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制论文范文10篇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1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日趋分化，其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继政企分开改革之后，行政管理领域另一重大改革的主导思想即是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而公共服务则成为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目前国内学者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社会公共服务一般是指依托社会公共设施或者公共部门、公共资源的服务；2.公共服务是为消费者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3.公共服务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内容，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4.公共服务是指用以解决公共问题，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其基本目的是为解决每一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不能单独解决的许多公共问题。

参考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政府的公共服务主要是指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为公众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它是由以政府机关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所有公民共同消费、所有消费者平等享受的社会产品。政府不在是高高在上指令的主导者，而是真正放下身段，视百姓为顾客，切实为顾客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二、国外公共服务制度的几种模式

“最低保障与兼顾效率型”公共服务模式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引进竞争和激励机制，特点在于重视竞争和市场的作用。该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德国。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它强调通过竞争和经济增长，确保劳动者加入劳动市场，以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程度来保障其生活。德国的公共服务在强调上述特点的同时，还很强调政府的辅助作用。

“效率主导型”公共服务模式是通过国家立法等强制手段，以个人或家庭的储蓄进行自我保障。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不拿税收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对经济效率起正面影响。比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所有工人及雇主必须按期交纳中央公积金。该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新加坡、智利。

“全面公平型”公共服务模式视：“公平”为首要价值理念，实行对全民的普遍保障。该模式的特点是公平价值理念落到实处，适用富裕国家。英国的公共服务模式是基本的全面公平型的制度。国家的保障仅限于“平等的最低生活”。北欧模式以瑞典为代表，它对其社会成员进行全面、高水准的保障。比如，瑞典的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

三、中国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战略重点

1.政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决不能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发展，更不能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以及后人利益为代价的增长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论述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一种完备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正确概括和总结。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我国必须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责任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对其中影响决策和服务结果的各种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和监控，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公众对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和意愿的表达，发动群众对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监督。另外还要加强法制方面的建设，以可靠的、稳定的法律约束保证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各种不公正的行为。

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1.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前提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全面改革观。要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教育乱收费和药品购销、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等等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

2.加快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对策分析

（1）推行政务工作电子化，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采用吉林大学张锐昕教授的定义：电子政务就是政府部门以信息网络为平台,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在对传统政务进行持续不断的革新和改善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进行整合，超越时间、空间的界限，打破部门分割的制约，全方位的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标准的管理和服务，实现公务、政务、商务、事务的一体化管理和运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加之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存在失灵现象，很容易削弱政府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控制能力，从而降低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效率和水平，导致“政府失灵”。电子政务的实施不仅可将浩如烟海、杂乱无章的信息充分开发利用，并通过信息适时、准确的，引导市场竞争向规范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电子政务的推进过程中，通过对决策权的分化，决策者

有限理性的改进，决策与执行的界限模糊化，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避免仅依靠经验和信息不足而导致盲目决策的现象。政府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对服务对象情况的掌握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逐步摆脱层级节制的官僚体制，以分权、参与的管理，实现管理权和管理责任下移，为行政人员增强公共服务绩效创造条件。政府社会管理方式要从“重管制，轻服务”向“管制”与“服务”并重转变；以行政干预手段为主向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转变；从政府生产向政府提供服务来转变。

（2）更新执政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就是要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就要求政府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而服务则是当今政府的主要职能;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工作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为人民群众谋取切实的利益,要求政府从过去的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即要求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在推行公共服务型模式的进程中，要注意目标实现度的选择，发展是不平衡的，要把服务不仅放在大企业上，更要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上，要关怀弱势群体。这就是服务要以人为本，要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要使政府从行政管制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从旧式发展观、片面政绩观向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转变；从提供经济物品向提供制度物品转变；从集中管制型向依靠市场调控型转变。

（3）加强主要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职能缺失现象。例如在公众生命财产等安全保障表现为公共卫生体系不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众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存在后顾之忧;有不少公众生活困难,弱势群体得不到有效救助;农村家庭子女辍学的现象存在,城镇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就业压力大,失业带来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农村征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乱集资、乱摊派等现象时有发生。城市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设施、教育文化卫生娱乐服务设施、养老护幼与残疾人服务设施短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所以，当前政府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公共服务的职能：强化劳动就业服务职能，创造良好的劳动就业政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卫生服务职能尤其是食品药品监管职能，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强化收入分配职能，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构筑有效的公共帮助机制，维护与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2

内容提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两种处罚的协调首先表现在处罚种类的协调,可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和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保留行政拘留和拘役,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缩短行政拘留期限,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并增设相关法律措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存在证据规则不规范、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听证程序名不符实、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等问题。两种处罚的适用衔接学理上采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适用程序上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从法律层面上讲,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两种性质的处罚,然而就其处罚对象来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行为在违反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两种处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的提出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

两种处罚协调问题,实质上是考量两种处罚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处罚体系则可以理解为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那么,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协调即围绕着惩罚违法行为(包含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相互配合适当的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发挥良好的处罚作用。治安管理处罚体系构成要素包括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关法律措施和处罚程序;刑罚体系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

研究两种处罚的协调,在于两种处罚权经常交织在一起而发生矛盾,进而影响处罚的效果。诸要素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发挥惩罚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的作用。如涉及诈骗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设定了宽泛意义的诈骗,即凡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都是诈骗。刑法则以骗取公私财物的方法不同设定了多种诈骗罪,构成这些不同诈骗罪的骗取财物起点数额亦不相同。除了一般诈骗罪外,常见的还有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构成犯罪的数额起点从5000元以上到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如集资诈骗,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是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起点。①不足起点数额的,其诈骗不构成犯罪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诈骗行为范畴。由此可见,诈骗行为包含的诈骗数额差异非常大,法定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显得单调和力不从心(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②)。就集资诈骗罪而言,法定刑罚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③处罚层次从高到低较丰富,且罚金数额较大,基本上达到不使行为人在经济上获益的目的;而诈骗数额达数万元的(集资)诈骗行为受到的处罚既不能安抚被侵害者,更不能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因而处罚不协调。再如,北京奥运会期间许某以1万元出售了3张每张面值800元的田径比赛门票,从中获利7600元,许某以倒卖有价票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行政拘留处罚,④法定治安管理处罚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⑤假如倒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构成倒卖有价票证罪,法定刑罚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⑥1000元以下罚款针对获利7600元与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针对更多获利,都不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行为人严厉处罚,因而处罚不协调。

(二)两种处罚协调的基础

两种处罚之所以能够协调,不仅在于两部法律目的一致、功能相同、处罚的对象关系密切,更主要的来源于权力的制约和交织。

西方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以防止权力滥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实行权力制约,授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由于行政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为提高行政权运作的效率,法律会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司法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治安管理处罚权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其价值和出发点,讲求效率,同时也遵循公正原则;⑦刑罚权(或说司法权)以公正为其最高价值,但也兼顾效率。因而在立法和执法中,两种权力交织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和趋势,诸如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引进司法程序、告知制度、听证制度以及处罚决定后可以提起诉讼等,保证公正的实现;而刑罚中的自诉、刑事和解等,又是行政权的典型表现。

二、处罚种类缺失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两部分:一是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二是相关法律措施,主要有收缴、追缴、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行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责令改正、取缔、强制性教育措施。

刑罚种类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主刑,二是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本文重点分析罚款与罚金、行政拘留与拘役、非监禁处罚与管制和相关法律措施。

(一)罚款与罚金

治安管理处罚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核心也是其与刑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量设定财产罚,这也是各国和地区行政处罚法律的典型标志。

如德国《违反秩序法》处罚种类主要是罚款,也有没入和警告,罚款幅度一般为5马克至1000马克。罚款之适用非常详尽,明文规定:罚款之处罚以违反秩序的种类及行为人所应受非难程度为衡量基础,亦应斟酌行为人的经济关系;罚款得超过行为人因违反秩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法定最高金额仍不足以符合上述规定时,科处得超过法定最高金额之罚款;过失行为之罚款,仅得处以规定罚款最高金额之一半。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罚锾是六种处罚种类之一,但罚锾的适用达到了该法分则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种行为。该法分则从第63条至91条共设29个条文,其中罚锾和拘留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文计13条,其他16个条文都是罚锾处罚或者少量的罚锾与申诫、勒令歇业、停止营业的选择或并处。也就是说,每种违法行为均可能处以罚锾处罚;而且规定罚锾逾期不完纳者,警察机关得声请易以拘留;在罚锾应完纳期内,被处罚人得请求易以拘留。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都非常注重罚款处罚及其适用,甚至用剥夺人身自由来保证罚款的执行:(1)每一类违法行为均可能受到罚款处罚;(2)对罚款处罚考量各种情形,分别予以从重和从轻处罚,如从违法行为中获取大于处罚最高幅度的经济利益的,从重处罚,过失行为则从轻处罚;(3)易科拘留保证罚款的执行。

相比较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罚款的设定有以下缺失:(1)罚款数额偏低。对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以及大量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罚款数额最高1000元尚不足以达到惩戒违法行为人的效果,尤其是经济违法行为。如前所述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集资诈骗行为,其侵犯财物数额动辄上万元,而对其罚款最高1000元的处罚显然偏轻。尽管还有行政拘留处罚,但最高拘留15日的惩戒效果远不如高数额的罚款。(2)罚款适用范围狭窄。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罚款和可以选择罚款共32项,占处罚总项的25%,显而易见,罚款处于附加罚的地位,与其行政核心处罚地位大相径庭。(3)保证罚款及时执行的制度尚未建立。与拘留直接送达拘留所执行不同的是,罚款执行设定了罚缴分离原则的一般缴纳程序和当场缴纳程序,而当场缴纳不能实现的转为一般缴纳,一般缴纳程序有期限选择,而我国现在尚无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由于一些公民的法律意识较弱,相当比例的罚款缴纳不能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法律设定了强制缴纳措施,但从其效力来看微乎其微。

刑罚的罚金刑依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即依据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决。刑罚发展至今增加了新的内涵,如为避免监狱内交叉感染的非监禁化,为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非犯人烙印化以及总体趋势的刑罚轻缓化等,罚金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特点是:(1)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适用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皆涉及经济犯罪。(2)罚金数额既原则又灵活,且没有上限,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确定三种形式:规定罚金下限不能少于1000元;规定相对确定的罚金数额,如集资诈骗罪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以违法所得数额或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或数倍的罚金。(3)单科罚金的法条过少,一般都是与自由刑并处,因而是附加罚的地位,影响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罚款与罚金刑的协调可考虑:(1)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或者罚款与其他处罚种类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款、项,使罚款居于核心处罚的地位;增加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尤其涉及经济的犯罪。(2)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与罚金刑衔接。(3)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在当前相对确定罚款数额的基础上,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

(二)行政拘留与拘役

行政拘留(本文简称拘留)是六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含两种附加罚)之一,拘留期限为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20日。就拘留处罚的设定来讲,如前所述,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行政拘留和可以选择处行政拘留(包括并处或者可以并处罚款)共四种形式84项,占处罚总项的66%,有的尽管是并处或可以并处罚款,但以行政拘留为基础,与罚款设定情况相比,可见行政拘留已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刑罚的拘役设定为主刑,且分则中70%以上的条文都有拘役,因此,这种短期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分别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的主要处罚种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还是刑罚,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被认为是能够促进违法犯罪改造的较好的处罚方法,但也正是短期自由罚使违法犯罪者丧失对人身自由拘禁的恐惧,且极易交叉感染而再犯。

德国《违反秩序法》来源于原德国刑法的违警罪,违反秩序行为是整合违警罪而来,在其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违反秩序法》中,并没有将短期自由刑带进该法,而以罚款为主。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拘留处罚来源于1947年的《违警罚法》,发展至《社会秩序维护法》时,只有一少部分行为选择性地适用拘留,拘留期限缩短为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5日,且拘留的决定权由法院行使,显然是废除或减弱行政处罚中的剥夺人身自由权。

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历史渊源和当前社会状况,行政拘留和拘役依然可保留,但二者处罚的协调应当考虑:(1)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变其主要处罚形式为可选处罚形式,针对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情节严重者适用;拘役除应包含行政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外,其他各种犯罪亦少用为好。(2)缩短行政拘留期限至7日以下,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同时也避免交叉感染;拘役期限可保持不变。

(三)非监禁处罚与管制

刑罚的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是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而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的非监禁刑,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范围较宽。这种处罚一方面不影响罪刑较轻的犯罪分子的劳动、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利于改造;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罪刑较轻者在监狱中交叉感染,又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当前在实践中,管制刑形同虚设,原因在于管制刑的执行难以操作,尚无合理的执行程序。同时,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与上述减弱行政拘留权的思路匹配。

(四)相关法律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法律措施是非处罚性质的措施,他们与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治安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措施,能够及时恢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8条规定,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对组织者予以处罚。在此种情形下,立即“停止活动”显然要比事后对组织者处罚重要得多。

刑罚中可考虑增加辅助处罚的法律措施,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及时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如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旅馆,负责人组织构成组织罪,依照《刑法》规定对组织者处以刑罚,但对该非法旅馆如何处置,《刑法》并没有规定。尽管有相关法规可以对其处置,但在《刑法》中设定取缔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取缔措施则更加科学;假如该旅馆具有合法资格,可在《刑法》中设定吊销许可证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吊销许可证措施(吊销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种类,但作为刑罚的相关法律措施并不矛盾)等。于此情形,刑罚具有优先权,任何行政机关可依照刑事判决依法履行职责。《刑法》中设定了法律措施,在对行为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既可控制该旅馆,也可避免尚未最后判决行为人是否有罪旅馆即被查封的后果,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刑罚执行后应当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类似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人,刑罚执行后应当在一定时限内不得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获取的信息告知于他人,或者在一定时限内不得使用计算机或者不得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当然这种法律措施更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管制刑、罚金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长期自由刑和无期自由刑不存在上述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可考虑设定警告、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罚(非监禁罚)、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与现行法律相比,罚款数额增加,拘留期限减少,限制人身自由罚期限最高20日或30日(以有别于管制刑)。刑罚种类可考虑设定主刑罚金、管制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另设相关法律措施。在此罚金成为主刑,设定管制刑的执行程序,拘役适用范围包含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同时适当扩大其他犯罪的适用,总体适用范围不宜过大。

三、处罚程序缺失分析

刑罚是司法权,实施刑罚适用司法程序,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刑事诉讼法规范,并随同刑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阻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主要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

(一)证据规则不规范

证据的基本范畴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关系、定案依据与非定案依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以及其他证据规则。证据是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的核心,没有证据也就无所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中的证据适用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个价值100元的财物被损坏的案件,行为人和被侵害人对事实和财物价值无异议,那么此财物价值还要否进行鉴定?再如一个伤害案件中,行为人将被侵害人胳膊打出一块淤青,这种伤要否鉴定?当然从总的证据适用原则来讲,这两种情形应当进行鉴定,但办理治安案件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其效率则大打折扣;而且从行为人和被侵害人角度看,是否合情和必要也值得讨论。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治安管理处罚的证据规则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只是笼统规定,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依据。这种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均不明确,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违法行为人和公安机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公安机关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即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对部分证据规则作出规定,其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证据规则可分为两个层次,由法律设定最基本的证据规则,如证据的法定形式、定案依据与非定案依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等,再由部门规章对其进行细化以方便操作。

(二)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

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的混乱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盘查权的禁止性适用规定。盘查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控制违法嫌疑行为人的一种必备的手段,各国都有类似权力的设定。为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滥用盘查权,公安部了部门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据我们了解,自该规定施行以来,实践中盘查权的继续盘问因为苛刻的适用程序而无法适用。诚然,公安机关在以往适用盘查权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将此权力通过部门规章进行控权性解释而完全控制不得适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公民住所检查权的约束。为保证公民住所不受侵犯,针对涉及案件的公民住所的检查应当予以控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是必要的,但此规定过于机械而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如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等,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时,依然要求检查人员开具检查证才能实施检查,显然不合情理,也违背了人民警察依法及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宗旨。但此情形由规章《程序规定》予以扩权性解释,尽管满足了实践需要,却违背了法治原则。

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是规范盘查权适用程序是必要的,但应当在立法本意下进行;二是能动性是行政权行使的一项原则,为防止其能动性变成滥用,当加强权力监督,而非限制权力本身。对于第二种情况,则属于立法的缺陷,应通过法律“修正案”形式进行补充,而不能由部门规章设定。

(三)听证程序名不符实

听证程序作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事中监督,在中国的行政程序中至关重要。《行政处罚法》专节规定听证程序,《程序规定》更是用了专章四节规范听证程序(不仅仅是规范治安管理处罚,还包括其他公安行政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却甚少适用听证程序。究其原因,一是听证适用的案件范围过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规定,吊销许可证以及处2000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吊销许可证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4条第3款的一类行为;2000元以上罚款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62条、66条等规范的17种行为(以公安部的《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为标准),约占全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前述标准)11%,其中除了第70条规范的行为和第73条规范的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行为处拘留并处罚款外,其他行为均是处拘留可以并处罚款。因此,上述11%中又有大量行为实际上没有被并处罚款或者罚款达不到2000元而行为人无权要求听证。二是拘留处罚的听证问题。如前分析,拘留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拘留又是治安管理处罚甚至是整个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行政处罚法》第9条强调规范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拘留的暂缓执行等替代听证程序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因而拘留被排除在听证程序之外只能使听证程序处于尴尬境地。

(四)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

相关法律措施不是可有可无的,能够发挥处罚本身不能发挥的作用。现在相关法律措施作用弱化,由于程序不健全,影响其发挥良好作用。从治安管理处罚的功能看,设定各种处罚种类正是发挥其惩戒功能,使其体验违法而受处罚的苦痛,如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等。但是处罚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处罚的最终效果。因此,法律中设定一些相关法律措施,依据其主观恶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等适用,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这些法律措施同样具有法律强制性,涉及人身或财产权利,因而必须附加相应的适用程序,才能发挥良好作用,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处罚的不足,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从现在的立法来看,恰恰缺失程序的设定,给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滥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公务员之家:

四、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衔接

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实践中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处罚适用衔接;二是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一)处罚适用衔接

1处罚适用衔接的基本原则。处罚适用衔接是指在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如何对行为人适用处罚。现在理论界有三种主张:(1)选择适用说,或称替代主义说。该说认为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选择一种处罚,不能并用,且按照重罚吸收轻罚的原则,选择刑罚处罚。(2)附条件并科说,或称免除代替说。该说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处罚上可以并科,但是任何一个处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一个处罚时,可以免除该处罚的执行,即执行上的免除。(3)合并适用说,或称双重适用说。该说主张既适用行政处罚,又适用刑罚。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处罚适用的衔接原则。《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我们认为,这两条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选择刑事处罚;二是假如已经行政处罚的,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应当再选择刑事处罚,是上述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首先适用刑罚,假如由于其他原因适用了行政处罚,应当还要适用刑罚。这种适用原则是合理的,从其具体适用上也可以验证。

2处罚适用衔接的应用。

(1)性质相似的处罚的适用。性质相似的处罚即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或是刑罚种类同属于人身自由罚或财产罚,如行政拘留、拘役和有期徒刑、罚款和罚金,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假如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要选择刑事处罚,而将行政处罚予以折抵。(2)性质不相似的处罚的适用。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再选择行政处罚。如选择适用了有期徒刑,但行政处罚对此行为规定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再选择罚款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假如先对其作出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处罚,还要选择适用刑事处罚的人身自由罚。(3)免予刑罚处罚后,选择适用行政处罚。(4)不予刑事处罚的,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如15岁的未成年人盗窃财物价值上万元,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不予刑事处罚,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依据上述处罚适用衔接原则,处罚程序适用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即同一案件既是治安案件又是犯罪案件,首先选择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再选择行政处罚程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5条规定,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包含:一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同案犯中只要一人涉嫌犯罪,全案移送主管机关调查、证实其犯罪;三是同案犯中有不构成犯罪的,移送行政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这样既可解决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再选择行政处罚适用程序的效率问题,降低执法成本;进而可考虑由同一法院对“同案犯中不构成犯罪的”一并作出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现代汉语词典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29

李文燕,杨忠民1刑法学1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62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5

KeyWords:Internetregulationglobalmediumjurisdictionintegration

内容摘要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本文聚焦于因特网的一些基本特点对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挑战，并讨论对网络的社会管理中法制建设同自律/道德建设及技术手段的关系。文章指出，中外许多有关研究和讨论都注意到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特点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但是，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特征，同样同网络管理的困难重重紧密相关。本文还指出，在重视自律与技术手段在网络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框架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Abstract

AstheInternetdevelopsrapidlyandexertsincreasinglygreatimpactonpeople’ssociallife,theissueof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hasreceivedmuchattentionthroughouttheworld.Thisarticlefocusesonsom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netandthechallengesthesecharacteristicsposeto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Inaddition,it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alregulation,(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heuseoftechnologicalmeansinInternetregulation.ItpointsoutthatwhilemuchrelatedresearchandmanyrelateddiscussionshaveobservedthechallengetoInternetregulationbroughtbythisnew,globalmedium’scapacityforcross-border,worldwidecommunication,anotherbasiccharacteristicoftheInternet,i.e.,integration,isalsocloselyrelatedtodifficultiesin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Moreover,italsoholdsthatwhilepayingattentiontothefunctionsof(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echnologicalmeans,wemustrecognizethefundamentalguidingfunctionoflegalregulationandemphasizetheimportanceoflayingequalstressonbothlegalregulationandself-regulationinInternetgovernance.

自因特网崛起为崭新一代的传媒以来，网上信息流通的空前自由度倍受褒扬，被视为因特网技术的特征之一。将网络与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自在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成为讨论网络的思维定势。然而，诚如著名加拿大学者、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英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传播媒介同一切文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管理息息相关。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展史则进一步显示，对于牵涉到职业传播者同社会的其它部门、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约束控制，而是必然会施加一定的管理。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传媒技术与传媒业似乎历来与“控制/管理”有一定的联系。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因特网管理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I．因特网的跨国界特征对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挑战

在有关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探讨中，因特网的传播特点及其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是讨论的一个热点，而因特网作为全球性的传播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似乎是许多有关研究中涉及、分析到的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份新近的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的矛盾，视为因特网管理的一系列难点的原因所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会同（美国）国际科技与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简称ITTA）发表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分析因特网管理的难点及因特网对于管理的挑战中指出，对因特网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政府的法律和执法机制是根植在实体的地理范围之内的，”而“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自由地流动。”⑴根据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分析，对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的管理不同于且复杂于对实体世界的管理之区别，正在于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是相矛盾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特网管理中出现了如下一些难点：（1）对一些在实体世界属于违反法规因而会受到制裁的行为，一旦移到网络空间，由谁充当负责制裁的主体及如何制裁不清楚。委员会的报告举例说，“在实体世界，一个违反当地禁止播映淫秽影片法规的人会被拘捕坐牢；在芝加哥市中心区的中间开设的会被勒令马上关闭；一个试图逃避向州政府交纳销售税的商人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但是在因特网世界里，具体谁有责任对这些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并不清楚，如何处置这些行为更不清楚。在迪比克（DUBUQUE）接收到的淫秽信息可能来自博茨瓦纳（Botswana）；向德国杜塞尔多夫（Dűsseldorf）的赌徒收睹钱的业主可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Madrid）的购物者兜售裤子的商人可能住在挪威的奥斯陆（Oslo），而裤子本身则可能来自泰国。”⑵（2）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州或一个地方的司法界是否将某一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网上，要认定其行为人和发生地常常是极其困难的。（3）因特网上的活动并不完全处于一国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在一些国家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些国家常常缺少阻止网上的这种行为的权限。⑶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提出，因特网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语言和社会空间，时常超越传统的政府权限的管辖范围。

在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显示，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不少研究在分析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之困难时，也把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视为重要原因。笔者通过梳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刊载的文章的内容，发现这几家刊物在最近五年中无一例外地都刊登过有关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文章，其中，尤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有关文章篇数较多，达七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家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类别――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面向业界的刊物并兼顾季刊、双月刊和月刊；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可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鉴于这几家刊物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刊物，可覆盖的论题是众多的，光是网络传播就有许多课题可研究，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以上事实多少显示出网络的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对我国学术界颇具吸引力。在有关研究中，不乏从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的角度，分析网络传播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挑战的。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刊登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一文，在讨论到“现行法律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中，例举了九条难点，其中之一即：“Internet和其它许多网络往往连通世界各地，这种情况下网络上的侵权和犯罪很多具有跨国性质，对此如何进行法律规范？”⑷又如，该刊2000年第四期刊登的《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作者：钟瑛）一文，在分析“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中指出，“在（因特网）这一系统中，人与人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国与国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⑸再如，《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刊载的《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作者：杨瑞明）一文，曾探讨在网络管理问题上西方国家面临的三点共同困难，其中之一是，“互联网络四通八达，某处被禁止入网的信息，可易地进入网络，或改头换面地以另一种形式进入网络。”⑹

网络传播的管理也受到了政界的高度关注。今年我国“两会”期间，网络安全问题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中最集中的话题之一。今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仅据全国政协提供的数字，与网络有关的提案、发言就有100多个。面对因特网的跨疆界的传播特点，以地理上的疆界划限的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以及以此为特征的既有社会管理机制，受到新的挑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中对此予以探讨，可说是抓住了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显著现象。确实，在全球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不但认定某一网上不良行为的责任人非常困难，而且确定该不良行为属于哪个权力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也很复杂。但是，笔者认为，在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该由谁负责就网上的不良行为（如侵犯版权和隐私权，开设网上虚拟，在电子商务中行骗，散布包括黄色信息及煽动民族仇恨的信息等在内的有害内容等）对谁实施制裁困难重重，这不仅同网络的跨定域、跨国界特征有关，而且更同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integration）特征有关。

II．因特网的融合性特征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的困难

近年来，伴随着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及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讨论的深入，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已出现“数字化环境”/“数字化世界”（digitalenvironment/digitalworld）或“因特网世界”（Internetworld）的概念。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就频频使用了这些语词，并对“数字化世界”或“因特网世界”同实体世界的区别作了剖析。那么，这种“数字化环境”或“因特网世界”从本质上而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世界？它同以往的“媒介环境”（或称“拟环境”）、同传统媒介里的“媒介世界”究竟有哪些主要差异？这些差异同网络媒介特点有何联系？从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媒介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笔者以为，“因特网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世界”，由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构成。对于“符号世界”，我们并不陌生。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依托不同的传播手段、媒介。传统传媒里的“媒介世界”也是“符号世界”，在这个性质上，两者的相同反映了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同传统的媒介自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因特网世界”毕竟又同传统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把一些在实体世界中展开的活动，延伸到或者说“搬”到“因特网世界”中进行，如在网上进行商务交易，从事游戏，等，而这对传统的“媒介世界”就行不通了，传统的传媒不具备这种“神通”（“电视直销”不知是不是可算是一种例外情形）。那么，其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因特网具有的能够包容各类不同层次、种类的传播活动的融合性特征，以及传播活动本身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传播学者、继麦克卢汉之后在媒介分析领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梅罗维兹（J.Meyrowitz），曾在其著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表达这样的观点：新的媒介的使用会改变原有的情境型式（patterns）；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正在促成一系列旧有情境界限的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另一方面却又正在使有关情境的一些旧有方式的联结、结合消失，导致新的分离。⑺关于前一种变化，梅罗维兹例举了昔日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在电子传媒环境下被打破，“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的界限被打破等，关于后一种变化，他集中探讨了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以及两者的分离之形成。梅罗维兹如是阐述他关于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的观点：“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地点场所界定了大多数社会信息系统。……地点场所界定了独特的情境，因为其分界线限制了感知和互动……”但是，在电子传播媒介广泛普及后，虽然“不同地点场所之间的分界线仍然具有一定的界定社会情境的功能，但是那仅仅是限于在信息仍然能通过限制物质的接触而受到限制的程度。……传播媒介的新近变化已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同进入地点场所之间的一致性……”⑻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网上信息传递不需借助有形的实物而是通过无形的比特的形式来实现，联想一下因特网连接世界范围的用户使之共享信息的情形。通过这种联想，不难看出网络时代的一些情形，同梅罗维兹所讨论的电视媒介造成一些旧有情境界限被打破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旧有界限的打破在网络时代达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

电视曾被麦可卢汉等传播学者描述为具有“融合性”特征，因为，借用麦氏的措词来说，电视将文本（文字）、声音与图象融合为一体，变为“电视马赛克”（“televisionmosaic”）。而因特（互联）网与之相比，在这一特征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其融合性不但表现在集信息的上述这些符号形式于一体，而且还表现在：它可以把原本相互分隔的、泾渭分明的各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融合在一起；可以把人际传播、群体/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这几种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集聚于一网。在网上，传播领域中传统上区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在信息流通形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不同的传媒在运作方式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传播参与者在传受角色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

正是因为因特网作为具有显著融合性特征的复合型媒介，打破了传播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旧有界限，加上传播活动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传播活动往往伴随其它行为而发生），才使一些原本由实体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行为，有可能被搬至“网络世界”。这可说是“网络世界”不同于传统的“媒介世界”的关键所在。网上会出现欺诈、虚拟、电子等令人耽忧的现象，也同这一点有关：欺诈行为、行为都不可能没有人际传播的卷入、伴随，网络可以容纳人际传播，诸如此类的不良行为延伸至网上的危机，正隐伏于因特网的这一特点之中。也正是由于因特网以其融合性特征打破了旧有的传受角色界限，网络传播中所有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者，网络传播中除了设有专职的“把关人”的部分（传媒网站的传播）以外，个人网页、电子公告牌上的信息，都是没有专职“把关人”的。这一点同认定网上行为责任人的困难，有密切的联系。而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又进一步强化了网上行为责任人认定中的困难。

III．法律框架的指导作用及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网络传播的用途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特征，使网络的管理，必然要比单一地用于大众传播、而且基本上属于地域性或全国性传播系统的传统传媒业的管理，复杂得多。网络传播立法，因而具有高难度。而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西方国家，更因网络传播立法易触及极其敏感的“言论自由权”、“信息自由权”问题而难度倍增。尤其是在美国，网络传播的立法尝试，只要涉及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就极易被视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相冲突而引起激烈争议。例如，1996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了《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五部分《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是为保护儿童而制定的涉及传播内容的法案，该法案对淫秽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作出了较为严厉的限制，规定如果有人通过因特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的文字及图像，一经查核将处以罚金25万美元和最高可达二年的有期徒刑。这项立法在公布后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美国网络业界和学术界均有人认为它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一起诉讼案由此引发。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否决了该法案。又如，另一项反对网络黄毒的法案――《儿童网上保护法案》（ChildOnlineProtectionAct;COPA）也招致激烈的争议，并被法院的预发禁止令（2000年6月）阻止。

在因特网立法难度颇大的情况下，业界自律和技术手段，受到了青睐。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在《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中明显地显示出强调在因特网管理中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的特点。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因特网管理的七条决策建议，其中的第二、三、四条就是强调要依靠技术手段和自律来规范网上行为的，其要点分别为：（2）一国的政府应让信息产业和因特网行业明确对该国具有首要意义的公共政策的目标。由于目前缺乏对网上犯罪的界定和执法机制的全球一致的意见，政府最有效的措施是鼓励开发那些人们可以用来使自己和家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的工具（技术手段）。（3）政府应当依靠技术自身来实现其尽可能多的目标，技术应成为政府的首选措施。（4）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依靠因特网产业的自律。……而保证产业界制定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基石，是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架起对话交流的渠道。任何层次的立法者都需要了解因特网的运作，都应向专家请教最新的网络技术，建立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并定期介绍网络立法面临的困难。⑼

在我国，有关网络管理及其决策的讨论中，业界和网络使用者以道德准则进行自律和技术手段也颇受重视。已有学者提出了“自律先行，法律慎行”和鼓励开发和发展“过滤技术”的主张。⑽另一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网络新闻管理，应以伦理建设为主，在伦理建设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制建设”；并提出“网络新闻管理与传统新闻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特别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依赖技术手段来解决”。⑾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及其决策，无疑具有启发思路的作用。

但是，笔者感到，在倡导发挥道德/自律和技术手段的作用的同时，仍然必须看到法律框架在对因特网的社会管理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从世界传媒业发展史来看，在对于传播事业的社会管理中，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互为支持和配合的关系。因特网作为一新型的传播媒介，其社会管理中同样需要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提高业界与网络用户的素质，培养其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的自觉性的手段，当然具有自身独特的效用。但网络立法的作用，也不是其它网络管理手段所能替代的。当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律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强有力的权威性手段。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最根本的原则依据，毕竟要靠网络传播立法来提供。道德/自律手段不是以刚性见长的管理手段，如果离开了法律的支撑，自律的道德准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可能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对于制裁、惩罚网上的犯罪行为，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就是见效的最大保障。就服务于网络传播管理的技术手段而言，如网络监控软件技术，过滤、删除垃圾信息的软件技术等，它们的使用固然可以解决网络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这种使用本身，也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法律原则的支持，否则也会引发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例如，个人固然有权为保护自己免受网上不良信息内容的侵害或“垃圾”信息的骚扰而使用过滤技术，家长为使未成年子女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而使用过滤技术，也不难被接受，因为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对后者负有监护责任。但是，其他人或团体等使用过滤技术、监控软件技术等技术手段，恐怕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为之提供依据，方能不引起争议。不论是自律手段还是技术手段，在发挥自身对于因特网管理的作用中，都离不开法律框架提供的根本支撑。当然，网络立法的过程中难点颇多，这说明网络传播法律建设的艰巨性。但一些必要的网络立法，毕竟又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开的。这就需要人类社会认真对待网络立法面临的难点，制定出克服难点的策略。

因特网是近年来崛起的创新事物，人们对任何创新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和创新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同步，并且离不开对创新事物的追踪研究。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传播的管理经验，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制定合理有效的因特网管理决策，离不开深入研究提供的扎实依据。学术界理应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⑴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⑵出处同上。

⑶出处同上。

⑷张西明《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第2－7页。

⑸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20－25页。

⑹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第41－43页。

⑺Meyrowitz,Joshua.（1985）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aperbackedition,1986）p.71.

⑻Ibid.,pp.116—117.

⑼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6

KeyWords:Internetregulationglobalmediumjurisdictionintegration

内容摘要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本文聚焦于因特网的一些基本特点对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挑战，并讨论对网络的社会管理中法制建设同自律/道德建设及技术手段的关系。文章指出，中外许多有关研究和讨论都注意到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特点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但是，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特征，同样同网络管理的困难重重紧密相关。本文还指出，在重视自律与技术手段在网络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框架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Abstract

AstheInternetdevelopsrapidlyandexertsincreasinglygreatimpactonpeople’ssociallife,theissueof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hasreceivedmuchattentionthroughouttheworld.Thisarticlefocusesonsom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netandthechallengesthesecharacteristicsposeto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Inaddition,it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alregulation,(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heuseoftechnologicalmeansinInternetregulation.ItpointsoutthatwhilemuchrelatedresearchandmanyrelateddiscussionshaveobservedthechallengetoInternetregulationbroughtbythisnew,globalmedium’scapacityforcross-border,worldwidecommunication,anotherbasiccharacteristicoftheInternet,i.e.,integration,isalsocloselyrelatedtodifficultiesin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Moreover,italsoholdsthatwhilepayingattentiontothefunctionsof(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echnologicalmeans,wemustrecognizethefundamentalguidingfunctionoflegalregulationandemphasizetheimportanceoflayingequalstressonbothlegalregulationandself-regulationinInternetgovernance.

自因特网崛起为崭新一代的传媒以来，网上信息流通的空前自由度倍受褒扬，被视为因特网技术的特征之一。将网络与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自在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成为讨论网络的思维定势。然而，诚如著名加拿大学者、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英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传播媒介同一切文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管理息息相关。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展史则进一步显示，对于牵涉到职业传播者同社会的其它部门、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约束控制，而是必然会施加一定的管理。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传媒技术与传媒业似乎历来与“控制/管理”有一定的联系。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因特网管理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I．因特网的跨国界特征对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挑战

在有关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探讨中，因特网的传播特点及其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是讨论的一个热点，而因特网作为全球性的传播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似乎是许多有关研究中涉及、分析到的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份新近的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的矛盾，视为因特网管理的一系列难点的原因所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会同（美国）国际科技与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简称ITTA）发表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分析因特网管理的难点及因特网对于管理的挑战中指出，对因特网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政府的法律和执法机制是根植在实体的地理范围之内的，”而“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自由地流动。”⑴根据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分析，对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的管理不同于且复杂于对实体世界的管理之区别，正在于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是相矛盾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特网管理中出现了如下一些难点：（1）对一些在实体世界属于违反法规因而会受到制裁的行为，一旦移到网络空间，由谁充当负责制裁的主体及如何制裁不清楚。委员会的报告举例说，“在实体世界，一个违反当地禁止播映淫秽影片法规的人会被拘捕坐牢；在芝加哥市中心区的中间开设的会被勒令马上关闭；一个试图逃避向州政府交纳销售税的商人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但是在因特网世界里，具体谁有责任对这些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并不清楚，如何处置这些行为更不清楚。在迪比克（DUBUQUE）接收到的淫秽信息可能来自博茨瓦纳（Botswana）；向德国杜塞尔多夫（Dűsseldorf）的赌徒收睹钱的业主可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Madrid）的购物者兜售裤子的商人可能住在挪威的奥斯陆（Oslo），而裤子本身则可能来自泰国。”⑵（2）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州或一个地方的司法界是否将某一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网上，要认定其行为人和发生地常常是极其困难的。（3）因特网上的活动并不完全处于一国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在一些国家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些国家常常缺少阻止网上的这种行为的权限。⑶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提出，因特网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语言和社会空间，时常超越传统的政府权限的管辖范围。

在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显示，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不少研究在分析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之困难时，也把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视为重要原因。笔者通过梳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刊载的文章的内容，发现这几家刊物在最近五年中无一例外地都刊登过有关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文章，其中，尤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有关文章篇数较多，达七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家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类别――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面向业界的刊物并兼顾季刊、双月刊和月刊；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可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鉴于这几家刊物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刊物，可覆盖的论题是众多的，光是网络传播就有许多课题可研究，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以上事实多少显示出网络的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对我国学术界颇具吸引力。在有关研究中，不乏从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的角度，分析网络传播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挑战的。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刊登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一文，在讨论到“现行法律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中，例举了九条难点，其中之一即：“Internet和其它许多网络往往连通世界各地，这种情况下网络上的侵权和犯罪很多具有跨国性质，对此如何进行法律规范？”⑷又如，该刊2000年第四期刊登的《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作者：钟瑛）一文，在分析“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中指出，“在（因特网）这一系统中，人与人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国与国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⑸再如，《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刊载的《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作者：杨瑞明）一文，曾探讨在网络管理问题上西方国家面临的三点共同困难，其中之一是，“互联网络四通八达，某处被禁止入网的信息，可易地进入网络，或改头换面地以另一种形式进入网络。”⑹

网络传播的管理也受到了政界的高度关注。今年我国“两会”期间，网络安全问题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中最集中的话题之一。今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仅据全国政协提供的数字，与网络有关的提案、发言就有100多个。面对因特网的跨疆界的传播特点，以地理上的疆界划限的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以及以此为特征的既有社会管理机制，受到新的挑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中对此予以探讨，可说是抓住了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显著现象。确实，在全球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不但认定某一网上不良行为的责任人非常困难，而且确定该不良行为属于哪个权力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也很复杂。但是，笔者认为，在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该由谁负责就网上的不良行为（如侵犯版权和隐私权，开设网上虚拟，在电子商务中行骗，散布包括黄色信息及煽动民族仇恨的信息等在内的有害内容等）对谁实施制裁困难重重，这不仅同网络的跨定域、跨国界特征有关，而且更同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integration）特征有关。

II．因特网的融合性特征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的困难

近年来，伴随着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及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讨论的深入，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已出现“数字化环境”/“数字化世界”（digitalenvironment/digitalworld）或“因特网世界”（Internetworld）的概念。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就频频使用了这些语词，并对“数字化世界”或“因特网世界”同实体世界的区别作了剖析。那么，这种“数字化环境”或“因特网世界”从本质上而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世界？它同以往的“媒介环境”（或称“拟环境”）、同传统媒介里的“媒介世界”究竟有哪些主要差异？这些差异同网络媒介特点有何联系？从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媒介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笔者以为，“因特网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世界”，由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构成。对于“符号世界”，我们并不陌生。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依托不同的传播手段、媒介。传统传媒里的“媒介世界”也是“符号世界”，在这个性质上，两者的相同反映了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同传统的媒介自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因特网世界”毕竟又同传统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把一些在实体世界中展开的活动，延伸到或者说“搬”到“因特网世界”中进行，如在网上进行商务交易，从事游戏，等，而这对传统的“媒介世界”就行不通了，传统的传媒不具备这种“神通”（“电视直销”不知是不是可算是一种例外情形）。那么，其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因特网具有的能够包容各类不同层次、种类的传播活动的融合性特征，以及传播活动本身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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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者、继麦克卢汉之后在媒介分析领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梅罗维兹（J.Meyrowitz），曾在其著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表达这样的观点：新的媒介的使用会改变原有的情境型式（patterns）；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正在促成一系列旧有情境界限的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另一方面却又正在使有关情境的一些旧有方式的联结、结合消失，导致新的分离。⑺关于前一种变化，梅罗维兹例举了昔日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在电子传媒环境下被打破，“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的界限被打破等，关于后一种变化，他集中探讨了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以及两者的分离之形成。梅罗维兹如是阐述他关于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的观点：“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地点场所界定了大多数社会信息系统。……地点场所界定了独特的情境，因为其分界线限制了感知和互动……”但是，在电子传播媒介广泛普及后，虽然“不同地点场所之间的分界线仍然具有一定的界定社会情境的功能，但是那仅仅是限于在信息仍然能通过限制物质的接触而受到限制的程度。……传播媒介的新近变化已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同进入地点场所之间的一致性……”⑻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网上信息传递不需借助有形的实物而是通过无形的比特的形式来实现，联想一下因特网连接世界范围的用户使之共享信息的情形。通过这种联想，不难看出网络时代的一些情形，同梅罗维兹所讨论的电视媒介造成一些旧有情境界限被打破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旧有界限的打破在网络时代达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

电视曾被麦可卢汉等传播学者描述为具有“融合性”特征，因为，借用麦氏的措词来说，电视将文本（文字）、声音与图象融合为一体，变为“电视马赛克”（“televisionmosaic”）。而因特（互联）网与之相比，在这一特征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其融合性不但表现在集信息的上述这些符号形式于一体，而且还表现在：它可以把原本相互分隔的、泾渭分明的各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融合在一起；可以把人际传播、群体/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这几种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集聚于一网。在网上，传播领域中传统上区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在信息流通形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不同的传媒在运作方式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传播参与者在传受角色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

正是因为因特网作为具有显著融合性特征的复合型媒介，打破了传播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旧有界限，加上传播活动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传播活动往往伴随其它行为而发生），才使一些原本由实体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行为，有可能被搬至“网络世界”。这可说是“网络世界”不同于传统的“媒介世界”的关键所在。网上会出现欺诈、虚拟、电子等令人耽忧的现象，也同这一点有关：欺诈行为、行为都不可能没有人际传播的卷入、伴随，网络可以容纳人际传播，诸如此类的不良行为延伸至网上的危机，正隐伏于因特网的这一特点之中。也正是由于因特网以其融合性特征打破了旧有的传受角色界限，网络传播中所有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者，网络传播中除了设有专职的“把关人”的部分（传媒网站的传播）以外，个人网页、电子公告牌上的信息，都是没有专职“把关人”的。这一点同认定网上行为责任人的困难，有密切的联系。而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又进一步强化了网上行为责任人认定中的困难。

III．法律框架的指导作用及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网络传播的用途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特征，使网络的管理，必然要比单一地用于大众传播、而且基本上属于地域性或全国性传播系统的传统传媒业的管理，复杂得多。网络传播立法，因而具有高难度。而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西方国家，更因网络传播立法易触及极其敏感的“言论自由权”、“信息自由权”问题而难度倍增。尤其是在美国，网络传播的立法尝试，只要涉及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就极易被视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相冲突而引起激烈争议。例如，1996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了《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五部分《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是为保护儿童而制定的涉及传播内容的法案，该法案对淫秽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作出了较为严厉的限制，规定如果有人通过因特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的文字及图像，一经查核将处以罚金25万美元和最高可达二年的有期徒刑。这项立法在公布后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美国网络业界和学术界均有人认为它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一起诉讼案由此引发。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否决了该法案。又如，另一项反对网络黄毒的法案――《儿童网上保护法案》（ChildOnlineProtectionAct;COPA）也招致激烈的争议，并被法院的预发禁止令（2000年6月）阻止。

在因特网立法难度颇大的情况下，业界自律和技术手段，受到了青睐。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在《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中明显地显示出强调在因特网管理中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的特点。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因特网管理的七条决策建议，其中的第二、三、四条就是强调要依靠技术手段和自律来规范网上行为的，其要点分别为：（2）一国的政府应让信息产业和因特网行业明确对该国具有首要意义的公共政策的目标。由于目前缺乏对网上犯罪的界定和执法机制的全球一致的意见，政府最有效的措施是鼓励开发那些人们可以用来使自己和家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的工具（技术手段）。（3）政府应当依靠技术自身来实现其尽可能多的目标，技术应成为政府的首选措施。（4）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依靠因特网产业的自律。……而保证产业界制定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基石，是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架起对话交流的渠道。任何层次的立法者都需要了解因特网的运作，都应向专家请教最新的网络技术，建立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并定期介绍网络立法面临的困难。⑼

在我国，有关网络管理及其决策的讨论中，业界和网络使用者以道德准则进行自律和技术手段也颇受重视。已有学者提出了“自律先行，法律慎行”和鼓励开发和发展“过滤技术”的主张。⑽另一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网络新闻管理，应以伦理建设为主，在伦理建设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制建设”；并提出“网络新闻管理与传统新闻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特别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依赖技术手段来解决”。⑾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及其决策，无疑具有启发思路的作用。

但是，笔者感到，在倡导发挥道德/自律和技术手段的作用的同时，仍然必须看到法律框架在对因特网的社会管理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从世界传媒业发展史来看，在对于传播事业的社会管理中，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互为支持和配合的关系。因特网作为一新型的传播媒介，其社会管理中同样需要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提高业界与网络用户的素质，培养其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的自觉性的手段，当然具有自身独特的效用。但网络立法的作用，也不是其它网络管理手段所能替代的。当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律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强有力的权威性手段。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最根本的原则依据，毕竟要靠网络传播立法来提供。道德/自律手段不是以刚性见长的管理手段，如果离开了法律的支撑，自律的道德准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可能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对于制裁、惩罚网上的犯罪行为，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就是见效的最大保障。就服务于网络传播管理的技术手段而言，如网络监控软件技术，过滤、删除垃圾信息的软件技术等，它们的使用固然可以解决网络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这种使用本身，也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法律原则的支持，否则也会引发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例如，个人固然有权为保护自己免受网上不良信息内容的侵害或“垃圾”信息的骚扰而使用过滤技术，家长为使未成年子女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而使用过滤技术，也不难被接受，因为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对后者负有监护责任。但是，其他人或团体等使用过滤技术、监控软件技术等技术手段，恐怕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为之提供依据，方能不引起争议。不论是自律手段还是技术手段，在发挥自身对于因特网管理的作用中，都离不开法律框架提供的根本支撑。当然，网络立法的过程中难点颇多，这说明网络传播法律建设的艰巨性。但一些必要的网络立法，毕竟又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开的。这就需要人类社会认真对待网络立法面临的难点，制定出克服难点的策略。

因特网是近年来崛起的创新事物，人们对任何创新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和创新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同步，并且离不开对创新事物的追踪研究。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传播的管理经验，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制定合理有效的因特网管理决策，离不开深入研究提供的扎实依据。学术界理应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⑴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⑵出处同上。

⑶出处同上。

⑷张西明《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第2－7页。

⑸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20－25页。

⑹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第41－43页。

⑺Meyrowitz,Joshua.（1985）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aperbackedition,1986）p.71.

⑻Ibid.,pp.116—117.

⑼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7

KeyWords:Internetregulationglobalmediumjurisdictionintegration

内容摘要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本文聚焦于因特网的一些基本特点对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挑战，并讨论对网络的社会管理中法制建设同自律/道德建设及技术手段的关系。文章指出，中外许多有关研究和讨论都注意到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特点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但是，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特征，同样同网络管理的困难重重紧密相关。本文还指出，在重视自律与技术手段在网络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框架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Abstract

AstheInternetdevelopsrapidlyandexertsincreasinglygreatimpactonpeople’ssociallife,theissueof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hasreceivedmuchattentionthroughouttheworld.Thisarticlefocusesonsom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netandthechallengesthesecharacteristicsposeto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Inaddition,it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alregulation,(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heuseoftechnologicalmeansinInternetregulation.ItpointsoutthatwhilemuchrelatedresearchandmanyrelateddiscussionshaveobservedthechallengetoInternetregulationbroughtbythisnew,globalmedium’scapacityforcross-border,worldwidecommunication,anotherbasiccharacteristicoftheInternet,i.e.,integration,isalsocloselyrelatedtodifficultiesinInternetregulation/governance.Moreover,italsoholdsthatwhilepayingattentiontothefunctionsof(industry)self-regulationandtechnologicalmeans,wemustrecognizethefundamentalguidingfunctionoflegalregulationandemphasizetheimportanceoflayingequalstressonbothlegalregulationandself-regulationinInternetgovernance.

自因特网崛起为崭新一代的传媒以来，网上信息流通的空前自由度倍受褒扬，被视为因特网技术的特征之一。将网络与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自在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成为讨论网络的思维定势。然而，诚如著名加拿大学者、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英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传播媒介同一切文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管理息息相关。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展史则进一步显示，对于牵涉到职业传播者同社会的其它部门、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约束控制，而是必然会施加一定的管理。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传媒技术与传媒业似乎历来与“控制/管理”有一定的联系。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现，因特网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因特网管理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I．因特网的跨国界特征对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挑战

在有关网络传播社会管理的探讨中，因特网的传播特点及其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难是讨论的一个热点，而因特网作为全球性的传播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似乎是许多有关研究中涉及、分析到的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份新近的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将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的矛盾，视为因特网管理的一系列难点的原因所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会同（美国）国际科技与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简称ITTA）发表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分析因特网管理的难点及因特网对于管理的挑战中指出，对因特网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政府的法律和执法机制是根植在实体的地理范围之内的，”而“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自由地流动。”⑴根据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分析，对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的管理不同于且复杂于对实体世界的管理之区别，正在于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性质，同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的（地理上的）疆界，是相矛盾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特网管理中出现了如下一些难点：（1）对一些在实体世界属于违反法规因而会受到制裁的行为，一旦移到网络空间，由谁充当负责制裁的主体及如何制裁不清楚。委员会的报告举例说，“在实体世界，一个违反当地禁止播映淫秽影片法规的人会被拘捕坐牢；在芝加哥市中心区的中间开设的会被勒令马上关闭；一个试图逃避向州政府交纳销售税的商人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但是在因特网世界里，具体谁有责任对这些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并不清楚，如何处置这些行为更不清楚。在迪比克（DUBUQUE）接收到的淫秽信息可能来自博茨瓦纳（Botswana）；向德国杜塞尔多夫（Dűsseldorf）的赌徒收睹钱的业主可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Madrid）的购物者兜售裤子的商人可能住在挪威的奥斯陆（Oslo），而裤子本身则可能来自泰国。”⑵（2）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州或一个地方的司法界是否将某一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网上，要认定其行为人和发生地常常是极其困难的。（3）因特网上的活动并不完全处于一国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在一些国家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些国家常常缺少阻止网上的这种行为的权限。⑶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提出，因特网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语言和社会空间，时常超越传统的政府权限的管辖范围。

在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显示，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不少研究在分析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之困难时，也把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视为重要原因。笔者通过梳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刊载的文章的内容，发现这几家刊物在最近五年中无一例外地都刊登过有关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文章，其中，尤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有关文章篇数较多，达七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家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类别――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面向业界的刊物并兼顾季刊、双月刊和月刊；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可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鉴于这几家刊物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刊物，可覆盖的论题是众多的，光是网络传播就有许多课题可研究，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以上事实多少显示出网络的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对我国学术界颇具吸引力。在有关研究中，不乏从网络的跨地域、跨国界特征的角度，分析网络传播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挑战的。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刊登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一文，在讨论到“现行法律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中，例举了九条难点，其中之一即：“Internet和其它许多网络往往连通世界各地，这种情况下网络上的侵权和犯罪很多具有跨国性质，对此如何进行法律规范？”⑷又如，该刊2000年第四期刊登的《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作者：钟瑛）一文，在分析“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中指出，“在（因特网）这一系统中，人与人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国与国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⑸再如，《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刊载的《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作者：杨瑞明）一文，曾探讨在网络管理问题上西方国家面临的三点共同困难，其中之一是，“互联网络四通八达，某处被禁止入网的信息，可易地进入网络，或改头换面地以另一种形式进入网络。”⑹

网络传播的管理也受到了政界的高度关注。今年我国“两会”期间，网络安全问题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中最集中的话题之一。今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仅据全国政协提供的数字，与网络有关的提案、发言就有100多个。面对因特网的跨疆界的传播特点，以地理上的疆界划限的政府权力的管辖范围，以及以此为特征的既有社会管理机制，受到新的挑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中对此予以探讨，可说是抓住了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显著现象。确实，在全球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不但认定某一网上不良行为的责任人非常困难，而且确定该不良行为属于哪个权力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也很复杂。但是，笔者认为，在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中，该由谁负责就网上的不良行为（如侵犯版权和隐私权，开设网上虚拟，在电子商务中行骗，散布包括黄色信息及煽动民族仇恨的信息等在内的有害内容等）对谁实施制裁困难重重，这不仅同网络的跨定域、跨国界特征有关，而且更同因特网的另一基本特征，即融合性（integration）特征有关。

II．因特网的融合性特征给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带来的困难

近年来，伴随着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及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讨论的深入，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已出现“数字化环境”/“数字化世界”（digitalenvironment/digitalworld）或“因特网世界”（Internetworld）的概念。本文上一部分提到的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的《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就频频使用了这些语词，并对“数字化世界”或“因特网世界”同实体世界的区别作了剖析。那么，这种“数字化环境”或“因特网世界”从本质上而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世界？它同以往的“媒介环境”（或称“拟环境”）、同传统媒介里的“媒介世界”究竟有哪些主要差异？这些差异同网络媒介特点有何联系？从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媒介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笔者以为，“因特网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世界”，由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构成。对于“符号世界”，我们并不陌生。符号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依托不同的传播手段、媒介。传统传媒里的“媒介世界”也是“符号世界”，在这个性质上，两者的相同反映了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同传统的媒介自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因特网世界”毕竟又同传统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把一些在实体世界中展开的活动，延伸到或者说“搬”到“因特网世界”中进行，如在网上进行商务交易，从事游戏，等，而这对传统的“媒介世界”就行不通了，传统的传媒不具备这种“神通”（“电视直销”不知是不是可算是一种例外情形）。那么，其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因特网具有的能够包容各类不同层次、种类的传播活动的融合性特征，以及传播活动本身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传播学者、继麦克卢汉之后在媒介分析领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梅罗维兹（J.Meyrowitz），曾在其著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表达这样的观点：新的媒介的使用会改变原有的情境型式（patterns）；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正在促成一系列旧有情境界限的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另一方面却又正在使有关情境的一些旧有方式的联结、结合消失，导致新的分离。⑺关于前一种变化，梅罗维兹例举了昔日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在电子传媒环境下被打破，“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的界限被打破等，关于后一种变化，他集中探讨了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以及两者的分离之形成。梅罗维兹如是阐述他关于物质场所/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的被打破的观点：“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地点场所界定了大多数社会信息系统。……地点场所界定了独特的情境，因为其分界线限制了感知和互动……”但是，在电子传播媒介广泛普及后，虽然“不同地点场所之间的分界线仍然具有一定的界定社会情境的功能，但是那仅仅是限于在信息仍然能通过限制物质的接触而受到限制的程度。……传播媒介的新近变化已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同进入地点场所之间的一致性……”⑻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网上信息传递不需借助有形的实物而是通过无形的比特的形式来实现，联想一下因特网连接世界范围的用户使之共享信息的情形。通过这种联想，不难看出网络时代的一些情形，同梅罗维兹所讨论的电视媒介造成一些旧有情境界限被打破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旧有界限的打破在网络时代达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

电视曾被麦可卢汉等传播学者描述为具有“融合性”特征，因为，借用麦氏的措词来说，电视将文本（文字）、声音与图象融合为一体，变为“电视马赛克”（“televisionmosaic”）。而因特（互联）网与之相比，在这一特征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其融合性不但表现在集信息的上述这些符号形式于一体，而且还表现在：它可以把原本相互分隔的、泾渭分明的各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融合在一起；可以把人际传播、群体/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这几种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集聚于一网。在网上，传播领域中传统上区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在信息流通形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不同的传媒在运作方式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传播参与者在传受角色方面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化……

正是因为因特网作为具有显著融合性特征的复合型媒介，打破了传播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旧有界限，加上传播活动的行为伴随性特征（传播活动往往伴随其它行为而发生），才使一些原本由实体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行为，有可能被搬至“网络世界”。这可说是“网络世界”不同于传统的“媒介世界”的关键所在。网上会出现欺诈、虚拟、电子等令人耽忧的现象，也同这一点有关：欺诈行为、行为都不可能没有人际传播的卷入、伴随，网络可以容纳人际传播，诸如此类的不良行为延伸至网上的危机，正隐伏于因特网的这一特点之中。也正是由于因特网以其融合性特征打破了旧有的传受角色界限，网络传播中所有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者，网络传播中除了设有专职的“把关人”的部分（传媒网站的传播）以外，个人网页、电子公告牌上的信息，都是没有专职“把关人”的。这一点同认定网上行为责任人的困难，有密切的联系。而因特网的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又进一步强化了网上行为责任人认定中的困难。

III．法律框架的指导作用及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

网络传播的用途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特征，使网络的管理，必然要比单一地用于大众传播、而且基本上属于地域性或全国性传播系统的传统传媒业的管理，复杂得多。网络传播立法，因而具有高难度。而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西方国家，更因网络传播立法易触及极其敏感的“言论自由权”、“信息自由权”问题而难度倍增。尤其是在美国，网络传播的立法尝试，只要涉及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就极易被视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相冲突而引起激烈争议。例如，1996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了《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五部分《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是为保护儿童而制定的涉及传播内容的法案，该法案对淫秽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作出了较为严厉的限制，规定如果有人通过因特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的文字及图像，一经查核将处以罚金25万美元和最高可达二年的有期徒刑。这项立法在公布后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美国网络业界和学术界均有人认为它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一起诉讼案由此引发。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否决了该法案。又如，另一项反对网络黄毒的法案――《儿童网上保护法案》（ChildOnlineProtectionAct;COPA）也招致激烈的争议，并被法院的预发禁止令（2000年6月）阻止。

在因特网立法难度颇大的情况下，业界自律和技术手段，受到了青睐。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和ITTA在《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中明显地显示出强调在因特网管理中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的特点。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因特网管理的七条决策建议，其中的第二、三、四条就是强调要依靠技术手段和自律来规范网上行为的，其要点分别为：（2）一国的政府应让信息产业和因特网行业明确对该国具有首要意义的公共政策的目标。由于目前缺乏对网上犯罪的界定和执法机制的全球一致的意见，政府最有效的措施是鼓励开发那些人们可以用来使自己和家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的工具（技术手段）。（3）政府应当依靠技术自身来实现其尽可能多的目标，技术应成为政府的首选措施。（4）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依靠因特网产业的自律。……而保证产业界制定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基石，是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架起对话交流的渠道。任何层次的立法者都需要了解因特网的运作，都应向专家请教最新的网络技术，建立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并定期介绍网络立法面临的困难。⑼

在我国，有关网络管理及其决策的讨论中，业界和网络使用者以道德准则进行自律和技术手段也颇受重视。已有学者提出了“自律先行，法律慎行”和鼓励开发和发展“过滤技术”的主张。⑽另一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网络新闻管理，应以伦理建设为主，在伦理建设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制建设”；并提出“网络新闻管理与传统新闻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特别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依赖技术手段来解决”。⑾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及其决策，无疑具有启发思路的作用。

但是，笔者感到，在倡导发挥道德/自律和技术手段的作用的同时，仍然必须看到法律框架在对因特网的社会管理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并强调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的重要性。从世界传媒业发展史来看，在对于传播事业的社会管理中，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互为支持和配合的关系。因特网作为一新型的传播媒介，其社会管理中同样需要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提高业界与网络用户的素质，培养其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的自觉性的手段，当然具有自身独特的效用。但网络立法的作用，也不是其它网络管理手段所能替代的。当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律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强有力的权威性手段。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的最根本的原则依据，毕竟要靠网络传播立法来提供。道德/自律手段不是以刚性见长的管理手段，如果离开了法律的支撑，自律的道德准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可能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对于制裁、惩罚网上的犯罪行为，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就是见效的最大保障。就服务于网络传播管理的技术手段而言，如网络监控软件技术，过滤、删除垃圾信息的软件技术等，它们的使用固然可以解决网络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这种使用本身，也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法律原则的支持，否则也会引发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例如，个人固然有权为保护自己免受网上不良信息内容的侵害或“垃圾”信息的骚扰而使用过滤技术，家长为使未成年子女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侵害而使用过滤技术，也不难被接受，因为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对后者负有监护责任。但是，其他人或团体等使用过滤技术、监控软件技术等技术手段，恐怕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为之提供依据，方能不引起争议。不论是自律手段还是技术手段，在发挥自身对于因特网管理的作用中，都离不开法律框架提供的根本支撑。当然，网络立法的过程中难点颇多，这说明网络传播法律建设的艰巨性。但一些必要的网络立法，毕竟又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开的。这就需要人类社会认真对待网络立法面临的难点，制定出克服难点的策略。

因特网是近年来崛起的创新事物，人们对任何创新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和创新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同步，并且离不开对创新事物的追踪研究。因特网的社会管理，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传播的管理经验，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制定合理有效的因特网管理决策，离不开深入研究提供的扎实依据。学术界理应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⑴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⑵出处同上。

⑶出处同上。

⑷张西明《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第2－7页。

⑸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20－25页。

⑹杨瑞明《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管制’――电脑时代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问题》。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第41－43页。

⑺Meyrowitz,Joshua.（1985）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aperbackedition,1986）p.71.

⑻Ibid.,pp.116—117.

⑼UnitedStatesInternetCouncil&ITTA,Inc.（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TradeAssociates,Inc.）.StateoftheInternet2000.（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网址：。上网日期：2001年2月10日。）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面对如此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西方各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未相继进行了被称之为“改造政府”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新公共管理”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内容。具体来说，有如下观点。

(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收取税金和提供服务，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这样公众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将会建立起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三)政府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传统的官僚制使基层人员缺自主权，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而“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相比，授权或分权有许多优点: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精神，而机构成员有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效率。

(四)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弓玫率分析、目标管理等。同时，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使决策与执行分开，并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等等。”这样，经过民营化或半民营化的公共部门公众有亲密接触机会，了解公众之所需的公共服务部门，它们了解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五)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应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引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引人竞争机智，从而提高服务公共的质量和效率。

(六)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刻板执行法律规范，轻视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订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使行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求公务员完全保持政治中立是不现实的。因此，“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这样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比较

“新公共管理”源自于西方，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同样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新公共管理的很多新观点新经验也是中国急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在在中国存活，需要通过理性分析中国与西方政府改革的背景，才能作出判断。

(一)中西方国家政府改羊背景的相似点

1理论背景相似点

当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都是在传统官僚制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引发的。

20世纪最后30年，官僚制受到广泛质疑，它们在行政人格问题、价值规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缺乏导致了传统理论无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与政府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官僚制是中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如何改革传统官僚制也是中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2.政治和经济背景相似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引发的，其突出表现在:

(1)当代中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问题，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重要原因。

(2)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变得灵活、高效、透明成为可能。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均迫使政府的改革必须真正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不同点

1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扎实、体制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成长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新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即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正如E·S·萨瓦斯所说:“福利国家(公共部门大于市场部门的国家)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日渐衰弱。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和其他‘福利’构成要素的供需条件。消费者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及其他物品和其他物品和服务的支持能力日益提高，他们对这些服务的需要超出了政府的提供能力。这正是私人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提供的东西。”

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与此同时政府还担负着培育市场的任务。对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必定需要政府的管制，如果政府一味“退出”，不根据现实国情盲目放松管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

2.与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相比较，我国的法制有待完善，法治社会的建成还待时日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中这种目标重绩效轻规制的方式所以能成功并获益良多，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法治环境相对完善。政府改革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的权威无处不在，就减少了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的几率。

我国尚处于法制不健全，法律供给不足的时期。行政法律规制不完善，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力度不够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于我们行政管理活动中。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任务是健全法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套用“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

3.西方国家的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优于我国

因为民营化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具有承接政府所分散出的职能的作用，所以它在政府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在西方国家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历史较长，组织体系完善、数量充足、管理水平很高。因此，政府放权建政以后，被“民营化”的管理职能不仅没有旁落，反而加强了。

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公共管理事务一概由政府承办，民营化组织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民营化组织有所发展，但是数量、专业水平、内部管理各方面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同组织。如果中国政府改革将大量公共管理职能迅速而全面地分离出去，社会就可能因找不到合适的承接主体而产生混乱。

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且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公务员整体素质来看，我国的官僚制还不足。例如，分工不明、专业人才匾乏、行政人员轻视法律与规范、行政活动中的人格化特征明显、行政腐败严重等等。因此，照办照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会抹杀现阶段官僚制对我国的积极影响，并造成新一次的行政管理改革的失败。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我国的改革又有自己的特殊背景，所以在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不能在我国照搬照抄。因此，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有如下启示:

(一)依据国情，建构官燎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行政模式

官僚制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已有百年历史。刻板僵化的官僚制已经无法应对信息传递迅速，竞争激烈的后工业化时代。新公共管理不但灵活，而且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这种模式有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消除官僚制的弊端。

尽管如此，官僚制还在历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也承认这点事实，如D·奥斯本所说:“它(官僚制)解决了人民希望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保障，它保障了社会稳定，这在经济大萧条以后是至关重要的，它提供了工作。可以说，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就是建立官僚制。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条件，而官僚制强调政令统一，管理法制化，分工专业化能满足我国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官僚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官僚制，在提倡掌舵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必须添加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工业发展相适应的，以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转换观念，切实转变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社会事物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应起到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职能已经落后。因此，行政职能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依据要及时调整。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服务”而不是“管制”。

据此，我国的行政职能的转变重点在于:(1)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性质和内容的转变，即变政府直接承担经济管理职能为间接调整职能;(2)政府职能实现的手段方式转变，即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其中又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由纵向管理为主转向横向协调为主，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指导性计划为主，由社会管制转向既实施管制又监督服务等等;(3)政府职能转变实质要求提高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增强是依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托政治民主进程，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逐步实现的。政府职能必须与政府的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只能在政府能力提高过程中逐步实现。

(三)借鉴企业管理方法，创新行政组织结构

我国在1998年之前进行了多次改革，行政机构改革是重点。由于当时我国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改革时政府职能未加转变，只是单纯的把政府权力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左右移动，致使机构改革陷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此，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组织创新的根本立足点为政府职能的分散。

“新公共管理”强调用授权或分权或签署外部契约的方式进行管理。把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引人公共管理体系中加强竞争，这样可以缩小行政机构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在成绩评估方面，“新公共管理”认为充分使用私营企业成功的手段和经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低投人高产出，通过绩效测定和评估的手段来改革行政组织模式。

针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随意性大，人员臃肿，职能划分过细、分散且重复设置的弊端，我国必须学习官僚制的成功经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依据各机构承担职能所覆盖的范围及影响面的大小，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行政责任大小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结构。同时，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方法，构建控制层次较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模式，建立网络式的组织内部联系。

(四)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加强公务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更显出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在执行时通过适当的、因地制宜的手段、方法来完成政策要求。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建设和谐社会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国家各机关、各社会团体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机关的作用非常大，国家机关合理的定位可以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反之，定位不合理将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都直接决定于国家机关公共治理和谐是否。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是国家机关治理不和谐引起的。

而在国家机关中，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尤为重要，责任更为重大。首先，国家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为国家行政机关职权最广、机构最多、工作人员最庞大。其次，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百分之八十都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此政府职能如何行使以及行使的效果如何，将直接和最终决定着“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成功与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将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现实行动,需要政府充分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发挥推动和主导作用。不管市场化和社会进步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不论政府功能与组织已具有和应具有何种变化,政府必须继续承担起引导和领导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责任,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新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社会，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利益中介人和协调员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扭转目前差距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冲突，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这就要求政府行政要有新的职能，以丰富和扩大各种形式的民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使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要求都能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及时表达，同时建立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公正的态度寻求利益关系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以此来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安定。

然而，我国旧体制下的政府机关明显的特征是：忽略了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作用和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忽略了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对政府管理行为导向性的作用；忽略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主体以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忽略了政府管理过程中公共责任机制的建设与发展。这样的政府实质上是：以官为本，缺少人性化。其结果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多样化，构建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改革的重点，也是新形势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要突出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要突出对公众负责的社会公共责任制。而这些也都意味着，政府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转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突出以下六项政府职能：

（一）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有效的公共安全机制。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人们生命的意外死亡尤其是群体意外死亡事件的发生，往往对于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具有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但我国目前社会应急及事后处理机制不健全，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还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理。一是自然灾害频发。二是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突出，应对经验不足。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爆发，暴露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处理上的很多不足。三是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2005年2月云南非法煤矿瓦斯爆炸导致27人死亡；正月初六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矿难，214人死亡；2005年11月13日吉化爆炸造成的大面积水污染。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不正为我国的公共安全机制敲警钟吗？如何预防和处理社会突发事件，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及社会的稳定发展。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建立高效信息传递机制，提高及时获取、准确分析信息的能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的应急机制，提高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本领。

（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具体来说：

1、要健全各种相关的保障制度。对由于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而陷于贫困需要国家倾斜分配利益的人，安排好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尤其要重视低收入者和城市困难职工的救助和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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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弱势群体中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群，如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妓女等，在他们的生命遭遇威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

3、切实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当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获得司法救济。

（三）转变执法观念，积极行使职权。

现代社会中政府要扮演“守夜人”角色，这指的是政府权力的有限原则，否定了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怠于行使甚至不行使职权。相反现代社会更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在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内积极行使职权、行使好职权。现在一些地方一些政府部门缺乏责任感，推卸了本属自己的责任，导致社会上凸现了很多问题。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中，当地工商执法部门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地步。政府整天强调要保护农民工权益，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农民工为了等待自己的血汗钱而不能回家？更有甚者因讨要工钱遭到雇主殴打。我们不妨问一下当地的劳动执法部门工作到位了吗？我们说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提倡公民要讲诚信，那么政府是不是也要讲诚信呢？我觉得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四）积极探索执法方式，建立一种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

任何社会冲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就是社会冲突矛盾的不断解决过程，和谐社会并不是不产生和不存在矛盾，而是存在一种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在这一体制中，政府要特别注意的是：

1、健全调节机制，使矛盾解决在基层和最初阶段。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将大部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解决在基层。

2、提高公安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防范恐怖事件发生。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上升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虽然我国社会治安良好、秩序稳定，但也不应忽视恐怖主义的存在。对一些重特大刑事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要坚决严厉的予以打击。

3、完善政府的信访机制，真正做到倾听民声民意。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引导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手段表达利益要求，同时清除群众上访中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使得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及时准确地传达上去，真正发挥信访的作用。

（五）落实好政务公开，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开性和公民参与度。

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公开透明。公民的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也是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的基础。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的责任。只有增强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开性,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滥用，使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互信关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六）健全和完善公务员考录和培训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的具体实施者，他们自身素质的高低对行政权运行的良好与否至关重要，同样，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政府公务员整体素质还有许多不适应的问题。要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就要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落实考核、录用和培训制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新陈代谢机制。要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调整和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新形势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是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总理在论及政府职能时曾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为人民服务。”只有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才能打破体制性障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2]张楠.《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出自《理论界》，2005年12期。

[3]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3月21日第277期。

[4]刘春、王军主编《公共政策概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

[5]邓伟志.《论“和谐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1月3日第268期。

[6]郑秉文.《构建和谐社会应注意的10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2月16日。

TransformationofGovernmentalFunctionsinHarmoniousSociety

ZhaoYong-gang

(SchoolofHumanities&Law,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004,China)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的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的新思路。

任何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将会引起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体制的外在形式的变革——政府机构的重建；二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权力的重组和增减。可见，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前提和基础。从本质上讲，这是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

政府职能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依然顽固地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转变职能，是各级政府做好本职工作，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1.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属于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职能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

2.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职能是机构设置的前提，决定机构；机构是职能的载体，体现职能；政府的职能是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的，只转变职能而不改革机构，职能也不可能真正转变。因为旧的机构存在一天，就要继续行使其职能，所以转变职能必须相应地改革机构。而机构的改革又必须根据职能来确定，如果职能尚未确定，管理方法也未改变，精简以后的机构还会再度恢复和膨胀。因此，只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才能为机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机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职能发生了极大的转化，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又没管好，这样就不仅要靠增设机构来完成日益繁杂的工作，使机构越设越多，而且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将要消失、有的将要转移、有的将要加强，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法都要发生变化，由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物资逐渐转到通过计划的和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

方面来。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4.转变职能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必然。政府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适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外，还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行政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自身的客观规律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实际上是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转变职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提出要改变政府职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结果来看，离和谐社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现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会需要而其自

身管不了或无人管的社会公共事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事务则由他们根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自主处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些事务不该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除上级明文规定不管的事务外，所有社会事务都要管，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不会出现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留恋权力。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留恋使市场机制难起推动作用。因为这种权力可以给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带来利益，失去这些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场同权力竞争，结果是力不从心，权力通常占据上风，致使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样，影响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产生腐败。

3.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不健全。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社会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务必须由政府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功能越齐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区，因社会自身功能不全，严重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在落后地区还必须由政府统管起来，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

4.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民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时展和社会的要求。一是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担心职能转变会引起负面影响。二是对政府职能只有大致了解，对本层级、本区域、本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缺乏科学的认识、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职权应归还社会，哪些职能应得到加强。三是等

待观望，不敢创新。虽然他们也赞成转变政府职能，但行动上却等待观望，希望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愿主动探索。四是胸无大局，思考问题往往从小集团、或个人私利出发，对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五是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方式粗暴。凡此种种都说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适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路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环境，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着重实现以下三种转型：

1.实现“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转变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效能指的是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指管理结果，而效率则是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既定的目标。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用重管理过程的效率理念来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关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过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严重，极少关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资源浪费以及效能低下等问题，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要求在评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应摒弃传统的效率观念，树立成本——效能的意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和效能型现代政府理念对接，并使对接成本最小化，实现对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无所不包，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没有形成科学的现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会。政府的一部分职责是维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会的目地。政府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政府从属于社会，政府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存在而产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政府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政府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相反，政府应由社会所决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因此，在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政府无能为力或不应涉足的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的作用，摒弃政府“万能”理念，树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的理念对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的影响极深。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理念虽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是在市场本位、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加入的WTO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以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为国际贸易有序化运行服务的国际经济调控组织。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摒弃管制观念，变管制和指令为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须尽快实现政府的服务角色从“统治”的管理走

向“服务”的管理。政府要从统治者的身份逐步转变为社会的服务者，从“以统治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职能围绕公民、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展开。要使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就必须严格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解过去的“全能”框架，同时，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让社会承担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只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行为转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各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新形式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云川.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河北日报，2008.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