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探析

摘要：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扩大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将食品源头环节等食品安全相关环节中达到可罚性的食品安全危害行为犯罪化，设立食品安全事故罪和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罪。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

食品安全犯罪原本只是学理上的概念，指发生在食品生产经营等食品安全链条相关环节，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在2010年9月共同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界定了食品犯罪这一概念，并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通知》强调要严厉打击并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严厉惩罚其职务犯罪行为。该通知对食品安全犯罪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和认可，同时，还扩大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外延，将涉及食品安全的渎职行为也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畴。2011年1月卫生部等六部门在共同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再次认可并强调了食品安全犯罪这个概念。

1食品界的明确问题

有学者认为以是否直接侵犯食品安全制度为标准将刑法中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为基本犯罪和延伸犯罪；基本犯罪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食品安全相关制度的一种犯罪行为，食品安全基本犯罪的外延主要包括生产并销售和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不符的食品罪、生产并销售有毒或有害食品罪；与之相应的延伸犯罪，是指那些并未直接侵犯食品安全制度，但是与侵犯食品安全制度有间接关系的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危害食品安全渎职罪等，这些犯罪与基本犯罪共同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对食品安全犯罪做这样的划分在外延上是适中的，过分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外延会淡化食品安全犯罪的本质特征，通过不安全的食品直接侵害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是食品安全犯罪的核心内容。在《刑法》颁布施行的1997年，食品领域关注的重点还局限于食品卫生，食品领域的基本法是《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的责任主体仅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当时，《刑法》对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配置应当说与《食品卫生法》是基本相适应的。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也将生产、销售的食品的卫生性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上述两个犯罪的关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1年4月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在拥有食品安全鉴定权的机构对食品进行严格鉴定后，证明食品中含有的超标准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可能导致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严重食物中毒的，属于刑法第143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形。根据该规定，明确行为人生产经销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成为判断其行为是否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前提条件。从严格的罪刑法定角度来看，只要行为人生产、销售的食品中不存在超标准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有关执法人员就无法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早年发生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导致婴儿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劣质奶粉中并未检测出任何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被污染，食用这些劣质奶粉的婴幼儿之所以会出现严重营养不良是由于奶粉中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从罪刑法定角度出发，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在《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的要求则高于《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要求。从更好保护食品安全的立法目的出发，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重点也由“食品卫生”向“食品安全”转变，定罪标准应由不符合卫生标准（从某种角度看，有毒、有害食品属于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特殊表现形式）转向规制范围更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凡不符合安全性要求可能造成食品消费者人身健康受到侵害的食品在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程度情况下，均可以考虑成立食品安全犯罪。基于此，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基于《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中，将以往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一定修改，改为现在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一举动是及时的、正确的。

2食品外延的法律问题

食品生产者以及销售者是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主体，但是，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由“食品安全”取代了《食品卫生法》中的“食品卫生”，食品安全的要求高于食品卫生，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品未必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范围大于食品卫生的责任主体范围是必然的，因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责任主体作出了扩大规定，不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的规定，食品生产加工者；流通服务者；餐饮业经营者；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者；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责任主体是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者。而《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责任主体进一步扩大了，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对象依然局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就与《食品安全法》不相适应，存在规制的滞后性了，可以考虑扩大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对象的范围。“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链条全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对食品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虽然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销售两个环节，但是，在种植、储存以及运输等相关环节也会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刑法对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相关环节同样要提供保护。由于“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全过程均决定性地影响食品安全，而我国现有的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仅仅在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建议积极打破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仅仅在生产、销售环节的局限，将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中一些达到可罚性违法程度的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而在刑法条款的设置上过于细化，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主张，例如，有学者主张增设“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食品罪”，这指的是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食品的行为；而增设该罪的理由是因为婴幼儿属于特殊群体，法律需要对其加以倾斜保护。法条内容过于细化，会给司法实务中法律适用带来障碍和不必要的麻烦，完全可以将这一犯罪行为在罪量刑时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还有学者主张，在《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之后分别再设一款，即“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的或者生产经营有毒有害农产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种立法建议也大可不必，因为将食用农产品解释为食品通常不会超出社会一般人对食品的理解范围，我们完全可以将食品作扩张解释，将其外延扩大，包括食用农产品。由于解释结论尚未超出社会一般人的理解，故不属于类推解释。况且，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并不适用《食品安全法》，而应适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但在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时《食品安全法》应当被遵守。从这些相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食品安全法》中，已经将食品的外延扩大至食用农产品。实际上，食品安全法律中的“食品”不包括将养殖业和种植业，并不意味着食品的源头非养殖业和种植业，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不归食品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应当归属于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在罪状的分类上，《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均属于空白罪状。空白罪状的特点在于，无法从属于空白罪状的刑法条文中看到某个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刑法明确指明某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得参照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而对于一些空白罪状，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须结合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准确并正确地认定其犯罪的具体特征。所以，在刑法上，将食品的外延也扩大至食用农产品是符合空白罪状犯罪构成认定上的要求的。

3食品安全罪问题

在现行刑法中还存在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空白之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量的安全问题上，而是质的安全，这已成为关于不特定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的一个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一点不亚于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罪。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公共安全问题。有学者建议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认为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首要职能就是保障食品安全以及保障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这也是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的根本目的；并认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本质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其合理性。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是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及健康的犯罪活动，是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严重犯罪活动。”说明国家提升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识以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再简单地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仅仅是对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的破坏，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于对广大食品消费者健康的侵害，而非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食品行业的高风险性，从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角度来看，赋予食品安全相关责任主体更高的法律责任是刑法的一个必然趋势以及选择。在当前的刑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界定还是局限于过失或者故意犯罪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点上，与食品行业的高风险性和当前风险社会的特点是不相适应的。追究食品安全过失行为的刑事责任在理论上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立法缺失而违反罪刑法定裁判的案件。该案件就是2003年3月发生在辽宁省海城的“豆奶中毒”案，经查，该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食品生产者由于疏忽大意未彻底灭活活性豆奶粉中蕴含的胰蛋白酶抑制素等等一些抗营养因子，从而导致食品中毒事件发生。从罪刑法定的角度看，应当不能追究行为人的食品安全过失刑事责任的，但是此次食品安全事故中的两名责任人最终以生产并销售和卫生标准不符的食品罪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食品安全罪，获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和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案件的判决不能不说是在食品安全过失刑事立法缺失情况下的尴尬判决。从上述论证出发，笔者建议在刑法中设立食品安全事故罪，追究食品安全过失行为的刑事责任，食品安全事故罪，指的是因违反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督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进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食品安全事故罪可以作为与刑法中的食品安全故意犯罪相对应的过失犯罪，置于分则第三章第一节。不特定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是食品安全事故罪的客体；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法规，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对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在法定刑的配置上，对食品安全事故罪犯罪人，可以考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相应的罚金。除此之外，不管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危害行为均表现为作为，按照刑法的规定，不能以不作为的方式构成食品安全犯罪。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责任主体除了应履行食品安全禁止义务外，也要履行食品安全命令义务。这个命令义务就是《食品安全法》第53条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召回义务。如果《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召回义务主体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放任这些具有危害性的食品继续给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这一行为和以故意的行为方式进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在刑法评价上具有等价性，可以考虑通过在刑法中设立相应的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臧冬斌．河南省G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7，25．

作者:臧冬斌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