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特点十篇

人类语言特点篇1

口语化

“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使用的语言应该是‘规范口语’，也就是带有书面语色彩的口语，具体地说就是具有书面语言的整齐、稳重、修辞等特点，同时也要有口头语的鲜明、简洁、生动、活泼、顺耳好记。”①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语言是向大众传播的，具有公开性、示范性、引导性、通俗性，因此其介于“正式”与“通常”之间。主持人口语比日常随意性口语有较大的加工，有雕琢而不露痕迹的特点，主持人语言既是通俗平易的口语，又是十分讲究得体性、匀称性、集中性的精粹口语。比如，一次，敬一丹与一位编辑合作一期《焦点访谈》，编辑提供的背景文字稿是这样开头的：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基本工具，但是对于那些因患喉癌做了手术的人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有口难言……

敬一丹觉得此话语法上没一点毛病，就是与观众处于一种“隔膜”状态，像典型的教科书，缺乏交流感，于是改成：

观众朋友，在我这样说着，你这样听着的时候，我们的交流就开始了，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这种交流方式，对于那些因患喉癌做了手术的人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有口难言……

原稿书面语特点明显，简练直接，改后，开头采用富于交流感的口语方式，做了必要的铺垫，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并产生一定的联想体验，对于节目的推进十分有利。

幽默性

幽默从来都是人际交往中的剂、缓冲剂、黏合剂。同时，幽默还表现出一种诙谐、一种才华、一种智慧，如果说人们喜欢有个性的主持人，那么，幽默作为一种个性对于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幽默可以帮助主持人实现现场的自然交流，激励在场的每个人畅所欲言，拉近自己与嘉宾及现场观众的距离。”②一般来说，幽默对于谈话类节目的激励作用除了活跃气氛外，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用以纠偏。在谈话类节目中，嘉宾中难免出现某种错误认识，如果主持人采用正面批评的态度，与节目语境不符，效果也不好，幽默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在一次节目中，有位女观众说，“下岗了，希望找个工资高、工作不累，离家又近的单位”，崔永元故作理解地说：“噢，咱们让单位搬得离你家近一点儿！”这位女工和大家一起笑了。这样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委婉而又明确地点出其认识的不现实，可避免直接下结论所容易产生的“严肃面孔”。

控制节奏，缓解矛盾，冲淡尴尬。由于种种原因，在谈话现场有时会出现一些影响谈话氛围的情况，这时幽默是缓解矛盾、减少尴尬、控制节奏、调节气氛的最好办法。如在节目《父女之间》中，父亲看到女儿穿的毛边牛仔裤后很生气，崔永元转问母亲：“做母亲的觉得那条裤子美不美？”母亲说：“不美。”崔永元又问：“父亲打女儿的行为美不美？”母亲说：“更不美。”为了不激化矛盾，同时表明自己的观点，崔永元开了个玩笑说：“还不如裤子呢！”

合作性

谈话类节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双方应该紧密配合。主持人更应该时时、处处、句句为现场观众着想，及时为他们提供话题、化解尴尬、理顺思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就是对口相声中的‘捧哏’演员，要求自身要用极其强烈的合作精神来与观众共同完成节目。”③

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中的“合作性”是主持人重要的语用原则。主持人语言的合作性表现在“诚实”和“适度”两个方面：

1．合作性的核心是“诚”字。“修辞立其诚”是节目主持人语言中合作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一点上，主持人自身正是个示范，其语言必须实在，发自内心。

2．“主持人语言的合作性还表现在语言要精练。主持人要尽量提供对方所需要的但又不能超过所需的信息，不应该与嘉宾‘争话头’。”④比如，央视《讲述》栏目很受观众欢迎，其主持人对语言的把握功不可没。主持人除了引导讲述人展开情节以及适当追问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倾听。

针对性

在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经常面对很多话题和很多的谈话对象，即使在同一期节目中，邀请的嘉宾的身份有所不同，对于话题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要让每一位嘉宾都有说话的欲望并且都有话可说，这就要发挥主持人语言中明确的针对性。针对性是激发现场嘉宾和观众谈话欲望的最好的兴奋剂。”⑤

就一个话题，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要切合对象身份，要找准对方的兴奋点。比如：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逆反心理强，不喜欢说教，喜欢充满动感和活力的语言。在以年轻人为主要目标观众的节目中，主持人就可以采用一些流行语汇，语言表达方式不能太呆板，说教味道不可太浓。否则，他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影响谈话效果。比如，凤凰卫视2002年初推出的为陈鲁豫量身打造的人物专访节目《鲁豫有约》，节目的口号是“说出你的故事”。这个节目最有特色的部分是：成功体现了凤凰卫视独特的话语空间，一段时期该节目常做一些年轻人的话题，话语当中充分体现了年轻人的活力、个性。

主持人在组织谈话时，要有针对性地点明讨论的重点。针对谈话中随时出现的兴奋点，通过插话、提问等方式，建立起与参与者之间的密切接触。

引导性

主持人、嘉宾、观众在同一节目现场中面对面地畅所欲言，整个谈话过程是开放的、灵活的、多向流动的，信息的传播和反馈保持了最为直接自然的状态和原始的即时性。这就决定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必须要有足以控制谈话进程的引导能力，必须能抛砖引玉，把问题问到点子上。同时，对于对方的回答还要能够做出合理的反馈和即兴点评，让整个节目保持一种统一的风格和前后的连贯性。“在谈话过程中，一些嘉宾可能闪现智慧的火花，让这些火花燃成燎原之火，是主持人的高明之处。《实话实说》一炮打响，应该说和主持人崔永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机智，看似平常的话题成了热点；因为他的幽默，很多生硬的话题有了生机。”⑥例如，在《广告知多少》中介绍嘉宾李盾时，问他广告多了还是少了？李盾一口气罗列了广告无处不在的许多现象，崔永元瞅了个空儿友好地打断他说：“李先生的诉苦大会如果我要不及时打断，今天大家就要在这里久坐了。”

个性化

大凡功成名就的主持人无不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词典里对“风格”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由此可见，“不同的主持人，由于栏目内容、生活阅历、文化素养、语言修养、语言习惯等这些内在因素和声音、形象等外在因素的不同，他们也会形成不同的个性风格。”⑦有人文雅大方、稳重深沉，如沈力、赵忠祥、陈铎等；有人快言快语、机智幽默，如杨澜、王雪纯、王博等。从个性气质的类型来看，尽管不同的主持人会在知觉的速度、思维的灵活程度以及心理活动的指向性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拥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主持人是最有魅力的主持人。事实证明，最容易让观众记住的就是那些有着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节目主持人。

注释：

①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304页。

②曹可凡、王群：《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11页。

③李殿云：《观众心目中的主持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4）。

④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101页。

⑤叶子：《电视新闻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00页。

⑥时间：《实话实说》，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221页。

⑦吴郁：《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248页。

人类语言特点篇2

关键词：洪堡特 施莱歇尔 语言分类

19世纪出现了几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们对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两位影响极大的语言学家——洪堡特与施莱歇尔。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比洪堡特与施莱歇尔相关的语言分类理论，梳理语言分类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分类标准的对比

世界上的语言，据统计，有五千多种。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各种语言之间也往往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根据语言的共同特征而对语言进行分类就是所谓语言的分类。大体来说，世界的语言可以从历史的、类型的和地域的三个角度进行分类。历史的分类和语言发生学有关，研究亲属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类型的分类与语言的同构有关，研究语言结构类型上的共同性。语言的地域分类与语言的相似性有关，研究某一地区的语言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相似性问题。洪堡特的语言标准属于语言类型分类的范畴，而施莱歇尔的分类依据则是属于语言的谱系（发生）分类。

语言的类型分类指的是完全根据语言在结构上的共同性而对他们进行分类。洪堡特强调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结构性是一切语言最一般、最深刻的特点”[1]。因而他主张根据语言结构类型进行分类。他主要根据作为语法单位的词的占优势的结构状况，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即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粘着”这一术语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一个词代表一个意思，这就是孤立语。用简单词组成复合词而词形和意义又都不变的，叫粘着语。用词尾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叫屈折语。

语言的谱系分类就是根据语言系属的亲疏远近而对语言进行的分类。他把当时存在的语言按其共有特点（如词汇的一致性、符合音变规律等）分成语系、语族、语支。对每个语系、语族都找出一个“母亲”，比如说，拉丁语是罗曼语的“母亲”，然后追溯始源语。他最后画出了印欧语系的谱系树形图。原始印欧语是主干，其上首先分出北群和南群两大支干，然后每一支干又一分为二，北分斯拉夫—立陶宛和日耳曼语群，南分希腊—意大利—凯尔特和阿利安语群。这样，分裂到最后，便是许多细密的枝杈，表示各种语言的方言土语（Mundarten）。

二、理论基础的对比

对语言的类型分类的最初尝试是在1772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的“语言”条。它根据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总特点把语言分成两种类型：类推型语言和换位型语言。类推型语言缺乏与句法结构有关的形态变化，词序类似思想表达的次序；而换位型语言的词有大量的屈折变化。希伯来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被认为是类推型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被认为是换位型语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结构类型的二分法太粗，但终究在语言结构类型的分类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语言结构类型的分类对后来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是德国学者冯·施莱格尔的三分法：“我们地球上不同民族以前和今天所说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类：没有任何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词缀的语言和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2]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的最初划分。后来，施莱格尔又根据名词、动词在造句中有无格位变化把语言分为综合语和分析语两种类型。语言结构类型的这些分类法的基本精神一直沿用至今，说明施莱格尔的观察有一定的科学性。洪堡特的语言研究工作使孤立、粘着、屈折的三分法的影响扩大。他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分析，区分了这三种语言类型。语言结构类型的分类到洪堡特的时候已经相当完整了。

施莱歇尔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来解释语言的发生分类，提出谱系树理论。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在科学发展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物种起源》一书，语言学家想用生物进化的模式来研究语言的发展，施莱歇尔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1863年，他写了《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认为语言像生物一样是一种天然的有机体，按照一定的规律成长、发展而又衰老和死亡。语言是天然的有机体，这是施莱歇尔的著名论断。他基于这一认识，认为语言科学是人的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它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也与自然科学一样，主要的一个任务是描写从一个语言派生出来的各个语言的分类，并且根据自然体系给这些分了类的语言加以排列。他根据这种设想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勾画语言间的相互关系，认为语言就像物种的系族那样繁衍、生长。因而提出了有名的谱系树理论，想用达尔文描写生物进化的方法来描写语言的进化。

施莱歇尔的谱系树理论是当时语言研究的成果与自然科学发展思潮的结合。这种亲属关系假设的提出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七十余年，它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一点影响，我们在达尔文自己的回忆录中看不到痕迹，但从科学发展的思潮来说，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设想已处于科学发展的前列。后来经过很多语言学家如拉斯克（Rasmus Rask）、格里姆（Jacob Grimm）等学者的研究，使琼斯提出的假设日臻完善。到了施莱歇尔，他把这些语言研究的成果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潮结合起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使语言亲属关系系谱化、树形化，从而使语言分类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分类理论优缺点对比

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从共时描写的角度来说，对后来的类型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他认为语言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孤立语最落后，屈折语最先进，这种看法有很大偏见。但他那种把语言类型分为历史的和评价等级的观点，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他的这种语言进化和语言优劣的观点，从来没有得到验证，纯属一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推理。这只能说明，跟某些早期的类型研究者一样，洪堡特也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3]

施莱歇尔的语言谱系树对于展示语系中所有成员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形象直观的手段，但是过于粗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突然远徙异地是例外），一种语言不可能象谱系树所示的那样在某一节点（时间点）上断然分为两支或多支，而这些分支之间似乎不再相干。实际上，语言的分裂是长期的逐渐的过程；语言的概念是相对的，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相邻的或混居的语言，不论有无亲属关系或亲疏程度如何，都会相互影响，从而在某些方面变得类似。为补谱系树说的不足，施密特在《印欧语言的亲属关系》（1872）一文中提出了“波浪理论”。这种基于方言地理学观点的新说法与谱系树说并不成立。正如布龙菲尔德指出，它们将是语言分化的历史过程的两种主要模式。

四、总结

综上所述，洪堡特与施莱歇尔同是19世纪的杰出历史语言学家，都对语言的分类进行过理论研究，并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语言分类理论的发展历程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语言的分类理论在分类标准、理论基础以及分类理论的优缺点都各不相同，我们在了解世界语言的类型进行时可以结合两者的理论特点对语言类型进行归纳分析。这样才能对不同的语言分类理论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注释：

[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著，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2]R.H.Robins：《语言分类史》，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34页。

[3]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参考文献：

[1]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

[2]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人类语言特点篇3

关键词：网络语言 隐喻 认知特点

一、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网络中的巨大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更加迅速快捷，而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已不足以能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和输出。于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形式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蔓延、普及和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是一种时尚的大众传播方式，它因具有前卫和新潮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传统媒体。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式，如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virus”（病毒）、“cyber worm”（网络蠕虫）、“firewall”（防火墙）等，汉语中的“楼主”、“潜水”、“恐龙”等等。

本文拟从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认知特点出发,以英汉两种语言为语料，从网络词汇中挖掘网络语言的内在认知隐喻特征,借以说明认知隐喻对网络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网络语言研究的进展。

二、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语体特点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网络时代的反映，是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语言？张坚认为，网络语言是网络交际文本中基于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背景创造出来的语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文化中人际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语言。[1]（p49）本文主要论及后者，即狭义的网络语言。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该载体比其它方式更为快捷、自由和方便。载体的变化造成了语言风格或者语体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语体。

在形式上网络语言具有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象传神，而且使网络聊天具有了“望文生义”的近距离交际效果，给虚拟的网络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与实在感和即时感。例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之类的用法往往给抽象、平淡的概念赋予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形成了网络语言形象性的语体特点。

在内容上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口语化、粗俗化和时事化等特点。网络语言不受外来的束缚，构思巧妙，常常语出惊人、令人瞠目，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词语的变异使用；二是新词新语的创造。前者如“灌水”，该词原指向容器中注水，而在网络交际中则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又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后者如用“东东”意指“东西”。网络交际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但却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交际形式，这一点决定了该媒介交际具有口语化，有时候甚至是粗俗化的特点。另外，当代社会由于广播、电视、报纸，尤其是互联网等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全世界在信息互动方面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因而时事词汇就比较容易地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当然就更加自然地进入了网民的网络交际之中，由此促成了网络语言的时事化特征。

（二）认知隐喻的含义

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视作一种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思维和认知范畴。换言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2](p5) 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与手段。前者是指传统的“修辞隐喻”，后者即所谓的“认知隐喻”（也称作“概念隐喻”）。本文以后者即当代的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网络语言及其语体特点进行分析。

（三）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网络语言不仅是使用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理据和动因。词汇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符号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络语言词汇的丰富又依赖于隐喻等认知机制和手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语言得以延伸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词语的创造过程中，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由此产生的词汇看成是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隐喻：类型与认知特点

本文将从源域（source domain）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中存在的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特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们把网络语言中的认知隐喻大致分为人体隐喻、动物隐喻、建筑隐喻和航海隐喻等四大类。

（一）人体隐喻

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3](p126)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期人类的一种典型思维特点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4]（p28-34），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包括器官）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它事物，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包括人体隐喻化语言）。[5]（p50）这符合人类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在网络语言中，网民们也喜欢使用人体隐喻词。例如，用“皮肤”喻指“界面”（如“qq皮肤”和“搜狗输入法皮肤”）；用“幼齿”喻指年纪小而又不怎么懂事的人；用“养眼”喻指人长得好看。

（二）动物隐喻

人类在长期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动物及其比喻意义往往会出现相互一致的认知或者相似的联想，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以动物为喻体的隐喻。[7]（p24）为便于论述，笔者把动物隐喻分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形状或外貌相似的动物隐喻、基于特点或属性相似的动物隐喻和谐音类动物隐喻。

网络语言中的动物隐喻主要是基于动物形状或外貌特征的隐喻。例如，作为电脑部件的“鼠标”其形状酷似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恐龙”在网络语言中不再是业已绝迹的一种动物，而是用来比喻长相比较丑陋的女生；“孔雀”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城市女孩”，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娇娇女，从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一帆风顺，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网络语言中的另一类动物隐喻是基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的隐喻。例如，“臭虫”（bug）是让人类讨厌的昆虫，后来人们把跟电脑有关的故障都称为“臭虫”；“病毒”（virus）的原义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且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致使人生病的简单的生物”（《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而在网络语言中则指“一种进入电脑并损害或破坏信息储存的程序”；“爬虫”在网络语言中指不会使用网络、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犬科”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性的男性网民，他们尤其擅长死缠烂打。

此外，当代网民还喜欢使用谐音类的动物隐喻，以营造幽默的表达效果。例如，“大虾”是“大侠”的谐音字，喻指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民，或者在某一方面（如电脑技术或写文章的水平）特别突出，一般是人缘声誉较好的人；“驴友”是“旅友”的谐音，喻指喜欢旅游的朋友，一般泛指背包一族；与“新闻联播”谐音的网络语“新蚊连啵”，喻指遭到无数蚊子的袭击，视之或听之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三）建筑隐喻

建筑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物为喻体的隐喻，网络语言也不例外。例如，英文“window”的原义是“一个嵌入墙壁中带有玻璃的框架、能够让阳光和空气进入房间并且能让人看到外面的设施”（《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窗户”或者“窗口”，然而，在网络语言中，它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电脑桌面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等操作系统。

下面是跟网络论坛相关的一系列网络建筑隐喻：在网络语言中，“楼主”不再是楼房的主人，而是指发主题帖的人；“盖楼”的概念也不再指将楼搭建起来的意思，而是指回复同一主题帖；“楼上的”是指比你先一步回复同一主题帖的人；与之相对的“楼下的”是指晚于你回帖的人；“拍砖”是指对某人某帖发表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的帖子；“坛子”指论坛；“隔壁”指论坛中的另外一个主题；而“爬墙头”则指只看帖子但不发言的做法。

（四）航海隐喻

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旅程隐喻，而航海隐喻正是旅程隐喻的一种，因此航海隐喻在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黄秋林指出，“航海隐喻与旅程隐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航海属于旅程的一部分。” [8]（p44）网络语言中也不乏对航海隐喻的使用。例如，“潜水”、“水手”和“冲浪”这些与航海相关的词语充斥网络语言之中，使得网络语言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词语已经从原有的航海认知域映射到了其它的认知域之中，分别喻指“天天在论坛里呆着，但是不发帖”——由此，“潜水员”喻指那些喜欢看别人发帖而自己不发帖的人；“喜欢‘灌水’的人，即喜欢在论坛上发些无价值意义的帖子的人”；“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url地址，在web页面上移动鼠标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浏览”。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语言中类似的隐喻称之为航海隐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中蕴含着丰富而鲜活的隐喻，反过来说，隐喻是网络新词语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网络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认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语言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网络词汇良莠不齐，因此需要语言研究者的正确引导与进一步规范。

注释：

[1]张坚：《赛尔的隐喻解释原理与网络语言》，外国语文,2010年，第4期。

[2]lakoffg.&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卢卫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

人类语言特点篇4

[关键词] 语类研究 文本分析 批评方法

一、语类分析概述

自Aristotle时期以来，语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原指事物种类，相当于中文的“体裁”。20世纪80年代引起语言学家重视，尤其是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对genre的翻译不尽相同，有“体裁”、“语类”、“语篇类型”等，本文采用“语类”一说，并同意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对genre的定义：“有步骤、有目的的社会活动”。

语类研究有许多学派，Hyon认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以Swale和Bhatia为主要代表的专门用途英语研究（ESP），以Miller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以及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澳大利亚学派。张德禄总结了民间故事研究、语言人类学、交际人种学、文学理论、社会学、应用语言学等学派对语类的研究。但不管是哪个学科或学派，对语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文本分析和文本外分析，即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交际目的。

二、文本分析

语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文本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包括两方面：语篇宏观结构以及语言形式特点，即语言风格。

第一步，从语步来分析语篇宏观结构，即语篇组成部分，最易识别的典型语类特征，通常也也被作为区分语类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反映了文本所描述的事件的步骤和过程。在ESP研究中，语类用语步结构为分析框架，对话语结构类型进行描述，即交际/言语行为的顺序。该语步结构包括语步、语段或说用以实现每一语步的策略，以及它们的排序。交际目的和语言功能要通过语步来实现，换句话说，语步由其所完成的交际功能来确定。而每个语步又是作者/说话人通过选择语言策略，形成各个语段而组成的。

在SFL学派中，Hasan在1985年提出语类结构潜势GSP，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语类被认为包括语篇的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其结构遵循一定的顺序。有着类似观点的Martin和Eggins则提出纲要式结构，语类由一定序列的步骤构成，每一步表达了特定语义，实现语言功能，所有步骤一起共同完成了该语类的语义表达，Martin还提出这些步骤在评价系统中形成了音韵般的起伏态度，即语类要表达的整体态度意义。

第二步，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语言本身包括话语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书写形式三个层次，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是语言的内容，语音/书写形式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语类结构中语步的语义表达要通过其他两个层次的语言形式来体现。

总之，自上而下，每种语类的语篇都有其特定的语篇结构，这种宏观结构由特定的结构成分构成，而这些结构成分又以某种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在文本层分析语类时，要注意先把握整体结构，再深入分析结构内部具体的语言特点。

三、批评性分析

以上文本层面的分析，实际上和秦秀白的文体分析有异曲同工之义：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篇内在结构等角度分析特定语篇的内部组织机制，并对特定语篇所选择的语言成分的得体性进行分析。但是这种语言描写式的分析不管多么的详尽而深入，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语类表现在语言上是某种特定形式，而非其他，为什么“一种体裁（语类）具有它所持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法”。巴赫金在研究体裁（语类）诗学时倡导一种社会诗学研究，如他对小说研究一方面深入到其内部结构和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则面向历史，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挖掘。而批评方法就是试图超越文本，选用适当的分析工具，建立更加全面的语类分析框架。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Fairclough认为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的（或描述的）和批评性的方法。文本分析实质上是非批评的，如果要深入挖掘语类深层社会历史因素，广泛寻找解释性，则要从各个角度，结合多学科知识对语类这种表现在语言上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作批评性分析，进行合理解释。

1．社会语境

要理清语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切入。他们着重研究社会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即语类，语类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记录、创造和建设文化，是处于某种文化中人们阶段性，有目的的社会活动，用来描述人们怎么使用语言达到与某一特定文化相适应的目的。情景语境即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三个变项。语类比语域高一层次，Martin还提出比语类更高级更抽象的语境，即意识形态。四者之间是实现关系：意识形态影响并决定语类，语类则决定语域，而语言的选择则受到语境的共同制约，形成语言风格。所以，在分析语篇时，要将其置于大的社会语境之下，抓住它们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一一分析，才更加可行。

2．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互动

在CDA提出的分析框架中，话语分析有三个维度：文本语篇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它强调话语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辩证关系。在语类资源使用时，为在社会接受的语类标准中达到个人目的，经验丰富的语言使用者会用相应的语言策略让某语类达到特定语用效果。在建构某语类的话语实践时，如果与该语类相对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行互动，则会让产生的语类更加符合语言使用者的最初目的。这种语用策略思想是十分符合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的。

3．互为话语性

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发现实际语类比理想的模式更加灵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一个语篇不只出现一种语类，而是包括多个语类成分，且它们的关系类型不同，可以十分复杂。Bhatia提出语类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互为话语性在语类的建立、运用以及解释中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语类分析朝批评方向发展的标志之一。很多语言学家均提过互为话语性。互为话语性，指借用被传统认可的语类建立相对创新的语类合成体，而非仅仅按传统的作法将其它文本转变为现有文本的形式，它对于语类的混用、嵌入、借用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结语

语类研究有不同学派，各种学派基本上对形式结构和社会功能进行阐述。本文试图整合多学派、多角度的分析理论，朝批评的方向建立语类分析框架，既能从文本语篇上加以更为详细的描述，给以标准，又能结合多学科、多维度的社会文化知识、交际目的、认识结构等，这将很大程度的提高语言使用者的语类敏感度，培养对语类知识的使用，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应用于实际。

参考文献：

[1]方琰.语篇语类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2，（17）.

[2]秦秀白.“体裁分析”概说[J].外国语，1997，（6）.

人类语言特点篇5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性别差异；语言特色；对比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是语用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在社会语言学中，性别的社会差异与语言使用的相互关系成为不少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将塞尔对言外行为的五大分类运用于语言材料分析，对两位颇具影响力的中美女作家的经典之作中的女主人公的言语作个案研究，检验已有的关于女性语言特色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英汉对比分析。

一、言语行为中的性别语言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j．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austin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据此，austin首先区分了两大类话语：言有所述(constative)和言有所为(performative)。言有所述的话语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言有所为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因为他们是被用来实施某一种行为的。

在以后进一步探讨中，austin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来解释人们通过语言所实施的各种行为。根据aus—tin的新模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ocutionary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austin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塞尔将言外行为分为阐述类(representa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以及宣告类(declarations)。本文采用塞尔的分类来分析女性语言特色，并对比英汉语言差异。

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语言学开始蓬勃发展，许多语言学开始研究性别的社会差异和语言使用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语言标记，说话人的性别应当同其年龄、地位、角色、身份同等对待，因而应当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研究变量(anindependentvariable)。20世纪80年代以来，说话人性别因素的研究已经同语言使用中的阶层、年龄因素一起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步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初期的研究大多是从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等方面去考察女性用语与男性用语的不同之处，主要关注语言形式结构上的特征。在语音方面，有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在语音系统上较多地使用“有声望的”发音。在语调方面，相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和超低的调型。大多数男子只有两到三种语调，而女子一般有四种以上。在词汇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喜欢使用一些强势语(intensifer)和委婉语，喜欢使用一些较为礼貌的语助词，如：ohdear，dearme，goodnessme等。女性使用的形容词和色彩词汇也比男性的丰富。在句式方面，女性较偏爱使用反意疑问句(tagquestion)。此外，调查发现女性使用双重情态动词和双重否定句的频率都比男性低。

以往，国内外学者都对女性语言特色进行了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纯理论的研究，对语言材料的分析不够充分。此外，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对于英语中性别差异的研究，对性别差异的英汉对比研究尚不足。本文通过对中美两位女作家的经典之作中女主人公言语的个案研究，对女性语言特色进行英汉对比。塞尔对言外行为的五大分类将运用于本文中语言材料的分类。该研究的目的就是对已有的关于女性语言特色的结论进行检验，查看是否有新的结论产生，并且对女性语言特色进行英汉对比分析。

二、女性语言特色对比调查研究的方法

1．语言材料的采集

本次研究从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wharton)的小说《纯真年代》(了eageofinnocence)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中收集语言材料。这两位女作家有着非常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而且所选的两部小说的结构以及女主人公的遭遇也极其相似，所以从这两部小说中收集的语言材料极具可比性。

2．语言材料的分类

根据塞尔对言外行为的分类，本次研究将《纯真年代》中的女主人公艾伦和《半生缘》中的女主人公曼桢的话语进行分类。本着客观、全面的原则，笔者邀请了一位英语专业的教师同时对语言材料进行分类。在分类前两人先统一了分类的标准，然后各自对语言材料进行分类。两人核对分类结果，对存在分歧的句子一同商讨，直到达成共识。对于那些无法归入塞尔的五大类的话语，笔者特地设立了一个新的类别——综合类，其中宣告类空缺。语言材料最终的分类是：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综合类。

3．语言材料的分析

在分析语言材料时笔者首先确定艾伦和曼桢的话语总数。原则上讲，凡是由句号、分号、问号和感叹号结尾的语言单位都算作一个单独的话语。但由于所收集的语言材料都来自于人物所说的言语，难免会因为突转话题、打断谈话和说话犹豫不绝等原因产生语言碎片或不完整的从句，在该研究中这些碎片或从句都被当成独立的话语。对于那些简单、短小的句子，笔者根据其表达的主题意义一致性，都算成一个话语。在经过充分交换意见和慎重考虑之后，两人最终达成一致，艾伦的话语是389个，曼桢的话语是548个。在这些话语中，各分类分布如表1所列。

笔者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女性语言特色理论对于女性语言词汇和句法特色的阐述，统计各自某一女性语言特征出现的次数，然后计算在各自总话语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对比分析。

三、女性语言特色对比调查研究的结果和讨论

因为所做的是文本分析，无法进行语音方面的分析研究，所以本研究只对英汉女性语言作词汇和旬法两方面的分析对比。

1．对英语语言材料的分析

在艾伦的话语中，在词汇方面，女性语言特征有：强势语的出现频率相对较高(19．6)；未用色彩词汇、惊叹语和委婉语；在句法方面，情态动词使用较频繁(19．6)，插入语(6．5)和反意疑问句(1．3)使用较少，未用双重情态动词和双重否定句。艾伦话语的词汇和句法特征如表2和表3所列。

   　2．对汉语语言材料的分析

曼桢的话语所反映出来的词汇特征是：语气词使用较频繁(23．5)，强势语(5．8)和色彩词汇(1．5)次之，无委婉语的使用。句法特征相对不够明显。曼桢话语的词汇和句法特征如表4和表5所列。 

3．对已有结论的检验

检验的结果表明，已有的结论得到了部分印证。英语方面得到印证的结论有：女性喜欢使用强势语；女性喜欢使用情态动词；女性较少使用双重情态动词和多重否定句。汉语方面只有一点得到了印证：女性喜欢用语气词。另外，语言材料分析的结果中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多数言语行为出现在阐述类；艾伦的话语中语气词ah和oh出现比较频繁；曼桢在发出请求时更多使用“……吧”的句型，而不是“请……”这样的祈使句。从这三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女性语言特征集中体现在塞尔的阐述类的言语行为中；英语女性语言的又一个词汇特征是女性喜欢使用语气词；汉语女性语言的又一个句法特征是女性喜欢使用“……吧”句型来表达请求或命令，以显得更礼貌。

4．英汉女性语言异同点

从语言分析的结果中可以归纳出英语和汉语在女性语言特色方面的异同。相同点：英语和汉语中女性语言特色都较集中反映在阐述类的言语行为中；英语和汉语中女性都喜欢使用语气词；英语和汉语都没有体现出女性喜欢使用色彩词和委婉语的词汇特征；英语和汉语都没有体现出女性喜欢使用反意疑问句和比较礼貌的祈使句的句法特征。不同点：英语中女性喜欢使用强势语，而汉语中并非如此；英语中得到了验证的女性句法特征有女性喜欢使用情态动词，但是基本不用双重情态动词和多重否定句，而汉语的女性句法特征则都无法找到支持的证据。

人类语言特点篇6

哲学与语言学渊源深厚，语言学讨论的基本范畴有许多是源于哲学家的思想。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本身镶嵌了人类概念图式，每一种语言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组织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的一种概念系统和思想方式。语言不能独立于经验、现象、行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第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第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陈嘉映，2003：17）。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研究与语言学的语法和语义研究有强烈的互动。普遍语法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那么，研究语法的基础――词类范畴，是否也存在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词类范畴，那么，不同语言背后的思维与逻辑机制是否有根本的不同，基于不同语言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是否能够真正相互沟通？汉语语法的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词类划分始终是一个根本的困难，很多学者对此的批评都指向借自印欧语的语法体系不适用于汉语语言特点。汉语语法研究需要语言哲学高度的思想和方法，需要哲学思辨。

一、词类范畴界定的哲学起源

古希腊哲学家最早的研究为传统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期的语法研究是建立在哲学范畴的基础之上的。据柏拉图的《克雷特利斯》记录，苏格拉底将一个句子分成名词部分（onoma）和动词部分（rhema）（刘润清，1995：9）。亚里士多德则全面地探讨了语词的分类、性质及词类关系问题。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词做了范畴分类，“语言的形式或者是简单的，或者是复合的。……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语，或者表示实体，或者表示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动作、遭受”，并对这些范畴一一作了探讨：指实体的如“人”和“马”，指数量的如“二丘比特长”，指性质的如“白的”“通晓语法的”，形容词是由相应性质的名称引申而成的，指关系的如“二倍”“一半”“较大”，地点范畴如“在市场里”，时间范畴如“昨天”“去年”，表示姿态的如“躺着”“坐着”，表示状况的如“着鞋的”“武装的”，动作范畴如“施手术”“针灸”，而“受手术”“受针灸”则是遭受范畴。在《解释篇》中，他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名词和动词，指出“所谓一个名词，我们的意思是一个由于习惯而有其意义的声音，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的任一部分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并且指出“没有什么东西借其本性就能够是一个名词或名称――只有当它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它才能是一个名词或名称”；“一个词在其本身的意义之外尚带着时间的概念者，称为动词。动词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动词永远是那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某事的记号”。他举例说，“健康”是名词，“是健康的”是动词，因为在它的本身意义之外，它还指出所说的状况现在是存在的。而“他曾是健康的”“他将是健康的”等等，并不是动词，而是动词的时式，其区别在于：动词标志现在的时间，而动词的时式包括除现在以外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到几个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但显然他对名词和动词的界定是适用于印欧语屈折语言的。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斯多噶学派区分了五种词类：名词、动词、连词、冠词和关系代词，区分了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又从普通名词中区分出副词，提出了格、时、体的概念，并认为格的变化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基本区别之一。亚历山大学派的语法研究集中体现在斯拉克思的《语法科学》中，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语法书，提出词是语言描写的最小单位，句子是描写语法的最大单位；区分了八种词类：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并逐一描写了各个词的语法属性，包括性、类、形、数、格、人称等变化（刘润清，1995：11～14）。后世，印欧语语言学家不断地完善传统语法理论中词法和句法描写的范畴，对词的语法分类也不断完善。

从上述分析来看，词类概念从起源来看是哲学范畴，对于词类区分所需要的格、时、体、数等特征的认识，源于人们对语词如何表达事物、事件和世界关系及其意义的判断。古希腊哲学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当时创造的一套语法术语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世界上各种语法理论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而这套语法范畴和概念被用来描写世界上各种已被发现的语言。源于对西方语言观察和思考的西方语言哲学通过西方语言的结构和特征来观察世界，同时也赋予了语词以相关的对世界观察得出的特征意义。比如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不具有时间意义；动词表现人或事物的动作或行为，具有时间意义等等。这些观察反映在其语言结构中，语言哲学的讨论也建立在这些范畴基础之上。虽然语言哲学主要关注语词的意义问题，但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意义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词类的概念范畴具有普遍意义吗？对世界上各种语言都有普遍性吗？世界上的语言是否具有“普遍词类”？这个问题既挑战语言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对语法研究中元语言的重大挑战。

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挑战

传统语法起源于欧洲，在欧洲影响很大，而在美国的影响较小。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几位代表人物博厄斯、布隆菲尔德和萨丕尔在研究和比较印第安土著语言的基础上，都曾经提出过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批评。

美国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认为，各种语言的逻辑范畴不同，每种语言对事物的分类方法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语言形式强加给别人。语言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分析每种语言特殊的语法范畴。欧洲语言学家总认为自己语言的语法范畴适用于一切语言，实际上这是荒谬的。博厄斯比较了印第安土著语言和印欧语的名词、代词和动词，证明印欧语的词类范畴并非普遍存在的。例如印欧语的名词要区分性、数、格的变化，而印第安土著语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范畴（刘润清，1995：166～167）。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在1931年写道：“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于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在这段话中，萨丕尔所举的例子是印欧语的语法范畴，显然，在非印欧语的语言中，说话人的经验领域不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这些语法范畴的控制。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发展了他的观点，在1940年提出，语法是人类的背景现象和背景知识，因此，所谓的自然逻辑有两大错误：其一是它没有意识到语言现象对语言使用者来说是一种背景性质，他们对它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控制。所以，人们谈起什么道理、逻辑、思维规律时，都是按照自己语言中的事实来加以论证并非一切语言中都有的概念。其二是自然逻辑混淆了通过语言达到的一致意见和语言过程的知识。沃尔夫特别提出了下列想法：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沃尔夫以词类为例，说明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观察。英语的大部分词汇分为名词和动词，认为“雷电、火花、波浪、闪电”都是名词，但它们都是短暂的动作，在霍皮语中就将这些词认为是动词（刘润清，1995：180～183）。

美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隆菲尔德反对传统语法把词分成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主张用形式类这个概念。他在《语言论》中提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包括极为复杂的一组习惯（即选择法素），这组习惯使得每一个词汇形式只用于惯例性质功能，每一个形式总是按照习惯势力指派于某一形式类。要描写一种语法，就是说明语言使用者赋予这些形式类的各种特征。传统语法试图用类别意义来区分形式类，即指出一个形式类中的词汇形式所共有的意义特征。例如，把名词规定为“人、地方或物体的名称”，这种定义远远超过人类所掌握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分类与语言学上的分类混为一谈。我们把“火”说成是名词，其实很久以前物理学家认为“火”是一种动作或过程。布氏指出词类范畴是依具体语言而定的，“印欧语语言具有许多独特的词类，……认为像英语的词类体系可以代表全人类词语的普遍特征，是错误的。如果像物体、动作和属性这样一些类别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语言而存在的，作为物理的或心理的现实，那么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存在的，但很多语言里缺少相应的词类，那还是真实的。”他还认为，“想要划出一个绝对清晰的词类表是不可能的，词类本来就是交叉和重叠的”。布氏虽然在语言哲学方面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但他提出的对词类概念的挑战，却是有见地的。语法研究依据的是哲学范畴的逻辑意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后来的语法学研究的问题：当我们想对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基本概念究根探源时，却发现没有办法说清其语言学上的概念。布龙菲尔德认为，形式类应依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区分。而且形式类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类可以分为两种：大的形式类和小的形式类。小的形式类只区分个别词汇。大的形式类可把全部词汇归类，这叫做范畴。各语言的范畴不同。关于性、数、格、时、体、态的范畴，不同语言之间就有很大差别。布氏的贡献在于一是区分了哲学范畴意义上的词类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类，二是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到词类范畴的差别，这本身就是对独尊印欧语语法传统的挑战。

美国的语言学家们由于接触了大量印第安土著语言的一手材料，又不受传统语法理论的束缚，更能够从语言事实出发，看到人类语言结构的本质。他们的词类观和语法观值得我们反思现在以印欧语传统语法词类范畴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讨论是否科学和牢固。

三、洪堡特关于汉语词类的观点

在近现代语言哲学史上，大量的多语言比较研究对我们认识词类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姚小平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2011）这两篇文章中，对汉语的研究可谓是深入细致而且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提出，汉语的语法结构是他已知的语言中最不寻常的，它与所有其它的语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尤其是和印欧语系中所谓的古典语言区别最大。因此，它在世界语言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洪堡特认为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对形式关系的表达采取非语音化的手段，句子结构是完全建立在概念的排序上。所以，“就语言的性质来看，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领域。”他认为，汉语词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连接，汉语语法不是建立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和词类范畴，因而在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汉语没有语法意义上的动词、名词，而只有动词性、名词性概念的表达。汉语里表达动词概念的始终是一种类似不定式的形式，这种形式无所谓主动和被动，并且兼有动词和名词的性质。时间只是由于语境意义的需要才指明，它并不是从语法上限定动词的形式。因此，“别的语法分词法、句法，汉语就只有句法。别的语言要理解句子，先要看词的语法性质，然后根据性质解释词义。而这对汉语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直接去查字典，搞清了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句法结构和句法关系也就明了了。”

洪堡特为什么说汉语有词类却没有词法呢？因为词法讨论的是词的语法类别的用法，而汉语的词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他认为词本身的类别和词的语法类别是不同的。他指出人们把词当作真实的个体与现实中的物体对应起来，并按照词本身所表明的类别对之进行分配是一种自然趋势。有一部分词天生就具有名词性、形容词性或动词性的含义，表示独立的实体、特性或行为，但这些词同样可被用于别的语法范畴。比如一个具有动词性含义的词可以被用如名词，反之亦然。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标志或别的什么方式被分配到某个特定的类别中的，那么这种语言就拥有了真正的语法意义上的词类。西方古典语言通过屈折形式对词加以分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这种词类是“由语言本身构成，并为语言而构成的”。而汉语的词类只是词本身的类别，其语法意义由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及语境意义决定，它与真正的语法词类是内容与形式的差别。

洪堡特指出，汉语词常常没有确定的语法形式，汉语的词类似于梵语的根词。但梵语的根词并不能单独使用，而汉语的词即使在言语中也是独立的。首先是没有屈折动词。动词可以用作一个纯粹的系词，面对一个句子中互相冲突的时间而不作任何附加说明，也极少指出一个动词是用作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动词的主语和补语也不随动词变化。从来不用给动词添加语法标记来表明时态，即使语义需要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指明。总之，整个句子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添加成分，尽可能靠近数学等式的形式。同时，由于没有屈折动词，也就无从判断和确认一个汉语句子的起止。汉语其实只是对动词性概念的表达。这个动词性概念始终以不定式的方式出现，实际上是界于动词和名词之间的一种状态。

四、反思

基于对汉语的观察，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指出：“词的语法分类作为一种语言的内在规律，不知不觉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表达，则取决于每一种语言的语法特性”。词类研究必须尊重每种语言自身的特点，不能依赖印欧语普遍词类范畴为基础。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究“普遍词类范畴”问题的意义在于，各种语言的词汇都可能区分出类别，但词类的具体划分则不是普遍的，可能大部分语言都有名词、动词，但每种语言对名词、动词的意义理解不同，通过词类可以看出，每种语言所表示的对世界事物及其关系的理解方式不同。各个词类所附加的语法范畴则是因语言而异的。传统语法所建立起的词类概念已经成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习者的“背景知识”，人们在日常运用这些词类概念时不自觉地认同的是它们的原初哲学范畴和母语框架下对语词意义的理解方式，但语言学家必须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反思词类以及语法的不同层面的不同意义，必须具有反思意识。汉语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反思汉语的研究，一是要确定汉语的词类，不必依赖印欧语的体系；二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词类范畴，比如表人的专有名词，就有性、辈、尊卑、亲疏、属的范畴，而英语则只有性与辈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当然与意义有关。

词类现象的研究提醒语言哲学家们摆脱自己母语的不自觉影响，不要将母语的规律认为是所有语言普遍的规律，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视点考察名称问题。他以意谓和命名的区别为依据，认为“纯粹的名词不起命名的作用，名词本身可以说不是名称。名称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符号，才能够完成一个陈述的主词功能。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名词前冠以定冠词或不定冠词。因此，人不是名称，这个人才是名称”（涂纪亮，1996：69）。显然这个结论无法适用于汉语这种没有冠词的语言。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受制于其母语所在的体系。

一个语言学家一方面必须从哲学高度出发把握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建立一套独立于实际语言现象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史学家的批评意识，从大量经验事实之中为普遍的原则寻求证据，认识人类语言的存在形式。在“总体语言研究”中必须把抽象的哲学思辨与经验的个案考证结合起来。如何从语言哲学角度理解词类范畴的本质？语言哲学家认为，是语言的机制将事境分析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动作的关系。物体、形式、举止行为、关系等等首先是哲学范畴，这些范畴反映在语法范畴中，我们于是分出名词如“狼”，动词如“飞跑”，连词如“假如”，名词多用作主语而动词用作谓语，等等。把事看作围绕着物发生的，先有一个主体，然后这个主体具有某种状态或作出某种行动；先有一个指称，然后“进一步”对所指称者加以描述，这是语言设置所要求的一种理解。“固然我们看不见没有任何主体的喝水种地，但同样，我们也从不先看到一个不喝水，不种地，不站着也不坐着，不也不穿着衣服，其衣服不是蓝的不是绿的也不是任何别的颜色的张三”（陈嘉映，2003：395～396）。这种语言设置就是语言的线性结构。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和事件，由于语言表述的线性方式，必须由人将事物和事件的主体与特征加以分解，抽象出其各个部分的本质，然后再根据语词表达的需要按照组合关系进行线性排列，以此将事物、事件的整体性转换为语言的线性结构。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每一个句法位置上的聚合，就是人们对某一主体或特征共相的判断结论的表现，每个组合则是人们对事物、事件主体与特征重组其完整性的判断的表达。词类范畴是人们受语言机制限制并生成的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分析与归纳的结果。语言比较的结论是各种语言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不同语言的不同词类范畴体现出民族心智与认知方式的差异性。语言哲学建立在语言共性基础上，在如何把握语言差异并做出结论时必须谨慎。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兼类分歧词动态标注及信息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BYY066]的研究成果之一；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THC740019]“基于类型学的英汉形容词比较研究”的资助。）

参考文献：

[1]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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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隆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姚小平译注.北京：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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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

人类语言特点篇7

关键词：电视新闻；语体；融合语体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由于交际条件和社会功能的不同，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语体。有关语体的分类问题，众学者意见不一，一直存在争议和分歧，在此只是陈述本论文的观点，前辈们的看法不做赘述。

      语体的分类各异，主要是因为分类的标准不同。语体的形成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决定的。交际领域是语体形成的外部因素，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语言运用的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展。类型化的交际领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运用和语体的形成。语体形成的内部因素，主要是语言运用所形成的特点体系。有的把外部因素作为分类的依据，有的把内部因素作为分类的依据，袁晖和李熙宗学者认为语体的分类应将内外部因素一起考虑，并以内部因素为主。我们也赞同两位学者的观点，因为这样的划分标准是有科学性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根据外因和内因相结合的标准，首先可以划分出两大性质不同的、处于高层位置的语体：口语语体和书卷语体。口语语体根据具体的交际环境特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特点，可以再分为日常谈话体、演讲体和实况广播体；书卷语体又可以分为应用语体、科学语体、文学语体和政论语体，各个分语体下有可以分出其下位语体。“语体与语言表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只要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其言语成品就必然从属于某一种语体”〔1〕，以有声语言为主要表达手段的电视新闻也不例外。

      关于电视新闻的语体归属和划分一直众说纷纭，存在争议。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归纳起来，有这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特定的语体——新闻语体。电视新闻作为新闻学科中的一部分，应该从语体的角度可以分出电视新闻语体。众所周知新闻语体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了适应新闻交际领域、目的、任务等的需要，运用全民语言传播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新闻作品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别。从内容上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等；从报道意图上分为简讯、深度报道、动态新闻等；从传播媒介上分为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等。这些分类虽说在语言上也各具特点，但都属于新闻作品的工作分类，不是从新闻语体的角度作出的分类。应该看到，并不是社会上产生了一门学科或行业就会随之出现一种新的语体的。这种划分是难以找出语言运用上的规律的。语体的形成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决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电视新闻属于口语语体。认为电视语言是一种规范化的口语，应属于口语语体。论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借助于电子传播技术创造语境、面对广大观众而又无及时反馈的有准备性的谈话语体。论者抓住了电视新闻语言区别于其他语体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使用电子传播工具，面对着广大受众而做的有准备的谈话。确实，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播音员的“播”，其实质就是对着那些“虚拟”的、不在面前的广大而又分散的受众而“谈”。不过，虽然“谈”是必须以语音形式出现的，但是，以语音形式呈现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头语体，还包括书面语体。在电视新闻中，有些节目在播出之前，第一手资料都是经过编辑精心加工过的文字稿件，然后再由我们的播音员把它们转换为语音的形式，最后通过现代电子技术将他们传播开来。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其实更倾向于口头形式的书面语言。

      还有人认为电视新闻属于书面语体。他们给电视新闻语言的定位是内容为书面标准语，形式为口头表达，所以，电视新闻语体是书面语体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虽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它散见于语言学概论一类的著作之中，而研究语体的人们大多把视线聚焦在修辞学的论著上面，因而一直为人们所忽略。徐通锵、叶蜚声先生也曾说过：“新闻广播就是书面语的口头形式”。虽然他们的著作由于出版年代较早未能论及电视，但都把广播归入了书面语体。

      有的人则认为电视新闻语体则“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意思是电视新闻根本不存在语体，他或是新闻语体的一个分支，或是各种语体的一个综合体，他可以使用各种语体的语言形式。这种说法只能说是泛泛而言，显然电视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固定的媒介和受众，有其特定的语境，电视新闻语体应该有一个确切的归属。

      我认为，上述四种观点也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道理，但都不是很全面。比如认为电视新闻语体是书面语体的，仅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为分析对象，其中记者和受访者的同期声又怎么解释呢；认为电视新闻语体是（规范）口语语体的，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认识多是从某一类节目出发，没有着眼于整个电视新闻系统。目前学术界站在全局角度涉及电视新闻语体归属问题的就是著名语体学家袁晖先生在语体分类上提出了一个融合语体，并把电视新闻语体归入其中。所谓“融合语体”应该是融合了其他语体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语体。这也是随着交际范围的扩大、交际任务的增多，各个语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的语体的交叉问题。电视新闻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表达手段，分有稿和无稿两种形式，有稿是编辑、播音员根据稿件内容后期加工而成的，可以说是书面语体的口语化；无稿（记者、受访者的同期声）主要是以规范性的口语为表现形式，可以说是规范化的口语。因此电视新闻语体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语体形式，即电视新闻语体是一种融合语体。

      本论文初步认为电视新闻语体是新闻语体和演讲语体的融合。电视新闻作为新闻学科中的一部分，其性质特征跟新闻语体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如它们都有很强的时效性、再现性、信息性等，这也决定了两者在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而“演讲语体是在同一时空环境中，采用口头形式说明事理、传道授业、抒发情感而产生的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2〕。演讲语体实际上就是一种阐说，而电视新闻中的播音员、记者等所进行的现场直播、现场报道、现场解说、新闻点评等就明显带有“阐说”的特征。因此电视新闻语体是位于新闻语体与演讲语体之间并兼有二者优势特征的一种特殊的融合语体。

参考文献：

人类语言特点篇8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着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人类语言特点篇9

英语句子在建构的过程中借助形式手段，以限定动词为中心，以主谓结构为框架将语义表达纳入句法的形式结构当中，并使用适当的介词以及连接词来表示句子层级之间的逻辑关系，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

汉语句子的结构特征远远不同于英语句子的结构特征，其流水句特征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语气成句，而且在很多艺术性强的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列锦句和对偶句。汉语中的字词以一个基本的结构单位存在，具有音形义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特点，而意义上的完整性也就成为汉语句子的关键要素。在汉语当中，一串语词能不能成为一个句子，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串语词是否能表达出完整的意义。句子生成的机理是由已知语义到未知语义的衍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衍生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主观态度和情感的语气贯穿始终，将汉语句子的主体意识发挥到了极致。英语句子的形式建构和汉语句子的语义建构体现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思维和哲学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二、文化·思维·语言的关系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反过来，文化又是语言的根。不同的文化使语言的面貌大相径庭。因此两种语言的不同可以从文化上找到诠释。由于生活环境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人们在思维的方式上必然存在着不同。周光召教授曾经指出：“一种文化的特点更集中地反映在它的思想方式和对待一些人类面临的问题看法态度之中。”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思维离开语言便不能独立存在，语言必须依靠思维为之提供内容。因此思维方式、思维特征的不同注定了语言句子结构模式的不同。英汉语言成句特征的差异反映了汉英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三、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对汉英句子特征差异的影响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生活习惯，社会形态，社会变革的历程和方式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各具特色的语言。特别是文化思维规律和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徐通锵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中、西语言结构基础上的差异是由中西语言的编码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西方思维方式强调形式分析和规则制约，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其思维方式呈焦点视，相反，中国人的思维更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归一思想，其思维方式呈散点视。中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造就了汉英语言相应的“散点视”和“焦点视”造句心理。

英语句子一般总有一定的架构，句子的主谓结构是全句的焦点和出发点，其它修饰、限定、补充等附加成分就像主干上的旁支一样，借助各种连接词进行空间构建，形成一种由主干向外扩展的树形层次结构。而汉语句子则没有主谓结构限制，没有词类的严格区别，句子按时间顺序或事理逻辑顺序，层层铺排延展，直到语义或意象完满为止，呈现出散点透视的特点。汉语中句子与句子的关系往往让对话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没有明显的连接词来标识语义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要从“语像”出发。比较通俗简单的说法就是要抓住中国人的心理。

人类语言特点篇10

前言

针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研究，索绪尔的研究观点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文字可以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是语言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其他学者也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观点。汉字作为汉语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提高人们对汉语的关注程度，以此来实现对我国传统汉字的传承。

一、语言与文字概述

1.语言的定义和性质

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主要交际工具，是人们实现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有效利用，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传承和记录。可以发现，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体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地区之间均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对于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研究学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1]。针对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语言的具体定义，可以总结为其是一种生物同类之间为了满足基本的沟通需要，从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和解码的系统性指令，人们通过对指令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

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发展也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基础上。相比于图片、动作以及表情等，语言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并实现基本思想的合理传递，根据世界各地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充分体现出了语言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特点。语言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文字的概念和属性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基础符号，其作为一种人们用于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有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语言学中，人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的视觉形式，早在古代，人们就将独体字称为“文”，而将合体字称为“字”，文字即为一种凸显出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在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可以进行记录并保存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2]。在对文字的属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主要具备视觉属性、约定属性以及系统属性。视觉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可以实现对口语声音的再现和记录，由于打破了口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通?^文字的表达方式，其将更加的清晰明了，可以进行反复的阅读。约定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产物，其也是人类约定下所形成的视觉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重新约定，比如通过文字改革的方式，将部分较为繁琐的文字改为简单的文字。系统属性，无论是语素文字还是音素文字，其均可以产生自己较为严密的系统，因此不可以对文字望文生义，同时针对文字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二、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研究，一直都是语言类相关学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最为流行，且为大家所广泛认可。在对语言学进行分析时，部分研究学者提出了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这一观点却并未被其他学者所认可，这主要是由于汉字在表意文字中可以表现出更具革命性的意义，而这也是索绪尔所认定的一个观点之一[3]。针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语言与文字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存在；第二种为语言可以实现对文字的有效记录；第三种则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以此来实现对语言的记录。针对第一个观点的研究，部分研究学者创立了语言学和文字学，而针对第二种观点，当代学者认为其不符合现有的实际情况，从而也未能实现对其的研究。目前，被广泛认定的主要为第三种看法，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与文字都属于一种符号系统，相比之下，文字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文字不能实现对事物的代表，在文字与事物之间，必须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这一说法自提出以后，也受到了部分相关学者的质疑，同时发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然而针对于拼音文字，却无法反映出表意文字的实际意义。综上可知，文字并不是语言符号中的符号，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可以实现对语言的充分表现，因此可以总结为文字包含于语言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