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规章范文10篇

税收规章范文篇1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房地产业。即在城区地域内从事上述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本制度管理。

建筑安装业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和其它工程作业。

销售不动产的范围包括新建房屋销售和二手房交易。销售不动产时连同不动产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一并转让的行为比照销售不动产。

南湖四校区经济开发区和赤壁风景区所辖范围。凡在上述区域内发生的建筑安装行为及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业务都应纳入本制度管理范围。本制度所称的城区包括区的赤壁、东湖、禹王三个办事处。

第三条发生房地产业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房地产业应纳地方各税费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四条房地产业应纳税费的主要种类为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发展费、河道堤防维护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第五条下列行为属于房地产业税收管理的征税范围：

（一）以转让有限产权或永久使用权方式销售建筑物的行为。

（二）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

（三）以投资入股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而收取固定收入或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成的行为。

（四）未到国土、房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确权、转移手续。并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自主转让或销售给他人，同时向对方收取了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五）土地使用者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以及土地使用者和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

（六）接受他人委托代建不动产。不动产建成后将不动产交给委托方的行为；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者在工程完工前，将自身全部的权利、义务（即已完工工程及其他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的行为。

（七）对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合作建造不动产的行为，依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征收营业税：

1合作双方按比例取得部分不动产所有权或取得固定利润或按比例取得销售收入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按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征税。应以销售者作为纳税人征收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2对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期满后不动产无偿归还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按“服务业—租赁业”征税，对出资方按“销售不动产”征税，将出资方的投资额确定为应纳税营业额；

3合作双方成立合营企业。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只对合营企业按销售不动产征税。

第六条统一征管机构。市区联合成立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统一负责城区房地产业各项税收的日常管理工作。

统一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统一税务登记管理。房地产业和建筑安装业的新办企业的税务登记。由新的征收单位负责受理。原已办理的税务登记由各征收单位统一向新征收单位移交。

对现行纳税人进行分类认定，统一票证管理。税务机关应严格按国家税收征管规定。分为自开票纳税人和代开票纳税人。符合自开票条件的纳税人，税务机关的监督下使用微机票自行开具。其它纳税人用票一律由税务征收机关在纳税服务窗口”统一代开。原已向纳税人发放的各类发票统一收回。

建筑安装业属外地的以所承接工程项目产权所属确定税款归属。市直、区、经济开发区之间进行划转。统一税款划转。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工程项目产权所属确定税款归属；建筑安装业属本地的以税务登记为依据确定税款归属。

不得随意多征、少征或免征。统一政策执行口径。税务部门应按照统一政策口径、统一征收标准开展税收征收管理。

第七条纳税人发生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行为。分别按下列税（费）率或附征率征收地方各种税费：

1营业税按销售收入额征收。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销售收入的1‰征收；

3印花税按书立的购房合同和建筑安装合同金额征收。税率0.03%由书立合同的双方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4土地增值税按销售收入预征。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单纯转让土地按5%比例依预售收入预征土地增值税；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单位按转让收入的2%预征土地增值税；

5企业所得税。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它不动产附征率4%销售普通住房附征率2%凡财务制度健全的并经税务机关认定按销售收入预征，预征率2%开发项目完工后，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

统一由市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统一征收，属国税局征管范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季划转。

6个人所得税。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销售款附征，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它不动产附征率4%销售普通住房附征率2%

7契税按取得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成本价征收。税率4%其中普通住房为2%

8耕地占用税按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征收。征收标准为每平方米10元。

个人将购买不足五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五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五年（含五年）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余额征收营业税。个人销售非住宅一律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从年6月1日起。

分别按下列税（费）率或附征率征收地方各种税费：纳税人发生建筑安装行为。

1营业税按工程收入额征收。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工程收入的1‰征收；

3印花税按书立的建筑安装合同金额征收。税率0.03%由书立合同的双方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4建筑安装企业所得税。附征率2%凡财务制度健全的并经地税机关认定按工程收入预征，预征率2%开发项目完工后，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

5个人所得税。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工程款附征，附征率2%

第八条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指成交合同的总价格，包括向对方收取的各种物质利益、分期付款金额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按揭贷款；价外费用，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基金、集资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

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以及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以本地区当月或近期转让同类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平均价格作为其营业额；没有同类平均价格的按核定的计税价格作为其营业额。

第九条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业务行为应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第十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或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应在不动产销售合同签订或建筑业工程合同签定并领取建筑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资料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不动产、建筑工程项目登记。

应督促建筑施工单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项目登记；向建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项时必须凭正式建筑安装发票，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与建筑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后。未提供建筑安装发票的不得支付其相应工程款。

第十一条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发生房地产经营业务收入时。按月将取得的经营业务收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验收合格后在向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前，要到税务机关将预售房专用收据换成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款项（包括收取预收定金）时，不得以其他任何收据代替。

第十二条税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抓好房地产各环节税收控管；加快房地产业税收征管互联网开发与应用，完善综合信息共享机制。

（一）城区两级发展改革委应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批准后及时向税务部门传递有关房地产项目立项信息。

（二）国土管理部门应向税务部门及时传递土地使用权交易信息。内容包括承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名称、土地位置、价格、用途、面积等。同时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严格执行“先税后证”有关规定。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单位、个人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供已征税证明。凡未提供已征税证明的不能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三）城建、规划部门应向税务部门及时传递市区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项目审批信息。

（四）房产管理部门按照“先税后证”规定。税务机关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受理契税办理事项，地税契税征收窗口应依据纳税人提供的完税证明和主管税务机关的审核意见。对于报送资料不全者，不予受理。同时，税务部门应将实施有关税收管理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按月定期传递给各有关职能部门。

第十三条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征税过程中。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纳税人若采取编造虚假合同、隐瞒收入、降低房价、减少房屋面积等方式造成少缴或不缴税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纳税人违反规定未使用预售房款专用收据、专用发票和支付建筑施工工程款项时未凭税务机关出具的正式建筑安装发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未做到先税后证”规定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相关职能部门未按要求及时传递信息。情节严重造成税款流失的失职单位补交相应流失税款，并对相关失职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应按本制度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税收规章范文篇2

第二条下列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

第三条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的具体范围，按照本规定所附《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执行。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科技开发用品的需求变化及国内生产发展情况，适时对《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进行调整。

第四条依照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应当直接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得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五条经海关核准的单位，其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可以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税收规章范文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又是这一主体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活力的部分。鉴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目前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开发与设计，其中在技术创新环节给予中小企业科学、合理、系统的税收激励政策，成为最为通行和有效的做法，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能有效地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一、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1.中小企业风险投融资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弱

我国现行税制中与中小企业风险性创业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激励力度较小；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性，因此其创新活动较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政府通过直接财政补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又不明显。这就需要在全社会科学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或技术创新活动为投资主体的风险投融资体系，通过增强税收优惠力度，鼓励更多的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从而保证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2.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缺乏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针对科技人才的技术奖励免税门槛较高，科技人员只有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以及按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才免交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与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则征收个人所得税；另外，我国现行税制对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和成果转让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降低。总之，由于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严重不足，使得中小企业在成长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调动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利于促进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也不利于我国科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企业所得税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侧重于产业链下游（成果转化期）、引进先进技术及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而对研发环节（尤其是研发前期和中期）、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新技术消化吸收等方面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小。例如，现行税制给予生产设备投入和技术引进的优惠幅度、限制条件及获取优惠的成本等方面都优于创新性研发。这些政策虽然对扩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这种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的重点自然侧重于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而对关键研发的投入则相对不足，同时也会导致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的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

二、发达国家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从税收政策上给予持续的扶持与激励是西方发达国家税制优化变迁的重要内容。

1.美国

美国新技术革命与产业特点的深化，使得某些行业更适合于中小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经营，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科技发展项目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更有大约75％的技术创新活动由中小企业完成；随着经济社会进入网络时代，在科技信息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方面，中小企业已经赶上甚至超越大型企业，其反应灵活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为此，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

（1）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的资本收益，实行税率减半的优惠政策，按14％征税。

（2）新购进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设备，使用年限如超过5年，其购入价格的10％可抵扣当年的应纳税额。

（3）允许小型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制度。

（4）地方政府普遍对新兴的中小科技企业减免一定比例的地方税税额。

（5）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科研力度的政策：如果本纳税年度通常的研究开发费用超过前3年的平均发生额，那么其超过部分的25％免予征税；如果中小企业从事的是基础研究，纳税年度研发费用的65％作为非征税对象免予计税，同时企业的研发费用增长额可以冲减当年税额。

2.日本

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该部法律是政府给予中小企业各方面政策支持的基本法律。该法同样对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给予了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例如减免法人税、固定资产税及所得税，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在消费税缴纳、节约能源等方面提供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包括：

（1）对于试验研究费用超过当年销售收入3％的中小企业以及创业时间未满5年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减收6％的法人税或所得税。

（2）为鼓励中小企业新技术投资，规定给予相当于购置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规定。

（3）对于从事新技术与设备投资从而节约能源或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业，在设备折旧等方面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

（4）中小企业为提升自身研发能力而购买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使用的第一个纳税年度可以作30％的非正常折旧，或是免缴7％的所得税金。

3.法国

法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80％以上，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健康与快速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政策，其中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有：

（1）建立了“研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规定如果中小企业当年的研发投资额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那么研发投资增加额的50％可以抵免公司当年企业所得税额。

（2）中小企业以专利、发明或工业生产方法等无形资产进行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值部分，可以延迟5年缴纳税款。

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刺激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研发能力，专门制定了研发支出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扣除的税收政策。

5.加拿大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支出（包括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但不包括建筑物支出）的20％可以抵免当期应纳税额，未抵免完的部分后7年内可继续抵免；对上年应税资产不足1500万加元、应税收入不足40万加元的小企业，对其用于研发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全部返还，其他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则返还40％。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1）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之中，基本上都含有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些措施，并且这些措施作为税收调控的主要手段，政府能够一以贯之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补充和调整，既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导向，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税收激励针对性强。众所周知，资本和知识密集是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虽然中小企业善于发现市场需求，经营灵活，创新意识强，但因为它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有着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技术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政策，从而尽可能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为中小企业顺利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清除障碍。

（3）激励政策相互配合。各国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涉及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并且各税种能够相互配合与强化，发挥出合力，已经基本形成各自作用明显又互为补充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

（4）激励方式多样。各国政府普遍制定实施了多种多样的税收激励方式，例如减免税、加速折旧、费用扣除、投资减免等，并且各种方式优惠力度明显，规定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

三、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

1.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律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保护，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制定和实施了若干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对推进我国科技进步和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通过对原有税收法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与补充而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缺乏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专门法律法规。所以，从经济法制化的角度看，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法律体系。

2.改革增值税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目前我国原有的生产型增值税正在全面转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首先，应尽快对中小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其抵扣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促进技术型中小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从而带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其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应适当降低，两种纳税人身份的划分无疑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所以，应进一步淡化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销售额标准，即不管企业规模大小，只要会计核算比较健全，经营场所固定，能遵守国家各项税收法规，准确及时报送税务资料，都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

3.增强所得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

首先，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为增强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税收优惠的重点应从对企业优惠转向对具体研究开发项目的优惠；其次，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转让所得给予税收减免优惠，鼓励中小企业吸收无形资产投资，提高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再次，应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转让与技术服务方面取得的收入，按应纳所得税额进行一定比例的减征。另外，允许中小科技型企业按高于一般企业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从而减轻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4.增强促进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力度

为持续提升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水平与能力，政府应切实了解中小企业创业投资需求与环境，科学制定和完善与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统一的，真正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严格监督落实有关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并科学制定和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对于将科技创新项目收益再投资于其他科技创新项目的，政府应给予免税或退税优惠；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

5.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税务机关要进一步简化办税手续，实行办税流程公告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类减免税，应严格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批管理，尽可能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同时，要加强与科技、经贸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了解技术开发项目备案确认情况。对已向科技部门备案、未申报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应及时跟进，帮助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对确有技术开发项目，但未向科技部门备案的，也要从实际出发，本着服务纳税人的原则创造条件妥善落实好相关政策。此外，要做好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管理：一是实行科技创新项目立项登记制度，增强对科技项目的跟踪管理，确保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真正用于科技创新事业；二是建立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特别申报机制，防止企业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研发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建立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验收与鉴定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科技创新成果，取消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格。

主要参考文献

［1］樊增强．日本欧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的比较分析与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05（1）．

［2］杨绍媛．我国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及其评价［J］．涉外税务，2006（6）．

税收规章范文篇4

一、当前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年*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十一次会议对《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了革命性的修订，20*年*月，国务院第362号令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进行了改革性的修订；200*年*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五次修订；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印发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试行）》，对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200*年*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两法”合并的《企业所得税法》，标志税收立法和税收制度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然而，当前我国税收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税权不太规范

1．税收立法权不明确。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制的基本要素如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以及纳税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等应当由法律规定。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立法权作出了明确规定,《立法法》还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目前，关于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的依据，一是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其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二是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其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上述授权目的不明确、范围不具体、期限不确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即空白授权。美国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曾说过：“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1]而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来说，只能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部门规章的规定属于执行性规范，不是创设性规范。因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都不得行使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也不得超出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创设性规定。但是，由于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不明确，现实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章和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时有创设性规定，这种职权性立法没有明确的依据。如根据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本应由国务院规定，但却由财政部制定，其虽然经过国务院批准，但也不符合税收立法权的要求。

2．地方税收立法权少。《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规定，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可见，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基本没有税收立法权，分税制改革只是分税不分权。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受制于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无法根据地方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对具有地域性的税源行使税收立法权，影响了地方依法开辟税源、组织收入的积极性，造成各地区间财政收入苦乐不均，导致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不符合科学、和谐发展的要求。同时，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不规范的各种收费来弥补，如某省征收的防洪基金、副食品调节基金等，不但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甚至出现“以费挤税”的现象。

3．地方越权制定涉税政策规定时有发生。由于现行地方领导政绩考核中对GDP的过分重视，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各级地方政府在吸引外来资金和项目上都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有的还违反税收立法权的规定对外来投资者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有的则对国税的征收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税务机关难以处理。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机关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违反国家税法和政策的规定，制定文件擅自扩大税收优惠的条件或范围。如200*年税收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涉税违规文件12*份，其中地方制定的5*份，税务机关制定或参与制定的*0份。上述情况，违反了我国税法统一的原则，损害了国家税法的权威，也易产生纳税人守法的风险，削弱政府机关威信。

（二）体系不太健全

1．尚无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重大问题。税收是国家的物质基础。税收制度属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应当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税收的基本原则如税收法定原则，或者制定一部基本法律来对国家税收的基本问题进行统一的规定。而我国宪法中对税收的规定仅有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人将此条规定解读为税收法定原则，但无法解决税收制度中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到今为止，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呼吁，但税收基本法却迟迟未提上议事日程，不仅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相去甚远，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税法渊源整体级次低。现行的税法体系中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3部税收法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等约1*部税收行政法规，其他大量的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另外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数量更多。如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共清理了税务部门规章52件、税收规范性文件900余份；200*年全国省级税务机关共清理了税收规范性文件*.25万份，其中江西省各级国税机关共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9900余份。同时，每年各级税务机关还要制定许多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调整税收政策、强化税收征管。这种现状，导致税收法律规范渊源的主体是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不但整体级次低，而且预见性和稳定性较差，既削弱了国家税法的权威性，也给征纳双方的遵从增加了较多成本。

3．暂行条例没有期限约束。《立法法》规定尚未制定法律的税收事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在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中也规定了国务院应当及时将行政法规提请其制定法律。但是，目前我国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予以规定的，且大多数至今已逾十几年。在此期间，为进一步明确、完善这些税种的征收管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前后制定了大量的补充规定和通知等，有关税种尤其是一些小税种已具上升为法律的条件。由于国务院暂行条例没有期限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税法体系的加快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也使得政府更多地重视税收政策而不是税收法律法规。

（三）内容不太完备

1．保证税收征管的程序制度不完整。为强化和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20*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增加了不少新规定。但是，由于税收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不少《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已明确的重要制度还未出台配套的具体规定，导致有些税收执法活动难以顺利开展。如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税收优先权、税务机关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离境清税、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登记、税务机关与其他政府机关信息共享制度等。此外，1993年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5年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等，出台十几年都没有进行修订完善，已不能较好适应税收执法实践的变化和需要。上述程序制度的欠缺，直接影响了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效执行，也制约了税收征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税务机关只得自行制定一些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进行补充明确，既存在着权限上的风险，也不利于树立税法的威信。

2．加强税务机关内部管理的制度不够。除税收征管程序制度不齐全外，税务机关内部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不足。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也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目前，税务机关虽建立了诸如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收执法检查、过错责任追究等管理和监督制度，但与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如税收决策、重大税务许可（行政审批）事项集体审议、内部信息共享、征管查退部门衔接配合等制度尚未有效建立，不利于提高内部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3．论证程序不具体。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是目前税务机关执法的重要依据，直接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和税务机关的执法质量。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都规定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意见，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征求意见程序的约束性和操作性不强，实际工作中易流于形式，导致一些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制定的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成本效益等充分论证，制度措施出台后无法到达预期的效果。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管理和增值税专用抵扣凭证（发票）使用等方面，虽然出台了不少规定，但有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成为税收征管的难点。

（四）质量不太高

1．不同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税收规范性文件出台前，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把好法律关和政策关。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中仍然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前后矛盾等问题。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3]38号）中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但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审办法》（国税函[1998]156号）中却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改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又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国税发[20*]8号）规定：“自20*年1月1日起，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执行口径等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6]103号）规定：“《通知》之日起……企业权益性投资者全部是自然人的，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前文以自20*年1月1日起办理设立（开业）登记为准划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后文又以权益性投资者是否自然人为准划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导致有些国税、地税局对部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发生争议，甚至出现争抢企业所得税管辖权的现象，影响了税法的权威和税务机关的形象，涉及企业意见也较大。这些前后文件中的矛盾规定，使基层税务机关无所适从，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执法的严肃性。

2．不同文件重复性规定较多。为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各级税务机关经常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一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在此过程中，出于保证文件内容的全面，或者为了强调某些规定，不少税收规范性文件往往会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和以前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已有的具体规定进行重复规定，不但积累了大量无意义的文件和条款，而且增加了文件适用的难度。这些重复性规定的实质内容基本相同，但其前后概念、用语的表述方式似是而非，导致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具体适用时，必须将不同文件进行比较、选择，增加了不必要的征纳成本，降低了征管效率。

3．文件制定技术存在不足。由于各级税务机关制定文件的人员水平高低不一，导致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着许多技术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语言不准确、逻辑不严谨、层次不清晰、操作性不强，给征纳双方适用带来不便。如有的文件中使用习惯性用语或口头用语，而未使用规范的书面用语，显得不严肃。有的词语或句子的语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容易产生歧义，在具体适用时不能准确把握。有的文件内容、结构、层次不够清晰，缺少逻辑性，前后不协调，造成理解执行上的困难。有的随意规定从文件出台前的某个时间起实施，有的规定“自文件下发（或）之日起施行”或“自文到之日起执行”，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上述技术上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质量，不利于国家税法和政策规定的有效执行。

4．实施不统一。法律规范公开是其发生效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权威的体现。《立法法》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布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并规定了标准文本的载体，从而能够被社会公众及时获得和知晓。但是，作为税务机关执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省及以下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在本级政府公报、本部门公报或公告、本辖区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政府网站、本部门网站上刊登；不具备前述条件的，应当在办税服务场所和公共场所建立公告栏或发放宣传材料，及时公布其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明确未按规定公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执行力。这种对公布方式的选择性规定且未规定标准文本的载体，使得各级税务机关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布不够重视，不少文件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而纳税人不能及时知道文件内容，存在一定的税收执法风险。此外，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方式和载体没有统一规定，各级税务机关仍然习惯于通过层层转发来贯彻文件，不仅降低了执行效率，也给未来的清理工作增加了负担。

（五）管理不太科学

1．税务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界定不明。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其制定一般应当有上位法的依据。《立法法》也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由于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在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如在行政诉讼中，规章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参考依据，而规范性文件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但是，目前对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一些重要事项以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进行规范，可能会带来诉讼上的风险。另外，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也没有明确界定，既增加了基层税务机关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随意性，也不利于促进各级税务机关积极履行职责。

2．税收规范性文件相互间的效力关系不清。长期以来，税务机关制定文件时常在同一个文件中规定内部工作的管理要求和对纳税人的征管要求，增加了辨别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难度。同时，为及时适应税收政策和征管条件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又常会对一个或若干个事项作出不同规定，不断产生数量众多、内容交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而最后却用“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的方法去明确不同文件及条款间的效力关系，使得各个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的效力处于模糊状态，给具体适用增加了不少困难。虽然现在不少税务机关在制定文件时，会列明应当废止的以前文件及条款，但难免有所遗漏，且仍无法直接确定某份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述情况的存在，又使得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全面、准确查询无法实现，影响了税收规定的透明度。

3．内部工作要求向纳税人转移。由于不少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规定内部管理的工作要求和对纳税人的征管要求，加上有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认识还不够，常常把这种内部的要求转向要求纳税人，放松了对自身的管理要求，而给纳税人增加了新的义务，不但损害了国家税法的严肃性，而且易造成征纳关系的不和谐。如关于纳税评估工作的文件中，预警值只是用来筛选被评估对象的参考指标，指导税务机关征管工作，作为税收征管质量的参照。但是，有的税务机关为了税收征管质量考核的目标，简单化的用其来对纳税人税款缴纳提出要求，不符合组织收入的原则。

4．清理整合不及时。由于长期以来“重制定轻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及时、有效的主动清理机制，许多冲突、过期、失效和无现实意义的文件及条款日积月累，给税收执法带了诸多不便。如200*年，某省国税局共清理截止2006年省级税收规范性文件1120份，其中全文失效或废止418份，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80份，共占清理文件总数的44.4*%；省以下各级国税机关共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990*份，其中全文失效或废止6*41份，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39*份，修订12份，共占清理文件总数的*2.18%。此外，全国税务机关还有许多同类事项的规定散布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件中，没有得到全面、及时的整合，使得税务人员和纳税人都感到十分不方便。

二、外国税收制度建设的经验

（一）确立适合本国的税收立法体制

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制度上，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如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法体制上，各国都建立了适合本国的税收立法体制，主要体现为三种模式：彻底分权模式、高度集权模式和适度分权模式。

1．彻底分权模式。彻底分权模式的代表是美国。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税收立法体制为典型的多元两级多主体的制衡制。所谓“多元”，即美国税收立法权虽然集中在国会，但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可以向议会提出调整某些税收政策的建议，总统(或州长)对议会通过的法案可以行使否决权，而国会对总统的否决还可以行使再否决权。所谓“两级”，即为联邦和州。美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国会行使联邦立法权，州议会行使州立法权。根据美国宪法规定，间接税必须全国统一，直接税则分配到各州。但相对而言，联邦征税的权力受限制较小，地方征税不得妨碍地区间的正常贸易，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外贸政策，不得造成与联邦之间的重复征税。对于第三级政府（如地市、县）通常没有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只能按国家预算法规定，从有关税收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收入。所谓“制衡”，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

2．高度集权模式。高度集权模式的代表是法国。法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基本没有税收立法权，几乎全部由中央集中行使。这一体制的特点是税收关系和税种单边化，地方的各级议会虽名义上可以行使中央赋予的部分税收立法权，但多是程序方面的立法。法国宪法第34条逐一列举了作为议会立法权限范围的法律事项，其中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第3*条则规定，凡在第34条列举范围以外的事项都属于条例的范围。这里称的“条例”，即我们所称的行政法规，则是基于行政机关单方面的行为而制定出来的，又分为命令（由总统和总理制定）和规定（由其他行政机关制定）两种。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权力下放法》，下放了少量税收立法权给地方，但1983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占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仍然没有超过20%。可见，法国实行的分税制并不彻底。

3．适度分权模式。适度分权模式的代表是日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的立法体制是一种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共存的立法体制。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惟一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同时，日本宪法第92条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实行自治的原则，赋予地方较大的自治权，自治单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条例制定权。虽然日本把税收立法权集中到中央，掌握了国家财力分配的主动权，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但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地方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地方自治法》，地方政府事权逐渐扩大。因此，以宪法第13条“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它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为根据，日本制定了统一的地方税法，作为地方制定有关税收条例和规则的准则法。国税由国会立法征收，地税由地方议会通过制定条例征收。这种“分权”与“集权”结合的税收立法体制，授予地方税种和税率的有限选择权，保障了地方政府对财力的特殊需求，增加了地方财政的灵活性，使地方税收结构与经济政策相适应，完善了地方自治的功能，形成了税法之“自主财政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选择完善的税法体系模式

国家的税收制度应当通过完善的税法体系来体现。根据税法内容和发挥作用不同，税法主要分为基本法和普通法，前者包括宪法中的税收条款和税收基本法，后者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考察西方国家税法体系，大体有三种模式：

1．“宪法+税法典”的基本模式。将主要的共同性税收问题直接在宪法中规定，其他税收基本问题基本上由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包罗万象的税收法典来规范，立法技术要求较高。其代表国家是美国和法国。目前美国税收法典厚达3000多页，虽有财政部制定的“解释性规章”和国会授权财政部制定的起税法细则作用的“立法性规章”，但很少人能全面通晓。无论从宪法的角度，还是从税收法典的角度观察其内部结构，立法技术上的要求都很高，与一个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庞大繁杂相对应，没有相当的法律基础，立法工作是难以完成的。这种税法体系模式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采用的。

2．“宪注+税收基本法+单行税法”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在宪法与各单行税法之间设立一部居于宪法之下，各单行税法之上，对各单行税法起指导、制约、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将共同性的税收基本问题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范的一种税法结构模式。其代表国家是德国、韩国、日本等。这种模式通过设立税收基本法，将宪法与各单行税法有效地联接起来。一方面，可以将宪法确定的基本税收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具体化，保证征税有宪法依据，既可强化税收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力，又能避免宪法不能过多设立税收条款的问题。另一方面，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的母法，使税法内部结构层次分明，分工更加合理，有利于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不够协调、每个税种各自发展自己特殊的程序和解释规则使税制复杂化的弊端。

3．“宪法+单行税法”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税收法律体系模式。优点是立法上较为简单、灵活，其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但是，由于宪法通常只规定有关税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问题，而单行税法通常是就税收实体及程序问题予以明确，有关税法的定义、目的、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等都未得到有效的规定和说明，宪法对税法的指导、各单行税法的衔接、协调等都比较困难，使整个税法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不是个较理想的税法体系模式。

（三）普遍存在授权政府税收立法

西方国家税收立法一般由宪法予以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最终属于议会（国会）。税收立法在实际运作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议会（国会）直接制定税法，二是授权政府制定税法。前者能保证税法的权威性，但由于税法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涉及大量具体复杂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各种问题都由议会（国会）直接立法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政府进行税收立法成为西方国家税收立法的普遍做法。议会（国会）直接制定税法主要集中于税法重大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上，而将某些税收立法权授于政府；有的宪法也对政府进行普遍授权，规定政府在议会的法令框架下进行税收立法。但是，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政府进行税收立法，一般有许多限制条件，包括：临时性紧急状态下的授权，逾期收回授权；政府可对任何由议会（国会）通过的法令进行补充，但基本条款必须由议会（国会）固定下来，行政机关只能有限地决定这些条款的实际运用；政府的税收立法最终由议会审议有无效力等。由于政府获得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进行税收立法，现实中政府的税收立法远远超过议会（国会）的税收立法。为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对行政立法的清理修订职责，如英国政府坚持一年一度对税收法制的审查和修改，及时消除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有关条款的相互矛盾、脱节和混乱现象，保证了税收立法的严谨和科学性。而在税法的解释权方面，西方国家不属于税收执法部门，而属于法院。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可以在立法上对议会和政府的制约。因此，在判例法国家如美国，法院的判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税法的一部分。

（四）行政立法程序比较健全

西方国家政府在行政立法中，大多拥有一套较为健全的行政立法程序。主要体现在行政立法程序的法律渊源、调整对象、参与主体、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法等方面。

1．法律渊源。主要有：一是法典，即以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建立行政立法程序法律规范，如美国和英国。二是分散立法，即以个别法的方式在各个具体授权行政立法的法律之中同时规定相应的程序，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属于这种。三是行政规则，即效力只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建立较为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如德国和日本。

2．调整对象。行政机关在制定行为规范时，其活动通常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即通常所说的行政立法领域；一是制定行政规则，即制定只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有效的规范。各国因不同的需要，形成了行政立法程序所调整的对象是仅仅限于前者或者在规范前者的同时也包括后者的两种类型。法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为核心，而其他许多国家的行政立法程序的调整对象则同时还包括制定行政规则的行为。

3．参与主体。行政立法程序主要是立法起草的主管行政机关主持该活动的整个立法活动过程。此外，为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强化对行政立法的制约，以反映更多利益关系方的需要，西方各国行政立法程序规定了众多参与主体。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型，即议会的参与、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政府法制审查机关的参与。一是议会参与型。又可细分为三种：积极参与型，如英国；消极参与型（指议会对行政立法拥有否决权），如美国；不参与型，如法国。二是利害关系人参与型。也可分为两类：自认为与行政立法事项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公众作为个人均可参与的普遍参与型，如美国和日本；只限于有关团体或特定团体参与的特定主体参与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三是政府法制审议机构参与型。政府法制审查机关参与型是行政系统内部非立法的权限主体对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方式。如美国管理和预算局在一定条件下对行政立法草案的审查。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作为中央行政机关中的咨询机关，对政府的行政立法负有提出意见的义务。日本的内阁法制局承担着对政令（行政法规）的审查，各省（内阁所属各部）内部的官房文书课、总务课则承担对省各自所制定的府令、省令和告示的审查工作。

4．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法。由于行政立法对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考察各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不同的程度上采取了诸如公听会、提出意见书、直接听取意见、（事实审型）听证和审议会等方法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中公听会和（事实审型）听证融合了过程严格规范和听取意见直接的特点。但从数量上看则属为数不多，或者说是两种极为例外的方式。采用公听会方式的主要有英国等，德国和法国也存在类似制度但数量极少。日本在一定范围内也实施公听会制度。采用（事实审型）听证方式的典型立法例为美国，其他国家基本未被采用。德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中基本采用了直接听取意见的方式。日本的公众评价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将行政立法草案和与此有关的理由、背景等资料以及提出的途径（如邮寄、传真以及电子信箱等）通过登载于网络主页、报纸杂志等方法向公众公布，直接收集对此草案的意见。英国的一些法律中也规定了提出意见书这种程序方式。在采用审议会制度方面，法国和英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中有通过审议会使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方式，而日本行政立法活动中审议会则是一种广泛被采用的程序制度。

关于利害关系人所表述的意见如何在行政立法的内容中反映，有两种程序类型存在。一种是意见仅仅成为行政机关立法时的参考内容；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时只能根据程序中表述的意见进行立法，即利害关系人表述的意见具有拘束效力和排他性，最终成为行政立法的内容。大部分国家都采取的是前者，后者所运用的范围极其狭窄。

三、加强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确立税收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1．符合税收法治的要求。现代税收的产生，奠定于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无代表即无税收”的税收法定主义。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因此，税收制度建设首先要符合税收法治的要求，切实维护国家税法的统一和权威。具体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税权法定。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规定税收立法权只能由法定的机关行使。二是依法进行。税务机关制定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有合法的依据或正当的理由，不得超越职权，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三是规定协调。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各项规定要有利于上位法的贯彻执行和征管水平的提高，避免存在相互冲突的内容，保证同一事项的规定一致、不同事项的规定协调。四是公开透明。“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特征在于法律规范的公开透明，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可以据此预测行为的结果。公开透明体现在税收制度建设中，就是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必须按规定公开，不得以未公开的依据约束纳税人，纳税人能够及时、全面、准确获得现行有效的税法和政策规定。

2．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手段，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为国家履行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奠定物质基础。税收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着眼，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在适应经济发展上，税收制度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体现国家经济政策，为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提供税收优惠，大力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配置经济资源的效率，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在适应社会发展上，税收制度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支持弱势人群就业再就业，发展公益事业，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各项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3．利于征纳双方有效执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实现其目的。作为税收制度，其既依靠税务机关的正确执行，也依赖纳税人的自觉遵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其核心即是税收制度应当尽可以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使税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坦兹也曾感叹：“税收是一门强调可行性的学问。一种不可管理的税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理论上最完美的税制，如果其所表示的意图在实践中被歪曲，就可能变成蹩脚的税制。”[2]因此，对税务机关来说，税收制度建设必须与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相匹配。如果税收制度滞后于征管能力，会造成税收征管资源的浪费，损害税收征管的效率；而税收制度过于超越现有的征管能力，则将增加税收征管的难度，造成税收收入大量流失，从而损害国家税法的权威。对纳税人来说，税收制度应当简明、易懂、严谨、无歧义、可预期，方便纳税人理解和遵守。在现行税收立法体制下，要注意防止部门利益制度化，避免税务机关在税收制度制定上的本位主义；要通过制度建设，不断优化税收服务，注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收制度更好的落实。

（二）合理界定和分配税权

1．明确税收立法权行使。规范的税收立法权是税收制度建设的前提。要严格遵循税收法治的要求，通过宪法或税收基本法对相关国家机关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应当从授权理由、事项、范围、期限上进行明确规定，弥补因空白授权产生的国务院税收立法权依据不足的问题，并严格禁止变相的转授权，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报国务院批准的形式来行使属于国务院的立法权。同时，建议明确税务部门规章规范的事项，包括：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明确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税务机关执行其他通用法律、法规的具体程序，如行政处罚的实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经实践证明已成熟的税收征管措施；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离境清税、行政审批、税收检查，代位权、撤销权等。

2．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分税制作为现代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财税管理体制，目的在于将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有机结合，通过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收立法权，做到分权、分税、分管，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地方自主管理经济、社会的能力，减轻中央转移支付的压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当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在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地方税收立法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相冲突。二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三要按照合理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原则，把具有地域性、零星分散、征管难度较大的税源由地方自行决定征税。四要加强对行政收费项目的清理，大力推进“费改税”，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纳入地方税收体系，规范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3．及时纠正地方越权制定的涉税文件。在明确税收立法权行使和赋予地方一定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要大力强化中央的权威。对于地方超越权限制定涉税文件及条款，擅自决定给纳税人的各种税收优惠条件，要坚决、及时进行纠正，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

（三）完善税法体系和内容

1．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国家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和保障。根据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税法的最高、最终渊源只能来自宪法。由于我国宪法中没有对税收的基本制度进行规定，必须制定一部基本法律，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要素、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权的分配等作出统一规定，用来统领各项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定税收基本法，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税收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明确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税法与其它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树立税收的国家权威，强化整个社会的税收观念，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步伐。

2．提升税法渊源整体级次。《立法法》已明确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即便是有条件地允许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税收是国家固定、无偿、强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必须保证税法渊源具有很高的法律级次，以强化其权威性，为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活动提供有力的依据。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升税法渊源的整体级次。对税收实体规定，如各个税种条例，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可行的，应当尽快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上升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真正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对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税收政策，尽可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务规章特别是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布税收政策。对税收程序规定，除我国已有的基本征收管理法律，其他的税收征管程序规定，也应尽可能提升其法律级次，如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整合上升为部门规章，甚至行政法规，有利于各级税务机关执法的统一、规范，减少税收执法随意性。

3．加强税收制度建设规划和考核。税收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制度的滞后影响着税收执法和内部管理活动。对此，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规划，根据上位法规定及税收执法和内部管理实践的需要，明确一段时间内需要完成的税务规章和主要的规范性文件及责任部门，并通过适当形式使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知晓，增强税收制度建设的预期。另一方面，应当进行制度建设考核，对有关责任部门完成规划任务进行考核，切实加快税收制度建设步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将完善税收征管的程序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作出规定的制度和需要全国统一的税收程序制度，应当列入规划尽早出台；对加强监督制约和工作衔接的内部管理制度，也要进行规划、加快制定，不断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的水平。同时，对于一些不适应现实税收执法实践的税收征管程序制度，也要尽快予以修订完善，如1993年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5年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等，并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实施。

（四）充实和规范制定程序

1．增设制定税务规章的简易程序。税务规章是税务机关执法依据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税法渊源，在我国司法裁判中作为主要的参照依据。因此，税收执法依据税务规章以上级次的法律规范，能够有效保障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为确保税务规章制定质量，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条例》，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对税务规章制定程序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在目前我国税收执法过多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增设税务规章制定的简易程序，将原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并经实践检验、较为成熟的税收征管制度和措施直接上升为税务规章，或将税收政策的调整直接以税务规章的形式公布实施，有利于提升税收执法依据的法律级次，体现国家税法的权威。

2．完善制度建设的论证程序。税收制度建设必须重视征求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调研，对制度进行必要性、科学性、合法性、可行性的论证，这也是科学、民主决策的要求。论证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制度设计更加合理，强化其实践基础，从而得到广泛认同和有效执行。因此，要将论证作为税收制度建设的必经程序，不断完善论证的具体程序。关于论证的形式，可根据需要采取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向社会公布草案等形式。关于论证的内容，应当包括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特别要确保被征求意见人的代表性，包括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纳税人、专家学者等各方面代表，明确具体的比例和适当的人数，采取具体措施保证他们充分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广泛、充分征求和听取意见后，制度制定机关对合理的意见要采纳，对不采纳的意见要说明理由。

3．统一税收规范性文件执行程序。为保证社会公众及时、准确了解各级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增强税收执法依据的透明度和执行力，需要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途径作出统一规定，并明确标准文本的载体。使纳税人可以第一时间获知最新的税收政策规定。同时，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通过层层转发文件执行的习惯，明确税收规范性文件一经，基层税务机关即应按文件规定执行，保证税收执法的效率。此外，在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施行日期上，不得溯及既往，应在文件之日或文件规定施行之日起开始施行，但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以及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益的特别规定除外。对纳税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自之日起30日后施行。

4．开展税收制度执行评估反馈。制度的优劣应当用实践来检验。新税收制度实施一定时间后，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评估，对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全面总结和分析实施中的问题和效果。对税收制度中的有关重要规定或措施进行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定性定量评价，对不适应实际的规定及时加以修订，对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明确，促进税收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要健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反馈机制，明确工作责任，要求基层税务机关定期将有关税收制度的执行情况向上级税务机关反馈，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使税收制度建设更加符合执法实践的需要。

（五）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1．严格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规则。为避免税务机关制定不必要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或条款，税收规范性文件中一律不重复原有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已有的明确规定，以免增加税务人员和纳税人适用上的困难，造成执法依据混乱。为避免税收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规定，税务机关制定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与以前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一致的，应当列明被废止的相关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确保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间的相互协调、衔接。为避免对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内部管理要求转移给纳税人，尽可能不在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对内部管理工作进行规定。此外，要明确界定税务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既防止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随意，又促进各级税务机关认真履行自身的职责，加快税收制度建设进程。

2．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查。各级税务机关必须认真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由政策法规部门进行审查的规定，否则税务机关负责人不予签发。政策法规部门在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起草文本时，重点审查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职权、是否经过必要的论证程序、是否与原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协调和衔接，是否有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等。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解决，切实把好法律关、政策关和技术关。此外，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纳税人权利义务影响较大或直接涉及纳税人较大权益，制定机关内部相关部门、基层税务机关有较大意见分歧，纳税人有较多不同意见以及需要对原有税收政策、征管业务规程作较大调整的文件等，应当由制定机关进行集体审议。

3．重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技术。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是各种规定的简单堆砌和记录，必须重视内在结构、层次、逻辑、语言的规范设计，以利于文件的有效施行。起草、审查、签发税收规范性文件的税务人员的法制素质决定了文件的质量，要将强化税务人员法制培训作为提高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水平的着力点。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税务人员遵守法律、掌握立法规则和技术的基本素质，使制定的文件达到结构严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语言规范的技术要求。

4．注重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整合。实行日常和定期清理相结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机制。日常清理由税务机关文件起草部门在起草时对原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效力进行明确；定期清理由政策法规部门每5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本机关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文件时，要根据税收制度建设和执法实践的需要，对涉及同一事项或内容交叉的相关文件理顺关系，将有效的内容进行整合，及时制定综合性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替代，既可避免不同税收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重复甚至不一致的规定，又能保证现行税收规范性文件及其条款简明、合法、有效。在此基础上，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税收规范性文件库，及时汇集本机关制定的所有税收规范性文件，并对文件及条款的效力进行标识，以纸质或电子资料的形式提供给税务人员和纳税人查询、适用。借鉴湖南省的做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2号）中规定：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制定机关应当在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应当重新公布；需要修订的，按制定程序办理。

税收规章范文篇5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

税收立法主要包括税收立法基本原理、税收立法基本制度和税收立法基本技术三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基本原理是关于税收立法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税法事项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意图与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整范围、种类与部门、机构与职能界定等等。税收立法基本制度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与过程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监督等基本制度。税收立法技术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旨在推进税收立法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运筹技术和结构营造技术等等。

(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七是税收救济制度：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十是涉外税收制度。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立法准备：一是确立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地方立法的性质与范围；三是确定地方税收立法的具体事项(采取反列举法)：四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五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税收立法程序

根据法律级次，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度。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制定法律必须经过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四道程序。

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和行政法规解释等五道程序。

部门规章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与备案等五道程序。

目前，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法》(2002年3月1曰起实行)以外，我国尚无专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应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制度实行。但是，对于日常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却无制定程序的相关制度，这必将引起税法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现象的时有发生。因此，尽快出台和填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空白，并将其中重要内容提升为部门规章是避免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的当务之急。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国宏观层面税收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税收立法的全面规划与设计，即对税收法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主要包括对税收法律立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与设计。我们认为：

从长期规划看，应设计一套适应国情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讲，应设计一套以《税收基本法》为统领的，其他各部门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救济法》、《税收组织法》和《税收国际法》等相互协调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从中期规划看，应在抓紧完成《税收基本法》最后一道立法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等的立法准备程序工作等等。从短期(近1～2年)规划看，应抓紧完成《税收实体法》的完善与升级程序以及《税收基本法》的审议等等。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还应规划与设计税收立法的级次。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应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最高级次；一些重要的单行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应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税收“法律”级次；一些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应列入国务院的税收“行政法规”级次；一些重要的“批复”或“通知”应列入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部门规章”级次，应尽量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数量。

四、提高税收立法质量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现实地确定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面临的阻力而影响税收立法的进程与效率，比如《税收基本法》中关于权力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权益问题；出口退税、合并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改革都会引起中央、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变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既从全局出发，又兼顾利益格局不受太大影响，选择震动较小的立法内容，成熟的和基本成熟的先立，即先易后难，不能等各方都”协调好”或完全成熟了再出台，以加快税收立法的效率。

税收规章范文篇6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政税收；探究

通常来讲，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的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事业单位的财政税收来讲，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性：第一个方面是分散性；第二个方面是隐蔽性；第三个方面是复杂性；第四个方面是多样性，以此，日常的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开展起来可能会变得很困难，此外，相关部门也会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能会逐步地减少对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这对事业单位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相应的财政税收管理问题也急需解决，因此，事业单位需要改变财政税收管理理念，找到适合的方式使得其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质量水平有所保障，最终能够让事业单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

一、当前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当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管理存在缺陷，缺乏一定的监督体系。要想很好地落实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工作，需要的是事业单位自身对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视，以及严格地遵循相应的规章制度，还有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然而，在实际的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部分的事业单位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从而内部管理工作也只是走走形式，不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相关的制度政策也没有积极地落实。同时，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在接受外部监督的过程当中，由于其相应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存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监督效果并不理想。（二）相应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有待加强，票据管理存在缺陷。在事业单位运营的过程当中，其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相应的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性，能够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在当前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其财政税收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高，有的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知识技能水平还不高，事业单位也没有定期地对相应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而且还存在着缺乏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等问题，这会让有的财政税收工作人员对工作并不能够做到尽职尽责，其工作积极性往往会有所下降，从而造成了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效率低下。除此之外，相关工作人员对票据的管理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在票据的管理流程中，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情况。在票据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票据的丢失情况，进而可以看出，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内控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在财务管理控制方面也存在不小的问题。（三）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工作效率。有待提升现如今，在很多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预算管理理念，这会让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跟不上时展的节奏，有的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工作效率并不高，这往往是缺乏管理、缺乏监督等因素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预算管理模式的落后，有的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管理考核机制并不完善，这会让预算工作质量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在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财政税收工作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除此以外，有的事业单位还存在着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的财政税收工作人员可能出现工作态度差等问题，缺乏一定的积极性，根本不重视预算执行的情况，从而对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造成了相应的影响。（四）财政税收流程缺乏一定的标准性、规范性。通常来讲，虽然事业单位是非营利性的，但是其还是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缴纳税款，对于事业单位来讲，其税收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免税，是指因事业单位提供了依照税法可以免税的服务；第二种情况是应税，是指事业单位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所规定的税款。在现实生活中，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在从事财政税收工作时，并没有对税收的缴纳标准进行学习，在税收的工作岗位中缺少一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会出现错报漏报的情况，对事业单位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二、解决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财政税收监督体系。针对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首先我们需要规范化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内部管理工作；其次，加大惩罚力度，找出内部管理的问题所在，明确相关责任人，对出现问题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和指正；此外，需要建立相应的财政税收监督系统，对内可以由事业单位审计部门对各个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督，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合适的方式解决，以此来减少对事业单位造成的损失。而对外的话，完善对事业单位财政税收信息的披露，必要时还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督评价体系，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政税收工作的透明化以及标准化。（二）提升相关工作人员整体的职业素养，加强对票据的管理。关于有的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不高等问题，从一方面来讲，事业单位可以引进高层次人才，让其运用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来提高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从另一方面来讲，事业单位需要定期地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注重对工作人员职业素养的提升，以此来让其能够更好地胜任对应的工作岗位，使得财政税收工作质量能够有所保障；还有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将相关工作人员的薪酬与其绩效和职能联系起来，而且对于考核过关的人员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而对于考核不过关的员工，需要与其进行谈话，了解其所存在的具体情况，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在进行票据管理的过程当中，相应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严格地遵守票据管理的工作流程，杜绝票据混乱管理的现象，整个管理过程当中都需要保证票据的真实完整。（三）完善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管理规章制度，提高预算工作的效率。要想有效提升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一方面，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在每次做预算的时间节点前，明确财政税收预算的规范，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对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查和分析，并据此做出一个系统规范的编制流程，以便于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如果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时，需要及时地查明原因，并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由上级领导对预算方案做出决策。除此以外，有的事业单位因为自身所涉及的业务范围较为广泛，预算的周期可能会有所增加，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预算方案，尤其是在实际拨款在很大程度上低于实际成本的时候，要始终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够扣除国家拨付的经费超支金额部分。（四）实现纳税工作信息化管理，规范纳税流程。现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时代，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纳税工作的过程当中去，有利于实现纳税工作的信息化管理，比如说，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对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进行纳税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让相应的工作人员能够意识到纳税的重要性，还有通过建立事业单位相关的学习平台，让工作人员定期地在平台上学习有关纳税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等，以此来增强工作人员的纳税意识。事业单位税收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立，事业单位需要借助这个平台来实现税收数据的公开透明，在相应的时间节点及时更新税收数据，同时还要保证税收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可靠性，时刻了解到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提升纳税工作的质量水平。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进行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问题上，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来进行管理。由于财政税收的问题，是事业单位工作内容的核心，会影响到整个事业单位及国家公共社会事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的质量，在事业单位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在财政税收方面存在着内部管理存在缺陷，缺乏一定的监督体系、相应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有待加强，票据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对此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如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财政税收监督体系、提升相关工作人员整体的职业素养，加强对票据的管理等，有效地提升了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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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廉英.新时期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营销（信息版），2020（03）：24.

[5]朱丽明.关于事业单位的财政税收问题及对策讨论[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01）：88.

税收规章范文篇7

一、《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立法法》的关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只能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无权决定征税或减免税收。这里的“法律”仅指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而确立的。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则不能征税的宪法原则。如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776年，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的宪法中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2项）[1]我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这实际上是从公民负有依法纳税义务方面，间接地规范和限制了国家赋税征收权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2]这是我国税收立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根据。

《立法法》是规定立法制度的宪法性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立法法》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税收立法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规定的立法制度的具体化，其效力在宪法之下，对税法来说，由于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立法法》中有关税收立法制度的规定，也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换言之，《立法法》是对税收立法形式上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是对税收立法本质上的要求。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税收立法固然应当以《立法法》为依据，但在税法领域内，只有形式反映本质，即《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制度全面反映税收法定主义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税法才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否则，税法将可能徒有“法”的形式，而不再有“法”的本质。

（二）《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主要通过《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体制表现出来。正如前文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国家依照法律征税，这里的“法律”应当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在我国应当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换言之，即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税收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非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所要求的具体的立法权限制度。

首先，《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指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无偿占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包括税的征收。[3]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税收的立法制度、征管制度等。《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其次，《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也可以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65条）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做出决定。而对地方主要是经济特区的授权，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决定。此外，《立法法》在第10条对授权立法作了原则规定，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说明《立法法》所规定的税收授权立法维护了税法权威性，同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立法法》确立了法律优先原则，即在多层次立法的情况下，除宪法外，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处于最高位阶、最优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规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根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授权所立之法、或者是出于职权对税收上位法所做出的说明或细化，都必须遵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得与其抵触，效力在“法律”之下，而且，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1条）。当然，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也相应终止。法律优先原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维护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三、《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既有统一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一面。正是这不相协调的一面，造成了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从而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1、关于税收立法权行使监督的问题。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属国家立法机关专有，其他任何机关非经立法机关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但对于其他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该权力的情形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或者即使规定了监督主体或监督方法，但由于操作性差而致乏力如《立法法》第87条、第88条规定，对超越权限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但该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及运行却没有相应规定。又如第90条规定。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当然包括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的国家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就违宪或违法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上述“要求”和“建议”启动受理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等程序问题，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越权、立法侵权、立法冲突等诸多弊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立法异常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而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现实中的立法异常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从侧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2、关于税收的授权立法问题。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税收立法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第65条）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按民主宪政的通例，有关国家主权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如果把诸如此类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可以想见，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的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有可能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力而造成公众税收负担的加重。这不仅根本上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也背离民主政治的原则。

3、关于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问题。像前文论述的税收立法权行使缺乏监督一样，税收授权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税收授权立法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我国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根据国务院的请求，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进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这里，授予国务院只有拟定草案的权力，只是试行，而且还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足见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审慎态度。这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紧接着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把税收立法权一揽子授出。姑且不论按授权立法原则这种“空白授权”或“空白委托”是无效的，单就立法机关在事实上放弃税收立法权就是不合法的。这次授权的最直接结果是，现行的大多数税收法规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不仅有明显越权现象，而且其中的某些法规还是经国务院再授权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4]对这种不合法情况，如果说，《立法法》颁布之前是无法可依，而在《立法法》颁布以后，因没有规定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仍然是“无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依”。[5]这是《立法法》的遗憾，也是税收立法的遗憾。

当然，《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一般性原则的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领域包括税法领域的立法问题都进行详细规定。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统一的一面固然令人欣喜，但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税收立法权应该怎样配置才能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立法权有效配置后应当如何监督行使？税收立法制度如何在《立法法》和税收法定主义之下得到完善统一？

二、《立法法》与税法体系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税法形式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一国立法对具体的税法形式的权限、效力、地位和具体内容的规定，是税法体系构成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一国立法中关于税法形式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构建层次分明、内容完善、统一的税法体系，从而有利于税收的司法、执法和守法。反之，研究一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发现一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可以为税收法制的健全提供根据和目标。

（一）《立法法》对税法体系的规范

我国《立法法》对税法体系并无专门的规范，但《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一般法形式的规范理应适用税法。

1、关于税法的表现形式。《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可以看出，立法之“法”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至于规章，《立法法》尽管将其区别于上述之法，但仍然承认规章也是“法”的一种形式。具体到税法领域，可以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是其表现形式，即都是税法体系的构成部分，适用《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此外，《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也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宪法也应该是我国税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在第8条、第9条中将制定法律的权限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提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概念，但二者具体的区分标准，《立法法》没有涉及。至于税法体系中是否也应该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别，自然也没有立法上的根据。

2、关于税法形式的权限。税法形式的权限是指税法形式包含的内容或事项。税法的形式不同，包含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抑或说，税法形式所具有的效力不同，它所规定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主要规定“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并且此两项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第56条）。

“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6]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第64条）此外，经济特区可以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制定法规，在本经济特

区内实施（第65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且可以变通的内容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限制。

“规章”分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前者主要由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制定，规定“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1条）。地方规章由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7]的政府制定，具体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的具体行政管理事务（第73条）。

《立法法》的规定表明，不同的税法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权限范围。每一表现形式都应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适用，超越权限的税法形式是违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3、关于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是税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税法体系的层次性和内容的完整性。

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税收法律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不过是对法律的细化或说明，仅占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当然，这里的“主导”，不是指数量上的优势，而是指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实体制度和税收的程序制度都应当由法律规定。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或详细地规定，也必须对税收的有关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应当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和准则做出规定或限定。同样地，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也不是指数量上应占较少比例，而是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内容都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超越法律规定之外，即使有授权，也必须在授予的权限内。

（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及完善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形成的，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后又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订。有关税收的内容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2、法律。我国现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主要有3部，一是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二是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三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3部税收法律在地位上很难说孰高孰低，但却分别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我们既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基本法律，因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也不能说因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是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税收立法权限不明，由此可见一斑。《立法法》对此问题仍未规定。

3、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数量巨大。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开征了23个税种，除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尚未立法外，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法律规定，其他19个税种，包括关税，都由国务院制定了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前文所述的3个税收法律也制定了实施细则。

4、规章。税收规章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税收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法的行政解释。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税法的行政解释主要有消费税征收范围解释、营业税税目注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规定等。

5、地方性法规。我国目前实行“集中税权、统一税法”的税收管理体制。尽管实行分税制，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在中央，有关地方税的现行法律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布的。若不是全国人大曾授权经济特区制定括税收在内的地方性法规，税法体系中地方性法规这一块几乎是空白。

以《立法法》为依据，分析、研究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看出以下问题：（1）法律未占主导地位导致了行政法规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后者的制定机关利用行政权力剥夺了地方的立法权力，侵蚀了国家的立法权力。由此，税法体系异常当然就不足为怪了。（2）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立法法》颁布施行后，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重新规制内部各构成单位的权限与职责，构建新的税法体系。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切实履行立法职责，抓紧制定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律。同时，严格按照《立法法》有关授权的规定，不仅严格授权范围、期限，而且加强对授权立法的审议与监督，并及时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从而废止行政法规的越权。其次，国务院应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制定行政法规、自觉守法。同时，根据分税制的要求下放税权，使地方免除行使税收立法权的行政障碍。第三，加强地方税收立法，健全地方税法体系。第四，各有权机关在制定各自权限范围内的税法规范时，要注重立法技术、明确立法依据、实施日期等，并对税法规范的内部结构按《立法法》的要求进行合理安排。第五，鉴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结构复杂，各类税法形式中存在诸多重复、矛盾，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税法的清理、审查、编纂工作，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税法体系在《立法法》的规范下实现完善统一。

三、小结

税收立法是依法治税之本。它不但决定税法的形式，也决定税法的本质，税法是税收立法的结果也是税收执法、司法和守法的依据。要实现依法治税，必须规范税收立法，但《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一般性法律，不可能对具体的税收立法进行详细、完善的规定，而且其自身的缺陷也会对税收立法造成影响。为了使税法真正反映税收的本质，同时又体现宪法的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指导，遵循《立法法》的原则规定，制定详细、完善的税收立法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使税法真正满足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促进税法的贯彻实施，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2]参见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载《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

[3]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存在歧义，有人认为，征收是指无偿的强制性地剥夺；有人认为，“征收”是指征用，虽然也是强制性的，但却是有偿的。

[4]空白授权，无效和被授予的权力不能再转授，是现代公认的法律原则，最早见于伯德纳·施瓦茨（美）著：《行政法》中译本第31－33页。

[5]我国《立法法》第10条也有相应规定。例如，《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认为法规规章违宪或违法，如何提出审查建议，人大机关如何受理，人大机关不受理怎么办，这些问题不明确规定。监督权利就是虚设，可以说无意义。

税收规章范文篇8

为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落实“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收工作宗旨，进一步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进一步增强税务系统依法行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深入领会《纲要》的重大意义。《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各级税务机关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贯彻落实《纲要》、推进依法行政作为税务系统的一项全局性工作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充分认识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几年来，特别是20**年全国税务系统依法治税工作会议以来，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一些税务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税收行政立法的机制和程序不够完善；越权执法、随意执法等问题时有发生；税收执法监督不力，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税务机关的社会形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

（三）正确把握税务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思路。按照《纲要》有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将贯彻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税贯穿到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税务管理等工作中，不断理顺税收管理体制，完善税收立法，加强税收执法，强化执法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与组织收入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努力提高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在税务系统内部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税务行政决策和立法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一）建立健全税务行政决策机制。完善各级税务机关工作规程、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合法性论证等制度，与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建立税务行政决策跟踪反馈机制，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反馈。加强对税务行政决策活动的监督，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二）完善税收立法机制。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税收行政立法计划。规范税收立法程序，改进税收立法方法，提高税收立法技术，注重与相关部门的立法协调。完善税务部门规章立法工作，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程序、方法及责任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增强立法及制度制定工作的计划性、规范性、公开性和可行性。保持税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护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税收政策制度的合理预期。

（三）遵守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税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超越法定权限，不得与法律、法规等上位法规定相矛盾、相抵触，同位阶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应保持协调一致。授权立法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得转授。立法解释权属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不得擅自解释。

（四）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负责起草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职能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尤其要进行立法评估和效益分析，使税收立法既具有前瞻性，又符合当前工作实际。税法实施后，要对执行中的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分析评估，并提出改进、完善的措施。要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及时解决税法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高税务管理效能

（一）创新税务行政管理方式。在税务管理活动中，要转变管理方式，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管理等手段，降低执法成本，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进程，提高管理效能。坚决贯彻加强税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切实完善纳税服务体系，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落实、完善纳税评估、纳税约谈、纳税辅导等制度措施，提高税法的遵从度。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规范税务行政许可和审批行为。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犯罪行为。

（二）推进税务管理的规范化。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继续推进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进程，建立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格局。按照依法设置、加强管理、有利服务、讲求效率的要求，根据税源分布、纳税人数量和管理技术水平等实际工作情况，科学设置各级税务机构，逐步实现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法定化。要合理界定税务机关内部税源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和法律救济等各环节的职能，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将法律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分解落实到具体执法部门、岗位和人员，既避免职能交叉与重叠，又确保各环节相互衔接。加强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指导和监督，推进各级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确保政令畅通。建立管理效果定期评价制度，统筹分析税收管理成本和效益，及时发现管理漏洞，解决管理问题。

（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税务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按照程序正当和高效便民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税收执法中的回避、告知、听证、说明理由等各项程序制度，依法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除涉及国家机密及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税务机关所有需要纳税人周知、遵守和执行的事项和信息，均应通过公报、网站、报纸等媒体对外公布，并创造有利条件便于纳税人查询。要在进一步落实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税法公告、欠税公告、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税款核定、减免退税、许可决定和处罚结果等公开制度，加大公开力度，提高税收执法的透明度。

（五）公正、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的实施办法，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行使行政处罚等自由裁量权，要遵循法治原则，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影响。对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执法目的的，应当选用对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措施和方式。

（六）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贯彻落实《全国国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全国地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办法（试行）》、《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认真开展考核评议，以计算机考核为依托，实行人机结合，拓展考核的深度和广度。做好“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化考核第二批扩大试点工作。促进执法考核与执法监察工作的结合。积极探索对考核结果的综合利用，逐步实现全员综合考核。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完善追究范围和追究形式，确保追究结果公平公正。

四、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税收行政行为的监督

（一）加强对税收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监督。做好规章审查工作，保证规章质量。认真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未经法制部门会签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对外。完善备案制度，依法严格审查。建立异议处理制度，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时，要及时研究处理。

（二）加强对税务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监控。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确保案件定性的准确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继续实行大额减免缓退税款审批集体审核制度，严格遵守法定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尊重纳税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三）加强对税收执法行为的事后监督。加强税收执法检查和执法监察，确保成效。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加强复议案件的统计分析，完善复议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税收会计监督，加大经济责任审计，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

（四）自觉接受对税收执法行为的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税务机关实施的监督，积极出庭应诉、答辩，自觉履行生效判决、裁定。严格执行国家赔偿制度，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获得赔偿。认真配合监察、审计、检察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积极落实监督决定。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监督，主动拓宽社会监督渠道。

（五）切实依法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建立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信访工作格局，依法处理信访问题，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认真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按照预防为主，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组织开展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五、加强领导，采取措施，确保依法行政工作落到实处

（一）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明确分工，加强配合，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落实《纲要》和《税务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做到长远有规划、近期有安排。

（二）建立依法行政定期报告制度。各级税务机关要于每年年末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重点报告本机关当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同时，对上一级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要建立和完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制度，将依法行政工作状况作为评议考核的重要标准，并与干部使用相结合。对依法行政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税收规章范文篇9

【关键词】税收；税收法制；问题

1概述

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后随着各国民主宪政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逐步成为各国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最早进入我国是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通过国内众多学者对其深入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本确立了我国税收基本原则。

2当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严重滞后，税收法定主义无从体现。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法体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其效力与效益均深受局限，在实践中引发许多问题。2.1我国《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西方的税收法定主义来源于“无代表，则无课税”的议会政治，它不仅促进了宪法的诞生，而且其本身亦是宪法原则之一。“各国宪法在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时，大都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两方面加以规定，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是国家要依照法律征税，公民要依照法律纳税，公民依法律纳税的义务与政府依法律征税的权责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国宪法第56条仅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照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为重要的“征税主体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因此，我国宪法没能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的缺失。2.2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的立法结构不够合理。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要求课税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狭义）中加以规定，并依此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科学合理的税收立法体系，应以税收法律为主，以税收行政立法为辅。当前，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是一种“共享”模式：国家立法机关享有税收法律的制定权；国务院享有税收行政法规的制定；国务院涉税职能部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享有税收部门规章的制定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性税收法规的制定权。按《立法法》的精神，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同属我国税法规范的表现形式，其有权机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都具有法律效力。然而，现行16个税种的22项税收立法，属于法律的仅有2项，其他均为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由此可见，国家立法机关远未居于税收立法的主导地位，由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并不多，主要为《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三个法律，而真正关系绝大多数纳税义务人权利义务的税法规范，却体现在由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暂行条例之中，这样，行政机关成了规定课税要素的重要主体，行政法规成了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不合理的税收立法结构与课税要素法定主义原则无疑大相径庭。同时，税法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如果长期以暂行条例或规定等形式停留在“试行”阶段，不能及时升格为法律，就会影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实现，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亦会产生滞后效应和不良影响。

3推进税收法制建设的建议

理性地考察我国的税收立法与税收执法实践，可以看到，税收法定主义缺失严重。主要表现在：税收法定主义未能得到《宪法》的确认；税收立法以行政法规为主，立法结构不够合理；税务行政执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等。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评价与批评过去，而是注意从中总结教训，把握税收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进而推进税收法治的进程。3.1在全社会树立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应该说“法治”对于过去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此，在全社会树立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对于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培养造就一大批牢固地树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观念的税收教育工作者、法学家、经济学家、相关的税收立法工作者、税收执法工作者，而且还要着力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在全社会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理念，这是一个基础性的系统工程。3.2坚持民主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只有建立在科学与民主基础上的税收立法，才能成为良法，才能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同和普遍的遵从。坚持民主、科学立法的价值取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1）立法者的代表性。税收立法的过程并非是一个探索终极真理的过程，实质上是各阶层利益的协调过程。税收立法必须考虑社会中所有成员的利益。从现行的立法情况看，税收方面的法律起草工作大都由国务院专门部门——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税收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的利益倾向。在税收立法中，要高度重视专家的作用。一方面税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有税收、法律专家参与立法，能够保证所立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参与立法，能够保持中立的立场，做到公正、不偏不倚。在美国，参众两院负责税收立法方面工作的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配有一个由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总人数达70人的工作班子。在我国，要使专家学者参与税收立法成为立法中的一项制度，专家学者参与税收立法工作的范围也要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税收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的制定上更应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参加，并对专家学者参与立法制定明确的程序和具体要求。2）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税收立法特别是重大的税收立法，都应征求公众的意见，要实施税收立法的公开制度。将重大的税收立法的各个阶段及其阶段性成果向社会公开，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要公布议程，发表记录，准许旁听，以便于民众的参与与监督。在向民众公开起草的法律草稿时，对税收立法的背景文件也要一并予以公布，对税收立法进行社会讨论，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税收立法普遍漠不关心的状况；实行必要的立法听证制度。

参考文献

税收规章范文篇10

在行政执法中，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结合税务实践，税务机关超越职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主体越权。又分为两种情况：1.级别越权.指下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了应当由上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的职权。2.业务越权。二是管辖越权。三是职能越位。四是无委托执法。

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

所谓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遵循的步骤、顺序、方式及时限的总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省略步骤。即将必须的法定步骤予以省略。第二，颠倒顺序。虽然执法人员履行了全部的执法步骤，但不按各步骤先后顺序履行则构成颠倒顺序的程序违法。第三，改变方式。例如，《税收征管法》规定采取简易保全措施的手段仅限于扣押，如果执法人员采取了查封或者冻结的手段，就构成了改变方式的程序违法。第四，超过时限，即未按法定的时限行使税收执法权。

三、税收执法侵权

基于现代法治理念，现行税收征管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范税收征收行为，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近年来税务机关在保护纳税人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税收执法侵权行为：一是对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缺乏充分尊重。此外，税务机关解答纳税人的咨询还欠缺及时准确。二是回避权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侵犯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权。具体表现在：对纳税人的同一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和稽查部门往往意见不一，相互矛盾，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对于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上级税务机关在检查工作时，往往以纠正错误为名进行“秋后算账”，让纳税人感到税务机关出尔反尔，这既损害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又影响了税务机关的诚信执法形象。

四、税收执法依据错误

一是违背合法行政原则要求，在税收执法中，不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只依据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由于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在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存在败诉的风险。二是法律适用错误。本应引用A法的有关规定，但却错误地引用了B法的有关规定。三是条款引用“张冠李戴”。有的税收执法人员，不懂得如何正确识别法律的条、款、项，导致具体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本应属于“项”的规定，却错误地作为“款”予以引用。四是忽视法律的立、改、废。在税收执法中，引用了过时的、已被废止、撤销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未引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五是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出了不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处理、处罚决定。五、税务案件定性不当

一是违反税权法定、法律保留和法律优位原则，当税法无明文规定时，错误地采取了权力本位观，作出了影响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决定。二是案件定性不准。例如，偷税行为，同时构成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和《税收征管法》，根据规定，应按偷税行为处罚，但执法人员却定性为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或者按偷税和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并罚。六、证据收集不充分、不合法

税收行政执法证据指的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在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措施和手段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在日常税收执法中，证据收集风险主要有：一是不收集证据，凭经验执法。二是证据收集不充分或者违背证据的“关联性”要求，所收集的证据与处理、处罚决定中阐述的违法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是证据收集方式不合法。四是先处理，后取证。在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后才补充收集证据。五是证据制作不规范，未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收集、制作的规范化要求。

七、自由裁量权滥用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规章赋予了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税收执法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偏差，从而产生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执法风险。行使自由裁量权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违反比例法则。即行政处理手段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性不成比例，在税务行政处罚上体现为违反“过罚相当原则”。二是有多种行政手段能达到行政目的时，采取了损害纳税人权益的方式。三是考虑了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因素。例如，执法人员因纳税人陈述申辩而错误地认为纳税人态度不好，从而对纳税人实施了加重处罚。四是背离既定的惯例。五是行使自由裁量权未说明理由。当前，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作出处罚决定没有详细陈述理由，即没有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违法情节、方法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陈述申辩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因而，行政处罚决定让纳税人难以信服。

八、行政复议处理不当

一是不作为。包括：无正当理由不受理，不审查、不答复，无正当理由超期不作复议决定、不在合理期限内确认复议担保的效力性等。二是复议机关未全面客观调查取证。仅从证明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角度收集证据。三是复议决定未准确告知申请人提起诉讼的时间和具体对象，引发诉讼时效争议。四是复议机关在避免当被告心理的驱动下，违法作出复议决定。

九、税务执行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