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三大基本结构相互间的关系范文10篇

人类社会三大基本结构相互间的关系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前者是人对物的能力，后者是人与人的关系，能力就是能力，关系就是关系，如果把能力看成是内容范畴，把关系看成是形式范畴，相对应的辩证关系倒也能成立，可问题就是它们的客体方偏偏不能对应，人对物的能力呼应着人与人的关系，两者的内核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有什么资格把它们互为对立统一？人对物能力所呼应的人对物关系（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人与人关系所呼应的人对人（劳动力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能力，又搁到哪里去了？如果照以上的定义，实在要表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那么用皮毛关系来阐述，看来是最适合的了！

正是由于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不是辩证的统一，所以造成了思维上的混乱，把人的劳动能力狭隘化，劳动能力仅等同于生产力，不承认人与人相互能力的客观存在。人与人（劳动力）的相互能力偷换成了人与人的关系，由此，生产关系在理论与现实中始终得不到最充分地表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补丁始终伴随其左右，因而，在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务商品没有丝毫的立身之地，剩余价值也是十分地笼统，全世界都在分割工人的剩余价值！真不知道马克思怎样看待他家保姆的工作，是看不上她的家务能力呢，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影响了他对此类能力的逻辑判断？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基于自然（生产资料）所构成的相互关系，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反映，它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活关系人们在非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基于劳动力所构成的相互关系，是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在生产（服务）、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反映，它表现为劳动力的所有制。

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们的出发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生产资料（基于物），而后者是劳动力（基于人）。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两者是一一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着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同样，生活力与生活关系也是如此，生活力是生活方式的物质内容，生活关系则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形式。两者一一对应，有什么样的生活力，也就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共同构筑着人类完整的劳动方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旅游现象的熟悉；对旅游本质的探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学探究的基础性新问题，对旅游本质的熟悉有利于旅游学学科的建设、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人们未能明确辨别旅游现象和旅游性质以及旅游和旅游业、现代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凡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目前人们对旅游本质的熟悉、从哲学角度对旅游本质进行探索、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事物的本质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非凡矛盾所决定、把握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应从旅游活动涉及的诸要素入手等，具体请详见。

目前，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局限于对旅游现象的熟悉，而对旅游本质的熟悉较少且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力求从哲学角度，从旅游现象的诸多矛盾中找出其根本矛盾以及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进而探索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

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学探究的基础性新问题，对旅游本质的熟悉有利于旅游学学科的建设。而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只停留在对旅游某些现象的熟悉，当然也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本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熟悉不一且深度不够。究竟什么是旅游的本质，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本文着重从分析旅游现象入手，从旅游现象众多矛盾中找出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进而对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进行探索。

一、对旅游现象的熟悉

谢彦君在考察了自由时间和审美意识这两个和旅游密切相关的范畴后，认为个别的旅游现象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中人们初具审美意识的历史阶段完整意义上的旅游出现在我国南朝时期。可见，旅游现象的出现非常久远，但对旅游现象的探究却非常滞后，将旅游现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门类加以探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最早发表著作提出有关现象探究成果的，是192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A·Mariotti），他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Lezionidieconomia）》一书，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剖析和论证。他首先对旅游现象的形态、结构和活动要素加以探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社会现象。这一观点得到德国学者鲍尔曼的支持。此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旅游被普遍视为一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活动，这一熟悉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思想。直到1935年，柏林大学的葛留克斯曼教授出版了《旅游总论（AllgemeineFremdeverkehrskuncle）》一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探究，探索了旅游现象的产生、基础、性质和社会影响，得出了和马里奥蒂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旅游现象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和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到1942年，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亨泽克尔教授（Prof.WalterHunziker）和伯尔尼大学的克雷夫教授发表了名为《旅游总论概要（GrundrissderAllgemeineFremdenverkehrslhre）》的专著，在该著作中，他们认为，“旅游现象本质是具有众多相互功能要素和方面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和国民、保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社会中各种要素和方面相互功能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现象多方位、多层面的结构思想，并且认为，需要通过多学科综合进行探究的见解，并得出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对旅游现象逐渐持文化论看法。近年来，众多学者已越来越注重到旅游现象的非经济性本质的东西，即使一些原来将经济论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扬弃自己的观点，建议广泛使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探究旅游。从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它必定具备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特征，但旅游活动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必然要同社会环境中的诸多方面发生联系，社会环境中的几乎一切现象也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在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中，因而，旅游活动是社会环境中多种现象的综合反映。

总之，目前对旅游现象的熟悉可谓见仁见智。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笔者认为有其主客观原因摘要：首先，人们未能明确辨别旅游现象和旅游性质以及旅游和旅游业，从而导致混乱，即使在外交旅游文献中，某些词也较模糊，如旅游（Tourism）一词既可用指旅游活动或现象，也可用指旅游业，甚至还可以用指旅游学等，造成熟悉和理解上的断章取义和误用；其次，现代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凡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准确把握；最后，现象是表面的、片面的和丰富易变的，旅游现象也是如此。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不同阶段的旅游现象的表现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且旅游现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难以把握，尤其是难以正确把握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

目前，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局限于对旅游现象的熟悉，而对旅游本质的熟悉较少且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力求从哲学角度，从旅游现象的诸多矛盾中找出其根本矛盾以及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进而探索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

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学探究的基础性新问题，对旅游本质的熟悉有利于旅游学学科的建设。而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只停留在对旅游某些现象的熟悉，当然也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本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熟悉不一且深度不够。究竟什么是旅游的本质，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本文着重从分析旅游现象入手，从旅游现象众多矛盾中找出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进而对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进行探索。

一、对旅游现象的熟悉

谢彦君在考察了自由时间和审美意识这两个和旅游密切相关的范畴后，认为个别的旅游现象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中人们初具审美意识的历史阶段完整意义上的旅游出现在我国南朝时期。可见，旅游现象的出现非常久远，但对旅游现象的探究却非常滞后，将旅游现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门类加以探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最早发表著作提出有关现象探究成果的，是192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A·Mariotti），他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Lezionidieconomia）》一书，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剖析和论证。他首先对旅游现象的形态、结构和活动要素加以探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社会现象。这一观点得到德国学者鲍尔曼的支持。此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旅游被普遍视为一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活动，这一熟悉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思想。直到1935年，柏林大学的葛留克斯曼教授出版了《旅游总论（AllgemeineFremdeverkehrskuncle）》一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探究，探索了旅游现象的产生、基础、性质和社会影响，得出了和马里奥蒂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旅游现象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和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到1942年，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亨泽克尔教授（Prof.WalterHunziker）和伯尔尼大学的克雷夫教授发表了名为《旅游总论概要（GrundrissderAllgemeineFremdenverkehrslhre）》的专著，在该著作中，他们认为，“旅游现象本质是具有众多相互功能要素和方面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和国民、保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社会中各种要素和方面相互功能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现象多方位、多层面的结构思想，并且认为，需要通过多学科综合进行探究的见解，并得出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对旅游现象逐渐持文化论看法。近年来，众多学者已越来越注重到旅游现象的非经济性本质的东西，即使一些原来将经济论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扬弃自己的观点，建议广泛使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探究旅游。从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它必定具备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特征，但旅游活动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必然要同社会环境中的诸多方面发生联系，社会环境中的几乎一切现象也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在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中，因而，旅游活动是社会环境中多种现象的综合反映。

总之，目前对旅游现象的熟悉可谓见仁见智。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笔者认为有其主客观原因摘要：首先，人们未能明确辨别旅游现象和旅游性质以及旅游和旅游业，从而导致混乱，即使在外交旅游文献中，某些词也较模糊，如旅游（Tourism）一词既可用指旅游活动或现象，也可用指旅游业，甚至还可以用指旅游学等，造成熟悉和理解上的断章取义和误用；其次，现代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凡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准确把握；最后，现象是表面的、片面的和丰富易变的，旅游现象也是如此。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不同阶段的旅游现象的表现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且旅游现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难以把握，尤其是难以正确把握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

二、对旅游本质的探索

摘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创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新阶段，具有坚持党的领导、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鲜明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类社会文明

正文：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到“政治文明”，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对文明总体结构的把握臻至完善。本文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面，谈十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文明代代相传，未曾须臾中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往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也不能割裂同以往政治文明的联系。

摘要：由现代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将传统的工业现代化引入“反身性现代化”，加速风险社会的产生。生态系统、生命健康以及社会伦理与秩序的安全问题等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下显得更加迫切，传统法律所建构的利益衡平法则呼唤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进程中渴望社会公共利益的确立与保障，从而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人们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向往与担忧中徘徊不定的时候，固有的“法律市场”变得不再平静，其对生物安全立法的需求打破了传统的法律供需平衡，最终促成生物安全法的诞生。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1跨文化与旅游

接受度较高的旅游定义最早由瑞士的教授沃特尔•汉兹科(WalterHunziker)和科特•克拉普夫(KurtKraft)在1942年提出，后来被国际旅游专家协会(AIEST)所接受——旅游是由非本地居民的旅行和短暂停留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其前提是这些旅行和短暂停留不会导致他们长期的居住或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显示出这种外出旅行本身也就意味着“跨文化”旅程的开始.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跨越地理空间的人类行为，旅游者的旅游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流过程，所谓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交往，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旅游活动中跨文化交流中交往的双方往往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地区，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因此跨文化交流包含着对一种相异文化的体验.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而不是那种通过媒介来间接、外在地获得真实世界映像式的交流和传播.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内涵，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借助一定的旅游产品，完成特定的旅游经历，使得各种不同的文化从此得到储存、吸收、反馈、创新，进而使得各种特色文化得以相互融合.因此，旅游活动是人类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现代方式，是实现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的渐进方式.

2旅游文化类课程教学现状

2.1旅游文化魅力凸显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旅游业也逐渐转向以文化与精神享受为目标的文化旅游.国际旅游界在分析这种趋势时，认为“人们再也不会简单地把旅游和度假看作是一种消费时间的娱乐形式了，而是把它当作锻炼身体、丰富精神生活和增加知识的途径”.参加文化旅游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不仅是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而是更多地追求知识，获得信息，受到文化熏陶，提高精神享受的质量.文化旅游的兴起对旅游企事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激烈竞争使旅游市场由过去的价格、服务和旅游产品多样化逐步转向特色文化竞争——通过挖掘文化内涵，彰显文化特色，增加文化“含金量”，提高文化品位，寻求比较优势.

2.2旅游文化研究受重视旅游学术界长期以来偏重旅游的经济研究，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者们就从旅游文化的概念开始探讨旅游文化学.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大体上是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入手的.从外延上研究旅游文化是早期研究的基本视角，已形成了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观点：于光远先生最早提出广义的旅游文化概念：“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业不仅是一种经济事业，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事业.”狭义的解释以1984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旅游文化即旅游主体在旅游过程中所传播的本国文化和所接受的异国文化的总和”.中义的理解主要以对“生活方式”的描述来概括旅游文化的内涵，如魏小安认为：“旅游文化可以初步界定为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而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从内涵上研究旅游文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多数研究者都从旅游者的角度探索旅游文化的内涵，与此不同的是苏恒抓住了旅游文化互动过程的特点，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最通俗的、最愉快的、最多样的手段.它的活动舞台最大，它的活动方式最灵便，它的价值最多方面.”1990举办的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较全面地阐述了旅游文化中的主体、客体、媒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2.3旅游文化类课程受关注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界对旅游文化的普遍重视，作为旅游教育和研究主力的高校，也普遍重视起旅游文化类的课程.尽管不同的学校对于旅游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不太一致，但不外乎三种情况：专业基础课、专业科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总体看，旅游文化学还不是旅游本科院校主干课程或基础性课程，但已经是高职院校的主干课程.不过旅游文化学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不断将旅游文化学纳入到旅游本科教育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先开设选修课似乎是在检验其重要性，有的已经将其纳入到主干课程中来.而与此不同的是，各类高职院校普遍将旅游文化课程置于主干课程的重要位置，更是作为培养导游人员不可或缺的核心教学内容.这与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有关，并因此影响其讲授的具体内容.

一、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经济管理权

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各种办法的综合，其基本目标是经济稳定增长、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

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必须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来实施，为此，国家必须设立专门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职权。因此，国家这种行为和实施的手段在法律上表现为国家的特定权力及其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

对国家来说，宏观调控是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承担的新的职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国家要以宏观的调控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经济运行。而从国家的一般理论出发，国家的一切活动不外乎对经济运行的规划、协调、引导、限制和禁止，就国家功能的角度而言，这些活动都是管理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管理；在法律探究方面，也就可以从国家经济管理权方面展开对经济法的熟悉。

经济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自有人类社会之始，即有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对物的管理，即对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过程的经营、处理和协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管理才变成了对人的统治。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经济管理，应该包括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两方面，它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利用行政权进行的控制、取缔、监察等行为，而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系。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为探究的方便，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考察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特征，这便是经济管理权。直言之，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经济运行的猜测、决策、组织、指挥、监督等诸权力的总称。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保护领域的运用和实施。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内容摘要：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宪政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但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缺少稳定的宪政制度支持，甚至不时受到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款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学理论受学科壁垒、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束缚，正变得日益贫乏、狭隘和僵化，不仅无力解答中国宪政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必须实现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的转变、从阶级冲突到利益协调的转变、从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的转变，才能走向成熟，为中国宪政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因此，建构经济宪法学理论，不仅可以促进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宪政发展的关系，保持经济现代化与宪政现代化同步进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政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政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政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或政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政策制定与政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政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政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宪政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政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宪政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