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育治理方略

【摘要】：病毒肺炎疫情（下文简称“肺炎疫情”）暴发促使我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理解为一种理论，也使我们对于体育之于人类命运的基础价值有了更为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通过分析肺炎疫情期间暴露出的体育治理问题，结合现阶段我国成功的抗疫治理经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价值基础和终极目标，建议从内外两个层面去改善体育治理，以期顺利推动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1）精炼内功，将体育相关资源下沉至基层，通过治理关口下移至社区，从而提升社区体育治理能力，促进社区健身服务的提质升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以达到实现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善治状态；（2）精于外交，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体育治理定位，提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自信，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展示中国体育成绩，形成“官方+民间”的大国体育外交模式，使中国从国际体育体系和秩序的参与者、适应者，转变为改革者和引领者，服务好世界。

【关键词】：病毒肺炎；体育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治理；国际体育；体育外交

截止到2020年3月底病毒肺炎已经席卷了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人感染，对世界经济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正式宣布，肺炎疫情的暴发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此次疫情期间采取的联防联控机制，既表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共四中全会专题研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意义，也表明我们在推进包括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如风险防控理念出现偏差，预警机制不灵敏。通过此次肺炎疫情事件使我们发现了系列治理短板与不足，如主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权责不平衡，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等［1］。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理性认识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体育治理问题，认真反思总结肺炎疫情治理中的经验教训，不仅能使我国的体育治理体系与能力获得整体性的改进，还能加快实现体育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满足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国际体育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1肺炎疫情下当前体育治理存在的缺陷

“疫情”严重地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给包括体育在内的服务行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如环意、法网、F1、NBA、五大联赛等国际赛事相继延期或取消，使各职业赛事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与降薪，全球瞩目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到2021年（不迟于夏天），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些都将影响到体育世界的蓝图。对于国内体育行业，除了2019年度上半年体育赛事的取消或延期外，2021年国内举办的各国际赛事受到奥运会延期举办的虹吸效应冲击，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受影响，众多体育培训、体育健身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等。针对肺炎疫情给中国体育乃至全球体育市场带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在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治理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1.1学校体育治理层面：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脱节。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生体育基础阶段，其新目标是“让学生形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的达成方面，但在“工具至上”“技术至上”的理念下，学校体育远离生活，竞技项目得以推崇，学校之间体育办学水平与质量的考核指标与标准固化于各体育比赛的成绩，忽略了学生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与参与主体的创造性，同时，体育教师的基本权益与发展得不到保障，致使体育课堂的课程设置过度模式化［2］。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停学不停课”的要求使体育课程须在没有足够器材和场地、人员的居家的小环境里进行。表面上是对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实际上是对学校体育治理效果的一次检验与大考。体育教师虽可通过直播平台开展体育教学，但学生的课堂运动反应却不尽人意，有的学生躺着看体育老师一个人在视频前各种动作自己却无动于衷，有的学生总是无法掌握动作的基本要领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作为引导，缺乏直接面对面的管束后，体育教师再好的示范也无法提高学生体育运动基本能力。2018年教师节之际，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帮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成为学校体育治理行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但肺炎疫情期间暴露出在学校体育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单一，仍是重政策制定而轻落实，与家庭体育教育严重脱节，治理效果不佳；对学校体育主体需求重视不够，“学校—教师—学生需求”为中心的理念被忽略。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若无法让学校体育从关注运动转为体育教育，不真正回归于生活世界；或是无法将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相连接，吸收更多治理主体的力量，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与担当将无法实现。1.2群众体育治理层面：体医融合建设任重道远。这次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体国民免疫力的一次检验，而“人民体质”是人民群众免疫力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可以说“人民体质”就是免疫力［3］。早在1956年就谈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民群众是作为体育的主人，而增强人民身体素质是发展体育的基本目标，因而，群众身心健康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群众体育已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当前“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渐趋多元的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群众体育发展问题的集中表现。肺炎疫情蔓延至今，每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采取隔离防疫措施，此时追求健康也就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在传统的健康观中，“无病即健康”，而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84岁的抗疫战士钟南山院士能继续站在抗疫前线就与他喜爱运动的习惯不无关系，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不止一次地公开他的运动观和日常的运动生活，坦言自己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停止锻炼，也号召大家也能养成经常运动的好习惯。群众治理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任务就是解决群众体育主要矛盾。过去的群众体育治理过程中，过度关注体育运动与项目本身，却忽略了体育之于健康的基本功能，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和行政指令的治理方式，忽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积极性和有效性。肺炎疫情将“体医融合”推到新的高度，不仅对群众体育提出新的发展任务，即让体育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保障公民体育权益［4］，也为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1.3竞技体育治理层面：关注竞技本质与本真。开展竞技体育活动就意味着大量公众的聚集，而防治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措施却是自我隔离，人与人保持1.5m以上的安全距离，这使全球竞技体育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国际型赛事还是各国的国内本土职业赛事被迫取消或延期，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全力抗击疫情的主题下，及时暂停和延期举行比赛是竞技体育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抗击疫情努力的有力支持和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世界体坛把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重要理念。其中原计划今夏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经过权衡多方因素后，延期至2021年举行，沿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名称，作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直接打破了国际奥委会的“最高宪法”——《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四年为一个奥运周期，奥运会必须在奥运周期的第一年举办。奥林匹克发展史上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传染病、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遗憾，而延期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此举直接把1000多年的古奥运会传统和100多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规则直接打破，这是竞技体育对政治权利和商业利益的追逐和彻底妥协［5］。诚然，商业运营让奥林匹克运动起死回生且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但百年奥林匹克作为竞争体育的最神圣存在，由“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来建立它的依托，奥林匹克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方式多样、渠道通畅、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汇，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求同存异，创造出一个永续的和平与发展的美好世界［6］。原本大部分国际体育赛事都已在2020年避让奥运会，但如今奥运推迟举办会对世界其他体育赛事的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明年中国的全运会、世大会，甚至巴黎奥运会周期受到波及［5］。国际奥委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已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此次肺炎疫情下触发的带有霸权性质的治理方式势必将引发世界体育格局与发展趋势的调整。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7］，这种人超越一切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现代体育的价值导向，导致竞技体育竞争过度、市场操纵、政治追求的膨胀，一些非人道主义的训练、兴奋剂等“体育异化”现象扭曲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背离了竞技体育的本质与本真。

2体育治理的价值基底构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2.1疫情之下体育基础价值凸显。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2013年向世界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于2018年全国两会宪法修正案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宪法。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思考自身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人类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人类社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在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面对这些新的考验时，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8］。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始终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战疫情，通过多管齐下，互相协作的方式，全民参与到这场战“疫”中。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着“天下为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宗旨，始终坚持对人民、世界负责的态度，从抗疫之初就采取了“严防严控，封城抗疫”模式，为国际抗疫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9］。这次全球抗疫是最能孕育和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绝佳时机，在灾难面前看到的更应是人性的美善而非丑恶，遗憾的是，在网上看到国内国际各种相互攻讦和猜忌，包括各种无根无据的阴谋论，以及不需负责的评论，深感人类陷入了共建命运共同体之急迫与命运共同体之虚幻的悖谬。但体育始终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言词之一，肺炎疫情突然暴发虽让世界体育按下急停键，导致全球体育产业受到巨大影响，但正因为隔离与提高免疫力双重要求，使健身锻炼、居家健身流行，体育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本质，即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增进人们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本质。在抗疫过程中，体育的人文关怀得到凸显，其中表现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启用后，患者在医生、护士带领下习练太极拳、健身气功，跳广场舞、冠军健身的视频风靡网络，这些强度不大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尽早介入康复治疗，加速恢复健康，还有助于缓解病人们的压力，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早年曾在《体育之研究》中论述到“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10］体育是良医、运动是良药，体育运动发挥着医心、医身的治未病的作用，几千年的《黄帝内经》就指出上医治未病，这些都反映出体育之于人生命的基础价值。体育通过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以及行为认同，使全世界人民积极参与到体育中，从而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培养全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自觉认知，用体育精神包容彼此，用体育语言交流文化，用体育行为带动外交行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认同打下深厚的基础［11］。体育之于人民体质健康的基础性和持续性在此次肺炎疫情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免疫力连着劳动力，劳动力连着国力，人人提高免疫力，就是增强国力，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你我，才能汇聚成一个健康的中国、健康的世界［12］。健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画像的重要元素离不开体育。诚如曼德拉所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这一传统，也是体育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中体现。2.2人类命运与共下的体育治理价值取向。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又一次走到历史关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疫情所困行动受限，致使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全球股市暴跌、金融市场失灵，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显露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短板，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将经历一场永久性转变。是全球危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危机，在这场异乎寻常的危机驱动下，民族国家将卷土重来，悲观情绪导致否定全球化，这将强化在危机暴发前就已经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政治趋势——尤其是要求加强保护主义、将生产本土化和加强边境管控等［13］。中国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的舞台，这场疫情在展示中国体育发展的根基与实力的同时，让人们意识到体育之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价值，疫情首当其冲考验的是全民免疫力，其次考验的国内、国际体育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将落脚于考验中国的体育治理能力。国内学者将体育治理定义为“运用治理的新方式来处理体育利益多元主体的冲突，使之协同合作，高效有序，最终达到体育善治的过程。”［14］体育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面对纷杂的国际局势和经济下行国内形势，如何统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体育发展，是对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的重大考题。中国的体育发展经历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现今的“治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刻分析，中国体育客观承担的“内强”与“外强”的历史责任，中国体育治理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充满智慧的独特发展战略与方式，形成一条融体育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体育治理于一体的体育治理之道，理解并实践强国战略在体育领域中的有效延伸，发挥中国体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过程中的历史担当［15］。体育治理必须紧紧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好地整合各方体育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提高体育治理效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体育的力量，即明确未来体育治理中“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16］。首先，强调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以确定谁来治理问题；其次，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规定了怎样进行体育治理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为人民谋体育权利与健康幸福，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项目谋复兴，为国际体育谋大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体育治理问题。

3共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育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面对危机，曾在新中国疫情期间论到“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来说，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17］这启发我们要认识到体育行业虽受疫情影响严重，但也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疫情暴露出了过去体育治理的各项问题与短板正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治理重点与难点。在我国疫情抢先一步得到控制、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的要求相继落实的背景下，接下来可从内外兼修两方面来提升体育治理能力。3.1精炼内功，服务本国人民。中国的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全面统筹管理，以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有效地缓解群体行为的副作用，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调动国家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推动国家全面防疫的重要法宝。社会动员与参与机制的建立是政府管理成本意识增强的表现，检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自疫情暴发以来的表现，唯有切实向基层下沉资源，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才能站稳脚跟，形成灵活有效的防控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疫情时所展现出来的社区和单位的双重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效硬核的刚性治理，均体现出社区之治、中国之治的优越性［18］，这给中国体育治理带来重要启示。中国体育深化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虽为体育治理的责任主体，仍需将大政府的主体观念转变为小政府，以此减少体育治理过程中政府成本过高的现象。社区是体育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健身工作做得好不好，社区体育治理和体育服务状况是基础性评判标准。体育治理的过程中要重视社会力量，尤其是由社区力量，强化社区的功能，把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将体育治理关口下沉至社区，以实现“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体育治理转变。以“柔性化”方式吸纳社会体育力量的主动参与，以互惠互利原则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造就人民大众普遍需要而又切实有效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居民组织化的参与社区体育事务，挖掘社区体育资源，解决社区体育问题，形成以社区民众“少生病、晚生病、更健康”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先导，推动社区健身服务提质升级，为社区居民提供集运动、营养、心理、环境健康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健康服务，促进社区居民主动健康，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9］。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民参与各项建设，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凝聚起人民群众，才能塑造众志成城、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正能量。体育治理需要吸取新中国初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经验，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来最大限度地传播体育文化、培养体育健身意识，服务群众体育的发展，服务人民的健康。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加速，每个家庭生活都离不开社区，社区也是校外教育的重要场所，重视社区体育治理将对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治理效果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体育治理过程中要树立“德法兼备”的理念，由于法律由外向内的强制性导致体育治理过程中，仍有不依法、不守法的行为出现，同时治理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体育治理不能单独依靠法律这种刚性的治理模式，还应重视和协同发挥伦理治理这种柔性治理的作用，以“体育道德”理念滋养体育法治精神［3］。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这是新时代治理国家要遵循的根本，也是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基本理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种延伸。体育治理要立足于当前中国体育的现实与深化体育改革的具体要求，从历史视野角度来批判与继承中国传统体育伦与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下，以国际视野创新中国体育治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包括规范评价标准和建立相关的监督控制机制，以确保体育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3.2精于外交，服务世界人民。在世界关系中，今日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正以一种新的逻辑展开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寻求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增量改革而不是革命［20］，疫情之下，世界各国体育的发展也不再单单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国际体育秩序的维护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或人员援助，也需要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呼求。因此，中国体育治理所面对的时空范围和领域议题远远超越本国体育发展的范畴。在世界体育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双重推动下，应树立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治理定位，主动承担国际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通过“官方+民间”体育外交的模式创新国际体育治理，为世界体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基于此，可以从两方面具体改进。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中国体育文化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展现中国民族独有的体育精神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追求社会环境稳定为目标，将包容、大气、稳重、谦虚等作为人才的优良品质进行培养，以此衍生的太极、武术、导引术等运动项目逐渐得到社会认可，肺炎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治手册第9条提到：“不要集中锻炼，建议个人可适当、适度活动，提高身体抵抗看，可做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和健身操……”足以显示出其实用价值极高。以人类身心修养和精神追求为思路的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内涵，终将被长期处于竞争压力和信息爆炸之下的现代体育所需要。在“以人发展为本，回归体育本质”的人本观理念下参与国际体育治理，遵循“共同利益、合作发展”逻辑，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奉行互惠互利原则，拓展体育领域合作方式，在谋求自身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发展［21］。其次，行动上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心的角度，以“为人类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体育成果。“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中方已经建立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而体育也没有国界，运动健康是我们的共同朋友，各国人民的健康离不开体育，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体育领域的成果与治理经验也应分享给全世界人民。譬如借助国际开办孔子学院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国内开设北体奥运班和奥林匹克学院等为国际体育的发展输送人才；扩大体育外交主体，鼓励各市与国际友好城市间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动民间体育力量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将更多的中国体育名人故事搬上荧幕上，如讲述中国女排奋斗历程的《夺冠》、改编网球运动员生涯的《李娜》等，以中国体育精神传递正能量，塑造与强国地位相符的国家体育形象等。通过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丰富互动，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态度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新型体育文明观，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理性交往贡献中国体育的智慧。

4结束语

肺炎疫情过后，中国的体育将迎来新的显著发展，这对中国的体育治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体育治理要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即所有利益相关方均从公共政策中获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状态，就要把增进全体人民的体育公共利益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的根本目标。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则作为体育治理的重点，在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将公共卫生与体育进行融合交叉形成新的治理手段，建立并坚持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治理观，用体育手段增强人民免疫，增强人民健康与幸福感，共筑全民小康社会，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体育的力量。

作者:龚正伟 刘星 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 2.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