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建设范文10篇

时间:2023-10-16 16:32:26

数字文化建设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1

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这四个方面。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发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来源,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是数字化环境下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1全力构建厚重的环境文化

校园环境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精神面貌和形象,它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精神文明。学校应当用心构筑多元化的环境文化,让学生在其熏陶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学校可以利用数字化校园的设施,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比如,建立一个学生成长网站,由师生共同参与,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改变,包括心得、体会、成绩、获奖情况等等,鼓励学生能够发现自己的长处,用功学习。通过网络,学生开辟了师生互动交流的新天地,可以很好的构建新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1.2全力构建创新的教师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要时刻紧跟教学要求,不断提升自我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发现和肯定教师的价值,建立了相应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为教师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即能适应教师并使其能不断地自我提高和完善的教育环境。

1.3全力构建多样的学生文化

多样的学生文化就是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优势进行多样化的发展。每个孩子的优势不尽相同,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特点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每一个学生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需要自由发展的空间,学校应当努力构建这样的空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1.4全力构建互动的课堂文化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在校生活的平台,而课堂文化则是学校课程实施、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教学活动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课堂文化是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互动的一种体现,它影响着教师教学活动的质量和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在学校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以构建新型课堂新型师生为目标,改善新型课堂教学结构,使其朝着引导、互动、创新、体验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激励下,相互协作,自主探究,形成互动的教学文化,使课堂充满生命力。

2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2.1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校园环境是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全校师生员工。学校要对校园里的建筑、绿化、装饰等进行精心的设计,以达到陶冶学生情操与培养学生思想目的。比如可以设立一些发人深思、激人向上的中外名家的诗词警句,从而实现启迪心灵、陶冶性情的目的。搞好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要搞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学校应加大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室与体育馆的投入,不断优化学生的活动环境。

2.2充分利用现有的数字化成果

目前,现有的数字化成果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数字化校园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学校应当及时转变观念,提高数字化成果的应用意识,利用其优势,充分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天地。比如,可以利用校园信息平台,拓宽师生互动方式,让师生互动更为自然。大多数学生对老师有种畏惧感,有问题不敢当面请教老师。也有些学生,在家有问题时无法第一时间问老师,问题一旦搁下来,也就没了兴致。这时教师可以利用班级qq群构建一个在线答疑的网络平台。通过这个互动平台,学生可以把自己不懂的知识点告诉老师,老师可以对此进行解答,针对那些共性问题,教师可以在第二天的课上进行全班性的解答。除了学习上的问题,学生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向老师请教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间一长,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师生文化相互交融。

2.3加强老师的数字化技术培训

在信息化校园中,教师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学校要加强老师的数字化技术培训,打造现代化教学的师资队伍。教师的培训要经常进行,同时培训的面要广,不仅包括一线的老师,也包括学校的领导,共同努力,构建现代信息化的校园建设。其中,可以鼓励年轻老师积极发挥作用,帮助一些信息技术水平不高的老教师进步,并通过教师间的相互学习,带动提高全体教师的应用水平,从而更好地建设校园文化。

3结语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2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文化保护;图书馆文化建设

数字时代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为迫切。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院校文化传播的阵地,应当注重其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挥好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融于到图书馆文化建设中去。

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传统文化凝结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积淀的精神遗产,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独有思维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五千年,经过世代的积淀、流传,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在当今社会下,随着新旧思想的不断碰撞和冲击,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促使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文明传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传统的优秀美德逐渐被淡忘,文化传承面临着严峻考验,新旧思想的不断碰撞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中,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宣传更是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而高校图书馆的属性则决定了其在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二、数字时代下图书馆承担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优势

《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将图书馆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由此可见,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图书馆作为保存、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具有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图书馆的职能属性决定的,也是图书馆的意义所在。(一)传承是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因传承而诞生,图书馆存在就有了文化传承的意义,文化同时也因图书馆这一载体而得以延续。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中图书馆承担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人类知识需求的稳定性取决于图书馆文化传承功能的稳定性。(二)高校图书馆对传承传统文化具有天然优势。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校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人类的科技进步、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而高等院校图书馆作为高等院校的三大支柱之一,对文化传承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1.天然的职能优势。图书馆职能就是保存人类文化的遗产,这其中必然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高校图书馆在这一方面天然传承着保护传统文化的职能特点。2.丰富的文献资源建设优势。高校图书馆是为了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会更全面。同时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普及,数字资源建设的不断完善使得高校图书馆得以借助大数据作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作为内容,以更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作为手段,来进行传统文化的发展。这种科技优势是公共图书馆不可比拟的。这种科技优势也使得馆藏图书文献资料的方式会更加多元化,面向读者开展的子服务种类更加先进。3.高等院校的人员优势。高校图书馆的人员有专业的具备丰富图书馆知识的人员组成。这些高度配合、分工明确,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信息素养的专业工作人员,是开展传统文化服务和传承的基本条件。同时,图书馆是服务于人的。高校图书馆面向的人员结构往往以高校师生为主。这些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图书馆借助新媒体手段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学习活动,吸引高校师生的参与。这些活动可以帮助那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学生,让他们可以快速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学会运用前人智慧创造性的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推陈出新。这些文化服务活动凝练了图书馆独有的文化氛围,并且积极地融合进校园文化建设中去。

三、传统文化服务深度嵌入到图书馆文化建设中的必要性

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图书馆文化建设。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应该以传统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嵌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积极发挥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的功用,有效的引导读者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继而发挥传统文化对高校文化建设的辐射力。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著名学者吴宓提出,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生,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高校图书馆存在目的之一就是为学生种植心灵的文化大树,构建灵魂居所。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建设必须紧密围绕着读者即广大师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提升自己。在与时俱进中将传统文化纳入高校图书馆的文化建设,采取在“求同存异”的态度。用“和”的科学态度将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再创造,并挖掘出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中的新内容。图书馆文化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也需要扎根在图书馆文化建设中才可以焕发出新的活力。传统文化的纳入对图书馆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的补充。比如我国传统文化《弟子规》中早有记载,“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就是说,要有一颗关怀爱护的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词,韵味悠长,有李白的豪情万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有李清照的哀怨,“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更有陶渊明的悠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文学的魅力,它伴随着文字跨越千年而来,将古人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美好的理想、道德与智慧,需要在高校的青年一代中扎根传承。将传统文化纳入到图书馆文化建设中,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些传统魅力将随着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深入到读者的思想中去,如同一场及时的甘霖,安抚读者在数字时代中的浮躁,滋润干涸的心田。

四、高校图书馆的具体举措

高校图书馆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阵地,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构建读书环境对读者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平台传播传统文化理念和观点。通过举办讲座、举办读书会等各种活动突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发展规律和方式开展传统文化服务,将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为读者营造更加典雅的阅读环境,让读者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厚重中,提升馆员的专业化水平,有效引导读者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建立健全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创建“你好晨读”“拾遗补缺”等项目,将阅读推广与提升大学生行为习惯培养充分结合,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武汉学院图书馆举办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十部典籍推介图文展”,举办了《<诗经>的文化精神》等系列专题讲座,定期开展倾听读书会,激发了读者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济大学图书馆成立了“闻学堂”,集传统文献借阅、展示、研讨三项功能于一体,通过展览、互动、体验并结合传统的阅读、交流、讲座等形式,在图书馆内搭建传统文化教育平台,为学生营造传统文化学习与美学熏陶的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开展线上推送与线下体验互为结合的“非遗进校园”年度主题系列活动,让读者在近距离欣赏非遗作品的同时,领略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点和人文精神。

五、结语

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将传统文化巧妙的置于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去,科学规划,静心布局,不但有利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图书馆自身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个社会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图书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图书馆变成一个传统文化发展交流传承的场所。不仅仅让读者在思想、精神上接受传统文化,更是要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新青年的思想文化进行碰撞交流,引导读者进行深入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创新不断传承。

参考文献:

[1]殷利艳.现代移动图书馆建设影响要素与构建策略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5):137-139.

[2]刘凯.试论高校图书馆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角色与作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9(11):104-105.

[3]李玉娟.发挥传统文化对高校文化建设的辐射力[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3(14):147-148.

[4]许强.图书馆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地[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2(36):73-74.

[5]张钦恩.传统文化与图书馆关系辨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2):3-10.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3

关键词:新疆高职院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内涵

数字媒体艺术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作为依托而发展,以作为迅捷的速度以及妨碍,去传递和反馈更多容量的信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是高职院校主要专业之一,此专业把传统艺术作为基础,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依托,把具有严谨性设计艺术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构建一个多个学科融合的专业,如融合数学学科、传媒以及音乐学科、文学、美术等学科。由此可见,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不仅涵盖技能方面的教学内容,也包含教学文化、知识素养等。因此,教师在教学期间,需注重课堂文化建设,注重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挥文化价值,确保技能培训与文化教学完美统一。

一、课堂文化相关定义阐述

(一)课堂文化内涵。课堂文化上作为一种特殊性、具有聚合性的文化,其也体现课堂教学氛围、教学情境的丰富性以及精神气象。课堂文化从每个学生的角度出发,注重对人的关怀,倡导心与心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只有在具有课堂文化的教学环节中,学生才能够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开放。此外,课堂文化也要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个性,进而强化内在黏贴力与凝聚力,促使学生人格的形成。学校的教学风气、风貌,以及每个班级的氛围、团结性等,也可以利用课堂文化去体现。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必须认知课堂文化价值,注重课堂文化构建。(二)新时代课堂文化内涵。新课堂文化出现就是教育改革的体现。新课改文化倡导和谐教学氛围,注重师生的平等性,否定以往陈旧和过时的文化,强调教师和学生互动,一起去探讨全新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去探究、去重新的认知,进而不断的完善自身不足,自主的去提高自身,促进生命的发展。与此同时,新课堂文化,重视学生的发展,展现新课程的课堂教学全过程,重视体验,并重新的探究相关基本理论[1]。

二、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原则

(一)互动性课堂文化建设原则。教师在建设教学文化时,需要依据的第一标准为互动性原则,倡导合作学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课堂文化中互动观念与以往互动观存在差异性,不仅仅是单一局限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把这种互动蔓延到每个教师之间,倡导学生与学生相互间沟通和互动。课堂文化建设互动性原则,赋予教学全新意义,认为教学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互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二)因材施教课堂文化建设原则。课堂文化教学理念主要内容之一为人本教育。课堂文化实施期间,高职教师需倡导以人为本,尊重每个高职学生的个体差异,肯定其优势,完善其不足,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此外,在因材施教教学期间,教师也要营造和谐的互动环境,这样在平等互动环境中,利于教师掌握班集体学习情况,也可以照顾到每个个体[2]。(三)目标性课堂文化建设原则。在营造良好的课堂文化,开展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需要依据三维目标去实现与达成。强调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把行、意、情以及知融为一体,把技能培养、知识认知以及情感等融为一体的多元化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注重人际交往,丰富教学灵活性,力求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趣味性。例如,就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堂文化建设来说,为了更好的教学,可以把市场导向作为目标性原则,结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强化专业教学和社会以及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明确学生必须具备的素养、知识以及技能,有目标、有方向的去培训人才。(四)民汉学生合组课堂文化建设原则。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国语能力较弱,限制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获取;并且国语能力的欠缺使得少数民族学生的交流不够主动,课堂中沉默,腼腆的状态较多,这两点影响课堂文化的内涵建设。将民汉学生根据实训项目进行合组,每个组在完成实训目标的同时,汉族学生可以带动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国语能力,拓展性格,主动交流。

三、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建设举措

为了切实落实好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建设工作,健全高职学生人格的形成。需确保高校教学风气、风貌,营造充满文化气息、校园文化以及班级文化,为教学工作顺利开展作保障[3]。(一)做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关爱学生的身心发展。一些高校设置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专业实践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以及毕业实习课程等,忽略公共文化课程。因此,为了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落实课堂文化教学,教师必须把各个课程与文化课程融合。例如,英语课程、计算机课程。结合以往教学情况来说,计算机一级英语专业好的高职学生,在学校数字媒体课程中各个软件知识能力更强。所以,高职院校应注重文化课程的设置,包括计算课程、文学影视的作品赏析、思想政治、科学技术、人文知识、文案写作、艺术学、中国文化概论一级大众传媒等。(二)倡导民汉学生合组课堂文化理念,构建高素质教学。团队首先,新疆高职院校必须注重校园文化以及课堂文化的建设,大力宣传把教学工作与课堂文化结合的重要性,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样化的模式,倡导民汉学生合组,烘托课堂文化氛围,尊重每个学生,顺应每个学生的天性,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建设生态化课堂。其次,教师在教学期间,应秉承高职院校教学方向,大力开展课堂文化教学,积极的参与到课堂文化中,和学生交流、沟通后共同去建设教学目标以及任务。此外,教师也要注重教师理论知识以及文化素养的提升,建立一定的周期,定期的对教师进行培训。培训模式可以利用人文知识竞赛模式、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进行文学作品的赏析模式等进行教学。(三)注重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提高学生创造力。数字媒体艺术的作品,是利用电脑与各个计算机软件应用操作实现,因此创作目标应该是利用计算机与相关软件,融合创作者的预先构想、创意和绘制的设计草图来完美的去表达。但是结合实际来说这样重复的操作用将导致学生自身思维受到局限,创造性思维无法发展,思路固定,去发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动手制作相关联系课堂中,学生需要通过操作电脑系统完成,包括立体的构成。色彩的构成等等,学生利用平面图像的联系来替代立体模型的练习,导致学生缺失动手能力以及三维空间的思维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教师在教学期间应依据四大原则,包括目标性原则、互动性原则、因材施教、民汉学生合组课堂文化建设原则,建设课堂文化,利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高职院校应重视课堂文化以及校园文化的建设,营造了解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课堂文化建设奠定技术。与此同时,新疆高职院校也要做好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建立一定的周期,利用多样化的培训模式开展培训工作,强化教学团队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吴丽颖.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J].语言与文化研究,2019(01).

[2]刘矫妍.应用型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5).

[3]全国第二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培训班赴宜良县开展现场教学[J].云南农业,2019(08).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4

[关键词]高校;校史;校园文化;档案

众所周知,校史档案不仅是学校发展历程的记录,而且是校园文化的载体。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加强校史档案的管理,在实践中管好校史档案、用好校史档案,将校史档案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1高校校史档案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后,高校实现办学文化的传承、继承学校文脉,必须对校史档案的价值进行深度开发。因此,高校必须在贯彻落实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高校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第一,校史档案能够促进校园文化景观建设。高校校史档案记载了高校办学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图文的形式展现高校校园景观的发展变迁,能够为当代高校办学发展提供历史参考,“使高校通过挖掘档案中的学校发展重要信息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实现文脉的传承,增强学校的历史厚重感,使校园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厚。”第二,校史档案能够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高校校史档案不仅包括学校发展历程的文字记载,而且包含学校办学历史上获得的各项奖杯、奖状、获奖证书、社会活动的纪念品、宣传册以及相关文件,这些都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教材。因此,高校要对校史档案进行深度开发,以此为载体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在校师生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校史档案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对于高校而言,校史档案记载了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的全过程,记载了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化建设的历程,特别是校史档案中记载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文件管理制度,这些内容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学校办学发展的历程。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校史档案,能够让让全校师生充分了解学校发展的历史,进而了解学校,促进良好校风和优良学风的构建,对于校园文化的形成、提升学校的凝聚力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在新时代要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

2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盛世修史,懿年纂志”,校史档案对于增强师生对学校文化的传承和认知度具有重要作用。加强校史编纂,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学校办学发展的重要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如何发挥校史档案的作用,是高校在实践中必须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一,各学校的校史馆建设力度不够。校史馆是学校办学历史的展示的平台和宣传的窗口,不仅展示了学校的发展成就,而且体现了学校文化的传承,因此,当前多数高校都建成了校史馆。但是,有的高校的校史馆却没有发挥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没有生动鲜活地反映学校的精神面貌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北华大学校史馆,自从建立至今极少对外展出开放,甚至有学生直到毕业都不曾参观过校史馆。通过对学生的走访了解,绝大多数北华大学的学生不晓得校史馆究竟在何处,更不知道都展出些什么。不仅如此,有的校史馆的布展内容单一,仅仅是对图片、文字、实物进行静态展示,难以反映出学校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校风学风,更无法增强学生爱校情怀,完全成为了学校里的“摆设”。第二,校友档案开发不够。众所周知,校友档案是对学生进行爱校教育的重要素材。正因为如此,多数高校都致力于开发校友档案,但是这些校友档案仅限于在校学习期间表现突出且毕业后学术科研取得重大贡献、事业上成就突出的毕业生。多数高校本着这种态度在校史馆内展出了这些校友的个人著作、荣誉证书、大学期间生活的照片。虽然这些展品体现了优秀校友成长和奋斗的历程,展现了他们品学兼优的一面,能够为大学生树立榜样,能够教育和引导在校学生向优秀校友学习,弘扬他们刻苦学习、勇于创新的能力,对于塑造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校友档案开发中存在着片面现象,开发校友档案完全是从功利角度出发,对于普通校友档案开发得不够,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学校发展变迁的全貌。特别是北华大学校史馆,多次出现校友捐赠文物却屡屡拒收的现象,无助于校友凝结学校情怀,更无法激发校友毕业后心系母校的情感,更无法提升学校的凝聚力和学生的归属感。第三,校史档案数字化成度不高。目前,档案管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已经成为了主要趋势。因此,如何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高校校史档案的利用率是当前各个高校档案部门面临的难题。截止目前,吉林省多数学校还没有对校史档案进行系统编研,这就导致了有校史档案需求的部门无法利用校史档案,而档案库堆积如山的档案却得不到有效利用。因此,如何建立良好的信息查询手段,提升档案数字化比例,进而满足师生的查询需要,是当前校史档案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当前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发挥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的对策高校要发挥校史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必须着力加强校史编研,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校史馆,通过提升校史档案数字化水平进而将校史档案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第一,高校要加强校史编研,要该想法设法提升校史档案收纳的能力和种类,拓宽和扩大校史档案收集的范围和渠道,面向校友征集散落全国各地的史料,包括教学、科研等档案资料,对这些照片、文字、实物进行整理,特别是要注重发掘基层单位保管的文献,使校史档案全面、客观、准确地还原学校的历史。这就要求高校在进行校史编研的过程中,不仅要认真研读校史资料,而且要有计划地统筹校史脉络,对学校重大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进行解读,使之充分发挥校史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作用。第二,高校要建设符合时展需要的校史馆。高校要充分认识校史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提高校史馆的利用率,积极组织以校史馆为载体的教育实践活动。2018年秋季学期开学后,齐齐哈尔大学校史馆在党委宣传统战部的支持下举办了首届校史知识竞赛,有300名学生参加,学校领导到场点评,使大学生了解了校史,达到了活跃校园文化气氛的目的,使学生感受到了学校发展的辉煌、曲折的历程,增强了学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让毕业生、老教工从中找到初心。此外,校史馆应该多向社会开放,作为学校对外宣传的窗口,进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促进了学校文化真正走出去。第三,高校要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用户体验。要提高高校校史档案的利用率,必须对高校校史档案进行数字化编研,改变长期存在的校史档案编研落后的局面。校史档案数字化转换不是简单的工作,必须按照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方案有序进行。因此,高校要建设馆藏档案数字化数据库,利用现代化的传输设备(如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将纸质和其他载体形式的馆藏档案文件资源建成数字化档案资源数据库。此外,高校要根据重要程度和利用频率优先数字化,“有步骤、有计划地对脆弱、珍贵、重要、利用频率高和利用面广的纸质校史档案优先数字化”,促进校史档案在学校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开发和利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全新的任务。因此,高校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校史档案资源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真正实现校园文化建设的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1]仲晨星,李萌鑫,云鹏程.略论民营企业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构企业文化[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1).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5

(一)政策制度体系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支撑

近年来,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国家乡村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公布,对“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实施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3]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4]这些顶层设计,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二)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基础

“十三五”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落实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相继实施了县级“两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底,1649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1711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截至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6万个,覆盖率超过95%。[5]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三)新技术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

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现有网民规模为约2.8亿,现有行政村已村村通宽带。[6]新技术催动新业态的形成,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渠道。这些短视频平台也重点扶持乡村短视频创作,推动乡村特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借助新技术的力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近年来,以“村晚”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由线下到云端,造就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新形态,提供了新动能。

二、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东西部和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均衡

由于经济水平发展、自然条件和财政投入等原因,东部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供给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在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指标方面,包括文艺演出、展览、教育培训、广播影视等公共服务方面,2016年上海市指数为4.66,而贵州省仅为0.71,差距很大。[7]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解决。特别是在一些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和高原山区,与城市相比,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人均投入不仅存在差距,而且服务保障水平存在严重不足。

(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数字乡村总体建设协调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多个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粗具规模。但这些数字建设平台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出现了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发挥合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要充分借力上述政府平台,与其他乡村信息服务进行信息共享,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8]

(三)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品质有待提升

“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显著变化。由于城乡和地区差异、数字新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了公共数字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另外,乡村数字文化产品存在着同质化现象,定位不清晰、特色不鲜明、吸引力不够,面向不同受众群体需求的优秀数字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9]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社会认知度较低,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

(四)乡村数字文化人才缺乏

目前,有些乡村文化站没有专人负责,乡镇文化站也缺乏具备文艺特长和文化素质的专业人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导致很多村庄老年人的比例大幅上升。另外,从人口构成上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弱于城市。农村用户基本数字素养较低,再加上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难以适应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设施管理信息化、设备智能化等要求,导致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利用率低下、服务水平低下,无法赋能乡村振兴。

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位于公共服务网络的末梢。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速度缓慢,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促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快速提升,笔者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应坚持以下三个主要原则。

(一)坚持公益性原则

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公益性原则,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要求,公共文化组织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通过加强设施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在乡村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中,首要的就是坚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就要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和文化服务融合发展。在兼顾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投入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格局。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

实现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统筹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乡村的“最后一公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使数字技术在乡村达成全方位、全角度、全覆盖,以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完善、资源配置优化、供给能力提升的目标。同时,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进程,通过创新方式和手段,提升服务水平,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丰富、更好质量、更高层次的乡村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三)坚持县域统筹、乡镇发展为主的原则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是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任务。目前推进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统筹。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具有管理和指导农村建设的职能。乡镇综合文化站承担服务基层群众和坚守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任务。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分工,县级和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分别起到统筹协调和指导业务的作用。下一步,应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主要阵地,发挥枢纽作用,全面推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探索多样化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法规和文件,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目前,乡村数字文化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和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中尽管有所体现和侧重,但因没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未形成一整套建设思路,也无专门的经费支持,其进展比较缓慢。此外,乡村数字文化建设在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架构中,特别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信息化以及生活智慧化过程中,地位不够突出,作用发挥不明显。因此,为促进乡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首先应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机遇,做好顶层规划和设计,研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制定相应的规划,形成发展思路;其次要制定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规范,实现建设途径和方法的规范化;还要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加快新一代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着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最后要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确保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服务效能,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平台间的协同发展、信息共享

依托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全国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的互联互通,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服务效能。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已见成效,电商农业、智慧农业等数字乡村产业粗具规模,“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建”等数字乡村综合服务数字化信息平台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利用现有农村网络设施,与其他数字化信息平台统筹谋划、协同发展,并做到资源共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高效化、集约化。

(三)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进数字资源供需对接

为解决公共数字文化供需矛盾,一方面要自上而下扩大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激发基层自我创造活力。近年来,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活动品牌,如全国云上广场舞、乡村村晚、群众歌咏大家唱等。通过品牌活动,带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集体能动性,提高村民对乡村公共文化可接受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10]同时,激发基层群众创造潜力,通过自我创造丰富资源产品供给。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出多元化公共数字文化精品,丰富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基层群众的数字素养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6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4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路径

4.1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1)合理的建设思路。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中,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通过让权实现治理主体关系平等的情况在我国的治理理念与体系中不可能完全效仿。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下,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过多的把文化交给市场或者社会。而是建立“位序有别、法治保障、阳光运行”[12]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格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合理布局的能力,在明确主体关系之上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系统化、体系化的建设思路。(2)明确的建设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就是对各构成要素进行定位与作用划分,判断它们之间的耦合关联,以此确立科学的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内部各要素的自我进化与协同进步相统一是治理方式存在的重要特征,最终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系统运转的最优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简言之,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地用更为科学先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公共数字文化系统以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3)科学的建设机制。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是在决策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轨迹上加入协作机制,包括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能力建设中的协作治理,效果检验中的多方评估等,目的是联系能力现代化结构中的各要素充分重视其关系,突破单向寻求多向合作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4.2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点与方向。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征制度化、多元化、协同化、高效化、公平化成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方向。在内容建设方面,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战略能力与制度再造能力,治理过程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法治化能力,而治理成效需要充分发挥创新创意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重点,即能力内容的建设以及能力特色的建设,只有各项能力强化,才能共同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治理能力的评价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领域选择不同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质量,主要围绕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进行研究。评价体系的类型分为:“绩效考评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13]。有学者建议,治理能力评估借鉴组织能力评估的方法思路。评估模式为:多指标体系的综合性评估,能力结构分解性评估和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评估三种模式[14]。胡唐明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治理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公共数字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国家三大数字文化工程为对象进行了治理效用测评。对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设计,先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评估框架,再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用实践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并不断修正。4.3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据世界银行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约有140种。在我国,俞可平开发了中国治理评估体系针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评估,而微观视角的评估治理体系研究集中在乡镇、村级地方治理评估中。总的来看,现有治理评估研究对治理能力的内涵界定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尚处于空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治理能力的评估与现代化评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评估框架大致可分为:(1)确定评估理念。评估理念是引导评价的指挥棒,一般有公众满意度、公民参与、结果导向、公共价值等理念导向。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理念确定为“公民本位、社会复位和政府归位的三位一体”[15]。这给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政府——社会——市场——公民治理格局中,政府肩负起培育监督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任务。社会更多发挥着参与制约的功能,形成和政府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新机制。而公民在评估中处于主导地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的核心目标在于保障公民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2)确定评估对象及内容。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评估对象具化与细化,是进行评估的重要步骤,也是决定治理指标体系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的前提。评估的核心是选择公共数字文化评估的内容以及针对的指标,评估内容的确定要考虑其实现程度以及可操作化。根据前文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分析,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内容与现代化表征一致,而评价指标则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类型为指标,进而开发具体的测量指标。(3)选择评估内容与评估方法。具体评估中,可采用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评价主要指专家、利益相关者、重要人物、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基于主观感觉做出的评价[16]。常见的专家评价法、民众评价法、重要任务评价法都属于主观评价,而客观评价则是通过对客观信息与事实进行测量,得出数据结果而做出的评价。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的理论缘由是因为治理能力可视为动态能力与静态能力的结合,治理能力的评估要将“输入性、规则性的静态评估与结果性、绩效性的动态评估结合起来”[17]。治理能力评估体系不仅可以成为测量和观察治理的方法和感受,反之也可以成为治理理念操作化的过程,成为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能力现代化评估的最终目标。

5结语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7

从1997年我国政府签订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条约中明确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内容,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到2002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在十六大报告被首次提出,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再到2017年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从无到有,文化权已然是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措施也逐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成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和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益于促进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覆盖全面、内容丰富、传播迅速、技术先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2002年《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出台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原则与目标,提高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2017年的首部公共数字文化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在立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求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共建共享,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投入不足,数字文化服务水平总体不高,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在设施建设、管理运行、人才队伍、服务效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基于此,“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2015年《“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规划安排;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提出结合文化精准扶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满足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为公众提供均等、公开、普惠、互动、透明的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重视服务的均等化,在推动建设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忽视文化的贫困,文化扶贫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能够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推动贫困地区现代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总结我国如今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服务中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次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关键要素入手研究我国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模式构建,最后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开展精准扶贫的途径与方式。

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

2.1信息资源不均衡。信息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地区拥有信息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及信息资源开发运用的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现状,我们需要厘清信息资源的类型,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信息资源的类型进行了划分,通过归纳,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将信息资源分为实物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一般来讲,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贫困主要有以下情况。文献和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少。贫困地区一般以解决温饱,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贫困地区家庭经济不宽裕,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文献或者网络信息资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能够投入过多的资金购买信息资源,例如,2016年陕西省102个县级图书馆中,新增藏量购置费少于1万元的县级图书馆11个,占10.78%[1]。信息资源类型不完善。贫困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薄弱地带,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避风险必须了解全面的信息。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以及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信息资源的注入,指导生产和经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在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提供全方面的信息资源内容,包括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农业种植信息、气象信息、农资信息、劳务信息等。我国目前已有多个农业数据库,如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等,但是这些数据库规模小、存在分布零散、共享程度不高、时效性差问题。此外,由于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渠道不顺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已有的信息资源不能适时适地的提供针对性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通讯基础设备不发达,与外界接触少,交通比较闭塞,消息来源渠道窄,他们不能够接触到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利用的文献信息资源内容较少,用户的信息需求没有被激发。同时,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封建迷信风气盛行。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没有认识到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对价值观正确的信息资源利用率低。贫困地区人们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电视是其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信息资源利用方式单一。此外,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奇特,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员指导,不能充分整合利用实物资源,提高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方面没有对信息资源以合理特定的方式进行宣传和传播,公共文化供需错位,没有吸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关注,让他们主动利用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没有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没有关注到文化的差异性,没有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没有正确引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2.2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文化发展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偏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地方政府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时由于购买力有限,群众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这成为制约该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县级“两馆”与地市级“三馆”等项目,并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贫困地区的文化机构数量和拥有房屋面积不断增长。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县级公共图书馆1988个,文化馆2037个,乡镇文化站34239个,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由上年的90平方米提高到95平方米;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座位数由上年的86万个提高到91万个[2]。但是,从建筑面积、设施总量来看,贫困地区设施建设仍然不足,贫困地区仍有多个公共图书馆建设面积小于国家建设标准,贫困村拥有文化活动室的数量不仅少,而且存在一室多用、功能不完善的情况。同时随着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深入开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贫困地区软件基础设施的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93年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成立,此后,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府文件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加强西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至今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7年至2009年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年至今的农家书屋工程等全国性文化扶贫工程[3]。此外,2013年文化部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在全国边疆海疆地区建设数字文化驿站[4]。2015年“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程”打通公共文化体系联系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5]。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如何在贫困地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具体安排。此外,我国扶贫部门机构设置完善,从国家到地方设立专门扶贫办,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国家出台扶持贫困地区的政策,地方政府跟随国家的脚步出台地方扶持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政策或举措,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但是基层公共文化需求的自发性与多样性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需求不匹配,人们使用公共文化设备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3服务方式覆盖不均衡。我国建设先进文化的中心任务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贫困地区的文化服务是我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薄弱的地方。笔者通过查询数据库中有关贫困地区服务方式方面的文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针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的案例对文化服务方式进行了总结。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文化的建设发展,拨付专项资金助力脱贫攻坚。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对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投入仍低于城市,供给结构失衡,政府主导的服务模式能够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方针,提供制度和财政保障,但是“指令性”的决策实施机制,使得喜闻乐见的民办文化边缘化,文化活动形式化,造成资源浪费,文化服务贫困现象难以改变。一般来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是营造便利的环境和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我国政府通过开展文化扶贫项目,加强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人们营造了便捷的文化环境,保障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文化权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国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各地文化机构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着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送戏进万村”、送电影、开展文体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推进[6]。自2008年《“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至今,乡镇综合文化建设项目基本完成,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此外,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已达44291个,从业人数由2006年123465人增加到173499人,分别举办959900次文艺活动、536300次培训、139800次展览等[2]。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能丰富公众的生活,提高了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但是同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忽视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差异性,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享受依旧持有“看热闹”的心态,不仅导致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且使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失去信誉。此外,我国开展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性不足,主要是送戏进万村、送电影等,长此以往,使得公众缺乏兴趣,不能真正的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数字基础建设仍不完善,贫困地区适用型、技能型人才缺乏。笔者通过查阅国家出台的关于文化扶贫的政策文本,发现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评估文化扶贫工作的内容。评估标准不明确,不仅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在开展服务时管理分散,实施部门各自为政,而且使得服务部门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服务开展“形式化”,虚报文化项目的成果,造成资源浪费。2.4公民文化权利意识薄弱。贫困地区属于知识缺乏区域,贫困地区的用户群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用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我们需要对贫困地区的用户进行研究。首先,在意识上,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大部分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学习文化的能力缺乏。并且部分贫困地区封建迷信的风气盛行,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缺乏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贫困地区的民众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贫困程度等原因,在意识形态、文化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如贫困地区儿童需要接受教育,中青年需要提高生存技能,但是贫困地区的中青年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儿童为主要留守对象。用户群体较为稳定,所以要准确的理清扶贫对象,做好前期调查,使得民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资源有效利用。此外,贫困地区图书馆的使用率低,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存在废弃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贫困地区阅读能力有限,更是因为图书馆缺乏农业种植养殖类的书籍,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存在距离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贫困地区的数字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手机、电脑、智能移动网络设备逐渐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扶贫信息、就业信息、农业知识等资源平台,贫困地区获取信息途径杂乱,虚假信息广泛流传,民众信息甄别能力差,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此外,贫困地区缺乏计算机、电子商务培训,民众不能更好的借助信息网络环境改变贫困现状。

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分析

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研究,我们需要从整体和精准化的角度思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根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合理配置服务职能,注重服务内容的精准化,注重保障要素的多重性,从分析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服务要素、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入手,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3.1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3.1.1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基础设施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关键性要素,是组织和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要素,是为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提供数字文化产品的平台和媒介,是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基本文化权益的物质保障。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扩大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开放程度,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整体水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要素最重要的是场馆设施要素、网络通信要素。文化场馆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帮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优质的文化场馆能让民众有一个优越的环境与感受文化的魅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随着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如“送戏下乡”“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提升,但是短期的“送文化”之后,民众的文化生活又回归到单调的状态。文化场馆的建设有利于培养根植于群众、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能人的带领作用,推动民众文化团体的建设,从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外,随着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文化场馆的建设能够促进文化数字化服务,使得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不出户就能分享到来自于世界的文化产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改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传统的经验模式,加快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流通。推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要推进移动通信在贫困地区的优先覆盖,提高网络服务的能力,其次要精准减免贫困人员的网络通信费用。基于此,在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大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如远程生产指导、就业服务、乡村旅游等。3.1.2资源布局要素。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资源建设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教育资源整合、“互联网+”扶贫工程建设等围绕资源建设与布局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展开,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纷纷利用数字技术为公众提供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希望接触到网络信息,借助数字化设备满足其文化信息的需求,更希望能够一站式的检索满足多样的信息需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是传统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能够弥补传统文化资源在数量上的不足。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数字资源依然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在地区或是在系统分布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鸿沟没有消弭。要解决公共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平等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也需要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缺乏,民众能够利用的信息资源数量少,种类不齐全,机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机构的特色优势,弥补单一机构局限性,实现资源互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建设与布局的过程中要注重用户的主体地位,在开展扶贫帮助的时候要注重贫困民众的需求,提供经过整合的资源,提高数字为文化服务的效能,充分保障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出现矛盾,一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服务没有有效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民众没有便利的条件享受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资源建设与不足的过程中要开展广泛的前期调查,对贫困地区民众的“一站式”需求进行了解跟踪,整合分布式异构资源,设置友好、简洁的交流页面,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听取用户建议,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提供数字文化服务。3.2服务要素。3.2.1服务主体要素。国家财政部、文化部2002年联合启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2011年下发了《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2012年正式《“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具体管理主体是为各省文化厅、财政厅。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会打破单一服务方式,从而使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化。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服务域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提供普遍广泛的服务,政务服务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有享有数字文化服务的权益,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由于贫困地区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供给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府在开展服务时造成资源浪费,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非盈利性组织和个人志愿者可以加入政府开展的服务活动中,对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妇女等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数字服务,提高信息素养的能力,从而提高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由于其提供的服务种类丰富,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和满足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鼓励其开展创新的服务方式,从而更好的达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但是政府要注重对该组织的监管,防止其损害公众利益。建立多元合作的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效益,实现数字文化更加精准化的服务。3.2.2服务内容要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7]。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明确了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内容指的是服务主体为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和范畴。在精准扶贫对象特征与需求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要根据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般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基本的文化信息。阮冈纳赞认为“每个读者都有其书”,公共数字文化应该满足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借助电子设备阅读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②提升性的文化信息服务。对于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来讲,在获得基本文化信息保障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还需要提升他们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以脱贫为目标,一方面提供他们生产或者生活的技术信息,提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信息。3.2.3用户信息素养要素。信息素养,包括个体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以良好的信息道德行为搜索、寻找、分析、运用各种信息的知识和能力[8]。公众信息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在信息化时代,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为公众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信息素养是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公众信息利用水平的高低,对数字文化服务的顺利开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我国公众信息素养主要问题:一是信息意识不强,信息基本意识缺失,信息开发利用意识淡薄,信息保护、安全意识不足;二是信息技能问题;三是信息道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网络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9]。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而言,人们的信息素养问题主要是: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缺乏,信息意识不强,对信息设备的功能要求低。②教育水平落后,设备基础建设不完善,与现代化建设差距大。现阶段,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素养。如2016年《“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信息化建设;同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高农村教师信息素养,强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变教育教学方式。3.3文化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3.3.1治理主体要素。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精神文化处于悬浮状态,文化治理非常重要,政府不是唯一的文化治理主体,社会组织、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要参与到文化治理中,三者统筹协调。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最主要的表现是无人传承文化。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有着属于当地的特色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家,尤其是在当地文化能人的流动,文化传承主体缺位,逐渐淡化对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无人问津。此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文化传承,对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过少,虽有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政策与现实脱节,过度市场化,预期效果并未达到。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另一重要表现是当地民众意识的缺失,在思想意识上不重视传承文化,同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集体意识观念淡薄,不愿意主动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正确的价值观缺失、迷信封建的盛行也影响到贫困地区民众对正确科学文化的追求。政府要主动承担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主导责任,加强对文化建设的投入,重视文化建设,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贫困地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业余生活,达到文化治理的效果。同时,政府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留住当地青壮年与文化能人。此外,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当地民众认识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为民众自治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出台鼓励措施培育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文化能人,成立村民自治组织。贫困地区的文化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调共治机制,各个主体理清任务,加强合作,互相监督,才能保证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顺利进行。3.3.2政策要素。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为促进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政策质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效果,高质量的政策能够为文化的帮扶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政策首先要确定长期性、可控性的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仅仅是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更是通过数字文化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建设文明健康现代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公共数字文化的精准扶贫强调的是丰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的文化权利,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融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要具有完善性,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数字文化服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重大发展规划之中。同时,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等,在整体上涉及有关财政保障、立法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公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等相关问题,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制度体系,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提供制度支持。此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要具有弹性,不能够忽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差异,政府要及时发现公共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要注重加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贫困地区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因地、因时、因人的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政策。

4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协同扶贫途径分析

4.1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政府是开展数字文化服务扶贫工作的主体,可以利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制定扶贫目标、扶贫方式、扶贫政策,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扶贫工作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如,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起的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从国家层面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推动了边远地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数字文化工程的完善。但是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社会现象较为复杂,且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针对这个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学界与社会力量结合自身优势,建立协调服务的扶贫机制。根据不同主体的优势,我们分别对其进行探讨:①从政策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建立以市场为着力点的多中心服务模式。这样不仅能够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而且能打破单一的文化建设格局,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建立贫困地区文化市场机制。2008年,“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协调下,吸引社会资本,引进当地民俗旅游开发公司,开发兴建文化产业园;2016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与“新发地生鲜网”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贫困地区“百县千品电商扶贫行动”。此外,社会组织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数字平台,宣传贫困地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扩大贫困地区人们就业,增加收入,形成双赢。建立覆盖面广,体系完善的贫困地区文化市场体系,不仅能够从根本上为他们提供文化发展的动力,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到文化精准服务带来的好处。②发挥学界在人才培养、献智献策的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学界可以培养专业的文化扶贫人才,打造一批数字文化扶贫的专业队伍,为数字文化精准服务提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学界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扶智入手,转变贫困地区落后的观念。此外,学界可以根据以往对贫困地区调研研究的经验,对数字文化服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2016年广西就联合100余名专家为大石山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献言献策,对推进大石山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2网络全覆盖与分层推进。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激发了各行业创新活力,在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进程中,必须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创新公共服务模式,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推动“互联网+精准服务”,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服务方式与途径入手。首先,设立通信基础设施,丰富信息传播渠道,为“互联网+精准服务”的开展提供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促进贫困地区外同内联,光纤网络和4G网络的全面有效覆盖,能够推进网络文化服务点的建设,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有效开展;其次,在宣传推广贫困地区人们使用社交软件、移动App的基础上,创新信息传播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云技术,整合贫困地区人们文化需求的信息,建立贫困村信息咨询平台,为贫困地区人们推送相关信息。此外还可以帮助政府或社会企业分析人们的数据,根据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通过社交软件或者移动App进行进一步的传播;再次,在通过互联网打开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大门的基础上,完善扶贫信息网,将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向社会公布,联合社会企业和组织,开展一对一、结对帮助等定点的专项扶贫项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去。最后,通过移动互联网,将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扶贫相结合,开展贫困地区特色文化项目,打造优质的文化项目品牌,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提档升级。同时,针对贫困地区的人们的情况,对其进行培训,提高信息素养,更好的利用数字文化,实现地区的脱贫。4.3重点突破与分类扶持。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78年,经过40年的扶贫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40年的扶贫实践经验证明一体化的扶贫战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现状,只有更换新思路,创新扶贫理念,才能更好的促进精准扶贫与扶贫地区的协同发展。“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理念”[10]。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准确认识贫困地区文化服务贫困的缘由,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地理环境与人文情况相差迥异,要根据扶贫地域情况,制定不同的扶贫指导标准。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深入调查,分析贫困原因,尤其是要重点关注“老少边穷”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如东部丘陵山区、西藏青海新疆等。东北丘陵山区大部分为老革命根据地,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但是因为当地开发利用不合理,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扶贫工作的最主要的瓶颈。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帮扶的过程中,要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开展,提高扶贫的内生动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如鼓励电商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将药材、苹果等产业化,积极推动生态扶贫;同时要建立气象资源数据库为当地民众防止自然灾害提高信息服务;此外提高该地区民众的信息素养,培养专业的农业科技人才。在边远游牧地区,如内蒙古新疆贫困地区,该地区以牧为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没有全面覆盖,贫困民众没有途径去获取网络信息,政府要针对民众生活聚集的特征,分区域建立中小型信号发射站,为游牧地区的民众获取网络信息资源提供条件,同时设立移动播放器、移动数字图书馆,定期更新数字资源,为民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如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础设施和民众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扶贫模式亟需创新。首先在扶贫战略上,要从整体扶贫向重点扶贫转变,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以村为单位开展扶贫工作,针对村里面的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如针对缺少健康娱乐活动的老年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机顶盒,将信息资源内容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存储;针对少年儿童,要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设立智慧教育专项计划,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制定个性学习计划。此外,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设置数字文化驿站,将少数民族文字与中文信息结合,向游客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5结语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8

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包括校园整体规划布局、校园建筑风格、环境格局、教室内部陈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主要是指“学校里的教学设施、生活资料,如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图书馆、运动场、宿舍及其他的内部设施;校园的花圃、树木、道路以及校办工厂、农场等其他设施”[1]。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织部分,贯穿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高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以其丰富多彩的感性特征直接影响学生,发挥其潜移默化地陶冶学生情操的功能”[2]。在校园的每位师生都与物质环境朝夕相处,体验和感受着环境,而物质环境也不断发挥着“教化育人”的作用,它是于无声处时时影响人、塑造人的特殊课堂。

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现状

自1999年我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来,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众多学校进入升格、合并、建设新校区的行列,高职院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安徽省也是如此。大部分高职院校在合并之后都开始建设新校区,校区占地面积少则210000m2,多则达1066666.6m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占地522666.6m2;多聘请专业设计院精心设计,现代化气息浓,气势宏伟,建有行政楼、教学楼群、实验实训楼群、图书馆、体育场馆、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公寓楼群、多功能餐厅等配套完善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教学和生活设施完备。但研究发现,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建筑物名称缺少文化底蕴。苏联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主张“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人们也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沉默的史诗、历史的教科书和社会发展的见证人[3]。而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校舍建筑物名称较简单,没有突显文化内涵,如:教学楼被命名为“教学楼A、B、C”或“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学生公寓楼群被命名为“1号宿舍、2号宿舍……”或“1号公寓、2号公寓……”,多功能餐厅被命名为“第一食堂、第二食堂……”,缺少文化底蕴。(二)部分楼宇功能分区不清。目前,除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公寓、餐厅、体育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功能界定较清晰外,其他楼宇很难做到功能明晰,如实验实训楼群分布于各个教学系部,实践教学场所与系部行政和教师办公场所融为一体,图书馆与学术报告厅、教材室同处一栋楼,楼宇的使用率较高但功能区分不清。(三)景观建设不到位。新校区的校内道路、广场、园林、草地、花坛、池塘等的建造还需进一步完善,雕塑建筑小品、人文景观较少,校园绿化美化也仅限于种一些常见的花草,区域性校园文化难以表达。(四)校史文脉传承易出现断裂。“校园物质文化本身积淀着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多方面要素。”[4]高职学校在合并后,为满足新的校舍建设、教学的需要会舍弃一些物质文化,那么该物质文化承载的校史文脉也会一并丢失,无法被复制到新校区,也不能得到传承,校史文脉就容易出现断裂现象。

三、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路径

(一)规划先行。笔者认为,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理应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按规划搞建设”的基本原则,真正认识到规划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执行的严肃性,既要传承学校的优良历史,又要具备一定的超前性,体现“立足当前,志在百年”的设计理念,精心制订“省内一流、全国领先”的整体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地规划校园功能分区(教学区、实验实训区、生活区、体育活动区、创新创业区等)、道路交通、园林绿化,达到“结构、功能合理的物质空间环境激发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愿望”[5]的目标;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既定规划建设,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意改动方案。(二)突出职业性。职业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目标。为此,学校一方面要积极营造具有职场氛围的教学环境,校园物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要体现行业、企业文化特征,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感染、熏陶学生,如教学楼的命名,可根据学生所学专业予以命名,楼宇内张贴相关职业的名人名言、职业道德标准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设仿真实验实训场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6],并进一步要求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工学结合”的理念,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同步加强专业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学习与训练,达到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需求高度对接。实验实训场所建设,应尽可能地与“第一线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相适应,形成真实或仿真的训练环境,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专业基地”[7],即按照现代企业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模式组织实训教学,建立与专业相应的实验实训场所——理实一体化的专业教学教室。(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良好的景观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高职院校的景观建设是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路、地坪、假山、水池、花架、亭廊、雕塑、灯具、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景观或是自然生成或是人工雕琢。景观建设一方面要体现节约的设计理念,设计力求通过头脑风暴,奇思妙想,使景观既具有先进的文化育人功能,又节省建设成本,即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尽量依山就势,避免大规模的推倒重建;另一方面,要将人文内涵融入自然景观建设中,即景观建设或是传承校史,或是展现民俗风情,或是体现地域特征,或是再现科研成果,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四)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数字化应用在高职院校物质文化建设中,已成为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领导及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学校、快捷获取知识、提高办事效率、优化办公环境的重要途径。“高校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集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其性能的优劣将直接影响每位教师、学生及教学管理人员日常学习、工作的展开。”[8]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将数字化校园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有效整合学校现有资源,进一步优化日常工作流程,从而改进学校管理模式,最终实现“教育信息化、决策科学化和管理规范化”[9]的目标。

四、结语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9

【关键词】文化;大数据;民族文化强省;云南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的软实力,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民族所传承的民族文化都有离不开所处历史时代文化的整体价值,并受整个时代文化价值力量的影响和约束,这体现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深度融合,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引发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由信息社会步入数字社会,迎来了“数据”主导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新起点和时代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快步迈进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兴起,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创新动力,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创意空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这为大数据创新驱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独特、民族文化纷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同样存在发展不足的最大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较为缓慢迟滞,而少数民族群众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强烈,特别是互联网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这一“供需”矛盾。新时期云南要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文化是生产力,数据是创新力,发展是总钥匙。只要将大数据创新力与文化生产力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云南”与“数字云南”建设并举,就必然能够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一、大数据的基本内涵与数“聚”创新力

(一)大数据的基本内涵。大数据是当今极为时尚与热门的话题。“大数据”一词最早源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国际著名科学周刊《自然》杂志于2008年9月出版的“BigData”学术专刊,首次提出“大数据”的概念。2011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的口号,随之,大数据蓬勃发展,掀起全球大数据发展热潮。什么是大数据,众说纷纭,目前尚没有形成权威而统一的定论,一些国际著名机构从不同视角纷纷给出了对大数据内涵的阐释。麦肯锡给出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常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合。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巨量资料(BigData),或称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咨询。国际数据公司(IDC)从大数据的四个特征来定义,即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这“4V”特征体现了大数据的基本内涵。我国“大数据治国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从微观层次看,大数据是在新一代信息基数设施支撑下,物理空间运动过程加速向网络空间映射的结果,表现为规模巨大、种类多样、内在关联的数据集,趋向于无限接近真实世界;从中观层面看,大数据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是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力量,个人角色、企业组织结构与战略、国家治理方式、国家之间竞争方式,将在数字空间中被重新构建;从宏观层面看,大数据是认识论的变革,大量对象从不可知到可知,从不确定性到精确预测,从小样本近似到全样本把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升华。未来,大数据的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伸与拓展。(二)大数据的数“聚”创新力。大数据作为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力量,具有融技术、能力、思维和时代“四位一体”的社会属性。大数据是一种技术,即利用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能力、语义引擎和数据质量管理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并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技术过程。大数据是一种能力,即大数据是一种能带来创新的能力,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将看似不相关的数据进行“重组”和分析,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而实现数据创新,这种创新有可能带来产业的转型,也可能创新某种产品。大数据是一种思维,即大数据是一种以“开放共享”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思维方式,强调从信息公开到开放数据,从开放数据到开放数据接口。可以说,随着数据开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会的开放共享程度也在提高。大数据是一个时代,即大数据开启了一个以数据为基本元素、以数据为战略资产的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掌握了数据就意味着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大数据的数“聚”创新力源于对数据资源的整合,采用新型计算架构和智能算法,运用可视化的技术将看似不相关的数据进行“重组”和分析,搭建起区域块上集聚的大数据公共平台,有效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而实现数“聚”创新。加快形成大数据的数据资源“聚集”,开发大数据平台商业应用价值,探索大数据服务和运营模式创新,是大数据实现数“聚”创新驱动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大数据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数据进行“集聚”融合,将更大限度地激发出大数据的数“聚”创新活力。

二、大数据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一)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定量分析。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其评判与分析更多的是源自于人们感性的认识,通常是难以有效进行定量评判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璀璨明珠,中华民族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绚丽瑰宝。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孕育了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传承千年、延续发展且享誉世界。然而,随着时展变迁,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知名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很难进行测量、评价和比较。无疑,大数据的出现,给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通过对民族文化书籍的数字化处理,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生成频次等数据“量化”的指标,就能够挖掘民族文化数据资源中隐藏的有价值信息,关联分析这些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作出对民族文化影响力、知名度等的数据量化与判断。(二)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呈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各民族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跨越了时空,凝聚了厚重的民族文化,承载了民族先贤与群众的认知、意识和价值观,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民俗、风尚和思潮,是知识与经验的融合,这些海量的民族文化信息都藏身于历史的文字记录之中,难以寻觅踪影。但是,大数据技术就提供了海量数据信息的挖掘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的手段。通过对民族文化书籍和史料的数字化处理,撷取、采集、清洗、挖掘和分析海量的民族文化数据资源,采用可视化技术,就能够生动地呈现民族文化的“历史长卷”,使鲜活的、动态的民族文化跃然于新媒体载体之上,成为“数字流淌的民族文化”。(三)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高效传播。民族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载体。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与新应用,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民族文化迅速传播的有效载体。互联网传播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疆域空间,世界也由此变成了地球村。依托互联网,民族文化可以快速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探寻新兴媒体传播的规律,就可以大大增强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的效度,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文化建设跨越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纵深实施。(四)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科学技术总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传承与保护的困境。诸如,一些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大多是“口口相传”,致使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还有一些民族文化古籍面临残缺、遗失的难题,等等。这些可谓是传承难,保护更难。但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则能够促使传统的民族文化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实现可复制、可存储、可挖掘、可利用,这为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途径。(五)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数据考证。民族文化建设离不开公共管理决策的支撑。推进民族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发挥大数据挖掘分析与辅助决策的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历史数据、宏观数据的采集分析,能够帮助管理决策机构检验传统历史民族文化中的经典理论、延续理论,为现实的量化分析解释经典理论提供数据考证的新依据,从而赋予了民族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和数据解释力。

三、大数据国家战略助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基本路径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篇10

1.档案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目前档案人员整体素质较低,档案服务的能力较弱,在专业知识、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没能得到更新,知识结构没调整充实,以致于不能适应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要求,也制约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同时,由于档案管理人员缺乏业务培训,对高校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必备技能没有很好掌握,例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未能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导致档案工作现代信息技术整体推进明显滞后。因此,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亟需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升。

2.档案管理技术明显滞后

在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技术明显滞后,未能适应海峡西岸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档案工作边缘化、档案数字化建设没能得到重视、资金投入少等因素,导致软硬件设施、设备落后,现代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缓慢,档案工作现代信息技术整体推进明显滞后,影响了档案信息数字化的进程。而传统档案管理技术和手段已跟不上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文化发展步伐,也制约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

3.档案编研工作力量薄弱

高校档案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可以改变以前那种被动服务,使之变为主动服务。然而档案工作受重视程度低,档案利用率不高,管理方式比较传统,服务观念陈旧,停留在只保管好档案、有一套可供查找的程序即可,加上高校档案管理人员不足,缺少进行档案信息的归纳分析研究,缺乏深度开发加工,导致档案编研工作力量薄弱,无法满足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制约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

二、强化海峡西岸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举措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扩大档案宣传辐射层面

1.宣传提高认识

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档案法律法规,创新宣传形式,运用现代高科技制作集光、电、声、像为一体的宣传品,如三维、动漫等。以不同的载体形式和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展示展览档案资源,突出专题报道和典型宣传,展示高校优秀文化。例如:各级各类媒体报道、专题报道和典型宣传有档案法律法规的、编研课题成果的、人物档案的,等等。

2.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优势,形成全社会宣传网络,扩大档案宣传辐射层面

一方面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媒体调动起来,单位领导带头示范,科学、系统、长期地开展宣传工作,形成自觉支持档案管理工作的风气。另一方面提高高校内部对档案功能的认识。高校优秀文化建设的内容是以多元化的活动积淀下来的历史印记,高校又是文化传播、发展以及创新的基地,包括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和发展,是社会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高校内部,也影响社会领域。因而各级领导、各个部门要主动支持海峡西岸高校档案事业发展,使档案建设能满足海峡西岸社会文化建设日益增长,特别是日益广泛的档案利用需求。

(二)提升档案服务能力,服务海峡西岸社会文化建设

1.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创建档案管理团队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建设,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基本保障,人才是做好工作的核心。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有计划地开展岗位培训,提高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创建有理想、有道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型人才以及专业人才的档案管理团队,才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水平和质量。一要建设好专职档案管理队伍,加大力度实施专职管理队伍人才培养工程;二要建设好兼职档案管理队伍,加强其业务指导、培训;三要以人为本,尊重、爱护人才,改变传统落后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竞争激励机制,吸引人才。从而造就一批不仅能胜任日常工作,还具有一定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能力并能从事科研的优秀人才[2]。培养成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全面专业知识及技能的档案管理团队,成为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推动现代化管理工作的人才保障。

2.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推进现代化管理

档案信息数字化是推进档案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高校是传播与生产先进文化的场所,管理技术也应同其身份相匹配,其档案信息数字化建设也应与社会先进水平同步。进行档案信息数字化加工,推进现代化管理,既是高校档案部门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能力的需要,也是档案服务适应社会文化繁荣的需要。目前,各高校办公用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和网络的可共享资源,可供人们在与局域网联通的计算机检索查阅,就象图书馆电子资源库管理一样,可供读者在联通局域网的计算机便捷检索查看,使档案信息传播形式方便有效。也就是说学校已基本具备档案信息数字化的客观物质条件,不需另行大的投入,只需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加工。同时与校园网、地区网相连接,建好对外的通讯设施,利用新型计算模型———云计算,低成本、高安全、存储空间大,具有强大的计算功能,可大量存储、管理、利用数字化档案资源,展示档案信息资源[3]。这样,有利于改善海峡西岸高校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管理模式、服务方式;有利于提高海峡西岸高校档案服务水平;有利于存储和管理大量多元化信息、授权用户通过网络高效率的综合信息访问,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实现资源优势共享;有利于加快高校档案信息数字化进程,推进高校档案现代化管理,使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繁荣海峡西岸社会文化。

3.整合信息资源,提升档案编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