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下村庄公共文化思考

［摘要］乡风文明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基础，是衡量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公共文化活动是构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能够促进村民现代化意识的提升，增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缩小城乡之间差距。以鲁西地区孙路口村为例，利用社会调查方法，调研改革开放以来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变化情况，分析其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北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孙路口村

一、引言

为加快提高我国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目标。在总目标中“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是衡量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但是，在人们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乡村精神文化建设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内涵建设，培育和发展乡风文明是需要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公共文化活动是构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好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提高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能够促进村民现代化意识的提升，增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当前学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将研究目光投入到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文化建设等领域。如：《我国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现状与思考》提出“公共空间是乡村社区的核心部分，它既包含了物质空间，又承载着具有生活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的公共活动。”［1］（P128）《乡村振兴视野下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及解释》认为，“生活在村庄中形成的村庄公共空间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进的社会基础”，包括公共活动、公共场所和公共权威三部分。［2］（P83）《公民权视角下对于我国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思考》，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权利的角度论述了加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3］（P4）但是，综观目前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专门涉及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这一主题的研究较少。当前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活动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应该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公共场所，是乡村居民自由聚集、交流信息和日常活动的地方，如田间地头、农贸集市和打谷场等等；二是公共群体，参与主体超出个人及家庭范畴，是具有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邻里乡亲；三是公共活动，村民集体参与，活动内容具有生活性、文化性和政治性。费孝通先生表示，乡村社会的居民在辛苦劳动之后聚集起来开展必要的休闲娱乐活动，放松了心情，身体得到了休息，同时增加了家庭间的互动交流，增进了居民间的感情；遇到一些重要节庆，社区之间进行的交流互动，既有利于区域内社区影响力的提升，又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4］（P88）由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而形成的乡村温馨画面是维系乡村生活世界的独特风景，是留住乡愁、寄托乡情的纽带。改革开放以来，鲁西地区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一个“丰富-式微-凋敝”的逐渐下行的过程。这一变化显示，1978年以后，受国家乡村政策重心转移、市场经济冲击的影响，孙路口村民众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公共参与理念不断弱化，使公共文化活动由盛转衰。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变迁将对其乡风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调研，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由盛转衰的原因，继而根据孙路口村这一案例，对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重建北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讨，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建议。

二、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变化

孙路口村是鲁西地区一个普通的行政村，全村土地面积约有1.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600余亩，村落面积约有350亩，全村现在共有约150户，共计600余口人。村民们固定的活动场所是位于村子东部晾晒庄稼的打谷场，村落成半包围格局将其囊括其中。该场院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是村庄传统的社交中心和公共广场。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打谷场的文化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一）70年代末至。80年代：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延续繁荣改革开放之初至80年代，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方式仍然延续着过去集体化时期的习惯，由村里集体组织，打谷场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唱戏曲、扭秧歌、划旱船、放电影。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宣传队，集体化时期他们是宣传政府政策的主角，进入新时期后，延续以前的传统，他们还是场院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导者，固定成员主要是男性村民，由于妇女结婚后要照顾家庭，女性成员作为帮手，会常常更换。他们往往利用农闲时间给村民表演节目。村里组织的戏曲活动主要是国粹京剧、地方戏吕剧。京剧作为历史悠久的戏曲种类，因为多样的服装和多种类的脸谱，很受村民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大多就是扭扭秧歌，说说书，在春节啊什么大节里边，会唱个戏啊；每个月村里之间会轮着放电影，那时候最热闹了，连饭顾不上吃，都去看，老早就到场院里去占位，就怕在后面看不见。之后大家在干活拉呱时，就聊这些内容，有的年轻的还刻意学学电影里一些话。”①这时村里会说书的老人、会唱戏文的中年人，有才艺的年轻人也在这里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场院活动丰富，气氛活跃。但此时的活动方式已经由集体组织发展为村民们自愿参与。“当时啊，大家忙活完家里的事情，就习惯性地到场院里面拉拉呱，都去见个面，聊聊村里的大小事儿。要是有什么活动，左邻右舍的就互相通知着，然后大家都去看看热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②当时广受欢迎的说书人是村里一位近90岁姓李的老妇人，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嫁给本村的一户贫农。她识字，还特别会讲故事，讲述内容就是各种奇闻妙事、四大名著等等，更受欢迎的多是市井小说的内容。她家离场院特别近，所以很多人晚上到场院里纳凉或者聊天时，都会要求她讲个故事。“她讲故事一套一套的，当时一群小孩都喜欢围着她听她讲故事。那时候，每天晚上，尤其是夏天，吃完饭大家就到场院里听她讲故事。她家离得也近，所以吃完饭，收拾完，就在场院里讲，讲水浒传、西游记啊这些故事，讲得真是好！”③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集体性活动减少，村民空闲时间增多，加之“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5］（P345）聚集性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农耕之余的精神需求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直接激发了村民们对于本村乡风礼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带动了更多村民参与。80年代后期，村集体承包的宣传队解散，没有了统一的集体组织，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打谷场里代之而起的是儿童和青年人自发的娱乐活动，他们常常在场院里利用麦垛玩捉迷藏，男孩子会弹玻璃球，女孩子就玩过家家、踢毽子，还有诸如跳皮筋等等活动。即便如此，村里遇有大事，比如红白喜事，或者中国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元宵节，村委会也会组织一些公共文化活动，像看戏、划旱船、扭秧歌等。（二）80年代末至。90年代：公共文化活动开始式微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民开始外出打工，他们多是到附近镇上开一个餐饮小店、早餐店等等，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多是男性，走得远一些，到济南、威海或者河南等地，打工者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了解，当时远程打工的青壮劳力多是在电子机械厂、服装厂和建筑工地，而他们外出信息的获取渠道是从本村或者邻村较为熟悉的人那里听来的，然后三三两两地结伴出去。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村里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减少。由于参与群体的缩小，这一时期村里公共文化活动开始衰落。活动形式逐渐变得简单化，活动的内容渐趋单调。但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每逢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元宵节和中秋节，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特别是春节时段，外出打工的大多返乡与家人团圆，村里的大型娱乐活动内容丰富，规模也颇为壮观。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村民个人娱乐资源日益增多，私人空间愈加扩大，大家自由选择的娱乐方式更加丰富。90年代末，农村中电视越来越普及，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了电视，村民中采取居家娱乐消磨时光的人数增多。此时，只有个人时间较充裕的老年人还热衷于参与村里组织的公共娱乐活动，打谷场变得越来越冷清。公共文化活动的衰落使村民之间古朴的人情观念受到直接影响，过去家家户户热热闹闹、毫无顾及地坐在一起聊天拉呱的场景逐渐凋零。村民经济上的富裕，物质条件的改善，购买私家车、房屋翻新等现象的出现，直观上对邻里之间的感官和心理产生刺激，人们渐趋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开始轻视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公共文化活动的衰落对村庄共同体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文化活动繁荣时期，在乡村邻里长期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村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相对较高，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欢快轻松与信任合作。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乡村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村民的价值观发生了裂变，个人逐利思想日益严重，对集体性活动参与的热情不再高涨。（三）进入21世纪：公共文化活动走向凋敝。进入21世纪，孙路口村的打谷场仅有的功能就是晾晒粮食。村民对村里偶尔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的态度冷漠，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在家中看电视，偶尔有意参与，但由于活动毫无新意多是老套的内容，把青壮年人仅存的兴趣消磨光了。村中的老人们因为空闲时间比较多，为打发时光，还乐于参与，但是由于无人牵头、活动内容单调，参与的人员越来越少，活动渐渐消失，场院也渐渐没落。进入21世纪，原来打谷场所承担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功能被新建的村文化活动广场取代。活动广场占地约400平米，建有体能活动器材、文娱活动室、图书室和体育活动场。活动广场在建立之初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村民前来参观学习，有一段时期也重现了当初场院活动形式的热闹场景。但是，好景不长，最终门可罗雀。新的活动广场虽然更为整洁、先进，也为村民提供了新颖的娱乐方式，但是内容方式的单一、指导使用的力度不够，造成了现代设施设备的空置，村民们不能更好地运用它们来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下，为吸引村民参与，村委会曾经在农闲时候尝试探索创新公共活动组织的内容，主要是举办歌唱比赛、拔河比赛、运动会等等。但是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有很大兴趣。走访的几家村民普遍反映说，感觉“村里组织的活动没意思，还不如自己在家上网看看视频”，①还有的村民反映说“村里的活动室整这啥用，这么远啥都没有，还不如在家里打打麻将”。②在走访中也发现，村民们的精神生活其实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虽然新建的活动广场里有图书室，但是留守村民多是年龄偏长、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群体，书屋对于他们而言应用的意义不大；而对于识字的孩子来说，一方面课业负担本身就比较重，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农村撤点并校，多数学生选择住校，在这种情形下，书屋对识字的孩子来说不可能发挥作用。对于有识字能力而且乐于学习的人来说，由于图书室的书籍不能及时更新，分类不清楚，对于创业、生产用处不大，渐渐地也就没人光顾书屋了。场院上公共文化活动凋敝的同时，村民们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转而投向自发的娱乐活动。几个人聚集起来打麻将越来越成为村民们在农闲时间的选择，因为在聚集的过程中，村民们可以聊家常、聊收成、聊儿女、聊邻里之间的人际琐事。由于参与人员都是相熟的邻里街坊，便于组织，麻将、扑克牌，甚至是宗教信仰活动成为填补村民农闲时间精神生活的主要活动项目。如今孙路口村的村民已经远离了打谷场和活动广场，人们多是去镇中心逛街购物打发务工以外的时光；即使是在传统节日里，也是选择到镇上欣赏娱乐节目，或者待在家里看电视，在手机上浏览新闻、看电子书和视频。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已经无人组织也无人参与，亟待重建。

三、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由盛转衰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呈现出了“繁荣-式微-凋敝”的变化过程，村民参与活动的方式也经历了“聚集性-分散性-个体性”的转化。我们通过对孙路口村村民的访谈和调研，总结其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乡镇一级开始推行“撤社建乡”政策，随之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渐渐从全面控制转向了适度控制。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6］（P70）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管理力量的抽离，导致基层政府服务管理意识、服务管理能力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脱节。80年代末，孙路口村废除了制度，采用“乡政村治”的方式，实行乡镇和村民委员会结合治理的模式来管理乡村。国家农村基层管理政策的变化对于孙路口村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巨大。随着农村治理方式的变革，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文化管理领域的行政性强制力逐渐削弱。农村改革的早期，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村落内生型公共空间凸显”，加上集体化时期的公共文化活动的要素还都存在，传统习惯使然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依然非常热衷，参与积极性高。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村民的个人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不同于集体化时期强制性动员参与，统一安排活动内容，此时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村民不同群体和个体的诉求更加多元化，加大了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难度；同时村民开始热衷于个人利益的增长，对于村里组织的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活动不再感兴趣，难以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一方面由于农闲之余个人时间增多，渴求公共文化活动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满足，另一方面村集体又不能及时调整、组织和提供满足村民复杂需求的公共文化活动，久而久之村民们就会丢弃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转而投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个人精神的需求。（二）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发展，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许多人的生活面向已经在村庄之外”［7］（P54），农民的物质财富更加充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之下，村庄社会不可避免受到影响。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影响还不明显，村民之间仍然保持着融洽互惠的乡亲邻里的“熟人社会”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初期的公共文化活动仍可以继续开展。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获取财富的途径多样化，导致村民精神活动发生诸多变化。外出务工现象的普遍和人员增多，外界各种潮流、电视媒体等信息传播愈加广泛，市场经济环境中新的价值观念对村民们原有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过去和睦、互惠的人情观念逐渐被改变。在物质利益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尺度下，村民受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影响变得更加原子化。“农民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8］（P131）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得乡村邻里之间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氛围下，孙路口村很难再重新建立起大家都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三）乡村农民群体的分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经营土地受市场主导，生产方式如种植结构及产品生产呈现出多元化，因个人选择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村民们乐于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内容因个人需求的不同呈现出差异。选择何种公共文化活动方式成为不同个体定位自我的重要方式。进入非集体化时代后，原有的村庄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之间的同质性随之削减，“农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危险”［9］（P56），强制性统一组织和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的力度大大削弱。在对孙路口村的调查中发现，80年代后，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有着群体分化的特征。不同群体选择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差异性，职业分化之下的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选择有明显差别。从事蔬菜大棚种植的村民更倾向于学习交流先进的种植经验，而外出打工的村民更倾向于在私性空间中的个人活动，对于公共文化活动并不热衷。而且这种差异也集中体现在年龄上，青壮年喜欢现代化的娱乐方式，有些乐于参与能够有助于个人成长的公共文化活动，譬如电商培训、农业技术学习讲座等；年长者对于传统的譬如扭秧歌、戏曲、唱歌活动比较热衷，并且不同的年龄阶段所喜欢参与的文化活动方式也不相同。（四）乡村农民公共理念的缺失。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是村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大家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中共同生产、生活、娱乐，相互扶助、相互依存，相守着共同的习俗、道德和价值观念，内生出对公共文化活动的需求和认同。回溯1978年以来孙路口村场院上的公共文化活动由盛转衰的变化，也正是村民们公共理念逐渐缺失的过程。在70年初至80年代，虽然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因为集体化时代的结束而减少，但是传统的乡风礼俗和集体化时代造就的农民集体主义精神仍在发挥作用，大家对公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强烈的需求感，使得人们能够自发组织，发挥所长，公共文化活动丰富而精彩。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变得更加追求个人生活享受，重视个体经济发展，村民的公共理念渐渐削弱，村庄共同体由此逐渐原子化。村庄中的人们对于具有大众娱乐性质的公共文化活动越来越淡漠，组织和参与的兴趣慢慢消失，公共文化生活进而日益衰落，直至凋敝。即使后来孙路口村村委会筹集资金建立了现代化的文化活动中心，但是由于村民们鲜有参与，使得公共文化生活的颓势难以挽回，亟待重建。（五）乡村中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普及。在和村民的访谈交流中发现，很多村民喜欢清静的环境。“现在空闲的时间多了，平时没事就在家看看手机和电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都不太喜欢热闹的环境，都喜欢人少的时候，清静。我家里安了两台电视，我自己屋里一个，那我想看哪个就看哪个，也没人打扰我。而且你看看现在聊天的，基本没人聊人家家里的事，就一些女的聊呗，男的都是说说麻将、粮价、国家大事啥的。”①从上面访谈内容可以看出，孙路口村村民的精神需求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娱乐和休闲，更多的则是从个人需求出发寻找兴趣点。过去70-80年代，人们鉴于娱乐方式的匮乏、生活空间的封闭和娱乐方式的单调，所以选择在空旷的打谷场聚集，集体交流来打发时光。农村经济改革之后，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选择的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手段和途径增多。90年代普及了电视机，村民们拥有了自己娱乐的私密空间，日常生活中村民们讨论的内容也集中于电视节目和个人生活，关于村庄公共事务的话题越来越少，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建立在场院上的公共文化活动凋敝。

四、乡村公共文化活动重建的思考

孙路口村村民公共文化活动从繁盛到凋敝的过程是当前北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变化的一个缩影。市场化经济时代，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育乡风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结合鲁西地区孙路口村调研的案例，笔者认为，重建北方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发挥基层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使乡村文化建设领域政策指导重心转移，乡村组织的管理与村民公共文化生活之间出现了断层，农村中的公共文化活动呈现出缺少管理的无序和衰落状态。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更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经验总结转化为以知识为核心内涵的全面创新，基于传统生产方式生成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要求。市场经济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重建，对于邻里相亲、和睦共处的乡风的回归，村民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构，新时代现代化意识的养成至关重要。而当下村庄公共文化活动重现繁荣，改进活动方式和内容以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使其适应时代变革的需求，必须发挥基层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首先，牢固树立文化也是生产力的意识，把文化事业发展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提高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将生产、生活二者相统一，兼顾长远和当前的需求，根据地方传统文化特点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其次，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和引进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开通多方面的交流渠道，与城市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对接，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村民的需求，使村民各取所需，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活动方式。再次，发挥基层组织的引导作用，紧紧围绕村民最迫切的文化需求，做好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创新公共文化活动，丰富内容及参与方式，提高活动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引导村民改变思维方式，摒弃传统农耕思想，提高科学、人文素养，真正让活动走进群众内心。最后，加大基层文化建设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的力度。除了增建必要的文化设施设备之外，尤其要注重乡村基层文化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人才引领更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观念，使其和城市先进的文化活动相对接，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品味和质量。（二）重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进入90年代后，虽然电视等娱乐形式开始进入农民家中，但是，“对电视的热衷更多的是村民们对新鲜的事物一种新奇”，［10］（P703）在与孙路口村村民的访谈中可以得知，村民对于公共文化活动的需求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差距逐渐缩小，生产生活进一步交融，村民的现代化意识日益增强，他们渴望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的现代化。过去常常组织开展的划旱船、扭秧歌等活动已经难以吸引新一代农民的兴趣了。活动内容不切合当下村民们精神文化的需求，纵使建立了现代化的文化活动中心，也难以吸引村民，而资源就这样被闲置和浪费。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娱乐和享受，提升智力水平和劳动能力，尤其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成为大众文化需求的主题。而且村民对待生产生活的态度正处于新旧观念既冲突又融合的时期，应该正确引导民众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意识形态观念。因此，深入了解农村村民的精神需求，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村民乐于接受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从需求出发提供和组织好村民们需要的公共文化活动，提高村民参与度。（三）创新形式和内容。伴随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获得财富的途径更加多样化，乡村社会群体加剧分化，由于经营方式、职业类型、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产生了多层次的群体类型。不同村民群体的文化需求多有差异，所以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要结合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偏好，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调动村民们崇德向善的积极性，营造和谐互惠、积极向上的乡村风貌。以年龄层次为例，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定期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创新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组织村里的知识竞赛，对比赛的结果进行评比和奖励，充分调动中青年人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鼓励青年人发挥特长，鼓励青年人群体自我组织积极向上的活动，提高青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发挥村里文化活动中心的作用，组织老年人观看戏剧，开展譬如划旱船、扭秧歌等传统民俗活动。同时搭建好村里老年人和年轻人交流的平台，通过组织故事会等公共文化活动，让老年人讲讲过去的事，在交流中增进村民之间的感情。

总之，乡风文明的培育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是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本质内涵。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能够丰富村民的生活内容，提高村民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村庄的凝聚力，促进和谐乡风的建设。加强我国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建设，营造朝气蓬勃、敢于创造、乐于进取的思想文化环境，塑造健康科学、积极向上的乡村风貌，可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坚实的思想保证和丰富的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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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作者:范真 李志刚 单位:泰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