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范文10篇

农户范文篇1

马光臣今年仅仅22岁，好读哲学书。他来这里的目的很清楚，找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寻求给农民一个出路的好办法。

马光臣自己本有一个挺好的发展机会，小小年纪的他原来是一个农业公司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但是他说，那是赚农民的黑心钱，太脏。

公司＋农户”模式富了公司、穷了农户

1993年初，潍坊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催生了“公司＋农户”模式，潍坊也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蔬菜种植、加工、出口基地。

但马光臣对家乡的变化却是另外一种看法：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表面上农业得到了快速飞跃的发展，调整了农业结构，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和农民的就业问题，但实际上也造成了农民的增收缓慢，农业效率低下，农业技术推广缓慢，农村贫富分化拉大，农村黑金政治蔓延等农村社会问题，而这一切“得益”于“公司＋农户”模式。

马光臣为何质疑一向被人认为是农民好出路的“公司＋农户”模式呢？

他拿养殖龙头企业所惯用的“公司＋养殖户”模式给记者举例说明：

拿养鸭业来说，农户养一只鸭首先要向公司交纳6元／只的押金，以防农户在合同中违约，其实质是防止大多数农户在破产后无力偿还，然后双方签订显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证回收成鸭的义务外，其余的义务都是农户的。在养殖过程中，农户必须购买公司高于市价五倍的鸭苗和不低于每只十五斤的饲料(价格高于市价一倍)和每只一元的兽药。

这样，在不计算人工成本、固定资产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的前提下，在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和理想生长状态下：养一只合同鸭的利润：销售收入—鸭苗合同价—饲料合同价—兽药合同价＝(6斤／只×4元／斤)—(5元／只)—(15斤×1元／斤)—(1元／只)＝24—5—16.5—1＝1.5?元?

在同样的前提下，在95%左右的正常成活率和因公司为降低成本而提供劣质饲料、兽药获利致使鸭群生长缓慢的现实状态下，养殖户是赔本的，甚至养几批鸭后连押金都赔上。

而养一只合同外鸭，在同样的前提下的利润为：6斤×3.5元／只(市价)—1元／只的鸭苗市价—15斤×0.8元／斤的饲料市价—0.4元／只的兽药市价＝21—1—12—0.4＝7.6元。

在同一状态下，一只合同鸭和合同外鸭的利润相差：7.6—1.5＝6.1元。

而这6.1元／只的巨额利润以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正是这些企业以公司加农户模式迅速积累、膨胀的所有秘密所在。

层层压榨盘剥，公司欺辱弱势农民

农民为什么还选择公司加农户模式呢？

马光臣认为，因为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弱势群体害怕参与竞争：地位和力量不平等、信息资源匮乏和不对称、科学技术推广缓慢、自身素质低下，作物品种老化、单一，生产规模狭小、分散，农具、良种改良成本高昂……由于上述的原因，农民盲目生产、无序竞争，导致着农产品的频繁的生产过剩，制造了一次次的“农业经济危机”。

于是，在这种境遇下，中国的农民宁愿选择“公司＋农户”模式，也不愿冒倾家荡产的风险去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

可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农民总是处于劣势，除保证农产品的基本销路外，没有得到更多额外的好处：农产品加工出口的增值利润全部被公司占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越来越少，企业主面对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宁愿多雇佣“活的劳动工具”，也不会花太多的金钱和精力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行任何改进，他们把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花费到了贿赂官员上了。

马光臣举例说，去年五月份，潍坊对日本出口的菠菜检测出农药超标，日方提出抗议后，面临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全面封关的危险，国家商检局专门派人到潍坊调查此事，事后确定公司必须有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才能出口，因为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可以按照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去生产。

但农村的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农业还算发达的地区，农民更看重自己的土地。当地一个比较大的蔬菜加工商，想购买一千亩土地，遭到当地农民的严厉抵制。加工商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工作是繁琐的，于是他们宁愿花大量的钱财贿赂走过场的官员，也不去建什么基地，既使建立自己的基地也是为了应付日韩的客商，也不会推广什么农业新技术，既使在自己的农业基地上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也不会对当地农民产生任何的好处。

老板们为了维持其利润的最大化，对农民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以“公司＋农户”模式控制当地信息、操纵当地市场，欺骗处于弱势的农民，这让马光臣尤其痛恨：“去年春季‘非典’时期，日本市场对中国蔬菜产品没有任何抵制，价格稳定，需求平稳，但当地的老板们却联合起来，封锁任何的日本市场信息，胡说什么日本不要我们的蔬菜了，拼命压低价格，仅几天的时间，就将1元1斤的大葱压低到5分钱1斤，事后，日本客商才打电话询问我们当地的实际价格，才知道那巨大的中间利润被老板们获得了。”

再例如养殖公司，公司高价卖给农户的饲料和兽药，往往是劣质的、低成本的，因为鸡鸭吃了劣质的饲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长，鸡鸭用了劣质的兽药就会死亡，如果鸡鸭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生长到公司要求的标准体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购农户的鸡鸭，并将押金作为违约金扣除，这对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再例如去年安徽、山东西南部发生洪涝灾，加之前几年，大姜价格大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大姜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而韩国、日本对中国的进口数量大增，致使大姜价格飞涨，达到每公斤12元的历史高价，但由于企业主控制了市场信息，农民对市场行情一无所知，他们大量兼并农民弃种的姜地，联合起来，控制当地的市场行情，大量廉价收购农民廉价的大姜，高价卖出，所以即使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农民也不会得到好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户范文篇2

农户的资金借贷渠道可以分为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正规金融渠道主要包括“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此外还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不过在所调研的农村地区，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对农户的贷款支持依然很弱，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对农户的借贷业务有所发展。非正规金融渠道主要包括民间私人借贷、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会、及银背机构。民间私人借贷在河南农村地区依旧活跃，而农村合作基金会于1997年被政府取缔后基本上从农村地区消失。虽然合会及银背机构在东部地区较为广泛地存在，但在所调研的13个河南农村地区却均未发现，只有2个调研地区发现私人钱庄，不过很少有农户从那里取得贷款。所以，这里民间借贷数据统计的是河南农村地区的民间私人之间的借贷情况。表1给出了704户农户2011年度四类借贷资金来源的统计结果，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累计借贷资金总额为5939000元，农户借贷发生比率，也就是指发生过资金借贷的农户数量占总调查户数的比率。2011年度从农村信用社借贷的农户有296户，在总调查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即农户借贷发生比率为41．8%，是正规金融渠道中借贷比率最高的，这说明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可获得性要远比商业银行强，其信贷资金发放的覆盖面比较广。不过借贷平均金额却是正规金融渠道中最低的，只有20064元，说明农村信用社更多的是发放小额贷款。农户来自其他商业银行的累计借贷资金总额为4735000元，这略低于农村信用社的累计借贷金额，有69户农户取得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借贷发生比率最低，仅为9．8%，借贷户均额度却是最高的，为68623元，这说明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是服务于农村少数的高端群体的客户。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的累计借贷资金总额最小，只有1772000元，借贷户数为71户，借贷发生比率较低，为10．1%，累计平均借贷金额略高于农村信用社，却只有24957元，这说明农业银行已淡出农村地区，支农覆盖面窄，支农融资服务力度较小［2］。农户来自民间私人处的累计借贷总额为5219600元，借贷户数为391户，借贷发生比率最高，为55．3%，这说明民间私人借贷的资金总量较大，而且贷款的可获得性最强。不过，民间私人处的累计平均借贷金额最低，只有13349元，较能满足农户的小额支出项目的融资需求，但却缺乏对农户大项支出的融资支持。如表2所示，2011年度，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共有37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12．5%，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仅有10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7．2%，可见，极小额度的贷款还得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来发放。况且，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共有75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5．4%，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共有34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4．3%，两者的比例大致相当且都较低，这说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额度较小的贷款仍是不足的，正规金融机构要想提高借贷发生比率，就应该多发放额度较小的贷款。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每笔借贷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共有184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62．1%，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却有96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68．5%，两者比例都很高，这说明三年来，随着我国货币量72．6%的增长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大额度贷款上，且在它们之间出现过度竞争。2011年度，农户来自民间私人处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共有116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8．5%;5000～10000元之间的笔数，有122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30．0%;10000元以上笔数，有169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41．5%。可见民间私人借贷的额度分布较均匀，其提供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要比农村信用社强得多。民间私人借贷额度有增大的趋势，不过受农户储蓄能力的限制，民间金融要想更多的发放大额度贷款，就必须要有组织化形式并且合法化，还要改善民间借贷的信用环境。析2011年度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436户农户中，有337户认为自己取得贷款需要担保抵押，另有99户农户认为不需要担保抵押，至于托关系送礼，有223户农户认为贷款需要托关系送礼，另213户农户认为贷款不需要托关系送礼。当年没有申请上贷款的农户有187户，没申请上贷款的原因主要有担保抵押不足，怕自己还不起和可供信贷的资金紧张等。这说明农户基本上不能取得纯信用贷款，农户要想取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要符合多项苛刻的条件，如担保抵押等，还要受信贷政策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尽管过半的农户表示愿意以房屋，动产或田地作为抵押来贷款，但由于农村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这些都限制了抵押物的品种选择及其合理估价，结果就使得农户因缺少承贷载体而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3］，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民间私人借贷，作出回答的504户农户中有88户认为借钱需要担保抵押，而416户农户则认为完全不需要担保抵押，在借贷手续上，作出回答的501户农户中有349户表示借钱至多需要口头承诺，152户则认为需要签订借款字据。由此可见，河南农村的民间私人借贷的手续比较简单且借贷形式灵活，能够方便快捷地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但却不够规范，缺乏有效的还款保障，这也就决定了民间私人借贷多局限于亲朋和邻里之间，借贷的范围比较狭窄，缺乏人脉的农户较难获取民间私人贷款，且考虑到民间的大笔借贷会成倍放大信用风险程度，放贷的农户较为担心自己大额借贷资金的安全，不肯轻易放贷，所以农户的大笔借贷难以有效从民间私人处得到满足。在借贷期限上，有147户农户愿意选择的期限不超过半年，255户农户希望贷款期限在6个月到不超过1年，另有282户农户要求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到3年之间。在农村信用社贷款安排上，474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为1年，196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能达到2年，只有15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能超过2年。可见，农村信用社贷款在期限上还是低于农户所要求的理想贷款期限，这就抑制了农户出于现代农业和非农生产投资目的的融资需求。至于农户从民间私人处的借贷期限，作出回答的农户有302户表示根据自己需要来定还款期限，191户表示还款不约定期限，仅11户表示民间私人借贷期限与农村信用社期限一致，可见民间私人借贷的还款期限安排得比较灵活，更符合农户的实际需要。在借贷利率上，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多数集中在6．5%左右，也有一部分贷款利率在8．5%～12%之间，对于这样的利率水平，作出回答的686户农户中有463户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利率水平，另223户则表示利率有些偏高，希望利率降低些，可见，河南不同的农村地区，利率有较大差异，尽管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有一定的市场浮动空间，但是对于风险大小程度相同的贷款种类，利率差距不宜过大，中等风险程度的农户借贷利率还是以不高于9%为宜，而风险大的贷款种类如信用贷款和消费贷款等，可出于补偿风险溢价的目的，制定相对高的利率。同时农户对利率高低的敏感度较低，较多的农户满足于自身的借贷利率状况，这说明农户关心的是能够取得贷款，贷款的缺失成本远比借贷利率成本高，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即使多发放贷款，还是能够从较高的借贷利率上得到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补偿。至于民间私人借贷，作出回答的农户有357户认为它是无息的，117户认为它是低息的，还有28户认为它是高息的，具体到2011年度发生民间私人借贷，若是有利率的话，利率大多为6%，10%和12%。从中可见，民间私人借贷主要出于亲情友情的互助目的，大都不需要支付利息，所以借贷的范围必将受限，但也有一些放贷户，有了初步的放贷获息的观念，如果这种意识能被合理引导并被认同，将会使民间私人借贷突破“人情圈”的限制，得到市场化的飞跃发展。如表3所示，农户借贷资金的投向可分为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生产性用途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两个方面，2011年度，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过少，只有2381300元，其中1719000元借贷资金来自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主要用于购买农机、特色种植(如食用菌等)和养殖上。同时投入到非农生产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达9791000元，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资金占72．1%的比重，主要用于做生意、开商店、买车搞运输、农产品加工、农村建筑等非农产业领域。而投入到生活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为5493300元，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有3675000元，占66．9%的比重，来自民间私人借贷资金有1818300元，占33．1%的比重，主要用于建房、子女上学、婚嫁、买家具和看病，以解决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见河南省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投向已严重偏离农业生产，为非农生产和生活性支出提供过多借贷资金，由于农户的非农生产项目风险大且竞争日趋激烈，而农户的生活性支出本身却不能带来收益，所以正规金融机构的这些贷款暗含着巨大的信贷风险。而民间私人借贷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和农户储蓄意愿低，河南的民间私人借贷远不如东西部地区活跃［4］，对农户的融资需求满足程度低，并且民间私人借贷用于满足农户生活性支出的累计金额是1818300元，远低于其满足农户非农生产支出的累计金额2739000元，这说明民间私人借贷的扶贫救济功能大为弱化，贫困农户的资金扶持问题凸显。

产生农户借贷问题的供给方面的原因分析

河南农户节余的闲置资金用于放贷的比例远不如东部和西部地区，也就是说河南农村民间私人借贷不够活跃，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河南农户整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生活性支出有很大一部分不需要民间借贷，当然部分贫困农户由于缺少还款能力和人脉关系，其生活性支出往往难于取得民间借贷。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南民间私人放贷过于局限于亲朋和邻里之间的“人情圈”，可供放贷范围狭窄，此外，不少放贷农户对非农生产的融资有了获利取息的意愿，但出于农村旧有的传统观念，不能付诸实施，也就削弱了民间私人放贷的积极性，同时，河南缺少东部地区所广泛存在的民间金融机构如私人钱庄、标会和银背等等，民间私人之间的资金余缺就不能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这个平台来进行调剂，所以河南民间金融发展比较迟滞。河南农户的闲置资金只能是大多数存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但是其对农户发放贷款的占存款的比例也即是存贷比过低，原因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机构大都淡出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很少发放农户小额贷款，而农村信用社出于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只愿意发放信用风险小和交易成本低的贷款，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只是处于推广阶段，在河南所调研的地区均不存在，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缺位或弱化了其支农服务功能。当然对于河南农村的高端客户，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出现越位争贷的局面，且发放的都是大额度的贷款。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现有的农户信贷产品所要求的信贷条件较高，一方面是贷款手续复杂、审批贷款时间长，甚至贷到款还需要托关系，远不如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贷款方便快捷，其对于所申请的贷款，从申请—审核—批准—发放的速度为1～2周，平均周期为10天左右。具体到实际当中，老客户1～2天，新客户7～10天，最慢的2周时间能拿到贷款［5］。另一方面贷款需要担保和抵押，都增加了农户贷款的难度，所以农户如果是额度不大的贷款，往往不愿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因为贷款的隐性成本过大。此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不愿意发放信用贷款，这对于缺少承贷载体但有还款能力，且守信誉的农户来说是很不利的，造成其融资需求必然会有一部分被抑制。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不同用途种类的贷款产品而言，非农生产贷款过多，而河南农村地区的这些非农生产项目已暴露出投资风险，非农生产性贷款不宜过多。当然对于农业生产性项目，特别是农产品深加工、特色效益农业和现代高产化农业等，其投资的泡沫成分小，对其投资的风险小，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却对农业生产性项目的贷款过少。同时，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产品在利率和期限上也不够合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搞“一刀切”，没有区分不同种类贷款的风险大小，致使不同种类贷款的利率差异不大，致使风险大的贷款发放过度并且风险损失在利率上得不到足额补偿。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期限多为一年，而不顾农户贷款期限的实际需要，这样的融资产品不利于农户的生产和投资。至于民间借贷无论是在贷款用途、贷款期限、贷款信用形式、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等上，大都是出于人情上的考虑，所以安排得比较随意而无固定的规定。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纷纷减少农村的金融业务或者淡出农村地区，如农业银行最为明显，农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上，大量地撤并县以下机构，努力在大城市增设网点;在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乡镇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和城镇高收入群体等;在信贷管理上，采取信贷资金管理权限上收，县域、乡镇营业所主要任务是组织存款、清收贷款本息［6］。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农户的借贷资金回报率低，借贷利率自然不能定得太高，而且借贷利率也要受人民银行的限制，但是对农户信贷的成本过高，所以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出现了困难局面，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了削弱。农户信贷成本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发放小额贷款和大额贷款的签约成本是相差无几的，而小额贷款本身利息收入少，扣除签约成本后，银行在小额贷款上的赢利微小，自然影响到小额贷款的发放量。然后农村金融机构缺少社会资本，不具备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难以筛选农户的类型，事后也不能对农户贷款的使用实施有效监督。所以其贷款的风险比较大，带来的坏账损失也大，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很少愿意发放信用贷款。最后农村金融机构为克服信息不对称、不足值抵押以及法律约束不力的问题就越需要复杂规范的风险控制和评估技术，其管理成本也会相应急剧上升，而组织规模越大，更易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解决内部利益冲突的成本也相应较高。

政策建议

农户范文篇3

本次调查选取了辖区大武口区、惠农区、平罗县的4个乡镇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份。调查结果显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过融资交易的调查对象81个，占样本总数的84％．其中农村信用社为76个，占样本总数的78％。

(一)农户贷款需求情况和贷款满足度情况。

①农户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97户农户中，主要收入来源按行业划分，其中种植业占36．08％，养殖业占18．56％，加工、贩运占15．46％，商业经营占30．93％，外出务工占28．87％，农村生产经营已从传统单一农业生产逐步转向多元化方式。②农户贷款需求加大。在调查的97户农户中，全部都有过借贷行为，有82户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占样本总数的85％，没有在金融机构过贷款的农户仅为15户，占样本总数的15％，有过民间借贷的农户47户，占样本总数的48％。，农户贷款需求Et益旺盛。③农户贷款的满足度较低。调查显示，97户农产中获得过贷款的有82户，占样本总数的85％，然而借款需求完全满足的仅有25人，占样本总数的26％；满足度达到80％的27人，占样本总数的28％：满足度在50％以下的29人，占样本总数的30％，农户资金需求大而满足度较低。

(二)农户借款来源、用途、额度及利率情况。

①农户民间借贷频繁。发生借贷行为的82户农户中，有81户贷款主要来自农信社，其中53户以上有过民间借贷行为，54．64％，2011年前8个月期间民间借贷总量达到165笔248．5万元，户均达到3笔4．69万元。表明现有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农户转向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活跃。②农户借款用途广泛。农户用于种植业的借款比例为22．62％，养殖业的比例为24．74％，加工、贩运、商业经营的比例为45．51％，建房、日常生活等消费的比例为7．13％。农户生产经营呈现多元化，借款用途也呈现多样需求。③农户借款频率增加。一年内，与金融机构发生过借贷行为的农户为82户，占比84．54％，根据总的借款次数、借款金额和被调查的样本户总数，计算出我市农户年均借款次数为1．47笔／户。目前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品种普遍存在期限短、金额小的特点，农户借款额在1—5万元之间的比例最高，表明农户需要通过多次借贷或民间借贷来满足融资需求的趋势日益明显。④借款利率上浮幅度大。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对农户不同担保方式的贷款利率定价采取比较粗放的方式，多采用固定利率，上浮幅度集中在50％一120％之间。82户农户中，贷款利率全部上浮，其中：上浮在50％以内的有3户，50％一80％之间的10户，80％一100％之间的47户，100％以上的22户。农户认为贷款利率偏高的占83．27％，适中的占16．73％。

(三)农户贷款难度增加。

有75．61％的农户认为贷款难，16．8％认为比较难，7．59％认为不难；有57．62％的认为贷款条件高，43．3％认为贷款的手续繁杂，23．71％认为贷款审批时间长；贷款未满足的57人中，有40．2％是因为还款能力受质疑和抵押担保不足，28．87％是由于金融政策约束和信用社资金紧张，6．19％是贷款项目前景不被看好和用途不被认可，5．15％有不良信用记录。

二、制约农户贷款需求难以满足的因素分析

(一)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单一。

目前，石嘴山市仅有4家涉农金融机构，其中农村信用联社3家，村镇银行1家。3家联社2011年上半年贷款余额81．8亿元，占涉农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比重为96．6％。农信社在农村地区资金供应市场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农户只能被迫接受信用社的高成本资金，或者转向民间借贷，是目前农户信贷需求难以满足的主要制约因素。

(二)农信社利率定价机制僵化。

据调查，辖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由联社统一确定，基层信用社没有利率定价的权限。这种简单的利率式定价方法虽然方便操作，但忽视了农村信贷市场对利率的多层次需求，限制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开展。利率的高位浮动虽然可以给信用社带来更大利润，但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加重了贷款农户负担

(三)农信社涉农产品创新不足。

一是大额农户贷款；二是一些涉农企业贷款；三是小城镇建设资金；四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五是助学贷款；六是中介业务。但辖区农村信用社经营的农户贷款业务主要是短期农户贷款、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等，这些业务贷款年限一般为1年，且金额多为l一5万元，针对当前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求，农信社信贷产品创新明显不足。

(四)农村金融市场政策不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难以实现高水平的均衡，而当前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有限，大量支农贷款风险难以得到补偿，农业保险覆盖面低，致使农村金融供给意愿受到限制。

(五)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

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用信息还没有纳入征信系统，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对借款人资信调查的成本高，阻碍了农村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

三、对策建议

(一)强化对涉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制度约束和政策引导。

建立对涉农金融机构的约束性法规，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建立农村信贷稳定增长机制。依托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结合农村经济的特点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建立金融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制度。积极发挥财政在激励需求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扩大财政扶持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引导金融资源向流农村。

(二)健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提高农信社贷款利率定价精细化水平。

农村信用社要根据贷款对象、方式、担保物、期限、信用记录、客户承受能力及对农信社贡献度等因素，科学合理的定价利率标准，适当加大对乡镇基层社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执行过程中的自主性、灵活性。

(三)加快完善涉农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针对当前农户贷款的多样化需求，涉农金融机构要积极转变经营观念，完善现有农户小额担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业务，在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额度，创新授信和抵押担保等方面加大力度。

(四)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保障补给政策。

加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宣传和推广工作，积极发展农村保险，提高农村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在发展政策性保险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商业保险、合作互助保险，充分发挥对农业经济的补偿作用。

农户范文篇4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授信对象定位为农村中低收入者,目前已在全国各地推行,授信对象也由农户扩大到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但从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来看,由农村信用社操作的农户小额信贷已成为我国小额信贷的主流,代表和反映了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作为农村金融领域一项引人注目的金融创新,该制度摈弃了商业性金融“嫌贫爱富”、“抓大舍小”的思想,敢于将自己的服务对象瞄准中低收入农户并提供与贷款有关的一揽子服务。从我国10余年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在局部地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但客观地讲,小额信贷在我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更谈不上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小额信贷理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信用社习惯于用商业银行信贷的思维模式来设计、运作和评价小额信贷,在实践中将小额信贷的功能扩大化,使小额信贷不能充分显示其应有的制度特征,偏离了推行的初衷,在有些地方小额信贷已经开始异化。正确地区分小额信贷和商业银行信贷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澄清各种错误的认识,对小额信贷的实践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小额信贷制度,填补农村贫困阶层信贷服务体系的空白。

本文拟从制度视角来阐述两种信贷方式在假设前提、制度设计、风险管理以及业绩评价四个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展小额信贷的几点建议。

农户小额信贷与商业银行信贷的差异

(一)理论假设前提的差异

1.需求认识上的差异。小额信贷理论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信贷资金,而是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工具。在这种信贷制度安排下,贷款能自动瞄准中低收入阶层,并且能针对农户小规模经营、缺乏抵押品的特点,为农户提供小额度、不需抵押品的款项。而商业银行信贷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借款者缺乏的仅仅是资金,至于资金以外的其它服务,是借款者自己的事,由借款者自行解决。

2.信用与风险认识上的差异。小额信贷理论对农户信用与风险的认识主要有三点:第一,农业社区的信用维护机制有效。由于农户缺乏有效的财产作抵押,因此贷款只能建立在农户的信用基础之上,而农户大多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区,并且社区的人员组成极为固定,农户之间的信息比较对称,信息传递较快,即使发生拖欠债务、恶意逃废债的现象,也极易被发现,并将为此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如受到周围人群的鄙视、无法取得下次贷款等),故农户的信用普遍较好。第二,农户还款具有双重保证。虽然农户以户主作为承贷关系人,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的是信用社与农户的关系,一旦户主发生意外,家庭其它成员要继续承担归还贷款的义务。第三,农户与小额信贷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轻。小额信贷机构一般深入农村,对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农户基本上不存在商业秘密,因此农户违约的机会较小。而商业银行信贷则认为借款者恶意逃废债的概率较高,借款者与银行之间存在着程度很深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认为每笔贷款都具有不可预测的信用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借款者提供担保或抵押品。

(二)制度设计的差异

1.目标群体的差异。农户小额信贷以有一定经济活动能力的中低收入农户为贷款对象,是自然人贷款;商业银行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则遵循“择优”原则,以有良好业绩和偿债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为首选目标,其中企业法人贷款占主要份额。

2.贷款保障条件和操作程序的差异。贷款保障条件的差异。小额信贷是一种没有担保抵押的贷款方式,贷款完全取决于农户信用,通常采取小组连带方式或强制性储蓄来代替担保抵押。商业银行的贷款保障条件比小额信贷充足,有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贷款,其中担保贷款根据还款保证的不同又可分为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和保证贷款。贷款操作程序的差异。小额信贷的贷款程序较简单,无需提交各种书面材料。例如印度的自我就业妇女协会银行只要求申请者填写一张纸的申请表,贷款批准程序完成一般为一周;多米尼加的ADOPEM一般需9天完成放贷程序;印尼人民银行的小额贷款申请程序最长两周,对再次贷款者只需3天;孟加拉乡村银行从贷款申请到发放贷款一般为1-2周。我国的基本程序是:以农户为单位建立贷款档案—评定农户信用等级—颁发贷款证—获取贷款。

商业银行贷款程序是其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银行都规定贷款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执行,因此贷款程序较为复杂,这些步骤主要有:贷款申请—贷款调查—信用评估—贷款审查—贷款谈判—贷后检查—贷款收回。

3.贷款额度、周期和还款方式的差异。小额信贷的贷款额度远小于商业信贷的贷款额度。小额信贷采取持续性滚动式放贷以鼓励还款,贷款轮数越多,贷款额越大。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贷款额度从一、二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采用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信贷根据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贷款额度,但从总体上看,贷款额度远大于小额信贷贷款额度。小额信贷的贷款周期可分为固定周期和灵活周期两类,还款频率也可从总体上分为固定还款和灵活还款两类,而商业银行贷款一般在到期时一次还清。

4.利率的差异。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小额信贷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的存贷利率差高达8%—15%左右,但资金成本低的例外。我国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可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和浮动幅度适当优惠,利率的确定比较简单,实行“一视同仁”的利率政策;而商业银行信贷利率则取决于市场供求状况、央行的货币政策、贷款对象和贷款期限等因素,是灵活的、市场化的、有差别的利率,利率水平与受信者的信用等级状况挂钩。

(三)风险防范手段的差异

小额信贷主要采取3种风险防范措施:为贷款户提供配套服务(如培训、技术、信息等),以提高农户投资项目的成功率;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采取连带担保制度,利用社会压力促使农户积极还款。商业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比小额信贷要复杂得多,因此风险的管理手段也要“先进”得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现代商业银行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信用评分模型、信用风险模型和信用风险管理理论和手段,如由早期的线性概率模型、线性判别等模型,发展到现在较为流行的信用矩阵法、信用风险加成法等更为复杂、精确的数理模型,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也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一般包括决策过程、后续行动以及监督报告过程。

(四)业绩评价的差异

农户小额信贷包括两个基本要义:一是针对贫困,为传统金融不能覆盖的广大有生产能力的贫困农户提供资金;二是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使小额信贷机构在财务上达到自立,这也是小额信贷项目追求的两个基本战略目标,所以对小额信贷业绩的评价也是将以上两个因素综合起来考察。

商业银行信贷的最终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绩效评价主要是围绕其盈利性和综合盈利能力来展开的。前者考察银行的相关财务比率指标,这些指标主要有四类:盈利性比率、流动性比率、风险比率以及清偿力及安全性比率;后者则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结合起来对银行业绩作出评价。

进一步发展农户小额信贷的建议

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合理的利率是指能补偿管理费用、资金成本、与通货膨胀有关的资金损失及贷款损失,因此小额信贷利率应该是商业化的利率。虽然我国目前执行高利率会受到传统观念以及利率管制政策的挑战,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成本和供求决定的商业化利率将是小额信贷利率政策的最终取向。这是因为:即便是以福利主义著称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实行的都是较高的利率政策;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尚处在供给不足的状态,若不以“市场价格”来配给有限的资金,则必然会引发金融机构的设租和寻租现象,其结果反而不利于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农户;在很多地方,以高利贷为典型代表的“灰色金融”还很盛行,农民尚且能承受“高利贷盘剥”,那么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则必然也能接受。有研究表明,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多样化生产带来的是极高的回报,在正常年景下,农户完全有能力承担市场化的利率水平。

建立商业银行信贷和小额信贷客户信息资源的共享机制。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在我国尤其是农业银行)也涉及到农业领域,两者在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因此可以尝试实现农业产业信息、农产品价格信息等微观层面资源的共享。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将一部分不符合授信条件的客户及其信息“移交”到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机构也可以将经济实力增强后的农户“移交”到商业银行,两者相互交流,实现信息资源和客户资源的共享。

采用量化的风险防范手段。随着小额信贷的不断发展,其覆盖面会越来越大,单纯依赖传统的、基于定性信息的风险防范措施必然会带来决策上的失误,导致风险放大。因此,可模仿商业银行先进的风险防范手段,对小额信贷风险进行量化衡量与防范,比如使用信用等级评分模型。目前,该模型已在一些国家使用,如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实践证明,这一方法确实能够提高对风险判断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成功率。但必须注意的是,等级评分需要详尽的历史数据,对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农户的征信体系。此外,等级评分模型也不是唯一的,由于借贷技术、客户群、竞争和总体经济环境的不同,以一家贷款机构数据库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模型不一定适用于另一家,这也是小额信贷特殊性与复杂性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杜晓山,刘文璞.小额信贷原理及运作[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郑鸣.商业银行管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鲍静海,尹成远.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管理[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农户范文篇5

“斗南事件”说明，大企业进入农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政府、企业、农民三者利益目标不同的条件下，学会与实质上已经占有农业资源的分散小农进行谈判。企业如果仅仅以政府为交易对象，尽管表面上可能得到以最低成本进入农业资源开发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最终还是会遭遇小农为保护土地产权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抵抗，产生不可预期的过高交易成本。

一、背景

1、一般经济地理环境

斗南行政村西邻滇池，南距县城2公里，属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管辖。村内办有全国最大的鲜切花批发市场，国内各大城市约一半的中低档次鲜切花来源于此。该村现有人口5064，土地2700多亩。人均虽然仅有半亩多，但由于大部分种植花卉和蔬菜，农民生活水平在当地仍属上乘。

2、农村改革中的地权演变

斗南村原来是有20个生产队的蔬菜专业村，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大队一级改制为行政村并设立对乡级政府负责的“办事处”，主要承担行政和公益事业的管理职能。村委会下设到自然村，与7个经济“联社”相重合，但土地却是按照原20个生产队的实际面积和人口分配到户的。亦即：该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即使不能按照现行政策要求，以原生产队为单位，那么最高也只能算由“联社”所有。

又由于，斗南村土地到户后18年未再“大调整(指由村集体按照人口变动重新发包土地)”，因此农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土地除名义所有权之外的大部分产权。根据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斗南行政村办事处并非集体经济组织，也非村民委员会，故在法律上不是该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3、花卉生产和经营的发展过程

斗南村原来当过教师的化姓农民80年代末期开始自发在承包地上种植花卉，其他农民起而效尤，面积逐渐扩大到现在的1800亩。1992年，该村鲁姓农民自发进行花卉的外地运销，1993年开始在村头形成零散收购的临时市场，1994年交易多了就发展成村内的路边市场。办事处遂于1995年贷款380万元，建设了正规的收费市场并拓宽了与公路相连的村道。

进而，市场的规模交易带动了周围各村的花卉生产，形成了以斗南村为中心、农民自营为主的约5000亩的花卉生产基地。

二、“斗南事件”概述

1996年12月14日，斗南村发生了数千农民包围办事处、上百人抄砸隆格兰公司的事件。又由于该村花卉行销全国而造成很大影响。当地政府最后认定为“严重打砸抢”，收审20多人，批捕1人。

1、起因之一

1995年前后，花卉产业被确定为对云南以“两烟”为主的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而且是其中的重点。当地政府在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中，开始尝试实行“公司＋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方式，斗南村也在1996年与隆格兰公司商定，由公司投资4000万元，建立占地70亩的花卉育种、栽培工厂的计划。并且随之与另一家名为“金林”的公司商定，再建一座占地100亩的批发市场。隆格兰公司所占土地原为由集体统一经营的“秧田”，由于斗南村早已不再种植水稻，该地块又靠近湖边、低洼易涝，已渐成荒地，所以公司占地的形式是“租赁”，每亩年交70元租金给办事处。合同签订之后公司开始拉土垫地，施工建厂。重载车辆很快压坏了村里出钱农民集资修建的两条路。农民于是群起断路。

隆格兰公司还租赁了办事处与花卉市场斜对门的临街办公用房，装修改造成公司下属部门，并像在城市一样在门前原是街道集市的地方划出内部停车场，农民却继续按原来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摆摊，由此引发了与公司的冲突。农民于是群起在公司门口打墙。

2、起因之二

隆格兰公司施工中与农民的矛盾尚未解决，又传出了办事处与另一家“金林”公司签订合同，出让100亩土地另外再建一个花卉市场的信息。

与出让给隆格兰公司的原来由集体经营的土地不同的是，这100亩地的产权主体不是办事处，而是涉及两个生产队数百个农民，因为地是靠村近路的好地，而且早已承包到户约20年了；办事处按照全村土地的平均收益计算租赁费为每亩每年3500元，而农民在这块土地上的年收益每亩超过万元；更何况，这两个队人均土地低于半亩。于是，认为既要失去土地、又要吃大亏的农民终于爆发了。

3、其它原因

斗南村农民自发的花卉生产经营，本来已经初步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据了解，该村花卉大户已经在酝酿参股组成股份制或合作制公司，从事规模生产和开发。这时，政府引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一方面低价占有原来已经属于农民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让弱小的农户经济切实地感到同业竞争的威胁。

此外，斗南村长期以来内部存在的各种派性矛盾，也可能在事件酝酿过程中有一定作用。

4、事件概况

12月14日前，农民已经做出了断路、封门的过激行动，上级政府并未处理，办事处也未对农民要求了解土地出让详细情况和租赁费收入问题的诉求予以满足。致使流言四起，群情激忿。当天，约2千多人聚集街头，要求办事处负责人出来解释。在找不到负责人又有人报告来了警车的情况下，愤怒的群众砸开了办事处的广播站擅自广播，又进而冲入邻近的隆格兰公司砸了办公设施和用品，掀翻警车。第二天，当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入斗南村开展工作时，又有约3千人聚集街头。于是政府进行“冷处理”，待事件平息之后，深夜进村收审犯罪嫌疑人……。

三、简单分析

1、行为目标问题

每一个具体的政府，其行为的内在动因是财政收入；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农民，其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的第一目标是“安身立命”。由于这3个主体的目标差异，而且企业和农民的目标都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生矛盾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政府如果宣称自己是农民利益的总代表，而且农业产业化又必须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为主要目标，那么，怎样界定政府作为协调人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到底要什么？这些就成了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一个教训。

2、村级组织制度问题

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基础薄弱，农民自组织能力差是普遍问题。具有特殊性的情况是，斗南村在行政村一级已经明确建立上级政府下属的办事处，按照现行法律当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地位。因此无权对原来由各生产队发包给农民的土地作产权处置。这种产权关系不清晰的问题，尽管各当事人并不清楚，但其实仍是斗南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由此发生产权纠纷时，政府应该以国家宪法和现行土地法律、政策为评判依据。今后也应该强调发育农民专业化的、以地权和其它财产权入股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二个教训。

3、企业进入农业的成本问题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历来都难以和高度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为交易成本畸高。当年的就是特殊政治条件下政府降低与小农交易成本的产物。斗南事件中，有关公司拟议进行的设施农业投入较大，负债经营，必然企望通过与政府这一个对手的谈判，以较低成本占有原来由农民已经占有的农业资源，可事实上办事处并不具有产权主体地位；又因此必然遇到与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老问题。这是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三个教训。

四、小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不能简单地认为斗南事件起因于农民目光短浅、违法打砸抢。

农户范文篇6

关键词：信任影响因素贷方农户借方农户

一、理论及相关假设

(一)影响农户间借贷信任的因素

农户间的借贷行为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信任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信任是建立在声誉的基础之上，并随着时间流逝通过在相互了解的环境里的各种行为所获得的。张维迎、柯荣住对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信任与交通便利程度、财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子婧、曾翼也发现，信任与人均财富水平、教育程度、产权、市场化水平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并认为信任水平与人均财富水平、教育程度、产权、交通便利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与市场化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周文根认为，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包括三大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与信任水平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影响因素众说纷纭，但有五个因素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提及，分别为：社会关系，财富水平，声誉水平，受社会尊重的程度及受教育水平。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我们将声誉水平解释为名声情况，而农户间借贷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亲疏关系、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及历史借贷情况。

(二)农户间借贷信任影响因素的假设

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收入状况、历史借贷情况及声誉水平。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关性和影响性两类假设，根据山东省泰安市农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对该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

1.相关性假设

假设1a：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2a：借方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3a：借方农户名声情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4a：借方农户历史借贷情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2.影响性假设

假设lb：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b：借方农户收入状况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3b：借方农户对农户名声情况间借贷中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4b：借方农户历史借贷情况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项研究问卷调查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法。样本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获取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至7日。根据课题需要，本研究选取了山东省泰安市4个村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94份，有效问卷373份，有效问卷率94.67%。样本基本数据详见表1。

(二)效度和信度分析

对样本的效度检验如下：

1.KMO和巴特勒检验

KMO是Kiser—Meyer—Olkin的抽样适当性量数，表示变量间共同因素数。KMO用来检验样本是否充足。KMO值越接近1，越适合做因素分析；KMO值过小的话，不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认为，KMO在0.9以上，非常适合做因素分析；KMO值在0.8-0.9之间，很适合；在0.7-0.8，适合；在0.6-0.7之间，不太适合；在0.5-0.6之间，勉强适合；在0.5以下，不适合。巴特勒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

样本检验结果显示，KMO=0.722＞0.5，说明数据共同因素较多，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并且，巴特勒检验中Approx.Chi-Square的值为9325.977，大于自由度80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相关矩阵中存在共同因子，样本基本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2.因子载荷及累计方差

量表的有效性通过因子之间因子载荷系数来检验。根据因素分析的理论，项目的因子载荷值越大，说明该项目与公因子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社会科学中，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4就被认为是有效。分析结果见表3。

样本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载荷系数皆大于0.4，并且累积解释量达69.05%，说明该量表设计是有效的。

3.样本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用于检验量表相关变量是否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即检验量表内部各个题项之间相符合的程度以及两次度量的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常用Cronbach’sa系数来估计。Cronbach’sa系数值界于O-1之间，系数越大，表示该变两个各题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大，也就是说其内部一致性越高。本研究运用SPSSl7.O对调研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总量表及4个因子的信度指标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a系数分别为

0.823、0.801、0.782和0.746，均大于0.7这一最低可接受水平，且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521，大于0.4最低接受标准，删除任何题项后的a系数也无显著提高。

（三）相关性分析

对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的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

表5显示了对样本进行相关分析的数据分析结果，据此对本文提出的相关性假设进行检验。根据统计的Sig．值显示，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水平都是显著正相关的。

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两个因素与信任水平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达到了O.712、0.705；借方农户的名声情况、历史借贷两个因素与信任水平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另外两个因素，但同样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分别为0.685和0.674。至此，本文的相关性假设全部得到验证。

(四)回归分析

为了解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对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对此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F=60.582；相伴概率值P<0.001，回归效果非常显著。从调整系数分析，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61.7％，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其中，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P<0.001)，其回归系数为0.284；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也非常显著(P因此，本文的影响性假设：假设lb、假设2b、假设3b、假设4b全部得到验证，说明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对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情况是农户间借贷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有着显著的效果。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展开以下讨论：

第一，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对农户间借贷的信任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以血缘及地缘为基础的亲近远疏关系图，农户根据亲近远疏关系，选择不同的信任水平，他们更愿意信任关系亲近的农户。

第二，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是仅次于亲疏关系的显著影响因素。近年来虽然农户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收入大部分用于家庭支出，所剩无几，为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在借贷时不得不考虑借方能否归还这一问题。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就可能越有保障，其还款能力就越强。

第三，借方农户的名声情况也是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户的名声是由农户过去的行为和结果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能力及品格。农户根据名声来评价借款农户的还款能力及意愿，而良好的名声表明了具有还款的能力及强烈的还款意愿，因此农户名声对农户间借贷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农户的历史借贷情况也会对信任水平产生影响。农户的历史借贷情况反映了农户现有借款额及以往的借款归还情况，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还款的能力及还款的意愿。较好的历史借贷情况可能使贷方农户相信借方农户具有还款能力及较强的还款意愿，而更愿意信任那些历史借贷情况好的农户。

农户范文篇7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方式，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该信贷方式解决了农户生产生活中筹资难的问题，提高了农户规避家庭财务风险的能力。目前，尽管学术界对小额信贷的政策效果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认为贷款对低收入家庭资产积累和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已有研究中对于小额信贷的实施效果尚存在一定分歧。此外，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影响的测度主要停留在收入、消费等变量上，未考虑农户的其他福利。国内外研究小额信贷与农户福利的文献大致包括三类：小额信贷对收入增加的影响研究；信贷改善福利和脆弱性的研究；不同区域和项目的小额信贷影响的实证研究（孙若梅，2006、2008）。典型的文献如：桑德菲尔（Sandefur，2010）对参贷群体所获福利的实证研究表明：小额贷款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但收入的增长并未引起食物支出或儿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施鲁德（Schroede，2009）通过测量越南不同信贷机构小额贷款的经济效果，发现贷款额的增加会提高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且影响系数在0.193—0.212之间变动。内尔吉兹（Nargis，2008）将孟加拉国2700个随机样本分为三组（从未参贷、偶然性参贷、经常性参贷），并采用199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三组人群的总福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群体的福利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经常参与小额信贷的群体增长最慢，从未参贷群体反而增长最快。因此，他认为应将小额贷款用于帮助最贫困人群，使其福利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以发挥其最大作用。阿萨德和迈特拉（Islam和Maitra，2008）通过比较参贷农户与未参贷农户在遇到生产生活中的冲击时的反应，发现参贷农户应对冲击能力更强，即小额贷款有利于降低农户面对冲击的脆弱性。从国内来看，孙若梅（2006，2008）对中国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与使用贷款次数及决定收入的其他因素有关，小额贷款主要通过非农经营投入影响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则利用孔达卡尔（Khandker，1995）提出的福利模型分析了农户借贷行为对其福利状况的影响，细化了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影响的途径，即农户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借款数额进而影响其收入和福利水平，发现借款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状况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朱熹（2006）分别建立收入和消费模型对农户借贷的福利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刘燕丽（2008）进行案例分析得出小额信贷通过有效缓和农户脆弱性来防止农户陷入贫困的结论。王春蕊（2010）利用河北省幸福工程小额信贷项目10年评估调查数据，对小额信贷参与农村扶贫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小额信贷额度、项目类型和项目经营状况等指标对小额信贷政策的效果有显著影响。本文以某市为例，对福利指标进行拓展，研究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调查地市是全国率先推行农户小额信贷的地市之一，小额信贷覆盖面广、实施效果良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分两步进行抽样：第一步，采取典型抽样法，选取该市小额信贷政策推广最好的甲镇和乙镇为主要调查区域；第二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两镇中的A村、B村、C村、D村、E村5个村庄，共发放问卷22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84份，其中，参与贷款的76份，未参与贷款的108份。具体情况如表1。从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渠道来看，样本农户中82%通过当地农村信用社获得小额贷款，11%通过商业银行，只有极少数农户通过民间信贷机构或其他方式获得小额贷款。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与农户联系较多，手续相对方便简单；另一方面，其他金融机构宣传力度不够大，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户无法做出新的选择。从农户的理想借贷金额来看，36%的农户选择1万元以下，21%的农户选择2万—4万元之间，34%的农户选择4万—10万元之间，9%为10万元以上。现实中放款额多为1万以内，但很大部分农户期望更高额度的贷款（2万元以上的达64%），当前的放贷金额难以满足农户较高的贷款需求。从农户的理想还款期限来看，39%的农户觉得1—3年较合适，34%的农户认为6个月到1年较合适。我们发现，农户是根据其生产周期和资金流动状况做出选择的。从农户贷款的用途看，67%的农户将全部或绝大部分（占贷款金额的80%以上）的金额用于生产性支出，这与当地的产业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当地多数贷款农户从事养殖、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连续的资金投入和周转。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将农户的福利定义为农户通过小额贷款在生产、生活中所获的好处。在国在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与农户福利的研究中，大多以收入或消费近似替代福利，忽略了其他福利因素，如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规模、生产经营模式、教育、医疗等因素。为了全面考察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本文选取收入、消费、生产经营规模、生产经营模式为因变量，并选取贷款金额、户主受教育程度等为自变量。具体指标及释义见表2。

（二）模型设定及结论分析

1.影响农户福利因素的模型分析。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影响，且上述4个变量分别受自变量X的影响，各个自变量Xi之间相互独立。针对福利的4项内容，构建模型如下：其中，X1表示农户贷款额，表示样本农户特征，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X2）、土地规模（X3）、性别结构（X4）、理想还款期限（X5）、贷款资金用途（X6）、男性人口（X7）、劳动力人口（X8）、户主年龄（X9）。、、、分别表示各式的随机干扰项，描述各个自变量以外的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根据以上回归模型，通过Eview5.0软件处理，消除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并剔除不符合经济意义的因素后，得出如下分析结果：以上结果表明：贷款金额（X1）、还款期限（X5）、生产性用途（X6-2）对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即贷款金额越多、还款期限越长、生产性投入越大，农户的收入、消费增加越明显，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变化越明显，而农户受教育程度（X2）对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均具有较显著的负影响，说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消费反而越低，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变化越不明显，这与一般经验不符，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经营环境和机遇等因素的差异，使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福利反而不如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

2.福利的测算与对比。本文在同一福利指标下建立总福利模型，分别量化参贷与未参贷农户福利，再将同一收入水平的两类农户的福利进行对比，从而分析得出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如下：其中，、、、分别为福利因素Y1、Y2、Y3、Y4的权重，并且。为确定4个福利因素所占的比重，本文设计了有关农户福利因素的评分表，该表涉及福利的4个因素，每个福利因素设置0—5分。在调研中，农户对每个因素评分，若所评分为5，则表明该福利因素所占比重最大，为0则最小。将农户评分表中所附分值进行加总平均，得出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的权重分别为30.16%、19.05%、25.40%、25.40%。由此得出福利模型：Y=0.3016Y1+0.1905Y2+0.2540Y3+0.2540Y4以上结果表明，当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各增加1个单位时，福利分别增加0.3016、0.1905、0.2540、0.2540个单位。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户认为与收入或与收入相关的因素能较大改善其福利水平，而消费对福利的影响则较小。将样本各特征值代入模型，加权求和得出所有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的平均值为19037.80，所有未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的平均值为4552.62，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明显高于未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即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比较小额信贷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本文将农户按还款后年平均收入进行分组，分为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层次，计算出各收入层次的福利变化（见表3）。从上表可得，两类农户的福利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即收入越高，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改善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追求更高收益，往往将政策倾向于较高收入群体，更充分地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与农户原有的经济基础及农户使用资金的方式有关。即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较强的应对能力，能更有效地使用资金创造效益，因此福利改善也相对明显。鉴于此，小额信贷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对低收入农户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技能培训，优化其资金使用方式，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横向对比和多元回归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消费、生产经营规模等福利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贷款金额、贷款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的比例及参贷农户的还款期限则是影响农户福利的关键因素。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小额信贷的覆盖面，使其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贷款需求

一方面，加大贷款在生活性或应急性消费上的投入，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另一方面，将小额信贷的投放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大对养殖业、种植业等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二）加大创新力度，进一步优化小额信贷政策

根据农户不同的生产周期，将其还款期限差异化；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推出小额贷款套餐服务，使其满足不同的贷款需求，如对部分从事养殖的专业户实施一定额度的联保。

（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兼顾公平和协调发展

一方面，不同农户由于原有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的差异，参贷后获得的福利效果大不相同，这又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贷款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对弱势农户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技能培训，优化其资金使用方式，改善其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政策推广力度及社会风气的不同，不同区域小额信贷的参与率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这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对此，政府部门应予以重视并加强交流、互帮互扶，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农户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作用，拓宽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融资渠道，支持农村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全县农村低收入农户贷款贴息扶持工作，县里成立农村低收入农户贷款贴息扶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此项工作开展。县农信社、财政、农业、畜牧、林业及县致富办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共同做好全县农村低收入农户贷款贴息扶持工作。要发动具有担保资格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担保机构等为低收入农户提供贷款担保。

三、工作步骤及方法

（一）组织宣传发动（1月24日至1月28日）

层层召开农村低收入农户贷款贴息扶持工作会议，部署农村低收入农户贷款贴息扶持工作，发放市财政局统一印发的相关宣传材料。

（二）全县农村低收入农户的认定（1月28日至2月28日）

1、乡镇低收入农户的认定（1月28日至2月10日）。低收入农户的核定以村为单位，按其总户数的20%比例确定。先由农户申请，经村委会审核，然后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公示结束无异议，由村委会填表上报乡镇财政所。

乡镇财政所审核汇总各村上报的情况表，送乡镇信用社，由其对低收入农户给予评级授信。信用社授信完毕，财政所据此录入微机，建立扶持档案和数据库，并按规定时间上报县财政局。

2、全县低收入农户认定汇总（2月11日至2月28日）。县财政局依据各乡镇上报的农户认定和授信情况表，审核汇总全县数据录入微机，并上报市财政局。

（三）农户致富项目的选定及贷款业务的办理（3月份开始）

各乡镇设立由财政、信用社、农业、畜牧、林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具体办事机构，负责本乡镇低收入农户的认定、授信和帮助选定适宜致富项目及办理贷款、贴息、项目实施中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四、贴息贷款的范围、额度、期限及贷款担保

（一）贴息贷款的使用范围

1、种植业。扩大种植规模或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引进农业新品种等发生的贷款；

2、养殖业。发展畜牧水产养殖等发生的贷款；

3、加工、运输业。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包装、储运等项目发生的贷款。

（二）贴息贷款的额度

符合贷款和贴息条件的农户，每户每年累计享受贷款额度不超过3万元。

（三）贴息期限

对农户贷款贴息一般与贷款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两年（含两年）。对按期归还贷款的农户，财政部门按每月5厘贴息。

（四）贴息贷款的担保

为鼓励有担保资格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担保机构及个人为享受财政贴息补助的低收入农户提供贷款担保，财政部门对担保人（不包括联户联保中的自然人）给予年担保贷款额2%的奖励（前提是未向担保人收取任何费用）。

五、贴息及担保奖励的兑付

（一）贴息资金兑付。农户按期归还贷款后，财政部门凭信用社报送的低收入农户贷款、还款情况表，通过“沂蒙惠农一卡通”，直接将财政贴息资金存到还款农户存折上。

（二）担保资金的兑付。提供贷款担保的单位和个人，在被担保人还清贷款后，及时向所在地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实，财政部门兑现奖励资金。

农户范文篇9

1.农户小额信贷——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从市场营销的一般原理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是农信社积极开展贷款营销活动的有效途径。市场营销学理论认为，要实现某一机构目标，关键在于确定目标市场的需求情况，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地更快捷地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农村信用社而言，贷款业务是其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农村应该是其最主要的市场，因此能否抓住并赢得一般农户，关系着各家农村信用社今后业务发展与竞争成败。农村市场主体——农民大多数以家庭为作业单位，进行小规模经营，资金需求额度较小，又无有效抵押物作担保品。因而，改变了过去金融机构追求抵押、担保，寻找大户的贷款方式，采取了分散、小额贷款形式，按照农户信用等级或采取联保方式发放的小额贷款是农村信用社为农村市场提供的最适合的产品。农信社若要不顾自身经营能力、经济实力和公共关系盲目去抢占城市市场，无异于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从农户小额信贷的实施效果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促进了农村信用社资产的优化和自身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支农实力，形成良性循环。如今的农村信用社已经是商业化了的独立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因此，如果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不能为其带来任何好处的话，其必然会退出小额信贷市场。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热情不断高涨。这无疑源于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实践。通过部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证明了这一点，其结论为：从风险的角度看，小额农贷的风险低于企业贷款，而对利息收入的贡献却大于企业贷款；从农户小额信贷与企业贷款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如果考虑坏账损失这一风险成本因素在内，农户小额信贷总体收益率反而比企业贷款总体收益率高10.643个百分点。因此，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中坚力量的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满足农户贷款需求的一种积极表现，同时也是培育自身新的金融业务点和盈利点的需要。

2.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农户脱贫致富的法宝

首先，农信社小额信贷极大地改善了农户贷款环境，而且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村委会成员对本村村民的具体情况比较了解，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采取与村委会成员合作组成信用评定小组(有些地区信用社还建立了村信贷协管员制度)对农户进行全面的信用等级评定的方式，并采用“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贷款方式，使农户在规定的信用额度范围内随时可以获得贷款。这种贷款方式对于农户来说，简化了贷款手续，免除了传统商业贷款活动中借款可能发生的公证费、资产评估费、招待费等，也不需要承担国际经典小额贷款模式所涉及的强制储蓄成本、缴纳小组基金的成本、频繁参加小组会议和频繁还款的交通成本及机会成本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克服了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博弈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户获取贷款的可能性。

其次，实践证明，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在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抑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支持“三农”中坚金融力量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发展有了新的要求，中国农业必须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而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无疑为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宜春市农信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成效显著。2006年，全市小额信贷累计投向渔业4000多万元，蔬菜1400多万元，蘑菇700多万元，蛋鸡680万元，鸡场420万元，木业220万元。仅大埠水产养殖区投放贷款达850万元，接近40%农户得到了贷款支持，新增精养渔池400hm2，新增黄颡鱼套养面积333.3hm2，促进了养殖业超常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支柱产业的建设。通过调查，在当地通过贷款发展渔业的农户，户平收入增加2000元，人平纯收入达到了3400元，比上年增加400元。

二、三大主要矛盾——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拦路虎”

1.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资金供给方面看，截至2002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147亿元，占总贷款额的37%，已有19542家信用社资不抵债，占机构总数的55%。巨额亏损严重削弱了信用社的资金投放能力。央行为弥补信用社贷款资金的不足，采取了输血型的再贷款，但资金规模远不能满足，而且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社来说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处于试行阶段，要其把大部分信贷资金转向小额信贷对于一向具有“城市化偏好”的农村信用社来说确实还需要时间和勇气。

从资金需求方面看，信用社小额信贷的成功运行，是解除我国需求型金融抑制的最佳途径。一方面说明农村信用社的借贷资金不再遥不可及，另一方面，许多由于获得了小额信贷资金支持而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的农户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活广告，在这种示范效应下，需要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的农户肯定会越来越多。随着该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额也会越来越大。

2.单一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与多元化、多层次贷款需求之间的矛盾

(1)期限。目前的农户小额信贷并未能建立起一种农村信用社向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满足农户多方面需求的有效机制。由于农信社自身资金实力有限，现阶段农户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央行的支农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一般较短，为6个月、9个月，最长为一年，并规定不得展期。

(2)利率。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借贷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果利率过低，小额信用贷款又会再次成为寻租的对象，中低收入农户又会面临再一次被边缘化的可能。如果利率过高，则会加重农户借贷成本，打消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的念头。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成本和农户的还贷能力实行浮动利率。

(3)金额。由于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农户的生产也不再局限于粮食生产，还要进行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花卉种植等，因此农户的贷款需求与以往相比大大增加。但是农村信用社在设定农户小额贷款金额时，非但没能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变化，而且从农村信用社或者信贷人员自身利益出发，为降低信贷风险，存在人为压低贷款额的现象。

3.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与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运作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无疑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喜事，它既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信贷服务，为其脱贫致富创造条件，又为农村信用社带来了新的可能的利润增长点。但是，从农村信用社的角度来说，太多的利益外溢，因为其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是无法体现在其收益表上的，也就是外部化了，而且在现有体制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甚至还有可能承担部分社会成本。因为在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特别是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尚未广泛建立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承担本应通过保险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仍出现严重的“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据报道，80%左右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际上是投向了高收人农户，在对中低收人农户发放贷款时，农村信用社仍然较为谨慎，中低收人农户可获得性仍然没有较大的改观。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地区小额信贷资金机会成本会很高，农村信用社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渠道。我曾对宜春市某农村信用联社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就该信用联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的总量来看，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900万增加到2006年的3400万，增长率为1.47%。但从其所占该农村联社当年贷款总额来看，该信用联社2003年的贷款总额为18.294亿元，2006年为19.218亿元，增长率为6.24%，明显高于农户小额贷款的增长速度，而且农户小额贷款所占总贷款的份额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分别只占1.59%和1.74%。

三、三大有效措施——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发展的出路

1.探索科学的运行机制——科学设计农户小额信贷的利率、期限和金额。一要本着为农户着想、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依据风险大小、信用高低和农户的偿还能力，适当控制贷款利率的浮动，实行差别贷款利率；二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使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业资金周转速度相衔接，坚决克服人为缩短贷款期限和违背农户意愿安排贷款的做法；三要确定符合农户资金实际需求的贷款额。农户小额信贷以“小”为特征，主要解决单个农户的资金需求，防止“垒大户”造成的信贷风险。但小额信贷也不是越小越好，发放的贷款额应至少能维持农户整个生产周期的资金投入量。

2.构建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农业的双风险性使我们在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过程中，为保证小额信用贷款的良性循环，应规定农户投资的农业项目向保险公司投保。这是一种将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转嫁给社会的有效途径，并且符合分摊风险的互助原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我国自1992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以来，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但由于商业保险机构的商业利润动机和实际政策功能之间的矛盾，使其发展困难重重。实践证明，这种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形势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新型农业保险制度。可以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明确界定农业保险公司的性质，专门办理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确定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其主要经营目标不是盈利，其经营目的、方式和规则等与商业保险不同。

3.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给予优惠政策，引入竞争机制，给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具有社会性，能增加社会福利。西方国家社会实践表明，给穷人贷一美元比给富人贷同等数额的款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如果农信社的农户小额信贷将服务群体扩大到贫困者或低收入人群，则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而且带有公共品性质。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原理，由于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公共品的供给永远是低于最佳供应水平，即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因此农村信用社在没有任何外部条件激励的情况下，向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显然是没有动力的。作为反贫困主体的国家，不能将带有反贫困性质的业务完全推给已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应通过减少税费或资金的优惠来帮助农村信用社发展小额信贷。如在再贷款利率方面给以适当的优惠以降低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成本或调整支农再贷款期限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小额信贷营业税与所得税，鼓励农村信用社多发放小额贷款。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支持，允许像邮政储蓄等机构进入农村小额信贷市场。这样不仅可以减低因农户业务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金压力，而且通过竞争，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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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红霞.农村小额信贷的政策效应及风险防范[J].理论导刊，2004，(9).

[3]何广文.以金融创新促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健康发展[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2，(2).

[4]闫永夫.中国农村金融业——现象剖析与走向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农户范文篇10

调研情况

1、存粮情况。实施村级通达工程,山区交通环境日益得到改善，农户的存粮数量也随之减少，农户存粮食主要为成品粮，多数为随购使用，没有大型的存粮容器，都为米缸和木制容器，存粮数一般都在50——100斤/户。

2、存粮意识。山区农户在春节和茶叶生产季节有多备存粮食的习惯，一般备足二个月的可用成品粮，平时都为食用完即购，不备过多的粮食，如遇粮食价格上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有争购风潮。

3、加工、经营情况。境内无粮食加工企业。每个自然村都有粮食销售点,全部销售成品粮，成品粮以大米和筒面为主，农户方便使用。每个销售点一次性购入成品粮在一吨以上，进货地为××、歙县的城区加工企业，经营网点日常备粮一吨左右，同时，个体车辆运输户也都加入粮食回带销售行列。

存在问题

1、农户存粮备荒意识淡薄。主要是交通方便和购粮网点的增多，农户多年没遇重大自然灾害，风调雨顺已成为习惯，如遇粮食价格上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必有争购风潮。

2、山区境内没有粮食加工企业，农户多为购买成品粮，而山区气候变化较大，存粮器具简陋，不利于成品粮长期存放。

3、网点虽多，但存粮少，抗风险能力差。边远山区有诸多的粮食销售网点，但多为个体商店，不是以粮食购销为主，仅是附带销售，购销能力受到场地和购销资金的制约，销售点的存粮数量也随之受到限制，没有粮食购销保障。

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完善粮食应急供应体系，防范和保障因“粮食价格上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的粮食供给。

2、加强宣传，增强农户科学储粮备荒意识。农村科学储粮，利国利民。不仅要引导好产粮区的科学储粮，而且更要引导好缺粮山区的科学储粮，使他们恢复过去储存一年以上食用量稻谷的良好习惯，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