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调查报告范文10篇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1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的保护工作，弘扬我们悠久的丝绸文化，经支部党员丰国需提议，农工余杭支部于2008年春组成了调研组，对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的文化生态保护进行调研。此外，我们的调研还得到了省民俗专家、杭州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副主任顾希佳教授的大力支持。经过近半年的走访，我们基本完成了对塘栖镇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文化生态状况的调研，现将成果报告如下：

一、塘北村蚕桑生产及相关民俗概况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区塘栖镇的北部，是塘栖镇的第一大村，2003年由塘栖镇三个大村——姚家坝、龙光桥、郑家埭三村合并而成。目前全村有1351户农户，总人口约为5160人。全村土地总面积为7422亩，有耕地5013亩，桑地1600亩，果地647亩，鱼塘162亩。该村主要经济构成有蚕桑、枇杷、果木、家禽、水产等。其中，蚕桑的比重很大，目前约有90%以上的农户还在从事蚕桑生产，每年蚕桑生产占农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整个余杭区的第一养蚕大村。

塘栖镇作为余杭“丝绸之府”的主要代表区域，曾拥有极其悠久的蚕桑生产历史。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蚕桑生产下滑严重。目前，塘栖镇的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塘北村一带。据2007年统计，塘北村一年四期（春、夏、中秋、晚秋）共养殖蚕种1714张，占全镇90.4%（不含塘栖办事处），全年蚕茧总产量高达1501.7担，占全镇年蚕茧产量的90.4%（不含塘栖办事处）。按全年平均茧价980元/担计算，全村一年蚕茧收入达147.3万余元。其中春期蚕蚕种1165张，总产量达到1067.1担，占全年产量的71%。

蚕桑生产作为塘北村一种传统技艺，与当地村落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长期的蚕桑生产过程中，当地已形成了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信仰、人生礼仪、节日庆典、民间工艺等各方面内容的一系列传统民俗。

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塘北村的蚕桑生产也面临着效益比较低下，蚕农经营规模小，生产和市场风险大、丝绸价格一直在低谷徘徊等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农户种桑养蚕的积极性。调查发现目前尚在养蚕的均是一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养蚕经济效益不佳，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那些年纪大了的老人，打工无人要，在家无事可做，只能靠养蚕赚几个小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传统生产技艺以及与之相关民俗活动濒临消失的命运。

二、建议在塘北村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

目前在杭州地区，像塘北村这样大规模养蚕的已绝无仅有，而当地与蚕桑生产相结合的民俗事象、蚕桑文化则更是弥足珍贵。如果现在再不加以保护，这些传统和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无从恢复。因此，从保护自身文化传承的迫切性来说，从保护“丝绸之府”的文化空间来说，塘北村这个杭嘉湖蚕桑文化代表性空间的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塘栖正在进行运河综合保护工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结合塘栖的运河综保工程，来保护我们历史悠久的蚕桑文化。至于具体的保护形式，我们建议可在塘北村设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通过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反过来促进相关民俗事象、蚕桑文化的保护，并最终实现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三、在塘北村开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分析

塘北村作为余杭塘栖镇蚕桑养殖第一大村，具有深厚的蚕桑经济文化积淀，开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众多优势：

1．地理位置优势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区塘栖镇的北部，北面与德清新安镇相临，东面与运河镇杭兴村交界，西面是京杭大运河，距塘栖集镇约三公里，塘五公路穿过该村，可直达运河镇的五杭，临平、塘栖也有公路可直达该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十分适合开发旅游。此外，塘北村的西面紧靠着京杭大运河，运河塘栖段的开发也给它的发展带来机遇。可以依托运河改造，打造一个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蚕桑生产民俗的生态空间。

2．蚕桑生产优势

塘北村的蚕桑生产规模大，多采用蚕农分散养殖的方式，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有参与，较多的养殖蚕种5张，一般的也有2至3张。其中龙光桥廿四度自然村是塘北村中养蚕最多也最为典型的一个自然村。该村有144户农户，家家户户全都养蚕。最多的人家一年要养四季蚕，（春、夏、中秋、晚秋），生产时间跨度很长，这在其它乡村已经看不到了。

3．民俗文化优势

传统的蚕桑生产技艺以及整个生产过程构成了一个特有的蚕桑文化空间存在的基础，同时也在这一带蚕农精神文化层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在塘北村，根深蒂固的蚕神信仰沿袭至今，构成了蚕乡特色的文化环境。其中的马鸣王庙会就是最典型的反映蚕神信仰的群众性活动。在当地，此类民俗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极有蚕桑文化特色。

4．非遗项目优势

整个塘北村的蚕桑生产民俗，有不少省、市、区级非遗项目：

清水丝绵：旧时，塘北村家家户户都自行手工缫丝，至今还保存着清代咸丰年间的手工缫丝车。缫丝过程中的次品茧，蚕家们就拿来做清水丝绵，至今蚕妇们还都会做。清水丝绵以水净漂清而得名，色泽洁白，无绵块、绵筋、厚薄均匀，“清水丝绵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轧蚕花：旧时，每逢清明，蚕农们都要去超山“轧蚕花”，轧蚕花时，男男女女都戴有一朵纸剪的或绢做的“蚕花”，男的将蚕花插在帽檐上，女的将蚕花戴在发结上，场面十分壮观。“轧蚕花”这一项目被列入余杭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塘栖茧圆：蚕农们为求蚕的丰收，十分崇拜蚕神。每逢蚕神生日，蚕农们都会在自己家中祭拜蚕神，或去蚕神庙中祭拜。祭拜蚕神时须做一些供品，其中茧圆是必不可少的。茧圆是用米粉做成，最初是与茧子大小相仿的小圆子，后蚕农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把茧圆做成丝束、元宝、龙蚕、桑叶等等形状。此俗如今仍在塘北村一带流行，已被列入余杭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申报杭州市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

蚕桑生产民俗：伴随着栽桑养蚕产生了不少民俗，在塘北村这些习俗都在流行，如：“关蚕门”、“开蚕门”、“谢蚕花”、“扫蚕花地”、“敬蚕神”、“剪蚕花”等等。蚕桑生产民俗也被列入余杭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申报杭州市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

四、对建设“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的几点设想

我们认为，塘北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必须充分利用自身众多的优势，展示原汁原味的蚕桑生产民俗文化。这个旅游区可以以现在的廿四度自然村为中心，紧邻周家坝选择200-300亩土地作为旅游区的范围。在这个旅游区里，保持以蚕桑生产为主，花果生产、渔业生产为副的农耕景象，向游人展示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

1.建立原汁原味的蚕桑生产空间

廿四度自然村现有144户人家，目前家家都还在养蚕，只是养得有多少之分。旅游区建立后，必须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让居住在旅游区内的村民们继续保持养蚕的习俗，并且力争家家都养四季蚕。春蚕、夏蚕、早秋蚕、晚秋蚕，这一年中的四季蚕，可为旅游开发提供观光时间的保证。在养蚕期间，可让游客参观连成一片的原汁原味的蚕房，并在指定地点让游客自己参与养蚕，体验蚕桑生产的快乐。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些蚕桑生产的产品，搞一些小蚕，配以一定数量的桑叶，做成产品，供孩子买回家去饲养，日后结成茧后还可来塘北村出售。这样，既能给孩子提供实践机会，开拓他们的视野，同时也能给旅游区带来人气，带来回头客。

2.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博物馆

在旅游区内，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博物馆，在馆内用图片、实物展示江南蚕桑生产的全过程，展示所有与蚕桑生产有关的传统民俗。这个博物馆还可以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取得联系，成为他们展示蚕桑生产民俗的一个基地。

蚕桑生产的民俗十分丰富，从“敬蚕神”开始，“开蚕门”、“关蚕门”、“谢蚕花”……，一项项民俗活动极其丰富，将这些民俗活动通过各种手段来展现，使游客来过一次就能了解整个蚕桑生产中的所有民俗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在博物馆内设个“故事吧”，让游客在里面喝咸茶，听故事。所讲的故事也全都是与蚕桑生产有关的传统故事，以加深游客对蚕桑生产民俗文化的了解。

3.重建“马鸣殿”

现在位于周家坝自然村的“马鸣殿”，殿虽不大，但据有关专家考证已是杭州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蚕神庙，省内相关民俗专家曾多次来此考察，极具保存和研究价值。可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现在的“马鸣殿”，不但小，而且地处农田之中，与发展旅游很不适应。要开发旅游，必须在原址进行重建。重建后的马鸣殿，应寻求佛教文化与蚕桑文化的结合，突出蚕农的蚕神信仰，丰富蚕桑文化的内涵，使之成为别具一格的蚕神殿。重建后的“马鸣殿”可主打“蚕神庙会”的品牌，把三月初五的“马鸣王庙会”重新包装，使之成为一个旅游亮点。

4.泛舟观光

塘栖是江南有名的水乡，塘北村的自然环境就充分体现出了水乡的特征，在廿四度自然村的桑地中，现有一条自然河流，两岸均是桑树和枇杷树，有着原始的湿地风光。我们开发旅游区，可以充分利用这条河道，做好河道整治，并搞几艘小船，开避泛舟观光活动。

塘北村还有一个大洋，名叫“白云洋”，开发旅游还可以动动白云洋的脑筋，将其开辟成水上活动区域或游乐区域，使之与蚕桑文化村配套发展，甚至可以考虑把蚕桑文化村内的小河与白云洋沟通或与运河沟通，把水上游乐的文章做大。

5.开发民俗活动项目

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建立以后，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民俗文化的旅游区，大打民俗文化的品牌，在这个旅游区内开发一些诸如“打茶会”、“水乡婚礼”等极具余杭特色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既有参与性又有观光性，将会引起游客极大的兴趣。塘栖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卫家班皮影戏清末明初时红遍整个塘栖地区，我们可以在这个旅游区内加以恢复，让其在游客面前亮相。其他如小锣书、马灯舞，都可以考虑。“墨鸭捕鱼”旧时是塘栖一道迷人的风景，我们甚至还可在那条小河道里开发“墨鸭捕鱼”项目……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2

一、立足课文，在语文实践中积累语文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指出：“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客家民居》介绍的恰好是笔者家乡的永定土楼，借助课文引导学生开展以“各具特色的民居”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学习，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1．搜集土楼资料，了解土楼民居

中国民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古老独特，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学习《客家民居》，首先要认识了解土楼。课前，学生广泛阅读，查阅资料，认识各具特色的土楼民居。教学时，先请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展示各具特色的土楼民居，让大家欣赏：学生们有的张贴收集的图片，有的播放录像视频，有的出示自己的简笔画，有的结合自己的旅游谈体会，有的写成调查小论文……课堂气氛十分热烈。在交流中，学生们对土楼民居有了初步的了解。课后，要求学生向家长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一座土楼民居。

2．摘抄土楼楹联，品读传统文化

客家人的祖先在治家、立身、待人接物等方面，都体现了客家文化特征。龙岩的客家土楼修建于清朝末期，正是大兴对联时期，富裕乡绅们花巨资修建土楼后，便请名人志士题写对联，因此对联甚为可观。比如，承启楼大门上的对联是“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子孙读与耕”。表现了先辈希望子孙们和睦相处、勤俭持家、勤奋好学的美好愿望”［2］。教学时，学生们亲自到永定土楼群摘抄楹联，结合课文中出现的“对联”“对联故事”等，认知土楼楹联的特点、对仗形式，品读对联内涵，了解土楼文化，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渊远深厚，学习客家人团结友爱、勤俭持家的好品质。

3．搜集客家俗语，丰富语言积累

我国土地辽阔、物产丰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各族人们总结创作了丰富多彩的经典语言。教学时要求学生收集客家格言，俗语，谚语和歇后语，拓展课外语言积累。比如，上网搜集，查阅报刊杂志，访问村中老人，询问家长等，然后将它们分门别类摘抄在“采蜜本”上，定期评比谁收集积累得又多又好，并且学会灵活恰当地运用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同时布置学生动手编写《客家土楼》手抄报，进一步学以致用，体会客家传统文化的内涵。

4．趣说土楼故事，提高口语能力

本单元教材安排口语交际的主题是“民风民俗”，学习完本单元的课文，组织学生开展“趣说土楼”讲故事比赛。客家土楼的故事内容丰富，流传甚广，为了更好地传承客家土楼故事，弘扬土楼传统文化，先让学生收集客家趣闻故事，家乡的名山胜水古迹传说以及红色文化等。然后要求在小组内交流，做到内容充实，语言流畅；听者认真倾听，理解内容，提出疑问，听后点评，发表自己的看法；人人参与，推荐优秀选手，参加班级决赛。最后开展班级讲故事比赛，争当“讲土楼故事能手”。活动结果公布表彰，简讯报道，并把搜集来的的客家故事，分门别类整理补充，编写成《客家土楼故事》专辑。

5．感受民风民俗，训练写作能力

本单元教材的口语交际主题是“民风民俗”习作训练。笔者把本次习作要求定为“学写导游词”，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实践能力。为提高学生“学写导游词”能力，特意组织学生参与“土楼之旅”旅游团活动，看听专业导游带领游客参观讲解土楼。学生们兴趣盎然，感同身受，大大激发了写作热情。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土楼中，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写起导游词顺手拈来，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比纸上谈兵好多了。

二、拓展延伸，在语文实践中提高语文素养

在学习《客家民居》之后，学生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时应该拓宽语文学习领域，让学生开展更广泛的民风民俗学习，培养语文实践能力，提高语文素养。也以此纪念祖先曾经走过的历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1．广泛搜集民居资料

课外，学生通过图书、网络、调查访问等多种渠道，广泛搜集民居资料。如：北京四合院、土家族吊脚楼、皖南民居、蒙古包……引导学生交流搜集的各民族民居资料，了解建筑风格，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从而增长见识，赞颂各族人们的聪明才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2．大量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学生积累了丰富的民居素材，教师让学生参考《客家民居》语文综合性学习方式，进行其他民族“特色的民居”的语文实践活动，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活动。（1）当导游。自行撰写导游词，创设情境，模拟旅游，扮演导游，向游客介绍我国的一处民居。（2）讲故事。从收集的资料中，选择一个关于民居建筑、生产、生活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3）写调查报告。学习课文中的说明方法和语言表达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去，展示自己是如何进行民居的调查研究。（4）手抄报。办一期手抄报，图文结合，将民居集中展示。（5）作品集。将在语文综合性学习中收集的资料、故事、自己写的导游词、调查报告等优秀作品整理成书册。

作者:郑玲琳 单位:龙岩市溪南小学

参考文献：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3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民族文化，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调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边疆人文》期刊。创刊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边疆人文》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后来刊物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如闻一多、罗常培、马学良、张清常等纷纷撰文支持刊物的发展，学者们者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呈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在艰难的岁月中仅存四个年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一方面，在西南联大支持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为办好杂志付出了诸多努力，体现当时学人自力更生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学人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情高潮，《边疆人文》为专注于民俗文化的他们提供了平台，所刊载关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论文，或是经过田野调查，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献保存的价值，也有民族与边疆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邢公畹.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几位师友[M]//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84.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7.

[4]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张伯芩致冯文潜函[M]//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96.

[5]张清常.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J].边疆人文，1944年第1卷（3、4期合刊）：15-27.

[6]闻一多.说鱼[J].边疆人文，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1-8.

[7]光未然.阿细的先鸡[M].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

[8]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J].边疆人文，1943.第1卷（1）：1-13.

[9]罗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边政公论，1944（9）：15.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4

关键词：高中语文；生活化教学；教学情境；教学资源；实践活动

语文即生活，社会即课堂，高中语文教学一定要注重和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打通课堂内外，建立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应用语文，让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一、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情境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感知语言运用方式，获得直观的语用思维，并能够真正将知识变成学生的直接经验和能力[1]。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利用实物、图片、声音、动画等将生活中的语文应用场景引入课堂，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让学生感知语文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分角色表演戏剧文学作品，再现生活情境，通过这些方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感知、体验机会和展示平台，也让学生在作品体验中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从而真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例如，语言表达题是考查学生语用能力的主要方式，也是很多学生失分的关键，很多学校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让学生懂得语言表达需简明得体。教师在讲解表达或指导学生专项复习时，应注重情境创设，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让学生表演、体悟，观看相应的场景视频，让学生自己拟写邀请函、倡议书、借条、欠条、申请书、介绍信等，并相互合作探究，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知识，更能让学生在生活中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

二、融合生活化教学资源

高中语文生活化教学，需要立足课堂教学内容，围绕学生发展实际，不断拓宽学生视野，引入更多的学习资源，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感知语文，树立大语文学习观。生活是最好的课堂，社会是最大的教室，教师应引导学生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从生活中选取更多的鲜活素材，充实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得到更多的直观感受，将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2]。为学生补充更多与当地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更好地感知当地文化民俗，体现语文课堂教学的生活化和个性化，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感知语文内容。如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传统节日民俗活动，引导学生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感知语文学习，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强化学生的社会意识。以社会生活资源来补充教学资源，将课堂教学资源与现实社会生活资源相对照，引导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语文，感知人生。例如，教学屈原的《离骚》时，学生除了要感知作品中表现的基本内容，体会屈原在诗歌中表达的情感，感悟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的精神，还要将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联系起来。不同地区端午节的民俗活动有着不同的组织形式，但有着相同的愿望和文化内涵，教师要让学生通过研究分析各地端午节民俗文化活动，感知屈原在我国百姓心中的地位。了解各地虽然民俗活动不同，但是对屈原的敬重和怀念却是一致的。学生从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角度去思考，将课文内容和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真正感知语文学习的价值。

三、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活化实践活动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付诸实践，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应用各种知识，发挥知识的价值和作用，以此来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使其在实践中将语文知识转化为能力，强化学生的体验，从而真正将知识转变成学生的综合素养。教师可以为学生设置一定的社会调查任务，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调查，围绕相关主题活动，写出相应的调查报告。每年寒暑假让学生写游记散文，抒发其情感。学生可以积极参与网上咨询、辩论比赛、广告词创作、应用文写作、解说词创作等，把语文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学习《鸿门宴》以后，学生可以就“项羽失败是否是因为没杀刘邦”进行辩论，学生搜集各种材料，并结合自己的理解相互辩驳，通过辩论让学生深入了解原因，也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语用与思辨能力。又如，不少学生家长在外务工或做生意，都会签订各种租房协议及合同，教师可以让学生学习拟定协议与合同，掌握规范的应用文写作，或者让学生写“借条”“欠条”“请柬”“邀请函”等应用文。教师可以为学生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拟写各种应用文，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应用能力。

总之，语文生活化教学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重要方式，高中语文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和优化教学方式，让学生真正爱上语文，从生活中学习语文知识，并将语文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真正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张骞月.谈与生活结合的高中语文课堂开展方法[J].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2018(8):89.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最有价值。

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年11月和1928年2月，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3%。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初步形成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到河北武安，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讨论农村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6

[关键词]近代华北；农户；经营规模；农具配置

学术界以往对近代农业生产工具所作的研究，但是多数集中于农具的构造、形制、构成部件的名称、功能和使用方法等自然科学属性以及考古发现等方面，而较少从社会经济学层面上加以关注，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就更少。这是因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耕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使用者的社会生活。”[2]正是由于不同学科对于同一个社会事物的学术兴趣点不同，他们所观察的层面和角度也不同，常常会忽视了作为日常生产活动所必备的物质设施的经济学研究，因此就会出现某些学术空白，出现某些长期被学术“遗弃”的未垦地。

农业工具设施，是“镶嵌”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与具体的农村社区之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等紧密联系。本文以近代的华北农村为研究重点，以实证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就农户的农具投入及其在农户经济收支中的比重、不同经济状况农户的农具拥有差异以及农户配置自农具的社会经济要素等问题作一个探讨。

一、农具投资在农户收支中的比重

近代的华北，农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意外势必出于借贷。”[3]山东潍县，一个占地14亩之家，收入158.3元，支出191.05元，亏欠32.75元。[4]

农家的经济支出，多用于生活尤其是用于饮食。据李景汉1928——1929年对河北定县34个农家的调查，平均每家全年支出242.6元，食物费用为167.9元，占总支出的69.2%，燃料费19.6元，占8.1%，房租费18.5元，占7.6%，其余各项杂费21.7元，占8.9%。又据1937年日本满铁调查班对河北昌黎县前梁各庄、平谷县大北关村农家的调查，生活费用分别占家庭支出的72.2%、62.6%。[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农家的大部分经济支出都用在了生活费用上，除了生活费之外，还有礼仪、娱乐、家具、医药、卫生、教育费用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民的借贷也有70%——80%以上是为了生活消费。[7]可见，农家投资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是非常少的。

我们可设想，精明且能干的农民每年总要尽量的在仅剩下不多的资金里存起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但在少得可怜的农业资本中，农具的比重有多少呢？

据田中忠夫的研究，农具资本只占农业资本的1.0%——3.7%，各地的农家经济富裕程度不同，其比例略有差别，其中河北盐山的为2.2%[8]。

我们再看一个卜凯在河北盐山的调查数据：[9]

每一自耕农场主所投资本之数量及其分配表（1921——1925，单位：元）

调查之县|购进土地|当进土地|房屋|牲畜|树木|杂项|农具|总计

平乡|674.26|33.75|200.05|21.91|32.96|3.94|11.03|977.90

盐山（1922）|402.29|40.30|184.87|34.88|32.51|49.90|17.63|762.38

盐山（1923）|1225.38|33.81|171.83|51.03|15.71|42.62|41.27|1581.65

由上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农家的农业资本多数投在了购买土地上，平乡、盐山（1922）、盐山（1923）购买土地的资本分别占农业总资本的68%、52%、77%。若是把当进土地与购进土地一起计算，则分别是72%，58%，79%，而农具却仅占1.0%，2.0%，2.0%。土地是农家投资的重点，对于农具的投资非常少。

二、农具资本与土地经营规模

若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比较大，农户就需要比较齐全的工具，如清代山东的经营地主太和堂拥有耕牛九头，驴、骡各四头，四牛犋家什两套，木制双轮大车一辆，单轮大土车两辆，单轮小土车八辆，耕、耩、锄、割等农具齐全，71拥有铁犁，耧车，扇车先进农具。而贫佃农户由于经济的穷困，根本不能购置和使用这些大型农具。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之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就是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为止，在青岛郊区浮山所及浮山后村一带，还在使用这种铲头。据当地老农民说，他们那里“自古以来就用这种铲头”，解放前浮山后村三百五十户人家只有三、四架耧，而且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10]

近代的华北，大部分农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小且分散。以河北定县为例，10290农家内，种地不满10亩之农家计3625家，占35%；10—29.9亩者计3530家，占34%；百亩以上者仅220家，占2%。每家所经营的土地，又分为数块，甚至十余块，散布于村之各方。地块距家之远近多在二里以内，亦有距三四里者。某村竟有农户的地块多达20块，不仅地块分散且每块地的面积也不大，某村200家农户共有田地1552块，不满5亩一块者有1070块，且其中不满1亩一块者有49块，1—1.9亩者有233块，2—2.9亩者有329块，3—3.9亩者有250块，4—4.9亩者209块，5—5.9亩者有370块，超过10亩一块者仅有112块。[11]土地如此细碎、距住宅的平均距离如此之大，这也限制了大农具和役畜的使用。让我们看看经营耕地规模不同的农户，其拥有农具的差异。

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拥有农具情况表[12]（单位：件）

——|大农具|整地用具|播种用具|中耕用具|收获用具|脱谷用具|调制用具|运搬用具|养畜用具|其他

50亩以上|4.2个|8.2|6.4|8.8|6.2|6.9|14.2|4.1|1.7|3.9

50——40亩|3.5|6.5|6.7|6.2|3.2|5.0|9.7|3.2|2.2|3.0

40——30亩|2.5|5.9|5.6|4.8|3.0|2.9|8.5|2.7|1.3|3.9

30——20亩|2.0|6.6|5.1|5.6|3.1|3.3|7.3|2.6|1.2|3.1

20——10亩|0.8|4.5|4.7|4.3|2.2|1.7|5.0|1.9|0.9|2.0

10亩以下|0.4|1.6|3.1|3.7|2.2|2.5|3.8|1.6|0.5|1.6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营规模的缩小，农户拥有的各类农具也在减少。经营耕地在20亩以下的所有农户所拥有的各类农具与经营耕地在20亩以上的所有农户所拥有的各类农具相比，其比例分别为9%，22%，32%，31%，28%，23%，21%，27%，21%，25%，由此可见，经营耕地在2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着绝大部分的农具，他们拥有农具的种类也比较齐全。小农户所拥有的各类农具中，以大农具为最少，这主要是因为大农具价格高，小农负担不起，再则小农的耕地规模小，作物收获量也少，没必要使用某些大农具，使用一些简单农具便可完成各种农事操作。如犁，有些小农户从不用犁耕地，一直用镢头刨地，再则在打场净粒时，也可用一把木锨来扬场，而不用扇车，再则如需用到大农具，也可向富户借用，并且有些农具就是村里的公共用具，如碾，所以用农民自己的话说：“不值得买，也买不起。”[13]并且，用一笔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开支去买一个大农具，如犁，来耕种那仅有的几亩地，是极不划算的。

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农户拥有的农具也增多，其对农具的投资也增加。因为农业生产的时间性很强，错过了节气，则作物会减产甚至绝收。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农场，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农事操作，这就要求其必须拥有全套工具。大农场主不仅拥有数量多的工具，且其拥有的农具都是质量比较好的。让我们看一看随着农场面积的扩大，农家对于农具的投资有何不同。

按农场面积大小分组以示农具资本百分率之支配[14]

项目|家畜|农具

|10亩以内|1.0|1.2

|11至20亩|4.0|1.8

|21至30亩|4.3|2.2

|31亩以上|5.7|2.8

150家总计|4.6|2.3

农场面积增大时，农场投资于农具和役畜的比例亦增高，这是因为农场面积大后，所需的农具及役畜增多，小农场投资于农具及役畜的比例小，这主要是因为小农场所需的农具及役畜少，并且小农场常向大农场借用役畜及农具。

根据农场面积大小分组平均每亩农具资本之价值[15]

使用之项目|家畜|农具

|10亩以下|0.40|0.47

|11至20亩|1.31|0.59

|21至30亩|1.42|0.71

|31亩以上|1.61|0.81

150农家平均农场面积每亩之价值|1.43|.072

大农场由于其规模效应，其平均每亩于农具及家畜之投资，应低于小农场平均每亩投资于农具及役畜之价值，但此处反比小农场高，这是因为小农场常向大农场借用农具，再则小农场的农具不多，不全，而大农场的农具多且全且质量高。

以上我们了解了农场规模的不同，其对于农具的投资的差异。但各类农场到底拥有哪些农具，不同规模的农场拥有的农具种类有何差异？让我们来看看农具在农家的分布状况。

三、农具在农家中的分布

一般较富裕农户，会拥有一套必要的农具和役畜，但对一般小农而言，由于大型农具和役畜的价格较高，这对一般小农而言无力负担，且有些大型农具在一年之中使用的时间甚短，只是在某些时节的相关农业生产环节上才用，而其它大部分时间闲置不用，而役畜还需平日的饲养，这对小农来说是极不划算的。

由于农民对于各种农具的依赖程度不同及各种农具的价格不同，农民对不同农具的拥有率是不同的，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对河北省深泽县农村的一份调查材料，106家农户对各种农具拥有情况如下表[16]：

河北省106家农户农具拥有情况表

农具名称|用途||||有此农具的农家实数|占农户的百分数|||有此农具的农家平均每家所有之件数|106家平均所有之件数

铁锨|整地|103|97.2|1.73|1.68

铁钯|整地|81|76.4|1.11|0.85

大镐|整地|80|75.5|1.07|0.81

壑子|整地|63|59.4|0.95|0.57

——|整地|44|41.5|0.92|0.38

耙|整地|21|19.8|0.88|0.18

犁杖|整地|4|3.8|1.00|0.04

大锄|中耕|105|99.1|1.91|1.90

罩镰|收获|98|92.5|2.49|2.30

割谷镰|收获|96|90.5|1.86|1.69

小镐|收获|93|87.7|1.43|1.25

小锄|收获|83|78.3|1.87|1.460

蒿镰|收获|79|74.5|1.39|1.04

种什|收获|21|19.8|0.78|0.16

单辘轳|灌溉|74|69.8|1.05|0.73

双辘轳|灌溉|16|15.1|1.16|0.17

水车|灌溉|23|21.7|0.67|0.15

大车|运输|49|46.2|0.97|0.45

小车|运输|29|27.4|1.15|0.3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耙、犁杖、种什、双辘轳、水车等农具的拥有率最低，例如犁杖，平均每家仅有0.04部，也就是说平均每25户才拥有一部。而铁锨、割谷镰、大锄、罩镰、小锄、小镐等常用的小型农具则平均每家拥有1件半至2件。

对于各种农具的价格，我们可依据满铁在河北省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列表如下。

河北省遵化县卢家寨各种农具价格及使用年限表[17]

农具名|价格|使用年限|用途

大车|70元|15年|收获物、肥料搬运

碾子|30|30|制粉、精谷

磨|8|10|豆腐制造、制粉

犁丈|2|2|播种、中耕

坌子|1.5|2|中耕、播种

石滚|1.5|30|脱谷

耙|3.0|10|土块破碎、均地

趟子|1.5|10|覆土

镐|0.4|2|中耕及开垦

铁锨|0.3|3|土粪操作

扬锨|0.3|5|脱谷（风选）

木锨|0.3|2|土粪操作

木叉|0.3|2|脱谷用

爬犁|1|7|犁、耙搬运

镰|0.4|2|刈取

铡刀|2|4|饲料调理

铁耙子|0.2|3|均地、搔草

扇车|10|20|谷物调制

竹耙子|0.20|1|搔草

点葫芦|0.20|5|播种用

篓子|0.15|2|盛草

簸箕|0.80|10|风选

为了让我们清楚这些农具的价格对于当时农户意味着什么，我们特作如下比较。

河北省遵化县卢家寨主要作物每亩产量表[18]

作物名|每亩谷实收量|每亩谷实单价|价格|每亩茎杆收量|每亩茎杆单价|价格|价格计

高粱|4斗|1.00元|4.00元|65束|100束1.00元|0.65元|4.65元

粟|4|0.75|3.00|200斤|100斤0.50元|1.00|4.00

包米|5|1.00|5.00|60束|100束0.70元|0.42|5.42

麦|2|1.70|3.40|100斤|100斤0.50元|0.50|3.90

豆|3|1.40|4.20|50斤|100斤0.30元|0.15|4.35

甘薯|1000斤|100斤0.40|4.00|200斤|100斤1.50元|1.00|5.00

棉|70|100斤13.00|9.10|——|——|0.30|9.40

野菜|3000|100斤0.40|12.00|——|——|——|12.00

我们可以高粱与大车进行比较。一辆大车的价格是70元，其价值相当于280斗的高粱。按高粱亩产4斗，一辆大车的价值相当于70亩地高粱产量的价值。

河北省遵化县卢家寨村全部作物产量价额表[19]

作物名|面积|每亩收入|价额

高粱|862|4.65元|4008.30元

粟|669|4.00|2676.00

包米|285|5.42|1544.70

麦|232|3.90|804.80

豆|158|4.35|687.30

甘薯|161|5.00|805.00

棉|26|9.40|244.40

野菜|29|12.00|348.00

总计|||11118.50

前述作物价额，村落户数202户分配的话，每户55.04元。

该村农具价格表中的农具的价格总和为134.05元，即若把这些农具都配齐，其花费相当于该村人均全年作物价额的2.43倍。

我们可以看到，农具的价格是决定农户对农具的拥有率的一个因素，大车、碾、磨、犁丈、耙、扇车等价格高的农具农户的拥有率较低。另一个影响农户对农具的拥有率的因素是农民对农具的依赖程度，有些农具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如铁锨、割谷镰、大锄、罩镰、小锄、小镐等，农户对这些农具的拥有率自然是很高。而有些农具价格较高，且用途也比较单一，如大车、犁丈、扇车等，这些工具用途单一且有替代品，如净粒时可借助风力扬场而不用扇车。另外由于大车、犁是由役畜牵引，拥有这类农具必然得拥有役畜，并且必须是大家畜，所以对于这类农具，农户的拥有率自然是很低的。卢家寨现存20台大车，但多为破旧不堪，已不能再用的，现在还能使用的仅有5台。[20]

碾、磨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工具，但这类工具的使用没有排他性，从《惯调》中我们可以看到村中有公用碾和磨，并且即使是私人的碾、磨，大家亦可无偿使用。所以这类工具，农户的拥有率自然也是很低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不同农户对不同农具的拥有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大农户拥有品种齐全的农具，而小农户仅拥有价格低且常用之工具。

四、役畜在农家的分布

华北的役畜主要是牛、马、骡、驴，其中牛、驴是主要的，骡、马相对少一些。农家对各种役畜的拥用情况是：驴最多，其次是牛，有骡、马的比较少。满铁调查人员曾对河北省遵化县卢家寨中西片71户的家畜进行过详细调查，其中共有牛2头，马1头，骡2头，驴35.75头。其中，驴有很多是几户合养的。[21]

北方农村一般称骡为“大牲口”，驴被称为“小牲口”，[22]牛的体力强壮，性驯良，主要用于耕地。马不仅可用于耕作，而且可以用于运输，但它费饲料，易染瘟病。骡兼有马和驴的长处，力大易养，所以价格最高。驴则一直是北方农村用于耕作、碾磨、运输的主要畜力，它比较容易饲养，价格与其它役畜相比也较低。

30年代清苑县大牲畜价格（平均单价）[23]

年分|牛|马|骡|驴

1930年|51|61|98|38

1932——1934年|60|80|90|30

1938年|60|100|120|40

华北农业生产中，耕地、播种、收获、脱粒加工、搬运等需要用到役畜。有些地方在中耕、培土、灌溉等也要用到役畜。总之，农业离不开役畜。但役畜在农业生产上应用的时间不长，除了最繁忙季节用到之外，其他时间，一般来说，皆处于闲置状态。役畜的利用率低意味着对于小农场来说畜力是昂贵的。

对于农家饲养役畜，需具备哪些经济条件呢？《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载：沙井村民普遍认为一个纯自耕农家庭若要饲养一匹驴必须拥有15亩以上的土地[24]。对于经营土地的面积与役畜饲育条件之间的具体关系，张思曾做过调查，后夏寨村和沙井村的老人有相似的回答：农家的经营土地面积与以草料为中心的役畜饲料成正比例关系。10亩的经营土地是保有一头驴的最低条件，如果经营土地在10亩以下，将无法保证役畜的饲料特别是越冬饲料，此外，即使一个农家有10亩以上的经营土地，他的役畜也并非总是能派上用场，在农忙季节以外，有很长的时间放置不用，这一点对于普通农家来说是极不经济的，役畜在全年当中长时期的闲置不用以及由于饲料不足所造成的饲育费用的负担导致近代华北的大部分农民不可能饲养2头或更多的役畜[25]。

由于小农的经济贫困，缺乏资金，购买不起役畜，拥有的役畜非常少，尤其是对大型的强畜拥有很少。

根据经营耕地规模不同平均每农家役畜所有状况[26]

经营耕地规模|50亩以上|50—40亩|40—30亩|30—20亩|20—10亩|10亩以下

马换算头数|0.8头|0.65头|0.53头|0.66头|0.31头|0.038头

由上表可见，随着农场面积的扩大，经营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也就是说每百户里边仅有3.8头马，而经营耕地在50亩以上的大农户却平均每家拥有马0.8头，即每百户农家中有80户拥有马，经营耕地在2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全部役畜的87%，经营耕地在20亩以下的所有农户只拥有役畜的13%，而经营耕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仅拥有全部役畜的1%，这当然是由于贫穷且耕地少且分散的缘故。而经营耕地在10以内的农户还不少，以河北定县为例，10290农家内，种地不满10亩之农家计3625家，占35%[27]。

经营规模不同，农家饲养的役畜种类也不同。以河北香河县为例，15亩以下的农家不养役畜，村民过半没有役畜。15——30亩的农家养一头驴，30——50亩的农家养牛一头、驴一头，50亩以上的农家养牛两头或者牛一头、骡一头。[18]在有能力饲养大牲畜的农户中，牛、马、骡多为富裕农家养役，而越是收入低的农户，饲养驴的比重越高。以河北保定1930、1936、1946年的调查数据为例，从地主到贫农，驴在役畜中的比重由10%——20%上升到60%以上。[29]

小农无力饲养役畜，即使养役畜，也只能养价格比较低的驴，驴的力气小，很多农活无法完成。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是极具时间性的，播种和收获都不能错过节气。但各小农户由于经济上太贫穷，缺乏必要的一套役畜及农具，自己单干总是无法按时令完成播种、收获，或根本不能进行。

华北的旱作农法，对劳动力和役畜的要求亦颇高。沙井村老人讲述当年的播种作业的基本流程：“播种的时候，用2头牲口牵着耠子（又作劐子，比犁轻，用于中耕锄草及播种作条），1个人在前面一边赶牲口，一边扶着耠子翻土作条，当地人把这叫作耠沟。其后1人向沟内撒种，接着后面有1个或2个人将事先准备好的粪肥撒在沟内，再往后有一个人牵着牲口拖着砘子，（装有刮木板和石轮，用于播种后填土和初步镇压）将条沟填平，并把种子、粪肥与土压实，这项工作叫砘地，也叫收坑儿或弥沟。此时如果人手充足的话，砘地完成之后，接着有一个或两个人赶着一头牲口拉着盖（用树条等结扎而成的农具）将耕种后的土地进一步耱平，这项工作叫盖，在盖之后便是最后一道工序——压，也即用一个牲口拉着碌碡（石制农具，多称作磙子）将土进一步压平、压实，这项工作也要占用一人。以上是播种工作的全部流程。盖和压的工作错后一、二天进行也无妨，若是土地中的水分较多的话，倒是暂时放一段时间更好。而盖和压之前的工作，即从耠沟到收坑儿必须要一气完成。如果全部工作都一起干的话，前后需要6、7个人，4、5头牲口，我们（搭套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手，牲口也只有2、3头，不可能一起完成上述作业，只有分别进行。”从上可看出，要完整的完成上述劳作过程，需4、5头牲口，6、7个人，即使由于人数及役畜不足，将上述作业分别进行，也得需2、3头役畜，最低也要2头役畜，其中至少有1头是大型的强畜，如马或骡，不然则需要3头驴，而在一般农户是不具备这么多的役畜的。沙井村满足这一要求的仅4家[30]。

又据满铁在河北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满铁调查的卢家寨71户中：有牛一头、马一头的有2户；有马一头、驴一头的有一户；有一骡一驴的2户；有驴一头21户；有驴半头13户；有驴四分之一头的有7户；有驴1头半的有1户。由上可看出，家中能够饲养一头强畜（马、骡或牛）和一头驴的仅有5户，也就是说仅有5户能够满足播种工作对役畜的需要。其他的农户则只有与其他农户合作，否则很难高质量的完成播种工作。在卢家寨，有驴半头的有13户，甚至仅有驴四分之一头的也有7户。[31]

五、农户对农具及役畜配置之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对于农家对于农具及役畜的投资及拥有情况作了分析。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农户为什么这样来配置其农具、役畜？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大农户与小农户在农具及役畜上投资的差异可归因于农户的富裕程度及其经营规模的差异，经营规模大且有投资能力的农户与经营规模小且无投资能力的农户的经济决策自然不同，他们都是理性的，精打细算的，都是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制约下，进行合理的决策，以求其收益最大化。由于农业生产极具时间性，各项农事操作，尤其是播种和收获，需在特定的节气内完成，其作业效率的高低，也就决定了其经营耕地的规模。举例来说，如果收麦工作需在10天内完成，否则麦粒会因熟透了而在田间落粒，那么其经营规模只能限制在利用其工具、劳力在10天内能收割完其小麦的规模内，再考虑到在收获季节如果遇到大风或大雨天气，其收获的各项工作需提前尽快完成。所以对于大农户来说，由于其经营规模较大，根据其经济情况，配置一整套高效率的农具是必需的。而小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在不多的土地上种植几种作物，所以每次农忙时所要应对的农活实不多，用人力和一些简单农具也可应付，且其家境贫困，所以也就没必要花上几年的积蓄买上一套好的农具，再加上农田分散，每块的面积不大，这也限制了小农对于先进农具的需求。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土地少，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2]这也反映了小农的经济决策是理性的。

小农由于缺乏大农具及役畜，很多农活就用人力及一些简单农具进行，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有些农活或有时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还必须使用大农具或役畜。为了解决小农的大农具及役畜不足问题，近代华北的村落中流行着一系列调剂农具及役畜的方法，主要是几户共同购买共同使用，换工（人力换畜力、人工换农具）或借用，或租用。这部分内容非常多，存在很多规则和方法及一系列习惯作法，反映了农村社区的一系列特点，需专文讨论。这种农户间对农具及役畜使用的调剂是在农村人际关系网中进行的，它所遵守的一系列规则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33]，维系着农村中的互惠型的人际关系。它是发生在村民间的关系网上的，其规矩是溶于当地的文化网内的，这也说明农民生产活动的社会性。杜威（J.Dewey）曾经指出：“人类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并不仅仅决定于人体的有机机构和遗传因素，还要受到传统、制度、习惯以及渗透到这些因素所传达或暗示的目的和信念中的文化遗产的影响。”[34]

流行于村落内的农具及役畜使用的一系列调剂方法，无疑对于缓解贫农户的农具、役畜不足很有作用，使缺乏农具、役畜的农户可以进行安定的农业生产，不至于缺乏农具、役畜而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

这一系列的农具、役畜使用的调剂，反映了村民间的互助，同时它也反映了贫困小农在日常生活中对富裕农民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使富裕农民在村落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让我看看地主和富农以及贫农、雇农各拥有哪些农具。

每户平均所有之农具（按全户数之平均）[35]（单位：件）

农具别|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总计

||||||

大镐|0.71|1.33|0.87|0.60|0.47|0.72

小镐|1.12|1.44|0.96|0.80|0.68|0.89

大铁锨|0.94|1.62|0.99|0.74|0.52|0.85

小铁锨|——|——|0.01|0.01|0.02|0.01

钉钯|0.59|1.00|0.66|0.45|0.17|0.52

铁钯|——|0.03|0.01|——|——|0.01

辘轳|0.71|1.32|0.73|0.45|0.28|0.58

柳罐|0.71|1.54|1.90|0.64|0.33|0.74

大锄|1.41|2.18|1.51|1.20|1.08|1.35

小锄|0.82|1.31|0.84|0.61|0.42|0.71

镰刀|1.65|2.26|1.60|2.36|1.23|1.49

木锨|0.88|1.08|0.81|0.33|0.12|0.51

木杈|4.94|4.31|2.64|1.13|0.39|1.82

犁|0.53|0.47|0.05|0.01|——|0.07

壑子|0.41|0.63|0.56|0.17|0.02|0.30

种什|0.71|0.83|0.39|0.08|——|0.23

礅|0.59|0.76|0.36|0.08|0.03|0.22

铡刀|0.53|0.73|0.38|0.11|0.03|0.23

耙|0.59|0.53|0.32|0.03|——|0.16

辘轴|0.65|0.83|0.52|0.25|0.04|0.35

大车|0.59|0.84|0.46|0.07|——|0.24

小车|0.06|0.03|0.03|0.02|0.02|0.02

风车|0.29|0.08|0.01|——|——|0.02

水车|0.18|0.05|0.01|——|——|0.01

筛子|1.41|1.74|1.09|0.37|0.23|0.69

磨|0.06|0.26|0.06|0.40|0.02|0.05

碾|——|0.03|0.02|——|0.02|0.0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各类农具，地主和富农拥有的比较多，尤其是对于象犁、种什、礅、铡刀、耙、辘轴、大车、筛子、风车等，地主、富农、中农等拥有较多，而贫农、雇农几乎没有，如果贫雇农要用这些工具，只有向较富裕的农户借用。这就使村中较贫穷之家对较富裕之家形成了一种依赖。这也就从一个方面塑造了富裕阶层在村落中的地位。

对于役畜在不同阶层农家中的分布，根据前文的叙述，我们可做以下概括：骡、马主要是由比较富裕的地主及富农饲养，牛主要由中农饲养，驴由小农的大部分及部人中农饲养。小农不可能完全用人力代替畜力，小农越是缺乏役畜，他们对于地主、富农的依赖度就越高。

在碾、磨、水井等的使用上，也表现出贫困小农对富裕农户的依赖。村落中的碾、磨、水井等，是村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设施。这些设施，有一部分为村内共有，但也有一部分为村内富裕农户私人所有。但尽管是私有，大家皆可无偿使用，正如山西潞城县农谚所说：“碾磨千家用，打水不用问”。村落中的公用水井，其清洁、维修也主要由该井附近之富户进行。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华北小农拥有的农具较少，富裕的地主、富农拥有比较全的农具。为了解决农具的不足问题，存在着农户之间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习惯，也存在着农具与人力的交换，人力与畜力的交换以及农具的借用租用等习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户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贫困小农对于富裕农户的依赖。至此，我们对近代华北的农具经济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结论：近代华北农户对于农具的配置，是农户在综合自己所面临的各种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注释

*本文所指的农具是广义的农具，除了一般生产工具外，也包含役畜及灌溉、生活用井等。

[2]（英）查.索.博尔尼：《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中译本序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6——37页。

[4]瓦格勒：《中国农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32页。

[5]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305——306页。

[6]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平谷县统计篇、昌黎县统计篇，昭和12、13年发行。

[7]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第380页。

[8]（日）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汪馥泉译，大东书局，1934年，第298页。

[9]（美）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1页。

[10]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

[11]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1933年。第622、623页。

[12]《第二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统计篇、平谷县》（满铁天津事务所、昭和十二年五月）43及44页。大农具是指：犁丈、石头磙子、扇车、碾子、磨、大车等。

[13]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第186页。

[14]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1929年，第28页。

[15]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1929年，第29、30页。

[16]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载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607——608页。

[17]满铁：《遵化县卢家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第112—114页，天津版，1936。

[18]同上，第101页。

[19]同上书，第101、102、103页。

[20]满铁：《遵化县卢家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第115页，天津版，1936。

[21]同上书，第116——120页。

[22]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载《社会科学》，1936年第7卷第1期，第45页。

[23]转引自《中国农村研究报告：1990——1998》，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06页。

[24]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全6卷，岩波书店，1952—1957年，1981年复刊，以下简称《惯调》），第2卷65页。

[25]张思：《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中国家庭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天津。

[26]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昭和十四年十二月。

[27]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1933年。第622页。

[28]《北支那的农业与经济》（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第238页。

[29]《中国农村研究报告：1990——1998》，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06、607页。

[30]张思前引文。

[31]满铁：《遵化县卢家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第页，天津版，1936。

[32]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第186页。

[33]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三联书店，1998年，第73页。

[34]转引自《农学原论》，第219、220页，（日）祖田修著，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7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根据这种特性，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找准民俗风情与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在有机融合二者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本土化的原则。换言之，所融入的民俗风情必定是为本土人群所熟知的。这样学生有自然的亲近感，易于接受。“避免这种文化又成为一种新的阻碍。”只有适当的引入教育对象所趋向的本土文化，才能对抽象生涩的书本知识起到映衬补充、注解说明的作用。

比如在教学美术赏析时，引入大湘西所特有的吊脚楼建筑、对襟儿服饰、土家银缀、窗花剪纸等进行美学教育，也会达到同样的审美目的。学生再次以美学的目光审视这些距离他们很近的美学对象，所受到启发不亚于了解西方油画雕塑，中国工笔山水。同样，在体育课中把“走高翘”、“秋千”、“扭扁担”等活动融入课堂之中，不仅有场地器材的便利，还可以引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全国各地民俗风情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在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育互相融合的时候，要在课前做足功课，不标新，不立异，不赶时，扎扎实实的立足于本土特色，以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

二、把握趣味性原则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去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活跃的因素。新课改要求教学双边“密切联系生活”，以引发参与的兴趣。对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整合过程，就要求适度把握好趣味性原则。

以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师教学为例，语文老师教学如何写调查报告，把调查的对象由学生不熟悉的“社区情况”改为调查家乡的“特色小吃”，把书本中“写一个熟悉的场景”，选定为参观一个“蒸喜酒”的场景，这样的安排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思想品德老师在课堂中教学“文明交往”时，让学生实景表演土家族的“待客礼仪”，从中体会交往待客的要求，把抽象的道理寄寓在生动形象的表演过程之中；音乐课堂中老师带领学生走出去欣赏本地山歌、“打围鼓”，让学生感到新鲜而好奇，这些课堂实例，无一不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教学自然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握趣味性原则，还要注意避免“唯兴趣”观，防止教师一味的追求乐趣而忽视民俗风情独特的内容。“趣”的把握有一个前提：所渗入的民俗风情必需与教学内容有情感价值相通处、内容关联接近点、体验结合互补面。

三、强调思想性原则

鉴于“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文化合力进入校园的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民俗风情起源的自发性、宗教性、原始性等特点，让民俗风情的教育功能有一定的制约。当教师在引入并使用到其中的一个知识节时，首先充分认识到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价值取向挖掘点。要结合教育的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辩证唯物的态度，“扬弃”的方法，发挥这种特色文化的教育功能。这就是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二者整合的时候所要强调的思想性原则。

比如在了解“丧葬习俗”时，就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那些复杂繁琐的动作、神秘难懂的语言，这只是一种文化展示过程，重要的是要挖掘其中的“扬善积德”内涵，对于很多封建迷信素材，更是要立场坚定的予以批判，不能一并吸纳。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民俗，也要有正确的评价。如过年时候小孩子在大年初一去别家“拜年”的习俗，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渐渐的消失。对于这种即将逝去的民俗风情，我们要指导学生从中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给这种风俗的变化赋予积极的时代意义。

只有强调了思想性原则，我们的教育才会成为“有源之流”，才会始终与我们的教育目标保持一致而不偏离教育的主航道。

民俗风情文化作为一种开发很广泛的校本教材，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被充分运用。只有坚持了民俗风情的本土化原则、把握了趣味性原则、强调了思想性原则，对于把民俗风情引入课堂教学才有了基础性的指南。同时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怎样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有机的整合起来，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命题，有待于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之中进一步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覃正云，覃自云.新课改108问[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8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根据这种特性，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找准民俗风情与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在有机融合二者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本土化的原则。换言之，所融入的民俗风情必定是为本土人群所熟知的。这样学生有自然的亲近感，易于接受。“避免这种文化又成为一种新的阻碍。”只有适当的引入教育对象所趋向的本土文化，才能对抽象生涩的书本知识起到映衬补充、注解说明的作用。

比如在教学美术赏析时，引入大湘西所特有的吊脚楼建筑、对襟儿服饰、土家银缀、窗花剪纸等进行美学教育，也会达到同样的审美目的。学生再次以美学的目光审视这些距离他们很近的美学对象，所受到启发不亚于了解西方油画雕塑，中国工笔山水。同样，在体育课中把“走高翘”、“秋千”、“扭扁担”等活动融入课堂之中，不仅有场地器材的便利，还可以引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全国各地民俗风情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在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育互相融合的时候，要在课前做足功课，不标新，不立异，不赶时，扎扎实实的立足于本土特色，以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

二、把握趣味性原则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去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活跃的因素。新课改要求教学双边“密切联系生活”，以引发参与的兴趣。对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整合过程，就要求适度把握好趣味性原则。

以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师教学为例，语文老师教学如何写调查报告，把调查的对象由学生不熟悉的“社区情况”改为调查家乡的“特色小吃”，把书本中“写一个熟悉的场景”，选定为参观一个“蒸喜酒”的场景，这样的安排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思想品德老师在课堂中教学“文明交往”时，让学生实景表演土家族的“待客礼仪”，从中体会交往待客的要求，把抽象的道理寄寓在生动形象的表演过程之中；音乐课堂中老师带领学生走出去欣赏本地山歌、“打围鼓”，让学生感到新鲜而好奇，这些课堂实例，无一不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教学自然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握趣味性原则，还要注意避免“唯兴趣”观，防止教师一味的追求乐趣而忽视民俗风情独特的内容。“趣”的把握有一个前提：所渗入的民俗风情必需与教学内容有情感价值相通处、内容关联接近点、体验结合互补面。

三、强调思想性原则

鉴于“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文化合力进入校园的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民俗风情起源的自发性、宗教性、原始性等特点，让民俗风情的教育功能有一定的制约。当教师在引入并使用到其中的一个知识节时，首先充分认识到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价值取向挖掘点。要结合教育的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辩证唯物的态度，“扬弃”的方法，发挥这种特色文化的教育功能。这就是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二者整合的时候所要强调的思想性原则。

比如在了解“丧葬习俗”时，就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那些复杂繁琐的动作、神秘难懂的语言，这只是一种文化展示过程，重要的是要挖掘其中的“扬善积德”内涵，对于很多封建迷信素材，更是要立场坚定的予以批判，不能一并吸纳。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民俗，也要有正确的评价。如过年时候小孩子在大年初一去别家“拜年”的习俗，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渐渐的消失。对于这种即将逝去的民俗风情，我们要指导学生从中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给这种风俗的变化赋予积极的时代意义。

只有强调了思想性原则，我们的教育才会成为“有源之流”，才会始终与我们的教育目标保持一致而不偏离教育的主航道。

民俗风情文化作为一种开发很广泛的校本教材，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被充分运用。只有坚持了民俗风情的本土化原则、把握了趣味性原则、强调了思想性原则，对于把民俗风情引入课堂教学才有了基础性的指南。同时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怎样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有机的整合起来，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命题，有待于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之中进一步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覃正云，覃自云.新课改108问[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9

凉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节点，一直是中原与西北地区沟通与交流的纽带与桥梁，这里积淀了丰厚的西域文明、丝路文化和凉州文化。凉州传统文化集中了佛教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西凉乐舞、简牍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体现了延续性较强的文化历史变迁过程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大浪淘沙，凉州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孕育了“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新时代武威城市精神。

二、将凉州传统文化渗透到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原因

1.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当代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却略显缺失。如何有效传承特色鲜明而丰富的凉州文化，除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外，对区域内的高中生进行凉州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在高中语文校本课程设置上，将凉州“旅游文化专题”、“民俗文化专题”、“凉州诗词专题”等传统文化引入课堂教学，是对凉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高中新课标中“大语文”理念的充分体现。2.凉州传统文化教育在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凉州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凉州贤孝、汉简鸠杖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可以教育学生处世为贤，居家尽孝；参观文庙、雷台、白塔寺、海藏寺等名胜古迹，可以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瞻仰古今历史文化名人，学习先进事迹，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学习兴趣，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凉州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有关，涉及民族学、民俗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分支，这种人文性内涵极大地丰富了高中语文教学内容。凉州历史古迹和出土文物较多，马踏飞燕、汉代竹简、西夏碑、文庙匾额等，蕴含着大量的传统艺术、语言文字知识，巧妙利用则可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增强文化素养。

三、凉州传统文化在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1.思想上重视凉州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凉州文化中的丝路文化、《凉州词》文化和西凉歌舞伎文化是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重要载体。利用白塔寺会盟、鸠摩罗什传法、弘化公主和亲等素材，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玄奘西行、霍去病的传说、西路红军的故事能培养坚忍顽强意志力；书城不夜、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可以强化学生的智育教育；天梯山石窟、海藏禅林、凉州贤孝、攻鼓子等可以强化学生的美育教育。2.课堂上强化地域文化的细节渗透。语文教师要在教学内容中有机融合凉州传统文化，以凉州传统文化为导入新课的突破口，在背景资料补充、举例讲解、拓展延伸的环节中有意渗透凉州传统文化教育。比如，在阅读教学中，将《大漠祭》《西凉马超》等反映凉州传统文化的文章或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凉州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作文训练课中，可以紧扣时令节日，探究凉州的传统节日风俗来历和文化内涵。3.构建凉州传统文化校本课程。为有效挖掘和传承凉州传统文化，武威市成立了凉州文化研究院，凉州当地的高中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会同凉州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开发高中阶段凉州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编写适合不同阶段学生学习的教材和读本，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亲身感悟体验凉州传统文化的灿烂悠久和博大精深。4.在实践中拓展凉州传统文化育人阵地。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学习调研，了解凉州文化历史变迁，体味民俗风情，参观名胜古迹，寻访名人足迹，重走红色之旅，参加社区特色文化活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撰写相关凉州传统文化调查报告，开展有意义的专题辩论。这样，既能培养高中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又能提高学生语文学科综合素养，在很大层面上做到了凉州传统文化的学习、熏陶、继承和发扬。

民俗调查报告范文篇10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根据这种特性,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找准民俗风情与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在有机融合二者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本土化的原则。换言之,所融入的民俗风情必定是为本土人群所熟知的。这样学生有自然的亲近感,易于接受。“避免这种文化又成为一种新的阻碍。”只有适当的引入教育对象所趋向的本土文化,才能对抽象生涩的书本知识起到映衬补充、注解说明的作用。

比如在教学美术赏析时,引入大湘西所特有的吊脚楼建筑、对襟儿服饰、土家银缀、窗花剪纸等进行美学教育,也会达到同样的审美目的。学生再次以美学的目光审视这些距离他们很近的美学对象,所受到启发不亚于了解西方油画雕塑,中国工笔山水。同样,在体育课中把“走高翘”、“秋千”、“扭扁担”等活动融入课堂之中,不仅有场地器材的便利,还可以引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www.gwyOO.

中国全国各地民俗风情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在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育互相融合的时候,要在课前做足功课,不标新,不立异,不赶时,扎扎实实的立足于本土特色,以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

二、把握趣味性原则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去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活跃的因素。新课改要求教学双边“密切联系生活”,以引发参与的兴趣。对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整合过程,就要求适度把握好趣味性原则。

以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师教学为例,语文老师教学如何写调查报告,把调查的对象由学生不熟悉的“社区情况”改为调查家乡的“特色小吃”,把书本中“写一个熟悉的场景”,选定为参观一个“蒸喜酒”的场景,这样的安排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思想品德老师在课堂中教学“文明交往”时,让学生实景表演土家族的“待客礼仪”,从中体会交往待客的要求,把抽象的道理寄寓在生动形象的表演过程之中;音乐课堂中老师带领学生走出去欣赏本地山歌、“打围鼓”,让学生感到新鲜而好奇,这些课堂实例,无一不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教学自然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握趣味性原则,还要注意避免“唯兴趣”观,防止教师一味的追求乐趣而忽视民俗风情独特的内容。“趣”的把握有一个前提:所渗入的民俗风情必需与教学内容有情感价值相通处、内容关联接近点、体验结合互补面。

三、强调思想性原则

鉴于“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文化合力进入校园的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民俗风情起源的自发性、宗教性、原始性等特点,让民俗风情的教育功能有一定的制约。当教师在引入并使用到其中的一个知识节时,首先充分认识到民俗风情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价值取向挖掘点。要结合教育的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辩证唯物的态度,“扬弃”的方法,发挥这种特色文化的教育功能。这就是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二者整合的时候所要强调的思想性原则。

比如在了解“丧葬习俗”时,就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那些复杂繁琐的动作、神秘难懂的语言,这只是一种文化展示过程,重要的是要挖掘其中的“扬善积德”内涵,对于很多封建迷信素材,更是要立场坚定的予以批判,不能一并吸纳。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民俗,也要有正确的评价。如过年时候小孩子在大年初一去别家“拜年”的习俗,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渐渐的消失。对于这种即将逝去的民俗风情,我们要指导学生从中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给这种风俗的变化赋予积极的时代意义。

只有强调了思想性原则,我们的教育才会成为“有源之流”,才会始终与我们的教育目标保持一致而不偏离教育的主航道。

民俗风情文化作为一种开发很广泛的校本教材,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被充分运用。只有坚持了民俗风情的本土化原则、把握了趣味性原则、强调了思想性原则,对于把民俗风情引入课堂教学才有了基础性的指南。同时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怎样把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有机的整合起来,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命题,有待于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之中进一步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覃正云,覃自云.新课改108问[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