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的生态化透析

本文作者：陈英工作单位：贵州大学

一、宪法价值取向生态化的时代背景

2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利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次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与世纪性问题既向传统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法律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即法律的生态化,但法律的生态化又肇始于旧的发展模式和旧的伦理观念的破除。作为与自然人的生存关系极为密切的政治宣言宪法,自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法律特别是宪法的传统价值理念及其制度规范。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体说来,宪法价值取向的时代背景可以概述如下:

(一)生态危机全球化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卡普拉在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6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不只是政府的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作为一种文化,还是作为全球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正在达到一个转折点。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危机已经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从而也把人类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推向一个崭新发展的时代,实现人类由征服掠夺生态环境资源,到保护建设生态环境资源的大转变,创造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加灿烂辉煌的生态文明,并使之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文明形式。因此,21世纪将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时代。对宪法价值取向随着情势的变迁而进行修正,才能应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文明转型。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起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严重反省,终于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掠夺和浪费资源的发展道路。现代经济发展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这条黑色道路走下去,必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5我们共同的未来6在分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后,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的形成。它要求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协调关系;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把法律生态化的理念注入宪法价值理念中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形态正在由资源经济(或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或智力经济)转变。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它不是以自然资源而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从而可以根本改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利用模式与生产方式。通过知识经济,能够逐渐降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而有效地缓解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人类解决环境资源危机找到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走出环境危机的困境提供了根本保障。宪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正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使其更加和谐。

二、传统宪法价值取向的不足

(一)传统宪法价值取向法理基础的缺陷大家知道,无论是近代宪法价值取向的法理基础个人本位,还是现代宪法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均是建立在传统非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伦理思想。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而,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成为后进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西方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先进的东西而受到追捧,西方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也凭此扩散到后进国家,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发展进程。但在西方延续了几千年的哲学伦理学理论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环境思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西方哲学强调的就是灵性的提升,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想世界的翻版,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对后世法律正义论和法治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5政治学6中写道:一切动物从诞生(胚胎)初期,迄于成型,原来就是自然预备好了的,,它们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和安适实在不少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给人类的服用。[2]这深深地暴露了他的正义观在环境伦理道德上的缺陷。虽然自然科学不断在进步,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世界观、价值观。无论是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还是复兴于十七八世纪的所谓古典自然法,都没有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英国自然法学家洛克就认为,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等等。这固然是因为人类认识水平上的局限,更多的则可能是由于西方社会对此的普遍认同,而文艺复兴运动中诞生的人本主义思潮,又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人类视自然如无物,对其进行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开发利用,这是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分不开的。这些法理基础理论严重妨碍了传统宪法对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的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

(二)传统宪法价值取向政治思想基础的缺陷传统宪法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政治基础上的。它主张严格的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只是消极的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洛克在其5政府论6中,以人生而自由的论断为基础,引申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自然权利理论;二是政府的存在基于个人的同意。在洛克的全部思想中,个人自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设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个人自由的产物和保证,政府权力的界限是个人的自由,只有以实现人人自由为目的的政府才具有正当性,社会必须建立在这种个人的充分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的同时,政治社会中与个人权利相对的政府权力必然是有限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在这样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显得非常的有限。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爆发,传统宪法价值取向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产生了诸如公地悲剧等一系列问题。

(三)传统宪法价值取向自由经济思想基础的缺陷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均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都是一个以理性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经济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与原始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交锋中,经济自由主义逐渐赢得了胜利,成为19世纪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成为传统宪法基本理念的思想根源。但是人类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人的假设是难以维系人类自身的不断延续的,资源的有限性、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以及人的自利性,必然导致忽视甚至排斥人类的其他利益需求的价值取向。于是,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市场失灵问题随之产生。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无法以市场价格的形式出现,价值规律无法对此发挥作用,市场机制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在这种经济思想指导下,传统宪法价值在指导、协调人、社会与环境方面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宪法价值取向生态化的具体构想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也是生态危机。此种背景下,在宪法价值取向上确立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不仅要使环境资源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满足我国子孙后代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和制度。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根植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简言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2.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在环境危机全球化下的转型和升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的无所作为。3.宪法价值取向的回应宪法作为最高的法,必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段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为克服困难所规定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每走过一段苦难深重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3]宪法价值取向正是在不断回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修正自身的。它一方面对历史各阶段的生活经验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4]另一方面则型塑新的社会生活,具有开创未来的作用。在宪法价值取向上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符合时代的要求,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它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它主张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平衡环境资源享有法益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指同时代的所有人,在环境资源的分配利用上,不分民族、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享有平等的权利。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平等的机会满足他们较好生活的愿望,要给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以平等的分配权和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特别优先的问题来处理。代际公平,即历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美国法学教授魏伊丝女士对其有深刻的论述。她认为作为物的一员,我们与现代的其他成员以及过去和将来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的限制下,本代人在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时不能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即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代际公平是一个新的概念,它突破了传统的以当代人为中心的法理基础,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同利益作为法律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展的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后代人应拥有同当代人同等乃至更好的发展机会。未来不是以往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现在的机械延伸,它是人类的选择。后代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环境资源,离不开先辈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长期积累的财富。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均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种群,而要保证人类这一物种种群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就要保障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以形成人类共同体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共享和分享。在当前科技及认识水平下,要维护好环境资源享有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人们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不能只考虑代内公平而不关注代际公平或只考虑代际公平而不关注代内公平,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这个平衡点上,人们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前可以利用的资源,又不会对后代的发展造成资源上的稀缺瓶颈。

(三)确立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秩序最基本的分类。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存在,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传统宪法价值取向注重的是人与人的社会秩序的维持,认为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能谈得上社会公平。[5]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6]然而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如人口爆炸、温室效应、臭氧层耗竭、酸雨沉降、土地沙化等,这些迫切需要人类在法律特别是宪法价值层面去思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我们知道,自然秩序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它制约着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人类的活动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人类所构建的一切社会秩序都应与之协调、相适应。自然秩序虽然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但当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和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便失去了自我恢复的能力,人类有义务对其恢复。环境危机表面上看是人与人的秩序的打乱,实质上是自然秩序的破坏和人与自然的秩序的失衡。现在是人类社会向自然秩序回归的时候了,人类利益需要使法的价值取向不能只关注社会秩序,也要维护自然秩序。将法律生态化的理念注入传统宪法价值取向上,是指在维护人与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确立维护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的理念,才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四)重视其他生命物种种群的生态价值近代社会的急剧发展,科学的飞速进步,人们为过上美好生活永无休止的欲望,以及为迎合这种欲望,人类进一步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盲目开发和利用,忽略了其他生命物种种群的生态价值,从而使人类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频繁出现。正是这种传统宪法价值取向下的强调的人类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使人类把自己看作主宰,外部自然界则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纯粹供人奴役、占有的对象,一种只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并且主体是惟一的,只是人具有价值;人以外的自然世界是客体,是没有价值的。自然界作为客体对象,是非生命的,它仅仅作为人的一种工具,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因而它是僵死的。人作为主体,有权主宰和统治自然界。但是,这种传统价值观忽略了一点:在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中,不仅仅包含主客体这一层价值关系,还包含着很重要的第二层关系局部与整体、要素与系统之间的价值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毫无疑问,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人不过是系统中的一个局部要素。因此,从逻辑上说,人应当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活动。既然人作为自然界物种种群之一,是生物圈的一部分,那么,人类就应该尊重重视其他生命物种种群的价值,尤其是其他生命物种种群的生态价值,促使自然界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协调发展。自然界生态价值的提高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改善和生物生存适宜度的提高;自然界经济价值的提高则表现为人类对能量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人类保护环境,努力提高自然界的生态价值,目的是要促使自然环境更加适合于生物生存;人类从自然界摄取一定能量和资源发展经济,目的也是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享受,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自然界生态价值与自然界经济价值在实现目的和增值手段上的一致性,使二者具有了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