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十篇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1

〔关键词〕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卫生;医学伦理学;伦理思考

1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兴起

1．1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伦理学

公共卫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保障人人健康的各种条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1］。这是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关于公共卫生的里程碑式的定义。公共卫生，是指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2］。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公共卫生定义，论及首次，仅仅因为中国对公共卫生基本概念的探索和研究较少，但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实践确是极其丰富的［3］。长期以来，公共卫生对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预防医学、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公共卫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开垦阶段。公共卫生伦理学是探讨与促进群体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行动相关的规范，主要关注群体层次的伦理学问题，特别是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及其成员、医疗机构及其成员、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等问题。它一方面用于指导培养公共卫生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精神，以维护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阐明指导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的伦理价值，以促进人群健康和社会公正［4］。简而言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门旨在探究与公共卫生行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的伦理学科［5］。

1．2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公共卫生问题是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也是医学伦理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侧重面不同，因此，应建立不同的伦理框架。传统医学伦理学以医患关系为中心，以个体的生命健康为主题，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人体试验、器官移植、生殖技术、生态污染这些伦理问题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医学伦理学进入生命伦理学阶段。生命伦理学仍然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强调病患个人的理性自主。1989年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丘卓斯合著《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提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成为指导医学伦理实践的基本的四原则。传统公共卫生以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重点，现代公共卫生除了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外，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健康问题，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下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侧重的是群体健康和社会的整体价值。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家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伦理学问题，开始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伦理框架。西方较早的学者有NancyKass［6］和Upshur［7］以及2003年国内《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学》一文［8］，试图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适用原则和伦理框架。200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关于“公共卫生的伦理实践原则”中，提出12条应该性原则(PublicHealthShould)，内容涉及疾病预防、个人权利、社区健康、尊重个人和社区文化、保护环境及公众信任等［9］。在《试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10］，提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互助原则和相称性原则。

2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思考方式

2．1适度多元化，避免主义化

功效、自由和平等，这些是公共卫生领域中最基本的、合理的、独立的伦理价值观，当这些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制约平衡，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优先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制约平衡?当功效与自由发生冲突时，要考虑当前获得的功效是否值得牺牲相当多的个人自由。通常，人们会选择最低程度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取得最大社会功效。功效主义、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任何一个主义都不适合解决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相称性原则就是基于这种思考。当人们比较功效、自由和平等哪个更优先时，不能固定化，而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包括医疗资源供给、疾病性质、社会经济发展、公众信任度等。当然，功效、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所有情境下都发生冲突，三者可以同时取得。

2．2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

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11］认为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应该基于关系中的自主、关系下的社会正义和关系中的社会团结。公共卫生的实践需要一种社会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氛围，特别是得到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转移到关系中来，公共卫生伦理也需引入这种关系的视角。关系中的个人自主。即使我们谈论尊重个人自，这种自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中，只有和其他个人产生互动和关系才能突出个体的身份和权利。个体的健康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即便与生物遗传因素相关，也存在于家族谱系的关系之中。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建立在关系中的社会正义。不同于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分配正义，IrisMarionYoung1990年在《正义与不同的政策》书中提出基于社会结构的社会正义，即存在五种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形式: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12］。这种社会正义是一种对人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式的理解。人们要尽量去纠正不同关系组群之间的不公正，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公正。Powers和Fa-den2008年在《社会正义: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的道德基础》一书中［13］，提出社会正义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道德辩护，与Young的关系组群不同，他们认为社会正义基于可以衡量人类幸福的六个维度:健康、个人安全、理性、尊重、依恋和自主。这几种不同维度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视野下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应该特别重视识别和揭示复杂人际网中处于特权和处于不利的群体。关系中的社会团结。一些生命伦理学家提出团结也是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法律、机构和习俗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行动方式，就像个人行为表达出个人动机一样，社会的行动也表达出社会群体的信念［14］。社会团结强调的是一种利他性和互惠关系，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尤其能从同情和移情的互助中受益。公共卫生中，通常处于社会地位最低和最没有权势的群体的健康风险越大，我们应该更多考虑这些群体。生存、安全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不能把不利的群体或社会当作他们，有优势的群体或社会当作我们，不管我们还是他们，在公共卫生伦理中，健康和幸福永远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

3公共卫生伦理学研究内容及相关伦理问题

3．1疾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

3．1．1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传染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危机事件。人类历史上曾数次爆发过大规模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性疾病，数以万计的人在瘟疫中丧生。虽然这些疾病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只是小规模再发，但新的传染性疾病仍时有发生。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冲突，即监管与隐私权的冲突;强制疫苗、测试和治疗与是否对医学干预的知情同意权的冲突;强制社会隔离的措施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政府对公众的义务、管理能力与信息透明性的社会不安定之间的冲突。

3．1．2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近几十年，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致死率已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63%。联合国2011年在纽约召开关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大会，这是继AIDS以后联合国大会第二次召开健康疾病相关议题的会议，敦促世界各国做好NCDs的防治工作［15］。除以上NCDs外，美国特别关注肥胖和超重，以及相关的饮食习惯、生态问题［16］。非传染性疾病主要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环境因素相关，它主要的伦理问题涉及个体健康和行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与个人自由、社会公正。

3．2以群体为单位的伦理问题

3．2．1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伦理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原因或社会原因造成的出现生活障碍的人群，比如年老体弱者、残疾人、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主要指儿童和孕产妇。在《儿童健康，公共卫生》这篇文章中［17］，作者认为儿童应该受到有益的干预措施以保护健康，这些措施包括常规疫苗、新生儿筛查、营养摄入和早期疾病的预防。孕产妇需开展孕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视。这些群体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政府责任与义务、国家父权干涉与家长自由、卫生公平与效率、卫生资源合理分配。

3．2．2特殊人群伦理问题。

这部分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LGBT)，他们因为不同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不同的个体，只是因为与性相关的特殊性集合在一起。实际上，LGBT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有各自的健康伦理问题。社会受二元论思想影响，男女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思想根深蒂固，LGBT因为动摇了社会主流思想而处于非主流地位，很多人根本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无法享受一般公民基本的权利。LGBT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社会公正、尊重与宽容、隐私保护、AIDS伦理［18］。

3．2．3医务人员面向社会服务的伦理问题。

医务人员肩负对病人和对社会的双重义务。在对社会的义务中，医务人员主要承担面向社会预防保健的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责任、参加抢险救灾的责任、发展医学科学的责任。预防保健指向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抢险救灾是指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及时赶赴现场，提供健康服务。发展医学科学指不断钻研医学知识，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医务人员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时主要的伦理问题有医务人员的义务、疫病流行时的资源分配、政府的职能、国际组织的作用。

3．3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政策制定需要对其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反思。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一定要兼顾效益与公平。公共卫生政策要提高政府的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集中公共资源提供真正的公共产品，比如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在内的预防疾病的条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19］。

3．4生物科学影响下的伦理问题

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带给公共卫生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发展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仅会影响临床治疗，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生物银行(Biobank)也是医学伦理与公共卫生伦理共同关注的问题。HGP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2005年完成，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方面HGP企求更深层次地认识人体，通过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战胜疾病和促进健康;另一方面却引起隐私权、人类尊严的亵渎、基因歧视等伦理问题。近几年来，生物银行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带来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ELSI)各种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个人自主知情同意、基因咨询和意外发现(IFs)的处理［20］。

3．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问题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都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审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最核心的伦理问题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受试者招募可能是弱势群体，有些研究是针对某特定人群和社区的健康需求，所有人体试验的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的健康，这些都与公共卫生伦理密切相关。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个人或社区知情同意、风险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冲突、国际合作的伦理审查。

4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2

【关键词】中国 基本公共卫生功能 机遇 挑战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相继进入老龄化阶段，健康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从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民的健康和医疗需求日益增多，“看病难，看病贵”正在困扰着广大人民群众。而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缺失阻碍了也使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健康和医疗保健需求的工作遇到了不少障碍，因此对基本公共卫生功能进行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定义

关于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内涵，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可以概括为10项：①健康状况监测;②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监测和控制;③健康促进;④保持与政治家、其他部门和社区在支持健康和公共卫生促进中的联系（包括于③中）;⑤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⑥保证卫生政策、规划和管理的施行（包括⑤中）;⑦对弱势人群和高危人群的个人卫生服务;⑧公共卫生和卫生系统研究（包括⑤中）;⑨职业卫生;⑩环境保护和特定公共卫生服务。

世界银行采用了泛美健康组织的基本公共卫生功能框架，也将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分为10项：①健康状况的监督、评价和分析;②公共卫生监测、研究，以及控制公共卫生危险;③健康促进;④健康的社会参与;⑤发展公共卫生政策以及机构进行公共卫生规划与管理的能力;⑥加强机构的公共卫生规范与执行能力的建设;⑦评估和促进必要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⑧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⑨个人和人群卫生服务的质量保证;⑩公共卫生研究和降低突发事件和灾害对健康的影响。

二、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挑战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拥有很多十分有利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官员腐败是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面临的最大威胁和障碍。腐败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为全世界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憎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时，各种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公众对官员队伍的监督不力，官员们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综合原因会使腐败大面积集中爆发。

2.中国学术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基本公共卫生职能实证研究，尚无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加强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的工作。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在现阶段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理论成果指导，加大了这一工作的盲目性和风险性。

3.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加强基本公共卫生职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中国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69，超过了0.4这个国际收入分配差异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极大地阻碍了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尤其是在农村的执行难度。同时，中国山地多，平原少的地理环境使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努力面临着天然的障碍，不利于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4.公共卫生体系不完善，导致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工作在实际运行中出现政策偏差。在公共卫生领域，卫生体系的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在疾病信息监测系统不全，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薄弱，城乡之间卫生资源分配不平等，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脆弱，公共卫生法制观念淡薄，国家公共政策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工作模式落后，为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缺失等八个方面

三、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机遇

1.加强中国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符合时展潮流的最新要求，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渥太华健康促进》，标志着人类社会由初级卫生保健时代――传统的公共卫生时代，进入到健康促进时代――新公共卫生时代。

2.加强中国基本公共卫生功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球第二位。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8.0的速度增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463亿元人民币，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0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实际增长9.2%。

3.加强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拥有巨大的民意基础。医改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现在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全国上下对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医改，改善民生，有高度一致的共识。作为医改应有的题中之义，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建设也会得到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全国各界的普遍支持。

四、加强中国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政策建议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功能既是顺应新公共卫生时代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举措，也是今后我国医改的重点、难点之一。

1.继续保持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官员创造条件，遏制政府官员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腐败行为，确保财政的各项卫生支出真正完整地惠及广大普通民众，确保国家的各项公共卫生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2.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运用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改进政府官员特别是卫生官员的工作方式，降低的发生频率，努力促成干部群众关系的根本性好转，使普通民众更容易地理解、接受基本公共卫生的内涵，支持公共卫生工作。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3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 公共健康 《SPS协议》 欧共体荷尔蒙案 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原则

    Abstract: Free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are both essential to the welfare of human be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mbraced the subject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ompared with Art.20(b) of GATT1947,the ‘SPS Agreement' balanced, with the help of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more reasonably. It is implied in the relevant case study that the Members’ public health sovereignty are being emphasized.

    Keywords: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ubic health; ‘SPS agreement'; beef hormones cas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principle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要比贸易保护好。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重商主义开始，贸易保护由于对一国经济造成高成本而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抵制。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序言中概括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即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将会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然而，正如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克（Paul Bairoch）指出的那样，当自由主义理论统治着学术界的时候，现实主义理论在政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贸易限制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推重商主义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便是亚当•斯密也承认他的关于各国间自由贸易的价值观存在着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各国会追求并非是实现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比如说分配正义、反垄断、自然资源的保存，以及本国国民的生命与健康安全的保护等等。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理念与人类健康安全之间的关系演进。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眸人类贸易史中的若干片断。

   

    Ⅰ 历史回顾-------贸易与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如何协调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实际上，作为人类最早用来与传染性疾病进行斗争的武器，“隔离”（Quarantine）[②]措施的产生与发展就与贸易直接相关。早在15世纪意大利城邦时期，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在到达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都会被要求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以避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与传播。[③]以此为发端，到19世纪时各国已经在国内立法中对“隔离”措施建立了一套严格而又内容各异的规范体系。国际层面，自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国际卫生会议后，欧洲各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缔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卫生条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 1892），以后的国际卫生会议对这一条约又多次进行了修改与补充。这些会议与条约的根本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保护欧洲免受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入侵；二 建立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国际监控体系；三 建立国际卫生组织；四 协调统一各国的隔离措施以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 [④]国际贸易与传染性疾病在19世纪时就以国际立法的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公共卫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确保此类措施不对贸易增加不合理的负担，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在整个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史中，这一矛盾贯穿始终。对此，1929年签订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CPP）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公约一方面承认每一成员国有权利检查与处置被隔离的进口植物或植物制品，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暂时禁止此类植物或植物制品的进口，[⑤]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员国“除非在某一国家的特定区域确实已经发现了植物病情或虫害，而且对于保护本国的植物及农作物来说是必要的情况下，不得以植物卫生为理由对该国的植物或植物制品实施进口与运输限制。”[⑥]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在20世纪，人类平衡贸易与健康关系的努力更多地是在构建和完善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Ⅱ GATT---WTO协调贸易与健康的立法与实践

    一 初步尝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

    （一） 《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解读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简称GATT）成立于1947年，当时由23个国家签订此协定，其目的在于努力推行贸易自由主义，避免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贸易战在战后重现。非歧视原则是GATT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则，也是GATT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得以存在并在战后国际贸易中发挥其职能的基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在GATT对贸易的规范中同样包含了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关注。透过 GATT第2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多边贸易体制的设计者们试图在保证政府的“健康福利权”与防止此种权力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努力。[⑦]正如杰克逊教授对“一般例外”条款所作的分析那样，第20条“承认了主权国家的重要性”[⑧]，即成员方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以促进‘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其他合法目标的实现，“尽管这种行为会与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各种义务相冲突”；[⑨]对政府“健康福利权”的规制以避免其被滥用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有关措施的实施：1 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视；2 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3 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⑩]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4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随机抽取各区一半街道办所覆盖的中小学及托幼机构，共有1515所学校的1527名校医和保健教师。其中中小学和托幼机构70%以上为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中以幼儿园和综合院校为主(所占比例均超过80%)。校医和保健教师中，男性445名(30%)，女性1082名(70%)，年龄中位数为36岁，最小19岁，最大59岁，40岁以下约占70%。

1．2方法

采用分区、分期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和培训工作，2009－2011年利用暑假共开展调查培训15期，每期3d。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前后所有对象均填写相同调查问卷，上交时由调查员仔细检查，如有缺漏项及时补充完整。培训采用面授形式，每个部分聘请相关领域专家亲自授课。根据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编写的《实用学校公共卫生指南》校医培训教材及相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和公共卫生知识测试两部分，其中公共卫生知识测试分10个部分:学校公共卫生概述、学校传染病防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学校预防接种管理、学校结核病防控、学生晨检信息网络直报、学生伤害及健康危险行为、学校心理卫生、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儿童口腔健康教育、学校卫生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问卷共计100道单项选择题，由于每个部分题数不等，故按照每个部分10分的标准分进行计算，共计100分。培训前后各发放问卷1527份，全部收回。问卷Cron-bach＇sα系数为0．797，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RMSEA=0．052，SRMR=0．050，NNFI，CFI均大于0．85，各题目在一阶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70。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3．02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采用SAS9．1。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x±s表示，组间差异比较用t检验或F检验;定性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或百分率表示，培训前后分值的比较采用配对设计的t检验。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公共卫生知识认知情况与培训效果

表1显示，广州市中小学及托幼机构校医和保健教师培训后公共卫生各部分知识得分和知晓率均得到明显提高(P值均＜0．01)，公共卫生总分提高约10分，知晓率提高约12%，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心理卫生、预防接种管理、传染病与突发卫生事件方面效果更加明显。

2．2不同类型学校校医和保健教师公共卫生知识培训效果

表2显示，每种类型学校的校医和保健教师培训后公共卫生知识测试得分和知晓率均明显提高(P值均＜0．01);不同教育程度学校的校医和保健教师在培训前、后的得分和知晓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其中幼儿园校医和保健教师最低，其他类(职业学校)最高;公办和民办学校校医和保健教师在培训前、后公共卫生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而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每个区域学校的校医和保健教师培训后公共卫生知识测试得分和知晓率均明显提高(P值均＜0．01);不同区域校医和保健教师在培训前、后的得分和知晓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培训前老城区学校校医和保健教师公共卫生知识测试得分和知晓率最高，而培训后郊区最高。

3讨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5

按照我县太卫医（2020）18号文件【关于开展2020年太湖县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的通知】，落实相关文件精神，结合现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和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提升公众防护意识和防护水平；增强百姓对慢性病常见病自我防护意识，普及百姓的医疗保健知识，加强健康宣教，落实惠农措施，践行健康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院于2020年9月28日在XX乡XX村举行大型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人员安排以贫困老人，残疾人等慢性病常见多发病为主，在院长XXX、副院长XXX带队下，安排外科医生，全科医生、中西医结合等临床医生组成。为了体现检查的准确性，此次义诊与公共卫生服务团队密切合作，自备彩超机与心电一体机，检验科投入到义诊活动中。

义诊当天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义诊团队来不及休息就投入到紧张的义诊活动中，本来面积不大的诊所变得人满为患，公共卫生科在一边宣教一边维护现场就诊次序，如此条件下，每位义诊医生都能极其认真的对患者进行诊断，耐心的回答患者所提出的问题，并针对慢性病进行健康宣教。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待就诊咨询患者60余人次，活动得到了白云村委会、村卫生室全体工作人员大力支持，公共卫生科分发新冠肺炎防控及三减三健宣传材料110份，并现场进行健康宣教。此次义诊活动在解除就诊咨询患者疾病隐患、强化群众卫生健康意识的同时，大力营造和宣传了我院临床与公共卫生服务团队的良好形象，取得了好的成绩。不少群众表示希望我们今后还能够多组织此类型的活动，多走到村组去，方便他们咨询就诊。希望我们号召更多医护人员加入到义诊的队伍中来！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6

自世界卫生组织宪章首次倡导对健康权加以保护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对健康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健康权的促进和保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什么是健康权在上始终没有定论。至少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导致许多国家对健康权的保护进展缓慢，所以对健康权本身的认识至关重要，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什么是健康权的标准及如何实现健康权进行必要的。

一、什么是健康权

“健康权”是一个被频繁使用但含义却颇不确定的概念。笔者认为，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这里所指的“人”，既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一类人。所谓的“躯体生理机能正常”，是指人的属性所决定的应当具有的机能的具备；所谓的“精神状态完满”，是指人的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并为社会属性所要求具有的智力和思维条件。所谓健康，并非是指肢体健壮同时精神愉悦，而且也不是指没有疾病或状态虚弱，而是指作为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人，他（她）的肢体和精神状态能够适应和满足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要求。

健康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权利，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权利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一）以权利的主体为标准，健康权分为个人健康权、群体健康权和公共健康权。（二）以权利的为标准，健康权有多种形式。根据健康需求的层次划分，健康权分为卫生保健权、医疗待遇权、康复权等；根据健康存在的领域划分，健康权分为躯体健康权、精神健康权；根据健康的保障要素划分，健康权分为饮食健康权、药械获得权、卫生知识获得权、环境卫生权、医疗保障权、突发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知情权等等。当然，依据上述标准划分，还有很多权利形式和次位阶权利。（三）以权利的作用为标准，健康权可以分为健康保有权、健康请求权、健康待遇受领权、健康权利救济权等等。（四）以权利的自足性为标准，健康权可以分为积极健康权和消极健康权。

二、健康权的标准

健康权的标准，是指衡量健康权利的准则。为了使健康权的保护、促进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不至于因为认识的偏差、条件的制约和措施的不当而导致健康权的滥用或对健康权的侵蚀，确立健康权利的标准是必要的、必须的。

健康权的确立在于使权利主体实现健康利益，健康权标准的确立在于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义务主体实现健康权利提供一定的准则或监督标准。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健康标准，健康权的标准更是不确定的。如果从动态的视角考察如何建设健康权，那么健康权在量的方面受到尊重、保护和促进的程度可以视为健康权的实践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健康权的标准至少应包括：

（一）健康知识应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普及。具体标准是：公民有健康权利意识并希望获得健康知识，公民应当认为这是一项应有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公民提供基本的健康知识，只要公民愿意，他（她）就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获得与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知识，[1]且所提供的健康知识能够为特定的人群所接受。[2]

（二）初级卫生保健权利能够获得保障。具体标准是：1.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公民有均等的机会接受初级卫生服务。[3]2.用于卫生事业的经费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4]而且这笔经费中应当有一定的比例用于以外的初级卫生服务，包括社区卫生保健、卫生中心保健和诊所保健等。3.在一定短的时间内可以购买到不少于一定数量的基本药物或接受不低于一定水平的卫生服务。4.公民能够及时得到上可靠、医学上适用、上能够负担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括传染病预防接种、常见病和伤残的恰当处理、妇幼卫生保健等。[5]

（三）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待遇。在公民患病的情况下，公民的健康权的保护水平应达到这样的标准：1.公民能够根据其病情自由选择相应层次、相应类型的医疗机构。[6]2.公民能够购买到经济合理、富有效率的医疗服务。3.公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医疗保障，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医疗保障不分地域和身份以不同形式覆盖所有公民，即便再经济贫困，公民也能够无差别地获得来自社会的基本医疗保障。[7]4.在紧急的情况下，公民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服务。[8]5.医疗待遇的给付遵从适当的程序。6.患者能够依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证明免除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可以获得应有的福利保障。

（四）特殊群体的健康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特殊群体的健康权至少包括妇女健康权、婴幼儿健康权、老人健康权、残疾人健康权等，相应的健康权的标准应当是：1.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都能享有卫生保健服务，妇女在产前和产后能够有条件得到特别的护理，妇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处于较低水平；妇女同其他任何人一样能够无歧视地享有医疗卫生条件；妇女享有生育社会保障；妇女不被强迫从事其生理特点不允许的工作。2.婴幼儿能及时获得免疫接种，婴幼儿死亡率低于一定的指标；未成年人无法获得香烟和毒品；未成年人的思想免收不健康文化的侵蚀；未成年人免于沦为童工。3.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医疗待遇的权利获得倾斜保护，老年有机会获得精神健康服务、长期性的健康服务以及慢性老年病的康复护理。4.可控性的残疾的发生率逐渐降低；残疾人通过可接受的方式获得无障碍的康复服务和社会服务。

（五）公共卫生权利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包括：1.公民在愿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有机会、有渠道了解公共卫生情况。[9]2.食品、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公民能够获得必要的、最基本的营养；[10]公共卫生服务市场有序、规范。3.公共卫生监督机构和预警机制健全，反应迅速；传染病报告漏报率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健全，事件的处理符合适当的程序。4.艾滋病和其他重大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11]地方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不断降低的趋势。5.工作环境、社会精神风貌良好。[12]

上述关于健康权利的实践标准，只是健康权利在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方面最基本的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也只能保证健康权在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因为这些标准是公民健康权利的底线。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健康权的标准应当逐渐提高。

三、健康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实现不是自发的，为此除了公民要为自己的健康负有责任外，国家的义务是最值得强调的。由于健康权多表现为积极的权利，因此没有国家主动的协助和积极的干预，健康权要获得真正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水平取决于国家义务的多寡和轻重。为实现公民的健康权，国家须承担三大义务，即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

（一）国家对健康权负有尊重的义务

国家的尊重义务表现在：国家有义务不主动侵害公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不干预公民为维持健康所实施的行为，不剥夺公民为维持健康所必需享有的权利，不查封、扣押公民维持健康所必需的生活用品，不妨碍第三人向权利人提供健康所需要的物品、服务和信息等等。

（二）国家对健康权负有保护的义务

国家的保护义务主要包括颁布、制定政策、建立基本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具体体现在：

1.国家有义务制定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确保公民的健康权。这包括：国家必须承认公民健康权的客观存在并通过立法表达国家的这种态度，[13]防止公民的健康权被忽视、被搁置，杜绝国家怠于承担责任的现象并防范来自国家的侵害；国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应有健康权转化为法定健康权，同时不断完善保护公民健康权的立法，赋予健康权以国家的权威并使其获得强大的执行力；[14]国家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保障公民健康知识的获得，规范医药、卫生服务、保健品、食品和餐饮服务市场的秩序，[15]矫正民间有害健康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2.国家有义务制定确保公民的健康权政策。这包括：国家制定政策按需分配卫生资源，并逐渐缩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间健康水平方面已经存在的差距；国家制定政策以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制定方案减少职业病、地方病，防控艾滋病；国家制定保护弱势群体健康的倾斜性政策；国家制定改善食物结构、提高营养水平的长期战略；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扶植医药和产业的发展，控制有害健康的产业的发展，促进清洁生产。

3.国家有义务建立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基本制度、基础设施。这包括：国家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国家建立适合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应当建立公共卫生监督和预警机制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机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程序。国家建立健康情报体系。

（三）国家对健康权负有实现的义务

国家对健康权的实现义务是国家义务在微观层面的展开，需要国家行使权力干预公民健康权的实现过程，或采取措施鼓励、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对国民健康权的保护，以具体行动实现或协助实现健康权。

国家的实现义务体现在：国家通过卫生行政执法规范医药、卫生服务市场的行为，解决纠纷，排除对健康权的侵害行为；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对公民健康权的救济，国家检查、监督政府的卫生行政执法行为。国家为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国家优先重视并普及健康，[16]开展健康咨询；国家在全社会设立设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改善和通讯设施，使公民有权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国家支持、参与健康促进活动活动，鼓励组织健康保护社团。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移风易俗，增进公民的精神健康。国家开展对外医学技术合作，推动医学国际交流。

[1] 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12条规定，我国红十字会组织应当履行职责以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者讲座。”又如，通过在烟草制品、公共场所标识“吸烟有害健康”字样，使公民有机会和场所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等。

[2] 由于受程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因此仅有健康知识还不够，还必须使这些知识及其传播方式最终适合接受，如，男、女生分班生理卫生知识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又如，对于不识字的人可以通过漫画、图解来让他们获得健康知识，在这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走在了前面。相关细节请参见。

[3] 打破身份、居住地的限制而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源自健康权的固有、普遍、平等公正标准。我国很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差距尤其巨大，这决定了平等的健康权利是我国健康权保护最值得强调和在实践中最急需解决的难题。

[4] 该标准源于健康待遇的可提供性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卫生事业经费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000年我国这一比例为5.1%，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1.0%，已接近发达国家（如日本，前者为7.2%，后者为15.4%）水平。参见《2003年卫生统计提要》。

[5] 该标准源于健康待遇的可获得性标准。2002年我国一岁儿童卡介苗（BCG）接种率达到98.0%，脊灰（OPV）接种率达到98.4%，麻苗（MV）接种率达到97.9。儿童死亡率已由建国前的200‰降到2002年的28.4‰，孕产妇死亡率已达到55/100000。参见《2003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6] 患者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是健康权行使的重要体现，只有患者拥有这种选择权，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患者能够接受质高价低的优质服务。同时，医疗服务的可选择性直接关系到医疗待遇的可提供性，多层的、多类型的医疗服务是维护公民健康所必需的。

[7]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以及国际上著名的合作医疗制度等，使公民的健康权利获得了有效的社会保障。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当前，无钱看病、看不起病的现象有增多的趋势，贫困的农村地区情况较为严重。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4年我国将继续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继续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8] 例如建立完善的120急救，在接到急救电话后最迟于15分钟内及时护送病人接受等。

[9] 该标准源于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在信息社会，公共卫生信息对于维护公共卫生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也是如“非典”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教训的规诫。对政府来讲，向公众披露公共卫生信息是行政公开、透明的一种举措，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应有之意。

[10] 1992年全国营养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营养摄取量为：热量2328千卡，蛋白质68克。到2002年水改造受益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比例已达到91.7%。参见《2003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尽管如此，我国的食品安全、食品营养问题依然还很突出。

[11] 为预防艾滋病，我国制定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从2001年起，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对控制经采供血途径传播艾滋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组织了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国产化项目并纳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和重点技术改造国债专项资金项目；建立了治疗艾滋病药品进口注册及研制报批快速通道；批准了进口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12]尤其是在家，创造良好的精神环境是维持健康心理的重要途径。参见杨廷中：《心理压力将成为我国人群的公共卫生》，载《浙江预防医学》，2001年第13卷第9期。

[13]我国宪法也并没有明确地把健康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但这里所规定的作为私权利的健康权显然不能涵盖健康权的所有。我国目前有大量的卫生行政法规，但除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外，笔者还未发现哪部专门的卫生法律或法规明确地提出要保护公民的健康权。但是由《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来规定如此重要的基本权利，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本来是宪法的任务。至于立法是否使用“健康权”一词，并非是立法技术和简单的措辞问题，而是反映了国家的一种意愿倾向。

[14] 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承认公民拥有健康权，致使健康权还大量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权利。例如，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就暴露了我国食品营养立法的不足，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如《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l一2010年)》等政策性文件，但政策毕竟不能代替法律。把政策转换为法律，通过法律实现社会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7

20xx经典世界卫生日宣传标语(最新)

1. 城市多一份清洁，生活多一份和谐

2. 建设优美环境，享受健康生活

3. 卫生整治，从我做起 。

4. 弘扬社会公德，告别不卫生行为

5. 建设新农村，卫生要先行

6. 坚持“五改”，除害防病。

7. 牵手心理健康，相约幸福生活。

8. 人人关注精神卫生，家家享受幸福生活。

9. 坦诚互信，惬意工作。

10. 健康精神卫生，幸福精彩人生。

11. 健康体魄+健康心理=美好人生。

12. 健身健心，你我同行。

13. 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关爱大众心理健康。

14. 搞好精神卫生工作——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15. 给心灵一份呵护，让生命无限美好。

16. 给心灵一片天空，让精神沐浴阳光。

17. 沟通理解关爱，心理和谐健康。

18. 关爱精神疾病患者，共创幸福和谐家园。

19. 关爱精神卫生，共建和谐家园。

20. 关爱精神卫生，健康生活加分。

20xx经典世界卫生日宣传标语(热门)

1. 参与垃圾分类，保护地球家园，共创美好世界。

2.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容呵护绿色家园。

3. 未来人类的文明，将是绿色文明垃圾桶。

4. 地球我的家，环境靠大家。

5. 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6. 自然的绿色，永远的选择。

7.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伐木，后人遭殃。

9.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碧水蓝天。

10. 垃圾分类益处多，环境保护靠你我。

11. 为了你的健康，请饮用清洁卫生的自来水

12. 选择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自我保健能力

13. 讲究卫生，摒弃陋习，预防传染性疾病

14. 重视卫生环境，构建和谐社会

15. 整治环境卫生，提升生活质量

20xx经典世界卫生日宣传标语(经典)

1. 村庄环境整治是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

2.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城乡整体卫生水平

3. 远离烟草，健康你我他

4. 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常通风吃熟食喝开水晒衣被不扎堆

5. 开展除四害活动，预防传染病发生

6.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整治城乡环境卫生

7. 维护公共卫生构建健康环境

8. 培育文明新风，构建和谐农村。

9. 加快发展循环农业，构建环境友好型新农村。

10. 手拉手，心连心，创建农村新天地。

11. 改善城乡环境

12.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3. 草儿绿花儿香，环境优美人健康!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8

【关键词】 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

由于城乡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质量通常较为低下，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率较高。因此，当务之急便是改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实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笔者在2012年5月―2013年5月间在农村推行健康教育，并对农村地区进行健康教育后对其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情况进行调查，旨在改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市下辖区内所有农村地区，并对村民进行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的内容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中所有内容。在推行健康教育前对所有村民的疾病了解情况进行调查，主要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

1.2推行方法

1.2.1成立调查小组：由市卫生局成立专门的调查培训小组，并在各个乡镇、卫生所设置教育专栏，建立健康教育网络系统，并明确不同人员的分工。

1.2.2开展培训：由各个负责小组对所有村民开展健康教育，内容包括疾病控制、疾病预防、慢性疾病种类、流行病种类、健康养生等内容。培训可以采用讲座、几种宣讲的形式开展，同时要对公共企业进行着重宣教，例如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等。此外，负责小组也可以为村民发放宣传手册、录影带等资料，同时也可以举办相关的健康活动，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宣传的过程中也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展开不同的调查，例如在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进行宣传时要保持绝对的耐心，并要对其存在的疑虑进行解答，提升宣传教育的效果。

1.3效果观察

对健康教育后农村地区的流行病发病率、疾病传染情况以及村民对各种疾病的了解情况进行调查。村民对疾病的了解情况主要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90-100分为优秀，60-89分为良好，59分以下为差。同时将结果与调查前相比。

1.4数据统计

数据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调查，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资料采用t检验，P

2.结果

在2013年5月-2014年5月间甲乙类疾病、其他传染类疾病发病率同比呈现下降趋势;新生儿疫苗接种率为95%，环比上涨10%;未发生过地区流行病。

健康教育前村民的疾病了解情况与健康教育后存在明显差异，p

表1村民疾病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时间

平均分数

P值

t值

健康教育前

57.2±22.3

0.01

2.52

健康教育后

71.4±11.6

3.讨论

健康教育是共生卫生工作推行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策略，也是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市下辖区内农村中推行健康教育后大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实现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1]。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通过组织推行，采取了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活动，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人群对健康信息的需求，进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充分的体现了健康教育在健康领域中的重要性[2]。对自身存在慢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的患者在推行健康教育后能够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率，改变患者以往的心理状态和治疗依从性，农民的治疗信心明显提升，由此可见，健康教育在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推行中的作用非常大。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前村民的疾病了解情况与健康教育后存在明显差异，健康教育后村民对疾病的知晓情况明显好于教育前。

健康教育的推行也能够帮助患者改善自身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进而降低致病的危险因素，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3]。虽然在推行初始，村民对健康教育的模式无法完全适应，但经过调查人员的耐心教导后，均能够理解教育的模式并能充分掌握教育的内容，达到疾病防治的目的。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后农村地区甲乙类疾病、其他传染类疾病发病率同比呈现下降趋势;新生儿疫苗接种率为95%，环比上涨10%;未发生过地区流行病。说明健康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督导作用。此外，我们认为，还应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进一步提升宣传教育效果。例如可以将内容印刷在日历上，或者以宣传画的形式印刷在雨伞、杯身上，然后通过发放小礼包的形式送给村民，进而提升宣传效果[4]。

总的来说，健康教育在推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等化中意义重大，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提升村民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流行疾病的发病率。

参考文献

[1]辛明.青岛市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财政保障机制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2011，19（32）：162-163

[2]王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J].山东大学，2010，19（05）：523-524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9

[关键词] 健康保障；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政策理性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4-0040-04

健康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权，是政府作为的必要领域，多数国家建立了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然而卫生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有限的卫生资源和无限的健康需求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所以健康保障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隐含利益分配的公共选择，这种公共选择的理性精神是政策的生命和灵魂。健康保障政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凸显了理性精神的重要。

在我国，健康保障改革被作为重要的民生领域予以推进，政府承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经过三年医改，我国已基本完成制度性全民覆盖的目标，政府仍然持续地增加投入，提高保障能力。随着改革深化，一些政策问题逐渐凸显：政府责任是否存在边界？何谓“基本”？政策制定是否应纳入经济考量？这是我国健康保障改革进行到现阶段面临的重要价值判断。同时，政策决策依据应该是什么？如何提高我国健康保障政策的科学性？民众对健康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政府对健康保障的重视程度迫切要求强化相关政策的“合理性”（rationality）。

本文从政策“合理性”的角度审视健康保障政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健康保障是一个典型的固有价值盲目，政策工具不成熟，且绝对价值理性和绝对工具理性存在一定程度悖离的公共政策领域。本文将针对需要厘清的价值争议问题，政策工具的效力和无力以及如何整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做出探讨，以期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健康保障政策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理论，政策的价值理性强调政策决策对固有价值的纯粹的、无条件的信仰，认为只要决策动机端正，程序正当，不论结果如何，政策都是合理的；而工具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重视定量化、规范化和精确化的方法论，其核心目标是效率最大化。[1]

具体到健康保障领域，健康保障政策是政府对公民健康福祉的作为或不作为，其价值基础具有明显的环境依赖性。借鉴艾斯平-安德森的理论，三种迥异的价值观造就了健康保障体系三个典型模式：以公民资格为基础，平均主义为价值主宰，完全“非商品化”的国家卫生服务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挑战是财政压力；第二种是与就业和缴费贡献相关，以“责权对等”为价值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其问题是对社会经济秩序变化的回应性和灵活性的欠缺；最后一种是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健康保险模式，显然对社会平等的忽视是其最主要的缺陷。[2] 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否定某种价值观成为一种狭隘的表现，虽然很难判定社会平等和“优胜劣汰”孰优孰劣，但是对生命的珍视和人权的捍卫是毋庸置疑的全球核心价值意识。即便是采取盎格鲁—撒克逊福利体制的自由主义国家，市场失灵导致的社会不安也促使政府涉足健康保障领域，奥巴马正在美国实施的医疗保险改革正是一个有力佐证。不可否认，以人道主义和民生利益为出发点的健康保障政策无疑是价值理性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三种模式无一例外历经着不断的变革，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和聚合。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时，国家卫生服务模式却因无法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而选择约束资源利用 （rationing），甚至走向私有化的另一端，当然后者也伴随着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而向原点回归的现象，改革呈现螺旋式的发展轨迹。人们面临着理想价值观与现实局限间的落差。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趋同正是健康保障政策“走向合理性的合理化过程”。人性关怀是内嵌在健康保障政策中不可移易的质性特征，这是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成熟的必然，然而人文精神并不是价值理性的全部内涵——价值理性不仅仅是价值意识的端正，也不是理想化，更绝不是唯心主义。价值理性应该是在强调价值基础作用的同时，启发理性的觉醒，更加重视价值目标在合理区间内的实现和实现程序的正义。

绝对价值理性在现实中不可及，其隐含逻辑就是政府需要确定什么是合理的健康保障目标区间——政府为哪些人群提供何种数量和种类的保障，这是世界性政策挑战。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不断涌入，健康保障项目愈加丰富，受益人群也日益多元化，这使得资源分配越来越难达到共识的“合理”。待遇约束和分配必然会产生博弈，利益群体也愈加难以平衡。同时随着疾病谱的变化，社会对健康保障政策科学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无奈地发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绝对价值理性是主观的、武断的、甚至是无力的。20世纪初发达国家开始寻求将人为因素排除在决策视野之外的定量评估方法，从而避免争议，达成共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以工具主义思潮泛滥为大背景的。健康保障政策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体现在其引入了投入-产出理念。在这种理念下，成本效益评估应运而生，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多次呼吁各国在健康政策决策中引入成本效益评估，英国、美国、泰国、墨西哥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将成本效益作为诊疗手段能否应该纳入政府保障范畴的指标，这种方式被称为“循证卫生政策”（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3]循证卫生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策理性的主要手段。

二、健康保障政策的三个重要价值判断

（一）无限满足健康需求是价值理性？

无论从民权角度还是从政府合法性（legitimacy）角度，健康保障必然是政府的责任范畴，这几乎是世界共识。近年全球政府卫生支出迅速增长成为政府履行其社会契约的证明。然而，这种增长是否存在非理性成分？由此衍生出来的第一个重要价值问题：政府是否应该无条件、无限地满足健康需求？

理论上讲，卫生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甚至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无关。医学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卫生服务总是供不应求的，供给还会创造需求——“征服一个高峰就会激发攀登更高峰的欲望，我们不能假设卫生投入加倍甚至三倍能够弥合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鸿沟”。[4] 国际实践上看，即便在经济发达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价值基础的福利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约束健康资源利用的机制，英国最为典型。在英国卫生资源有限的现实压力和无限满足健康需求的价值观长期共存，曾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隐性的待遇约束机制”（implicit rationing）——以“患者等待”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社会负面影响也是英国为这种被动的机制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对卫生资源利用不加限制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福利还是一种政策的无为？这样政府作为的“缺位”与市场机制下根据购买能力决定服务可及性的放任状态又有什么分别？显然政府需要基于现实条件，合理化地提供健康保障。真正的价值理性不是将健康保障推向放任的极端，政府不能被动满足公民健康需求，而要主动管理需求，在有限资源内寻求最优的政策解答。

（二）一个尽责的有限政府如何界定“基本”？

政府的责任边界应该在哪里？又如何管理健康需求？界定保障水平有很多方式，比如守门人制度、资格限制（如以缴费、就业、年龄为标准）、成本分担、服务种类限制等。但由于这些方式都存在固有问题，在世卫和世行的号召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基本（essential/basic）卫生医疗”的概念，其价值判断即现实条件下，尽责的政府应该至少承担公民基本健康需求的责任。我国新医改也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那么何谓“基本”呢？

每个国家“基本”的内涵和口径也不尽相同。根据世卫和我国卫生部门统计，2009年我国卫生支出占GDP5.13%，其中政府支出占比为27.2%，相比起世界卫生组织对中低收入国家政府的最低要求（15%）已经有了实质性超越。满足“基本”了吗？在“全民医保”的国际趋势下，“基本”有两重的含义：一是经济意义，二是医学意义。经济意义上的“基本”，就是根据可获得资源来决定政府卫生支出总量，即政府可支付能力是界定“基本”的主要依据。但经济意义上的经验数据不具有普适性，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差异。很多国家趋向在诊疗意义上界定“基本”的内涵，将基本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公共卫生和初级诊疗（primary care），包括基本医疗和基本药物，在服务类型上排除了多数大病诊治。从这个角度界定“基本”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其一，将少数人患的重大疾病排除在政府责任外，承认了“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性；其二，将提高长期体系效率作为了目标，因为虽然初级诊疗短期可见的健康产出少而重大疾病风险溢价高，但从长期来看，预防和初级诊疗服务能够以较小的成本避免疾病发展，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服务种类。从诊疗角度界定“基本”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

（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何者优先？

关于何谓“基本”的问题已说明了健康保障资源会在不同病种、年龄、性别等社会群体之间分配，这种分配必然会产生妥协和利益损失。资源限制下的分配困境是一种必然，但问题是怎样的妥协和损失才合理？这是一个关键的，却始终莫衷一是的价值判断题。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处于竞争关系的主要价值取向。

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政策是以效率或效益为核心的，其目标是卫生资源的投入要得到最大化的健康水平改善。而社会价值取向崇尚人道主义、社会平等和公正。这两种价值取向的矛盾无处不在：如当产出可能为零时，临终治疗实施与否？经济价值观会排除临终治疗，因为其产出效果几乎为零，但这却是人道主义所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需要各国根据政治、文化、经济等背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国家在保障“基本”的同时也为部分重大疾病提供保障，当然也有很多国家仅保障住院服务。多元的实践证明了价值取向的不同。正是有鉴于达成共识的难度，单纯价值理性已不能适应政策科学性的要求，很多国家诉诸于开发科学的技术工具。[5]

三、健康保障政策工具的效力和无力

成本效益评估等技术工具的开发给健康保障政策的工具理性带来突破性发展。简言之，健康服务的成本效益就是每支出一个单位货币量可以改善健康的程度。健康改善的量化指标通常是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成本效益原理秉承了功利主义的思想，将效益进行了“货币化”处理，一般一个QALY被赋值10万美元。政府设定标准并比较成本效益评估结果，从而判断某种诊疗手段应否被纳入政府保障。成本效益等政策工具支撑并物化了经济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使效率的评估从医生经验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判断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更加科学的决策。然而类似的工具也存在很多内生的问题。显然对这种工具理性的质疑首先来自于社会价值内容的缺失和与固有人道伦理的悖离，成本效益分析仍然无法完全解决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两难困境；其次，理论上讲，在追求工具理性形式逻辑极大化的路上，人必须摆脱主观判断完全依附于工具，然而事实上，成本效益并无力将政策决策变成纯粹的技术领域。其一，价值观是左右技术的内在力量。一般情况下，评估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专业人员的判断，例如数理模型构建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会影响技术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分配。正如英国官方医疗技术评估机构的主席Michael Rawlins所言，“这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技术过程，技术标准和程序是由系列主观假设和判断累加而成的”。[6] 所以即便是将技术手段发挥到极致，最终决策也不会绝对客观。其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科学性也并不理想。采用成本效益评估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指标都可以用货币衡量，然而将成本和效益完全货币化几乎不可能，如风险和机会成本都是非常重要的非货币性因素，再如患者和家人的心理压力等成本也无法货币化。同时货币化是一种极度经济学抽象的方式，也并不完全合理。[7] 除此之外，QALY还未考虑到服务效率、年龄、伤残严重度、诊断正确率和贴现率等因素。因此很多时候评估的结果也并不精确。[8]

公允地讲，以成本效益为基础的循证政策虽然尚存在漏洞，但却是推动科学决策的有效尝试，对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费用控制和服务质量提高都有积极作用。暂且不论这是一种技术进步还是人文精神的退步，至少相较主观臆断，循证卫生政策已经在政策理性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四、寻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合和统一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矛盾，但也不完全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价值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作为实现的载体，而工具理性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引。[9]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而在于两种理性的绝对化。其实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居于统治地位抑或相互超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排斥是徒劳的，反之亦然。真正的理性精神必然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合和统一。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现实的公共选择应该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

健康保障政策既是一个隐含价值判断的工具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工具支持的价值实现问题。成本效益等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感性判断产生偏颇，但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衍生出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使得对技术的需求更强烈，陷入工具的怪圈。[10]技术主义者期待技术成熟。然而，循证数据不可能完备，技术也不可能完美。当政策制定者遭遇工具的无奈转而寻求价值解答时，应该明白这不是工具的挫败而是工具的归宿。

所幸的是由于健康保障的人道主义内核，在各国追求工具理性的过程中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完全被抽象掉，政策理性在绝对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上并没有走得很远。除了临床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这种可以量化的纯技术指标外，社会伦理判断也逐渐被纳入决策视野，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影响着纯技术评估。在很多国家，临床有效性评估、成本效益评估、社会价值判断、政治可行性等因素被排列组合并赋予不同的权重。[11]然而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因素如何整合又成为健康保障决策的一大难题。举一个实践中的案例说明，美国俄勒冈州是美国医改的先驱。其社会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的准入决策将成本效益评估和社会价值判断（通过公民听证会、焦点小组和居民调查）同时作为决策标准，却遭遇了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判断的挑战。政府的本意是将社会判断与成本效益评估同步进行再结合起来，但是这次尝试失败了。由于成本效益指标的引入，最终的遴选结果是极廉价的治疗方式一定比价格适中的治疗手段排序在先，治疗成本低的可自愈疾病比严重疾病排序在先。而社会价值判断的结果是按疾病重要性和治疗的迫切性排序的。经过复议，委员会首先根据社会判断的重点疾病列出治疗门类的优先顺序，成本效益被作为二级指标，在各门类内部排序时才引入。

由此可见，面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带来的决策障碍，决策过程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国家通过程序公正来追求政策的合理化。程序理性也是价值理性的一部分，按照罗尔斯的论断，如果过程是公正的，那么结果必然公平。即便“无知之幕”在现实状态下不可行，至少要设计一个尽可能透明、可信任、民主的程序。很多国家在决策的过程中允许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尽量做到公正。多国专门成立了专业评估机构，如英国国家卫生质量标准署（NICE），澳大利亚药物价值咨询委员会（PBAC），这些机构专职负责进行诊疗有效性、成本效益和社会价值评估，供政府决策参考。这些机构虽然组织属性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通过制度保证了其独立性，成为话语渠道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博弈和达成共识的平台，对实现健康保障政策理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五、结语：理性的保障政策是民生的希望

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自2003年以来向“均等”和“公正”等价值观回归，进入民生时代。我国刚刚构建起“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体系框架，健康保障领域的“全民医保”和“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初具雏形。近年来政府成倍增加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投入并对基层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得到了社会舆论一致好评。这让人欣慰的同时也存在隐忧。在我国发展现阶段，扶持弱势群体，让其有机会分享我国经济发展成果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效率为价值主宰的纠正，无论从何种视角评判，我国政府的价值出发点都是正义的，但对福利刚性和投入效率考虑的欠缺使得这种投入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存在潜在风险。虽然我国民生时代刚刚开启，与真正实现保障承诺还有一定差距，相关政策还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予以推动，但我们也应该站在起点避免盲目投入，警惕纠枉过正，改变粗狂式的投入方式，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民生并不是一个华丽的词汇，民生更不应该是盲目投入的保护伞。民生时代更呼唤理性的民生投入、科学的民生投入、有效的民生投入。

同时我国健康保障乃至整体社会保障政策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实质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观臆断比比皆是。科学决策的循证积累不足，政策工具的滞后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精细化的障碍，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虽然国际上政策工具仍然不完善，但技术手段的开发和循证决策是政府科学执政的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审慎对待国外在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道路上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为了制定理性的、科学的健康保障政策，政府必须清醒意识到资源限制并科学界定可获得的资源，确立现实的、可持续的价值目标区间并相应整合工具理性，同时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决策程序的透明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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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国甫，张玉亮.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估的发展方向 [J]. 中国行政管理，2007（6）.

Peng Guofu， Zhang Yuliang. Integrating Value Rationality wit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Public Service Units by Local Governments.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6）.

[10]张康之.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J]浙江社会科学， 2002（4）.

Zhang Kangzhi.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yo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02（4）.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篇10

    1期刊文献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SCI科学引文索引(检索日期为2010年1月20日)。以期刊名“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Practice”为对象进行检索,时间为2005—2009年。该杂志共收录36期杂志,篇目总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447篇。期刊中的文献类型有9种,其中以“Article(学术)”类型最多,共355篇,占全部文献的56.08%,其次是“Editorial(编辑)”类型和“Miscellaneous(杂项)”类型,分别占25.75%和12.16%。可见《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是以刊载学术论文为主的专业杂志。由不同类型的文献所占比例不难看出其重要程度或含金量的差异,“Article”类型最具价值,其次是“Editorial”类型和“Miscellaneous”类型。

    2目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项,是对研究内容的概括与提炼,通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的主要内容[1]。本研究利用关键词的词频与共现关系分析近期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布。2005—2009年共36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中篇目共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共447篇。考虑到文献的关键词往往出现在文献的题目当中,结合文献标题和关键词统计,出现2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有141个。

    选取keyword项出现2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同一关键词在keyword项出现次数与其在keyword及title项出现次数基本呈正比(表1)。可以看出,公共卫生、社区、环境、人才培养等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重点主题;政策研究、评估和监督是该领域讨论的重要内容,相关的伦理学讨论也是研究的重点。从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才培养、社区、预防和政策是重点。在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应用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预防疾病、地区卫生政策和社区卫生方面,特别是对卫生政策实施与评估、对社区居民的健康保健教育研究等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访谈和案例分析。

    2.1公共卫生研究角度分析由于《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阵地,“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和“public health practice(公共卫生实践)”无疑会成为其刊载文献所共有的主题。公共卫生作为关键词出现在2005—2009年中该期刊108篇文献中,由表2统计的与之有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看来,公共卫生实践、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伦理学和公共卫生追踪系统是公共卫生重要的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对公众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定义、范围、数量、结构和能力应该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和公共卫生发展趋势相匹配[3]。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多体现出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缺陷,目前国外多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公共卫生管理的领导者,不少研究者认为应当将这种教育提前至本科教育以适应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同时应当加强循证公共卫生课程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作用;公共卫生训练中心(Public Health Training Center,PHTC)对于公共卫生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应起到模范作用。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地区表示建设不足,这对于进一步改进公共卫生管理实践工作有较大启示。公共卫生伦理学问题体现在由政治环境产生的伦理问题,如公共卫生议程的设置,政治压力,政治冲突的处理以及公共卫生实践的范围,说明政治和公共卫生伦理本质相交,但是政治压力和优先事项往往会对医生的伦理提出挑战。当前,在美国,环境公共卫生跟踪(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Tracking,EPHT)网络的作用日益凸显,关于环境对公共卫生危害的信息会通过国家数据库得到共享,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与EPHT计划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结合《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中的相关文献分析,当前国外有关卫生部门开展管理工作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了解卫生部门某一方面工作的效果或者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公共卫生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与建议。目前卫生信息(知识)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不论是卫生部门通过培训卫生工作人员进而对特定人群开展健康教育以达到控制和减少疾病的效果,还是提升卫生网站的公信度来更好地宣传卫生知识,都说明了这一点。

    2.2社区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community(社区)”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社区卫生,其次是社区健康评估和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务(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是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经济方便、综合性的基本卫生服务,是世界卫生保健服务发展的大趋势[4]。在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中,社区卫生研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突出表现在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以社区为单位的人群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2.3环境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environment(环境)”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环境公共卫生,其次是环境卫生和环境公共卫生跟踪。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研究,会结合当前政府的相关卫生政策进行评价。

    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评价中,有三个评估阶段:(1)科学性和相关性;(2)分析有效性;(3)用于公用事业的可行性。然后确定重要的标准和框架,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有效的方案,成为环境公共卫生工作的科学决策的有效工具,以更有效地确保公众健康。

    对于国家环境公共卫生跟踪网络计划的研究中得出,该计划的实施需要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机构的正式合作,目前国家和机构间的伙伴合作关系已使得环境公共卫生和监测公众健康的工作取得成效。在未来,应该大力开发和利用各国的跟踪网络,增强协作和信息共享。

    3小结

    通过对2005—2009年《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重点在于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社区卫生管理的完善以及环境公共卫生检测系统的巩固和扩大,这样不难归纳出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前进方向:信息网络化、管理规范化以及服务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