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乡村旅游发展文化解读

摘要：世界范围内的贫民窟旅游项目往往将贫困、肮脏和暴力转化为旅游的吸睛点，以满足一些游客多元性的观光目的。在审视全球贫民窟旅游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许多城市的贫民窟被利用改造成旅游的观光目的地。为了迎合游客的窥探心理，旅游企业和政府人员刻意将生活在贫困区的居民视为文化中的“他者”，而忽视了贫困居民“去污名化”的诉求与主张发展的声音。这种满足窥视癖的旅游服务项目，涉及到有关权力、不平等、阶层互动和地区重塑等问题的一系列复杂现象，因而引发强烈的社会争议。基于此，文章借助对浙江某一乡镇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的文化解读，旨在表明尽管乡村旅游能为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权力拥有者应当倾听居民的声音，将他者视为自我，正视并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这是贫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对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精准扶贫;反贫困;他者;不平等;旅游人类学

一、聚焦贫民窟旅游

自19世纪以来，贫民窟旅游（SlumTourism）的现象就已出现。最初的观光地点集中在英国伦敦的贫穷街区[1]。彼时还处在英国维多利亚（Victorianera）时代，这些观光客们从富足、安全与舒适的环境中暂时跳出来，以优越感十足的姿态去探究贫民区人民的生活。这种猎奇贫困环境的旅游后来蔓延到美国，游客们对Chinatown、意大利人街区和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地等“异国情调”社区充满浓厚兴趣。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生产链的跨国延伸，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涌入城市参加工作。由于居住条件的制约，贫民窟越来越多地出现城市的某一区域。这种现象蔓延至世界各地，比如南非、印度、巴西、波兰、肯尼亚、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因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贫民窟旅游提供了空间地理条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贫民窟旅游浪潮此起彼伏，先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南非组织的乡村旅游，90年代的跨国旅游公司的推销观看贫民窟项目，以及2000年之后印度孟买成为最大的观光目的地。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尽管贫民窟旅游备受争议，但这些地区也的确成为这类旅游的热门线路[2]。社会各界对此开始逐渐关注，尤其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Millionaire）的上映，让这一现象变得家喻户晓。学术界也不例外，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贫民窟旅游国际学术会议。然而，迄今为止，“贫民窟旅游”的明确定义尚存在争议。然而，该概念被普遍接受却与“贫困，肮脏和暴力”[3][4]为特征的区域分不开。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这一关系型的概念与特殊的政治愿景、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背景相关，以至于这么模糊不清、无法定论，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这类旅游现象的研究。事实上，这一社会事实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可谓滥觞已久[5][6]。而学界对此研究却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起先是由地理学的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城市消费的空间问题，而后社会科学界接踵而来[7][8]。进入2000年之后，贫民窟旅游的研究才走向成熟，而且成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显然，贫民窟旅游的动机首先被关注。人们往往好奇为什么游客们来到这些地方参观、探访。事实上，这部分研究视角不仅已经摒弃以往的推拉理论的观点，认为的游客出游是由个人的动机与欲望所推动的[9][10]，以及观光地能满足游客欲望的属性所拉动，而且研究者们也不再在包括身体、文化、人际关系和声望等四种“伞形组合”（UmbrellaGroupings）的旅行动机上下功夫[11]，而是转向了具有后现代性的道德旅游的动机（moraltourismmotivations）。该理论认为，旅游者完全通过在未开发的农村社区或自然的区域来体验真实性，以此达到寻求意义的伦理目的[12]。正因为如此，贫民窟游客们更愿意将自己释放在一个接近“野性”或“原始”的环境中[13]，以此体验类似前工业化社会更“真实”的生活方式[1]，追求人类的生存意义，并反观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所侵润的文化，以达到期望中的道德境界。其次，学界开始思考贫民窟旅游是否有助于反贫困（povertyalleviation）。从总体上说，随着游客的到来，贫民窟旅游可以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当地人民带来经济利益，并引起他们的社会流动性。诚然，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创造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14]，而且还间接地带动诸如食品、住宿、纪念品制作等其他行业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游客对贫民窟的了解越深，则对以肮脏、暴力和苦难地方的“祛魅”效果越好[15]，有助于消除负面的看法和刻板的印象，为贫民的社会赋权和接受教育提供有利的条件。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贫民所掌握的经济权力不仅可以让他们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16]，而且还有可能创造政治资本，并有助于迫使政府承认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贫困地区，换句话说，即可以帮助外界改变对贫困区的看法，并有助于发展出政治上的认可与接纳。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尽管如此，但实际上贫民区民众能分享到多少的利益仍值得怀疑[17]。由于存在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平等，旅游带来的利益常常被很少一部分人攫取，更多的民众即使获得了微薄的收入，也常常最终流入到了毒贩或帮派头目的腰包里。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贫困不但是收入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其基本能力被剥夺了。换句话说，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和资源，还包括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参与之外，缺乏身心健康，缺乏安全感等等。因此，一些学者将贫民窟旅游与民生福祉、城市重塑（UrbanRegeneration）结合起来，研究贫民窟人们在旅游产业中被赋权的过程和重塑他们生活空间的可能。在游客或志愿者的支持下，贫民窟居民往往获取了资源和能力，与当局展开空间争夺的努力[18]。例如，以往的约翰内斯堡以犯罪、不安全而著称，但随着贫民窟旅游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的文化产业与创造力[19]，并向当局施压建造各种民生的服务场所，加大各种外来商业投资，欲图将约翰内斯堡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非洲城市。尽管这些努力遇到重重困难，但类似富裕社区所特有的生活设施和品牌店铺渐渐出现，并作为多元化和包容性城市已初见端倪[20]。是以，旅游和旅游所创造的空间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会影响贫民窟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的转变，并由此开启重塑城市生活空间的社会变迁。以上这些研究，无论是游客的体验表征、当地经济的繁荣，还是社区的重新营造，人们能以视觉化的接受方式得以感知。然而，隐藏在背后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空间正义、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全球化下的不平等关系等，或许更有研究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类的福祉。因而，在巴西的罗西尼奥（Rocinho）贫民区，有研究者涉及了居民对贫民窟旅游道德的现有看法[21]。同时，一些研究者涉猎了贫民窟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将如何在电影、文学、摄影中加以道德呈现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当然，内部的权力结构，譬如游客、导游、志愿者、当地官员，以及居民内部关系等也是研究的关注点。事实上，试图理解现有贫民窟旅游业的持续生存中的权力结构与伦理道德等问题任重道远。

二、旅游、全球化与“他者”

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的全球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展现它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人口、物资、影像、信息、权力、金钱、理念和危险全都处于一种迁移状态之中，它们以难以琢磨的速度驶往未可预见的地方”[22]。在全球体系中，人们生活节奏持续加速，活动范围超越传统固定的空间限制，进而与外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日趋频繁。而旅游作为一种“跨界”休闲的生活方式，无形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果从历史视角而论，由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性进程，令世界各地成为了工业大生产中的一员，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成为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大量人口集聚城市，由此诞生的贫民窟成为了普遍的社会景观。作为现代性发展后果的全球化浪潮，则将贫民窟之旅带到了世界城市的各个角落。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贫民窟为观光点的旅游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旅游业之一[1]。那么，如何满足游客的猎奇或窥探心里成了旅游从业者们的工作重点，他们常常努力挖掘地方特色、民族习俗、伟人事迹、自然风貌和特定历史来招揽游客[23]。当然，这些具有“特异”的文化自然的景点要素常常不在主流的文化宣传当中，用以满足大众游客的新鲜感和猎奇心理。然而，如何将这些非主流的景观加以展演，却很值得玩味。纵观众多的旅游景点，“异同寻常”大概是最佳的亮点，因而凸显当地的“异样”才是旅游业的存活并持续发展的根本。正如本文所论及的贫民窟，常常不被外界所了解。对于区域之外的民众而言，尽管贫民窟是存在于他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某一区域，是该城贫困人口聚集的生活区，但却对其中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状况、行为举止等知之甚少[24]。换句话说，贫民窟生存状况往往以“贫困，肮脏和暴力”为外界所认识，这与主流社会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致使界外成员多少生成强烈的好奇心理，这也是旅游策展者和从业人员努力打造和展现的方面。然而，被攫取出来的“差异”被刻意放大，贫民窟的“贫困，肮脏和暴力”业已成为了外界的刻板印象[25]。其结果是，贫民窟的居民无形之中被“污名化”，令其在投资发展、社会教育、设施建设、民生保障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导致一些居民纷纷搬离该地区，以避免遭遇歧视[26]。事实上，贫民窟的存在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政策不无关系，单纯将该现象归咎于贫民窟的居民，政府似乎有推脱责任之嫌。然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生成便难以扭转。可以说，这种过度夸大的“差异”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令他们成为了主流文化的“他者”。有学者把建基在对“他者”幻想中的做法称之为“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Orientalism）。此概念最初来自赛义德（EdwardSaid）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其基本观点是，至少11世纪以来，东方和西方的“二元论”就已经借助西方文学、政治和流行话语被创造出来，并在殖民时期达到顶峰。他认为，“东方”作为西方文化创造出来的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工具[27]。西方学者把西方文化视为标准，而将东方置于神秘、软弱与阴柔的“他者”的地位[28]。这一概念对西方人如何看待“东方”影响巨大。受此启发哲学家巴基奇（Bakic-Hayden）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即“内部东方主义”[29]。巴基奇指出，在东方文化中，也有人把东方内部的其他不同的东方人视作远离标准文化的“他者”。于是，相对“主我”而言，“他者”成了异类。在贫民窟之旅中，外界的游客，不论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还是教育程度等，相对居民而言皆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居高临下地“凝视”[30]这些贫民，窥探他们的生活，并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和文明人的眼光向世人传播所见所感。这些凭借文学、影视、照片等载体的第一手讯息在“标准”文化审美的眼光中成了奇异、神秘、不可思议的社会景观。被一味放大的“异”所误导的社会后果，让人不明就里地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再进一步以为差异是来自某种先天的因素所致。类似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式观点，在人类学界早已被讨论、被批判。人类学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概念作为有力回击，认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来自地理、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塑造，而非先天因素所决定[31]。同时，文化相对主义主张，不可使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比较、衡量另一种文化孰是孰非。只有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进步。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作为贫民窟之旅所生产出来的“他者”文化与知识是有违这一原则的。事实上，居于贫民窟的民众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以此摆脱这种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有学者认为，尽管贫民窟旅游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现象，但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存在很大争议。通过对贫民窟居民对贫民窟旅游发展的态度的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民窟的居民对贫民窟旅游持负面态度[32]。换句话说，贫民窟之旅对居民的正面影响陈述评级较低，而负面影响陈述评级较高。为此，很多居民做出了行动以尽量消除这种消极影响。他们越来越能够在社会网络中定位自己，并利用全球化的影响，在其周遭的环境中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变革[33]。同时，有学者通过对贫民窟旅游中的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企业参与者等主体互动研究，开拓了对这些不同行为者如何协商不平等的理解[34]。通过跨文化的了解，居民逐渐意识到赋权的重要性，并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旅游作为跨阶级权力和不平等谈判的重要场所[35]。这些居民作为旅游业中的委员会成员，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其社区建设与改造，主导贫民区的未来发展。然而，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付出的努力却是艰辛无比的。在下文中，笔者将简要介绍我国浙江某一乡镇贫困区的改造经验，来回应世界贫民窟的研究，以期为学术界提供中国样本经验，推动反贫困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一个案例：三港乡的旅游扶贫实践经验

三港乡，地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南部，与丽水市交界。全境占地面积45.4平方公里，下辖11个行政村，总人口5045人（2018年数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南部以农业为主的丘陵地带，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自然环境与条件比较优越，而且当地水力资源丰富、山林资源多样，盛产香菇、板栗、毛竹等农业粗加工产品。同时，近些年，该乡努力发展优质桃子、柿子、山核桃、石榴等水果产业，开发高山蔬菜、苗木花草等农业项目产业。尽管温饱早已解决，但该乡农业生产的规模不大、产量不高，在以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很难有大的发展。因此，该乡村民外出寻求出路，主要以经营超市经济为主。全乡1698户中有516户经营着多达540余家超市，从业人数为1109人，占外出人口的65%。然而，留守在乡里的居民的经济生产比较匮乏，致使收入微薄，逐渐陷入贫困状态。在浙江“省定经济薄弱村”的名单中，该乡就占有了9个村，包括三港、洪潭、周源、黄西、曳坑、石浦、章湾、五福、曳源等，占全乡数量的81.9%。在“建制村整村下山脱贫计划”中，三港乡也是该县工作的重点对象。因此，反贫困工作压力巨大、任务艰巨。自2012年起，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治动员下，武义县提出了“生态景区全域化”的发展理念。在守住并保持美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其自身旅游资源效益最大化，努力发展从“点线旅游”到“板块旅游”的新高度。2016年，该县召开了旅游发展大会，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政策意见》，从政府层面努力争做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排头兵。在这种情势下，三港乡也积极行动起来，制定了“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工作主线，全力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截至2018年，该乡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豆腐文化节，受到了各路媒体的广泛关注。以豆腐节为契机，该乡以章湾村为基地，主动与各大旅行社精准对接，实行农家乐外包经营。在此基础上，重点发展异地养老服务经济，努力打造精品民宿产业。从实际的收效来看，2018全年，户籍人口仅仅二三百人的章湾村，就接待游客数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百万元。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旅游扶贫工作开展的初期，当地政府沿用以往招商引资的形式，吸引多家旅游企业入驻投资。这种路径依赖的工作思路的确能给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以GDP的增长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时，这种方式能给当地带来政绩上的辉煌。然而，在当地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投资企业加大自身的包装美化工作，并广泛邀请各路媒体帮忙增加宣传力度，待时机成熟，遂将旅游项目高价转手，以套取资金离开。当地政府认为，“当初优惠政策都给企业落实，但企业却不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本地旅游上，而是包装自身企业，转手拿了钱跑路”。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但也很无奈，毕竟这是市场行为。即便扎根此地经营企业，由于资源、人力、财力、机会等比普通民众更具优势，企业自己开天辟地建造民宿，导致地方土地被大量占用，而绝大部分收入被企业攫取，当地百姓却收获甚少。鉴于以上这些因素，三港乡的政府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开展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倾听居民的声音，将得出的事实与旅游专家共同探讨。同时，派遣专门人员赴杭州、湖州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基于此，乡政府转变思路，大胆提出自主发展民宿的新思路，即乡政府鼓励村集体利用下山脱贫民居的旧址，由村集体自主或合作投资开发精品民宿项目。在这样的思路主导下，贫困居民腾出空置的房屋，让渡给村集体改造修整。待到房间装潢一新之后，合并进入当地的旅游民宿网络，对外接待游客营业。所得的利润分割为三大块，其中一块直接分配给拥有房产所有权的贫困户。如此一来，收效显著：一是贫困户的空置房发挥了作用，让他们在经济上有所收获；二是避免了土地再次被占用，节约了村集体的土地使用面积；三是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实现了利益共享，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当然，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三港乡政府对辖区所有的旅游配套设施和措施进行了梳理。在硬件上，先后对区域内的灯光亮化、主次干道修筑、景观带修建、广场改造、健康步道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扎实推进。同时，在制度建设上，该乡专门成立了精品民宿发展协调工作组，制定了《精品民宿发展协调工作组成员单位职责》《精品民宿发展暂行办法》《精品民宿开办申请表》《精品民宿办证流程图》《精品民宿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所需材料》《精品民宿消防安全条件》《精品民宿治安要求》《精品民宿食品安全要求》等等。考虑到村民内部的权力结构，乡政府努力协调社会支持网络较强的村民与贫困户之间的经营竞争关系。为了给文化层次较低的村民服务，该乡还不厌其烦地制定了《精品民宿办证流程图》《精品民宿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所需材料》等等具体操作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加入旅游产业中来。除此之外，该乡积极举办养生豆腐节、发展古道徒步项目、开发红色文化旅游，以及推动异地养老服务，以招徕更多的游客前来休闲、养生和消费。由是观之，当地政府巧妙地审视了当地优势，并结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协调政府、游客、旅游企业与贫困户的互动关系。以倾听者的姿态，借助优势视角对“凋敝、落后和无能”的贫困户进行改造，以便让他们从外界眼里的“他者”转变成“自我”，实现身份的“去污名化”与旅游利益的共赢。

四、超越“他者”：旅游的空间正义与平等

本质上讲，旅游是游客从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的一种休闲旅行，属于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一。这是一种包含生活方式有所变化的时空转换。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游客而言，旅游空间的概念是一种空间的生产与空间重构的过程，而非仅仅限于地理空间的位移[36]。空间的生产和重构的过程表明，游客与目的地的场域关系、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主体间性关系被联结，从而产生人为集聚的社会经济效应[37]。如果这种社会效益能够实现某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在空间上的和谐共赢，那么可以视之为旅游带来了空间上的正义。相反，如果旅游导致了针对目的地居民受到了社会性的搅扰，让他们陷于系统性的困境，那么即便是旅游创造了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是不人道的非正义行为。上文的案例表明，利用旅游产业对贫困户开展精准扶贫，有关部门俯下身来倾听来自底层民众的心声，并且处理好当局、游客、企业、居民以及居民内部的权力结构关系，将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利益拉进考虑的范围内来。从在地居民的角度而言，做到了旅游的空间正义之举。至于游客、旅游从业人员的利益收益如何，笔者将另文讨论。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利用旅游来反贫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贫困地区的复杂性，也可以为改善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开辟一条崭新道路。浙江省三港乡的事实也证明，旅游的精准扶贫的确可以支持贫困户的转型和脱贫。然而，当我国正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之时，相关部门如果仅仅考虑景区的收益而忽视周边社会利益，仅仅考虑旅游行业的暴利而轻视社会付出的成本，这就需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正如世界贫民窟之旅研究成果表明的那样，旅游带来了对居民的污名化的负面影响，将他们的艰辛与苦难当作消费的原料，以满足游客的优越感和窥探心里，同时也养肥了旅游业。事实上，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看，贫困地区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不无关系。出于国家的发展，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无论是价格上的“剪刀差”，还是公粮制度，抑或是社会保障的双轨制，都是这方面的表征。农村的发展资源被城市所吸收，而城市却没有及时地反哺农业农村，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鸿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进城后的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的二等公民，无法享受城市户籍者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成了“卡在门槛上”的局外人。由此可见，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导致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被另眼相看，而赴贫困地区的旅游观光则成了游客心目中的原生态之旅。其结果是令大家所不愿看到的，因为毕竟这已经与旅游空间正义原则相悖。在人类学里，这种现象常常被认为是文化中心主义（culturalcentralism）在作祟。该观念常常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周遭其他文化习俗，自觉或下意识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标准的，具有无比的优越感[38]。持有该观念的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进步的、标准的和优秀的，其他的文化都是奇怪的、野蛮的、落后的。如此一来，无论是贫民窟之旅还是乡村旅游（townshiptourism）[39]，都成了游客心目中的文化“他者”，而窥视或体验贫民的生活，成为满足他们居高临下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的核心。因此，消除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做法，在旅游精准扶贫中尤其重要。旅游从业者以及相关人员应当杜绝让人产生这种联想的项目和节目的出现，减少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员的情感与利益的伤害。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极端，即过分夸大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做法[40]。为了招揽游客，地方政府或旅游策展从业人员，极力挖掘当地的历史传说、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一些愚昧的陋习、恶习也常常被误认作原生态文化而大肆兜售，甚至不惜杜撰、假借、附会历史事实。这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消极抵抗。事实上，这是对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亵渎，也是对当地居民的精神侮辱。可以说，无论是文化中心主义还是地方文化主义，不适当地凸显强化某一方面，不会有任何长远的好处，只会适得其反、饮鸩止渴。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秉持的文化、宗教、所处社会背景等的差异，而对他们有好恶评判。在当前以旅游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应当提倡敬重历史、尊重文化、信任对方，遵从当地居民的意愿，从根本上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是贫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对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者:张荣彬 王建华 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