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研究

摘要: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是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与“人”这一微观的社会主体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欲将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事物商品化，并进一步使人类丧失最基本生存保障时，生存的需要与诉求愈发强烈，最终转变为逆市场的反向运动即去商品化运动，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生成。伴随自身缺陷以及经济与制度环境的改变，危机中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去商品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商品化;异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

一、文献回顾

去商品化概念最早由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ostaEsping－Andersen)提出，指个人福利相对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即是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增进个人福利，促使个人福利能够相对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即以社会保障方式实现去商品化。通过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该概念中的社会保障为广义社会保障，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埃斯平－安德森以去商品化能力为中介分析基于不同去商品化能力的三种福利国家与社会阶层的关系。［1］埃斯平—安德森从实证的角度，运用收入替代水平、进入社会经济权利体系的资格等指标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度量，通过考察国家、市场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供给中的作用比例以及去商品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将18个工业化国家划分为三种不同理想类型，即“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福利体制。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以及用操作化的去商品化概念对欧洲某些工业国家所做的类型划分，至今仍被很多学者参照借用。武川正吾指出，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操作概念使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并且对社会保障的评价也从“量”的层面跃升为“质”的层面。这种质的分析意义非凡，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即使社会性给付规模很高，福利负担很重的国家其去商品化的效果也不一定强。因为初次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相对于不平等的国家，用较小的给付规模就能获得更好的再分配效果。［2］175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同时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质疑。鲁姆认为，埃斯平－安德森“非商品化”过于狭隘了，非商品化所指涉的指标体系也不应局限在社会保障收入和消费能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化理论，劳动力商品化伴随人力资源减少而出现，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社会自我发展的动力也被商品化了，劳动力去商品化就意味社会自我的发展与劳动的解放。因此，安德森用保障收入和消费表征去商品化是欠妥当的，应该将去商品化理解为社会自我发展，同时拓展去商品化的指标体系。郑秉文认为，对去商品化概念争议的实质是福利的测度问题，单纯的以经济增长来测度福利显然不够，应对人和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量。［3］除了对去商品化提出质疑，一些学者还对福利体制类型划分提出异议，认为安德森用去商品化所做的类型划分不具有国际代表性。霍利戴(Holliday)认为，应该注意一些新兴国家在福利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是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同样需要纳入到福利体系中考察。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奥菲对战后福利国家危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提出“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的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4］在进一步分析福利国家矛盾时，奥菲指出去商品化体系和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缺陷而不断出现的贫困加剧、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等问题，使资本主义国家出于维护资本积累和自身统治需要而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等非商品化措施。虽然去商品化的措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和商品化形式，但实践证明去商品化已威胁到商品化的组织结构。国家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措施增加了劳动力在资本市场中的选择范围，增强了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了劳动力对资本市场的依赖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纵观福利国家史，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遇到了各种问题。如一定程度上引发福利国家危机的社会保障过度去商品化，如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再商品化问题。社会保障为什么会在过度去商品化与再商品化之间循环往复?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在已有的文献中得到很好的解答。为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找寻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产生、变迁的动力源和影响因素。学者们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认为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进程的演变与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亦催生出一系列诸如社会保障的附属产品。不同于上述学者，解释学派试图用文化观念来解释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发展问题，认为是宗教文化观念催生出社会保障，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着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发展变迁。前述两种理论学派要么是从客观经济结构、要么是从主观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并没有超越宏观和微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也就无法深刻揭示社会保障的影响机制。［5］马克思学派将西方社会理论中存在的这两种分析视角概括成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两种主义将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起来，对主观能动的行动者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的理解。要想真正理解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还是要回到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实践的主体中来。

二、人的需要: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动力源

1．需要乃人性之本。需要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为了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而产生的生理与心理、经济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诸多要求。［6］需要是在共同体中生活的人在其一生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自身所处的一种缺乏状态。［7］科学发展观指出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说明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才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人之所以为人，归根结底在于人有不同于其它动物的需要。如马克思所言:“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马克思所说的本性就是决定人与其它动物有所不同的特殊属性即社会性，正是这种社会属性使得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的需要。在社会中生存的人，如果其失去了具有社会属性的需要，则这个人也就失去了社会人身份。［9］作为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需要会伴随人的存在而存在，随着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基本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缺乏状态将损害做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生命意义。因此，只有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2．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与反向社会保护。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之前，资本主义市场化使劳动力逐渐沦为商品，人所特有的社会性需要也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发生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劳动本身就是人所特有的需要，并且是人最为根本的需要。然而，这种劳动作为人的根本需要的状况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改变。劳动者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出卖自身劳动力以换取维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此时，劳动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最根本需要，而是为满足基本需要不得不为之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异化的劳动将人本身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0］资本主义市场具有一种毁灭性力量，可以将所有事物转化为商品，劳动力也不例外。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者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变得与商品无异，企业主和资本家完全掌控着劳动者的劳动全过程。劳动者就像商品一样被任意挑选，由于劳动者间的恶性竞争，劳动力价格也受到压抑。［11］这些都是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重要表现。为防止人类在为所欲为的市场中毁灭，社会中会产生一种抵抗市场的自我保护力量，这种自我保护要以降低劳动力商品化属性为首要目标。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是避免人们被过度商品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社会保护性措施，而非思想家们的主观臆想出的政策安排。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对自发调节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规制，使市场不至于失控，使社会能够正常运转。［2］1743．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是回归人性的需要。欲改变人的异化性，需要对劳动力去商品化，促进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多样化，除了劳动报酬，还要配以其它的保障措施，从而使出卖劳动成为仅有生存手段的局面彻底改变。家庭、社区等满足人类需求的传统功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削弱，传统方式不断消解使得国家怜悯性的救济无法继续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上述背景下，国家需要提供社会福利等能够很好回应人类需求的正式制度安排。［12］49－55为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福利状况，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解决新产生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纷纷设计和建设符合本国实际的福利制度。［13］著名的以色列社会政策学者麦克罗(Macarov，D)认为:“社会福利可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人类需要。”［14］英国的社会政策学家布兰德肖(Bradshaw，J)也指出:社会服务的历史就是承认社会需要和组织社会去满足需要的历史。［15］这些思想明确地揭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需要二者之间联系。现代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物质基础和文化理念的差别而表现出多种福利模式，但有一点相同，即这些制度都程度各异的满足了人类的社会需求。社会福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对劳动力也进行了去商品化，使劳动异化的状况得以改善，从这种意义上看，社会保障制度实质是将商品化的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中解放出来。上述各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以往社会救济有本质区别。传统社会救济是基于怜悯和同情，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理念依据。［12］39－4638

三、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危局

1．权责失衡与社会保障过度去商品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过程中个人的权利享受与义务承担应该分开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这一认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的权责结构失衡。个人享受保障权利的同时应承担一定责任，完全由国家承担责任必然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关系源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客观决定作用，二者共同影响着人们对生活机会的把握。对于个人的发展，国家和社会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外在社会环境，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提供、教育资源的供给以及为人们提供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而行动主义则强调个人对生活机会的主动把握和对社会关系的自主选择，主张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方式负责，强调个人在处理社会关系过程中的责任。综合以上两种视角，我们认为结构与行动都很重要，生活机会与社会关系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也要同时强调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并根据具体社会经济状况不断调整、平衡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关系。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模式却没能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在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过程中只强调公民对社会保障的享受以及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公民无条件的享受去商品化带来的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保障的过度去商品化。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超出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的过度去商品化还引发很多社会问题。［16］如长期的无条件福利服务弱化了个人的责任意识，增强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降低个人的工作意愿，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等等。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上述问题在高速的经济增长条件下被暂时掩盖，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便马上暴露出来，进而引发社会保障危机。2．经济全球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外在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削弱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经济基础。由于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需要国家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因此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经济总量的增长能够带来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也较为接近。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也与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相对于技术密集或资源密集型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与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制约作用就越强。而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影响国家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对国家的经济控制干预能力产生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国际资本市场日趋成熟，国际贸易水平不断提升，不受或受主权国家限制较少的跨国公司大量出现，为了寻求更低的劳动力以降低成本而增强竞争力，国际资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断转移以避开对劳动力进行强保护的国家。那些通过降低劳动保护水准实现对经济低干预的国家，因为企业的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与对经济干预程度较弱的国家相比，西方一些实行高福利的国家因为高水平的劳动力保护而使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不利地位甚至遭到淘汰。开放的经济环境使不同国家经济体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国际贸易、金融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受到更多的限制。简单的制定去商品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高水平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需要国家、社会提供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要以国家较高水平的财政支出为基础，需要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财富总额进行干预调配。一些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干预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所下降，意味着财富总量中通过福利性机制分配的比例降低，而通过市场机制的分配比例提高。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去商品化能力的降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这种抉择，使得国家、雇主与工人阶级的“三方社会伙伴关系”出现裂痕，三种力量均衡之势被打破，而向资本一方倾斜，这种局面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准。［17］其次，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实现边界被冲破。传统上，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因为社会资源的稀缺性而限于民族国家内部，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即只有本国公民可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民族国家作为强有力的保护单位实现本国公民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国家通过征税等方式构成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所需要的各项社会福利资源。这就形成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边界，这种边界与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的开放性相冲突。国家与资本以及劳动力边际重合的格局被超国界的全球化冲破，最终的结果是国家间的资本与商品和劳动力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单方面的资本流出会降低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加强对国外资本的引入。对国外资本的引入的一个有效条件就是降低税率。总之，全球化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除了资本的流动，就业机会全球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劳动力全球性流动随之到来。早在20世纪末期，全球范围的劳动力转移人口就已达到一亿以上。［18］在本国社会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外部大量劳动力的进入会降低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充分度，使支撑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财政负担加重。3．新自由主义改革: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制度困境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内在缺陷与外在全球化挑战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同时也促使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以扭转不利局面。危机中的福利国家提出不同方案来解决福利问题，实质是解决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福利导向型代表认为，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保护的价值要高于经济增长的价值，在满足成员社会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去商品化手段要优于市场手段。当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应该主要着手改变经济发展战略，扭转经济发展颓势来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之间的矛盾。即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并非是去商品化模式的问题，而是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出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本身。此种主张可取之处在于危难关头并没有舍弃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这一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有效手段，却忽视了去商品化模式自身确实存在的问题，与福利导向型的去商品化模式相对，经济导向型的去商品化模式强调通过市场解决人们的社会需求问题。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当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措施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时，应该及时的改革社会保障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经济导向型模式所说的改革社会保障模式更多的是对现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否定。经济导向型的新自由主义者借机对福利国家进行全面否定，认为正是福利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经济发展迟滞。福利国家首先损害了人的自由选择权和自己对自身负责的权利，使人的懒惰情绪滋生，进而损害劳动效率而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破坏。此外，经济导向型学者对福利导向模式能够坚持平等与社会保护理念表示怀疑，认为福利国家所制定的去商品化措施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社会需求对象本身，这也就造成社会福利供给经常出现过剩与不足，最终还是降低了经济效率。［19］与福利导向主张的学者相反，新自由主义者更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强调个人责任的履行。主张个人应该积极努力工作，在市场中获取满足自身需要的福利服务。认为不但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起因于经济危机，而是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就连经济危机实质也是福利国家危机导致的。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取缔福利国家。国家应该将社会福利服务的供给交给市场，只需要提供最低水平去商品化措施就好。对平等和社会保护这些理念应该舍弃，降低对经济领域的干预程度。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观念和主张得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支持，这两个国家强力推行经济导向型的福利改革措施，使得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不断降低。诚然，新自由主义认识到一些福利国家的弊端，坚持个人对自身负责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此而全盘否定福利国家是错误的。经济导向型的改革措施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忽视了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发展这一无可争辩的认识。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而忽视权利的实现只是走到了福利国家的对立面，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这一人的社会性需要再一次成为“无效需求”。到此，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在自由主义改革中逐渐消解。［12］72－79

四、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重构

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重要基础，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对经济发展亦具有积极影响。二者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应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二者应该也能够实现共同发展。福利导向型模式和经济导向型模式都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福利国家不正视自身的问题，则不仅社会的去商品化无法有效实现，还会最终拖累经济的发展。如果单纯强调降低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劳动者仅仅依赖市场中以劳动力商品化方式获得的工资，会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医疗、养老等费用无法获得保障，更无法通过再培训、公共医疗卫生等方式增进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虽然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模式存在诸如效率低下等问题，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仍然是劳动力去商品化最重要的手段。经过几十年的推行，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已经使福利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观念可以延伸到21世纪”。［20］因此，不是要降低去商品化水平，而是要进一步提高公民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不是要取缔现有的去商品化模式，而是要对现有模式进行重新建构。如何对传统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模式进行重构?安东尼•吉登斯引领的“第三条道路”和米基利等人的社会发展理论试图给出答案。认为现存的去商品化手段过于注重再分配和高水平的去商品化福利供给，除此之外还应该强调既能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又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极去商品化措施。将有限的国家干预和适度的市场调节融合起来，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21］积极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实现方式指向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此种去商品化手段不仅提供现金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且更注重对个人能力的提升，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主张对人们进行社会投资。“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的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而不要直接提供经济上的资助。”［22］主要是以投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式，强调去商品化与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加大在教育培训、职业技术培训的公共行动促进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再就业。通过此积极去商品化方式，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竞争力都得以提高，降低社会对这部分群体的社会排斥，增进社会融合，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通过社会投资，社会成员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利用资源创造价值。传统的去商品化手段通过再分配对人进行保护，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住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化趋势，但这种事后调节的模式本身并没有产出，无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率提升。而社会投资产出的是人们的社会技能与市场竞争力。能力的提升使得人们更能创造条件、把握机会，进而满足自身的福利需要。［23］因此，通过社会投资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使得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不再仅仅是获得实物现金的权利，更是获得社会技能、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去商品化。上述学者在理论上构建出的这种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去商品化模式是在吸收了各种社会福利流派有益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试图解决西方社会保障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资本主义682019年第5期社会在面临危机时的一次制度革新。由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资本的本质属性无法改变，决定了其福利制度最终仍然要服务于资本，仍然只是资本主义为了资本扩张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而已。因此，此种重构模式充满中庸与妥协，难以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社会公平问题，各项政策实践也遭到各方既得利益的阻挠而难以真正有效实施。五、结论与启示从上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理论分析中我们能够得出:西方不同国家之所以采取不同去商品化模式，除了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更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本主义保障制度有本质区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宗旨是为了不断提升人民福祉，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始终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与此同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能够实现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协调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不是要将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彻底根除，而是要在保障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降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进而降低个人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使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更加体面地工作。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是能够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保证人性特质不变的去商品化，是能够做到市场运行与社会保护协调发展的去商品化。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才能实现去商品化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实践既要摒弃福利国家养懒汉而损害经济发展效率并最终损害人的发展弊端，又要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既要体现公民所应享有的社会权利，又要履行与所享权利对等的社会责任。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根本动力和落脚点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在满足人的需要中实现人的发展与权责对等。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制度安排也应有两种:即满足生存需要的再分配型去商品化和满足发展需要的生产型去商品化。再分配型去商品化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权利，在人的生存面临危机时应该无条件的给予帮助，诸如贫困救助、医疗救助等去商品化政策。生产型去商品化注重人自身潜能的挖掘，通过树立个人主体意识实现个人发展。例如通过职业培训、教育福利等措施提升人力资本，使劳动者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通过劳动就业方式获取财富，此种去商品化很好的体现了权责对等。我国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实践既要重视去商品化自身指标的建设，又要推进去商品化制度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自身建设与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去商品化过程中协调好去商品化的保障措施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2］176，177只有实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化转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20世纪90年代，由于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出现的商品化趋势加剧了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这种劳动力过度商品化客观上推进了国家层面进行的反向保护运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去商品化制度先后建立起来，实现了市场运行与社会保护的协调发展。

作者:吴德帅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