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综合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12:27:37

社会科学综合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1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通过加快固定资产投入,大力发展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确保市在全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综合评价中争先进位。

二、工作安排

1.建立指标体系

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责任单位,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共设置经济指标、社会指标、质量指标三大类27项指标(见附件1)。

2.建立指标考核机制

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体系中确立17项考核指标(见附件2)。市政府以下达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考核指标年度计划方式,确定考核指标年度完成目标,年末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通报。对于

未纳入考核的指标,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做好指标监测、预测工作。

3.成立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任常务副组长,各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指标体系涉及到的市发展改革局、统计局、财政局、服务业局、经信局、商务局(外经贸)、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环保局、规划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人社局、农发局、公安局等部门和单位的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考核工作的全面组织、协调、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考核指标年度计划下达,以及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涉及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协调解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局局长兼办公室主任,市统计局局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按照指标体系收集相关数据资料,认真审核后及时报送领导小组。采取季调度或年调度的方式,了解工作进度,掌握工作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查摆不足,制定整改措施。

三、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指标考核工作的重要性,指派专人负责采集资料、审核源头数据、汇总基层报表及数据上报工作,确保统计数据及时收集上

报。

2.统一指标统计口径。各项指标数据的采用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准,凡统计部门不具体掌握的数据,由各责任单位按季度统计。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执行统计制度规定的指标统计口径、范围及

计算方法,注意指标间平衡关系、逻辑关系,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3.做好指标监测、预测,及时掌握其他县(市)相关信息。各责任单位要做好指标的监测、预测工作,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衔接,适时了解周边地区及省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排名靠前县市的指标情况

,为市政府正确决策提供足够的信息。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2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公务员之家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3

1.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爱丁堡宣言”明确提出今后的医学教育不要只满足培养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的医生,而是要把医生训练成为病人的倾听者、观察者、交流伙伴和医术精湛的医者。我国教育部在“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明确指出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应该高度支持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要专门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其发展。同时中医药院校要制定教学计划,开设与中医学学科相关人文社科课程,努力实现各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中医药学科的发展。新时期背景下,民族素质、民族的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综合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高等中医药院校负有向社会培养输送高级医学人才的重要职责,医学教育要打破传统思路,适应新时期下社会对医学生培养模式需求,将传统模式变革为以素质教育为重点的现代模式,培养医学生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适应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世界医学模式正在经历从生物学传统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现代模式的转变。现代社会医学模式把人视为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生物、心理和社会的视角来考察个体的健康状况。倘若我们只是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考察人生病的缘由、发展以及变化状况,就难以了解掌握病情的动态发展过程。一个优秀的医生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仅是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且也因为其能从心理、社会、生物等视角来考察分析病人的情况,而这些高素质都需在医药院校加以培养。中医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服务,中医药学科则是涵盖了生命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的综合学科,中医药院校承载着传承中医药学科技术及中医药文化的大任,所以加强中医药院校医学人才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势在必行。

3.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中医药学科发展的需要

中医药学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它将治病救人有机结合,德术并重,显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美结合。自古以来,中医药文化就已经融入到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帝王将相,走卒贩奴,皆能知医识药,中医药文化因此世代传承,经久不衰。若离开传统人文科学的熏陶,中医药行业人员只是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等技术方法,终难成大器。中医药学科何去何从,终由何样的人才来推动所决定。所以,在中医药院校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不仅仅是着眼于当下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而是切实关系中医药学科未来之走向。

二、新时期中医药院校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现状及原因

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借乘时下中医药文化振兴之东风,主动融入中医药院校学科教育,作出更大成绩,这才是当下人文社科教育发展的关键。目前大部分中医药院校都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关学科,负责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医学和人文交叉学科建设在不断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却不容忽视,不容回避。如,有的中医药院校高层管理者对于发展人文社科教育没有充分重视;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科教育缺乏特色,趋同发展,流于形式等等。可见,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之现状确有让人堪忧之处,并且实践中仍存有诸多制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的具体因素。

1.凸显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原则束缚了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

突出中医药特色的优势初衷虽好,但实践中往往许多中医药院校陷入只向中医学科倾斜教育资源而忽略其他学科发展的窘境中,人文社会科学必然成为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学科。此外,虽然许多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两个原则是医学与人文并重、基础与临床结合,但为突出中医药特色而增加中医药课程的设置比重,导致这些院校人文轻,中医重;专业课程繁冗,学生不堪重负;人文课程数量有限、质量有待提高。在以往实践中,大多数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课程内容缺乏中医特色、实效性和针对性,也使得人文科学与中医学实践脱节,教育效果差强人意。

2.学科建设中的“为”与“不为”的原则制约着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

中医药专业是中医药院校的核心专业之一,常被学校当作优势专业争取国家和地方资源投入的重量级砝码,所以进行学科建设时,中医药学科建设往往首先得到积极回应,学校常常积极解决诸如人才引进、资金投入、硬件设施配备、图书设备采购等要求。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经常属于“选择性作为或者零作为”的领域,这些其实极大限制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

3.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制约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

绝大多数中医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尚未形成医学人文社科教育的多级学科体系,很多还只是单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甚而简单地用政治理论课代替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这往往使得医学生知识广度狭小,专业深度不够,道德意识淡薄,创新精神匮乏。另外教学形式的单一、方法的落后、考核评价体系滞后等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科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师资稳定以及优秀人才引进,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自然很难“更上一层楼”。

三、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发展建议

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非朝夕之功,只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敢于实践,中医药院校就有能力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1.促使观念更新,提高对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中医药院校的管理层应该摒除以下几种观念:①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干扰了中医药特色和优势。②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培养现代中医医药人才作用不大。③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就是只要把政治理论课上好就行。④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为中医药学科服务,处于从属地位。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教育,既是传授医学知识,又是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既有普通专业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特征。所以,要把思想意识提升到人才素质的培养上来,要从培养新型的中医药人才上看待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医药院校发展的重要意义。

2.突破建设重点,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医药院校可以采取重点突破,以特色求发展,选择性地建立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交叉性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创设较多的综合性课程,培养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在管理模式建设方面,中医药院校可对人文学科与中医药学科进行整合创新模式管理,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塑造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现代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精神。

3.重视校风建设,培养人文社科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加强校风建设,优化校园文化,对于培育中医药院校良好的育人环境、提升院校新时期的竞争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从校训校歌的确定、校园媒体文化的宣传、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的举办到学校景观的布局、道路建筑物的命名、寝室教室文化的营造以及学生就餐环境文化的设计等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融入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理念。另外,鼓励广大教职工利用自身专业人文社科资源对学生进行人文社科教育,使人文社科素质的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工作、实习全面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医学伦理修养和职业道德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4.改进课程教学,构筑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新模式

新时期中医药院校还应该积极在教学形式、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方面有所创新,努力提高人文社科教学质量。

(1)教学形式注重多元化

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属于跨领域教学,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组建专门教学小组,成员可从各学科专业人才选调,小组成员以协作教学的形式,融合医学与文、史、哲等学科,展开灵活多样的教学。譬如老师可以安排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分角色进行情景剧表演;也可以给出课程设置安排,让学生自行选择课程、系列讲座;还可以采用实践式教学,使学生通过实地感受中医药院校人文教育。

(2)教学目标注重能力的培养

中医院校应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这便要求学生参加工作行医后不但医术要精湛,而且道德、意志力、心理素质等也要良好。另外,他们还必须坚持终生学习,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正确思辨、有效沟通协作。所以中医药院校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对于提升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质量也极为重要。

(3)教学内容注重现实性、系统性和连贯性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4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于1997年提出开发设想,1998年作为南京大学重大项目正式立项,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其宗旨在于为科研管理提供参考、服务学术。这个项目首次在国内构建了CSSCI引文数据库,并推出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CSSCI的期刊覆盖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其中,经济学期刊数占比最大。在评价方法上,CSSCI按照文献计量学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从而选出影响力大、发展潜力强、编辑规范的作为其来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经过(1998~2015年)18年数据影响力十分广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将CSSCI数据作为评估人才、项目完成情况、评奖的重要指标。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对国内期刊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进行鉴定的,其目的是优化图书馆的馆藏、为读者提供导读服务。北大核心学科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是对期刊进行登记划分,评定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大学图书馆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在定量评价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对期刊进行综合性的评价,1992年开发之初采用的是载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标,发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个指标,新增系统收录、Web下载量等指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运用指标定量评审的同时,北大核心的评审建立了专家评审机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仅是图书情报部门购买储藏期刊的参考,同时也为高校职称评定和学术走向提供了引导,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社科院核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根据各界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实际需求,确定了核心期刊484种,牵头完成的评价报告。该评价较为注重被学科论文引用,期刊的整体评价会以期刊的整体被引用即学科被引用程度为评价导向,在具体评价指标的设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等指标来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学科共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其中,收录的刊物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类似《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类期刊,另一类是知名度高、具有较高地位的报纸理论版和核心期刊的转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资料等,第三类是指其他途径获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总的来说,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为主要导向,同时注重核心期刊的学理性和原创性,评选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体现了评价的自身特点。

4.《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RCCSE期刊评价报告》是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评价报告,之后每1~2年都会一期,到目前为止共4期。《RCCSE期刊评价报告》从学术期刊的信息征集、评价对象筛定、学科分类、评价指标和权重研究着手,以定量的方式计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级,采用6个评价指标,分别为即年下载率、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专家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以计算机系统设计出一套专家—学者—办刊人共同参与的定性调查,这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最终随着系统的运行自动生成期刊评价结果,产生期刊排序、分级报告等。《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其不断的评价过程中对支撑其评价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征集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不断优化,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使评价更加便利化和精准化。

5.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特点

国内期刊评价发展至今,被赋予强大的评价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评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一般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导致学者们很难用某几项定量指标对其进行很准确的评价,专家们进行定性的评价将对定量评价起到弥补的作用,将一些无法定量处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趋势发展。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在对期刊进行评价时需要确定某一主题或导向进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其应用范围更广,它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构建管理体系提供管理咨询、为激励员工提供举措,为人类自我认识做出共享等。因为应用范围广泛,若不对评价确定导向,将导致评价因素过多,无法识别重点,最终无法形成报告,因此,在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时,对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中高校的参与度远高于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员,而自然科学可能存在更多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团体进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过程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帮助。

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发展上面临瓶颈,陷入困局。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期刊评价主体官方背景较为浓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担项目的形式较多,而欧美部分学术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场机制,由企业进行期刊评价且进行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当前我国的行政权力机构掌握了大多数学术资源,而他们的分配依据也大多来自排名数据,环环相扣,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现有的评价主体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这也使得期刊评价本身难以具有公正的独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录的期刊评价研究论文为例,受到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有139篇,占比接近总数的1/3。事实上,期刊服务的主体应当是学术界的用户而不是行政机构,现实未免本末倒置。虽然有关行政部门的评价服务必不可少,但还应以服务基层学术圈为主。二是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还是采取收录论文、对期刊评级等方式,对于论文、期刊等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评价的附加值不高,相关产品较少。例如汤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报告外,还有技术预测、人才推荐、促进相关领域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既可以开拓自身产业链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又能从多视角多层次给期刊编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国内期刊评价最终给出的数据统计和排名,信息量单一,难以给期刊编辑提供更多有效的相关信息。三是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审评过程。大部分评价方式仍以德尔菲法进行固定权重的设置进行评价,期刊评价重复度较高,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备。衡量指标也多以被引次数为指标,对于非引文类的影响力缺乏准确的测量方式。2004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418种,其中自引率超过50%以上的期刊有27种,30%以上的有94种。CSSCI选刊曾一度弃用被引数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这一指标。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种期刊自引率超过30%。期刊评价时单纯使用影响因子选刊还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较多的期刊占据劣势(计算影响因子时的分母变大)。这种简单的期刊评价方式同时变相激励了部分期刊和机构采取不端行为刷高影响因子。例如,通过互引联盟刷高双方期刊的被引次数,一些高校甚至强行要求师生在发文中必须引用学报内容。定量评价虽然缺点明显,但如果单独使用定性评价则更难以让人信服。个人对信息的了解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专家评审也难免有失偏颇。四是评价结果缺乏针对性,较少根据期刊类别、科目的不同对其进行分行业、分学科的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在面对重点高校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企业研发人员等不同受众也缺乏更具针对性、层次性的评价。虽然近年来也产生了分目核心评价体系,但各个评价系统之间盘根错节、自我标榜,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难以作为权威评价参考。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5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关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与之相适应。新时期的民族院校,应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及时调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实现民族高等教育的新突破。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年,全国13所民族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有6845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867人;各种课题立项2740项,经费3362万元;出版专著397部,58884篇;获省部级奖项87项。数据表明,我国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为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受地域、历史、经费等因素的制约,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期待解决;同时,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民族团结,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需要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以应对挑战。

与高水平大学相比,民族院校核心竞争力不强,在争取部级项目、奖项方面整体实力较弱。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民族院校中标很少;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民族院校获奖甚少。民族院校重要科研项目和重要成果偏少,难以支撑顶尖的学科,制约着学科水平的提升。在近期公布的教育部第二届社会科学委员会139名成员中,民族院校仅有2名。此外,科研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科研组织化程度不高、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等“硬件”缺陷,也使民族院校在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显得力不从心。全国13所民族院校中,目前只有中央民族大学被纳入211、985建设规划,也只有中央民族大学拥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些都迫切需要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找到创新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好的解答。

打造特色学科是创新的突破口。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霖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的。”中南民族大学的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民族学,曾为国家识别与确定毛南、仫佬、土家、京等民族成份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湖南、湖北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提供了建制依据;同时也带动了学校法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特色学科的形成。在“大民族学”的格局下,中南民大颇具特色和上水平的学科群正在形成。

建构学术团队是创新的关键。近几年,民族院校相继开展了大力引进、培养人才的工作,但是单兵作战、孤军深入、一人一个山头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难以开展前沿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究,难以产生标志性成果。面对新趋势,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建学术团队,协同攻关,学科互补,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选择。

学科交叉综合是创新的方法。目前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向是跨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既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由此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当前,尤其要提倡文理学科的交叉渗透,推动跨学校、跨地区、跨系统的联合,发挥集成优势;要淡化传统的学科观念,促进学科的交叉综合,取得更多的创新型研究成果。

在传承中发展是创新的基础。早在1954年,中南民族大学就组织力量对海南22个黎族村点进行过规模较大的综合考察,结集为《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至今仍是黎学、黎族研究的宝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学校在传承中发展,深入民族地区,整理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民族史、民族学等资料,填补了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新世纪,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院校要在发展中创新,选择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开展民族工作调研,为国家民委、地方党委、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就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院校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仍然较大,应用型、对策性的研究不足。以20*年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经费投入比例看,在3362.7万元经费中,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经费不到三分之一。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6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期刊发展/编辑思想/学术生态环境/期刊高层论坛

【正文】

2005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术期刊的总编辑和主编们济济一堂,围绕“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的主题,就“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情况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第五届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举行之时,正值《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迎来创刊25周年庆典。与会代表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表示热烈祝贺!

2005年10月26日上午,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开幕式暨《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高层论坛的全体代表和江西省期刊出版界、学术界、社科界、高校的领导与来宾130多人参加盛会。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发来贺信,副省长孙刚参加了高层论坛开幕式和刊物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教授,省社科院、社联党组书记、省社联主席尹世洪研究员,省社科院、社联党组副书记、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教授,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池红编审参加开幕式与庆典。省社科院、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主持会议。

孙刚同志代表江西省政府向论坛的召开,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他指出: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自2001年起举办以来,在全国学术期刊界和学术界影响广泛,在引导学术期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促进了学术期刊自身的建设。《江西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展示我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窗口。25年来,《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坚持以“传承学术,创新理论”为己任,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众多的荣誉。在创刊25周年之际,希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强烈的使命感,谱写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辉煌的新篇章!

会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傅修延教授首先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政司何健同志也随后致辞,对高层论坛的举办和《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贺信、贺词。

二、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是本届论坛最热门的话题。编辑思想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它决定了刊物的总体面貌和风格,也是综合类期刊拓展发展空间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在本届论坛上首先做了《努力拓展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空间》的主题发言。她对论坛五年来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她说: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从第一届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第二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事业”,第三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第四届的“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到本届的“编辑思想的凸现与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经历了一个论坛主题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学术期刊不仅在自身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因对自身角色意识的自觉而对学术活动的参与也更加积极主动。五年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论坛设立的建设性意义。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正以它更加自觉的角色意识、更加积极的参与姿态活跃在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它对繁荣学术事业的推动作用已经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如何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秦毅认为:综合类学术期刊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中占有很大比例,已经成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形式。就科学研究的一般需要而言,对综合类期刊的需要并不会太大,所以在其他国家综合类学术期刊比较少。但是,在我们国家,综合类期刊不仅存在,而且还日益繁荣,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

综合类学术期刊不容易办,这是业界人人都知道的,困难来自方方面面,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它的定位。首先是它的学科定位;其次是它的读者定位;还有它的市场定位。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综合类学术期刊出路何在?在未来的发展中,学术期刊应该以专业化为主要方向。现有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将逐步分化,一部分将逐渐走向专业化,成为真正的专业期刊;或者依然保持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架构,内容上突出本刊的传统优势学科或专业领域,甚至某一专门问题,成为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向这一方向发展。另一部分或许会走向另一种专业化:专门刊登跨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类学术期刊。这是一条更具探索性的创新之路,也会是一条需要更大投入、更加艰辛的办刊之路。

当然,对于多数在目前的格局下已经取得一定学术地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综合类学术期刊,比如地方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大部分学术期刊而言,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反而是不确定的。大局上维持现状,局部适当吸收变动的积极因素,小步调整,稳中求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所提出的,需要有明确的、差别化的编辑思想,以使我们的刊物特色更为突出,风格更为独特,以此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柯锦华认为:学术期刊功能的正常发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有高学术水准文章,二是要有选出好文章的机制。前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术界的整体研究水平,第二个问题取决于相对完善的审稿制度和编辑的学术眼光。具体地说,首先,学术期刊应当严格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反对把学术创新简单化、庸俗化。离开了学术的有效积累和批判继承,学术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学术期刊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迷失在那些用所谓新观点、新方法造成的假象中,不能给浮躁之风推波助澜。其次,不要把“问题意识”当作一个口号,不要以为多喊几遍口号就真的会发现问题。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重要的是将自觉的问题意识贯穿在多年如一日认真严肃冷静的思考钻研中,这样才能有一种理论敏感性,才有可能对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在对学术发展的脉络的把握中捕捉到有价值的问题。再次,自律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来说尤为重要,应强化学术责任意识,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关于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马自力的思路是:以编辑思想的坚守和凸显定位刊物的风格和品位,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和期刊界的合作壮大刊物。他阐述了五点意见:(1)编辑思想或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深度介入、与作者交流互动、平等对话;或者以问题为导向,在学术层面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或者依托组织会议,通过会议主旨体现编辑思想,形成研究热点。(2)综合类学术刊物的编辑思想应以综合性为追求目标,力求在选题的思想性、当代意识、问题意识和跨学科的长时段研究上体现编辑含量,从而有别于专业刊物。这应该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立足于学术界的根本所在。(3)以编辑思想和学术品位的坚守、凸显,影响或引导学术发展,拓展学术空间,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刊物风格。(4)刊物形成品牌后的效应——学术发展的风向标。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如组织学术论坛、专题研讨会,发挥在学界的影响,起到学术发展风向标的作用。(5)学术刊物之间存在竞争,但在目前的大背景之下,更应强调刊物之间的相互合作,要认真研究、广泛认同并积极倡导一种真正符合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学术规范,而不是去迎合、屈就那些违背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西化的、不符合审美原则和影响论文阅读效应的某些“规范”。

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责任,《学术界》主编袁玉立认为:编辑思想中,核心是价值观,即我们揭示和解决什么样的人文社会问题才是有意义的,从而决定我们在编辑的操作层面如何去组织、选择、加工和淘汰稿件,把我们理解的最具有人文社会主义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社会。一个具有编辑思想的称职的编辑,尤其是主编,他应当通过自己的编辑、编纂、策划和最终产品,至少要对下列四个问题做出符合事实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回答:(1)学术期刊的角色、责任和使命;(2)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真理(善或美)的关系;(3)对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态度;(4)对于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的理解。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推进人们对于中国人文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解决。编纂思想是对编辑的学术思想的应用。编辑责任,既是健康的编辑思想的组成,也是编辑思想演化的结果,需要引导思潮,选择原创,评价优劣,扶持新人。

《人文杂志》总编辑杨明丽研究员也就怎样开拓学术刊物的发展空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1)学术期刊发展的思想和知识空间。首先,要求期刊的编辑者在办刊方针上有足够的开放性。其次,学术期刊的编辑应该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勇气。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践自由,探寻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新领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引。(2)学术期刊生存的市场空间。虽然说学术期刊是一种非营利的事业而非企业,但是,学术期刊要生存和发展,却不能离开市场。期刊面临着两个市场:学术市场和经营市场。怎样开拓刊物的经营市场,必须结合各刊自己的情况,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结合了刊物转型的可能性,其实有可能寻找到传媒市场的战略投资者,走一种市场化运作的道路。

“学术期刊不应忽视来自网络的竞争”,《湖北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唐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相比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作者的写作心态不同。鉴于目前的学术考评机制,社科工作者在每年或一个时间段对都有一定的数量要求。这就使作者在给学术期刊投稿时,经常是为考评而写,很多文章无论是结论还是研究角度、论证材料,都谈不上新意,不具创新性。而网上论文的作者,从写作动机上没有或很少世俗的功利性,往往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因而创新性经常较杂志文章强。其次是文风不同。写作动机不同,导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文风大不相同。前者往往语言简单明了,直达其意,中心突出,观点明确,可读性强。后者的许多文章却囿于程式化,“八股”气息浓,可读性差。最后,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强弱不同。网上论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具有实时性,这是期刊不可比拟的。除了这三点之外,网络论文与期刊论文在时效性、选题自由度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必须借鉴、学习网上论文的优点,增强学术活跃程度,学术期刊才能牢固占据学术前沿地位。

大学综合类社科学报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类学报与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的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刘曙光结合自身的办刊情况,就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报风格的形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期刊风格有不可选择性方面,也有可选择性方面。期刊风格的决定性方面或不可选择性方面,包括期刊的办刊宗旨、办刊方针、学科定位、读者对象定位、市场定位,等等。这些东西是期刊风格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形成一个刊物的风格的基础性东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而期刊风格的选择性方面或非决定性方面,即期刊的主体特征,是期刊编辑努力可以改变的方面,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面。通过编辑的自觉追求,可以使刊物的个性(或者说特色、风格)更加鲜明。没有编辑思想的“自觉”,就谈不上刊物的风格。综合性社科学报应当贯穿主编的总体构思;立足于本校,突出地域特色、学科优势和历史传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整合资源,把学报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原则。

虽然对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大多认为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有不同意见。《甘肃社会科学》编审胡政平则就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谈了看法。他说:根据我国目前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综合类学术期刊应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由有三:(1)由现行体制决定了中国学术期刊是以单位办刊为主,而不是以学术团体等机构办刊为主,单位的综合性又决定了每个单位要有一种或几种综合类学术刊物。(2)提倡学术期刊专业化不现实。试想全国高等院校的每个院系和社科院研究院所都创办专业类学术期刊,会出现诸多问题,如:期刊总体质量不能够保证;每个专业学科期刊难免有“众刊一面”现象;高质量的专业性稿源也成问题。(3)创办综合类学术期刊是社会和学界的需要。我国的学科发展和学人发展非常迅速,按现行体制下各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专业类学术期刊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相对而言,综合类学术期刊则承载了大量学术成果推出的功能。当然,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劣势还是存在的,应当树立忧患意识,正视问题,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突出办刊特色等办法逐步解决。只有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是大有前途的,主流地位会越来越稳固。

[page_break]三、关于“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讨论大体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是对学术生态环境的认识;二是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学术期刊的使命;三是如何优化学术生态环境。

《云南社会科学》副主编范祖锖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按照政治家的说法,学术界还有杂音,即与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不协调的声音。学者们应重视政治家的警示,坚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从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来思考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必须减少消除那些干扰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杂音。然而,学术生态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应由学术界自身做检讨,即学术界有不少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行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出现的弊端有关。问题的关键是学术界对这些弊端的根源、表现、危害要有深刻的认识,并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进行治理,使中国的学术生态不断得到优化。在优化学术生态的过程中,学术期刊负有重大使命。学术期刊应在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包括政治方向、学术方向、学术旨趣。

《江西社会科学》主编余悦研究员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他说:第一,什么是学术生态环境?这是首先要认识清楚的。他结合自己的办刊经历,认为:当前,学术泡沫越来越多,学术腐败越演越烈,学风越来越差。现行的学术评价规范,初衷是希望学术界越来越好,但有一些规范、考核,可能和我们的目的南辕北辙,这是指整体的学术生态环境。第二,学术期刊所面对的学术生态环境。一是政治的视域。既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又要有利于理论创新,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作为办刊人,思想上应该非常明确。二是经济的压力。办刊经费不足,影响着刊物的发展后劲。这是不是属于学术生态环境之一?值得大家来考虑。三是人情关系的处理。人情稿、关系稿、权势稿怎么办?这是和学术问题、学术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属于学术生态环境的问题。第三,学术期刊要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承担起责任,要在,引领学术,学术传播,学术积累,培养学术人才,学术规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某些学术生态环境当中的问题,并不是期刊自身能够解决的。如何营造适合学术期刊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我们的宪法、法律、法规,有关的管理部门和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宽容的、宽松的、和谐的气氛。

《社会科学研究》常务副总编张小路编审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许多学术期刊内容缺乏创新,学术含量不高,学术与宣传不分,刊发大量平庸之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术自由缺乏充分的保障。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来说,应该允许学者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进行学术创新活动,也应该允许学术期刊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发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最大束缚,从根本上保障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期刊没有后顾之忧地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除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外,当前对学术自由的束缚大量的还来自审批学术、规划学术和数量学术等的影响,因为这些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和潜心治学的自由,迫使他们穷于接课题、凑数量、多发表。同时,一些学者对学术之外各种功利指标的过于迎合甚至主动追求,则损害了学者自身对学术自由价值的自觉和守护。这些都使得学术创新失去了依托,致使大量假成果、快餐成果、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得以面世。对这种现状,我们学术期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术期刊只有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追求,严格要求编辑同仁努力从才学识诸方面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推出一篇篇学术精品,才有条件担负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为了促进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研究》副主编陶原珂博士对国外社科英文学术期刊的综合类型进行了分析。他说:从随机考察的目前国外社会科学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的情况看来,其内容呈现形式的综合性可以分为各种类型。如由于一个期刊涵盖多个学科,涵盖的方式可以是不同学科文章的拼合,可以是不同学科知识交叉的文章构成杂志的学科交叉综合,可以是非学科栏目拼合形成的学科模糊综合,可以是侧重于编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论文而构成“问题综合”,也可以是围绕某些话题编发有关文章而形成的话题综合,等等。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综合型优势、研究的侧重点、切入问题的不同方式等不同特点,以适应学界、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四、如何认清“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是本届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人员对于论坛的创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其应有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对于进一步办好论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浙江学刊》常务副总编任宜敏研究员认为,这实质上与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学术期刊本身所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密不可分。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审视,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应该是向学术性转换,超出单纯的、狭隘的编辑业务,承担起自觉引导中国学术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把握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推动学术创新、尤其是学术范式创新的使命。每一期论坛,都应不断向学术研究的纵深延伸。例如,梳理、提出学术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真问题的梳理,来分析学术研究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再有的放矢地讨论我们期刊应该怎样介入这些问题。

《北方论丛》常务副主编张晓校则说: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是全方位的。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平台”功能外,还不应忽视导向功能,或者说应强化导向意识。论坛汇集了国内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主力部队”,构成了强势群体,通过论坛交流信息、经验是必要的,但如何提升总体实力,发挥群体优势,加大对某些前沿问题的追踪力度,引导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则应成为论坛活动的核心内容。论坛的导向促进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在强调论坛导向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强调导向意识的具体化,体现清晰的学术研究指向,使论坛期刊成员有路可循,使期刊界一贯倡导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得以体现。

《东岳论丛》主编路士勋认为:论坛的角色是指论坛在指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特殊功能而起到引领方向,探讨学术前沿问题,总结经验,办好刊物的作用。论坛的角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论坛在期刊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指各期刊在论坛中所发挥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其引导功能主要是:及时提出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把论坛的议题和学术研究、期刊的发展联系起来,切实为期刊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利用论坛所提供的机会,吸引有关专家和学者,开展学术讨论,加大论坛的信息量;利用论坛这一组织形式,开展与相关组织的谈判和协作,切实保护期刊的合法权益。

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论坛,《广东社会科学》社长、总编辑刘泽生研究员认为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工作:(1)有必要进一步策划,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办出“论坛”的特色和品位,办出“论坛”的影响和权威,将会在学术研究和期刊发展上产生良好的互动,充分发挥出它的引导功能,而不仅仅是开个会而已。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阵地,对“论坛”进行必要的自我包装和自我宣传。(2)策划好每期论坛的主题,尽快解决或者说趋向于解决一些问题,尽管其中可能会涉及其他的诸如经济利益等等的矛盾。积少成多,逐步形成影响,品牌效应就出来了,也算是“论坛”的一个贡献。(3)加强联络,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休会期间还可以策划一些与“论坛”有关的系列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起到联络、沟通、协调的作用。

《求索》杂志总编乌东峰教授认为:作为有使命意识与深刻思考的期刊人,在经营谋划上追求对推动历史与社会前行的贡献性,就会以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价值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蔚蓝天空。他还就办好论坛提出了三点建议:(1)关于格局问题。论坛从发轫到本期已是五届,如同企业生命周期一样,现在是到了需要创新的时候了。路径有两条可供思考:一是引进来,走出去。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改为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邀请港澳台期刊协会与世界先进国家期刊协会来本论坛交流信息,共谋方略。引进来,就必然会被请出去,去海外或国外开上一、二届,既壮其声色,也开阔了视域。二是开扇门,搭个桥。论坛可以适度邀请作者与学术团体代表参会,做一些编撰交流、编读交流工作。(2)关于地位问题。论坛可以申报一个“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提高本论坛的分量。(3)关于论务问题。论坛不仅要讨论规范和创新期刊自身,还要讨论规范和改进外部性环境,要思考中国学术期刊人与期刊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福利环境等问题。要把论坛的某些建议和构想提供给管理层研究,争取为期刊人与学术期刊谋划更为科学而舒展的空间。

《学习与探索》主编张云鹏提议,从下一届论坛起,我们既要关注期刊发展的理论学术问题,也应关注与期刊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解决理论学术以及相关宏观问题的同时,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微观问题,必定会给我们的期刊注入新的活力,其价值意义丝毫不亚于人们所关注宏观问题。

五、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近些年来,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长远发展来看,综合类学术期刊如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营模式,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要方面。

《江海学刊》常务副总编韩璞庚研究员以“市场化挑战与中国人文社科理论期刊”为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认为:综合地看,人文社科期刊所遭遇的市场化挑战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同质化与激烈的学术市场竞争态势;市场细分的挑战;国际化的冲击;网络媒体的介入,冲击着国内纸本人文社科期刊。在市场环境下,人文社科期刊如何理性反思,应对市场化与网络化的挑战呢?第一,面对细分的市场,找准自己的定位。学术理论期刊应按照学术市场的要求,培育自己刊物独立的特色与个性,寻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第二,专题化办刊,专业化经营。突破分科文集型的编辑理念,通过开辟特色栏目或组织专题研究方式,实现专题化经营,专业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做学术市场的延伸产品。第三,应对网络化的挑战,实现纸本媒体与网络平台的结合。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要做好自己的纸本期刊,另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又要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网站或其他网络媒体形式。第四,改变传统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国家应适当放宽管理权限,创造人文社科期刊相对市场化的氛围。人文社科期刊要创新观念,实现差异化经营,探索管理体制与运作模式的创新。第五,拓展国际市场,吸收国外学术期刊的办刊经验。国内人文社科期刊要谋求与国际期刊市场的接轨,将国内最新的社科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外同行中去,同时,注意引进外资,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有效扩张和保值、增值。第六,创新办刊理念,创造刊物特色。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要确立主体理念、生态理念、原创理念,以前瞻性的态势、敏锐的目光,推出富于创新的理论学术文章,成就特色刊物。

如何谋求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中州学刊》社长李太淼认为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1)要增强学术期刊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强化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功能。(2)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围绕实践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一些深层次的、理性的学术思考。(3)作为地方性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要开辟并办好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栏目。

《社会科学战线》主编邵汉明则把自己的办刊思路和理念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所谓“一”,就是确立一个目标。所谓“二”,就是抓好两手,即刊物的质量和经济命脉。所谓“三”,就是突出三个字,一是求稳,二是求新,三是求变。所谓“四”,就是强化四个意识,一是敬业意识,二是责任意识,三是忧患意识,四是管理意识。所谓“五”,就是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三是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四是名家与新秀的关系;五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一思路和理念又可概括为:定位要准确,质量要保证,个性要鲜明,管理要科学。

“综合类学术期刊有鲜明特色就具竞争力。”怎样才能办出特色呢?《学术论坛》主编张成兴认为:第一,在栏目和学科安排上要有重点。就是说在用稿、组稿(包括稿酬支付)上向一两个学科倾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全国期刊界逐步形成优势,从而带动和提升整个期刊的水平和影响力。第二,突出学术性、理论性、思想性,其拓展的学术空间更广、更深,更富于原创性、原理性、基础性,就更有逻辑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第三,鼓励创新和学术争鸣,为之提供平台。第四,为地方决策和三个文明建设服务,这种服务必须有效。

“培育品牌栏目,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这是《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发言的重点。他说:中国的学术类综合期刊有上千种,所设栏目绝大多数都相同或相似。特色的缺乏,导致独特品质和优势的缺乏,并因此影响了综合类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而且可以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重点打造品牌栏目的途径培育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并以此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培育品牌栏目,要根据主办单位的优势和条件。首先是编辑的优势和条件。其次是地域优势,包括期刊所在地的学者优势和地域文化特色。再次,要勇于创新,通过科学地考察论证,组织创办独具优势的边缘学科栏目、问题研究栏目或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栏目。

学术期刊的选题,是与经营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江汉论坛》副主编陈金清说:制定选题计划是形成学术期刊风格的需要。就学术期刊而言,主要包括:方向性,学术性,超前性,系列性。此外,学术期刊制定选题计划还要注意均衡性、多维性、交错性。制定选题计划有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好的选题计划是编辑在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摸索,根据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制定出来,又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现实的变化,经过反复的修改、充实、完善才形成的。

对于综合期刊的经营模式问题,《福建论坛》杂志社副总编刘义圣说:核心期刊搞经营,不能搞综合经营、多种经营,而应该是搞特色经营、优势经营。要打造金饭碗,捧着金饭碗才能讨得饭吃。不能以损害期刊的公信力为代价去追名逐利,经营要以刊为本,不能本末倒置。要通过积累刊物无形资产,用无形资产来经营搞活。化整为零的经营方式:栏目经营——经营的个性化。从经营意义上说,不要把期刊当成“百货商店”对外经营,而要把它当成商店里的“专卖柜”对外经营。

《南方论丛》副研究员刘红娟则以自身刊物为例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学术期刊的定位。学术期刊的定位,应多出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树立学术精品意识。三是学术期刊要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加强对学术期刊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办刊中的重大问题。加大对学术期刊的经费和设备的投入,要作为宣传文化基金的资助重要对象,为学术期刊的良好运行和快速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有力保障。

六、关于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认识和评价,也是本届论坛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本次论坛参加者除了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人员外,还邀请了期刊评价部门和高校学报、文摘期刊的人员共同参与研讨。他们的到来,提供了大量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信息。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办公室主任马晓军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已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教学和研究机构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部姜晓辉主任说:就我国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整体来看,期刊的主办单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研究单位办的刊物一般以专业刊物为多,除了发表本单位的成果外,多数为外部稿件;大专院校的学报类刊物以综合类为多,以本校科研力量为依托,一般重点反映本校的优势学科和优秀成果;学术团体类的刊物,包括社科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办的各类学术期刊,往往是反映本系统或本行业科研成果,综合类和专业类并存。如果以统计数据(1999-2001年的200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为统计样板,表明大专院校的学报类综合性期刊占多数,是论文产出的主力军;研究单位的总体影响力不及大专院校的学报类期刊,但刊均影响力要高于学报类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主任李明霞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作为中国最大的期刊群出版单位,已走过了47年的历程,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的《复印报刊资料》有110种,覆盖了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把狠抓学术质量、提升学术品牌、实现精品战略当作自己不变的宗旨。《复印报刊资料》现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由过去的只有全文转摘和论文索引二合为一模式过渡到集年度综述、动态报道、全文转摘、论文索引和论点摘编为一体的多种形式并存于一刊的模式,扩大了刊物的信息量,增加了可读性和耐读性,更好地体现了贴近读者的原则。由单纯的复印制版改为全部重新录入排版,实现一个文本、三种载体,达到版式的整齐划一、清楚美观,同时还能校正原刊的错误,提高文字的正确率。

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主办单位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省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在论坛闭幕时作总结讲话。他说:这次论坛始终洋溢着热烈、喜气、务实、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召开的时间非常好,正逢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和《江西社会科学》创刊25周年庆典;二是主题非常好,“编辑思想的自觉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立意高远;三是形式非常好,既有专题发言,也有自由发言,还有交流与考察相结合。论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通过这次论坛,大家总结了经验,增进了了解。对今后期刊的发展、期刊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一些影响的因素,做了分析,并达成了共识。(2)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交流了思想,明确了发展方向。期刊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政治方向、学术方向,也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就是把论坛办成一个品牌。(3)探讨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大家都认为,拓展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优化学术期刊的发展环境,必须遵循和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规律、学术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7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型大学;地位;作用

所谓特色型大学,亦称行业特色型大学,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性技术人才的需要,中国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众多的行业部门管理的单科性高等学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改革和发展,这些行业部门所属的高校为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自身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了拓展,但行业特色的特点鲜明,学科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与该行业相关的较为集中的学科专业体系,如以农学、林学、水利、地学、冶金、建筑、电力、地质、石油等某一学科门类为主。

进入新世纪以来,强化特色意识,重视特色建设,培育办学特色,走特色型大学建设之路,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众多行业性高校的战略抉择。同时,在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推动下,这些特色型大学相继成立了涉及人文、经济、管理等学科的学院(或系);设置相关专业发展相关学科,使得文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形成了一批以特色学科为主的综合性或多科性大学。但是,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行业特色型大学普遍受到了更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学的挑战和挤压。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一些学校的管理层、也包括一些学者,对行业特色型大学要不要发展文科、如何发展文科产生了分歧。如有人认为,学校发展的竞争激烈,而资源有限,应集中精力,巩固发展已有特色,不要再铺摊子发展文科,分散力量;有人认为办大学文科不能没有,但不必过多投入力量,作为工科特色的扶衬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当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培养个性和谐、人格完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些分歧,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大学发展策略的不同选择和认识,核心是对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因此,从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出发,探讨特色型大学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特色型大学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什么是大学,从字面上理解,大者,广大悉备也;学者,融会贯通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科门类齐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综合程度高。在英文中,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的词根univer,意思就是普遍,元无所不包,与广袤无垠的宇宙universe词根相同,这说明广包天下的学问和人才、奇才、怪才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应是大学有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大学应是综合大学的简称,单一学院不是大学,而是college。只有理工方面的学科或理工方面的学科很强,而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很弱,都很难称之为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文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工科大学设置的人文社会学科,也提供了佐证。

从特色的词源学来分析,所谓特色就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格外突出的风格和特点。特色是一个关系范畴,是相对于其他的参照物而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特色都是在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才得以彰显。只有独具的、其他事物所不可替代的特征才能称得上特色。因此,考察特色的内涵,离不开这一对关系范畴: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是一对哲学范畴,必须从哲学的视野加以审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个性蕴涵共性,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基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的存在必须以个性为基础,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差异是共性发展的条件,个性互补是共性增强的需要。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个性的发展是绝对的,共性要求是相对的。这就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辩证法和精髓,也是特色型大学建设的哲学理论依据。由此可知,特色是建立在事物的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特殊性,是同类事物在共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自身独特而优质的个性。特色型大学也是建立在对大学一般职能和普遍规律的把握之上的,无论何种高等教育机构,都具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特征,只是由于各自历史、传统、发展特点和优势的不同而形成各自鲜明的个性。

因此,创建特色型大学绝不能离开大学教育的最一般性、普遍性规律而去另搞一套标新立异的东西,不能偏离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培育办学特色首先要遵循大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属性,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基本职能,而不可急功近利。不去下力气搞好基本建设,而是去寄希望于搞一两个特色项目提升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竞争力,这就偏离了特色建设的正确方向。特色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遵循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学才能根据自身定位,选择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依据自己的历史积淀并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办学优势,形成鲜明个性。当然,特色建设也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全地超高标准建设,而应该有选择性、有战略性地建设,在坚持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选好切入点,重点突破,才有可能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1]。因此,特色型大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借鉴高等教育的共同规律,又要把握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所在,摆脱理工学科附属品的地位,不能办成综合性大学文科的翻版[2]。必须从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出发,充分利用信息与资源,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瞄准各学科之间的结合点,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打开局面,办出具有理工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办学特色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彼此渗透融合,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包含着目的、意义等价值因素,科学研究与技术的开发应用需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同时,科学技术日益贯通全部人类文化和生活,日益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科学史研究也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客观上依赖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指导,行业特色型高校要有一流的办学观念、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离不开高水平文科的支撑;没有人文社会学科丰沛的学术滋养,其他学科就有沦为技术化、工具化的可能性,最终也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正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红红校长所言,“特色型大学的特色和优势的强化需要依托学校办学综合条件和综合水平,建设特色型大学要立足于从系统上考虑学校办学问题。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优良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氛围、广泛的校外合作等都是学校保持或达到高水平的必要因素,也是形成特色和优势的基础。”[3]因此,特色型大学建设要重视学校的各学科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学校办学综合水平。

可能有人认为,单纯的行业特色型也能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在20世纪上半叶或许还能成立,然而当今世界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人本主义的兴起,环境危机的加剧和人对自身的重新思索改变了大学成长的环境。“如果只设有工科专业,没有较强的理科和文科作为支撑,其理论基础必然不强;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也很难形成气候,缺乏学科发展的环境与氛围。这就必然不利于提高综合研究能力,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人才与复合型人才。”[4]当今中国各类大学都把人文学科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原因就在于此。“没有文科照样办大学”的观念已经严重落后于时展的要求。清华大学的蔡曙山先生曾将中国工科院校文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5]第一阶段是建国初至“”时期,其办学理念是“没有文科照样办大学”;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没有文科办不成(综合性)大学”是这一阶段的办学理念;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其办学理念是“没有文科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可以看出,学校发展目标越高,文科建设也就越重要。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理工科院校必须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只有将“理、工、文”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以工为主,理、工、文相互渗透”的多学科发展模式,才能使高校学科建设健康发展,使优势学科更加突出。考察当前世界和国内著名高校,有两个规律十分明显:一是一流大学都不是单一学科的大学,而是多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的大学。多学科建设为大学总体实力的提升,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二是这些一流大学,都毫无例外的具有一流的或者至少是高水平的文科。例如,在美国,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曾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虽然都是以工程科学或自然科学见长,但其同样具有世界一流的文科,被公认为理工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典范,其理工文管相得益彰,凸显出独特的办学魅力。就国内而言,以工科见长的华中科技大学能拥有如今的综合实力和在国内高校中的较高地位,也是与其高水平的文科实力分不开的。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曾说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高水平文科的支撑。”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也认为,发展特色型大学,不是简单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而是在综合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在综合的基础上凸显行业特色[6]。总之,一流大学或者高水平特色大学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必须有一流的或者高水平的学科,其中就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

三、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特色型大学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8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难以用实验来检验。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可以不包含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必须包含价值判断。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是秦长城,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自立图强、反抗侵略的象征,有人却认为它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标志。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自主意识增强、妇女解放的象征,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标志等等。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统称为实践检验的标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总试图通过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不断寻求检验而发展自己,倒是伪科学则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而拒绝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体系。[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9

一、把握新时期、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变革和综合实力竞争中,哲学社会科学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突出。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式看,我们正处在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和谐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前进的旗帜。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面对着新的时代课题,肩负着新的历史任务。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迫切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迫切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明确要求把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共**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张云川在中共**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科院“**”时期发展的基本方略,增强了履行“智库”功能、发挥“智囊”作用的信心和决心。“**”时期,是**省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0年**省委六届八次全会提出了**在“**”期间要“更好更快发展”和“构建和谐**”两大任务。省委七次党代会响亮地提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奋斗目标,这是**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战略举措。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不仅要靠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事业的长足进步来体现,也要靠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一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来体现。实现更好更快发展,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郭庚茂省长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列举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城市化水平低、就业再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扩面任务艰巨等问题,就急需拿出令人信服的破解答案。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归根结底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省社科院制定“**”时期(2006—2010年)发展规划确定全面贯彻落实“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基层服务”的办院方针,以“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为总要求,着力实施四项工程,建设“思想库,智囊团”,经过五年时间,建成“省级一流、国内知名”的省级社科院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的提出是把握时代脉搏、融入发展大势、服务**全局的必然要求,是履行省委省政府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职责的必然要求。当前,省社科院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社科院的职能和定位是什么,省社科院就是省委、省政府直属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机构,是省委、省政府的决策研究机构,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是“思想库”和“智囊团”。

二、围绕“两大任务”,为建设“有实力、有活力和有竞争力的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发挥“思想库”作用

省七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奋斗目标,张云川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专门强调要建设“有实力、有活力和有竞争力的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

社会科学综合范文篇10

一、充分认识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是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力军,大力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是深入贯彻党的*精神、全面落实同志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需要,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计划。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课题的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需要,组织高校教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联合攻关,力争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三、实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规划及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从我国和我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通过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动态监测评估等措施,力争在“十五”期间,建成10个左右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在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给予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重点支持,不断提高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询服务、信息资料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努力使重点研究基地的整体科研水平在若干年内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力争在学术梯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上达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每3年为一个建设期,省教育厅每年向每个基地投入经费不少于10万元,所在学校按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

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计划。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积极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战略,努力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立足我省、面向全国、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学术骨干。加大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学术梯队。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专项经费,每批面向全省高校选拨10名学术带头人,每人资助科研经费10万元,每3年为一个资助期。

五、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奖励计划。建立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奖励制度。对高校的优秀社科成果以及获得的部级社科项目和部级社科奖进行评审、奖励;对产生重大社会效益或重大社会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给予重奖。

六、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计划。完善“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信息网”,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资讯服务的平台。开发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实现科研项目申报、评审、统计网络化。加强高校文科学报建设,支持若干个学报进入教育部名刊大刊工程行列,支持高校文科学报创办电子版。设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专项经费,资助高校在境内举办高水平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