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建设范文10篇

1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

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这四个方面。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发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来源，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是数字化环境下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1全力构建厚重的环境文化

校园环境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精神面貌和形象，它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精神文明。学校应当用心构筑多元化的环境文化，让学生在其熏陶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学校可以利用数字化校园的设施，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比如，建立一个学生成长网站，由师生共同参与，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改变，包括心得、体会、成绩、获奖情况等等，鼓励学生能够发现自己的长处，用功学习。通过网络，学生开辟了师生互动交流的新天地，可以很好的构建新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1.2全力构建创新的教师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要时刻紧跟教学要求，不断提升自我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发现和肯定教师的价值，建立了相应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为教师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即能适应教师并使其能不断地自我提高和完善的教育环境。

摘要:数字时代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为迫切。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院校文化传播的阵地，应当注重其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挥好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融入图书馆文化建设中去。本文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切入点，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可以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深度嵌入到图书馆文化建设中的观点，着重分析了数字时代下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高校图书馆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优势，确定了高等院校图书馆文化建设开展传统文化服务的必要性，最终就高等院校图书馆如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出了创新性的意见。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文化保护;图书馆文化建设

数字时代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为迫切。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院校文化传播的阵地，应当注重其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挥好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融于到图书馆文化建设中去。

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传统文化凝结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积淀的精神遗产，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独有思维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五千年，经过世代的积淀、流传，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在当今社会下，随着新旧思想的不断碰撞和冲击，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促使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文明传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传统的优秀美德逐渐被淡忘，文化传承面临着严峻考验，新旧思想的不断碰撞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中，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宣传更是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而高校图书馆的属性则决定了其在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二、数字时代下图书馆承担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优势

一、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一）政策制度体系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支撑

近年来，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国家乡村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公布，对“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实施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3]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4]这些顶层设计，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二）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基础

“十三五”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落实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相继实施了县级“两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底，1649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1711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截至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6万个，覆盖率超过95%。[5]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三）新技术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

摘要：为了做好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工作，教师应在教学期间，营造良好的课堂文化，利用文化氛围去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学习中，确保教学的顺利开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新疆高职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如何在课堂文化内涵的建设中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情，也是每一位新疆高职教师需要面对的。本文选择就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阐述课堂文化的相关定义、包括课堂文化的内涵、新时代课堂文化内涵定义，为后续内容深入阐述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阐述课堂文化的几大教学目标，在依据教学目标基础上，给予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的建设有效建议，力求为新疆高职院校以及教师提供理论参考资料。

关键词：新疆高职院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内涵

数字媒体艺术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作为依托而发展，以作为迅捷的速度以及妨碍，去传递和反馈更多容量的信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是高职院校主要专业之一，此专业把传统艺术作为基础，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依托，把具有严谨性设计艺术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构建一个多个学科融合的专业，如融合数学学科、传媒以及音乐学科、文学、美术等学科。由此可见，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不仅涵盖技能方面的教学内容，也包含教学文化、知识素养等。因此，教师在教学期间，需注重课堂文化建设，注重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挥文化价值，确保技能培训与文化教学完美统一。

一、课堂文化相关定义阐述

（一）课堂文化内涵。课堂文化上作为一种特殊性、具有聚合性的文化，其也体现课堂教学氛围、教学情境的丰富性以及精神气象。课堂文化从每个学生的角度出发，注重对人的关怀，倡导心与心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只有在具有课堂文化的教学环节中，学生才能够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开放。此外，课堂文化也要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个性，进而强化内在黏贴力与凝聚力，促使学生人格的形成。学校的教学风气、风貌，以及每个班级的氛围、团结性等，也可以利用课堂文化去体现。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必须认知课堂文化价值，注重课堂文化构建。（二）新时代课堂文化内涵。新课堂文化出现就是教育改革的体现。新课改文化倡导和谐教学氛围，注重师生的平等性，否定以往陈旧和过时的文化，强调教师和学生互动，一起去探讨全新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去探究、去重新的认知，进而不断的完善自身不足，自主的去提高自身，促进生命的发展。与此同时，新课堂文化，重视学生的发展，展现新课程的课堂教学全过程，重视体验，并重新的探究相关基本理论[1]。

二、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原则

［摘要］校史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高校的文化传承，而且对于当前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独特作用。正因为如此，高校在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通过强化档案信息化管理、加强校史馆建设等方式对校史档案进行深度开发，使校史档案真正发挥出校园文化建设的特有价值。

［关键词］高校；校史；校园文化；档案

众所周知，校史档案不仅是学校发展历程的记录，而且是校园文化的载体。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加强校史档案的管理，在实践中管好校史档案、用好校史档案，将校史档案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1高校校史档案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后，高校实现办学文化的传承、继承学校文脉，必须对校史档案的价值进行深度开发。因此，高校必须在贯彻落实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高校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第一，校史档案能够促进校园文化景观建设。高校校史档案记载了高校办学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图文的形式展现高校校园景观的发展变迁，能够为当代高校办学发展提供历史参考，“使高校通过挖掘档案中的学校发展重要信息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实现文脉的传承，增强学校的历史厚重感，使校园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厚。”第二，校史档案能够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高校校史档案不仅包括学校发展历程的文字记载，而且包含学校办学历史上获得的各项奖杯、奖状、获奖证书、社会活动的纪念品、宣传册以及相关文件，这些都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教材。因此，高校要对校史档案进行深度开发，以此为载体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在校师生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校史档案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对于高校而言，校史档案记载了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的全过程，记载了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化建设的历程，特别是校史档案中记载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文件管理制度，这些内容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学校办学发展的历程。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校史档案，能够让让全校师生充分了解学校发展的历史，进而了解学校，促进良好校风和优良学风的构建，对于校园文化的形成、提升学校的凝聚力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在新时代要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

2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引言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1公民文化权利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涵

从1997年我国政府签订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条约中明确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内容，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到2002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在十六大报告被首次提出，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再到2017年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从无到有，文化权已然是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措施也逐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成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和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益于促进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覆盖全面、内容丰富、传播迅速、技术先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2002年《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出台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原则与目标，提高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2017年的首部公共数字文化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在立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求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共建共享，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投入不足，数字文化服务水平总体不高，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在设施建设、管理运行、人才队伍、服务效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基于此，“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2015年《“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规划安排；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提出结合文化精准扶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满足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为公众提供均等、公开、普惠、互动、透明的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重视服务的均等化，在推动建设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忽视文化的贫困，文化扶贫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能够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推动贫困地区现代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总结我国如今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服务中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次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关键要素入手研究我国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模式构建，最后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开展精准扶贫的途径与方式。

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

2.1信息资源不均衡。信息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地区拥有信息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及信息资源开发运用的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现状，我们需要厘清信息资源的类型，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信息资源的类型进行了划分，通过归纳，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将信息资源分为实物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一般来讲，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贫困主要有以下情况。文献和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少。贫困地区一般以解决温饱，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贫困地区家庭经济不宽裕，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文献或者网络信息资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能够投入过多的资金购买信息资源，例如，2016年陕西省102个县级图书馆中，新增藏量购置费少于1万元的县级图书馆11个，占10.78%[1]。信息资源类型不完善。贫困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薄弱地带，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避风险必须了解全面的信息。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以及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信息资源的注入，指导生产和经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在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提供全方面的信息资源内容，包括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农业种植信息、气象信息、农资信息、劳务信息等。我国目前已有多个农业数据库，如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等，但是这些数据库规模小、存在分布零散、共享程度不高、时效性差问题。此外，由于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渠道不顺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已有的信息资源不能适时适地的提供针对性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通讯基础设备不发达，与外界接触少，交通比较闭塞，消息来源渠道窄，他们不能够接触到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利用的文献信息资源内容较少，用户的信息需求没有被激发。同时，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封建迷信风气盛行。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没有认识到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对价值观正确的信息资源利用率低。贫困地区人们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电视是其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信息资源利用方式单一。此外，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奇特，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员指导，不能充分整合利用实物资源，提高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方面没有对信息资源以合理特定的方式进行宣传和传播，公共文化供需错位，没有吸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关注，让他们主动利用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没有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没有关注到文化的差异性，没有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没有正确引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2.2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文化发展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偏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地方政府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时由于购买力有限，群众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这成为制约该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县级“两馆”与地市级“三馆”等项目，并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贫困地区的文化机构数量和拥有房屋面积不断增长。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县级公共图书馆1988个，文化馆2037个，乡镇文化站34239个，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由上年的90平方米提高到95平方米；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座位数由上年的86万个提高到91万个[2]。但是，从建筑面积、设施总量来看，贫困地区设施建设仍然不足，贫困地区仍有多个公共图书馆建设面积小于国家建设标准，贫困村拥有文化活动室的数量不仅少，而且存在一室多用、功能不完善的情况。同时随着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深入开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贫困地区软件基础设施的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93年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成立，此后，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府文件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加强西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至今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7年至2009年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年至今的农家书屋工程等全国性文化扶贫工程[3]。此外，2013年文化部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在全国边疆海疆地区建设数字文化驿站[4]。2015年“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程”打通公共文化体系联系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5]。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如何在贫困地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具体安排。此外，我国扶贫部门机构设置完善，从国家到地方设立专门扶贫办，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国家出台扶持贫困地区的政策，地方政府跟随国家的脚步出台地方扶持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政策或举措，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但是基层公共文化需求的自发性与多样性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需求不匹配，人们使用公共文化设备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3服务方式覆盖不均衡。我国建设先进文化的中心任务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贫困地区的文化服务是我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薄弱的地方。笔者通过查询数据库中有关贫困地区服务方式方面的文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针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的案例对文化服务方式进行了总结。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文化的建设发展，拨付专项资金助力脱贫攻坚。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对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投入仍低于城市，供给结构失衡，政府主导的服务模式能够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方针，提供制度和财政保障，但是“指令性”的决策实施机制，使得喜闻乐见的民办文化边缘化，文化活动形式化，造成资源浪费，文化服务贫困现象难以改变。一般来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是营造便利的环境和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我国政府通过开展文化扶贫项目，加强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人们营造了便捷的文化环境，保障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文化权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国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各地文化机构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着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送戏进万村”、送电影、开展文体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推进[6]。自2008年《“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至今，乡镇综合文化建设项目基本完成，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此外，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已达44291个，从业人数由2006年123465人增加到173499人，分别举办959900次文艺活动、536300次培训、139800次展览等[2]。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能丰富公众的生活，提高了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但是同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忽视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差异性，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享受依旧持有“看热闹”的心态，不仅导致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且使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失去信誉。此外，我国开展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性不足，主要是送戏进万村、送电影等，长此以往，使得公众缺乏兴趣，不能真正的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数字基础建设仍不完善，贫困地区适用型、技能型人才缺乏。笔者通过查阅国家出台的关于文化扶贫的政策文本，发现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评估文化扶贫工作的内容。评估标准不明确，不仅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在开展服务时管理分散，实施部门各自为政，而且使得服务部门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服务开展“形式化”，虚报文化项目的成果，造成资源浪费。2.4公民文化权利意识薄弱。贫困地区属于知识缺乏区域，贫困地区的用户群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用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我们需要对贫困地区的用户进行研究。首先，在意识上，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大部分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学习文化的能力缺乏。并且部分贫困地区封建迷信的风气盛行，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缺乏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贫困地区的民众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贫困程度等原因，在意识形态、文化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如贫困地区儿童需要接受教育，中青年需要提高生存技能，但是贫困地区的中青年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儿童为主要留守对象。用户群体较为稳定，所以要准确的理清扶贫对象，做好前期调查，使得民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资源有效利用。此外，贫困地区图书馆的使用率低，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存在废弃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贫困地区阅读能力有限，更是因为图书馆缺乏农业种植养殖类的书籍，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存在距离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贫困地区的数字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手机、电脑、智能移动网络设备逐渐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扶贫信息、就业信息、农业知识等资源平台，贫困地区获取信息途径杂乱，虚假信息广泛流传，民众信息甄别能力差，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此外，贫困地区缺乏计算机、电子商务培训，民众不能更好的借助信息网络环境改变贫困现状。

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分析

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研究，我们需要从整体和精准化的角度思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根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合理配置服务职能，注重服务内容的精准化，注重保障要素的多重性，从分析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服务要素、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入手，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3.1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3.1.1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基础设施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关键性要素，是组织和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要素，是为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提供数字文化产品的平台和媒介，是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基本文化权益的物质保障。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扩大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开放程度，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整体水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要素最重要的是场馆设施要素、网络通信要素。文化场馆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帮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优质的文化场馆能让民众有一个优越的环境与感受文化的魅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随着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如“送戏下乡”“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提升，但是短期的“送文化”之后，民众的文化生活又回归到单调的状态。文化场馆的建设有利于培养根植于群众、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能人的带领作用，推动民众文化团体的建设，从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外，随着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文化场馆的建设能够促进文化数字化服务，使得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不出户就能分享到来自于世界的文化产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改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传统的经验模式，加快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流通。推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要推进移动通信在贫困地区的优先覆盖，提高网络服务的能力，其次要精准减免贫困人员的网络通信费用。基于此，在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大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如远程生产指导、就业服务、乡村旅游等。3.1.2资源布局要素。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资源建设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教育资源整合、“互联网+”扶贫工程建设等围绕资源建设与布局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展开，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纷纷利用数字技术为公众提供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希望接触到网络信息，借助数字化设备满足其文化信息的需求，更希望能够一站式的检索满足多样的信息需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是传统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能够弥补传统文化资源在数量上的不足。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数字资源依然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在地区或是在系统分布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鸿沟没有消弭。要解决公共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平等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也需要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缺乏，民众能够利用的信息资源数量少，种类不齐全，机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机构的特色优势，弥补单一机构局限性，实现资源互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建设与布局的过程中要注重用户的主体地位，在开展扶贫帮助的时候要注重贫困民众的需求，提供经过整合的资源，提高数字为文化服务的效能，充分保障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出现矛盾，一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服务没有有效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民众没有便利的条件享受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资源建设与不足的过程中要开展广泛的前期调查，对贫困地区民众的“一站式”需求进行了解跟踪，整合分布式异构资源，设置友好、简洁的交流页面，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听取用户建议，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提供数字文化服务。3.2服务要素。3.2.1服务主体要素。国家财政部、文化部2002年联合启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2011年下发了《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2012年正式《“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具体管理主体是为各省文化厅、财政厅。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会打破单一服务方式，从而使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化。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服务域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提供普遍广泛的服务，政务服务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有享有数字文化服务的权益，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由于贫困地区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供给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府在开展服务时造成资源浪费，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非盈利性组织和个人志愿者可以加入政府开展的服务活动中，对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妇女等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数字服务，提高信息素养的能力，从而提高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由于其提供的服务种类丰富，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和满足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鼓励其开展创新的服务方式，从而更好的达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但是政府要注重对该组织的监管，防止其损害公众利益。建立多元合作的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效益，实现数字文化更加精准化的服务。3.2.2服务内容要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7]。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明确了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内容指的是服务主体为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和范畴。在精准扶贫对象特征与需求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要根据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般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基本的文化信息。阮冈纳赞认为“每个读者都有其书”，公共数字文化应该满足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借助电子设备阅读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②提升性的文化信息服务。对于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来讲，在获得基本文化信息保障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还需要提升他们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以脱贫为目标，一方面提供他们生产或者生活的技术信息，提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信息。3.2.3用户信息素养要素。信息素养，包括个体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以良好的信息道德行为搜索、寻找、分析、运用各种信息的知识和能力[8]。公众信息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在信息化时代，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为公众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信息素养是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公众信息利用水平的高低，对数字文化服务的顺利开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我国公众信息素养主要问题：一是信息意识不强，信息基本意识缺失，信息开发利用意识淡薄，信息保护、安全意识不足；二是信息技能问题；三是信息道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网络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9]。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而言，人们的信息素养问题主要是：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缺乏，信息意识不强，对信息设备的功能要求低。②教育水平落后，设备基础建设不完善，与现代化建设差距大。现阶段，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素养。如2016年《“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信息化建设；同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高农村教师信息素养，强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变教育教学方式。3.3文化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3.3.1治理主体要素。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精神文化处于悬浮状态，文化治理非常重要，政府不是唯一的文化治理主体，社会组织、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要参与到文化治理中，三者统筹协调。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最主要的表现是无人传承文化。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有着属于当地的特色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家，尤其是在当地文化能人的流动，文化传承主体缺位，逐渐淡化对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无人问津。此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文化传承，对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过少，虽有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政策与现实脱节，过度市场化，预期效果并未达到。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另一重要表现是当地民众意识的缺失，在思想意识上不重视传承文化，同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集体意识观念淡薄，不愿意主动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正确的价值观缺失、迷信封建的盛行也影响到贫困地区民众对正确科学文化的追求。政府要主动承担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主导责任，加强对文化建设的投入，重视文化建设，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贫困地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业余生活，达到文化治理的效果。同时，政府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留住当地青壮年与文化能人。此外，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当地民众认识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为民众自治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出台鼓励措施培育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文化能人，成立村民自治组织。贫困地区的文化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调共治机制，各个主体理清任务，加强合作，互相监督，才能保证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顺利进行。3.3.2政策要素。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为促进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政策质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效果，高质量的政策能够为文化的帮扶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政策首先要确定长期性、可控性的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仅仅是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更是通过数字文化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建设文明健康现代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公共数字文化的精准扶贫强调的是丰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的文化权利，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融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要具有完善性，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数字文化服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重大发展规划之中。同时，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等，在整体上涉及有关财政保障、立法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公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等相关问题，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制度体系，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提供制度支持。此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要具有弹性，不能够忽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差异，政府要及时发现公共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要注重加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贫困地区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因地、因时、因人的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政策。

【摘要】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日益深度融合，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方兴未艾，人类社会已经由信息时代迈入大数据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大数据时代，如何激发和增强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使之与时俱进、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是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课题。当前，云南由“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正迎来大数据时代的重大机遇，应充分挖掘大数据在民族文化建设中的战略价值，有效运用大数据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定量分析、历史呈现、高效传播、传承保护和数据考证，以大数据战略促进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全省要着力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民族文化大数据产业发展；要加快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搭建民族文化大数据平台；要积极推动云南民族文化数“聚”创新，实现“文化云南”与“数字云南”并举，努力建设“智慧型”的云南民族文化强省。

【关键词】文化；大数据；民族文化强省；云南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的软实力，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民族所传承的民族文化都有离不开所处历史时代文化的整体价值，并受整个时代文化价值力量的影响和约束，这体现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深度融合，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引发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由信息社会步入数字社会，迎来了“数据”主导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新起点和时代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快步迈进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兴起，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创新动力，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创意空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这为大数据创新驱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独特、民族文化纷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同样存在发展不足的最大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较为缓慢迟滞，而少数民族群众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强烈，特别是互联网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这一“供需”矛盾。新时期云南要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文化是生产力，数据是创新力，发展是总钥匙。只要将大数据创新力与文化生产力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云南”与“数字云南”建设并举，就必然能够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一、大数据的基本内涵与数“聚”创新力

（一）大数据的基本内涵。大数据是当今极为时尚与热门的话题。“大数据”一词最早源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国际著名科学周刊《自然》杂志于2008年9月出版的“BigData”学术专刊，首次提出“大数据”的概念。2011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的口号，随之，大数据蓬勃发展，掀起全球大数据发展热潮。什么是大数据，众说纷纭，目前尚没有形成权威而统一的定论，一些国际著名机构从不同视角纷纷给出了对大数据内涵的阐释。麦肯锡给出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常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合。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巨量资料（BigData），或称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咨询。国际数据公司（IDC）从大数据的四个特征来定义，即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这“4V”特征体现了大数据的基本内涵。我国“大数据治国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从微观层次看，大数据是在新一代信息基数设施支撑下，物理空间运动过程加速向网络空间映射的结果，表现为规模巨大、种类多样、内在关联的数据集，趋向于无限接近真实世界；从中观层面看，大数据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是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力量，个人角色、企业组织结构与战略、国家治理方式、国家之间竞争方式，将在数字空间中被重新构建；从宏观层面看，大数据是认识论的变革，大量对象从不可知到可知，从不确定性到精确预测，从小样本近似到全样本把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升华。未来，大数据的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伸与拓展。（二）大数据的数“聚”创新力。大数据作为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力量，具有融技术、能力、思维和时代“四位一体”的社会属性。大数据是一种技术，即利用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能力、语义引擎和数据质量管理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并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技术过程。大数据是一种能力，即大数据是一种能带来创新的能力，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将看似不相关的数据进行“重组”和分析，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而实现数据创新，这种创新有可能带来产业的转型，也可能创新某种产品。大数据是一种思维，即大数据是一种以“开放共享”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思维方式，强调从信息公开到开放数据，从开放数据到开放数据接口。可以说，随着数据开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会的开放共享程度也在提高。大数据是一个时代，即大数据开启了一个以数据为基本元素、以数据为战略资产的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掌握了数据就意味着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大数据的数“聚”创新力源于对数据资源的整合，采用新型计算架构和智能算法，运用可视化的技术将看似不相关的数据进行“重组”和分析，搭建起区域块上集聚的大数据公共平台，有效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而实现数“聚”创新。加快形成大数据的数据资源“聚集”，开发大数据平台商业应用价值，探索大数据服务和运营模式创新，是大数据实现数“聚”创新驱动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大数据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数据进行“集聚”融合，将更大限度地激发出大数据的数“聚”创新活力。

二、大数据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一、制约海峡西岸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因素

1．档案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目前档案人员整体素质较低，档案服务的能力较弱，在专业知识、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没能得到更新，知识结构没调整充实，以致于不能适应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要求，也制约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同时，由于档案管理人员缺乏业务培训，对高校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必备技能没有很好掌握，例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未能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导致档案工作现代信息技术整体推进明显滞后。因此，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亟需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升。

2．档案管理技术明显滞后

在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技术明显滞后，未能适应海峡西岸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档案工作边缘化、档案数字化建设没能得到重视、资金投入少等因素，导致软硬件设施、设备落后，现代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缓慢，档案工作现代信息技术整体推进明显滞后，影响了档案信息数字化的进程。而传统档案管理技术和手段已跟不上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文化发展步伐，也制约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

3．档案编研工作力量薄弱

一、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内涵

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包括校园整体规划布局、校园建筑风格、环境格局、教室内部陈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主要是指“学校里的教学设施、生活资料，如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图书馆、运动场、宿舍及其他的内部设施；校园的花圃、树木、道路以及校办工厂、农场等其他设施”［1］。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织部分，贯穿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高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以其丰富多彩的感性特征直接影响学生，发挥其潜移默化地陶冶学生情操的功能”［2］。在校园的每位师生都与物质环境朝夕相处，体验和感受着环境，而物质环境也不断发挥着“教化育人”的作用，它是于无声处时时影响人、塑造人的特殊课堂。

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现状

自1999年我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来，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众多学校进入升格、合并、建设新校区的行列，高职院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安徽省也是如此。大部分高职院校在合并之后都开始建设新校区，校区占地面积少则210000m2，多则达1066666.6m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占地522666.6m2；多聘请专业设计院精心设计，现代化气息浓，气势宏伟，建有行政楼、教学楼群、实验实训楼群、图书馆、体育场馆、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公寓楼群、多功能餐厅等配套完善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教学和生活设施完备。但研究发现，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建筑物名称缺少文化底蕴。苏联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主张“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人们也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沉默的史诗、历史的教科书和社会发展的见证人［3］。而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校舍建筑物名称较简单，没有突显文化内涵，如：教学楼被命名为“教学楼A、B、C”或“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学生公寓楼群被命名为“1号宿舍、2号宿舍……”或“1号公寓、2号公寓……”，多功能餐厅被命名为“第一食堂、第二食堂……”，缺少文化底蕴。（二）部分楼宇功能分区不清。目前，除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公寓、餐厅、体育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功能界定较清晰外，其他楼宇很难做到功能明晰，如实验实训楼群分布于各个教学系部，实践教学场所与系部行政和教师办公场所融为一体，图书馆与学术报告厅、教材室同处一栋楼，楼宇的使用率较高但功能区分不清。（三）景观建设不到位。新校区的校内道路、广场、园林、草地、花坛、池塘等的建造还需进一步完善，雕塑建筑小品、人文景观较少，校园绿化美化也仅限于种一些常见的花草，区域性校园文化难以表达。（四）校史文脉传承易出现断裂。“校园物质文化本身积淀着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多方面要素。”［4］高职学校在合并后，为满足新的校舍建设、教学的需要会舍弃一些物质文化，那么该物质文化承载的校史文脉也会一并丢失，无法被复制到新校区，也不能得到传承，校史文脉就容易出现断裂现象。

三、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路径

（一）规划先行。笔者认为，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理应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按规划搞建设”的基本原则，真正认识到规划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执行的严肃性，既要传承学校的优良历史，又要具备一定的超前性，体现“立足当前，志在百年”的设计理念，精心制订“省内一流、全国领先”的整体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地规划校园功能分区（教学区、实验实训区、生活区、体育活动区、创新创业区等）、道路交通、园林绿化，达到“结构、功能合理的物质空间环境激发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愿望”［5］的目标；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既定规划建设，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意改动方案。（二）突出职业性。职业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目标。为此，学校一方面要积极营造具有职场氛围的教学环境，校园物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要体现行业、企业文化特征，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感染、熏陶学生，如教学楼的命名，可根据学生所学专业予以命名，楼宇内张贴相关职业的名人名言、职业道德标准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设仿真实验实训场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6］，并进一步要求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工学结合”的理念，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同步加强专业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学习与训练，达到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需求高度对接。实验实训场所建设，应尽可能地与“第一线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相适应，形成真实或仿真的训练环境，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专业基地”［7］，即按照现代企业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模式组织实训教学，建立与专业相应的实验实训场所——理实一体化的专业教学教室。（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良好的景观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高职院校的景观建设是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路、地坪、假山、水池、花架、亭廊、雕塑、灯具、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景观或是自然生成或是人工雕琢。景观建设一方面要体现节约的设计理念，设计力求通过头脑风暴，奇思妙想，使景观既具有先进的文化育人功能，又节省建设成本，即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尽量依山就势，避免大规模的推倒重建；另一方面，要将人文内涵融入自然景观建设中，即景观建设或是传承校史，或是展现民俗风情，或是体现地域特征，或是再现科研成果，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四）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数字化应用在高职院校物质文化建设中，已成为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领导及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学校、快捷获取知识、提高办事效率、优化办公环境的重要途径。“高校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集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其性能的优劣将直接影响每位教师、学生及教学管理人员日常学习、工作的展开。”［8］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将数字化校园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有效整合学校现有资源，进一步优化日常工作流程，从而改进学校管理模式，最终实现“教育信息化、决策科学化和管理规范化”［9］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