃与成熟之时。那个年代的中国学界，“教授批评已是蔚为大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学执教的批评家，而这些教授同时也是当时文坛上创作的活跃分子。”“当时的教授文学批评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一支‘正规军’，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教授批评家，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批评问题上要获得健康发展是比较困难的。”［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自清开始了他的批评生涯。对他而言，虽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职业批评家的身份登上文坛，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热情。朱自清时刻以历史的眼光和“为人生”又“为人民”的文学情操对当时的作家作品进行着独特的审美关照。其评论文章字出有据、深入浅出，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批评观的内容

面对当时文坛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时的文学批评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从创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独立的学科地位。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时刻关注文艺动向，批评活动能够跳出传统的批评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评的理论方法，这使得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的批评界体现出独特的批评特点，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考据的批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让朱自清在批评活动中不由自主地运用到历史考据的方法，体现出浓厚的史笔意识。统观其评论文章，回溯历史以资评价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对批评对象的把握与梳理大都以动态的眼光去权衡，对当时文坛的新兴作家作品的品评也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点明利弊得失，为作家发展指明方向。这种考据方法的运用和历史意识的贯穿，显然不是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学者式批评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与良好作风，反映了一种文学渐进的观念。他很少将批评对象放在毫无所依的历史背景中随意阐释，而是时刻不忘文学发展史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评文字言出有据，笔无虚誉。他的批评文章中，类似“汉兴以来”、“到了正始”等时间类词俯拾皆是。比如在《诗言志辨》中，他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诗。在《诗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诗经》及历代诗论原著，爬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对“诗”、“志”考镜源流。考据方法的运用也贯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评活动。提及中国散文的发展，他开篇便说:“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韵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辞。……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卦爻显得整齐些罢了。”［2］文章从汉武帝时盛行的辞赋，到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所涉及研究对象无不在考据的基础上出现，读后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历代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与认识，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增强了批评文章的说服力。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过《时事新报》上的两则有关文本介绍的广告指出:两本书的特色是“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接下来他并没有着手分析作品为何具有“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而给我们展现了一副讽刺小说历史演变轨迹的画卷。在让读者对讽刺小说的起源与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进而提出:“这两部书里的‘讽刺的情调’是属于哪一种呢?［2］”可见，在朱自清这里，考据方法的运用并不是一味地进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头只为了引出今天的批评对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读者面前，而是携带着一股历史的气息，让读者先了解它的来由，进而更好地把握批评对象。

2、化俗从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批评语言。朱自清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后来又从事散文创作。因而当他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就具备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区别于媒体批评、学者批评和大师批评，这种由作家从事的批评活动被刘晓楠称之为“第四种批评”。这种批评“与学术论文所不同的，显然还有文字的风格。第四种批评的文风带着作家对语言难度的追求———即使是论述抽象的概念，他们也力图将其表述得更为别致，更引人注目。在这里，对语言能指的审美追求似乎远远超越了对语言所指的准确度的要求。”［1］朱自清在《写作杂谈》写到:“若是我也可以说是有作风的话，我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3］他的文学批评总是能用简练生动、富于诗意的散文化语言将复杂的人生哲理蕴含其中，化俗为雅、举重若轻。在朱自清那里，“批评文本并不仅仅是一种探讨理论、承载理性思考的容器，容器本身的质地、式样和形式也是需要讲究的。如同创作需要雕琢形式与语言一样，批评也需要雕琢自己的形式和语言。”［1］因而在他的批评文本中，比如《诗言志辨》等，讨论的大都是十分专业的文学问题，其中不乏高深的理论术语，但其文体形式却绝不是完全遵照学术规范的套路与准则。它更像一组形式灵活、自由生动的艺术随笔，时而恣肆、时而妙趣横生，自由穿越于作家与作品之间。可以说，朱自清的系列批评著作既是颇有深度的学术文章，也是不乏美感、趣味丰富的散文佳作。在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中，睿智满溢、生动活泼又极富哲理的语言随处可见。《＜忆＞跋》就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开篇就是: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场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7］文章读来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同时又充满哲理与诗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最莹澈的哲理轻轻读来像诗句，而至性至情的极处也无不呈现哲理所特有的一片透明色彩吧。

3、深入作家审美经验的批评意识。多年的文学创作，朱自清对生活的感悟力与敏感度显得尤为丰富。因而，在进行具体的批评活动时，他既是批评家同时又能够适时转化角度，同时以一位作家的角度与立场探讨文学本身，追求批评主客体灵魂层面的契合于交流，从而讨论作品的成败与得失。当代作家批评家曹文轩曾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须的情趣。”［5］这些珍贵的创作经验使得朱自清在从事批评活动时，总能从一名作家的审美经验和切身感悟出发，探讨作家创作的各个环节，从而进行挚友式的点评与建议。在批评风格上，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带有明显的经验性。朱自清与文学产生不可割舍的情缘始于他的新诗创作，后又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散文。可以说，他是在具备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后在一系列批评活动中逐渐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它并非是子虚乌有的理论探讨与逻辑分析，也绝不是完全理论层面的总结性的产物，而是朱自清在历经多年的创作体验之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感受生活与体验艺术的结晶。他非常注重作品中心与物的交流沟通，强调艺术直觉与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总是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一些中国印象式鉴赏与批评的气息。同时，朱自清传承了“致用”的文学理念，散发出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能够将文学批评融入进整个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中。其批评活动从创作实践中来，到创作中去，始终能够站在社会人生的高度去评析当时文坛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因而，其批评活动自始至终流露出浓厚的传统文学批评的味道，注重批评经验，强调作家亲身感悟，这无疑熔铸了朱自清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与对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