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范文10篇

人类范文篇1

【摘要』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为: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为此，高校应采取相应措施:树立人本管理思想;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置教师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大力开展智力引进工作，创建与国际人才竞争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大力培养后备人才队伍。

一、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

1.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

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澳多•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为此，人力的取得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消耗资源、必须有资本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投资供给的政府压抑了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而政府有限的财力反过来又制约了对教育的投人。长期的教育设施落后、教育普及率低、教师待遇差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本总量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配置;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总体水平更为低下，对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人才资源总体效益偏低。

2.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

中国科技部徐冠华副部长在分析中国教育、科研整体水平时谈到，我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约281"4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达149万、在校大学生340万，这组数据说明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并不少;但另一组数据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平均出国留学约2万人，累计达40多万人，其中学成归国者10多万人、国外在校学习10多万人、回归率为3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来的人才中又有少数倒流回去，说明中国目前人才的流失情况是严重的。而据联合国统计，仅美、加、英三国在80年代就从世界人才流人中获益500亿美元，进人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的此项收人更是有增无减。

3.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

目前我国的人才资源呈现以下情况:一是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一是在人才的区域分布上，中心城市和发达省区人才比较密集，而资源丰富和国家重点开发地区却人才稀少;二是人才在产业结构中的分布不均匀，有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重点领域、重点学科和重点企业的人才，特别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第一线的人才严重短缺，而现有人才却大多集中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三是有的高校师生比失调(据统计，1997年直属高校师生比为1:11左右，发达国家为1:15-20)，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有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计划性、预见性和超前性，导致需要的专业人才短缺而不需要的专业人才积压;四是高校人才的自由流动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带来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是结构性失衡造成人才浪费，使之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人才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人才资源需求矛盾更加突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资源优势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发挥。因此，合理、科学地进行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刻不容缓。

二、实行人冲管理，合理开发与优化

蔺已王人力资妹舒尔茨曾指出:在信息社会中，“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才智的进化来决定”。事实证明，人力资源素质差、人才资源匾乏的国家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面向新世纪，我国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树立人本管理思想

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即指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确立、并应用于管理实践的一切都从人出发，以人为根本，旨在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管理应充分重视人的因素，牢固树立人本管理思想。首先，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应破除传统观念，充分体现高校人才资源高度开放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才价值观和不拘一格的选才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努力形成一套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用人机制;其次，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有效的动态管理机制，把选好人、用好人、育好人、留住人作为人才管理部门的主体工作，使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正是高校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如果只是将人事部门的牌子换成“人才开发管理部”或“人力资源部”，实际工作仍停留在传统的静态管理上，其结果是严重挫伤了人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最终使高校管理的既定目标难以实现。

2.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里教师资源

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应注重教师的综合管理、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及平衡发展;其次，应注意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优化配置，努力实现“能岗配置”。应以落实各类人才工程计划为重点，选拔和培养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能担当跨世纪重任的学科带头人，但同时绝不能忽视所有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力争每一个教师都上升到“人才”的境界;第三，根据教师的业绩和实际需要，启动用好人才建功立业的加速器，即制定多类型、多形式的奖励政策，使教师挖掘出自身的最大潜力。这种奖励应有多种形式，如表扬、得到同事的承认、提高个人威望以及提高工资、多发奖金等等;第四，可将不同能级的人才相互配置，以形成一种最佳能力结构或能力场，即把不同的“位”、“岗”、“资”、“责”、“权”、“利”分配给具有不同能力的人，从而实行培养能力与运用能力相统一，使人尽其才，避免由于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的浪费。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

总书记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际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家时强调:“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

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建成一流的高校，人才资源是最为宝贵的，高校不仅要有一支宏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而且还要能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筑自己的人才资源高地。高校人才的引进、用好、留住是一项全方位、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在政策上、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人才的稳定性。在这方面可借鉴的方式很多:(1)可考虑在高校内部建立人才模拟市场，使人才在高校内部合理流动，这样既满足了一些高级人才不愿脱离高校但又想换岗位施展自己才能的需求，也使之不外流;(2)可以发展专业性人才市场如“高校毕业生市场”、“老年人才市场”等;(3)拓宽人才市场服务领域，实行人才资源开发的配套服务，例如人才人事、人事咨询、人事签证、人才引进、人才培训、人才评价、国际交流等等。

人类范文篇2

，一个“大写”的名字，沐浴着本土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光华，健步于世界文化沃野，吐纳江河百川、宇宙灵秀，闪烁着迷人的人格光晕，构成20世纪影响深远的人类文化现象。

世纪之交“构成的人类文化现象”的重新结构和文化审视，显然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集体寻找的必然结果。首先，艰苦朴素、志存高远、处变不惊、无往不胜的人格魅力具有永久的人生启示意义。其次，市场经济的冲击及价值观念的调适造成新的心态失衡和价值重构，所代表的价值倾向正好为人们的求解心理提供了必要的平衡点。最后，国际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时间，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由短变长”，共产主义“由近而远”。惊讶、惶惑之余，蓦然回首，认定思想仍是最有力的精神支撑之一。

“个性不会从一个人身上跑向另一个人身上，但文化却可以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存在，现象具有大于个人、超越国界的人类意味。基于此，本文就现象的本体、民族、国家、人类等渐次递进的世界的人类学意义略作诠释。

一、本体含蕴——自我实现的强人

现象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其本体价值。深厚的本体含蕴在于，他是一位能够超越他人并自我超越的强人，一位影视明星写道：“在我的少女时代与青年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给了他，他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注：刘晓庆：《我在时代》，载《中国作家》，1992(5)。）非凡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对来说，几乎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永不满足的超越意识，决定了他那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发展观。60年代初，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全面地表述了这种进取与超越思想：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参见《的读书生活》，35～36页。）

这种追赶社会、把握现实、推进历史发展的开拓精神使成为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强人，并直接启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据雷洁琼回忆，1949年初，她与几位民主人士一同去西柏坡面见，“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个伟大人物”（注：雷洁琼：《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纵观一生，他从未放弃过探索与奋斗。对此，有过中肯评价：“伟大斗争的时代必然会生长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过来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同志就是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中最伟大、最卓越的人物。”（注：：《最好的怀念》，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7页。）美国的施拉姆教授也称赞是一位“不朽的造反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305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现象本体含蕴的内在启示。

二、民族气度——中华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

就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言，堪称忠实而超拔的代表。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优越感和深沉的民族感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新型的优秀代言人。

的民族情结是明朗而一贯的。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选集》，2版，第1卷，161页。）。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他认为，正因为有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能在长期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斗争中，不仅没有被东西方列强所吞噬，相反，而是异常坚强站立并成熟起来。

惊人的洞悉力还在于，在大力张扬民族尊严与自信心的同时，始终告诫中华民族务必保持斗志与方向。此乃民族不败之关键。他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注：《选集》，第5卷，470页。）他辩证地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注：《选集》，第5卷，285页。）。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其中最杰出的是同志。”（注：《思想永放光芒》，载198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今天，我们有责任继续发扬高尚博大的民族精神，时刻反思数千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再铸辉煌。

三、治国风范——国家航船的杰出舵手

不卑不亢、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大智大勇，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国格的缩影。所恪守的利益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且，从根本上讲，国家利益胜于民族利益。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高度契合时，国家利益就成为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

基于此，对内力主民族和睦，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极为推崇陆游、张孝祥、张元干、洪皓等南宋爱国主义诗人诗作，称赞他们代表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事实表明，危亡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于首位，并为此多次冒险与国民党合作，堪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49年10月1日，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国魂”乃当之无愧。所以，日本学者大泽升说：“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点没有错。而且，他将作为开创新中国的人物流芳千古。”（注：〔日〕大泽升：《中国向何处去》，载《国外党史研究》，1992(5)。）

认为，马列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苦难和压迫的指南，没有这一点，中国人民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注：《选集》，2版，第4卷，1516页。）

“在足够的时间流逝后，大多数天才人物在原型无不被看出完全是他时代和国度中的人。他与同代人共享着比他或他的同代人更多的东西。”（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时代”之所以成为一种内蕴丰厚的社会文化现象，正是因为他与他的国家、人民间的无限多样的血肉联系。甚至，他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信心与毅力，创造了比他预想的蓝图更加充满希望、更具解释性的未来。因此，施拉姆评价说：“他矢志不移地谋求中国的繁荣，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无疑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290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邓小平充分估量到的“开国”功勋：“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人类意义——改变与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

生于中国，属于世界，可谓重新划分世界格局并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史巨人。不仅异常熟悉中国国情，而且，他对世界形势的深度关切与理性分析令外国首脑和记者大为惊讶。斯大林在世时，曾夸赞是了解世界形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国际友人斯特朗更是由衷感叹——“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优秀的个人素质、强烈的集体、民族意识与清醒的国家观念，决定了高尚的人类情怀。在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大业的同时，保卫不负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使命，成为20世纪人类思想与政治话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主要存在两大对抗：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对抗；二是爱好和平、渴求独立、争取解放的广大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中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对抗。因此，他主张彻底打败法西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反动派。唯其如此，业已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才能得以巩固，第三世界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这种跨越国界的人类意识和国际主义襟怀，使有可能及早注意到苏联革命的人类学价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兴奋而敏锐地判断，它“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注：《选集》，2版，第3卷，885页。）。之所以坚决抗日和号召全面彻底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基于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考虑。

其次，清楚地阐述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注：《选集》，第5卷，479页。）。因而，他特别通俗地规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即以和平为要，但决不软弱，更不投降。这也是的人格力量在世界革命中的显现。

再次，为其更有效地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此，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宏观地看，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不仅重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伙伴关系，而且重视与第一、第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间的协作关系，甚至注重与某些反动派暂时地、策略性地和平共处。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他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评价以及关于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的肯定。当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公布时，许多进步人士想不通，但却迅即给予积极评价：“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全了中国……。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注：《选集》，第2卷，580页。）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进一步重申了国际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团结的广泛性和国际主义意义：“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注：《选集》，第2卷，659页。）

人类范文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幸福

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悄然迎来一个划时代的改革，低碳经济时代。

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里，低碳经济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系统地谈论低碳经济，则可以追溯至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时代早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沐浴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春风，人类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无限量的文明成果。那么，从理论上讲如果摒弃工业时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许就会减缓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阻碍人类奔赴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历史和事实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理智的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迫使我们做出这样选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的幸福。

关于幸福，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一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而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又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环境作为物质基础和前提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进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通过自身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或消费)行为又影响和制约着环境的构成、质量和变化。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这种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在不断地增强和扩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平等、征服和趋于和谐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人类社会的生存阶段

(1)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靠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也正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活动。让人类和环境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协调和平衡。

(2)农业文明时期，随着铁器工具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数量也得到了稳定增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开始了包括垦荒、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扩张活动，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退化，但是这种影响一般是局部性的，还没有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人类与环境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被凸显和激化。

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1)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随后这场工业革命势如“星火燎原”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它对于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逐渐成为工业化时期的主要能源。它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福祉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诸如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污染了空气；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水、废渣污染了大地和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人类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看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实劳命伤财。得不偿失，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以为鉴的地方，以牺牲环境为前提来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理智的。

(2)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类经济生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世界人口剧增。自然资源和能源被过度消耗，生态污染严重等种种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全球环境问题增多，河流腥臭，天空黯然，空气混浊，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繁，全球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人类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尤其是因为高碳能源消耗严重。二氧化碳浓度显著升高，如果说长此下去，不加遏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百年内就会达到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程度。

人类范文篇4

1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现状

从技术上讲，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通过寻找不孕夫妇的变异基因，然后实行基因改造或基因治疗，从而克服不孕症。例如：男性不育者大部分是由于男子的精子数量不足或质量欠佳，这种结果是由男性的某些基因变异而引起的。如果能纠正或修复这些变异基因，就能治疗人类的不育症。目前，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把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植入患不育症的雄性老鼠体内，让该病毒修复导致不育的变异基因，实验结果令人满意，该老鼠已生育了健康的下一代。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利用转基因病毒修复人类的变异基因，可能会引起人类疾病，也可能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健康，这一技术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

(2)人工受精。对于不能靠自然方法生育的妇女，可以通过人工受精而怀孕。利用这一技术还可以对丈夫的精子进行基因检测或修正，避免下一代患上来自父亲一方的遗传疾病。如果丈夫的精子确实无用，还可以利用其它男性的精子而受孕。总之，利用人工受精技术，成千上万个婴儿已经出生，诸如“名人精子库”等名目繁多的人工受精机构，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建立。

(3)体外受精——亦称试管婴儿。许多夫妇在利用人工受精也不能生育的情况下，利用试管婴儿技术，就能得到自己的孩子。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是在试管中，由精子和卵子自由结合，形成受精卵，然后植入妇女体内。今天已发展到第三代、第四代，即可以对精子和卵子进行基因检测、修正，实施精子核、卵子核移植手术，也能对受精卵进行基因检测。对受精卵做过基因剔除手术的婴儿已于2001年降生。目前，全世界有几十名在受精卵阶段接受过基因检测和手术的婴儿已经安全降临人世，这意味着改变、设计人类的基因已成为现实。

(4)无性繁殖——克隆人。这种生理结构和遗传结构同供体一样的婴儿在人类生育史上既是一场革命，也引起了最激烈的争议。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声称，将于2002年内让妇女怀上克隆人胚胎。意大利人塞维里诺·安蒂诺里更进一步声称，2002年内3名利用克隆技术而受孕的妇女就要分娩。总之，科学家普遍认为：克隆人的技术条件已基本成熟，克隆人的降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5)人造子宫技术。利用人类的某些干细胞，可使之长成子宫，从而实现胎儿体外生长。美国的研究人员让人类胚胎在人造子宫里生长到14天，只是由于法律的禁止，他们才终止了这一试验。日本顺天堂大学的桑原教授制造了一个类似子宫的装置，使一个山羊胚胎在里边成活，生长了几个星期。许多科学家认为：再过几年，就能实现人造子宫维持胎儿生长9个月，这预示着：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将要终结，没有母亲以及没有母亲，人们也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6)人和其它动物的混种生物也可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人与高级哺乳动物的基因95%以上具有一致性，人与猩猩类动物的基因差别只有2%，技术上搞人与动物的混种生物，不会有大的问题，不过，由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目前还没有人公开研究人和动物的嵌合体。然而科学家进行的各种试验活动以及不断取得的进展，使人与动物的混种生物越来越有可能产生。随着研究工作的步步深入，技术手段的不断增强，人与动物基因的互换不断增多，长有翅膀的人以及会讲人话的高级动物，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由于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殖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整个过程，导致受干预的人类生育相异于传统的人类生育。对于新生儿，传统生育基本上是生理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和社会法律父母相一致；技术干预生殖后，使生理、生育和社会法律父母相分离，产生了错位和不一致，新生儿出现了身份危机，出现了传统文化从未有过的新的人伦关系。利用现有技术，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再加上社会父母，一个孩子最多可有7位亲人。

2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所产生的问题

2.1基因技术干预人类自然生殖方式的代价和危险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人类不能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今天，严重的环境问题，大多起因于人的行为不当，以及不能合理地利用自然。上述基因技术对人的生殖进行干预的6个方面，改变了自然生育方式，是对自然生殖的挑战和否定，也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类生殖领域的表现。其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全世界2万名通过细胞质内注射精子法（试管婴儿第2代）孕育的儿童身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98年在比利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1082名细胞质内注射孕育的胎儿中，每120名就有一名出现染色体异常，而自然生殖的比例是1:500。类似的统计，在世界许多国家进行，其结果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试管婴儿出生时出现的身体缺陷比率远远高于自然生育的缺陷率。今年，英国遗传学监督组织发表报告指出：把转基因和克隆技术用于动物身上，会出现流产、早产、死亡和不孕。

自然生育经过了千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从精子、卵子、受精卵到胎儿、新生儿，每一阶段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是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而使人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鉴于目前的科技水平和思维水平，人们未必能充分认识自然生育的充分合理性以及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匆忙干预人的自然生育方式，特别是重组人体基因和克隆人，违背了环境对人的自然选择的规律，当自然灾难降临后，组合生物人有可能难以生存下去，滥用生殖技术，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2.2哲学争议

基因修改人、克隆人以及人和动物的混种已经成为现实，或将要成为现实。对人类生殖的全面干预，使人类生命的唯一性、至上性、神秘性从根本上被动摇，在技术面前，神圣的生命降低为一般物品，人似乎不是人的产物，而是技术的产物。基因修改人、克隆人、混种人可能是人类在深层本质上的“异化”，彻底的“异化”，是真正的人将人非人化。甚至有人认为基因技术全面干预人类生殖，是对生命的践踏和伤害，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些忧虑和恐慌促使人们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追思。首先，究竟什么是生命？是细胞、受精卵、胚胎或是胎儿？对生命本质的不同理解，将影响人们建立不同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其次，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不同的哲学派别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这一问题，每个哲学派别都遇到了新的挑战，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确定人的本质时最关键的两难窘境仍未摆脱：我们既不能把人的一系列明显的、固定不变的特征和特性作为出发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必然获得一个实体化的人的形象，而没有把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历史的变化包括在内；但我们也不能把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和它的历史性作为中心，因为这样会使人的本质融入一条变化不定的长河之中以致难以确定。”

最后，人性是什么？这个几千年的话题，现在又成为讨论的热点。不论是把人的属性视为社会性，还是把人的属性归结为理性、激情、善恶等，但都不能否认人的社会行为（即人性的具体表现）大都有其生理基础。基因理论和技术的进展说明，改变人的基因，就能改变人的智商，改变人的社会行为，亦就是说：人性是可以从生理上改变的。问题是：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究竟哪一个更为根本，二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改变人的生理基础，就能改变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比如：暴力攻击行为、盗窃行为等，我们是否应该在受精卵阶段，甚至是精子或卵子阶段，就对这些不良基因加以筛选、改造；以及谁有权力这样做。与上述哲学问题相关的还有：人类充当上帝的角色会给人类本身带来什么影响？怎样处理好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冲击了目前人类关于生命是神圣的、宝贵的，生命的本质、人的本质、人性等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育观，传统的哲学观念、价值理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3伦理道德问题

虽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遵从的伦理原则和道德体系差别明显，但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领导下制订的几个伦理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即：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平等和公正原则；尊重自决权原则。其中不伤害原则最为重要。然而，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严重地违背了这些原则。比如：利用细胞核移植手术，把男同性恋者其中一人的精子改造为雄性卵子，然后与另一人的精子相结合，形成受精卵，再利用母亲，生下的孩子不仅有3个人的基因，而且可能受到伤害，因为他一出生就没有传统意义的父母，在目前的文化环境和伦理道德体系中生存，他们会感受到周围的压力，甚至是嘲笑和排斥，这就是对新生儿的伤害。克隆人，经过基因修改和筛选的儿童，是在父母和医生的决定下而出生的，他们的先天自由权和自决权被剥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他们还易患遗传缺陷病，这又意味着：他们未出生，就被推向危险的境地，这也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严重侵害。允许一些人充当另一些人出生时的控制者和设计者，不仅违反伦理的基本原则，而且政治上可能会带来危险，希特勒的“优生学”有可能死灰复燃。

以传统的自然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受到了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严重冲击。比如：提供克隆细胞的人与克隆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传统的血亲关系来界定，长幼之间、同辈之间的血缘关系等代际关系将被打乱，一个孩子有特殊的父母关系在第一部分已表述，在此不再论述。除此之外，现在还出现了是否乱伦的问题。

科学家和医生自身的道德问题同样令人忧虑，美国的科研人员把人和熊的精子混合起来进行人工受精；中国四川的一名人工受精医生把自己的精子向很多妇女受精，据报道，他的100多名骨肉已降临人世，这很可能造成他的后代直接通婚，从而形成乱伦和近亲结婚，导致人口素质低下。

总之，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技术与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许多学者认为：“如果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中伦理、道德法则的作用不以几何的速度增长的话，则整个人类以及科学本身，连以算术级数的速度发展都办不到。”2.4社会和法律问题

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产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和法律问题，第一，多胞胎增多。利用试管婴儿受孕的母亲，为了提高怀孕率，一般植入3～5个受精卵，结果是：世界各地出生的双胞胎明显增多，多胞胎使母、婴均处以危险境地。随着胎数的增加，母亲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和孩子如脑瘫、先天性智力障碍等严重疾病的机率会比单胞胎高出许多倍。多胞胎会对人口素质、社会发展造成危害。在我国，多胞胎还会增加人口压力，破坏计划生育的国策。第二，基因检测技术确定受精卵的性别。有意识地选择将来婴儿的性别，不仅违反了许多国家的法律，而且会破坏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平衡。如果一个社会喜欢生男孩，并且男性过多，必然使男女比例失调，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第三，婴儿刚一出生，就成为孤儿或可能成为孤儿。由于精子、卵子和胚胎冷冻技术的发展，即便父母死亡数年后，通过母亲，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然而这却意味着这个孩子没有出生，就已成为孤儿了一旦出生，就可能增加社会负担、产生社会问题。另外，利用试管婴儿技术，一法国妇女和一位意大利妇女都是在62岁时才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50多岁才生育自己孩子的人，在世界更是屡见不鲜。高龄妇女生育孩子会带来许多社会隐患，由于她们年龄过大，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难以尽到监护人的责任，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更严重的是，高龄妇女所生之子，有可能在童年就成为孤儿，被人送进孤儿院。不仅如此，大龄母亲怀孕，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危险会增高，孩子患小儿糖尿病的可能性相应增加，染色体异常的危险性也会增加。大龄父亲同样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孩子患某些罕见癌症、先天性白内障和上肢缺陷的危险较高，同性恋的机率也较高。由于以上原因，世界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超过45岁的妇女不能生育，甚至不能领养孩子。第四，母亲。专门替别人生育孩子的母亲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与此同时，母亲制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法律问题。母亲制使妇女沦落为生育工具，伤害了传统道德文明，并产生了一系列商业化的弊端。在美国，一系列由母亲制引起的法律纠纷呈上升趋势，比如客户要女孩，她却生了男孩，反之亦然；客户要一个，她却生了两个；以及母亲最终反悔，不愿交出孩子等等。最后，克隆人也会对目前有关抚养、养老、继承的法律体系产生冲击。

从长远看，设计、修改人类基因、克隆人等科学技术活动，最终将改变人的大部分生理基础。而现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关系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都是在自然生育的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基础的改变，有可能使整个人类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真正变革。也许经过基因改造的人与保持自然状态的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此使整个人类社会走向分裂。总之，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今天已经引起诸多社会和法律问题，明天将会引起更多的问题，这需要人们认真思考，采取正确的对策。

3利用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对策

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育辅助技术对人类生殖方式的干预，目前还处于开始阶段，对人类生理基础的变革还没有真正开始，有些干预所引起的后果，还不能完全给予肯定或否定，所以，在此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对策。

3.1理论上应提倡“以人为本”和宽容思想；与此同时，哲学、伦理观念应该与时俱进

“以人为本”，就是要看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最终是否有利于人。如果基因克隆技术最终在总体上能够提高人的智力和体力，能够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就应该加以应用。传统的哲学观念，某些伦理原则或宗教思想均不应成为反对的理由，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对不利于人，甚至有害于人的干预生殖技术，则应该坚决禁止。试管婴儿的最新技术，基因鉴别和修改技术，可以防止残疾和有遗传疾病婴儿的诞生，保证生出健康的婴儿，这会使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得到提高，并且避免家庭悲剧的重演，随着这些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其弊端会进一步减少，安全性会进一步提高，有利于人的一面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人们没有理由对干预人类生殖的所有技术一概加以反对。

宽容精神，主要指：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是否对人类有利，是否对人类而言利大于弊，目前在难以最终下结论的情况下，应该允许这类技术在一定范围内试行。比如：克隆人技术，目前至少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赞成克隆人，另一方坚决反对。如果不进行多次试验，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其最终结果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利或是弊，武断地完全禁止，可能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宽容精神还包括以下内容：在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问题上，应允许各种哲学观点、伦理观点，以及宗教观点之间进行自由地争论，这种争论是十分必要的，争论的过程，就是辨别是非的过程，也是调整和重建人类的价值观、自然观和生育观等一系列文化理念的过程。各种观点（当然也包括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观点）之间广泛和自由的争论，有利于广大群众和政治人物认清生殖技术的本质和真相，从而理性思考，正确决策，避免过激行为的产生。目前，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把克隆人试验视为犯罪行为，他们是否遵循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是否在无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其结论令人深思。

哲学观念、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不能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价值体系，不仅会成为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障碍，而且其本身也会消亡。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它要求重新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事实证明，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哲学观念，诸如宇宙观、价值观和生育观都在发生变革。比如宇宙观，从天圆地方、地心说、日心说，再到今天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也还在变化之中，我们的宇宙观，随着科学的进步，将来还会不断地调整变化。这说明对于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我们不能仅仅以现有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衡量其是非曲直，我们还应该对现有的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应该坚持，哪些是落后于现实的，而应加以改变，否则，曾经是进步的思想理念，也会变成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绊脚石。

总之，不论人们是否承认，哲学观念都在影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其中也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目前，全世界许多国家把克隆人类胚胎的合法性规定在14天之内，就是在哲学观念、价值观以及宗教观念的影响下而得出的结果，这一结论同时也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妥协的产物。

3.2伦理道德、法律之建言

科学技术本身是不存在道德问题的，然而科学家的活动以及科学技术活动的结果，就存在是给人类造福，或是危害人类的问题。因此，科技工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具有道德、义务和良心等基本素养。但现实是：一些科技工作者由于对“名”“利”的追求，而不顾道德规范对自己的约束，他们的科技活动，伤害了其它人。因此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成立了“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起草了《人类基因组宣言》，并制订了基本原则：“人类的尊严与平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人类和谐及国际合作。”2000年6月第一届国际生物伦理大会在西班牙召开，签署了《希洪生物伦理声明》。这一声明提到：人们应谨慎地使用生物技术，反对克隆人体，并希望各国政府为正确使用生物技术而立法。2002年联合国以及欧州议会都把克隆人试验定义为反人类伦理的犯罪行为。2000年12月，中国人类基因组社会、伦理和法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声明，承认人类基因组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坚持人权的国际规范，接受和坚持人的尊严和自由。2001年8月实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母亲。2001年11月29日卫生部对克隆人的表态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试验。”目前，有关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方式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在这一立法过程中，本文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与国际伦理和法律接轨的同时，应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订符合中国实际的伦理原则、道德行为准则以及法律规范。在西方国家，由于传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较大影响，所以对一系列生育方式的变革，许多人持反对态度；由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我国在实行生育方式变革方面，面对的阻力相对较小，民众的态度一般较为宽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人口处于下降趋势，并由于受人权观念的影响，对一些生育方式又较为宽容，母亲在美国已成为一种职业。“英国当局已经承认一对男同性恋者与通过体外受精（他们之一提供精子）和母亲怀孕分娩生出的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压力大，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应该反对克隆、反对母亲制，并应坚决禁止对受精卵的性别进行鉴定（我国目前的男性已远超女性）。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同性恋者生育后代。另外，由于我国人口素质较低（残疾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左右），而许多残疾人口都是由于家族遗传病所造成的，因此，原则上，我们应该提倡利用基因鉴别技术，有目的地选择健康的后代。由于我国经济还不发达，社会保障还不充分，我们也应该禁止大龄，特别是超龄母亲生育。总之，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制订道德规范和法律准则十分必要。

第二，立法工作要分轻、重、缓、急。对人和动物的混种生物，目前应坚决禁止研究；在人工受精过程中，必须对捐精者的数量、质量，从法律上严加规定，防止质量差、数量多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以防祸害整个社会。应谨慎使用受精卵性别鉴定技术，正常情况下，严禁对下一代进行性别挑选。总之，对明显伤害后代和社会的基因生育技术，应有严厉的法律约束，使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克隆人、基因修改等生育技术对于人类是利或是弊，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不应该从法律上加以禁止，应以不支持或规定几年内不允许实施这些技术为上策。对于能提高人口素质、避免遗传疾病的生育技术，比如受精卵鉴别技术，不仅不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禁止，而且国家还应该拿出资金，资助这些项目的研究。总之，谨慎而科学的立法，将有利于技术干预人类生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人类范文篇5

1.使学生了解化学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

2．使学生明确在高中阶段为什么要继续学习化学。

3.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了解高中化学的学习方法。

4．通过了解我国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过程：

[引言]在高中，化学仍是一门必修课。“化学——人类进步的关键”这句话引自美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博格教授的一次讲话。也许我们对这句话的含意还知之甚少，相信学完本节课后一定会同意西博格教授的观点，对化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化学经历了史前的实用技术阶段到以原子-分子论为代表的近代化学阶段，以及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物质结构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化学阶段,早期的化学只是一门实用技术，在这一方面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是化学的成就。我国的烧瓷技术世界闻名。精美的青铜制品（见彩图）世上罕见，以上这些科学技术在世界人类的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对药物化学和冶金化学的广泛探究之下，产生了原子-分子学说，使化学从实用技术跨入了科学之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发现了大量元素，同时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根本性规律——元素周期律。现代物质结构理论的建立，使物质世界的秘密进一步揭开，合成物质大量出现。

我国的化学工作者也做出了突出贡献。牛胰岛素的合成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生命活性的蛋白质，为人类探索生命的秘密迈出了第一步。

化学理论发展促进了合成化学发展。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渗透，促进了材料、能源等科学的发展。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直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是以材料作标志。没有半导体材料就没有计算机技术；没有耐高温、高强度的特殊材料就没有航天技术；没有光导纤维就不会有现代通讯；没有合成材料，今天的生活还会这么丰富多彩吗？

[设问]除了合成材料外，人类社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化学解决呢？

化石能源是有限的，提高燃烧效率，开发新能源需要化学；保护人类居住的环境需要化学；提高农作物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需要化学；维护人体健康更离不开化学，我们不难看出在社会发展中，化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

[设问]怎样才能运用化学知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呢？

（请同学们看课本图5，并讨论）

[一分钟演讲]：请学生根据本节课提供的素材和自己的体会，做一分钟演讲：“化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过渡]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此重要，应该如何学好化学呢？

[讲解]除了要注重化学实验，掌握有关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重视科学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在化学研究中常用的科学方法有实验法、模型法、逻辑法等。

在化学学习中，我们要从实验中获取大量的感性知识；许多结论要通过实验验证；许多未知需要实验去探索；作为研究化学必备的实验技能需要通过做实验去提高。

人类范文篇6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对组织还是个人而言，实践活动的动力和自觉都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因此，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首要问题是从全面认识和理解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背景、根本依据和条件入手，深刻体悟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这对于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发展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有关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主要涉及发展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发展的目的、方式途径及发展的成效评估等。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发展观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它来自于人类实践，又对实践发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而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寻求、选择正确合理的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古往今来各个国家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的看，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期，受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种种制约，传统发展观及其导引下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言及“发展”，人们大都侧重于经济增量，以追求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壮大为主，而对社会生产关系、体制制度及精神文明水平的改进和发展，相对比较忽视；在发展目的和作用上，虽然封建社会也有所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也曾高扬“天赋人权”大旗，倡言“人本主义”理念，但在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实质上推行的是“以神为本“、“以君为本”乃至“以物为本”，发展的成果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自工业革命发生以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逐步确立，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其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高，世界各国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乃至危机，突出如：能源、资源快速消耗，浪费严重，殃及后人；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国之间乃至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由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各种利益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提高，人文素质下滑，人的“异化”问题空前严重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如在发展的内涵、发展的方式等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人类要走“均衡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合理发展”、“科学发展”的思想逐渐兴起。

二十世纪中期以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伴随高科技突飞猛进、电子化、信息化技术逐步广泛应用，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全球化时代到来，人类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到亘古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另一方面，上述矛盾问题却依然在持续加重。这种情况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化，世界各地、包括我国在内的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深刻认识到，那种倡行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张扬科技理性、对大自然疯狂掠夺式的“发展”，那种以经济至上主义为标榜、单纯追求GDP增长、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那种忽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存量、竭泽而渔、实际上以牺牲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代价的“发展”，那种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之手”、听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发作祟、忽视人际平等和人文关怀的“发展”等等，都是极其愚蠢而短视的，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最终只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由此，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协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追求“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科学发展理念俨然成为时代潮流，也深刻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发起了以改革开放为最大特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场伟大实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条件落后国家通过改革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上述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此，近十多年来，从党中央领导人到许多学者专家都有不少深刻的论析。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各国之间以经济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就在这期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切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新的目标和任务，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什么叫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途径，以长远眼光、科学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好发展问题，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来观察和认识问题，把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相结合，立足国情实际，放眼世界变迁，科学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围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从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同志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收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人类范文篇7

五星级婚宴

选择五星级饭店办终身大事？费用固然不低，却可以让人美梦成真！在当新娘、新郎的那一天，真的就会如王子、公主般，享受到至高无上的照顾与艳羡。五星级婚宴的重点是“全方位包办”，有多项优惠，如提供司仪、婚宴策划、免费蜜月套房等等。喜宴的菜色和服务当然是一流水准，足令宾主尽欢。

舞会式晚宴

年轻人有新的主张与过人的精力，不喜欢隆重地拜天地，很多人喜欢办一场舞会，和宾客一起为婚礼献出狂欢式的祝福。这样的晚宴很洋化、很优雅、很随兴，餐饮的方式大都采用自助式，大家酒足饭饱后，放出音乐，轻歌曼舞、尽情摆动。

下午茶式午宴

结婚喜宴不一定要摆在华灯初上以后，很西式地选择在下午的温馨时分也不错！准备一些精致的糕点、水果、饮料，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认识两方的亲友，是很轻松自在的方式。把地点转移到户外的草坪上，使气氛更为活跃，设计一些小游戏或谈一谈新人的趣事，新人切蛋糕、丢捧花、把香槟倒入香槟塔将把宴会气氛推向高潮。

一般餐厅喜宴

如果预算不是很高，个性上又比较不爱摆阔绰排场，那就可以选择经济实惠的餐厅来请大家喝喜酒。“大碗又便宜”的餐厅，场地固然有些拥挤，也缺乏音乐美酒点缀，但宾主间的距离却更近了。

人类范文篇8

故事从第一个单细胞出现在地球上开始讲起，经过漫长的冰河时期到尼罗河谷地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栖息地，经过摩西带领被奴役的犹太人走出埃及到耶酥献身于十字架，经过希腊人建立起辉煌的城邦文明到亚历山大将希腊文化带到最广阔的欧亚非大陆的每一个角落，经过罗马帝国的兴亡到欧洲穿越中世纪的炼狱走向文艺复兴，经过交织着光荣梦想和血腥掠夺的大航海时代到通过殖民活动而初步形成的国际大市场时代，经过罗马教皇的专制统治时期到民主之花开遍欧美，经过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经过伤亡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作者像一个故事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历史长河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讲述了史前人类为了在冰川和好几个世纪的寒冷天气中生存而自己制造物品，在冰川时期后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后来苏美尔人把象形文字改成了楔形文字。在古代，人类的表达方式并不像现代的那么简单、凝练。他们没有语言，他们用的是图画，但腓尼基人认为那些符号太笨拙，于是他们把图形简化成了容易掌握的字母。

作者房龙的笔有一种“魔力”，“干燥无味”的历史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会娓娓忘倦。

人类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社会主义文明

[1]这是站在全世界、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审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全新的理念与丰硕的成就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思想与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资本逻辑为内容、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选择，向人类证明了现代化是朝着自由解放方向发展的光明前景。

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掀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资本主义时生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带入了工业社会，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质变，这种建立在资本发展、成熟基础上的工业化、城市化等变革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而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世界体系愈加呈现出“中心－”的分化，在世界整体的发展质量上显现出极不平衡的样态，使得占多数的国家几百年来从未放弃过对现代化的渴望与追逐。资本主义国家曾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垄断着一切与现代化发展有关的话语权，西方模式成为各国谋求现代化发展可以参考的唯一模式，而后发国家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固有的矛盾将人类现代化进程困在无法规避的发展困境中。

（一）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先发现代化的特点与成效

资本主义现代化信奉“资本至上”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以资本为目的、动力、方式的发展过程，将人、自然、社会的发展置于资本的控制下，一切在资本增殖面前都显得无比逊色。这使得西方模式展现出的成就与问题都可以在资本自身特性中找到答案。尽管资本自身有无法规避的风险，但它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首个现代化方案，并且是过去几百年时间里人类进行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一度“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化”、等于“西方化”，“西方普世价值观”“历史终结论”等言论甚嚣尘上。导致想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后发国家只能不计代价、不计国情地模仿西方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取得重大进步的动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科技化、民主化等举措革新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较之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具有极大的催化效用。西方模式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使资本能够快速完成资源配置，并且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提升了智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带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迅速转型。经济基础方面的变革相应地引发了政治流程民主化、国家治理法制化、文化意识多元化的变化，这都将人类文明形态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使得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独立，虽然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前提条件。

（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与发展困境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核心发展逻辑是“资本至上”。资本内在具有的物化属性使其始终奉行所谓的“效率至上”原则，这种发展逻辑在前期积累阶段以不留潜力地破坏性方式发展生产力，而在进入发达阶段后，因受到物化倾向的限制而逐渐丧失发展生机。资本运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一，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肮脏的。在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中，几乎都存在通过资源掠夺、人口买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获取巨额财富、进行早期资本积累的行为。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国家通过进行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带动资本快速完成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3]，以殖民扩张为本国现代化提供动力的方式，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立与紧张。其二，资本增殖的运动过程是物化的。资本作为“只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关系，即便是在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时代趋势下，资本仍旧无视人的能力、需要等一切现实因素，市场依旧盲目地以资本增殖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原子式的资本家“为生产而生产”的无序行为，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中无法畅通，进而周期性爆发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且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不断缩短、破坏性不断扩大。上层建筑由脆弱的经济基础而走向动荡，社会发展出现了大范围失业、价值观失落、政治混乱、逆全球化思潮回升等问题。其三，资本作为发展动力使现代化发展不可持续。西方现代化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能够快速催化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配置，然而在当资本对人力剥削、对自然破坏、对社会压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产生阻碍，使现代化发展速度放缓、停步不前，甚至在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发展困境中出现倒退。摆脱不掉资本逻辑的阴影，就无法规避现代化在资本逻辑把控下走向“物化”的趋势。“物化”使现代化发展成为失掉人的现代化、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人与社会间的平衡、世界各国间的和平的资本发展过程，进而使得发展缺乏后劲与潜力。这也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低迷、贫富分化、民心涣散、文化庞杂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在实践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集体陷入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式微。

（三）后发国家在参照西方模式搞建设过程中的血泪教训

资本主义现代化“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性使多数国家遵从、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这种抉择既有主观意愿，也是被迫为之。资本不顾一切地实现价值增殖的方式，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在生态破坏、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之上。在走过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依托劳动力要素的发展阶段后，如果没有核心科技作为发展支撑，就会迅速走向衰退，甚至倒退到比前现代化发展样态更混乱的发展阶段，这些在那些曾经带着期许与热忱学习西方模式的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国家中显现得淋漓尽致。拉美地区的多数国家在获得民族解放的同时，便开始了探索现代化的实践进程。通过学习西方模式、走西方道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革经济、改组政治，在获得短期发展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渊，物价膨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使其反复挣扎在解决危机的困境中，真正通过西方模式将现代化实践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多以原料产地与产品倾销地的身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国家参加全球化分工的现实，使其大多承接的是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末端的污染重、耗人力的初级成品加工。这种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的依附式发展①并不能真正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如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沦为少数资产阶级的工具一样，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以市场化改革等措施将非洲地区国家的公共产品私有化，社会资源被掠夺反而造成了发展衰退，一度拉远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距离。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与世界价值

突破资本逻辑主宰的现代化方案，就需要批判资本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表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困境。

（一）中国式现代化验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

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贯穿于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全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这一概念明确了中国要建设突破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打破苏联工业化条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中国实际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要溯源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制度障碍，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主权牢牢抓在党和人民手中；设定的以“四个现代化”为指征、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了发展基调；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举措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实事求是地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在跨域“卡夫丁峡谷”过程中要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发展环境。同时，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通过引入资本解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几十年里创造了西方国家百年发展所得的经济体量，解决了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6]，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范式，并在这五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更大人口规模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以“人民利益”为发展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导向。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历史性脱贫。在经济增速放缓阶段，依旧积极全力扩大就业，稳步增加居民收入，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满意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实现共同富裕被视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目标，这既包括经济体量快速增长而为实现“富裕”提供的经济基础，也包括实践共享发展理念而为保证“共同”提供的制度保障。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进展。通过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效明显。在伴随工业化步调的同时，并联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建设速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民生事业的质量不断跃升。通过大力实践共享发展理念，不断协调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间关系，加大国家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建成了世界上涵盖人口数量最多、所涉门类最全、运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包含着城乡间全部居民的养老、医疗等内容，基本关涉着全部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大部分中青年的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优质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不断扩容，保障力度随着经济建设成果的不断丰富而完善，缩小着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财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统筹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并行发展。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物质文明建设。通过实践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供给侧结构，提高了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率，丰富了社会物质文明。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培育人民的精神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了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了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四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绿色发展态势中加快形成。其一，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得进展，重污染天气与城市黑臭水体基本被消除，人居环境随着城市宜居品质的提升而获得改善。其二，绿色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新趋势。以降碳、减污为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使绿色经济、低碳产业成为热门，带动了一批节约集约的新兴产业发展；同时，不断推进的能源革命，带动了科技创新、金融财税、投资消费等领域的绿色发展，进而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序推进。五是，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始终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并将自身在现代化发展中取得的成果惠及世界。其一，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维护了世界和平。多年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真正地实践了多边主义原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使得“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1]，维护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交往间的公平正义。其二，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有力促进了世界发展。近年来，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措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发展合作进行资源投入，不断开拓与别国间的利益共通点，促进国际交往的互利共赢，深化了与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了深刻的世界意义与人类价值

人类现代化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是多元的，在具体实践模式的选择上是多样的；但是，究其内在规律而言，人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变化过程，它有着共同的指向、相似的内涵和一般的规律”[7]。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就多、后劲足、影响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把“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1]作为责任，形成了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更具借鉴意义。一是，突破西方模式“唯一性”的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向世界证明了现代化道路可以有多样化选择，不仅仅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转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具体阶段的国情实际，走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中国式现代化以一套完整的发展理论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现代化的优越性与科学性，实践了以人的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以国家间的共赢式发展取代资本排他性发展的现代化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路径导向形成鲜明对比，回答了人类通过现代化建设“向何处发展”与“如何发展”的时代问题，丰富了人类对现代化的观念认知，激励了各国建设现代化的信心热忱。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起点与终点上、在实践的重点与难点上都与后发国家有着相似之处。作为被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而进行的“外源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短时间内以并联的形式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年发展成就，释放发展动力与保存发展潜力方面的经验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提出更切合发展中国家现实需要的经验方案。虽然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分享现代化的建设经验，但是中国坚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外交，尊重各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尊重各国对任何一种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同于西方“逢强必霸”下对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制，这种和而不同的态度与自由平等的风范更加切合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诉求。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了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中国式现代化全新的思维方式，重构了发展理念，变革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运动方式，回答了人类现代化要面对的一般问题。由此，批判并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创造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将人类文明推进到共同发展、共同解放的新高度。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新选择与新走向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在尊重现代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全面推进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谐发展，在动力机制、实践方式、价值目的、发展方向这四个方面凝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回答了现代化建设中一般性、普遍性的问题，给予人类在现代化模式选择上以新的选择，明确人类通过现代化去往何处的新方向，这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具广阔的世界视野。

（一）找到了以政府与市场合力配置资源的动力机制

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资本配置资源的完全放任，中国式现代化将资本作为历史性的生产关系，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既保证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发挥了政府从旁规避风险的针对性，进而找到了适配现代化动力的制度保障，解决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问题。资本对人类在当前阶段中建设现代化而言，作为配置资源的动力保障，对解放生产力仍存在可以利用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引入资本，带动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为当下实践“调结构”“稳增长”“重质量”等举措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完全受资本驱动的动力安排，中国通过科学审视社会主要矛盾，系统部署具体发展阶段中的战略安排，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接现代化发展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二者的内在优势，综合发挥政府与市场二者作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对资本健康发展的治理效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式配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兼顾政府弥补市场盲目性的作用，规避了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浪费科技、人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现实价值，在危机发生时保障投资、拉动消费、驾驭资本，保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动力机制的安排上，通过不断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合力，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中以市场经济放纵资本扩张的动力模式。这对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并想要缩短发展周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参考价值。

（二）协调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重矛盾关系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系统性的深层次变革，在发展方式上涉及多对矛盾关系的平衡。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注重开发内生动能，兼顾发展动力与发展潜力，打造了“五位一体”全方位互动式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困境。在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区别于资本主义通过贫富差距进行资本积累的剥削性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践，保证了经济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齐头并进，推进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更为平等、人与社会之间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规避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危机，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更稳定的发展模式。在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区别于资本极端积累物质财富而造成人单向度的贫瘠，“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个人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推进经济建设与精神塑造，为发展精神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物质文明的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引领，使得物质保证与精神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贯通，进而兼顾了人发展所需的物质保证与精神动力，推进人的发展立体化、丰富化，沟通起人与社会之间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互动，达到人与社会双向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真正将人的现代化发展落到实处。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区别于资本积累对自然毫无顾忌地破坏，中国式现代化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在保护自然的立场中安排工业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工作，切实贯通了经济发展绿色化与绿色发展经济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延伸了现代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了持久动能，使竞争型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社会主义现代化遵循人类解放的客观规律，使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不会成为资本控制下侵略、扩张行为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走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各国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顺应了和平发展的潮流。

（三）明确了以人的现代化为旨归的发展目的

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发展目的上以资本增殖代替人的发展的本末倒置，中国式现代化将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发展置于其中，是内含了人的现代化内容的新形式，也是优越于西方模式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价值旨趣，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整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标准。中国之所以能够有建成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底气，并敢于设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在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坚持将现代化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贯通了“个体对社会的价值”与“社会对个体的维护”这两方面，统一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财富极大积累、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人民首创精神，保护了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了人民的主动性，释放了人民的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协调了现代化建设在目的与手段上的矛盾，在由人建设的、由人共享的现代化模式中，鼓励人民通过共同奋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极大调动起全体社会成员勤劳创造的积极性，保证了发展的协调性与包容性。

（四）昭示了各国共同发展与全人类解放的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本国利益，更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现代化发展进程与文明形态变革是一体两面，在关于现代化模式与人类文明的选择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困境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中国式现代化以世界和平、人类解放为终极理想，走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道路，创造、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的社会主义文明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制度。中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实践社会主义制度并获得成功，表明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9]，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类对富裕生活、稳定社会、良好生态、和平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内含了全人类通过现代化建设而谋求解放的价值旨归。社会主义对全人类解放愿景的人文关怀，凝结了人类建设现代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即“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归旨。中国式现代化在现实实践中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实现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举措，自觉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共赢式发展合理缓冲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矛盾，昭示了人类自由解放的曙光，为人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目标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起点。

参考文献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4.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29.

[7]韩喜平，巩瑞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J].国外理论动态，2018（03）：2.

人类范文篇10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WotgeLepenics: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inthesociologyofscience,in"SciencesandCultures",EditedbyE.MendelsonandE.Elkana,D.ReidelPublishingCompang,1981,p.245,p253.

[2]KarinKnorr-Cewua:"TheEthnographieStudyofScienelifieWork:TowardsaConstractivislInterpretationofScience,in"ScienceObserved",EditedbyR.Knorr-CentinaandM.Mulkay,SagePublicalionLtd,1983.p.115,pp.117—118.

[3]YehudaElkana:AProgrammaticAuemttatanAnthronologgofKnowtedgein"SciencesandCultures",P.6.

[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5]BarryBarnes:ScientigieKnowtedgeandSociologicdTheory.RoultedgeKeganPaulLtd.1974.p.63.

[6]DavidBloor:ScienceandSocidlImage,RonteedgeKeganPaul&fd.1976,pp.4—5.

[7]DavidBloor:Wettgenstein-ASocialTheorgofKnontedge,MacmillanEducationLtd.1987.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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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thnography,BritanicaVoi.4,pp.583—584.

[10]R.S.Anderson:TheNecessaryofFieldMethodinFliedgmmethodofScientificRecearch,in"ScieneesandCutlures,p.218,p.216.

[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13]"Precoce",in"KnontedgeandSociety: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9,1992,"JALPressInc.p.x.

[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