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宪法之道

近读夏勇教授发表在《读书》2003年第3期上的《宪法之道》一文，深受启发。本文想围绕此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正如夏勇所指出，所谓宪法之道，乃是“某种内在于宪法又立于宪法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是宪法之为宪法的根据。”那么，宪法之道究竟有哪些呢？在我看来，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制宪之道。制宪之道可从价值和技术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就价值层面而言，由于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因此，宪法之上不再有其他为据的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制定宪法就可以为所欲为，它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准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恶法非法，良法才是法。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必须反映人类社会治理国家的普遍道德和先进经验，必须体现对人权、民主、自由、文明等核心价值的充分尊重。马克思曾经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对于立宪者而言，与其说是让他们去制造或发明政治规则，还不如说是去发现或表述蕴涵于自然法之中的规律或法则。只有符合自然法规律或法则的宪法，才能解决宪法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才能完成对宪政的证成，否则，宪法就起不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固本定元的作用，起不到在国家法律体系建构和法治建设中的统率作用，也无法因其内在理性和魅力而为社会公众所广为认同、忠诚和遵守。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于宪法特殊的重要性，要求立宪者在解决了价值认识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立法技术问题。比如，宪法要求稳定性，只有保持最大的稳定性才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但如果过多地将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塞进宪法，势必不利于宪法的稳定。再比如，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有的国家只是笼统地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而有的国家则不仅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还明文禁止国家为某些行为，如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法律。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宪法还相当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其次，修宪之道。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宪法自身的缺陷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等原因，使得任何国家的宪法都面临一个适时修改的问题。不过，中外的宪政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修宪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诫：规诫之一就是不能过于频繁地修宪，否则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便无从谈起。美国1787年颁布的宪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原有宪法条文一字未动，只增加了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共26条修正案。反观我国，建国50多年来，却已经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1975，1978，1982），而1982年宪法至今又经历了1988、1993、1999年三次修改，且一次比一次修改的条文多。如此频繁和大规模地修宪，在和平时期的世界宪法史上可谓罕见。这其中固然有一些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改革开放等，但即使抛开这些，是不是我们的每次修宪就无可挑剔了呢？是不是每一个被修改的条文都非改不可呢？有的内容难道不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容进去？规诫之二就是要确立宪法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内容是不能改的，惟其如此，宪法才能保持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一般而言，包含自然法内容的宪德是不能改的，而体现宪德的宪律则可以改；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改，而反映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某些具体法则则可以改。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某些内容不得修改，如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而我国1975年宪法之所以对1954年宪法伤筋动骨，出现大倒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没有把握好修宪的为与不为，突破了修宪的底线，将1954年宪法中的宪德和宪法精神统统抛之脑外。

再次，行宪之道。好的宪法还必须有确保其得到有效实行的机制和路径，以免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尴尬局面。宪法实行的两条基本路径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它们是使宪法从书面走向实践的标志，是宪法切实发挥作用的保障。所谓违宪审查，就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进而决定违宪无效、合宪有效的一种宪法监督行为。至于究竟由何种机构来进行违宪审查，各国有所不同：有的是设立宪法法院，如德国、俄罗斯等；有的是由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来行使，如美国、日本等；还有的是设立宪法委员会，如法国。我国目前还没有违宪审查机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所谓宪法诉讼，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宪法条文能直接进入诉讼，成为援引对象和判案的根据。在这方面，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成为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尽管这还只是开始，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制度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