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15:13:33

思想文化论文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公务员之家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2

一、企业文化的思想内涵

企业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企业哲学、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主要有企业的价值体系等,在总体上规范了企业的经营宗旨和行为。经营理念是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人的条理性思想,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和使命。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促进企业发展并能够激发员工干劲的一种无形力量,包括创新精神、独立协作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务实精神等。

(一)、企业哲学——上下同欲,确立共同的目标及价值观念

企业哲学是企业处理经营与环境、经营与人、经营与物、经营与事等的根本指导,而企业哲学中,最根本的则是价值体系。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人的行为举止,企业员工的信仰和行为又决定着企业的行为方式,企业的价值观念是一个企业获得成功的指南和动力。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正确的、明确的价值观念,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只要指挥员与士卒有共同的好恶,共同的欲望,就没有不成功的事业。上下一心,士气必然旺盛,众志成城,打仗时个个奋勇向前,当然就攻无不克了。如果上下离心,那就必然军心涣散,号令不明,以之对阵,焉能不败?

如果说上下同欲是创造适应打仗需要的军队文化的要素,那么,它同样也是缔造合乎竞争需要的企业文化的支柱。上下同欲,关键是企业上下要有共同的目标。而共同目标的确立,又取决于企业上下一致的价值观念,谋求一致的利益。如果价值观念不同,人欲不同,共同目标是无法真正确立起来的,所以缔造上下同欲企业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于企业目标和价值观念的确立。

企业的企业文化要想发挥预期的效果,必须要让员工承认公司的价值观念,这样,心往一处想,事往一处做,劲往一处使,才能保证企业文化的顺利建设和落实。否则,只会事倍功半,而且还会在执行的过程中,积累不满,埋下祸患。

惠普公司的“惠普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惠普方式是不能以数字和统计老表达的,它是一种精神,一个观点:惠普方式是感觉,认为每个人都是惠普的一份子。公司公然声明:惠普公司不应有一套严格的军事化组织,而应该给与员工自由,以他们所决定的最好的方法工作。惠普公司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的结果,创造出上下同欲的企业文化,结果使得惠普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这种结果就是将公司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员工的思想里,是落实的完美表现。

(二)、企业的经营理念

经营理念是企业价值体系的表现,是企业哲学的明晰化体现。它常常以口号或固定的标语形式展示与人,贯穿于企业的生产行为、市场行为、研究行为,社会行为等一系列活动中。如“诚心、创新、和谐、共荣”。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必须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企业员工必须团结一致为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奋斗。而能够把全体员工有效地的组织在一起的就是企业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的落实是否到位,本质上在于公司的企业理念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人性化。

“不偏为中,不易为庸”,《礼记》里是这样记载中庸的涵义。其余企业经营理念而言,不偏就是要符合人的本性,符合市场规律,这样才能使员工和社会大众接受;而不易就是指企业文化石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文化建设与落实不是一朝一夕的,要长期坚持。所以,我认为要想落实好企业文化,就要牢记中庸之道。

(三)、治气——培育企业精神

孙子说:善用兵者,比起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方去打击他,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孙子在这里的治气有两层含义,一是等待敌人的士气,要避其锐气;二是对待自己的士气,则要鼓舞士气。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军队中表现为士气,在企业中则表现为职工之气,企业之气,这就是普遍重视的企业精神。

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原理要求人们,在诸多矛盾中,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在矛盾两方面中,要着重把握其主要方面。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到头来,什么矛盾都解决不了。如果说,人才是企业最难得的资源,那么我觉得凌驾于这种资源之上的,必然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才是企业的灵魂。在企业文化中,起制成作用的就是企业精神,企业精华让员工鼓足勇气,提起信心去工作,去奋斗。如果说,没有企业精神的话,那么企业落实只是一个空壳,即使是落实下去,也是难以持久的。没有内涵、没有意义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的。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的外在表现。而企业精神则是企业文化的实质内涵。只有培育起企业精神,才能让企业文化有实际意义,进而再进行企业文化的落实;而企业文化的落实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企业的精神,并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时俱进。

二、信息网络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战争中,科学分析、科学预测的重要性,而孙子还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而知彼,胜负各半;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这就是说在战争中,信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在企业文化落实中,信息网络是否畅通,在决定着落实是否到位,是否及时,是否全面。陈丽琳老师认为,企业中,信息网络由三种渠道构成,正式渠道、非正式渠道和立体式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的建设,可以将企业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等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有效地传达到下级群体,这样,只有大家理解并支持企业的价值观等才能共同奋斗,一起进步。所以说,评估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落实到位,是否有效,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信息网络,只有完善信息网络,才能保障企业文化的顺利实施。而企业文化的有效实施又可以反馈出一个企业的信息网络是否完善、是否合理,两者相辅相成。

具有良好的企业信息网络的企业,内部沟通流畅,通过沟通,人们知道企业的状况,也知道自己在企业中的状况。这有利于吸引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关心企业的经营改进,使企业经营成为员工生活的中心;也有利于员工关心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他们会自己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适应企业的要求,使之和伙伴更加一致、紧密结合。只有这样,公司的企业文化才可能真正地的得到落实,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企业文化的行为规范

陈丽琳老师认为,企业文化的行为规范是指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培训体系、激励体制的设计和实践等,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员工行为的强化,形成企业组织及个人在行为组织行为上实践企业文化的范本。而对企业有影响的行为主要就是内部的领导人行为、员工行为和外部市场影响。而内部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将自己的视野重点放在了企业内部因素尽心过司考。

1、领导人行为规范与企业文化落实

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影响态度,所以领导人行为对企业文化落实影响的实质是其态度和自身素质对企业文化落实的影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关键是看领导人是否点头。企业文化是一种个高级管理,是一个长期的,慢慢渗透,细微的事情,领导人应对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到春风常吹,润物细无声。古人说:为将者,应该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基本素质,在今天也是很适用的。领导人的态度决定行为,从而决定下属对企业文化落实的执行力度,而领导者基本素质也是要在符合公司的价值观后,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这样你的员工才会在你的领导下英勇奋进。

2、员工的行为规范与企业文化落实

企业文化石手段、是工具,人才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所以说在制定了合理的企业文化之后,员工的行为是否支持,是否执行,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良好的企业文化要对员工的生活、工作、价值观等起到积极的影响。因此,企业一定要将自己的理念、价值观念贯彻在日常运作中、员工行为中。落实是否到位,执行是否严格,关键在于员工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的理解程度和执行能力,而重点职责是在于理解程度,所以公司要通过渗透的方式,长期的进行渗透,用企业哲学去影响员工价值观,用经营理念去统率、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才能将企业的文化落实到位。这一环节如果做到了,那么,企业文化的效果就会产生响应的效果,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的行为。所以,领导者要通过在思想内涵上的渗透,结合公司的经营事件,使员工行为规范化、模式化。

四、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落实

1、企业文化管理中形成的企业形象是指企业自己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指导下,为适应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综合运用一系列的手段和工具,把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经营理念和产品服务特色,展示给社会公众和目标消费者,使他们对企业产生良好的形象和认同感,并转化为相应的基本信念和综合评价,从而为企业创造一种理想的经营环境。

企业形象是否塑造的好,是否维护的好,则关系到落实的过程和效果,好了,则会促进企业文化的传播,不好则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公司内部员工对其的认可程度;而如果塑造并维护的好,对内部而言,则会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增加他们对公司企业文化的认可程度,从而利于企业文化的落实和效果反馈。反之,则不然。

2、塑造良好的形象,建设企业文化

1)、立足服务,塑造企业丰满的外部形象;

2)严格管理,塑造企业严格的内部形象;

主要措施有:

培育企业精神,树立企业之魂;

实行目标管理;

强化教育,提高人员教育;

崇尚民主,塑造员工的主人翁地位;

注重实效,塑造企业家的公仆形象;

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在这个时候,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了公司时代进步的利器,而只有落实到位,才能让这把利器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应有的效果。如果要致力于企业文化管理,就要把企业文化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及时反馈,这样才能让企业文化闪烁智慧的光芒。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3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鳖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沦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栅栅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天折了。

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的非人环境,“”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战斗口号。

时代毕竟在前进,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到了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g15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

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当然,动力的源泉和武器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同时操这两种型号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另外,不少人并未淡忘“”中“批判资本主义道路”那难忘的一课,而细究起来,“”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也确实有共通的思想渊源(比如阿尔都塞对“”时代的“思想”的支持以及后现代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抱后现代主义,并为、等“新生事物”作辩护甚至唱赞歌。

依我之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在本土进行批判的灵感,是给它派上了最好的用场。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甚至丧失了自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付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

有人对问题转换反应迟钝,或者囿于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市场经济继续搞下去,一切道德、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更有人担心,对社会上种种弊端奋力抨击,会不会导致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确实,否定改革和现代化的吵嚷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与批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现代化社会从前现代中脱胎而出,发展至今,始终逃脱不了批判;还有人自感无法在替新体制除弊与替旧意识形态招魂之间划清界线和掌握分寸,因而放弃责任。问题的微妙和麻烦在于,从典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看,厌恶物欲横流、痛斥斯文扫地、批判机器统治时代的人物,如巴尔扎克、劳伦斯者流,多半是能看清历史潮流的守旧派,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还有停滞甚至逆转的可能,人们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并非筋骨强健、甚至还是伤痕累累的现代性躯体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从欧美扩大到当代的亚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是否现代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如果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门阀政治、族权经济,是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是精神文化价值的丧失,那么现代化将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众的诅咒,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使忍无可忍的人们宁愿受过去的苦而不愿遭现在的罪。

不管你是否赞成,不管你左顾右盼、进退两难的心情是否有根据,批判的旗帜一定会打起来,问题只是由什么人举这面旗,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以什么理论为武器。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当稀薄,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以其唯美主义的风姿令人倾倒。

使有些中国文化人首先感到惊喜的是,诸如勒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比如,他们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大众文化、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厂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警告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种批判在西方社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中国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积一个多世纪以来援引西学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未经消化的生搬硬套,不加甄别取舍地平面横移,总会造成一些“假洋鬼子”式的问题。依我之见,目前中国文化界中一些“西马”式的批判和主张,就有鹦鼯学舌、拾人牙慧之嫌,以下仅略举几例。

在科技落后,理性精神难于彰显,启蒙屡屡受挫的中国,有人大肆否定科学、鄙弃理性、嘲笑启蒙,将其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中国还有上亿的文盲,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有人认为过上现代生活(实际不过是稍微像样的小康日子)的人实质上是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他们认为现代生活的一切都是异化、孤独、分裂t变态,鼓吹回到人与自然难于区分,朦胧、混沌、自由的家园,也不知这样的家园是存在于奴隶时代,还是远古的洪荒时代。

当中国还努力挣脱闭关锁国的藩篱,大力争取利用外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时,有人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成为跨国资本提供机会的场所,正面临变成新殖民地的危险。

应当看到,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只能取其神髓而决不能用其皮毛。

这里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马”理论的问题,只能对其阙失面随意点触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比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从而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祟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把现代性当成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他们的论调是否全部适用于现代化刚刚起步并且步履维艰的中国,值得认真思量。

即使他们观察新问题得出的言之有理的看法,也不能与我们在新旧交替中面临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工业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异化机制可能使人丧失自由选挥和自我决断的本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打破了单位所有制的束缚和铁饭碗的禁锢,使人的主动性、选择性,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商品化到底促使人获得自由还是丧失自由,就至少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笼而统之作答。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4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5

叹息是可以的。笔者也深有同感,并著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失落》、《当代武术之批判》等等,至今为中国失落了的传统武术文化呜不平,而抗争。

但是,在如何继承国学上笔者倒有一言相进:问题是,回过头来看看,在文化还没有断层之前的一大段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难道说就没有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没有,中国就不会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果没有,中国在五四时期就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因此,应该说,“遗老几去”尚不是大的问题,而导致危急存亡之秋的主要原因,乃是根深蒂固的在“抑老尊孔”、“唯孔独尊”基础上的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教正统文化的统治。

笔者认为,以所谓孔子“半部论语治中国”的历史已成过去,它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落败,这是不争的事实。故今天倡导“国学”,重新审视和继承中国优秀的先秦文明成果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其中,复苏并发扬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无疑的成了重中之重。

其根本原因何在?

就在于老子的“道”、“德”思想充分体现出了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思想。

概括的说,老子的创新精神表现何在?

因为,老子的“道”,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与“刚强胜柔弱”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其应用于“武打”,即表现为“武术”、“武学”之道。老子这个思想,重在揭示出了“刚强”与“柔弱”相互转化的内在条件,而且彻底打破了武打中的“不可知论”、“不可变论”、“不可为论”,从而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精神[1],即创新精神。

老子的民主思想表现何在?

老子的“民主”思想集中表现为“德治”政治的思想。

如果对此有人心存怀疑,那么不妨对老子的“德治”思想稍作如下分析,便可明白。

老子认为“道、德一统”、“道中有德”,即,在“得道”之中要讲“德”,同时,在“治道”之中也要讲“德”,从而体现出了老子的“以德治道”及其“德高道高”的思想。而正是在“治道”方面讲“以德治道”,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即“民主”思想。

具体说,老子的“治道”思想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忘我”观。在《道德经》中,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这就表现出了老子的“忘我”思想。正是因为“忘我”,方能无私无畏、克已奉公,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身先”、“身存”,才能成就大事,也才能成为圣人。因此,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二是“民心”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故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老子看来,只有做到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这样才会得到民心,并治理好天下。

三是“契约”观。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即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故“德”的根本,是在“契”和“法”之间做到“重契抑法”。只有这样,靠“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对等”和“公平”,做到“以德服人”,从而实现“以契彰德”,和“德善”、“德信”。

四是“正义”观。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就是指的“德”。故这句话也可以视为:以“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而老子“忘我”、“民心”、“契约”观正是“德”的本质内容和基础。由此,划分“正义”与否的标准,就是以“忘我”、“民心”、“契约”观来界定的。以此,并表现在对战争的态度上。故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同时,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即使发生了战争,出现了战祸,也要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表现出了老子坚持正义战争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义”观。

五是“无畏”观。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老子看来,只要有了“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无私无畏,“置于死地而后生”而表现出“道高”来,这就可以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

其中,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思想,即“爱民”和“民心”、“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无疑的,是老子“治道”思想的根本。

“治道”思想出发,可以勾画出来一幅“民主”政治兰图。

从“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而必须要不唯名利,克已奉公,勤于职守,身先士卒;从“民心”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一心一意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同时,各级官员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原则去办事,以此来体现出社会的平等和公平;从“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和百姓要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这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争取到胜利。

千年前就会出现首开人类先河的老子民主思想?

究其原因,正是老子批判“霸道”所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使然。由此,也正是老子揭示的“霸道”与“民主”这一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辨证法使然。故老子的民主思想是无可辨驳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之题中应有之义[2]。

老子的民主思想绝非空想。它以“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曾出现于中国历史。汉初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政治,就是老子“德治”政治的表现,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其所蕴含的“民主”思想,是与今天中国社会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是完全相统一的。故将老子的道、德思想做到古为今用,正逢其时。

但是,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已经被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故今天继承老子思想必须要划清三个界线。

第一、划清老子道、德观与孔子道德观的界线。

老子的道、德观,以其“柔弱胜刚强”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阶级社会的“武”、“戈”问题,而且,理性的、逻辑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问题,故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了社会“以武制武”的真缔,并缔造了中国“武学文化”。

然而,孔子的道德观是怎样的呢?

孔子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这具有单个意义的概念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故表现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无类”、“爱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爱民”、“民心”思想,以“礼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约”、“平等”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3]。

从中,孔子便彻底抹杀了老子“道”、“德”观的“武术”思想、“武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提出了“仁政”政治思想来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相对,主张“教化”,由此,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之先河。

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道德观成了“正统”思想后,便将老子思想湮灭了。

第二、要划清老子道学与庄子道学的界线。

老子系中国“修行道学”的开山鼻祖。其《道德经》本质上就是一部“兵书”[4]。故老子道学注重“主观能动性”及其“条件”,揭示出了“可知”、“可变”、“可为”的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即,诸如“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等等,及其“变化”法则,缔造出了“武术”、“武学”,以之充分表现出了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入世”思想。

然而,庄子的道学是怎样的呢?

庄子将老子道学曲解了、玄化了。庄子也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并无视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及其“条件”,而片面的对“道”作出了“任自然”、“任逍遥”的解释。即,庄子的“道”,是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基础上,揭示出了人要“顺其自然”,即“任自然”、“任逍遥”之道。这个“道”,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表现出了对现实及在人生处世上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出了庄子的“出世”思想[5]。

庄子的道学,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而使人们看不见老子这座“高山”,而看见的是老子这座“丘陵”。

第三、要划清老子思想与现代“法家”思想的界线。

所谓“现代法家思想”,就是指的“”期间在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之下的打着“法家”旗号的文化思想。

现代“法家”强加给老子种种不实之辞,并在老子头上扣上了几顶吓人的政治帽子:一是从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就说老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二是从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说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三是从老子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就说老子希望的是“无政府主义”;四是从老子说的“绝圣弃智”,就说老子宣扬的是“愚民政策”等等。

这些政治帽子必须摘去。

关于老子“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问题。

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乃是一个比喻。老子是在把它与“柔弱胜刚强”思想相类比,是说明“柔弱胜刚强”规律的一个例证。老子不是在于说“小国寡民”这种生活状况有多么的好,或者不好,而是在于说它只要安于“柔弱”而“不争”,就将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关于老子“唯心主义先验论”问题。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又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故在老子看来,对“道”的认识,一方面要历史的去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则要从现实中,即从身边的事中去了解和把握。这样,就会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而能很好的了解、把握“道”。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今天我们的学生、学者仍然在做,这哪有一丝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影子?

关于老子“无政府主义”问题。

有人认为,老子反对“法令滋张”,这不就是在主张“无政府主义”吗?此说差矣。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在“契”和“法”的权衡上,老子更重于“契”,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重契抑法”的思想。而社会以“契约”为基础来进行管理,这哪里又有半点无政府主义的影子?

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而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同时,从实际情况看,“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言出法随”,必然“政出多门”,必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必然就会造成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之可乘之机,而增加百姓的负担和压力,这时就会出现官逼民反、“盗贼多有”的状况。这正是老子反对“法令滋张”的深刻原因。

关于老子“愚民政策”问题。

老子基于“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逻辑的得出了“绝圣弃智”这一结论。这是老子“德治”政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认为,“圣”和“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百姓认同的“圣”和“智”,方才是“圣”和“智”,这才是老子思想的真缔。因此,“绝圣弃智”这不是表现为老子的“愚民政策”问题,而是深刻的反映为“民主”思想和“民主”潮流的问题。

现代“法家”思想,其流弊所及,至今束缚了人们的手足,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在老学研究上尚无建树。

通过比较,显而易见,老子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武术家、伟大武术理论家,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政治理论家。老子的道、德思想无疑的是中华先秦文明的瑰宝,是中华“国学”的源泉。因此,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

所以,今天倡导的国学,不应该如某些人说的“是要使人‘内函’一些”,而应该是在古为今用基础上的一种“治世”之学。即今天的国学,应该是在摒弃“抑老尊孔”及儒教正统文化和“老庄之说”的前提下,而在“尊老抑孔”的基础上倡导的“国学”,无疑的,它应继承老子光辉的哲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包括“国术”,即老子缔造的“武术”、“武学”;也应继承有益的,比如孔子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等等。同时,也要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世界先进思想和文化,以之形成荟集了各种有益文化精华的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以之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民主精神的,和具有蓬勃朝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学。唯此,方可避免中华“危急存亡之秋”也。

注释:

[1]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2]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3]姚文俊,《中国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载于2006年“学术交流网”、“天益社区”、“中国报道周刊”等等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公务员之家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着中国历代优秀的人才,有着极高的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挑战,需要我们提出新的教育方法,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辅以校园文化、课程改革、社会实践等宣传途径,将会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无数中华儿女,更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一)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对祖国充满热爱、忠诚的感情及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情感。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团结青年一代,更会成为鼓励当代大学生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等历代爱国英雄身上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一代的青年中许多人是在父母的宠爱下成长起来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动不动便对社会不满,怨老天不公,缺少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启迪人们将为国为民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不但要有强烈的爱国义情感,更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二)意志品质的有效提升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前许多大学生没有道德感,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仁爱之心和感恩之心,骄傲自大、心胸狭隘,屡屡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化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不够。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谨慎的思想,“容止所思言词安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彬彬有礼”的礼仪风范都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大力提升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上述思想的阐述和理解精辟而独到,是大学生们值得关注的内容。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强精神

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当代大学生中的许多人缺少吃苦耐劳的毅力,独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现了家长跟到学校照顾起居的可笑场面,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立能力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柞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不强者不达”的自强精神,恰恰是中国大学生身上缺少的品质。

(三)职业素质的重要影响

1.爱岗敬业精神的启示

许多大学生好高鹜远,不肯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跳槽现象频现,失信于企业的现象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专注统一、感恩思想,强调“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专心于专业岗位建设,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2.团结协作意识的提升

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协作意识差,人际关系淡漠,而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又是企业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统一”,这正好与时代要求相符合,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

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不强。而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讲求付出,歌颂奉献,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培养全局意识,淡化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让其思想更加成熟。

4.刻苦钻研、不断创新精神

时代需要文明,时代呼唤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分不开,万里长城、都江堰、圆明园、四大发明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当代大学生如果能够将这些文明和精神继承,那么在世界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不可阻挡的。

二、封建腐朽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作用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文化的左右,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利于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要注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会批判继承。

(1)中国传统文化重德轻法,过于宣传“德治”,缺少民主法制思想,专制思想浓厚,不利于大学生们法制意识的培养;(2)过于严格的等级观念,强调天生的地位差别,不利于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过于迷恋“官本位”,权力欲明显,认为当官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这在目前高烧不退的公务员考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3)过于强化从众心理,个体永远淹没于群体,让部分人正常的自我意识受到压制,不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4)过于强化“无为”思想,如“君子无所争”、“木芳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思想,让一部分人的竞争意识受到压制,也为一批大学生颓废生活、无所事事提供了借口,而健康的竞争恰恰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种“无为”的思想不利于大学生在竞争中创新和发展。(5)过于强调“关系和人情”,亲情和友情是一个人丰富情感的表现,但是过于强调各种关系和情谊,往往会造成对事实和公平的歪曲和损害,现实生活中,任人惟亲、家族腐败的现象其实是一种“重情重义”情感的畸形表达。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却对自己个人能力不作高要求,歪曲了社会的公正性,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三、新时代下积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应该在高校营造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沐浴在文化的气息中,成长在文化的熏陶下。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学生活动的开展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的营造,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邀请国学名家到校园内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讲座,鼓励学生建立相应的学习型社团,进行自主研究,并通过文艺表演、电影节、知识竞赛、写作比赛、演讲比赛、研讨会、读书节等各种活动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目前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信息社会,网络教育不可忽略,如今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正受到网络的深刻影响。我们要及时转变教育方式,与时俱进,提高教育的效果。目前全国各高校都有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渠道,通过博客空间、QQ群、MSN等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但是网络宣传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太多的负面思想也在同时传播,这就要求我们要谨经营这块阵地,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抓住机遇,达到正面教育效果。

还有就是作为学生工作者,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积极学习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在每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及时有效地应用,而且要注重个人言行举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一支文化底蕴丰富、礼仪修养高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必然会对整个校园文化育人氛围的营造起到积极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二)重视课程载入的重要性

目前许多高校都重视专业教育水平的提升,将精力放在教学质量和技能水平、就业率的提高上,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多以应付态度对待。除了思想政治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学生也只是应付了事,而更少有学校专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热传,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开始注意到培养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但是我认为,要想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还应该进一步加大课程载人力度,开设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修课,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扩大化,同时丰富校内的图书资源,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为学生进一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空间。

(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积极的社会实践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源头活水在当代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既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发展的要求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思想素质开阔精神境界提升文化品位从而唤起他们对祖国繁荣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之追求高雅的现代文明实现人生的价值

高等学校担负着为社会卞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专门人刁一的重任.健康向上的校际}文化在新型人刁一的培养过程中起着小可代替的作用。受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局限.高校教育容易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有效选择.这小仅与高等学校所培养的日标小相适应.也直接影啊到经济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囚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政治思想}_作.正确引导时尚文化.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索质

r为社会卞义价值观核心的爱困卞义和集体卞义.是现代苹命的产物.但是它的思想渊u}可以追溯到中困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为群体本献的思想大量出现我困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庄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宣传真理.人的价值集中表现在为真理、道义而产}一必要时为道义而献身。于是.“杀身成仁”、“舍n=.取义”便成r中uu;代有识之十和志十仁人的信条。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精神.富于正义感.崇尚正气的民族。林则徐“虎门销烟”.仲张民族正义.小避个人祸侣;谭嗣同变法维新.以}}u头流血_唤醒困人;孙中山7卜致力于困民苹命.“一往无前.愈挫愈奋”.近代中困的JlJ史.是志十仁人献身社会的奋斗史。

社会卞义道德观从我困传统美德中也可以找到思想渊u}。例如.传统美德强调人们应当“闻过则喜”、“过则勿}h}改”。孔庄曾说过“过而小改.是谓过矣”.即有了过错还小改.那就是过错了。我困优秀传统文化小承认有天产卜的圣人.也小承认有绝对完美的人。孔庄很坦率地说“庄也丰.苟有过.人必知之”。承认自已有时有缺点和过错.别人指出.他能立即改正这才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实事求是的风范。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还必须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实践在深入.政治思想}_作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手段也在发产卜着深刻的变化。囚循守川、半守成规、停滞小前.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实践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新坛跃.采取新举措.实现}_作的新突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用宽j’一的眼界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困.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装各思想宣传阵地。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深入侧}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行为的特点.探索人的思想认识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善于把握时机.囚势利导、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开阔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在高校学产卜的思想政治}_作中.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进行马克思卞义哲学的理论思维教育。而马克思卞义哲学可以从中困古典哲学中找到若}理论的渊u}。道家学派创始人老r.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事物对立面相勺_依存的观点.提出了美{王、难易,t短、高下、有无、损益、胜败、攻守、动静、荣辱等对立的概念。矛lH的一方面小存在.对立方面也小存在.这就叫做“有无相产}一难易相成.t<短相形.高下相倾.声介相和.前后相遇。”对立面相勺_依存、相勺_作用.刁一有事物的转化和发展。我困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事物的转变和发展的理论.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产卜观察所得经验的理论概括.山此引发出所谓“忧患意识”.也是极有价值的。《易经》中就有这样的话:“安而小忘危.有而小忘无.治而小忘乱”。一代贤相、北宋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厅阳楼览物抒怀.其“小以物喜.小以已悲”的崇高境界.完个超越了个人的一已名利.范仲淹产卜遭遇坎坷.忠直小阿.但心忧天下.留芳千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情怀.至今仍铮铮作啊.

其哲人风范.令后人瞻仰小i}。在做好学''''I一的思想政治}_作中.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卞义哲学.这是文化素质的重要根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还应紧密联系高校学产卜的实际。要切合当代大学产卜的思想实际.从现实''''I=.活中汲取新鲜营养.真实反映时代精神.使思想政治}_作更加富有活力。要深入学产陈认真了解学产陈满足学产卜要求.把思想政治}_作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学产}一引导教育学产}一帮助服务学产卜。要把引导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战线必须t<期坚持的}_作原则.体现在思想政治}_作的各个方面.使高校思想政治}_作始终立足于学产卜的年龄、心理、思想实际.}_作视点始终对准改苹开放和现代建设的火热产卜活.}_作的落脚点始终放在学产卜的理想、前途、责任感教育上.把思想政治}_作做得更加具体实在.更加入情入理.更加亲切可信。这样既有利于对高校学''''I=.进行马克思卞义哲学教育.又有助于开I}}l学''''I一的精神境界。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品位

时尚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表现为一定时期社会上或群众中普遍流行的某种产}一活方式或行为模式.是众多人相勺_影啊、迅速普及的结果。时尚具有流行性、通俗性、商品化的特点。高校学产卜偏爱流行文化.囚为他们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有产卜机、最极苹新思想的社会力量。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追求时髦的心态.往往成为追逐时尚的卞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高校学产卜远离粗俗文化.有助于提升文化品位。当代大学''''I一在改苹开放后出''''I一在社会转型中成民.是与时俱进、与时共舞的一代.他们追逐的时尚卞要集中在阅读时尚、网络信息时尚、影视娱乐时尚、恋爱婚姻时尚、校园经商时尚、西方哲学时尚、考}JI留学时尚等儿个方面。这此时尚已成为高校学产卜产卜活中小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渗透到高校产}一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代大学产}一群体中掀起了一阵阵的时尚热潮。时尚对高校学产卜的产卜活观念、价值取向产产卜了多方面的影啊.而这此影啊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对此.高校德育}_作者应辩证地分析。一方面.追逐时尚加速了古年学产卜的社会化进程.开拓了知识面.培养了技能.拓展了个人的发展空间.陶冶了产卜活情趣。_另方面.时尚文化良隽小齐.难免带来负面影啊。众所周知.时尚文化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有此时尚文化小可避免地带有浮浅、庸俗、猎奇的特点.甚至有色情卞义、享乐卞义、拜金卞义、民族虚无卞义等颓废文化错误观念.对当代大学产卜的世界观、价值观、人产卜观的发展起着消极作用。对此.高校德育}_作者应该有一个洁醒的认识。

如何弘扬优秀文化.提升大学''''I一的文化品位昵

1、对大学产卜进行正确的价值观、人产卜观、世界观教育。对种种社会思潮.如西方哲学中萨特的存在卞义、尼采的唯意志论、叔木华的宿命论、马洛斯的人木卞义等进行言之有据的正确分析.以理服人.帮助他们提高市美鉴赏能力及分析、批判能力.使他们能带有理性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此社会思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小应对“洋思想”、“洋学说”、“洋事物”盲日的崇拜。

z、充分利用传统教育资u}组织、开展有益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既能正确引导学校流行文化.又能满足高校学产卜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的需要.让他们在事实面前受到熏陶、开阔视野、增t见识.在实践活动中受到锻炼.增强能力.展露才华。同时能克服他们盲日地赶时髦随大流的心理倾向.促进他们的进一步成熟。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篇10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和内在的自省,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我党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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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