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及权益的取得和让渡

中国曾以占世界约8%的可耕地养活了全球1/4乃至1/3的人口，在18世纪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农业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其中除了技术、市场等因素外，制度是根本性的原因。发掘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形成源自我国本土的原创性学术贡献、有助于当下的改革实践，也有助于从更长远的视野和更细致的层面凝聚中国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二者的关系在农业经济领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与农业投资的关系方面。在已有的研究中，主流观点注意到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重要影响，[1]1进而在政策主张上指向农地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稳定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具体来说，有从使用权方面入手，也有从所有权方面考虑。）（一）制度与投资的关系。农地产权固然是影响农户投资①的重要因素，却并非唯一重要的变量，二者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已有实证研究存在着将农地产权（在我国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下多数指向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稳定与农户投资简单对应的倾向，从而忽略了产权背后更为实质的原因。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与农户投资之间即使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种较为表层的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来实现的。理性的投资者只有得到稳定的预期收益（回报），才能做出长期投资的决策。合理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预期，进而造就长期投资。而制度的“工具箱”里远非只有产权这一项，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实现预期的稳定。因此，在讨论农户投资的影响因素时，如只看到农地产权这一项，显然是有局限的。暂且抛开实用的政策取向及意识形态的价值偏见，至少在学理上探讨影响投资的不同制度因素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农地制度和租佃关系有助于拓展想象空间和开启新的思路。[2]（二）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关于产权与投资的关系讨论中，学界也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主要关注土地的长期静态稳定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对中国农地制度的投资效应的研究，重点几乎都落在使用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上。[3]7我们认为，从产权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仅仅意识到土地的产权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工本的产权；仅仅关注地权的保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讨论工本的保障；不仅应该看到产权的静态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促进作用，还须在动态交易过程中讨论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只有数十年改革经验的当下农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的确有其难度和局限，但中国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农地流转经验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和广阔“原野”。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农地经营与地权关系可知，制度的安排远不止产权这一项，在影响农户的长期投资方面还存在其他制度因素。除了稳定的产权外，其他合约安排也能达至使农户尽力长期投资的目的。这些不同的合约制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二、理论逻辑

（一）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决定农业生产及农业收成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天、地、人。前两者是“给定的”“不可控的”，虽然某种意义上可以“改良”、可以“缓解”，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只有人的能动性比较大，这就是一种投入，包括人工投入和资本投入。因此，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按照以往常用的“三要素”来说，资本、劳动与土地是并列的三种生产要素，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提供。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工本投入常常是很难区分的。除了一些基本水利设施和主要劳动工具需要专门投资外，农田基本建设及土壤的改良主要靠的是劳工投入（当然这种劳工投入有时会伴随着有机肥料的实施，因而常用“工本”示意）。甚至雇工经营的地主往往也主要是投资于购买雇工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的投入，土壤开垦翻松、有机肥生成并使用、基本水利设施（沟、堀）建设等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不一致的原因：从理论上看，由地主雇佣工人经营与由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其生产效果和收益是一样的；但在历史实践中，却常常是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的租佃制占优势。[4]151传统农业经营的投入中工本所占最多，沈镜贤在《东草堂笔记》中估计到，用于土地的灌溉、粪雍等费用要占全年田间收入的1/4或1/3。清末民初的陶煦在其《租核》一书中，将自己经营农场雇工耕田的费用与收入按照正常状况做过估算，结果如下：（二）在一定保障激励下农民才愿意积极投资。农户投资与其他投资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投资的效果不一定在当期完全显现。也就是说，改3良土壤是一项长期投资，其收益将在未来若干期实现。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机制保障原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土地的产权一直归投资者所有，便不会存在相应问题，因为投资收益无论在当期还是在未来的任何时刻均由投资者即地权的拥有者控制并占有。如果投资者不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或者拥有者在未来某个时刻将地权转让，这便要求有某种贴现机制让投资者的未来收益能在当期或者在转让之时转化为现时的收益。因此，只要有一定的利益保障机制（不论是产权长期归属，还是产权交易机制，抑或是当期工本贴现机制），投资者——无论是自耕农（产权完全拥有者）、佃农（一定时期内经营使用权拥有者），还是雇工（当期劳工投入者）——均愿意积极地投入。因为他们的投入与收益是成正比的，并且能够得到相应机制的保障。这些保障首先是通过给予投资者合理预期，进而产生激励，最终促进投资。对于产权的完全拥有者而言，便是中国俗语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产权的部分拥有者而言，便是要给予未来一个合理的预期；对于当期的雇工而言，便是要许以足够的劳工报酬。（三）在不同的条件下农民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在前文讨论中，我们将农民分为自耕农（产权完全拥有者）、佃农（一定时期内经营使用权拥有者）、雇工（当期劳工投入者或雇佣耕作者），事实上还只是一种静态的划分方法。单从逻辑推演来看，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自耕农、佃农和雇工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转化的原因可能是客观条件，也可能是主观需求，当然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客观条件改变引发主观需求的变化。从动态角度分析，不论是地权的完全所有者还是部分拥有者，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均会出现将所掌握的地权加以流转的需求；而雇工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也可能通过积极努力地投入而获取一部分地权。不论是地权流转还是地权激励，其内在都需要有一个将不同时期的收益进行转化的机制——将未来收益变现或将当期收益转化为未来收益的权利。因此，动态地看，产权机制不仅包含产权（益）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还应包含产权（益）的流转机制。

三、经验分析

从历史经验来看，保障和激励农民积极地进行工本投入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三种：一是工本投入补偿机制，二是农地产权机制，三是地权流转机制。为了让论证表述更具历史原味，我们沿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用语：“粪草银”（即投资变现补偿）、“灰肥田”（即长久不变的耕作经营权）、“田面权”（即可流转交易的地权），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制度安排：短期合约、永佃制、地权流转机制。“粪草银”，又称“粪土银”或“灰肥钱”，是指佃农由于在耕作过程中投入了工本而在转手时要求给还的补偿。“灰肥田”，又称“粪质制”，是指佃农通过垦荒、耕作，改良了土壤，进而获取的永佃权②。“田面权”是指在永佃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独立的佃权，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耕作权，还具有自由转手交易的权能。根据杨国桢对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6]、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7]及笔者的考察[8]234，在“灰肥田”的内涵里，佃农还只有永佃（长期耕作）的资格，尚无将耕作使用权转让的权利。如果佃农不想再耕作，只能退佃——退回原来的田主，不能出顶——转让给其他的佃户。这正是“灰肥田”（永佃权）与“田面权”的不同之处。从永佃权到田面权的过渡，事实上就是增添了可以自由买卖佃权的权利③。也就是说，田面权的内涵不仅有耕作使用土地的资格，还有自由将该资格处置转让的权利。田面权使得其佃耕者变为了田土的一“主”——田面主。田面主对于田面权的支配和运用是独立的。田面主与田底主（田地的真正拥有者）具有对等的地位。田面权与田底权并行。（一）“粪草银”与工本投入——短期合约的功效。“粪草银”就是直接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在租佃制下，它通过“免租”或“减租”的方式得以实现。1.“免租”。“免租”主要是在垦荒的头几年实行，用于保障佃垦荒地的权益，也为了激励4佃农多投工本，以使荒地开垦成熟，为主佃双方都带来收益。这类习惯在各地相当普遍。例如，根据《中国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对民国时期民事习惯的记载，在当时的吉林六道沟县，“垦山地者，须过五年，方给地主纳租；垦平地者，须过四年，方给地主纳租。若未至年限，地东出卖该地，必须酌给垦户相当之垦地费用”[9]43；在当时的奉天通化县，“垦荒，立约定明年限，多或八年、十余年，至少五年不等，限内所获粮石与地主无涉，期满垦户退地，或另议纳租。”[9]30在当时的山东蒙阴县，“以山场或荒坡租人垦殖者，三年内由承租人自行种收，与业主无干；至三年后，应与业主亲立租种或几分种之契约”。[9]146在当时的江西永新县，“凡多年荒地，如有人情愿从事开垦承耕，三年之内可不出租，其应完钱粮仍由原业主完纳”。[9]251在当时的浙江南田县，“新垦亦仅能播种杂粮，收获甚微。佃户向业主承垦，于养淡之后，业主不能遽为收租之主张，缘佃户须赔垫垦本，翻种三年，始可望其逐渐成熟，以故三年期内，业主不收花息，藉为劳力之报酬。契约一经订定，业主即须受契约上之拘束，不得中途自由撤销及变更，苟有违反时，须负偿还垦本之责任。”[9]286在当时的甘肃礼县、西和两县，“佃户向业主承垦，所立租约必书明三年后每年纳租若干，若在三年期内、业主不能收租等语。契约一经订定，业主即不得中途变更。”[9]392在甘肃成县，“凡向业主承垦荒地者，有三年不纳租之习惯。”[9]405在当时的安徽黟县，“未开垦或已荒芜之田地招人开垦，订明期间，佃约内即载一切费用皆由承佃人负担，该地上所得之利益，地主不得过问，即以为开垦费用之酬报。”[9]549这些习惯反映了社会的共识：垦荒不易，必须多予补偿。其实，即便不是开垦新荒，重修旧地付出的工本也同样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例如，在当时的直隶完县、清苑等县，“稻田被水冲毁，经村人修理栽种，阅五年后方许原业主持契认地，五年内不许原业主干涉。”[9]232.“减租”。“减租”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定额租，则要求新垦地的租额比熟地轻；如果是分成租，则要求佃户所得比田东多。例如：在当时的黑龙江萝北县，“荒地乍垦，其前二年仅能种粗粮，如高粱、豆子、玉蜀黍等类，租户对于地主所纳粮租，每晌纳租约二三斗，按所种之粮分纳。如系租种垦熟较久之地，可种小麦、荞麦、谷子等类，每晌纳租约七八斗，按所种之粮分纳。”[9]108在当时的讷河县，“租户对于地主所纳粮租，因地当初辟，优待租户起见，每响纳租三五斗，或七八斗不等，均按地之沃瘠而定。其纳租品类，糜谷之外，如系沃地，有带元豆或小麦二三成者。”[8]55在当时的福建浦城县，“山主出佃有二种契约：（一）出佃时，山系荒山，全由佃者栽种成林时，应佃六主四或七三、八二，均由契约定之。（二）其山本有林木，由双方视看后，订明成分，俟砍伐时，当场分收，或公拚得价，按成领收，此种限制，皆在当时双方约定，杉木出拚后，山场仍归山主。”[9]309（二）“灰肥田”与长期投资——农地产权的力量“灰肥田”通过赋予农户在土地上永久耕作的权利、保障其工本投入的收益，从而有利于促进长期投资。下面两则“安佃”地契，一则是安“开垦佃”，一则是安“熟佃”，它们反映了地主通过。给予永佃权，激励佃农用心耕种、奋力施肥。第一则：立安开垦佃佳昌、日顺等，承祖顶有民班三号，坐产闽清县升平坊涤头林地方，土名菜园里，并上斜下份炭窑湾，又本厝后门湾，受种二十斤。今安与佃户吴承德开垦耕种，递年不拘损熟，约纳租米四斗正。早晚两冬牲付黄家房内当年轮收，不得欠少。自安之后，务要用力耕作，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听佃永远耕作，黄家不得另召。两家允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安佃开垦佃一纸。付照(乾隆二十年一月)[10]5第二则：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旺房，承祖里有民田贰号，坐产闽清县十七都地方，土名下尾垅、后尾洋、小退等处，共受种乙石肆斗，年载用租谷参千城佰五十解。言议折实白早米贰百陆拾贰斗小，额内约禾廿五斗小，递年不拘损熟，照额纳租。自安之后，前去用心耕种，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及插水等情。倘有此情，另召别人耕作，不许阻占。其田如不欠粗，听其永远耕作。向后两家并无增减之理，今欲有凭，立安佃乙纸付照。年例田牲贰大只。供顿全雍正玖年拾壹月日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给[10]5如果不给予永佃权，将出现由于换佃频繁而导致土地贫瘠的状况。例如，在嘉庆年间，凤属林案叛产“因耕佃一年一换，无人肯实力用本下粪，田园瘠薄，日就荒芜”，官府遂不得不“出示晓谕，准给永耕。”（《永佃执照》，嘉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佃字第八十号）[11]已有研究显示，永佃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12]58它使耕种田地之农户能更加爱护土地、注意培养地力，避免各种不利的短期行为[13]。（三）“田面权”与农户投资——权利流转的魅力。在促进农户投资方面，与“灰肥田”相比，“田面权”主要通过地权的流转来实现工本投入的价值，从而保障了农户投资的权益。一方面，它让以往的投资得到变现；另一方面，可使未来的收益在当下贴现。田面在流转中发生增值，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④下面这则交易契约显示，地权流转（转佃）后发生了增值：第一次“佃”，价银一两；第二次“佃来”，价银二两六分；第三次“转佃”，价银三两八钱。休宁县李奇付转佃田约立佃约人李奇付，原佃得李三付田一备，坐落土名树坑桥头，计田一亩五分，计田大小三饭，计硬租十四秤十四斤。先年得价银一两佃与同春堂，递年交小租三秤。崇祯十四年十一月，是身凑价银二两六分，佃来耕种，交纳正祖并同春堂小租。今因欠江三孙会银，将前田转佃与房东李名下为业，得受价银并酒食银二⑤两八钱。其银、契当即两交明白，并无重复交易。不明等情，是身承当，不累受佃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佃约为照。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二日立佃约人李奇付依口谢元禄其田共价银叁两六钱，外酒食贰钱整[14]424通过田面流转，佃农获取增值收益，各地的称谓和做法有些不同。《江阴县志•风俗》记载，佃权“老则以分之，贫则以卖之，而谓之榷。榷得之财谓之上岸钱，然反多于本业初价。如一亩银二两，上岸钱或三四两。”浙江省上虞县的做法是：佃户转顶与他佃户，亦有顶契，契内写顶价处空留地步，将来收回时，就空处照时价补填，名曰照时价回赎。[9]283买卖田面的契中一般使用“立退小买田契人”的习惯用语，称“退”不称“卖”，就是因为田面买卖最初是以补偿力坌、粪草或顶首的名义出现的[15]。另外，也有以佃、顶的称谓转让田面的。与普通的清业田一样，除了活卖，还有绝卖。例如：顺治十六年祁门江求富出佃田皮契，“议作时值价粪力田皮纹银贰两贰钱正”。[16]51同治五年杏月，歙县汪士德立顶粪草田批，得受顶价银洋□□元整；[14]231-232光绪廿一年四月，歙县江槐孙等杜卖粪草田皮契，出卖粪草田皮与胡姓名下前去耕种交租管业。[14]233-234（四）“三维制度体系”——有效满足了农户的不同需求。虽然从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的角度来看是从“粪草银”到“灰肥田”再到“田面权”的过程，但在实际的耕作生活中，三者常常是同时并存的。这说明，每种制度各有其竞争力，且都有存在的必要。三种类型的激励机制共同构筑了一个有机的“三维制度体系”。佃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第一，长期佃耕，获取土地产出的收益。例如，根据《中国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的记载，当时的江苏省海盐县的做法是：业户抛荒田亩，由客民垦荒，被业主发觉后，订立长期承种契约，按年纳租，如果要收回土地的权利，则得给还相当的垦价；[9]266第二，退回原来的地主，获得工本补偿。例如，当时的江苏省靖江县的做法是：佃户对于业主有特别的权利，佃户在完纳轻租条件下，可以随时将田辗转交易，而业主却不得改佃，如果佃户自愿将垦熟的田退回给业主，业主则应当照原纳租额约十倍的数量给佃户；[9]200第三，转佃他人，得到由工本投入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例如，当时的安徽省贵池县的做法是：佃户如有不能承种的时候，可以“私顶与他佃接种，收回顶礼银若干，业主即向后之佃户换约，直接收租。如业主因佃欠租，欲其退庄，亦必酌给开垦之工资为退庄费。”[9]227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工本投入补偿、农地产权保障和地权流转之间具有共通性：农地产权保障的其实就是工本的投入权益，地权流转后所得收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地权流转后所得的增值收益实质上是对未来拥有农地产权收益的贴现。它们构成了一个互连互通的整体。制度的有机性和灵活性适应和满足了农户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弹性需求，充分调动了农民进行工本投入的积极性。三维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保障和激励的功能。经由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相应选择，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其形式可以是田东补偿佃农，也可以是新佃补偿旧佃。1.田东补偿佃农，例如，当时的湖南省衡山县的做法是：出退费。比方说，甲承佃乙田屋、山林等业，历十余年或数十年，均照约交纳佃租无异。嗣甲佃身故，乙仍将该庄归甲之子丙耕作，并未新立佃约。厥后乙东亦故，乙子丁与丙因东佃不睦，遂令丙退佃交庄。而丙以该田、山系其父甲承佃耕作有年，曾经开垦某处山场，种植某山树株，修筑某方房屋，去工若干，去费若干，设非如数认还，不允退佃。丁因席请戊、己等从场处议，对于确有开垦、种植、修筑等费，劝丁出资偿还此项费用，名为出退费。[9]359-360当时的安徽省芜湖县的做法是：退佃时之搬迁费。佃种田地，凡分二种:一为熟田、熟地之佃，地主于退佃时，只负返还羁庄钱之义务。一为荒田、荒地之佃，退佃时，除返还羁庄钱外，并须酌给搬迁费若干，以为垦荒及下庄之费用。[9]5232.新佃补偿旧佃，例如，当时的湖南省汉寿县的做法是：沉潭费。汉寿县乡间惯例，恒有甲置田百亩，向由乙承佃耕种，历有年所。忽有第三人丙谋佃该田，而乙又不甘退佃，丙则须榀补乙钱若干串，此费永无返还，故名为“沉潭费”。至榀补之多寡，则视田亩之肥硗以为标准。[8]354湖南省长沙县的做法是：凡东佃解除契约，无论东退佃或佃退东，若在冬春时，佃户对于该田已着手耕作，用有犁汇、冀草等费，则新佃户必须酌出顶项，以榀补旧佃户之损失。至顶价若干，由前后佃户自行议定，田东并不过问。[9]355当时的安徽省当涂县的做法是：肥土钱。当涂境内佃户因人力或费用缺乏，即将所佃之田分拨若干，转给他人接种，每亩取银七、八角至一、二元，名之日“肥土钱”。分佃人对于业主并不另立佃约，收租时，仍由原佃收齐转交业主。[9]559正是在“三维制度体系”的激励下才出现了佃田“以永远为期，硗瘠之土，一经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嘉庆《增城县志》）也正是在“三维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只有工本投入被承认，才能在现实中转化为佃农的收益。佃农奋力施肥、用心耕作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在租佃合约中佃农的收入更高，而且体现在土地交易中田面价要高于田底价。历史上出现的“金皮银骨”“过投地价值贵，苗地价值贱”“大租收益少于小租”等现象均是证明。例如，福建省连城县的做法是：金皮银骨。连邑田产收益，大都主佃各得其半。然肥沃者往往佃占八九，主得一二，历时既久，佃户发生田皮权，得以典当与人，偶有争论，业主不能干涉，即官府亦难依法判理，因有“金皮银骨”之称。[9]300当时的江苏省海门县的做法是：海门田制有底与面之分，底为苗，面为过投，若苗与过投为一人所有，则谓之“底面地”。……过投地价值贵，苗地价值贱，往往有十与一之比例。[9]198-199当时的浙江省上虞县的做法是：沙地业主向承垦户所收之租钱，年收每亩数百文，谓之“大租”。垦户转租与种户，年收每亩租钱三、四千文，谓之“小租”。大租收益少于小租。[9]283历史的经验表明，产权说到底就是劳动投入的权益。不论是工本的产权还是土地的产权。最终都是因为投入了劳动才产生的权益。只是这些权益有些是当期的，有些是跨期的。原始的土壤在投入劳动进行开垦之前只是荒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将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并实现产出。这一原理和过程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思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经验是一致的。因此，在讨论产权问题时，如果只注意地权，是不完整的；在谈论地权时，如果只注重静态“稳定”的一面而忽略了地权的流转和权益实现，同样也是不完整的。

四、结论和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两点结论：第一，作为不同的制度安排，每一种类型均能促进农户的投资。不同的制度安排适应了不同的农户需求和生产条件。第二，各种制度安排之间能够互相替代，它们相互连结，作为一个整体，体现出权益机制的灵活性。传统社会的经验至少带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第一，以保障农户投资应有之权益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皆根源于不同的具体环境和条件，能够适应和满足不同的需求。它们的同时存在反映了各自的竞争力。任何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都不应只从某一原则出发，而要在具体的环境下因应具体的条件而产生。第二，就制度安排而言，不应只看到产权一项，更应兼顾以产权为中心的权利分配和流动需求，从而形成涵盖整个地权和交易的系统化制度体系。如果只有产权的稳定性却没有交易的灵活性，同样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需求和不同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交易的灵活性，产权的稳定性只能变为产权的凝固性。

作者:张湖东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