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思想与社会治理探究

摘要:继2011年取消13个死刑罪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2015年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罪，强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9个死刑罪名被取消。大智治制，本次修法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中的一次重大改革，立法机关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顺应轻刑化的世界趋势，体现了高度的立法智慧。

关键词:法学;刑罚;酷吏;社会现代

刑法学的奠基者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总结中写道：“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贝氏主张刑罚应当宽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我们可以参考秦汉之交的历史来印证此言非虚。秦政被称为“暴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汉取代。汉初号称奉行“黄老之道”，与民休息，但刑罚的严酷程度并未削减，社会上随处可见受刑罚后断手断足之人。虽不断有人提倡刑罚宜宽平，但主流是重刑化，著名的“五刑”为其代表，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宫刑众所周知。《白虎通义》中说：“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又说：“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五行说成了五刑的理论依据。严刑峻罚使人动辄得咎，既破坏发展社会生产的能力，更谈不上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徒法不足以自行”，中国素有“刑乱世，用重典”的说法，这里关键在于“用”字，酷刑必得依赖心狠手辣之辈施行，从而滋生出一大批所谓“酷吏”。

《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汉武帝时宁成、周阳由、张汤等十个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官吏，“此皆以酷烈为声”。这些人所任职之处，其治下民众往往破宗灭家。如周阳由“所居郡，必夷其豪”。王温舒任河内太守，“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流血十余里，家中财产完全没收。义纵做南阳太守，“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即叠足而行，走路只敢留一条脚印，后来又做定襄太守，一天就上报杀人数目四百余人。酷吏在当时条件下出现有某种必然性。司马迁说秦时法网严密，却造反四起，“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不能胜任。汉初法度宽简，“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然而到武帝时，出于打击诸侯、对外战争以及各项大规模开支等事项的需要，必须加强集权，聚敛财富，“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然而“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酷吏遂作为最得力的工具而潮涌。他们兼并豪强，惩治贵戚奸吏，为朝廷增加财力，治下区域的社会治安往往随之好转。如郅都任济南太守，“行法不避贵戚”，“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后来复为中尉，对犯法的人必定穷究其罪，打得皮开肉绽，烂死狱中，以至管辖范围内的奸猾之人都隐伏不敢出来。这样做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恶劣影响。

酷吏往往巧言令色，表面忠诚，内心奸诡，法令只是他们投机钻营、谋取私利的器具，公正廉明无从谈起，极大败坏了社会道德与官场风气。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所处理的案件，皇上想加罪，就交给严酷的监史办理；皇上想宽恕，就交给执法轻平的监史；如果是豪强就玩弄法条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虽然按律应当判刑，则常常请皇上宽释。而王温舒与他相反，“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有权势的人都为他宣扬名声，称赞他的治绩。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汲黯出名的强狠，与周阳由同车时竟不敢与之同坐。宁成为人好胜，做小官时一定要欺陵长官，做长官时操控属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其治如狼牧羊”。杜周办案仿效张汤，有门客责备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他等于直接承认自己就是要只以皇帝的喜怒为办案原则。我们知道，法律适用的过程离不开解释，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上最重要的环节，解释论证的能力最能考验法律人的素养。酷吏们为了迎合上意陷人于罪，舍弃了起码的操守，在法律适用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即法律规范的解释上任意强解，又在小前提即具体的案例事实中无限上纲，在当时刑罚严峻的背景下，往往使轻微的案件亦得出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结论。在曲法妄为的同时，很多酷吏也不忘大肆捞钱。王温舒死后，“家值累千金”，“其吏多以权富”。杜周开始当廷史时，只有一匹马，配备也不全；等到他位列三公，子孙都当了高官，“家訾累数巨万矣”。酷吏的执法方式深得武帝赞同，书中屡次说赵禹、张汤、尹齐等人“（皇）上以为能”，不吝超迁；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减宣“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天子以为（杜周）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上行下效，各级官吏都趋向酷烈，任意执法，试图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自宁成、周阳由之后，“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酷吏们趁势延揽大批爪牙，如“刻深吏多为（张汤）爪牙用者”，以方便他打击大臣，自我邀功。王温舒后来居上，调出名的豪强和凶吏与他共事，收买告发罪状的情报，“其爪牙吏虎而冠”。张汤又和赵禹制作“见知法”，让官吏互相监视，相互检举，由此告密成风，人人惴恐，“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对于酷吏办案一味重刑的后果，汉昭帝时路温舒在《尚德缓刑书》中也有精彩描述：官吏们相互驱使，把苛刻当严明，严厉就有公道的好名声，而公平的则多有祸患，所以官吏们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要想尽办法置疑犯于死地。为了得到口供必用酷刑，“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疑犯忍受不了只得承认官吏指使其招供的罪行。我们在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中看到的正是这幅场景。案卷上报后，看到如此明显的罪状，即便上古的皋陶也无法驳回。于是酷吏们办什么事都马马虎虎，其危害不局限于司法领域，更溢出到整个社会。在《史记》中可以看到，由于办案多诋毁严酷，使各阶层特别是普通百姓都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贪官污吏反而趁机鱼肉百姓，社会出现了老子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局面，“吏民益轻犯法”，“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大的团伙数千人，称王称号，攻打城邑，小的几百人，抢劫乡村无数。朝廷无可奈何下颁行“沈命法”，规定官吏没有发觉群盗或没有捕捉到规定数额，有关的二千石以下官员都要处死，遂导致地方官有盗贼也不报，上下隐瞒，逃避制裁。九卿之官碌碌无为，只求无过保位，顾不上其他政务，很多要事都逐渐败坏荒废了。在武帝当政时，已有不少有识之士痛斥酷吏。周亚夫为丞相时就不愿重用赵禹，认为他执法深重严酷，不能在大的官府任职。汲黯更当面痛骂张汤“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不然就会“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而酷吏自身往往被别的酷吏反噬。周阳由弃市，王温舒灭族，宁成被义纵破家，张汤更是千夫所指，“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终于在被对手告发后于狱中自杀。唐代的来俊臣亦是著名酷吏，有“请君入瓮”的典故，最终也被武则天下令处死。梳理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严刑峻罚只能收一时之效，决非长治久安之计。贝卡里亚说：“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因而长期处于酷刑之下的民众，其精神状况常常是病态的。残酷性还导致罪行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人类的正义感，刺激产生更多的犯罪。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达到使罪犯丧失既得利益从而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和蛮横的，不仅不能贯彻正义，反而徒增纷乱。

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刑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这次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全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我们理应为之点赞。在司法改革的大潮中，我们每个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应深入理解整部刑法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将之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刑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李涵霖 单位: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