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计量论文范文10篇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1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发展阶段/现状/趋势

目前可获得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相关论文最早出现在1964年，张琪玉、王恩光分别在《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第5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编辑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但文献计量学在我国的真正兴起和传播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育和实际应用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已成为图书情报与科学评价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1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1][2][3]，编制了表1（不含港、澳、台的文献数）。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以及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我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表1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分期统计表

附图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1988年以来，我国文献计量学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特别是在科学评价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在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美国的SCI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承担国家科技部的资助课题，建立“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三是《文献计量学》等几部专著或教材相继出版，“把文献计量学的有关知识体系化了，使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由局部知识的创造进入系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4]。这一进展已经成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同时，从表1来看，1988-2000年发表的论著数大幅上升，总数达到2032件，年均文献量为156.3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2.21倍。这些都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正处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2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

2.1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并形成了本学科的核心情报源

根据统计资料[2][3]，我们编制了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论文数增长较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3年比1982年增长31％，进入发展初期阶段；1988年首次突破100篇，达到118篇，比1987年增长37.2％，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文献计量学论著2534篇/部（含著作），每年平均文献量达到115.2篇/部，而且1988年以来基本上处于稳定，最高的是1991年达到227篇。这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离散规律，的期刊达到225种，图书28种，涉及的作者达1783人（含合作者）[2]。初步分析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增长和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的分布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即文献增长按指数曲线上升；80％的论文集中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而20％的论文又高度分散在80％的一般期刊中，等等。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39种期刊，发文数量占论文总数的70％左右；而发文50篇以上的重要核心期刊只有10种，它们依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世界图书（B辑）*、情报学刊*、情报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情报业务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已停刊）。这些核心期刊都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在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的还设有“文献计量学”专栏，如《情报学报》，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它在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表2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附图

*含《世界图书》核心期刊测定专辑中的论文

2.2确立并提高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

目前，文献计量学已被公认为国际图书情报领域内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1981年，White和Griffith[5]指出：“包括引文分析在内，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而且是生气勃勃的一半。”这说明国际情报学术界对文献计量学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随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知识的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献计量学也得到了国内图书情报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作为情报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还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佐证：①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的国家标准中，正式确认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三级学科地位；②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情报学部分，在“信息”、“情报”等大条目之后，紧接着列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献计量学”，并安排11个词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③一些学术刊物或检索工具开辟专栏，报道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外进展，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从1989年起不定期增设了“文献计量学”栏目，《情报学报》也从1988年起不定期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专栏；④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文献计量学早在1983年就被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成为本专业教学的必修课程，武汉大学还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研究生方向，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⑤提高了认识，成立了学术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宣传、讲授和深入研究，现在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其基本任务是：确立学科发展目标和策略，制定研究规划、提供研究选题指导，组织研究分工和协作，开展学术和信息交流，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等，这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有了学术组织保证，由分散的个体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研究阶段；⑥最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资助了10多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进其研究上规模、上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

2.3研究范围拓宽，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取得进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理论、方法探讨，又有广泛的应用研究，以及国外研究进展的评介等。特别是其应用的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学、科技管理、科技史、人才学、预测学、未来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具体专业学科领域的应用更广，至少有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50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过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基本上包括八大主题，这些主题的重点次序是：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集中与分散定律、文献统计与应用、文献计量学总论、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预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文献增长与老化率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是其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各个方面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科技管理、预测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当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针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这方面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

2.4文献计量工具和研究手段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料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资料来源工具和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引文分析所必需的大量资料，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解决文献计量工具问题，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特别强调“开展我国文献计量工具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国内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1]，并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①引进和开发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②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③开展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兰州大学图书馆靖钦恕、钱家秀研究馆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首次编制了《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尽管这部索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国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的可贵的先例”。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研究是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文献计量学突破的重要途径，可用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来实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规模化、模型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利用美国的SCI、EI和ISTP等工具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被引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每年发表一本统计分析报告，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其统计分析结果，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和网络版；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也具有一定的文献统计分析功能。这些都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现代化工具，大大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2.5文献计量学教育起步很快，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将其搬上了大学的讲坛，正式开始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教学活动。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就率先把“文献计量学”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硕士学位课）课程，并出版了有关的教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所大学开设了这一课程。武汉大学等单位还招收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和合理的层次结构。通过课程教学，既宣讲、普及了文献计量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又为这一学科培养了专门人才，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2.6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

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计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相继涌现出许多核心作者，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从作者群的构成来看，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和优势，其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令人可喜的是，这些核心著者以中青年居多数。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情报意识，从不同角度对文献计量学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其研究十分活跃，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1964-2001年间，我国共有1783位作者在225种期刊上发表过文献计量学论文。这是一支人数不算少的作者队伍，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2]。

2.7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文献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科学活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交流关系，与国外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Garfield、Braun、Egghe、Rousseau等都有通讯联系；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讨会从

第一届起就有国内学者赴会、参与国际交流；第9届国际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年会将于2003年在北京举行；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国际研讨会也是两年一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每次会议都有国外代表参加研讨和交流。国际刊物Scientometrics是发表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1993年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教授被聘为该刊国际编委；《国外情报科学》、《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译文，正式出版了《科学计量学指针》、《情报计量学引论》等译著，我国学者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合作研究有的已经开始，有的正在筹划中。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3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3.1科学化趋势

1969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Britchard）正式提出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以取代当时已有47年历史但却很少使用的“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bibliography）名称。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真正开始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在其后的30多年中，国际文献计量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代表着情报科学的主流方向和学科发展趋势。在这种科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中，我们也特别强调要提高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要确立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着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内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当前，文献计量学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学科；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计量学”学科群的体系结构，包括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三计学”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实际应用，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之时，更要重视它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实现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3.2信息化趋势

所谓信息化趋势，主要是指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的趋势。

正如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一样，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信息（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6]。可以说，文献计量学是信息（情报）计量学的基础，而信息（情报）计量学则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论文可分为4大类：①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②情报检索理论；③情报学理论研究；④情报经济学与情报成果评价。其中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定量化研究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论文数占46.6％[7]。可见，文献计量学是情报信息定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朝着信息（情报）计量学的方向迈进。从计量单元来说，文献计量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早在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的小森隆通过对塑料、橡胶和纤维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的统计分析，成功地预测了高分子材料的产品结构及发展前景。陈光祚教授研制的电子出版物具有信息计量功能和知识项聚类功能，为文献计量学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途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全文数据库，它的文本中的任何知识单元甚至每个单字都是可以检索和统计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文献计量学的计量单元从一篇篇文献而演化到文献中的各个知识单元，甚至单字一级，从而使信息计量分析成为可能，并达到新的分析深度。这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已经发展到文献信息计量阶段，并继续向信息计量学境界发展。

3.3网络化趋势

最近几年，在有关网络或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术语，即webmetrics和cybermetrics，可以直译为“网络计量学”和“赛博计量学”（或计算机计量学）。但由于计量的对象是网上的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信息，而非“网络”或“计算机”本身，因此可以将此意译为“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网上信息计量学”。据目前见到的文献报道，webmetrics术语是阿曼德（T.C.Almind）于1997年提出来的。1997年，阿曼德等人在《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路信息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webmetrics这一术语，并认为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完全可以用于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8]。关于另一个与之十分相似的术语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出现了以该词命名的电子期刊或学术论坛，这主要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INDOC）组织和出版的。若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目标等方面来看，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当前特定的科学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迅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为网络管理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依据，而网络管理定量化的实践需求又会促进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全面发展[9]。

3.4自动化趋势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手段逐步从手工统计分析向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过渡，出现了明显的自动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计算机辅助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实现了套录资料重组建库以及多种资料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机辅助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标志着我国信息计量研究的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特别是我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一批数据库光盘或网络版的研究成功和出版发行，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将大大促进自动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

3.5实业化趋势

通过对文献计量学的长期研究、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科技评价、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和计量资料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和支持，而且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还有的单位在建立有关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统计评价和分析咨询服务；有的还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定量评价和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成为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类型和形式。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实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实业化趋势是我国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6国际化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无论是科学研究的选题、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和应用等，都必须立足世界，站在国际前沿和水平上来展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J].情报学报，1987，6（6）：466-472.

[2]大会秘书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考资料（二）[C].2001.12.

[3]孟连生，丁颖.中国文献计量学核心文献、核心著者与核心期刊[J].图书情报工作，1998，（4）：21-24.

[4]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5]WhiteHD，GriffithBC.Authorcocitation：aliteraturemeasureofintellectualstructure[J].JASIS，1981，32（3）：153-172.

[6]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进展与发展方向[J].情报学报，1994，（6）：454-463.

[7]张保明.我国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进展[J].情报学报，1986，5（3-4）：294-305.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2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发展阶段/现状/趋势

目前可获得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相关论文最早出现在1964年，张琪玉、王恩光分别在《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第5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编辑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但文献计量学在我国的真正兴起和传播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育和实际应用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已成为图书情报与科学评价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1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1][2][3]，编制了表1（不含港、澳、台的文献数）。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以及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我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表1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分期统计表

附图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1988年以来，我国文献计量学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特别是在科学评价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在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美国的SCI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承担国家科技部的资助课题，建立“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三是《文献计量学》等几部专著或教材相继出版，“把文献计量学的有关知识体系化了，使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由局部知识的创造进入系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4]。这一进展已经成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同时，从表1来看，1988-2000年发表的论著数大幅上升，总数达到2032件，年均文献量为156.3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2.21倍。这些都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正处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2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

2.1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并形成了本学科的核心情报源

根据统计资料[2][3]，我们编制了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论文数增长较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3年比1982年增长31％，进入发展初期阶段；1988年首次突破100篇，达到118篇，比1987年增长37.2％，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文献计量学论著2534篇/部（含著作），每年平均文献量达到115.2篇/部，而且1988年以来基本上处于稳定，最高的是1991年达到227篇。这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离散规律，的期刊达到225种，图书28种，涉及的作者达1783人（含合作者）[2]。初步分析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增长和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的分布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即文献增长按指数曲线上升；80％的论文集中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而20％的论文又高度分散在80％的一般期刊中，等等。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39种期刊，发文数量占论文总数的70％左右；而发文50篇以上的重要核心期刊只有10种，它们依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世界图书（B辑）*、情报学刊*、情报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情报业务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已停刊）。这些核心期刊都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在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的还设有“文献计量学”专栏，如《情报学报》，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它在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表2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附图

*含《世界图书》核心期刊测定专辑中的论文

2.2确立并提高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

目前，文献计量学已被公认为国际图书情报领域内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1981年，White和Griffith[5]指出：“包括引文分析在内，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而且是生气勃勃的一半。”这说明国际情报学术界对文献计量学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随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知识的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献计量学也得到了国内图书情报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作为情报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还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佐证：①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的国家标准中，正式确认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三级学科地位；②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情报学部分，在“信息”、“情报”等大条目之后，紧接着列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献计量学”，并安排11个词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③一些学术刊物或检索工具开辟专栏，报道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外进展，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从1989年起不定期增设了“文献计量学”栏目，《情报学报》也从1988年起不定期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专栏；④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文献计量学早在1983年就被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成为本专业教学的必修课程，武汉大学还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研究生方向，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⑤提高了认识，成立了学术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宣传、讲授和深入研究，现在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其基本任务是：确立学科发展目标和策略，制定研究规划、提供研究选题指导，组织研究分工和协作，开展学术和信息交流，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等，这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有了学术组织保证，由分散的个体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研究阶段；⑥最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资助了10多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进其研究上规模、上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

2.3研究范围拓宽，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取得进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理论、方法探讨，又有广泛的应用研究，以及国外研究进展的评介等。特别是其应用的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学、科技管理、科技史、人才学、预测学、未来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具体专业学科领域的应用更广，至少有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50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过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基本上包括八大主题，这些主题的重点次序是：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集中与分散定律、文献统计与应用、文献计量学总论、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预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文献增长与老化率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是其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各个方面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科技管理、预测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当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针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这方面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

2.4文献计量工具和研究手段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料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资料来源工具和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引文分析所必需的大量资料，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解决文献计量工具问题，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特别强调“开展我国文献计量工具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国内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1]，并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①引进和开发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②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③开展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兰州大学图书馆靖钦恕、钱家秀研究馆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首次编制了《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尽管这部索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国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的可贵的先例”。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研究是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文献计量学突破的重要途径，可用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来实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规模化、模型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利用美国的SCI、EI和ISTP等工具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被引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每年发表一本统计分析报告，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其统计分析结果，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和网络版；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也具有一定的文献统计分析功能。这些都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现代化工具，大大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2.5文献计量学教育起步很快，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将其搬上了大学的讲坛，正式开始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教学活动。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就率先把“文献计量学”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硕士学位课）课程，并出版了有关的教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所大学开设了这一课程。武汉大学等单位还招收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和合理的层次结构。通过课程教学，既宣讲、普及了文献计量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又为这一学科培养了专门人才，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2.6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

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计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相继涌现出许多核心作者，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从作者群的构成来看，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和优势，其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令人可喜的是，这些核心著者以中青年居多数。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情报意识，从不同角度对文献计量学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其研究十分活跃，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1964-2001年间，我国共有1783位作者在225种期刊上发表过文献计量学论文。这是一支人数不算少的作者队伍，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2]。

2.7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文献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科学活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交流关系，与国外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Garfield、Braun、Egghe、Rousseau等都有通讯联系；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讨会从

第一届起就有国内学者赴会、参与国际交流；第9届国际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年会将于2003年在北京举行；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国际研讨会也是两年一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每次会议都有国外代表参加研讨和交流。国际刊物Scientometrics是发表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1993年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教授被聘为该刊国际编委；《国外情报科学》、《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译文，正式出版了《科学计量学指针》、《情报计量学引论》等译著，我国学者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合作研究有的已经开始，有的正在筹划中。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3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3.1科学化趋势

1969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Britchard）正式提出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以取代当时已有47年历史但却很少使用的“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bibliography）名称。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真正开始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在其后的30多年中，国际文献计量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代表着情报科学的主流方向和学科发展趋势。在这种科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中，我们也特别强调要提高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要确立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着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内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当前，文献计量学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学科；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计量学”学科群的体系结构，包括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三计学”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实际应用，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之时，更要重视它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实现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3.2信息化趋势

所谓信息化趋势，主要是指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的趋势。

正如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一样，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信息（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6]。可以说，文献计量学是信息（情报）计量学的基础，而信息（情报）计量学则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论文可分为4大类：①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②情报检索理论；③情报学理论研究；④情报经济学与情报成果评价。其中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定量化研究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论文数占46.6％[7]。可见，文献计量学是情报信息定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朝着信息（情报）计量学的方向迈进。从计量单元来说，文献计量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早在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的小森隆通过对塑料、橡胶和纤维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的统计分析，成功地预测了高分子材料的产品结构及发展前景。陈光祚教授研制的电子出版物具有信息计量功能和知识项聚类功能，为文献计量学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途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全文数据库，它的文本中的任何知识单元甚至每个单字都是可以检索和统计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文献计量学的计量单元从一篇篇文献而演化到文献中的各个知识单元，甚至单字一级，从而使信息计量分析成为可能，并达到新的分析深度。这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已经发展到文献信息计量阶段，并继续向信息计量学境界发展。

3.3网络化趋势

最近几年，在有关网络或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术语，即webmetrics和cybermetrics，可以直译为“网络计量学”和“赛博计量学”（或计算机计量学）。但由于计量的对象是网上的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信息，而非“网络”或“计算机”本身，因此可以将此意译为“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网上信息计量学”。据目前见到的文献报道，webmetrics术语是阿曼德（T.C.Almind）于1997年提出来的。1997年，阿曼德等人在《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路信息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webmetrics这一术语，并认为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完全可以用于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8]。关于另一个与之十分相似的术语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出现了以该词命名的电子期刊或学术论坛，这主要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INDOC）组织和出版的。若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目标等方面来看，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当前特定的科学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迅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为网络管理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依据，而网络管理定量化的实践需求又会促进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全面发展[9]。

3.4自动化趋势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手段逐步从手工统计分析向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过渡，出现了明显的自动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计算机辅助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实现了套录资料重组建库以及多种资料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机辅助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标志着我国信息计量研究的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特别是我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一批数据库光盘或网络版的研究成功和出版发行，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将大大促进自动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

3.5实业化趋势

通过对文献计量学的长期研究、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科技评价、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和计量资料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和支持，而且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还有的单位在建立有关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统计评价和分析咨询服务；有的还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定量评价和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成为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类型和形式。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实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实业化趋势是我国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6国际化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无论是科学研究的选题、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和应用等，都必须立足世界，站在国际前沿和水平上来展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J].情报学报，1987，6（6）：466-472.

[2]大会秘书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考资料（二）[C].2001.12.

[3]孟连生，丁颖.中国文献计量学核心文献、核心著者与核心期刊[J].图书情报工作，1998，（4）：21-24.

[4]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5]WhiteHD，GriffithBC.Authorcocitation：aliteraturemeasureofintellectualstructure[J].JASIS，1981，32（3）：153-172.

[6]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进展与发展方向[J].情报学报，1994，（6）：454-463.

[7]张保明.我国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进展[J].情报学报，1986，5（3-4）：294-305.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3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发展阶段/现状/趋势

目前可获得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相关论文最早出现在1964年，张琪玉、王恩光分别在《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第5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编辑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但文献计量学在我国的真正兴起和传播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育和实际应用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已成为图书情报与科学评价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1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1][2][3]，编制了表1（不含港、澳、台的文献数）。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以及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我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表1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分期统计表

附图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1988年以来，我国文献计量学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特别是在科学评价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在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美国的SCI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承担国家科技部的资助课题，建立“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三是《文献计量学》等几部专著或教材相继出版，“把文献计量学的有关知识体系化了，使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由局部知识的创造进入系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4]。这一进展已经成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同时，从表1来看，1988-2000年发表的论著数大幅上升，总数达到2032件，年均文献量为156.3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2.21倍。这些都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正处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2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

2.1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并形成了本学科的核心情报源

根据统计资料[2][3]，我们编制了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论文数增长较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3年比1982年增长31％，进入发展初期阶段；1988年首次突破100篇，达到118篇，比1987年增长37.2％，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文献计量学论著2534篇/部（含著作），每年平均文献量达到115.2篇/部，而且1988年以来基本上处于稳定，最高的是1991年达到227篇。这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离散规律，的期刊达到225种，图书28种，涉及的作者达1783人（含合作者）[2]。初步分析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增长和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的分布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即文献增长按指数曲线上升；80％的论文集中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而20％的论文又高度分散在80％的一般期刊中，等等。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39种期刊，发文数量占论文总数的70％左右；而发文50篇以上的重要核心期刊只有10种，它们依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世界图书（B辑）*、情报学刊*、情报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情报业务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已停刊）。这些核心期刊都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在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的还设有“文献计量学”专栏，如《情报学报》，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它在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表2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附图

*含《世界图书》核心期刊测定专辑中的论文

2.2确立并提高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

目前，文献计量学已被公认为国际图书情报领域内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1981年，White和Griffith[5]指出：“包括引文分析在内，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而且是生气勃勃的一半。”这说明国际情报学术界对文献计量学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随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知识的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献计量学也得到了国内图书情报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作为情报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还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佐证：①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的国家标准中，正式确认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三级学科地位；②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情报学部分，在“信息”、“情报”等大条目之后，紧接着列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献计量学”，并安排11个词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③一些学术刊物或检索工具开辟专栏，报道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外进展，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从1989年起不定期增设了“文献计量学”栏目，《情报学报》也从1988年起不定期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专栏；④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文献计量学早在1983年就被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成为本专业教学的必修课程，武汉大学还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研究生方向，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⑤提高了认识，成立了学术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宣传、讲授和深入研究，现在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其基本任务是：确立学科发展目标和策略，制定研究规划、提供研究选题指导，组织研究分工和协作，开展学术和信息交流，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等，这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有了学术组织保证，由分散的个体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研究阶段；⑥最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资助了10多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进其研究上规模、上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

2.3研究范围拓宽，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取得进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理论、方法探讨，又有广泛的应用研究，以及国外研究进展的评介等。特别是其应用的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学、科技管理、科技史、人才学、预测学、未来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具体专业学科领域的应用更广，至少有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50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过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基本上包括八大主题，这些主题的重点次序是：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集中与分散定律、文献统计与应用、文献计量学总论、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预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文献增长与老化率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是其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各个方面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科技管理、预测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当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针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这方面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

2.4文献计量工具和研究手段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料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资料来源工具和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引文分析所必需的大量资料，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解决文献计量工具问题，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特别强调“开展我国文献计量工具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国内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1]，并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①引进和开发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②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③开展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兰州大学图书馆靖钦恕、钱家秀研究馆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首次编制了《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尽管这部索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国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的可贵的先例”。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研究是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文献计量学突破的重要途径，可用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来实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规模化、模型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利用美国的SCI、EI和ISTP等工具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被引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每年发表一本统计分析报告，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其统计分析结果，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和网络版；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也具有一定的文献统计分析功能。这些都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现代化工具，大大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2.5文献计量学教育起步很快，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将其搬上了大学的讲坛，正式开始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教学活动。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就率先把“文献计量学”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硕士学位课）课程，并出版了有关的教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所大学开设了这一课程。武汉大学等单位还招收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和合理的层次结构。通过课程教学，既宣讲、普及了文献计量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又为这一学科培养了专门人才，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2.6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

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计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相继涌现出许多核心作者，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从作者群的构成来看，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和优势，其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令人可喜的是，这些核心著者以中青年居多数。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情报意识，从不同角度对文献计量学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其研究十分活跃，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1964-2001年间，我国共有1783位作者在225种期刊上发表过文献计量学论文。这是一支人数不算少的作者队伍，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2]。

2.7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文献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科学活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交流关系，与国外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Garfield、Braun、Egghe、Rousseau等都有通讯联系；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讨会从

第一届起就有国内学者赴会、参与国际交流；第9届国际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年会将于2003年在北京举行；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国际研讨会也是两年一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每次会议都有国外代表参加研讨和交流。国际刊物Scientometrics是发表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1993年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教授被聘为该刊国际编委；《国外情报科学》、《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译文，正式出版了《科学计量学指针》、《情报计量学引论》等译著，我国学者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合作研究有的已经开始，有的正在筹划中。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3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3.1科学化趋势

1969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Britchard）正式提出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以取代当时已有47年历史但却很少使用的“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bibliography）名称。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真正开始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在其后的30多年中，国际文献计量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代表着情报科学的主流方向和学科发展趋势。在这种科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中，我们也特别强调要提高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要确立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着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内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当前，文献计量学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学科；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计量学”学科群的体系结构，包括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三计学”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实际应用，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之时，更要重视它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实现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3.2信息化趋势

所谓信息化趋势，主要是指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的趋势。

正如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一样，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信息（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6]。可以说，文献计量学是信息（情报）计量学的基础，而信息（情报）计量学则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论文可分为4大类：①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②情报检索理论；③情报学理论研究；④情报经济学与情报成果评价。其中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定量化研究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论文数占46.6％[7]。可见，文献计量学是情报信息定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朝着信息（情报）计量学的方向迈进。从计量单元来说，文献计量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早在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的小森隆通过对塑料、橡胶和纤维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的统计分析，成功地预测了高分子材料的产品结构及发展前景。陈光祚教授研制的电子出版物具有信息计量功能和知识项聚类功能，为文献计量学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途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全文数据库，它的文本中的任何知识单元甚至每个单字都是可以检索和统计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文献计量学的计量单元从一篇篇文献而演化到文献中的各个知识单元，甚至单字一级，从而使信息计量分析成为可能，并达到新的分析深度。这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已经发展到文献信息计量阶段，并继续向信息计量学境界发展。

3.3网络化趋势

最近几年，在有关网络或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术语，即webmetrics和cybermetrics，可以直译为“网络计量学”和“赛博计量学”（或计算机计量学）。但由于计量的对象是网上的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信息，而非“网络”或“计算机”本身，因此可以将此意译为“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网上信息计量学”。据目前见到的文献报道，webmetrics术语是阿曼德（T.C.Almind）于1997年提出来的。1997年，阿曼德等人在《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路信息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webmetrics这一术语，并认为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完全可以用于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8]。关于另一个与之十分相似的术语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出现了以该词命名的电子期刊或学术论坛，这主要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INDOC）组织和出版的。若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目标等方面来看，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当前特定的科学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迅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为网络管理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依据，而网络管理定量化的实践需求又会促进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全面发展[9]。

3.4自动化趋势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手段逐步从手工统计分析向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过渡，出现了明显的自动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计算机辅助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实现了套录资料重组建库以及多种资料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机辅助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标志着我国信息计量研究的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特别是我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一批数据库光盘或网络版的研究成功和出版发行，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将大大促进自动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

3.5实业化趋势

通过对文献计量学的长期研究、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科技评价、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和计量资料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和支持，而且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还有的单位在建立有关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统计评价和分析咨询服务；有的还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定量评价和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成为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类型和形式。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实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实业化趋势是我国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6国际化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无论是科学研究的选题、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和应用等，都必须立足世界，站在国际前沿和水平上来展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J].情报学报，1987，6（6）：466-472.

[2]大会秘书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考资料（二）[C].2001.12.

[3]孟连生，丁颖.中国文献计量学核心文献、核心著者与核心期刊[J].图书情报工作，1998，（4）：21-24.

[4]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5]WhiteHD，GriffithBC.Authorcocitation：aliteraturemeasureofintellectualstructure[J].JASIS，1981，32（3）：153-172.

[6]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进展与发展方向[J].情报学报，1994，（6）：454-463.

[7]张保明.我国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进展[J].情报学报，1986，5（3-4）：294-305.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4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1][2][3]，编制了表1（不含港、澳、台的文献数）。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以及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我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表1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分期统计表

附图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1988年以来，我国文献计量学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特别是在科学评价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在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美国的SCI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承担国家科技部的资助课题，建立“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三是《文献计量学》等几部专著或教材相继出版，“把文献计量学的有关知识体系化了，使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由局部知识的创造进入系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4]。这一进展已经成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同时，从表1来看，1988-2000年发表的论著数大幅上升，总数达到2032件，年均文献量为156.3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2.21倍。这些都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正处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2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

2.1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并形成了本学科的核心情报源

根据统计资料[2][3]，我们编制了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论文数增长较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3年比1982年增长31％，进入发展初期阶段；1988年首次突破100篇，达到118篇，比1987年增长37.2％，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文献计量学论著2534篇/部（含著作），每年平均文献量达到115.2篇/部，而且1988年以来基本上处于稳定，最高的是1991年达到227篇。这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离散规律，的期刊达到225种，图书28种，涉及的作者达1783人（含合作者）[2]。初步分析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增长和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的分布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即文献增长按指数曲线上升；80％的论文集中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而20％的论文又高度分散在80％的一般期刊中，等等。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39种期刊，发文数量占论文总数的70％左右；而发文50篇以上的重要核心期刊只有10种，它们依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世界图书（B辑）*、情报学刊*、情报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情报业务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已停刊）。这些核心期刊都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在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的还设有“文献计量学”专栏，如《情报学报》，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它在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表2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附图

*含《世界图书》核心期刊测定专辑中的论文

2.2确立并提高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

目前，文献计量学已被公认为国际图书情报领域内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1981年，White和Griffith[5]指出：“包括引文分析在内，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而且是生气勃勃的一半。”这说明国际情报学术界对文献计量学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随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知识的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献计量学也得到了国内图书情报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作为情报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还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佐证：①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的国家标准中，正式确认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三级学科地位；②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情报学部分，在“信息”、“情报”等大条目之后，紧接着列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献计量学”，并安排11个词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③一些学术刊物或检索工具开辟专栏，报道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外进展，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从1989年起不定期增设了“文献计量学”栏目，《情报学报》也从1988年起不定期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专栏；④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文献计量学早在1983年就被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成为本专业教学的必修课程，武汉大学还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研究生方向，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⑤提高了认识，成立了学术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宣传、讲授和深入研究，现在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其基本任务是：确立学科发展目标和策略，制定研究规划、提供研究选题指导，组织研究分工和协作，开展学术和信息交流，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等，这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有了学术组织保证，由分散的个体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研究阶段；⑥最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资助了10多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进其研究上规模、上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

2.3研究范围拓宽，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取得进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理论、方法探讨，又有广泛的应用研究，以及国外研究进展的评介等。特别是其应用的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学、科技管理、科技史、人才学、预测学、未来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具体专业学科领域的应用更广，至少有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50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过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基本上包括八大主题，这些主题的重点次序是：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集中与分散定律、文献统计与应用、文献计量学总论、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预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文献增长与老化率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是其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各个方面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科技管理、预测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当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针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这方面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

2.4文献计量工具和研究手段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料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资料来源工具和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引文分析所必需的大量资料，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解决文献计量工具问题，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特别强调“开展我国文献计量工具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国内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1]，并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①引进和开发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②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③开展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兰州大学图书馆靖钦恕、钱家秀研究馆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首次编制了《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尽管这部索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国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的可贵的先例”。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研究是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文献计量学突破的重要途径，可用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来实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规模化、模型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利用美国的SCI、EI和ISTP等工具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被引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每年发表一本统计分析报告，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其统计分析结果，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和网络版；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也具有一定的文献统计分析功能。这些都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现代化工具，大大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

2.5文献计量学教育起步很快，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将其搬上了大学的讲坛，正式开始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教学活动。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就率先把“文献计量学”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硕士学位课）课程，并出版了有关的教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所大学开设了这一课程。武汉大学等单位还招收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和合理的层次结构。通过课程教学，既宣讲、普及了文献计量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又为这一学科培养了专门人才，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2.6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

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计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相继涌现出许多核心作者，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从作者群的构成来看，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和优势，其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令人可喜的是，这些核心著者以中青年居多数。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情报意识，从不同角度对文献计量学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其研究十分活跃，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1964-2001年间，我国共有1783位作者在225种期刊上发表过文献计量学论文。这是一支人数不算少的作者队伍，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2]。

2.7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文献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科学活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交流关系，与国外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Garfield、Braun、Egghe、Rousseau等都有通讯联系；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讨会从第一届起就有国内学者赴会、参与国际交流；第9届国际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年会将于2003年在北京举行；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国际研讨会也是两年一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每次会议都有国外代表参加研讨和交流。国际刊物Scientometrics是发表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1993年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教授被聘为该刊国际编委；《国外情报科学》、《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译文，正式出版了《科学计量学指针》、《情报计量学引论》等译著，我国学者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合作研究有的已经开始，有的正在筹划中。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3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3.1科学化趋势

1969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Britchard）正式提出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以取代当时已有47年历史但却很少使用的“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bibliography）名称。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真正开始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在其后的30多年中，国际文献计量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代表着情报科学的主流方向和学科发展趋势。在这种科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中，我们也特别强调要提高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要确立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着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内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当前，文献计量学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学科；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计量学”学科群的体系结构，包括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三计学”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实际应用，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之时，更要重视它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实现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3.2信息化趋势

所谓信息化趋势，主要是指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的趋势。

正如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一样，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信息（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6]。可以说，文献计量学是信息（情报）计量学的基础，而信息（情报）计量学则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论文可分为4大类：①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②情报检索理论；③情报学理论研究；④情报经济学与情报成果评价。其中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定量化研究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论文数占46.6％[7]。可见，文献计量学是情报信息定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朝着信息（情报）计量学的方向迈进。从计量单元来说，文献计量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早在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的小森隆通过对塑料、橡胶和纤维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的统计分析，成功地预测了高分子材料的产品结构及发展前景。陈光祚教授研制的电子出版物具有信息计量功能和知识项聚类功能，为文献计量学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途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全文数据库，它的文本中的任何知识单元甚至每个单字都是可以检索和统计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文献计量学的计量单元从一篇篇文献而演化到文献中的各个知识单元，甚至单字一级，从而使信息计量分析成为可能，并达到新的分析深度。这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已经发展到文献信息计量阶段，并继续向信息计量学境界发展。

3.3网络化趋势

最近几年，在有关网络或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术语，即webmetrics和cybermetrics，可以直译为“网络计量学”和“赛博计量学”（或计算机计量学）。但由于计量的对象是网上的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信息，而非“网络”或“计算机”本身，因此可以将此意译为“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网上信息计量学”。据目前见到的文献报道，webmetrics术语是阿曼德（T.C.Almind）于1997年提出来的。1997年，阿曼德等人在《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路信息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webmetrics这一术语，并认为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完全可以用于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8]。关于另一个与之十分相似的术语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出现了以该词命名的电子期刊或学术论坛，这主要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INDOC）组织和出版的。若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目标等方面来看，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当前特定的科学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迅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为网络管理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依据，而网络管理定量化的实践需求又会促进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全面发展[9]。

3.4自动化趋势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手段逐步从手工统计分析向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过渡，出现了明显的自动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计算机辅助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实现了套录资料重组建库以及多种资料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机辅助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标志着我国信息计量研究的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特别是我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一批数据库光盘或网络版的研究成功和出版发行，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将大大促进自动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

3.5实业化趋势

通过对文献计量学的长期研究、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科技评价、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和计量资料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和支持，而且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还有的单位在建立有关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统计评价和分析咨询服务；有的还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定量评价和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成为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类型和形式。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实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实业化趋势是我国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6国际化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无论是科学研究的选题、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和应用等，都必须立足世界，站在国际前沿和水平上来展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J].情报学报，1987，6（6）：466-472.

[2]大会秘书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考资料（二）[C].2001.12.

[3]孟连生，丁颖.中国文献计量学核心文献、核心著者与核心期刊[J].图书情报工作，1998，（4）：21-24.

[4]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5]WhiteHD，GriffithBC.Authorcocitation：aliteraturemeasureofintellectualstructure[J].JASIS，1981，32（3）：153-172.

[6]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进展与发展方向[J].情报学报，1994，（6）：454-463.

[7]张保明.我国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进展[J].情报学报，1986，5（3-4）：294-305.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5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Vault）又称为科学知识图谱，在图书情报界称为知识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文献计量学工具，能用图形化的方式形象地表示人们不易理解的信息，使人们在快速获取知识及其逻辑关系的同时，把握关键的知识点。知识图谱在国外的研究较为深入，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哲学、知识工程、知识管理等领域。但在国内科技期刊研究领域尚未涉及。

1.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17年的数据，采用专业检索，检索式为：SU=‘医学期刊’and（SU=‘办刊’ORSU=‘影响’ORSU=‘信息’ORSU=‘标准’ORSU=‘文献计量’ORSU=‘编辑’ORSU=‘网站’ORSU=‘编委’ORSU=‘作者’ORSU=‘国际’ORSU=‘规范’ORSU=‘影响因子’ORSU=‘作者’ORSU=‘被引频次’），后期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知识地图的展示。1.3研究范畴从总体情况、时间分布、研究热点、发表载体及期刊分布、基金论文情况和高频作者及机构分析6个维度可视化探究医学科技期刊领域的研究热点。

2结果

2.1总体情况

检索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7年，有关医学期刊研究的论文共计6857篇，CiteSpace软件抽取出作者12432个，关键词34471个。

2.2时间分布

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时间分布趋势进行分析，可从某一程度上说明该学科领域的研究热度[1]。2000年至2017年，有关医学期刊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见图1。总体研究论文的趋势呈上升趋势，2015年最多，高达885篇，2016年、2017年略有减少，分别为806篇和758篇。

2.3研究热点

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有助于了解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趋势和前沿方向[2]。本研究通过统计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分析当前医学科技期刊研究的热点。根据医学科技期刊研究关键词来看，研究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医学期刊（629次），编辑（169次），Meta分析（148次），系统评价（101次），文献计量学（93次）等。图2为医学科技期刊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又称为共现分析，能反映出研究热点间的相关性，经过聚类分析显示，医学科技期刊研究热点分为3大类。

2.4发表载体及期刊分布

对某一学科领域的发表载体和期刊分布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可推测出该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情况和文献的总体质量[3]。新世纪以来，从医学科技期刊相关研究的发表载体分布情况来看，有关医学期刊研究的载体以期刊论文为主，这与期刊论文量大面广、时效性较好有关[4]。期刊分布情况见图3。从发表期刊分布情况来看，分布相对比较均衡，期刊类型主要为：编辑出版类（如编辑学报等）、医药卫生总论类（中国医学论坛报、中国临床新医学、中国医药导报等）及医学信息学类（医学信息、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医学信息学杂志等）。

2.5基金论文情况

基金论文是指某论文受到各级各类基金资助的情况，往往可代表论文的质量和某一领域的新趋势和制高点[5]。基金论文分布见图4。经统计，基金论文为126篇，占所有的1.84%，资助项目普遍质量较高，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7项（占29.37%），其他也多为省部级及以上的项目资助。

2.6高频作者及机构分析

对某一学科领域的作者数量和机构分布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该学科领域研究者整体水平[6]。2000年至2017年，医学科技期刊研究论文作者分布情况见表1、表2。数据显示，作者分布呈现金字塔型，高产作者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占0.73%，作者机构大多分布在期刊社和设有医学专业的大学学报。

3讨论

3.1知识图谱分析

在知识图谱的定义上，有学者从功能角度阐释，认为知识图谱能可视化地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也有人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将其定义为把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科学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结合，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揭示科学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7]。知识图谱所描绘的对象主要包括[8]：（1）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和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项目组、实践团体或某一知识领域共同体；（2）显性或编码化的知识，如论文、专利、所学课程、数据库等；（3）过程或方法，包括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或方法、组织的业务流程，以及相关的知识投入等。知识图谱主要源于三大领域[9]：（1）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数据、信息、知识与知识域可视化研究；（2）图书情报领域的引文分析可视化、知识地图和知识网络等研究；（3）复杂网络系统和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

3.2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2000年至2017年，关于医学期刊的研究总体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相关论文的数量上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质量上也越来越高。（2）有关医学科技期刊研究载体仍以期刊为主，期刊类型比较分散，既有编辑出版类的期刊，又有医学类的期刊和大学学报，说明研究的平台相对较多。（3）从作者群体来看，该研究领域的作者较多，领军人才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比例较小；从作者工作岗位上看，从事医学期刊领域研究的多为医学期刊编辑，而作者机构则显示研究者多为核心医学期刊杂志社从业者，说明医学期刊平台越高，影响力越大，对研究亦越重视。（4）从基金论文比例看，整体受资助的研究还较少，但资助项目多为高水平的部级或省部级项目，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质量。（5）从研究热点的可视化结果可以看出，医学期刊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在编辑、Meta分析、系统评价、文献计量学及中医药等，体现了医学研究和期刊研究的双重性。通过对共现网络的聚类分析，发现医学期刊研究领域主要分布于三个方面：一是期刊研究领域的编辑（如水平提升、规范化、从业心理、审稿等）和文献计量学（如影响因子、被引用频次、办刊指标等）；二是医学研究领域的系统评价、荟萃分析等；三是随着近年来中医药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医药方面的期刊研究也逐渐呈现热点。（6）值得关注的是，医学期刊领域研究并没有近年来期刊研究中的新媒体、微博、云传媒等热词，说明医学科技期刊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新媒体化相比于其他领域期刊，走在了后面。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6

一、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获取《学报》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共30期刊载文章的相关文献计量指标，主要包括载文量、作者情况、基金论文情况及文章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等。具体操作如下：笔者首先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页面“文献来源”条目中录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时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检索规定时间内《学报》发表的全部文章，然后进行统计和分析。在进行统计时，笔者将征稿启事、征订启事、声明、消息、英文缩略词表等非学术研究篇章数据剔除，并与《学报》纸质刊进行逐一核对。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载文量情况

2016—2020年，《学报》共发表学术论文594篇、总页码为3019页，年均载文118.8篇、年均载文页码为603.8页，期均载文19.8篇、期均页码为100.6页（见表1)。载文量是期刊在一定时间内的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信息量大小及其学术贡献［2］。相关研究认为，篇均页码能够反映每篇文章的信息量，其值越大提示刊载文章的信息量越大［3-4］。为了吸收更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增加单篇论文的学术信息量，在维持篇均页码稳中有升的基础上，《学报》降低了载文量。

（二）作者情况

作者是期刊论文的创作者，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建立稳定并可持续发展的作者团队、探索和扩大新的作者群体是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内容［5］。探寻论文的作者数量有助于我们发现作者对科学研究的追踪趋势及其科研创作能力，同时，科研论文所需作者的数量也间接反映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6］。1.作者合作度与合著率作者合作度是指在某统计时段内，期刊所的平均作者数［7］。合著率是指期刊发表的合著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6］。科技期刊的学术论文一般为针对某一专业领域方向进行的相关科学研究的报道，其往往需要多名研究者相互合作完成相关实验等，故作者合作度与合著率是衡量科研合作程度的最直观量化指标［8］。2016—2020年《学报》载文作者合作度、合著率情况见表2。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2016—2020年《学报》载文594篇，作者总人数为2978人次，作者合作度为5.01人/篇。整体而言，2016—2020年《学报》发表文章均以合著为主，合著率均在95%以上，其中5人及以上合著完成的文章占比均超过50%，作者合作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作者来源分布情况《学报》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依托，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其作者主要来源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包括大学本部、附属医院及附属科研机构）。2016—2020年《学报》载文作者来源分布情况见表3。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2016—2020年《学报》载文作者仍主要来源于上海的科研或临床机构，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是《学报》作者的主要来源机构。近5年来源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占《学报》总发文量的67.2%。此外，在2016—2020年《学报》的载文中，上海作者（包括上海中医药大学）论文占比呈上升趋势，这与2019年和2020年《学报》编辑部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多个科研机构开展合作有关。

（三）基金论文情况

基金课题项目均需要经过较严格的专家评审，即其研究课题的创新性、科学性及研究背景、技术手段、研究团队人才构成、研究可行性等均要通过较为严格的审核，其可靠性具有一定的保障［9］。2016—2020年《学报》载文基金资助情况见表4。由表4我们可以看出，2016—2020年《学报》的基金论文占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16年的86.8%上升至2020年的99.0%。部级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等）资助论文比从2016年的29.5%上升至2020年的52.0%。可见，2016—2020年《学报》载文量虽有所减少，但基金资助论文特别是部级项目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及占比均有明显的上升，即刊发论文的学术质量有所上升。

（四）载文被引与下载情况

1.载文整体被引与下载情况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可以客观地评价期刊论文的质量及其学术影响力，反映科技期刊被使用和受关注的程度及其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2016—2020年《学报》载文被引与下载情况见表5。由表5我们可以看出，2016—2020年《学报》被引论文共计516篇，占全部比为86.9%，总被引频次为3455次，总下载频次为167827次；2016—2019年《学报》被引论文篇数占当年刊发论文总篇数的比例均超过85%，而2020年被引论文篇数占当年刊发论文总篇数的比例仅为53.4%，究其原因，主要与时间相关。相关研究表明，时间越久，被引用的概率越大，论文被引用的峰值时间通常在其发表后的5年左右［10］。故2016—2020年《学报》的被引频次呈逐年递减趋势。在通常情况下，刊发文章的被下载频次越多，则该文章被引用的可能性越大。2016—2019年《学报》论文的被下载频次基本稳定，均在30000次左右。而在2020年，由于病毒肺炎在国内的流行，《学报》紧密追踪科研热点，第一时间对肺炎疫情相关研究进行了报道，故刊发文章下载频次猛增。2.被引与下载排名前10位文章分析笔者通过对2016—2020年《学报》被引与下载排名前10位文章的题目、类型、被引或下载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2016—2020年《学报》被引排名前10位文章中有2篇为病毒肺炎相关研究文章，其他文章则以综述或述评文章为主；《学报》下载排名前10位的文章中有3篇为病毒肺炎相关研究文章，其他均为综述或述评文章。此结果指出，科技期刊论文选题必须抓住专业领域内当下的研究热点，如2020年初对肺炎疫情的相关研究报道，同时注重时效性，即越早，影响力越大。而质量高、选题角度佳的中药药理研究或某些中医擅长治疗疾病的辨证治疗与分析方面的综述或述评也是《学报》提高影响力的主要组稿方向。此外，在临床研究方面，中医导引锻炼、推拿手法等非药物疗法为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具有较好的学术效应，科技期刊还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涉及该领域的高质量临床研究的报道。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智慧档案馆；CSSCI；文献计量

为全面、客观地梳理近年来国内智慧档案馆的研究现状特点，系统地分析存在问题及成因，为未来工作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针对最近7年在CSSCI收录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简称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智慧档案馆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通过文献计量学的视角理清研究脉络。

1数据来源与方法

将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刊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且发文档次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国内智慧档案馆研究状况。对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的CSSCI和核心期刊来源文献进行检索，收集整理2013—2019年连续7年CSSCI和核心期刊收录的含“智慧档案馆”篇名或主题或关键词的论文，并删除了相关会议论文和非专门研究论文后共63篇。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收集过程中，存在着少数遗漏，考虑到少数遗漏对智慧档案馆研究态势的影响甚微，文章就以这63篇论文作为分析对象，并从期刊分布、核心作者、项目基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论文类型六个方面进行计量研究（表略）。

2统计分析

2.1期刊分布分析。经过统计分析，63篇有效样本在10种期刊中（表略）。这10种刊物除《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和《图书与情报》外，全为国内档案学重要专业核心期刊，刊文最多的5种刊物《档案与建设》《中国档案》《北京档案》《浙江档案》和《档案学通讯》，均刊文在7篇以上，分别占总数的20.63%、19.04%、14.29%、12.70%、11.11%，发文较多的5种刊物总计刊载论文49篇，占总数的77.78%。其他5种期刊总计刊载论文仅有18篇，占总数的22.22%。其他期刊发文平均在3.6篇，刊文较分散。综上所述，智慧档案馆当前研究成果刊发非常集中，在期刊平台方面基本形成了稳定、成熟的学术聚焦。特别是重要学术影响刊物《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刊载“智慧档案馆”方面的研究也较多，7年内刊发了12篇相关的论文，占总数的19.04%，符合重要学术刊物载文情况。重要学术影响刊物发文量适中，折射出“智慧档案馆”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颇多。2.2研究者分析。经统计分析，63篇论文涉及第一作者或独著作者51人，发文2篇以上的6人，7年间仅发表1篇论文的有45人，占总数的88.24%。这一方面说明了多数学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相关领域学术团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积极性。将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作者摘录出来，得知6位作者中莫家莉发文量最高，为6篇。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共12篇，占总发文量的19.05%。可见，核心作者群尚未真正形成。这51位作者中，知名学者较少，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较晚。可见智慧档案馆领域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较弱，研究能力整体性不强。2.3相关论文基金分析。对这63篇论文下载后，查阅基金来源，统计省级以上项目论文数量（同一论文标识几个基金项目，取档次最高者），得到标识基金项目论文（表略）。由省级以上科研基金资助的有关“智慧档案馆”的论文共计17篇，其中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科技基金等占4篇，教育部基金1篇，国家档案局基金占5篇，省社科基金和省教育基金等占7篇，省软科学基金占0篇。在所有统计的论文中，注明省级以上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为26.98%，而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科技基金等资助论文仅占6.35%。尽管注明省级以上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偏低，但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省级以上基金资助的论文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省级以上基金资助对“智慧档案馆”支持力度增加，一方面表明了智慧档案馆的研究价值得到普遍认可；另一方面表明智慧档案馆研究向纵深发展，已取得了可喜成果。2.4研究方法分析。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种基本研究范式，但是两者在哲学基础、研究目的、研究依据、研究思路和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智慧档案馆研究中，基本上采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或者定量和定性两者结合研究的文献比例非常少。在这63篇论文中，只有3篇论文属于定量和定性两者结合研究的论文。在这3篇论文中，文献计量研究占2篇，问卷调查研究占1篇。定量研究非常少，说明智慧档案馆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2.5研究内容分析。根据档案馆智慧化的内在逻辑：为何要智慧化——何为智慧化——何以智慧化，文中将档案馆智慧化研究分为三大块：（1）为何要智慧化的研究，包括档案馆智慧化的目的研究和智慧化环境的研究；（2）何为智慧化的研究，包括档案馆智慧化内涵、特征、关系、框架、功能等方面的研究；（3）何以智慧化的研究，包括具体策略的研究、机制研究、经验介绍、现状研究、评价研究和应用研究。统计过程中采取如下原则：首先剔除4篇文献型或综述型论文；其次，每一篇论文涉及多项研究内容，则根据论述的重点或倾向进行统计，若存在并列性研究，均按研究主题进行统计；最后对论文题目、关键词、假设和结论进行萃取。2.5.1为何要智慧化的研究。为何要智慧化，属于始源性问题的探讨，涉及智慧化目的和智慧化环境。智慧化目的和智慧化环境不属于档案馆智慧化的主体内容，其研究较少在情理之中。但是，档案馆智慧化目的是档案馆智慧化定位的依据。7年来，仅4篇文献阐述了档案馆智慧化的大环境，尚无文献系统地揭示档案馆智慧化的目的。适应智慧化大环境的发展确具有档案馆智慧化目的的成分，但并非档案馆智慧化目的的全部。由于智慧化目的不明确，智慧化定位模糊。2.5.2何为智慧化的研究。何为档案馆智慧化，通俗地说，就是智慧档案馆是什么模样的。智慧档案馆是什么预设了智慧档案馆的整体形态和微观结构。[1]勾勒智慧档案馆的模样，主要围绕智慧档案馆核心理论要素开展的概念、性质、功能、关系、体系框架等专题研究。这一部分一共有49篇论文，如《档案馆未来发展的新前景》《论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智慧档案馆建设》《试析智慧档案馆兴起与未来发展》等。基础理论研究面已经非常广，智慧档案馆的概念、性质、功能、关系、体系框架等研究均已涉及，并且研究颇丰。但令人遗憾的是每个主题的基本问题尚无定论，缺乏基本命题和定理，研究深度不够；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的理论共识。2.5.3何以智慧化的研究。何以智慧化？从根本上讲，就是档案馆智慧化实现。档案馆智慧化实现过程是档案馆智慧化研究中的最主要内容，学者基本认同这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过程。这部分共有50篇论文，涵盖主体因素、实现原则、具体策略、实现机制、经验介绍、现状描述、智慧服务和智慧应用。但对档案馆智慧化研究依然存在盲点，智慧化程度评价没有涉及。智慧化评价，是对档案馆智慧化建设的总体性衡量，其研究内容的缺乏，表明档案馆智慧化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档案馆智慧化策略进行研究，即讨论行动者如何达成智慧档案馆建设目标。策略的选择格外注重新技术的引用和方法的创新。智慧化模型是智慧化实现总体过程的一种刻画，充分体现着智慧化策略，但未对智慧化策略行为展开详细论述。2.6论文类型分析。论文根据其形态，存在多种类型。文中借用许德音、周长辉的分类，[2]将论文分为七大类：规范型、描述型、文献型、概念型、实证型、定性经验型和演绎数学模型。智慧档案馆的研究论文类型分布（表略），以描述型、概念型和定性经验型的论文居多，分别有33篇、11篇和8篇，占总量的82.54%，其他四种类型的论文相对较少，合计11篇，占总量的17.46%，且未见演绎数学模型论文和实证型论文。规范型论文往往是表明立场或建议性目的的文章，往往难以发表在CSSCI来源刊中，在这63篇论文中，规范型论文只有7篇，基本符合了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刊刊文选择。当然，在其他各类型的论文中，往往也存在研究者的立场或建议，仅仅是研究者针对案例做出研究和分析之后，自然而然的建议或立场。描述型论文较多，这与国内智慧档案馆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相匹配，尽管描述型论文学术贡献有限，但现状和数据的描述是进一步分析工作的前提。概念型和定性经验型论文相当多，表明智慧档案馆研究在初级阶段通过概念和经验来探究变量和概念的关系十分重要；况且，定性经验型论文中，均为案例研究，这也说明了案例研究比较适合智慧档案馆问题的研究。实证型论文只有0篇，也表明了智慧档案馆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文献型论文多是学者们对相关理论研究的总结和述评，能有效地推动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旭,赵豪迈.我国智慧档案馆研究现状与热点的可视化分析[J].档案管理,2017(02):34-36.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8

1期刊编辑部涉及的主要数据

1．1内部数据

主要指期刊采编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不同编辑部使用的采编系统大同小异，由作者注册，完善个人信息，而后按照投稿流程输入稿件信息，其中有些信息是必填项目，有些是选填项目。编辑部收到稿件后，由不同编辑、外审专家、主编在线完成稿件审读，稿件处理的所有信息均保留在采编系统。内部数据可以导出到Excel中。

1．2外部数据

期刊出版后，所刊登的文章被论文收录机构收录，在互联网上被下载、引用，进而产生能够反映论文学术价值的相关数据，以及编辑部根据自身需要从网络数据库中采集的数据。这部分数据需要定期采集，如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根据不同的检索条件，获取相关信息。此外，每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的主要计量指标也需要整理和收集。

2数据的统计分析

2．1依靠采编系统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

一般采编系统都自带一些统计分析功能，针对稿件、作者、审稿人等情况进行基本分析。例如，稿件统计栏目中具体包含了刊出周期、退稿、基金、学科专业、审稿情况、转投情况等，作者统计栏目中包含了学历、国籍及省份、数量及单位等，审稿人统计栏目中包含了审稿数量、省份、年龄分布等。这些分析都比较简单，多数是一些计数或构成比分析，编辑可根据需要，分析某个时间段稿件或作者、审稿人情况。

2．2借助中国知网的统计分析结果

中国知网针对收录的每个杂志也会产生一些分析结果，一般以年为单位进行分析，主要涉及收录文献的主题词、学科分布、作者机构、基金情况等。例如，《武警医学》年度基金资助文献情况统计图，横轴为年份(2002—2020年)，纵轴为文献数及基金比，文献数量采用柱状图，基金比采用线图，可清晰地看到《武警医学》近20年载文及基金比例的变化趋势。

2．3较复杂的统计分析工作

2．3．1数据整理一般来说，从2个层面上整理:一是期刊层面，收集《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每年的数据，可以得到关于本刊的所有计量指标，如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数据，最好同时收集几本有参照意义的期刊数据，如本系统内的或本部门的，以及本学科范围内最好的、最差的、与本刊排名相近的等。二是稿件层面，主要来自于采编系统，收集每篇稿件的相关信息，如稿号、题目、作者、单位、投稿时间、退稿时间或定稿时间、责任编辑、所属栏目，以及审稿人、审稿时间及审稿意见等。还有一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或万方数据库，反映稿件学术价值的被引和下载情况，这部分数据需要不断更新。2．3．2制定具体的分析计划包括常规项目和特殊项目。常规项目是每年都要进行分析的项目，如针对稿件的收稿、发稿、退稿情况，针对编辑的审稿、退修等工作量情况，针对审稿人的审稿情况，针对期刊计量指标逐年变化情况，以及本刊与参照期刊的比较情况等。特殊项目指根据特殊需要或特定阶段制定的项目，如2021年2月《武警医学》编辑部已针对新冠肺炎稿件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分析。2．3．3采用专业的统计工具Excel虽然使用方便，可以进行大部分统计分析，但不能编程，后期工作量大。因此，最好采用可以编程的统计软件，如SAS、SPSS等，每年只需要对代码进行微调即可，不仅减少工作量，而且专业软件可进行任何复杂的统计分析。2．3．4输出统计分析结果统计分析结果基本同统计分析计划一致，但有时候受数据自身特征影响，需要适当调整分析计划。分析结果主要以列表展示，部分内容采用图的格式。对于计数资料主要采用绝对数、构成比(率)的形式表达;计量资料主要采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必要时进行分组比较，输出统计检验的结果。表1为《武警医学》2020年不同责任编辑退稿时间的比较，它一定程度上反映责任编辑责任心大小和能不能及时反馈作者论文刊用的信息。

3期刊数据分析的重要意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不进行数据分析就不能发现数据当中蕴含的大量信息，而掌握信息是我们采取决策和措施的必要条件。《武警医学》编辑部坚持做好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将获得的大量信息应用于期刊发展和编辑部建设中，取得了以下很好的效果。

3．1促进期刊发展

3．1．1有利于期刊发展的宏观把控利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学术期刊进行测定与评价，其目的是从文献引证的角度来透视期刊的学术水平和总体质量。《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每年1次，对科技期刊的发文、引文及被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编辑部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纵向上可以了解本刊近几年期刊发展的态势，哪些方面指标升高，哪些方面指标下降;横向上，通过与同类期刊比较，了解本刊在同类期刊综合评价中的位置，发现薄弱点和差距，从而为下步期刊发展采取什么措施提供依据。朱大明［3］很好地阐述了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期刊编辑部重视本刊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意义，并对开展本刊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具体做法提出建议。3．1．2有利于编辑部业务管理医学期刊编辑部建立层级目标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强化团队意识，增强员工能力［4］。对于编辑来说，好的绩效考核手段更能够促进编辑工作的改进，提高编辑工作的积极性。因此，根据编辑工作的范畴，设置能够体现其工作量的指标，如责任编辑，每年组稿、约稿、送审、退修、加工稿件的数量，另外，还可以根据稿件接收、送审、退稿时间分析，反映不同编辑是否存在拖沓现象。赵瑞［5］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部内部数据统计的重要性，建立了一套基于Excel和网络数据库的编辑部内部统计指标体系，提出了融合不同类别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3．1．3有利于发现办刊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武警医学》已的载文及被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了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通过对作者单位的被引分析，发现武警北京总队的刊稿质量总体偏低，远低于平均水平，而发文量却很大，远多于别的武警总队［6］。提示编辑部应对此引起重视。3．1．4有利于调整组稿策略《武警医学》作为一本综合医学期刊，栏目设置主要以文体形式来划分，包括专家论坛、论著、临床经验总结、综述等固定栏目，还不定期组织信息化、医院管理、护理园地、救援医学、卫勤保障等专题栏目。我们采用中国知网的数据，针对论文的被引和下载2个方面，采用多种指标对栏目设置进行了综合评价，了解了期刊各栏目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期刊及时调整组稿策略［7］。

3．2利于编辑成长

3．2．1有利于提高编辑素质期刊的发展与编辑素166质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编辑素质的培养中学习和实践能力又是第一位的。开展数据分析，可以提供给编辑充分的实践机会，尤其是青年编辑，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提高科学思维、信息提取、统计分析、归纳总结等方面的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学习新的知识，也是青年编辑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途径［8］。3．2．2有利于减少编辑工作量目前，学术处于供小于求的状况，特别是核心期刊的刊发率一直较低，《武警医学》近5年刊发率为20%～30%(保守数字，不含未入库退稿)，有些稿件虽外审通过但最终也不一定能发表。因此，如何把好稿件接收关非常重要。我们根据作者注册信息分析，查找相同用户名和密码，发现中介投稿，从而设置黑名单，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学术不端，同时也减少了编辑工作量。3．2．3有利于编辑发表学术论文撰写编辑学论文是编辑职业能力提升的硬性要求，也是青年编辑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编辑的最佳途径［9］。对一些有价值的值得推广的经验、对期刊发展有促进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整理即可成为一篇学术论文。最常见的是基于期刊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文章，此外还有基于期刊投稿采编系统的、作者群分析的文章等。本文通信作者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则均是基于数据分析的［6－7，9］。

3．3便于外审专家队伍管理

众所周知，审稿专家是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期刊的学术质量。定期对稿件的专家审稿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审稿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筛选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的审稿专家。分析的内容包括外审稿件数量、稿件完成率及完成时间、审稿意见质量等，审稿意见质量一般由责任编辑综合评定，划分为优、良、可、差等级。《武警医学》编辑部每年对外审专家审稿情况进行汇总，择优表彰，并淘汰不称职的专家，实时补充新的专家，有利于外审专家队伍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3．4稳定和吸引优秀作者

3．4．1有利于稳定作者队伍对本刊作者分布的了解是期刊编辑部办好期刊的必要条件。这方面王爽娟［2］、赵霞等［10］做了很好的总结。一般来讲，分析的指标包括第一作者(通信作者)职称、学历、单位，以及所发文章的栏目、是否有基金、引用、下载等情况。对本刊作者群的了解，有助于稳定作者队伍，同时发现高学术影响力的作者。《武警医学》作者主要来自武警部队所属医院，每年医院刊文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院的学术水平，针对刊文较少的医院，编辑部需要调查了解原因，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3．4．2有利于吸引优秀作者充足、优质的稿源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11］。《武警医学》虽然自由来稿很多，但一半多为地方医院的稿件，考虑到期刊的办刊宗旨，服务对象主要是武警部队的医务人员，因此，积极扩展武警部队医务人员的稿源一直是编辑部工作的重点。《武警医学》编辑部通过分析武警部队医务人员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的发文情况，获知除在《武警医学》以外期刊发文的作者，进一步对这些作者和文章分析，选择那些文章学术价值高的或有基金支持的作者，主动约稿。实践证明，该做法对编辑部和作者都是双赢，很多作者也希望能在《武警医学》刊文。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9

1.1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设计原则。第一,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主要采用来源指标评价。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来源指标和引用指标,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标,比如作者数、地区分布数、论文篇幅、关键词、参考文献、基金论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标,如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特征因子、总被引频次等等。来源指标是引用指标的基础,从来源指标来设计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对一些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从源头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论文质量。第二,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包括更加广泛的因素。对于学术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目前还是个很大的难题,因此测度时应避免视角单一,这样可以降低测度误差,提高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的稳健性。比如应综合考虑载文量、被引刊数、中英文参考文献、国际化水平、关键词覆盖范围等等。第三,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应选用相对指标。采用相对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信息与知识测度的质量,避免单纯追求数量的现象。第四,权重稳健原则。用于测度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指标有多个,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设计尚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宜采用等权重原则进行处理,即摈弃主观评价方法,以客观评价方法进行指标体系评价。第五,避免自然权重原则。自然权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属性评价中由于标准化后指标均值不相等带来的权重偏倚现象。文献计量指标许多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自然权重问题会比较严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标准化手段,防止自然权重的带来的异常影响。1.2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评价框架。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从信息与知识载体、信息与知识内容、信息与知识来源、信息与知识来源国际化、信息与知识影响这5个视角进行测度。信息知识载体:主要从载文量角度进行测度。在版面一定的情况下,假设质量不变,那么载文量大的期刊无疑具有更多的信息与知识含量。载文量是个双刃剑,曾经出现过一些期刊载文量人为加大导致期刊质量下降的情况,后来更多期刊片面认为降低载文量会提高影响因子,因此近年来CSSCI期刊载文量又出现普遍降低的异常现象。文献计量指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调节作用,对学术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适当干预。信息知识内容:采用篇均关键词表示。一般每个期刊都规定了关键词的数量,但有一定的弹性,总体上变化不大。关键词越多,意味着期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围越广,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越多。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键词的近义问题,由于中文的特点,关键词之间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不少,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二是关键词的重复问题,如果期刊专业性较强,必然有很多关键词是重复的,篇均关键词较少。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关键词指标相对不占优势,但鼓励这些期刊增加关键词有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还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的。信息来源指标:采用两个指标表示,分别是篇均中文参考文献和篇均英文参考文献。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错误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这并不妨碍用参考文献数量来反映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含量。需要注意的是,从单篇论文的角度,难以采用参考文献指标来评价其信息和知识量,因为对于单篇论文个体,需要通过论文内容来对其创新进行综合判断。但从期刊评价的角度,因为期刊是若干论文的集合,所以从期刊总体信息与知识量评价的角度,用参考文献相关指标是可以的。信息知识来源国际化:用外文参考文献比表示,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国际交流也大大增强,如果一个期刊引用更多的国外文献,说明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当然由于学科不同,期刊引用国外参考文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经济学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一般较高,中国历史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较低,但评价一般用在同一学科的不同期刊之间比较,因此这个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信息知识影响:用新扩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该指标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数除以载文量。由于每个期刊的办刊偏好、办刊特色均不一样,一个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说明该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量。这个指标是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中唯一的一个影响指标。1.3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方法。本文采用TOPSIS方法来计算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该方法是Huangetal.[29]首创,目前在学术评价中应用广泛。传统TOPSIS的计算公式是:Cij=移nj=1棕j(xij-xj-)2移nj=1棕j(xij-xj+)2+移nj=1棕j(xij-xj-)2(1)式(1)中,xij表示评价指标,xj-表示负理想解,即指标的最差值,xj+表示理想解,即指标最优值,棕j为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TOPSIS根据评价对象到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相对距离来进行评价。作为对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的一种探索,很难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因此本文采用等权重法进行处理。1.4评价指标标准化方法本文采用Sigmoid函数进行标准化。该函数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是极大值无限接近1,极小值无限接近0,这样可以直接对评价指标进行打分;第二,拐点位置为(0,0.5),进入成长期的坐标为(-1.317,0.211),进入成熟期的坐标是(1.317,0.789),可以对评价对象所处发展阶段加以判断。第三,标准化后不同指标的均值比较接近,可以避免出现自然权重现象。比如一个班级语文的平均成绩为65分,数学的平均成绩为85分,理论上两门课程的权重一样,但很明显数学好的同学具有优势,这就是自然权重问题,只有当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数大致相等时,两者的权重才真正相等。标准化时第一步是计算评价指标的z值,即:z=X-滋啄(2)式(2)中,X为原始指标,滋是原始指标的均值,滓为原始指标的标准差。第二步是将z值代入sigmoid函数,计算得到标准化结果X',即:X'=11+e-z(3)

2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9-2020版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进行研究,在人文社科的所有学科中,一般认为经济学属于科学。经济学期刊相对比较严谨,而且被其他学科引用也较多,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被其他学科所借鉴,这种现象也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30]。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由于测度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后还要分析其与影响因子、h指数等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因此必须保证这些指标的数据时间同步,因此本文所有测度指标的时间跨度为2016-2017年,被引指标的时间为2018年,这也正是影响因子计算的时间界定,此外对于h指数也是期刊2016-2017年发表的论文在2018年的h指数。2019-2020版CSSCI期刊共有经济学期刊70种,但《国际贸易》有部分数据缺失,将其删除,实际还有69种期刊,相关指标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3实证结果

3.1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计算。经济学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提高区分度,对TOPSIS评价值均乘以100。超过60分的期刊共有14种,说明采用本文的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方法,总体上打分偏低,这与评价方法有关,当然可以通过评价值标准化方法来弥补这个问题,由于要进行打分的后续分析,因此本文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排在前几位的期刊为《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这些均是业界公认的优秀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作为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排在第九位,说明从信息与知识密度角度,其还有改进空间。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JIKI的数据分布如图2所示。经济学期刊的均值为51.43,极大值为69.18,极小值为33.16,标准差为8.36,总体上处于正常波动状态,比较适合用来评价。Jarque-Bera检验值为1.258,p值为0.533,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其总体上服从正态分布,这对期刊评价而言是一个良好的性质。首先用影响因子作为因变量,h指数、载文量、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发现,h指数与影响因子正相关,弹性系数为1.359,载文量与影响因子负相关,弹性系数为-0.435,而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与影响因子无关,其弹性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将该变量删除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能够提供除了期刊影响力以外的其他信息。为了提高研究的稳健性,进一步用h指数作为因变量,影响因子、载文量、期刊信息密度指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同样与h指数无关,弹性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删除该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从0.905下降到0.900,只有微弱的下降。影响因子与h指数正相关,弹性系。3.3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分组分析。根据浙江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顶级经济学期刊为《经济研究》,一级期刊包括《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13种期刊,将这14种期刊分为一类,其他CSSCI核心期刊分类一类,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均值比较。一级以上期刊的均值为59.28,其他期刊的均值为49.61,相差接近10分。t检验值为4.189,p值为0.000,说明两者均值的差距是显著的,即一级期刊的平均信息量比其他期刊高,这进一步说明该指标可以用来进行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评价。3.4稳健性检验。首先对影响因子作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由于数据极为有限,传统的基于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本文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影响因子作为产出变量,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h指数、载文量作为输入变量,建立BP人工神经网络并进行学习。由于每次学习的结果均不一样,因此建立5个模型,取其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的平均拟合优度为0.845,平均相关系数为0.925,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从投入变量的权重看,对影响因子贡献最大的为h指数,权重为92.55%,其次是载文量,权重为7.83%,而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对影响因子的权重仅为0.82%,几乎无关,说明影响因子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表6为h指数作为产出,影响因子、载文量、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作为投入变量的BP神经网络学习结果,从平均值看,对h指数影响最大的为影响因子,权重为77.43%,其次是载文量,权重为20.79%,而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作用最小,权重仅为1.78%,这样h指数回归结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4研究结论

文献计量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教学改革;文献计量学

我国2012年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园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幼儿园准教师，课程体系中亦开设《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该课程的实施效果如何，是否能培养合格的幼儿园科学教育师资。笔者搜索了1999－2019年以来近20年间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网上关于国内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的文献资料，采用文献计量的视角分析了课程教学的现状，以期对以后的课程实施有所帮助。［1］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搜索并辅之人工查找方法，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搜寻1999－2019年近20年关于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论文，对文献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再从刊物概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情况进行文献计量学的分析。［2］(二)研究过程。文献搜索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幼儿科学教育”为篇名或者关键词，中间用“或”连接。再加上限定词“教学”“改革”，中间用“或”连接。两组词语之间用“且”连接。对搜索的结果进行整理，剔除关于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文献，增补人工查找的与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育相关的文献，最终搜索结果为43篇，其中期刊论文42篇，硕士论文1篇。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概况。1．时间从图1看，国内高师院校关于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时间阶段:1999－2007年、2008－2019年。第一个阶段除了2000年和2006年各有一篇研究论文，高师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研究几乎是空白。第二阶段2008－2019年论文数量比较多，整体曾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9篇为最多，其次是2016年7篇。2．机构将论文署名的高校按照级别分为一本及以上、一般本科、高职高专三类。其中高职高专最多，占总数的55．81%，此类学校学前教育专科类学校发文量较综合类专科学校多。一般本科发文量占总数41．68%，此类学校以地方省属师范院校为主。一本以上高校包括几所重点师范大学，仅西南大学1篇，且论文作者是外聘教师，并非高校全职教师。3．地域表2为国内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研究地域分布，表中10个省份发文量为2篇以上，四川最多5篇。另外安徽、甘肃、广东、河北、湖北、吉林、江西、山西、上海、新疆、浙江11个省份数量1篇。4．论文研究类型将国内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研究论文按照研究模式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其中理论型31篇，主要从学理上阐释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目标、教学策略，或是基于经验总结当前课程教学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实践型论文12篇，主要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课堂教学的实验研究。5．论文内容所搜集的43篇文献中，37篇论文专门论述或者附带提到一个共性的问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学素养低，6篇论文提到整合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科内容以及整合科学教育资源。图3对提出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进行学科整合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涉及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地理、信息。6．发文作者表4是对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的统计，李槐青最多3篇，所在机构是湖南一所高职高专类院校。(二)论文刊物情况。1．刊物名称43篇论文分散刊发在36种刊物上，整体较为分散。表5对刊发论文数量2篇及以上的刊物进行了统计，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刊发数量最多为4篇，新课程研究其次3篇，除开这4种刊物，余下的32种刊物刊发量为各1篇。2．论文质量将近20年关于高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的论文按照级别分类，结果如表6。权威CSSCI刊物2篇，学前教育研究和教学研究与实验各1篇。中文核心两篇，分别是中国成人教育和中国教育信息化。39篇在省级及其他一般性刊物上，其中18篇论文刊发在地方高师和高职高专的学报上。整体而言，论文刊发的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另外，近年来高师院校对课程教学改革有所重视，将教学改革纳入工作绩效考核，相应也有了各级各类专门的教学研究项目，在43篇论文中，13篇论文是各级各类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5篇是省级及以上教研项目，8篇是校级教研项目。(三)论文研究方法。将20年来国内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论文按照研究方法分类，分类结果如表7。34篇论文是基于经验论证的方法，阐释当前学前儿童科学课程教学的现状，提出改进教学质量的策略，此类文章占论文总数的79%。4篇基于问卷调查方法的论文主要是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科学素养进行研究。以某一所院校为个案，进行整体课程设计的个案研究论文3篇。另有2篇采用实验研究，对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四)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发现，高师院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涉及不同类型的高校，具体这些研究论文内容与不同学校的学制、起点、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紧密相关。文献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包括本科、三年制专科、五年一贯制专科、三年中专，且提出应该根据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课程设计。由于大多数研究论文没有指出所研究对象具体属于哪一类，本研究未能进行详细分类统计。

三、思考及建议

(一)对已有研究的思考。1．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研究的趋势较好。对科学教育课程教学的重视逐渐提升。近20年虽然只有43篇文章，但以近10年的文章为主，且数量上呈加速度增长。另外部分文章是校级和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课堂教学实践方式的策略建构已较为完善。对不同层次学校的科学教育课程有针对性的研究，科学教育课程体系逐渐形成。2．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1)研究方法单一，发文质量不高。已有研究大多是教师对已有教学经验的描述和总结，用个案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方法的文章数量偏少，教学改革的结果缺乏可信度和推广性，整体发文质量也不高，核心刊物发文量极少。(2)研究机构的不均衡性。研究者主要来自高职、高专和地方性师范本科院校，一本及重点师范院校所做相关研究较少。(3)发文刊物中学前教育专业性刊物较少，且没有专门的学前课程刊物。(二)对课程改革的思考。1．建构合理的科学教育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厘清不同层次学校的课程目标，整合课程内容，完善教学方法，打造师资队伍。目前这些工作正在做，但尚不完善。［3］比如整合课程内容，有些高职高专将理科课程和科学教育整合，并进行方向分流，因此有了专门的科学教育方向，但在任丽萍的研究中发现在科学素养及能力上本科科学方向的学生与本科其他方向的学生相比较，并没有明显差异。［4］大多数研究者都赞同整合自然科学和科学教育的课程内容，但如何整合和实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2．编著适宜的整合性科学教育教材。目前的高师科学教育课程教材以理论讲授为主，有两点不足:一是缺少以幼儿生活经验为线索编著的自然科学综合知识，传统的自然科学以分科为主，且重视理论分析和公式演绎，缺乏生活性和生动性;二是已有教材缺少教大学生将深奥的理科知识转化为直观符号和经验的部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目前部分高职高专虽然已着手整合性教学，但效果还不明显。因此迫切需要能够补上以上两个短板，又兼顾教学活动设计部分的教材，减少学生学习的盲目和无助感，方能保证课程教学的实效。［5］3．实训平台建设还需加强。研究中提到最多的是对课堂教学过程实践性环节的讨论，关于科学实训平台建设及使用只有一篇文章，少数几篇文章提及，实则是大多数院校尚没有建设完备的科学实训实验平台。多数研究者提到实践环节中模拟教学和小实验环节，相应的材料都是学生自发准备，其效果难以保证。科学教育需要进行演示和验证实验，开展幼儿园科学教育模拟教学也需要操作探究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专门性和精确性，需要配套提供。在实训室建设中，配备一些教师演示实验所需和幼儿操作所需的基本探究材料十分必要，比如不同形状的磁铁、刻度量杯、水温计、放大镜等。4．采取多重研究方法对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研究论证。研究者除了经验描述法之外，还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教学进行研究，如实验法、调查法、个案法，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提升课程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EB/OL］．

［2］高明磊，刘秋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2，(6):151．

［3］王萍．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学素养的现状及发展对策．学前教育研究［J］．2008，(3):25．

［4］任丽平．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学素养的现状调查研究———以S学院为例［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