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文10篇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1

【英文摘要】Threeimportantconclusionsaregottenfromtheanalysisof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nNorthChinaplain.First,inthecomponentofthe1930''''sagroecosystem,peasant''''sanimalhusbandrydecreasedaspopulationpressurebecameserious;Second,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susuallyatN-Limitationandwater-limitation.Third,theamountofhumanandanimalenergyinputchangedaccordingtolandscale.Householdsownmorelandhavemoreanimals,input,butsmallerhuman''''s.inputandhouseholdsownlesslandhavemorehuman''''spowerbutsmallerdraughtanimal''''s,butdifferenceofenergyinputbetweentwogroupsisnotobvious.Thechangeofproductionprocessisnotlikethetheoryof"AgriculturalInvolution"whichiswidelyusedbysomescholars,insteadofthat,productionchangeismostlyaecologicalchange,thepopulationpressuremadepeasantusingmorehumanlaborandlessanimalpower.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新的热点，只是实证研究较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关键在于个案材料的取得与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利用。实际上，生态学家已取得了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闻大中先生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50年代黑龙江省海伦县、以及《补农书》所代表的17世纪的嘉兴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E.C.ELLIS也对太湖地区区域性的生态系统的变迁作了系统性的分析[2]，其成果完全可为社会经济史学界所利用。本研究的范围限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部分，主要目的是通过生态分析把握华北的农业生产力实态。有关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富，其中以黄宗智先生的研究较为显著，黄先生用吉尔茨的“过密化”理论系统地解释传统社会末期农业生产的变化过程，但其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属于描述性质的。本文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仍同黄先生一样，但通过生态经济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对生态系统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更有利于实态地把握农业生产力状况，而经济分析由于局限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反映出来的数据指标往往不够准确。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相当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并未商品化，农民用自己生产的土粪施肥、投入自己家庭的劳动力，产量的相当一部分也自己家庭消费。所以，单纯的成本分析，难以全面地反映生产力实质，而生态系统的产、投分析正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本文还对与生态系统相联系的其它的社会关系特点做了探讨。

[1]WenDazhongandDavidPin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or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1-14

[2]E.C.EllisandS.M.Wang.SustainableTaiLakeRegionofChina.AgricultureEcosystemsandEnvironment.1996.March22.

二、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

（一）人口、耕地与家畜

农业生态系统主要由人和经过人工驯化的生物如农作物、家畜和家禽等组成。一个地区的生物负载量是有限的，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这种限制尤为明显。在开发之初，人与动物饲养量可能协同增长，但当人口过量增长时，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增长特别是家畜的增长便会受到一定限制，甚至减少。根据满铁对北京附近地区的调查，民国时期各种牲畜的饲料量大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役畜的粗饲料量与精饲料量是很多的，足以与人争秸杆和粮食。尽管作物的秸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替代牧草资源，但由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燃料需求的增加，也增加了秸杆的消耗，进而减少家畜的饲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华北平原的人口几乎达到了传统农业负载量的极限。民国时期，山东、河北的垦殖指数居全国的最高水平，分别达到48.28％和46.88％，人均耕地只有2.70亩和3.22亩（注：）[1]。人口压力会使土地利用程度加强，荒地、草地资源减少，进而牧草资源也减少。Buck的统计表明，华北平原冬麦—高粱区的牧草地面积只占耕地数的0.5％，有林木的牧草地、林地以及灌木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2.4％，Buck按牛1头，马1头，猪5头，鸡百只折合1家畜单位计算，黄淮海平原每英亩的耕地负载0.19个家畜单位[2]，大约每32亩耕地负载一个家畜单位。人口数与家畜单位数的比值大约为6.67∶1。

另外，人口增长也使土地进一步零碎化，每户经营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无力饲养大牲畜。据对河北省25000农户的统计表明，占总数26.5％的5亩以下的农户其饲养的牛数占总牛数的比重不足1％；占总农户数21.8％的20—50亩的农户所养的牛最多，占总数的42.11％；从养骡头数而言，5—20亩的农户群体，并不是所占份额最多的群体，所占份额最多的是50—100亩的农户群体[3]。这是由于养骡需要更多的精饲料和更好的粗饲料，只有更大的经营规模才有优势。

满铁冀东地区部分调查显示，拥有耕地较多的阶层才能有能力饲养马和骡，中上等水平的农户只能饲养驴和牛，许多小农户只能饲养小驴，并且出现二户或几户共同饲养和拥有牲畜的现象[4]。彰德县的历史趋势表明，当人口压力增加、灾害加重时，饲料消耗量较多的马和骡会最先减少，牛和驴的比重可能会上升[5]。在华北，由于农村经济衰退和人口压力下土地的零细化，饲养马、骡的大农户逐渐养牛，养牛农户转向养驴，而一些小农户则干脆放弃役畜饲养[6]。

（二）作物构成与家畜

作物构成与家畜饲养的关系非常复杂，甘薯利于养猪，玉米利于大牲畜，而人口增长可能使这些有利于家畜饲养的趋势都被抵销。就华北平原而言，明清以来棉花的推广对家畜饲养的影响很大，棉花的茎叶难作饲料，其扩展势必影响家畜的饲养。河北省1952年平均每头大牲畜负担耕地32.8亩，中南部棉花集中区均在40亩以上；鲁西北产棉地区50年代平均每45亩才占有大牲畜1头，55亩耕地占有小牲畜1头[7]。在农村中，种棉花多的农户较种棉花少的农户养牲畜更难，在彰德县宋村植棉面积超过50％的农户，除了耕地规模在50亩以上的拥有1头役畜外，50亩以下的农户都没有能力饲养役畜，而棉花栽培面积在50％以下的农户在各个阶层都有役畜的饲养，且耕地拥有量越多，饲养能力越强[8]。

另外，谷类作物的不同分布也影响着牲畜饲养，就谷类作物秸杆而言，牛的杂食性比较强，而马、骡、驴等役畜对小麦桔杆则不能利用，故小麦地带养牛较多。华北平原，北部小麦种植地带的小麦往往与豆类、粟、高梁、玉米等轮作，小麦麸、豆饼也是很好的精饲料。小麦地带也往往比棉花生产地带具有更强的牲畜饲养能力[9]。

（三）生态系统的波动与家畜负载

当生态系统由于自然灾害发生波动时，系统的结构也发生变化。猪、鸡、羊等牲畜会最先减少，因为这些家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常年份和丰收年份的食物贮存，是人们将难以利用的废弃食物转化成肉食品的一种方法。据民国《房山县志》记载，养猪多寡常与人口之多寡成正比例，人口多，饭后剩余的浆水也多，“故可多畜”。当灾害来临时小牲畜会直接被当作贮存的食品最先被消费，或出卖换取粮食。当饥荒进一步加重时，人们赖以进行农业再生产的役畜也会成为食品或被出卖以换食品。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清末民国时期，灾民一般是卖牲畜换粮食，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直隶武清县光绪年间，“曾因各灾村耕牛驴只无力喂养，以致变价宰杀，必致明春耕种鲜用”[10]；天津一带在光绪初年因干旱而“民不聊生，无力畜牛，俱各变卖。现在得雨，无牛可耕，以致播种地仅十分之三也”[11]；而1920—1921年的河北洪水使贫穷灾民的役畜有75％被杀或被卖[12]。

[1]全国经济委员会刊：《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载于《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汇编》第10集，民国26年1月第6、12表。

[2]JohnLossing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据日译本上卷，第283、286页，下卷第94页。）

[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7页。

[4]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5]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彰德县第一区宋村及侯七里店》，日本评论社，昭和15年11月，第101页。

[6]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7]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第60、131页。

[8]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8页。

[9]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10]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八》。

[11]《申报》光绪二年六月初二日。

[12]马扎亚尔：《支那农业经济论》井上照丸译，东京学艺社，昭和10年11月。

三、生态系统的物流分析

（一）肥料的种类和数量

尽管化学肥料在民国时期已经使用，但使用的范围和数量很少。且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一带，如胶济铁路沿线一般每亩使用硫铵20—30斤，冀北、京津一带的施用量在15—50斤不等，并主要集中于水稻、蔬菜、果树、烟草等作物[1]。一般农田以有机肥为主。华北的有机肥使用最多的是土粪，系人粪和家畜粪便掺土而成。传统土粪肥力较高，由六成土、三成粪便、一成其他有机物混合而成，据华北产业研究所测定，其N素含量大约0.3％[2]，而现在河北农村厩肥的全N量一般为0.1％，只有少数厩肥的全N含量才达到0.4—0.7％[3]。对于各种家畜生产土粪的数量，经济史界尚有争议，罗仑先生曾就此问题对黄宗智的论点提出质疑，黄宗智的结论是从部分资料和对沙井村的访问中得出，他认为一口猪年产堆肥9000斤，能施5亩地，并且比一匹马、骡或牛所产的7200斤或1头驴所产的5400斤的质量为高。而罗仑认为马、骡的积肥量远比驴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却认为猪的积肥量不止9000斤，应远多于大牲畜[4]。其实，根据单纯的表面上的访问估计很难说明问题。特别是在80年代，大牲畜由生产队饲养，积肥方面往往不加注意，而农民对自己家庭的养猪积肥，却往往出于对土粪换工分而多掺土，这也是华北土粪质量比解放前下降的原因。实际上，分析牲畜的产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产肥料中N、P、K含量，特别是含N量。现代的科学分析表明，每头大牲畜如马、骡一年所生产的肥料量折合N31.0斤，是猪的3倍还多；牛的折N量为24.3斤，也远高于猪[5]。另外，满铁调查部所编的《华北の农业と经济》一书中提到家畜产土粪量的常识估计值，大牲畜马、牛、骡一般年产土粪30000斤，驴与猪大概相当于大牲畜的五、六成[6]。另一项关于华北的调查资料也显示大牲畜的产肥量远高于猪（见表4）。

在人口压力下，耕地量、耕地所承载的牲畜量、牲畜的耕作能力、牲畜对耕地的供肥能力之间的关系往往也会出现不平衡现象，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一头役畜所能提供的土粪土地面积只有供给其饲料面积的1／2左右。一般也只有耕地面积超过20亩的农户，才能能够养得起一头大驴或小驴，超过30亩的农户才能养马、骡、牛等大牲畜。调查证明，在一般30—35亩的耕地内，大牲畜一头供给土粪的面积为15—20亩，猪一头供给7.5亩耕地，人粪尿供给3.5亩，豆饼之类肥料供给3.5亩耕地[7]。尽管规模较大的农户有能力饲养较大的役畜，但从总体上看，小农户每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土粪量却高于大农户，华北平原小农户的单位土地产厩肥量比大农户高32.6％，比特大农户高50.4％。这是因为在小农的单位土地面积上不但负载较多的人口，同时由于小农户在饲养其它小家畜方面不低于大农户，单位土地负载的其他小家畜的量多，故生产的土粪量也较大。但从总体投入上看，大农户由于资金充足，可以投入更多的其他肥料，故各类农户间的肥料投入相差不大[8]。华北其它比较重要的有机肥还有人粪尿、坑土以及棉籽饼，豆饼、胡麻饼等肥料，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家畜厩肥。

（二）N约束水约束与肥力平衡

华北平原各地各种作物肥料投入的种类和数量是不一样的，表6是根据各调查地区的平均水平计算而成的。

从表6中可以看出，按N素投入的多少，其次序为棉花＞小麦＞粟＞玉米＞水稻＞高梁＞甘薯＞大豆。可见，人们对棉花、小麦、粟等华北平原主要的经济作物和主要农作物的肥料投入是相当重视的。表7是关于各种作物营养元素的输入、输出状况。主要根据表6的施肥量，再根据播种量、反硝化率、土壤生物固N量等计算总输入量，然后，根据作物的单产水平计算输出量。二者对照可看出土壤中作物营养元素的平衡情况。

从表7中可以看出，水稻、甘薯入不敷出，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这必使地力下降。大豆投入小于产出的原因是大豆可以通过固N维持平衡。高粱和玉米投入稍大于所需，如果计算水土流失，也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只有粟与小麦投入大于所需，即使是这两种作物，也不一定是肥力充足的，因为华北的农业产量还受水的制约。表5中除水稻外基本上是在旱地条件下的平均产量，当降雨充分或得水灌溉时，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定县试验表明，灌溉小麦增收110％，粟增收80.27％，玉米增收40％，棉花增收80％[9]。在这种情况下所需养分含量势必也随之同比例上升，如仍以以前的投入水平，会发生N素缺乏。在华北平原，民国时期旱田的土粪的每亩施用量一般为2000—5000斤，灌溉地为3000—8000斤，灌溉地的土粪投入量为旱田的1.5倍。但既使如此，当灌溉地产量为旱田的2倍时，也会出现N素制约现象。就P素而言，由于传统农业时期广施土粪，其制约程度当相对较小。至于K素，50年代华北平原的土壤基本上不缺乏，施K肥对主要作物增产不明显。总之，由于土壤肥力较低，肥料投入少，华北平原是N素肥料需求最迫切的地区，这也为50年代的研究所证明[10]。

N素制约也与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三料”危机有关，“三料”危机是指饲料、燃料和肥料的缺乏和不足。1883年8月3日的《北华捷报》这样描述直隶地区的土地肥力情况：“有很多农民，连一头牲畜也没有，因此只有很少肥料，或者没有肥料施到地上。土地所生长的一切被农民收去，地里连一叶、一茎、一根都留不下”。在华北平原，许多农村缺乏燃料，从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组主要调查的6个村庄来看，就有2个村庄由于燃料不足而从市场上购入煤炭以补充。良乡吴店村禹国深一家一年要买3000斤左右的煤以补燃料不足，杨文贵家的柴火只够烧4个月，另外8个月要烧掉3600斤煤[11]，一些地区农民甚至掘草根作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态系统出现N素制约几乎是必然的。

[1]满铁北支事务调查部：《山东省（青岛）肥料配给调查报告》昭和14年3月，第1.22页。

[2]赤木要男：《山东省土壤に就こ》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昭和15年2月，附录1页。

[3]河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河北土壤》，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12月，第406页。

[4]罗仑：《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的生产力水平估计——与黄宗智教授商榷》载于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113—116页。

[5]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068页。

[6]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153—154页。

[7]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8]BuckJohnLossing: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据日译本下卷第101—103页。

[9]和田保：《水を中心としこ见たる北支那の农业》，东京，成美堂发行，昭和17年10月，第237页。

[10]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编著《华北平原土壤》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295、316页。

[11]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以下简称《惯调》），岩波书店，1981年第5册第589、591页。

四、人力、畜力投入特点与能流分析

（一）人力、畜力与各阶层投入特点

关于人力、畜力投入的资料有许多，表8是满铁的调查统计。

从表8可以看出，棉花种植所投入的人工、畜工最多，甘薯、小麦、玉米、谷子大豆等的劳动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另外，在人力投入中，中耕除草所占的比重较大，平乡县高梁所占比重最高达60.5％，其次是谷子，平乡、盐山两地平均占到41％，盐山县玉米占到37.2％[1]。

农村中各阶层农户由于其占有资源的状况不一样，其人力、畜力投入策略也不尽相同，从表9中可以看出丰润县米厂村25亩以下的农户的人工投入较多，其中棉的每亩人工投入较25—50亩的农户高出26.62％，比50亩以上规模的高出30.8％。而役畜投入却以25—50亩的农户为最多，比25亩以下的农户高出31.25％，比50亩以上农户高出90.9％。可见，人工投入和畜工投入往往随规模不同而有所替代。足立启二将较多利用耕畜的耕作法称之为“大农法”，较少利用耕畜的农作法称之为“小农法”[2]。“大农法”和“小农法”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同一种技术体系，“大农法”相对是一种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小农法”则为一种劳动密集型技术。

就总的能投而言，玉米由于规模较大的农户投入较多的畜工，总能投也比较多，在其它作物方面，规模在25亩以下的农户所投入的能量均高于25亩以上的农户，但差异不甚明显。

就自耕农与佃农而言，自耕农由于经营规模较大，在畜力投入上一般高于佃农，因为佃农很难单独拥有耕畜。米厂村的调查表明，佃农在棉、高粱方面，与自耕农、半自耕农相差不大，而畜力投入则远不及自耕农和半自耕农[3]。从获鹿县第二区马村的情况看，佃农除了在粟、甘薯两种作物的人力投入与其他阶层相差不多外，其它作物的人力投入远高于自耕农，而畜力投入远低于自耕农[4]。较低阶层由于缺乏耕畜而付出较多的劳动力，而较高阶层由于经营规模相对大，畜力相对充裕，人力投入较少而畜力投入较多。

（二）能量的产投比与劳动效率

在总体的能量投入中，除人、畜力外，还应包括种子和工具的能量；在能量的产出中，除作物的籽实外，还包括作物秸杆的能量。

说明：[1].每亩播种量按1升计，合1.5斤。

[2].工具能的投入参照闻大中对海沦县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分析。[5]

[3].桔杆产量根据满铁米厂村的调查计算，按每生产1斗籽实合48.68斤的秸杆106。[6]

资料来源：[1]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8页。

[2]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华北重要作物平年亩当收量基础统计资料》民国33年12月，北京，第1-21页。

[3]骆世明等：《农业生态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版，第100-110、456-457、461页。

[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发行，第42.76页。

从表11和表12中可以看出，各种农作物之间的能量产投比和同一种作物在不同地区的产投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经济产量的投比在3—6∶1之间。闻大中先生所分析的17世纪嘉兴地区两种水稻生产的能量的产投比9.31∶1和12.10∶1，嘉兴地区水稻生产的投入人工达2330小时[7]，而Buck所调查的平山、盐山两地的情况来看，投入人力最多的作物不过800小时左右[8]。江南农业与华北农业相比，不但更具有劳动力集约化特点，而且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华北农业由于受水、肥条件限制，产量和能量效率都不如江南农业。

[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第370—421页。

[2]足立启二《清代华北の农业经营と社会构造》，《史林》1981年，第64卷第4期第66—93页。

[3]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4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表45。

[4]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获鹿县第二区马村》昭和14年1月发行，第36—89页。

[5]WenDazhongandD.Pimentel:EnergyFlousThroughanOrganicAgroecosysteminChina.Agric.EcosystemsEnviron.1984.11.P145.

[6]满铁北支经济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发行，第42、76页。

[7]WenDazhongandDavidPim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ro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P1－14。

[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第370—421页。

五、生态结构与社会关系

（一）家畜的饲养与乡村社会内部关系

在农村内部，紧张的生态关系导致大牲畜的共同所有制的形成，越是土地零细化的地区，这种现象越普遍。从满铁冀东地区的调查来看，共同饲养多集中在驴的饲养，这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的贫困，同时也因为驴的饲料需求量较少。在丰润县米厂村，马、骡多为富裕农户单独饲养；牛的共同饲养只有一头，为二户共同饲养；而小驴的共同饲养则占3头，共同饲养户占养驴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平谷县大北关村全村小驴共有61.3头，其中2户共同饲养的有22头，3户共同饲养的达7头，共同饲养占养小驴总户数的38％。昌黎县梁各庄小驴饲养头数为22头，2户共同饲养的为6头，3户共同饲养的为3头，4户共同饲养的有8头、共同饲养户数占小驴饲养户数的50％。共同饲养一般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各农户在使用牲畜时往往根据各农户的土地所有量和购买牲畜时的出资情况而定。河北省武强县的四户共有一头牲畜的情况是出资少的2农户农忙时各使用1日，出资多的各使用2日[1]。在惠民孙家庙，共同饲养的农户一般是每户5日交替饲养使用，在四户拥有一头牲畜的情况下，由于在农忙里轮换会导致农时的耽误，故农忙时随时协定[2]。

如果共同饲养大牲畜是生态压力下农户为了解决生产动力而采取的措施的话，那么“打猪会”或“猪会”这一类的联合则是为了村民的蛋白质营养，这也是生态压力下饲料资源匮乏的产物。顺义县西杜兰庄的猪会由四户组成，每户出购猪崽的资金2元，并出2斗黑豆做精饲料，年末杀猪时其它三户各得肉16斤，油一斤，剩下的归饲养户所得[3]。在沙井村，“打猪会”由3—5户农户组成，每年春天买猪时，其中一户饲养，其它二户各出1元购资，不足之钱由饲养户补上，大秋后，其它二户出50斤豆，到年末这二户各得肉15斤，油1斤。饲养户是三年内由三户农民轮番充当的，沙井村猪会的成员是土地少且很贫穷的人[4]。

（二）搭套与家畜的利用

一家农户即使拥有了一头大牲畜，在农田耕作或运输时仍会感到不足。在华北，许多农户养不起大牲畜，往往只能养一头驴，而一头驴是难以单独拉一具犁进行耕作的[5]。为了在耕作时配齐牲畜和农具，有牲畜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搭套”，在华北便极为普遍。顺义县前郝家疃村，有搭套而无大牲畜的共同饲养，搭套又叫“插套”。搭套一般也是在所出牲畜、工具、资本相当的农户之间进行。合作农户在出牲畜、农具的同时，各农户之间劳动力也是相互合作协调的。值得注意的是搭套者之间的关系不以家族、同姓之间的关系为限，而是更多地发生于邻居之间[6]。这里也体现出北方与南方农村社会的差异，即华北农村的邻居街坊关系往往比家族关系更为重要。顺义县沙井村有2／3的农户的搭套关系，搭套以贫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多，因为贫穷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牲畜缺乏，更需要在耕作中实行联合[7]。在历城县冷水沟庄，这种联合使用牲畜、农具的方式叫“合具”，也叫“合伙”，与搭套的性质是一样的。冷水沟村的“合具”一般存在于二户农民之间。合具者的土地拥有量一般在10亩左右，小于5亩的农户由于农具、役畜的实力不济，无资格平等合作，大于20亩以上的农户则拥有独立耕作的役畜和农具，无合具的必要。在冷水沟庄，合具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在婚丧事与其它的日常事务上也相互帮忙。不但如此，在互借粮食、金钱时合具者往往比同族者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8]。

（三）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与外部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联系，对生态结构的适应特别表现在农民利用市场来实现农忙时对牲畜的需求。光绪末年，望都县丘庄村有耕地2400亩，地质硗薄，“村中牲畜骡马有十余头，驴牛不足十头，常至冬令农隙售而出，春耕购而入，故无常数也”[9]，由于每头牲畜平均耕地为120亩，严重不足，故农忙时购入，农闲时卖出，这样可以节省农闲时饲养牲畜的饲料。这种习惯一直到50年代初仍盛行于南部的一些牲畜缺乏的棉花产区，如冀南的成安县便是在农忙时大量购入牲畜，农闲时大量卖出牲畜[10]。

乡村与外界，也有与生态关系有关的联系。一般村庄无大畜群的放牧者，但农村休闲的杂草地吸引外地的大群畜牧者，在这种情况下，村内人往往也与外地畜牧者有联系。在昌黎县，“北部山间富户多养羊，每家三、五百只不等，专雇羊管。羊群平时散于山间，至冬季寒冷，山上少草，则驱至南部平原地方，散在农地间放牧，至春始归。有交情者，为羊群代备羊圈，并供羊管之食宿，概不收费，只取羊圈粪肥，为其报酬，谓之窖羊”[11]。窖羊无疑是平原乡村农民为获取粪肥而与外界畜牧者形成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为促进平原地区单调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态系统的有效转化，有时也需要从外部移入生态循环中的“转换器”，大群畜牧者正具备了这种能够在生态系统中起作用的“转换器”——羊群。

总之，牲畜共同饲养、搭套以及其他一些合作方式，为农户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结构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经济形式的协作机会。这些联合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无疑是华北乡村为应付人口压力下生态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特点。

[1]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昭和17年11月，第848—852页。

[2]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昭和14年9月，第148页。

[3]《惯调》第1卷，第79页。

[4]《惯调》第1卷，第190页（1955年版本）。

[5]《惯调》第5卷，第248页（1955年版本）。

[6]《惯调》第1卷，第77页，（1955年版本）。

[7]《惯调》第1卷，第222页。

[8]《惯调》第4卷，第26—27页（1955年版本）。

[9]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南路》（光绪三十一年）。

[10]孙敬之等：《冀南地区经济地理》，《地理学报》，第20卷第2期，1954年6月，第161页。

[11]《昌黎县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211号，第9页，1927年5月。

六、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

黄宗智先生所引用的吉尔茨对印尼爪哇农业变迁的理论——“农业生产内卷化”理论，是指农民为适应人口压力的增加，通过投入过多的劳动力以实现产量的增加的生产要素配置手段。Elvin的高水平均衡理论也与之相似。其生产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人口压力下生产从f1点过渡到f2点，这阶段尽管边际产量的曲线向下弯曲，但产量却在增长，高劳动力投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实际上，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尽管历史过程的农业生产难有材料进行分析，30年代的人口压力轻的大农场与人口压力重的小农场的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果，并不符合人口压力下的人力投入增多而单产增加趋势变化。Buck的调查显示，大农场的单产与小农场的并无差异，自耕农、佃农、半自耕农的单产也并无差异[1]；黄宗智也承认了满铁调查中大、小农场产量的差异不明显[2]121；生态系统的物流分析表明，大农户与小农户在N素投入上无显著差异；能流分析表明，人力、畜力总能投在人口压力重的小农户与人口压力较轻的大农户之间也无很大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人力代替畜力而已。

另一项重要的证据来自赵冈先生的研究，他认为明清时期由于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以及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亩产量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3]。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华北平原人口压力的增加的确使得人们向土地中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但并没有提高产量，只是在生态压力下采取了另外一种更加人力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以维持产量而已。如图2所示，人口压力的增加使生产配置从T1曲线的F1点，转换到T2曲线的F2点。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产量并没有出现增长，但劳动力投入增加了。其原因是人口压力下生态结构的变化，畜牧业的萎缩迫使生产向一种较多地利用人力的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

从技术变迁的历史来看，明清时期，许多证据表明，我国传统的劳动集约化耕作技术在人口压力下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明末农书《国脉民天》反映的是华北的农业技术特点，《国脉民天》强调一种在人口压力较低条件下的集约化技术，即“亲田法”。“亲田法”耕作提倡人们将肥料、人力集中于假定百亩土地中的二十亩进行精耕细作。《国脉民天》的作者耿荫楼认为如果年成丰稔，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一般措施的八十亩也高数倍。倘若遇水旱虫灾，全力救护这二十亩，其余八十亩荒歉了，这二十亩照常丰收。由此可见，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太平天国后江南地区在人口稀少时也出现了类似状况。1869年李希霍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指出一项重要的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人口；至今大部分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提供的肥料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种”[4]。

太平天国之前太湖流域的人口压力在传统社会时期最为严重。从李希霍芬的这段论述中，江南农业在人口压力下降时，劳动力和技术的规模优势显然尚未在全部耕地上达到。人口与耕地量的对比必须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精耕细作技术才能在全部的耕地上实施。这也说明在原来的人口压力较重的时期，不一定处于一种相对无效率的“过密化”状态。另外，江南农业在明清时期转向铁搭耕地，尽管这意味着人力投入的增加，但这也是一种人力对畜力的替代，是以人力投入增加实现对稳定产量的追求。这种过程与华北农业的转变基本上一致。黄先生在论述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变化时将植桑、养蚕与家庭丝织业合起来与单纯种稻相对比说明历史过程的边际效益递减，另外还用同样的方法将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的结合与单纯稻作相比[5]，但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唐宋以来就是一个稻作、棉作与手工业发达的经济区，不能用晚期的经济作物加家庭手工业的劳动投入与水稻的大田生产相对比就得出结论来，好象以前农民只种稻，而后期工副业都出现了似的。

既然生产曲线并没有在人口压力下使产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那么农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压力下耕地的开垦会不会产生过密化增长的现象呢？开垦的耕地往往是次等地，产量不高，人们投入的劳动一般不比原来的耕地多。另外，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过密化”。棉花是经济作物，应从经济角度分析，1934年的统计表明，河北每亩棉花的价值是8.09元，是每亩小麦价值3.55元的2.28倍，是粟的2.43倍（注：）[6]，表8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别是小麦和粟的2.26倍和2.18倍。可见，经济分析也显示不出由于植棉而劳动效率下降的现象。从种种情况来判断，明清时期的农业增长并不是过密化增长，而是一种传统集约化农业的扩展。华北农业在水肥制约的条件下，向土地中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往往是徒劳的。

最后指出的是，尽管黄先生的“过密化”解释不适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但吉尔茨的“过密化”理论并没有错，吉尔茨所解释的爪哇稻作农业是从具有林地休耕植被的火耕农业突然向连续耕作的灌溉稻作农业转变的一种特点[7]。而在我国，这种农业在史前就基本上在华北消失了，长江中下游的刀耕火种农业也在唐宋时期就消失了，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早就处于一种高度集约化状态，所以，“过密化”理论不适于解释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的变化特点。

[1]卜凯著：《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9、370—421页。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144页。

[3]赵冈：《生态变迁的统计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

[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庆应书房，昭和18年5月，第2卷，第79—80页。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77—88页。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2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态势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资源降耗困难重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污染已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生态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在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显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生态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1.生态文明的含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2.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形式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它在带给人们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3.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生态文明贯穿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中，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支持，并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生态资源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深地敲上绿色的印记。政府决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都将日益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中心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低成本、低代价的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增长。要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千方百计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对那些抱着传统增长方式不放、不顾环境代价的地方，要有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生态现代化。要从我国生态状况仍十分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也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化，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提倡从我做起，倡导绿色消费，形成节约消费光荣、挥霍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观念，批判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良好的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二是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承诺，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摘要】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科学发展呼唤“生态文明”.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3

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本文由公务员之家/整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本文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五、结论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3．1相同点。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资源过渡开发、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话语分析也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义，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强调，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持有”（Stibbe2015：2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畴，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因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宣传和引导，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式。相较之下，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他们所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的认知，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尊重自然、符合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而忽视自然、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极的生态选择。同时，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托于社会现实，是对现实的建构。Halliday（2003）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建构，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2异同点。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志，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3．2.1视角不同。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选择，正如Fowler（1991）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一般不会被发觉，因为人们将其视作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也是隐性的，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以便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与意识形态不同，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是生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Stibbe2015：24）可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才能判断语篇的生态属性。3．2.2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Durkheim1933）。而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话语的生态属性，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有的不良生态习惯，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统一指有关世界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等（Kress，Hodge1979）。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因为它只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观念和价值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这便要求生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引导大众进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3．2.3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传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域，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Chomsky（2004）看来，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合，就其创造力而言，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态的运行。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征，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Lakoff（1987）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实践”（Fairclough1992：64），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使用也总是体现相应的意识形态。Hasan（2009）指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而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由此，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2003）进一步论证语言的层级结构，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以及三大元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首先存在于人脑之中，是一种认知行为。其次，意识形态须借助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发挥作用，并不能独立存在。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Stibbe（2015）对媒体报道中有关生态的概念隐喻及认知框架做出阐释，同时也对建构意识形态的语篇使用策略做出剖析，进而为分析生态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思路。相较于意识形态，生态哲学观与语言的关系则显得疏离，其形成主要源于对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生态哲学观强调的不是对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有意选择，而是判断话语及行为实践的伦理框架。典型的生态哲学观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观及深度生态观。可持续发展倡导对资源的使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生态观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深度生态观鼓励人们通过了解其他物种的深层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对生态哲学观的探讨始终在实践层面进行。通过反映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生态哲学观旨在说服大众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选择。

4结束语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生态建筑；知识图谱；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1数据选取与整理

1.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中期刊收录的文献，数据获取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检索策略为CNKI数据库中主题词设定为“建筑”并含“生态”，时间段为2010—2019年，共检索到13914篇，其中核心期刊1521篇。逐条对文献进行检验，人工剔除征稿信息、新闻类信息、会议类信息、学者访谈及重复文献等无效信息后，共在CNKI得到有效核心期刊1362篇，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数据。

1.2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美国雷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的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是一种能实现数据可视化的引文分析软件，用于探寻文献间存在的潜在关系[1]。因通过可视化的方法来呈现文献的结构、规律和分布状态，故将此类方法统计得到的图形称为“科学知识图谱”[2-4]。它能呈现科学知识领域的信息全景，并识别特定学科研究领域中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

2统计结果及分析

2.1时间和数量分析

统计论文的总体发表量（见图1）可知，2010—2012年生态建筑领域的量呈小幅下降，每年约1100篇；2013至2015年发文量呈缓慢增长趋势，这可能与2013年实施的房地产调控市场化改革有关，市场的“寒冬”导致研究降温；2016年生态建筑的研究开始“回暖”，2016—2019年发文量呈稳步增长态势，这是对我国新发展理念的积极回应。

2.2热点作者分析

通过对核心期刊发表作者和发表机构的分析，可以找出在生态建筑领域起到中坚力量的专家学者。通过绘制主要作者网络聚类图谱发现发文量前三的是刘加平（合作11篇），仇保兴（5篇），何镜堂等5人（合作4篇），发文量前十的作者都列于下表中（见表1）。其中，最大的研究团体是刘加平、王芳等7人，他们均隶属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其次是何镜堂和冒亚龙，他们同就职于华南理工大学。仇保兴论文被引量大但在生态建筑研究方面并未与他人进行合作发文。分析可知合作发文的研究者常隶属于同一所机构，这表明生态建筑领域的研究合作有一定的封闭性，跨机构合作研究的能力有待提高。

2.3热点机构分析

通过对1362篇核心论文进行机构统计，可找出在生态建筑领域更有创新和研究能力的机构。节点处机构名字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见图2），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有合作关系，排名前十的机构列于表2。研究机构的分布比较分散，这表明生态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其中，我国北方和中西部院校对生态建筑研究更为重视（见表2），投入多、发展快，这与当地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相吻合。分析可知，在生态建筑的研究过程中，科研机构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联系仍不够紧密。

2.4热点论文分析

被引频次反映了论文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见表3）。其中被引量最高的论文《海绵城市（LID）的内涵、途径与展望》（仇保兴，2015）从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对海绵城市的内涵、实现途径进行了探讨。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颜文涛等，2011）构建了低碳生态城的规划指标，指导各地低碳城市的建设。高被引论文对生态建筑领域进行了综合、全面、深入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突现词图谱及近期前沿分析

突现词是突然出现频率突增的关键词。目的是找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生态建筑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其中“年份”为突现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强度”为突现词研究的热度，“开始”和“结束”表示在此时间段内突现词成为研究热点。和高频词相比，突现词更能体现学科发展的突然变化和研究的新趋势。对比前十名的突现词可以发现生态建筑的研究发展有着较为明显的由浅入深，跟随国家政策导向的特点（见图3）。2010—2012年，节能、低碳经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等突现词的出现符合生态建筑的早期研究理念，也是在生态建筑设计中较容易发现的问题。2012—2016年，生态城、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等相继成为研究热点，这是生态建筑进入成熟阶段的主要表现，也是对当时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事业和去落后产能降低污染大战略的回应。2016—2019年，传统村落这一突现词的出现表示生态建筑新时期的研究热点，且其热度延续至今，这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在建筑研究方向的体现。

4共现词知识图谱及热点主题分析

关键词共现也叫共现词，是指关键词之间两两以上共同出现，共现词相互之间自然地聚集成群，形成聚类，这是热点主题形成的标志，它比单纯的高频词统计更为合理科学。CiteSpace自动标注了11个聚类，标签中个别表征不够准确，本文选择其中6个标识词予以调整和归纳并做如下简要分析。

4.1风景园林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将其与生态的理念相结合，以“和谐、生态、自然”的理念指导风景园林的设计，能更好地实现园林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在园林设计中园林的人文化、节能化、生态化、空间营造、景观生态、造景设计、排水设计、园艺设计等都应体现生态学的原理[5]。

4.2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理论已发展为包括城市自然生观、城市经济生态观、城市社会生态观和复合生态观等的综合城市生态理论,并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解决城市弊病的一系列对策[6]。生态城市理念蕴含着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的城乡规划有着显著的指导意义。

4.3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廉（William）及其博士生瓦克纳戈尔（Wackernagel）提出的一种定量测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方法，致力于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量度问题，广泛用于评价可持续发展状态、生态容量和生态承载力，可定量反映出其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影响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公平性、系统性和发展性[7]。为城乡规划和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指导和理论依据。

4.4低碳

绿色低碳一直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策略之一。我国于2015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上，提出了“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多个目标[8]。低碳建筑不强调某一技术的运用而注重技术产生的最终效果，以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作为唯一评价指标[9]，可实现生态理念与低碳目标相结合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5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理论是为了应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水污染等多种问题所提出的。“海绵城市”的建设有生态雨洪管理、地下水补充、城市微气候调节、绿地营造、优化城市对雨水的调蓄、净节能低碳经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生态城可持续性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化生态文明传统村落在此时间段内突现词持续成为研究热点在此时间段内突现词未持续成为研究热点图3突现词图谱及近期前沿分析（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化和排放等功效。

4.6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是人类在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漫长过程中领悟和积累的生存与生活智慧[10]。蕴含着基于地方生活经验的生态智慧和基于建筑营造经验的气候适应性。建筑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地形地貌、方位朝向的考量，而且体现在建筑与自然的理性包容、相互协作。研究聚落的生态智慧可以融合环境管理，有助于设计出富有活力的现代社区。

5结论

本文使用CiteSpace对CNKI中的生态建筑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历年发文量从2013年开始持续增加，各个科研机构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刘加平、仇保兴、何镜堂等是国内发文量和影响力较大的专家学者。通过突现词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国内的生态建筑研究热点为生态文明、传统村落。最后，通过共现词分析，得出绿色建筑研究的几大热点领域是风景园林、生态城市、生态足迹、建筑设计、生态、理念、低碳、生态图书馆、海绵城市、生态智慧。生态建筑的发展呈现出跨学科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生态建筑的研究对促进建筑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美丽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桂智刚，吴海西，沈波，等．探求绿色建筑的研究概况和前沿热点：基于CNKI的统计分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1（04）：610-616．

[2]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2016．

[3]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等．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Citespace实用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4]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02）：242-253．

[5]汪云．风景园林设计中有关生态学原理的初步思考[J]．建材与装饰，2016（41）：54-55．

[6]黄肇义，杨东援．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J]．城市规划，2001（01）：59-66．

[7]郭秀锐，杨居荣，毛显强．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广州为例[J]．地理研究，2003（05）：654-662．

[8]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N]．人民日报，2015-07-01（022）．

[9]刘剑．基于案例分析的低碳建筑特征及其实施策略研究[J]．建筑节能，2020，48（02）：39-42，57．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6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7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学生每天都置身于一定的家庭生活中，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自然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性格、思想情操、道德品质都与其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学生能否健康成长与家挺教育做得好坏是密不可分的。卢梭说：“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制坏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都很优越，却不乏胸无大志、不求上进者。但他们的父母当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却有着满腔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去努力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首先应从学生的家长着手发掘丰富的教育资源，让每位家长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需的条件。具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家长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能量。教师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视野同样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德育的作用。

二、学校德育教育

学校是对学生实施教育的机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青少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因此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学校教育具有传递人类精神财富和社会文化、普及和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的社会功能，因此，学校必须体现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历史规律性，代表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二是学校教育要根据社会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规定性，按照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规格要求来体现社会发展水平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实现社会所期望的培养目标。

三、社会生态德育教育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不断变革，学校德育教育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生态德育的适时出现，是对现行学校德育的重要补充。它是一种生态教育活动，一种新的德育观，是塑造新型人格的教育，是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环境、热爱生活，使学生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相融合，把个人融于群体，使个性与共性和谐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学生是21世纪的建设者，是我们将来生存环境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开发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沙尘暴的肆虐、潮白河的干涸、不再明媚的蓝天，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告诉我们环境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教育和引导学生从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习惯，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一种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共同教育，只有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学生的主观努力，才能使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他们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去创造祖国未来的辉煌。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8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2009年底之前对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得出目前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主要有17个主题项，即“课程、现状与对策、功能、教学、改革、艺术教育体系、师资、国外艺术教育、特征、教育价值、经验总结、艺术团建设、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材、音乐教育史和其他”等。从归纳出的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17个主题项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基本覆盖了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领域。其中的“课程、教学、现状与对策、功能”等四个方面所占比例较大，属于目前研究的热点。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教育体系”、“师资”、“特征”、“教育价值”、“经验总结”、“艺术团建设”、“音乐教育史”和“其他”等方面的论文研究也已开始起步，在此笔者将之归类为研究的非热点。为了解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笔者通过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1．课程

自《全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实施以来，许多普通高校相继开设了部分公共艺术课程，但“因学校而异、因学生而异，缺乏统一教学体系、教材和评价标准，公共艺术课程开设缺乏全局性。”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课程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6．24%和26．56%，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对于课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课程现状与对策、课程的作用、课程设置、课程体系、课程管理、课程模式、课程改革以及等方面的探讨，学位论文中对于公共音乐教育课程的探讨比例较高。关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现状与对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在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学位论文中，关于课程的研究主要是从具体的课程和课程内容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内容，即哪些艺术课程可以进入公共艺术教育，并对其价值及其可行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2．教学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实际上课程与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的课程研究与教学研究的分类是建立在研究的具体情况之下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课程与教学混杂在一起的研究，为研究方便，笔者只能根据其侧重面对其进行区分。对于教学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12．13%和27．34%，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一位。对于教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教学方法、教学改革、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探讨。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如甄巍的《多媒体教学法在高师院校艺术鉴赏课中的运用》，主要阐述了多媒体技术在艺术鉴赏课中的运用;张静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音乐欣赏课教学方法的探究》，提出了音乐欣赏课中“以‘兴趣’为主线的教学方法”、“以学生‘参与’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以‘电教媒体’为手段的教学方法”、“以‘户外课堂教学’为深化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张思镜的《高校公共艺术课音乐审美教育教法探索》提出了音乐审美感知教学与音乐审美情感体验教学两种施教方法。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李琳的《探究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教学的意义及改革方向》认为，对高校开设的公共音乐课程教学标准进行规范很有必要，需要从观念和方法两主面入手。唐圣菊的《高等农林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改革探讨》提出了农林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改革的思路:创新课程设置、刷新教学方法、整合教学资源、改革评价体系。彭渊的《浅谈普通高校舞蹈教学改革》“以舞蹈选修课教学和舞蹈团队培养两方面为切入点，以多元舞蹈文化的学习和多元舞蹈活动的参与为特色，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两方面入手进行教学改革，力图探寻一条适合普及型大学舞蹈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张丽波、崔全顺的《构建高师生态式公共艺术欣赏教学模式初探》对教学改革提出了“生态式教学模式”，即从过去各学科的无限分裂走向新的融合，使各学科之间形成一种生态关系。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的内容研究，黄小明的《浅谈高校艺术教育教学》中提出艺术教育教学诸因素的整合。

3．现状与对策

我国的艺术教育因受到国家重视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关系到“新世纪我国知识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在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和“理还乱”的双重时期。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2．03%和16．41%。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对目前的公共艺术教育现象的描述，代表性的研究如:刘张飞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异化现象及其回归路径》，曹思淼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樊中红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白朝晖的《高等院校公共艺术教育刍议》，马建华、高曼曼《高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分析》，周小海《关于普通高校实施艺术教育的思考》认为，当前普通高校在实施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不重视，置艺术教育于附属地位;艺术教育经费不足，教学资源匮乏;艺术教育师资“量少质差”;艺术课程建设和科研工作滞后;管理薄弱，机构不健全。解决上述问题转变观念是前提，提高素质是关键，构建课程结构、教育环境是条件，健全机构、提高管理水平是保障。

4．功能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0．05%和6．25%，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关于公共艺术教育功能的研究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研究的。

(1)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作用关于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功能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是“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有着共同的培养方向，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素质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③

(2)公共艺术教育对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作用黄丽娜和余育新在《试论公共艺术教育对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作用》中，根据和谐校园文化的人文性、多样性、融合性、创新性、传承性特点指出，“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人文指导”、“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艺术内容”、“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审美指导”、“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创新源泉”。

(3)公共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孔宪峰和周秀红的《公共艺术教育促进德育的理论回归》从理论层面上通过挖掘艺术与艺术教育的本体价值，指出艺术教育发挥德育效应的理论建构涵盖着从“审美”到“立美”的转化、“立美”到“立德”的统一、“立德”到“立人”的升华这三个重要环节。李林和许媛媛的《美育与德育兼重———略论高校公共音乐课的功能内涵》同样指出:“高校公共音乐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音乐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美育为核心，在音乐教育中进行德育渗透，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使其功能内涵得以充分显现。”由此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观念由来已久，公共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观念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4)公共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薛芳的《浅析公共艺术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中的作用》认为:创新是时代的主题。艺术教育以其特有的属性，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艺术教育能够培养人的直观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创新教育。贾昕东的《大学生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指出:“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非智力因素是创新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系统，艺术素养属于非智力因素并贯穿于大学生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尔《论公共艺术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提出，“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唤醒创新意识，有助于牧养创新精神”、“公共艺术教育，又呼吁开发创新潜力，有助于训练创新思维”、“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认知创新规律，有助于借鉴创新方法”。从以上对公共艺术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现状，反映出目前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尚处于现象描述、经验总结的浅层次阶段，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二、从需要理论看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即为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但是目前研究大都停留在浅层次的现状描述、经验总结等方面，研究深度显然不够。以行为心理学的视角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者研究行为的发生与表现，“与人类的各种行为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动机与目的，都由其背后的、内在的、体现在研究主体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动力所启动和驱使。”④这种启动和驱使是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行为发生与表现的原驱动力，在研究主体心理意识中的反映即是他们的研究需要。“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行为的方向则是寻求目标以满足需要。”⑤人的行为模式清楚地表明，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行为，而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需要。对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现状的研究，不应忽视研究主体研究行为的起点———“需要”这一重要环节。所谓“需要”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一种内心状态。人是生命有机体，又是社会的成员。人为了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对饮食、穿用、居住、安全、婚育等都有需求;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对生产劳动、人际交往、价值实现等同样有所需求。这些客观需求在人的意识中就成为人的需要。简单地说，需要就是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需要能够推动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积极的活动。需要被人体会得越强烈，所引起的活动就越有力、有效。“人类有多种多样的需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人也有不同的需要。”总结人的一切需要，就其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自然性需要也称生理性需要，是指为了延续与发展生命所必须的客观需要，即对衣、食、住、行、性、安全等方面的需要。社会性需要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如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社会性需要是人社会化的产物，是人类独有的，与动物需要有本质的区别。

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人的需要是有所侧重的，而且人的需要也是不断转换的。针对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可以概括为生存需要和学术需要两大类。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生存需要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诸如“生理”、“安全”等需要，在此特指以获取现实功利为目标的物质性需要，既包括学者维持与其地位相称的基本生活条件、学术资源的需要，也包括攫取名利的需求。⑦学术需要是指研究者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的学术自身的求真本意的需要。也就是说，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主要、最直接目标是塑造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即所谓“学术精品”。“学术的本性是排除任何现实性功利追求的。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对知识、智慧、真理的追求，它是一种知性的召唤、道德的践行。”⑧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排斥对功利性的追求。但是在普通高校中现行的科研奖励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等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研究者在利益驱动下的生存需要取代了真理驱动下的学术需要。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把量的标准置于其他价值认定标准之上，把质的高下简单约化为量的多少”。“当这种量本位标准被‘锁定’时，量的追求就演变为学者们的‘生存本能’，以知识追求为本性的需要就让渡于以现实利益的获取为目标的‘生存物质需要’。”⑨因此，也可以说，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是与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直接相关的。正是这些制度性的要求使得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从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的学术自身的求真本意的“学术需要”转向了以获取现实功利为目标的“生存需要”，最终导致“学术失范行为失控”。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9

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学生学好知识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之前，认真细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把握知识的方法。通过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教学的方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生物课单单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要让生命活动的过程留在学生的记忆中。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爱好和提高课堂的工夫效率是关键。

首先，我经常利用网络资源、各类相关专业的书报杂志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动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学成果介绍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也开拓自己的教学视野和思维。我在教学中，同时也鼓励学生搜集身边有关生物的问题，在课堂上开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关注问题的天地。通过这样的资料互动形式把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体现生物学科的社会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总是和情感紧密联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教学中，我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如生物标本制作，小论文的撰写，创意作品，还与开展昆虫名称的认识比赛。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既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求知爱好，也增强他们学习生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把生物课堂延伸到课外，为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机会，通过发现、探索和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了解生物科学在人类生活和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更有助于学生的爱好、爱好升华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养生物科学的后备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详细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轻易被感知，人获得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运用的感官越多收获也越大。因此，课堂上，我习惯通过媒体影片、实物观察、实验操作、挂图演示、实地参观、事例说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简朴化处理后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让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时，课堂上我重视德育的浸透工作，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陶冶他们爱自然、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树立关怀生态环境等的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通过两年的努力，我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迎合学生好奇心强的特性，大胆地进行课堂改革。把课堂与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为主，让生物课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上基本创建了一个师生同乐，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所教班级的生物统考成绩均能保持前列。同时，教学过程中，我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和同行进行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年撰写的论文《浅谈生物课教学中的趣味教学》获区优秀教育论文二等奖并在学科论文交流大会上宣读，创新活动想象方案获区年度一等奖。我积极地担任学校的生物公开课任务，积极参与区镇有交流活动、培训课程，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篇10

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学生学好知识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之前,认真细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通过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教学的方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生物课单单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要让生命活动的过程留在学生的记忆中。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和提高课堂的时间效率是关键。

首先,我常常利用网络资源、各类相关专业的书报杂志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动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学成果介绍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开拓自己的教学视野和思维。我在教学中,同时也鼓励学生收集身边有关生物的问题,在课堂上开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关注问题的天地。通过这样的资料互动形式把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体现生物学科的社会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总是和情感紧密联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教学中,我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如生物标本制作,小论文的撰写,创意作品,还与开展昆虫名称的认识比赛。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既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求知兴趣,也增强他们学习生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把生物课堂延伸到课外,为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机会,通过发现、探索和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了解生物科学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使用,更有助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升华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养生物科学的后备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具体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容易被感知,人获得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使用的感官越多收获也越大。因此,课堂上,我习惯通过媒体影片、实物观察、实验操作、挂图演示、实地参观、事例说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后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让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时,课堂上我重视德育的渗透工作,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陶冶他们爱自然、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树立关心生态环境等的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通过两年的努力,我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迎合学生好奇心强的特性,大胆地进行课堂改革。把课堂与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为主,让生物课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上基本创建了一个师生同乐,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所教班级的生物统考成绩均能保持前列。同时,教学过程中,我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和同行进行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20**年撰写的论文《浅谈生物课教学中的趣味教学》获**区优秀教育论文二等奖并在学科论文交流大会上宣读,创新活动设计方案获禅城区20**年度一等奖。我积极地担任学校的生物公开课任务,积极参与区镇有交流活动、培训课程,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