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论文十篇

农户经营论文篇1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参与意愿；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83-07

土地产权抵押在国外普遍运用，并被证明是提高农户融资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1]。我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为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通过试点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户作为主要参与者，其行为直接影响试点效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的影响机制，掌握其行为规律。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理论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农户角度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效果展开了大量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希望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日趋强烈[2-3]，但由于现行法律制度的禁止[4]，取消贷款抵押物赎回权和处置土地成本高[5-6]、土地产权市场不健全[7]等原因造成了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农户实际参与行为受限。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影响农户参与的因素。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包括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打工经验等；家庭特征，如家庭经营类型、劳动人口比、有无贷款经历、有无投资项目、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社会关系、耕地情况、地理位置等[8-12]；金融环境，如利率水平、贷款期限等[13]。少量学者涉及农户的参与行为，认为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影响农户申请贷款的可能性，政策了解程度、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人际关系正向影响获贷率[14]。也有研究开创性地将行为分为行为响应和响应次数两类，并证明教育水平、家庭结构、耕地面积、最近金融机构距离对农户行为响应产生影响，家庭结构同时也影响农户的响应频率[15]。

以上文献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同时也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文献多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分析，关注农户的理与外部特征的影响。现实中农户往往会受其认知程度、周围环境、长期决策习惯的影响，形成由意愿到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16]，而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第二，现有文献将意愿与行为分离研究，鲜有纳入同一体系分析。从理论上来说，意愿与行为具有一致性，即行为是意愿的外在表现，意愿是行为的前期主观判别[17]。但现实中两者在信贷领域存在着背离的情况，金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18]，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作为金融排斥的一种，表现为意愿贷款的农户认为申请获得金融产品的可能性很小，从而把自己排除在获得金融服务范围之外的行为[19]，即意愿与行为的背离。附加于金融产品上的条件设定又是造成金融排斥的成因之一[19]，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处于试点阶段，各试点地制定不同的贷款模式与条件。差异化的条件设定造成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产生意愿与行为的背离情况。如在贵州省凤冈县调研发现，大部分农户具有参与意愿，但放贷条件是10亩规模以上的土地，这直接导致大量有意愿的农户放弃抵押贷款行为。第三，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多是试点区农户。我们认为，对象应进一步瞄准到“有贷款需求”的试点区农户，否则“无贷款需求”的样本会降低意愿与行为值，弱化结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人一般决策过程的，将意愿与行为纳入同一分析体系的理论[2]，被广泛运用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大量研究证实，该理论能显著提高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1]。基于此，本文对其进行修正后引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研究中，以此探讨试点区有贷款需求农户的参与行为。对此研究，一方面，深化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认识，丰富农户参与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多角度检验试点区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后期完善贷款政策、增强实施效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Ajzen构建解释个体行为的理论[20]。其指出，人们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多数时候依靠其自动激活的态度、外部资源以及内部的情绪去决定行为。行为受到行为态度（behavioral 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 norm）以及感知行为控制（perception behavior control）的共同作用。行为态度是个体对特定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者消极程度的评价，受到行为信念的影响。主观规范指个体在决策是否实施某项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压力可来自于他人和团体。感知行为控制类似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22]，即对完成一件事的难易感知，成功率的自我评估。

计划行为一经提出，众多学者对其进行验证与修正。如选用元分析方法检验模型对意愿和行为的解释力度分别是39%和27%[23]；修正模型纳入过去行为（past behavior）[24]、个人道德规范（personal norm）[25]、自我认同（self-identity）[26]等要素。20世纪90年代后，计划行为逐渐引入农业经济领域，用以解释农业市场上供需方的行为，如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27]、消费者安全食品支付行为[28]、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组织行为[29]等。

文化是影响心智构念的主要因素，人们通过先存的心智构念处理信息和辨析h境，做出行为决策[30]。中国文化与Ajzen所处的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导致差异化的行为。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发展出了中国以家族为主的集体主义，个人必须忠于家族，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家族。而西方更多的是工业经济形态，强调个人知识、技能以及性格，形成了个人主义。西方决策中个人的重要性高于团体，团体的价值在于能为个人谋求福利[31]。中国家庭化特征不仅体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生产上[32]，将其扩展可形成伦理本位，即个人的一切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行为[33]。中国式的关系被形象比喻为差序格局，格局中的位置也不同程度影响行为[34]。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文化下个体更多受到关系的影响，尤其是最密切的家人影响，而影响会更直接也更有效。基于以上分析修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计划行为模型。第一，主观规范中除原有的个人和团体影响外，加入家庭要素。第二，主观规范不仅中介意愿作用于行为，还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修正后中国语境下的计划行为模型见图1。

1.自变量（X1-X3）对农户参与行为（Y1）回归分析。从表4可见，农户的主观规范（X2）、感知行为控制（X3）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从系数来看，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主观规范。该结论表明，农户在贷款行为中更多考虑的是获贷的难易程度，即贷款的可得性。从影响方向来看，主观规范负向影响农户行为、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农户行为。即农户认为外界给予的压力越小，自己预期贷款越容易，农户参与的行为越强烈。

2.自变量（X1-X3）对农户参与意愿（Y2）回归分析。农户行为态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主观规范在10%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感知行为控制在5%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从系数来看，影响意愿程度从大到小的分别是农户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主观规范，说明农户在参与意愿选择中更多考虑个人因素而非外界压力因素。

3.农户参与意愿（Y2）中介效应检验。选择检验回归系数法[38-39]检验，第一步将自变量（X1-X3）对因变量（Y1）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α的显著性；第二步将自变量（X1-X3）对中介变量（Y2）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β的显著性；第三步自变量（X1-X3）与中介变量（Y2）对因变量（Y1）回归，检验回归系数α'的显著性。如果系数α、β、α'均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α'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如果回归系数α'显著，但是α'

四、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利用修正后的计划行为模型，对4个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156户农户进行参与抵押贷款行为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有差异，但两者存在显著相关性。意愿与行为有以下两点差异：（1）程度差异。统计发现，农户参与意愿均值高于参与行为。（2）影响因素差异。行为态度直接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而中介农户参与行为。意愿决策中，个人因素（行为态度）比社会因素（主观规范）影响更大；行为决策中，社会因素较个人因素影响要大。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强相关性，即农户参与意愿越高则实施抵押贷款行为的概率就越大。

2.修正后的计划行为模型能很好解释农户参与行为。基于中国集体主义下的行为人特征，对模型中的主观规范进行修正。计量结果显示，修正后的计划模型能很好解释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

3.参与意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不同程度影响农户的参与行为。行为态度通过参与意愿完全中介效应影响参与行为，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直接与部分中介农户参与行为，参与意愿直接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即农户参与意愿越强烈，外界压力越小，预期贷款越容易则农户参与抵押贷款行为的概率越大。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直接产生影响。

（二）对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机制。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农户的参与行为，提高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利用率：1.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重点打造标杆性农户，通过示范作用树立农户对政策的正确认识。这不仅提高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利用的效果预期，也可减少外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J款行为的舆论压力，形成一个良好的土地抵押贷款的社会环境。2.规范贷款程序，降低贷款门槛，以此增加农户感知行为控制。地方政府可建立统一的贷款程序与贷款门槛，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信用贷款或者其他贷款联合，减少资质审核成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政府确权联合，减少土地价值评估成本，以此提高农户的获贷预期。3.搭建贷款意愿与行为的桥梁，实现意愿到行为的有效转化。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增加可供选择的抵押贷款模式，扩大农村抵押贷款覆盖面。在有业务开展的地方，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平台、信息平台，降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进入门槛，减少外部制度、身份约束，将抵押贷款意愿有效转化为贷款行为。

参考文献：

[1] Menkhoff L，Neuberger D，Rungruxsirivorn O.Collateral and Its Substitutes in Emerging Markets’ Lending[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2，36（3）：817-834.

[2] 于丽红，陈晋丽，兰庆高.农户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意愿分析――基于辽宁省 385 个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4（3）：25-31.

[3] 王平，邱道持，李广东.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需求探讨――以重庆市开县农户调查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2）：73-77.

[4] 汪险生，郭忠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两权分离及运行机理――基于对江苏新沂市与宁夏同心县的考察[J].经济学家，2014（4）：49-60.

[5] 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43）：15-23.

[6] 赵振宇.基于不同经营主体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14（6）：174-175.

[7] 黄惠春，祁艳，程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基于组群配对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5（3）：72-83.

[8] 杨婷怡，罗剑朝.农户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高陵县和宁夏同心县919个样本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4）：51-54.

[9] 张龙耀，王梦B，刘俊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改革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5（2）：70-78.

[10] 曾庆芬.产权改革背景下农村居民产权抵押融资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成都“试验区”为个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1）：63-68.

[11] 肖轶，魏朝富，尹珂.农户农村 “三权” 抵押贷款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 22 个县 （区） 1 141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2（9）：88-96.

[12] 马鹏举，罗剑朝.西部地区农户对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融资意愿研究[J].经济经纬，2013（3）： 20-25.

[13] 惠献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潜在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四个试点县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2）：9-15.

[14] 牛荣，张珩，罗剑朝.产权抵押贷款下的农户信贷约束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1）：76-83.

[15] 李韬，罗剑朝.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基于Poisson Hurdle模型的微观经验考察[J].管理世界，2015（7）：54-70.

[16] 埃克哈特・施里特.俗与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40-180.

[17] Ajzen I.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 anned Behavior[M].Berlin Action Control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1985：30-120.

[18] Demirgǜ K A，Levine R.Finance and Inequality：Theory and Evidence [J].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32（5）：287-318.

[19] Kempson E，Atkinson A，Pilley O.Policy Level Response to Financial Exclus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R].British： Report of Personal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stol，2004：12-29.

[20] 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21] 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2）：315-320.

[22] Bandura A.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2，37（2）：122-136.

[23] Armitage C J，Conner M.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A Meta-analytic Review[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 40（4）：471-499.

[24] Hagger M S，Chatzisarantis N，Biddle J H.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and Past Behavior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tions of Young People[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01，19（9）：711-725.

[25] Parker D，Manstead S R，Stradling S G.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he Role of Personal Norm [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5，34（2）：127-138.

[26] Sparks Guthrie C A.Self-identit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Useful Addition or An Unhelpful Artifice？[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8，28（15）：1 393-1 410.

[27] 赵建欣，张忠根.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机理探析[J].财贸研究，2007（6）：40-45.

[28] 罗丞.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2010（6）：22-34.

[29] 张高亮，张璐璐，邱咸，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渔民参与专业合作组织行为的产生机理[J].农业经济问题，2015（8）：97-104.

[30]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9-129.

[31] 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8-106.

[32] 冯友兰，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6-79.

[3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120-149.

[3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56-89.

[35] 李东进，吴波，武瑞娟.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模型――对Fishbein合理行为模型的修正[J].管理世界，2009 （1）：121-129.

[36]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3）：481-510.

[37]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43.

[38] Judd C M，Kenny D A.Process Analysis Estimating Mediation in Treatment Evaluations [J].Evaluation Review，1981，5（5）：602-619.

[39] 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 173-1 185.

[40] Lee C，Green R T.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Fishbein Behavioral Intentions Model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22（2）：289-305.

[41] Yau H M.Chinese Cultural Values：Their Dimensions and Marketing Implications [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88，22（5）：44-57.

农户经营论文篇2

【关键词】 农户会计;应用;调查;江西

会计源于经济,服务于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会计在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现阶段以农户家庭生产经营为主体的中国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从事的农业经营。家庭的代表者作为经营者负责经营和管理,家庭成员则作为务农者承担大部分的农业劳动(程漱兰,1999),所以提高农户家庭成员的会计应用能力,对提高当前我国农户生产经营决策能力,有效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等到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会计界较早就有学者从事农户会计的应用与发展研究,并将农户家庭会计活动称之为农户会计。如于玉林教授(1994)认为中国农户会计应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农户会计主体是农户;农户核算内容的重点随产品的成本费用核算和产品收入核算;核算方法应简化、实用;农户会计工作具有兼职性的特点湖北的张炳生(2001)曾撰文认为,农户家庭会计设计,应做到既要反映农户经济活动内容,满足自身经济管理的需要;又要从通俗易懂、简明出发,达到会计核算规范化的目的;建账对象应是经济项目多,收支业务量大,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专业户。马巾英(2000)对中国农户会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张琳认为(2004),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方式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点。因此,中国农户会计具有管理会计的一般性质和特征。那么,农户会计应用的动机是什么?农户会计应用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显然,这些与农户会计应用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总体研究深度不够。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对于中国农户会计框架的研究具有特别意义。

二、调查与分析

会计理论一般认为,现代会计可以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服务于经济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而管理会计则为经济组织内部管理服务。由此,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管理会计信息披露则具有非强制性。农户会计本质上就是为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内部管理)服务的,且外界对农户家庭会计信息不存在任何强制披露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农户会计具有管理会计的一些基本特征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我们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本文数据源自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学专业学生利用毕业实习时间所进行的返乡调查报告。调查时间是2008年1月至7月,共涉及江西省17个县38个乡103个村。收集的问卷总容量694个,其中有效样本容量446个(见表1)。调查对象中的“农户”是指那些户籍为农村户口且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

(一) 关于农户会计应用现状

根据研究的需要,将被调查对象的中长期的会计行为进行统计(所谓的会计行为仍可简单地理解为记账行为),划分为四类人群(见表1)。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12.1%的农户被认定为应用会计管理家庭生产经营。有60.10%的农户家庭明确地表示,未曾记录过生产经营活动。由此表明会计在农户家庭的生产经营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

(二)农户会计应用动机分析

通过对应用者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见表2):1.生产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刺激了农户会计的应用(57.41%)。南昌县的农户主李某说:“我家人口较多,所以农活也多。有十亩水田,承包了一个山地,另外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大米加工厂。有时候也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必须搞清楚,是什么活赚钱,什么事不赚钱。”赵某的情况与李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我家人口少。儿子也在县城成家了。我和老伴也不想干太多的农活。说实话,过几年也干不动了。我以前是村会计,所以,我就算算账看看,琢磨一下这个事。”2.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促使农户运用会计加强经营管理(35.19%)。新建县的张某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他与村签订了十年的鱼塘承包合同,鱼塘规模较大,按照他的经营模式,每年需要投入将近七八万元的资金。所以,他认为“这对于我家是一个压力,必须账目清楚”。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在上初中的女儿帮助下,账目总算是建立起来了。

(三)农户会计应用的阻碍分析

为了探索农户会计应用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调查组从农户会计的供给与农户生产经营的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摸底。从表3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农户对会计有一定的认知,在所有没有记账的被调查农户(134农户)中,也只有1.5%的农户家庭表示没有听说会计。在问及会计的作用,进贤县的农户王某也颇有一番话:“我以前就是村会计,那时候我就打理全村的账务”。农村是我国一个基层组织,会计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农户家庭对会计应当不会感到陌生。不过,有相当多的农户家庭认为会计对其生产经营没有什么意义。其中,由于经营规模小和经营项目少是主要原因。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农户家庭认为会计有作用,但农户家庭驾驭会计的能力有限,正如王某的感喟:“记账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也不是什么人都会的……在家庭中的作用不大!”因此,改革农户会计框架以适应当代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可能是农户会计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四)农户会计应用的演化分析

从调查数据来分析(见表4),导致农户放弃记账的主要因素是会计应用效果。余干县的张某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青年农民,具有高中文化,除经营一些田地外,还承包了一口水塘养鱼。“我以前的确有记账的习惯,可能是由于对会计不太了解吧,所以,总觉得(记账的)作用不大……我将大钱弄清楚就够了。”通过调查也发现,导致农户愿意尝试会计的动因是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项目的复杂化。永丰的罗某也是一个典型:“如今我承包的一个山地,每年投资也不少,因此,我必须把账目理清楚才行。”

三、研究结论

农户生产经营的规模和复杂性与农户会计应用正相关。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也相应越高,会计的应用对于生产经营管理的可能性也越大。另外,农户成员素质与农户会计应用存在一定的相关。但笔者并不认为,农户会计在生产经营中应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农户素质较低,重要的是,现行农户会计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因此,应当变革目前的农户会计核算体系和方法、加强农户会计教育模式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马巾英,任浩.运用管理会计指导农户生产经营决策[J].中国农业会计, 2000.10

[2] 马巾英等,小议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农业会计.2001,03

[3] 山西省农牧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局.农户会计核算指导[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4] 石人瑾.管理会计[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

[5] 于玉林.现代会计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农户经营论文篇3

关键词：家庭农场制；小农户制现状；家庭农场规模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6－1281-03

Research on the Systerm and Scale of Family Farm Based on Status of

Peasant Household

LUO Yan，WANG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Shaanxi， China）

Abstract： Modern scale agriculture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it’s possible to implement moderate－scale farm with the family as business operation entity of the land system． The survey data of Jin’an district， Anhui province showed that the income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labor increased with the accretion of land scale； But the output value of every hectare had a degressive tendency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size of arable l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ru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run farms had basically met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nditions．The reasonable family farm scale was 8．40 hm2 counted by the model． 90．44％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in Jinan district meeded to be transferred from farming to reach this scale．

Key words： family farm； current situa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 scale of family farm

自20世纪80年代起，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便一直被讨论，有主张企业农场的形式［1］，有主张农户＋企业形式［2］，有主张农民以土地、机械或者人力入股的集体农场制［3］，也有主张维持家庭经营的形式不变扩大家庭经营规模的大农户制［4］与家庭农场制［5］。这些主张从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种：家庭制和企业制［6］。基于目前小农户制的现状来看，家庭农场制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方式。那么家庭农场制以及现阶段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就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

1 家庭农场及规模的理论探讨

对于家庭农场，傅爱民等［7］给出较为完整全面的定义，即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适度规模土地为劳动对象，以有效率的劳动、商业化的资本和现代化的技术为生产要素，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农户企业。家庭农场按字面可以理解为家庭经营与规模农业的组合，因此对家庭农场的探讨主要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优越性以及与其规模农业的可衔接性。

熊吉峰［8］指出农业家庭经营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其能否向农场式家庭经营过渡；张新光［9］通过对小农制与营利性家庭农场的严格区别，说明了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可行性与优势；对于农业的组织形式该选择企业还是家庭的问题，陈纪平［6］从微观角度，从农业的特征分析，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家庭是比企业更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熊吉峰等［10］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得出城市化与政府对农业扶持是能够促进农业家庭经营增长的积极外生冲击，应该积极地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学者们的探讨奠定了家庭农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实践方面，许多国外的家庭农场经验证明了其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11］。

理论与实践经验说明家庭农场有存在的市场，但对家庭农场经营的规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有学者提倡依据各个地方的生产力水平而定［8］。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的地区，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性收入相对持平时，农村家庭经营土地的规模可作为家庭农场规模的参考标准。

2 实证分析

为具体研究这一问题，在安徽金安区进行了调查。金安区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简称《规划》）的规划区之一，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是《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2．1 对调查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调查覆盖了金安区的三十铺镇、东桥镇和翁墩乡，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基本情况、耕地面积、农业经营成本和农业收入等4个方面内容。调查的时期跨度是从2008年秋种到2009年秋收。访问150个农户，收回146份问卷，有效问卷133份，有效率为91．10％。问卷的总体特征描述如下：

1）家庭基本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平均每户4．99人，最高15人／户，最低2人／户，劳动力占总人口的73．34％。劳动力人口中纯务工人员占40．04％，兼业人员占13．35％，纯农业劳动力占46．61％。调整后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人数的57．60％。务工劳动力与纯粹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基本接近。劳动力不纯粹从事农业生产，说明农业生产不能吸引劳动力。

2）耕地面积。调查农户总耕地面积为80．40 hm2，户均耕地0．60 hm2，户最多经营耕地1．87 hm2，最低0．12 hm2。人均耕地面积为0．12 hm2，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0．29 hm2，最高为1．07 hm2／人，最低0．05 hm2／人。规模0．7 hm2以下的农户有90户，占被调查的67．67％。

3）农业经营成本。不计算家庭农业劳动力成本，每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为4 278．80元，土地单位成本为7 077．78元／hm2。生产投入比重最大的分别是肥料费（38．10％）、雇工费（28．74％）和农机费（12．14％）。雇工费包括雇佣人力和雇佣机械，农机费包括使用费和折旧费。

4）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是指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产值（水稻、小麦和油菜子按照国家公布的2009年最低收购价计算，其余作物直接调查经济收入）扣除农业经营成本，最高户收入为23 715.00元，最低户收入为786．06元，户平均7 625．35元。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最高14 034．86元，最低393．03元，平均4 204．42元，与2009年安徽省城镇就业者平均工资性收入19 884．59元相差15 680．17元，是城镇居民就业者人均工资性收入的21．14％。

为显示土地规模大小的影响，根据每户的耕地面积，以0．3 hm2为组距将农户分成4组，初步分析土地规模对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如表1所示。

表1反映调查地区户耕种土地规模分组情况。户种植规模在0．4 hm2以下的占13．77％，0．4～0．7 hm2之间的占39．52％，0．7～1．0 hm2的占34．19％，1 hm2以上占12．52％。每组的平均农业劳动力都在2人以上，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耕地面积递增。

从经营规模看，随平均经营规模的增加每公顷产值呈递减趋势，但在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的递减幅度较小。单位面积平均生产成本随平均规模增加而减少，每公顷生产费用中，耕种土地面积在0．4 hm2内的成本最高，达到7 882．74元／hm2，次高是0．4～0．7 hm2的农户，达到7 806．31元／hm2，两组之间差距较小。第四组农户的每公顷成本中农机成本下降明显，每公顷种苗费用（616．93元）成为所占比例最高的前3项。

每公顷收入从14 190．93元到12 413．00元，递减幅度较大。第二组收入偏低是因为其每公顷产值较低而成本较高。可以看出小农户经营能极大地利用土地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收入低。人均收入随着户均土地规模增加而上涨，土地规模在1.0 hm2以上的农户，其人均收入相当于0．4 hm2以下农户的3．5倍左右，收入差距大。

目前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仍是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普遍的短期高额雇工成本说明这种经营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户制。这种现象和机械成本说明在主观条件上具备家庭农场的条件。同时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性收入相比，人均收入的差距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目前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还不能称之为农场，因此家庭农场还没有真正完全出现。

2．2 农户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确定

运用SPSS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模拟分析，拟合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与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的关系。通过曲线模拟估计，得到最能反映两者关系的Log函数模型：

Y＝32 020．726lg（15X＋10）－32 876．136

（R2＝0．840）

（695．545） （26．373） （－23．081）

（0．000） （0．000） （0．000）

式中Y为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年收入（元）；X为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hm2）。方程后面是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说明人均耕地规模解释了84．0％农业人员的年收入，拟合效果较好。Y下面的是F检验值及其显著性水平，方程线性关系显著；等式右边常数项及自变量下面的是T检验值及其显著性水平，常数项与自变量均能通过Y检验。图1所示为调查数据散点图与模型的函数图像。

以2009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农业劳动力的人均纯收入水平，计算得到劳动力的人均耕地规模为2．30 hm2时，劳动力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9 884．28元，此时按照一户3．66个劳动力计算，家庭农场规模应达到8．40 hm2。按照此规模，被调查地区仅需要35个农业劳动力，10个家庭农场，88％的劳动力需要被转移。

拟合函数模型在有效范围内的变化趋势递增，但增势递减，说明人均农业收入随土地规模增大而增加的趋势在放缓。对拟合函数模型求导得到增长率函数为：

■＝32 020．726■

如图2所示。增长率函数说明家庭农场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随着土地规模的增加，劳动力的管理能力有限，收入增加会变缓。同时农场规模的扩大化会使雇工固定化，生产率降低，土地的被重视程度下降，家庭农场的优势就会消除［12］。以劳动力的人均耕地规模为2．30 hm2时收入随土地规模变动的增长率4 694．73±500为区间，则家庭农场的规模在1．60 hm2与3．61 hm2之间。

2009年金安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为105 700 hm2，如果发展家庭农场需要农业劳动力46 047人。该区实际农业人口674 654人，劳动力比例为71．36％，计算后约有 90．44％的劳动力需要从种植业上转移。

3 结论

调查数据显示金安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业收入随土地规模的增大而增加，普遍存在短期雇工现象，并且雇工成本和机械成本都很高，说明其已经具备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观条件，同时《规划》中要求发展规模农业说明了客观条件具备。运用模型计算出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为2．30 hm2，户均8．40 hm2时，达到较合理的家庭农场规模。这种状态下金安区仅需要4万多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90．44％的农业劳动力。对于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政府应当鼓励农民的自主选择，并创造积极的外在条件，依靠村级干部的引导，使真正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从事家庭农场经营。同时，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发展二三产业，使得由于土地规模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到有效转移。

参考文献：

［1］ 李远东．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变革的实现途径探析［J］．经济经纬，2009（5）：113－116．

［2］ 杨 荫，蒋寒迪．“公司＋农户”经济组织模式的违约行为与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25（9）：85－87．

［3］ 马怀礼，李 颖．当前“三农”的两难矛盾及其解决的基本思路―论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下的农业农场化经营方式的创建［J］．江淮论坛，2008，（1）：32－48．

［4］ 杨国玉，郝秀英．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思考［J］．经济问题，2005（12）：42－45．

［5］ 朱学新．家庭农场是苏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6（12）：39－42．

［6］ 陈纪平．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8（3）：43－48

［7］ 傅爱民，王国安．论我国家庭农场的培育机制［J］．农场经济管理，2007（1）：14－16．

［8］ 熊吉峰．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波动规律与演变趋势［J］．经济问题，2007（10）：78－81．

［9］ 张新光． 论马克思小农经济的现实意义［J］．现代经济探讨， 2008（3）：40-44．

［10］ 熊吉峰，郑炎成． 邓小平“两个飞跃”理论与小农经济改造［J］．江汉论坛，2008（3）：11－14．

农户经营论文篇4

关键词：粮食安全；非粮化；大户经营；粮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055―05

一、引言

土地是农民进行粮食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也是农户家庭生计、生活保障及代际转移财富的重要内容，由粮食生产而扩展出的粮食安全问题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前提。在我国小农经营格局中，家庭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的制度构造保障了农户的长久经营权，同时也以集体所有权来约束土地的非农转化庇护了农户的家庭经营权。但这种制度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耕地的细碎分散化，增大了耕作成本。在当前农村人口不断流动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所产生的粗放经营、撂荒等问题，不仅造成了农地的浪费，而且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土地流转并形成规模经营，以保障粮食安全，应对粗放经营和抛荒现象，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益。2001年中央颁布的18号文件明确了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规定土地流转只能在农户之间进行。之后陆续出台的政策均旨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倡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土地承包期限变为“长久不变”，在此基础上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强耕地的生产属性和财产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创造了“两权分离”的地权结构，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以稳定经营和规模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安全依赖于粮农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近年来，国家虽然不断提高粮食保护价格来刺激农户种粮积极性，但是农村人口不断外流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短缺，部分地方出现的抛荒问题，对粮食生产安全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成“种粮大户”来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成为共识。目前，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途径已由自发流转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并与粮食安全话题紧密相关，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注重对种粮大户的扶持。根据蒋省三、刘守英等人2007年的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

呈现地区差异，比例最高的浙江省为19.8%，重庆市为10.84%，四川省和湖北省为10%；而从流转方式看，农户自发流转的比率达到80%以上。①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已成为农业变革的主导途径。就在各地纷纷开展土地流转探索之时，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我国的粮食生产仍然稳创新高，完成了产量“九连增”的成绩。这一“悖论现象”应当引起更多的思考。小农经营是否是低效率的因而难保粮食安全？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大户经营能否保障粮食安全？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大户经营

粮食生产与供给是粮食安全的核心。从土地流转的政策预期来看，相对于小农散户经营出现的抛荒与粗放化生产，规模经营能够实现技术和资本的密集投入，推动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并以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来实现稳定的生产与供给。从经济理论来看，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及现代化经营是最有利的生产方式。从政策实践来看，粮食生产的规模化表现在扶植一批“种粮大户”，他们作为粮食生产与供给的主体代替分散的小农经营者②。在现行地权结构中，若要培育“大户”群体来担负粮食安全之责，就需要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动土地大规模流转，将农户分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种粮大户”手中，农户以租金形式获得经营权流转收益，“大户”则成为村庄生产的主力。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均已实施，地方政府与集体组织主动介入，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大户、企业和业主流转。

2011年，国务院集中表彰了一批“种粮销粮大户”，全国共300名“种粮大户”获此殊荣。湖北省大冶市种粮大户侯安杰租种了2个县市8个乡镇33个村1.8万农户的1.96万亩农田，其种植面积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位“种田冠军”正是通过村集体组织来成规模流转土地，通过手下的11个生产队来完成耕作任务。③侯安杰现象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培养千千万万个侯安杰”也成为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④。大规模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过高，而农户自发流转只能形成以家庭经营为限度、适度规模的“新中农”⑤，无法形成大规模经营，因此，大规模经营要求由地方政府或集体组织来主导土地流转。地方政府或集体组织的主动介入不仅能够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也为规模经营提供了载体⑥。出于政绩考量，地方政府也把土地流转和大规模经营作为地方发展的“亮点”，由此行政介入土地流转的趋势不断加强，“大户”群体越加重要。

三、大户经营的现状与特征

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目的是培育一批“种粮大户”作为粮食生产主体，以保证粮食安全。如侯安杰这样的“种粮大户”也确实成为地方积极扶持的经济主体。笔者调查的皖北G村⑦，也是通过村集体的“整村推进”式规模流转，以“招商引资”方式将城镇工商业资本引入村庄开展大户经营。在村社组织的积极引导下，全村4800多亩地全部流转给外来资本，形成了大户经营的经济格局（见表1）。

1.大户经营的“非粮化”

寄托着粮食安全任务的“大户”群体会选择何种作物，这是讨论粮食安全视角下大规模土地流转必须正视的问题。G村的承包大户大多不再种植普通主粮，而是选择更为高效的经济作物。如G村大户经营的良种，是一种改良后的小麦种籽，收获后的小麦并不进入粮食市场，而是作为良种进行出售，作为良种的小麦附加值很高，不能归为普通主粮。

“非粮化”构成了大户经营的普遍特征。笔者调查的G村如此，即使侯安杰这样的“种粮大户”也有近一半土地用来种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⑧。2008年吉林省延吉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2368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34.9%，其中用于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有942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39.8%。⑨土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出现的“非粮化”问题，不仅关系到规模经营的绩效，也关系到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化，更关系到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

2.大户退出种植环节

邓大才认为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在于土地产出收益⑩。同样，大户经营也服从于土地产出收益原则。由于规模经营并未使小农经营面临的种粮低效问题得到改善，大户经营仍需面对主粮种植的低收效结构，因此，市场规律决定了大户要么采取“非粮化”策略，要么退出低效的种植环节。G村的大户经营也面临如此困境：大户种植主粮利润空间较低，其生产方式并不比小农经营更为先进。当前小农经营早已实现生物化学和机械化手段，相比之下大户经营需要支出地租、雇佣工资及风险基金等额外成本。无论从产量还是价格来讲，大户都不比小农更具优势。G村种植大户在“收入―成本”核算后，种植环节每亩平均收入只达到200―300元/年，显然不能满足大户的投资预期。而旱涝灾害频发、农资涨价也使大户盈利空间更小。因此大户自然采取“非粮化”、退出种植环节的策略。

种植环节的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是种植者普遍面临的风险结构。大户能够退出种植环节脱离风险，是通过产业链转换形成对种植环节的控制、进入收益率较高的加工与销售环节、占据优势产业链而实现的。G村的种植大户均是城镇工商业资本，依赖其种业公司、销售网络来控制上下游产业链，既能获得较高附加值，也能转嫁风险。他们退出种植却未退出村庄，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专门的加工、营销企业，扩展并占据了更具效益的产业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大户目前已不是“种植大户”，而是市场意义上的“龙头企业”。

3.土地分级承包

种植环节的低利润使种植大户从种植环节退出，通过土地分级承包来减少规模。如侯安杰采取了“甩手承包”的方式，“大包头”转给“小包头”，侯还要从中赚取额外红利B11。“甩手承包”在G村表现为分级承包：第一，大部分土地先流转给作为中介和担保的徐某，徐某成为实际的流转大户。第二，徐某将土地分包给李某、许某、齐某等大户，这三人是承包大户，也曾是种植大户。第三，李某、齐某等大户逐渐将土地再分包给其他人。其间，作为大户的李某承包的土地经历了三级承包。目前实际的种植者有十几人，处于分级承包的最末端。由此，G村被称为“种粮大户”的李某与齐某等成了土地出租者，而末级承包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种植者和粮农，他们承包的耕地维持在不足200亩的规模，依靠不断完善的生产服务体系，进行家庭经营。

四、大户经营的未预后果

土地流转与扶植大户政策取向虽以提高生产效益、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但政策实践产生了“未预结局”B12（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社会行动理论中，“未预结局”通常指某一干预所导致的后果属于行动者没有预想到的、有时甚至构成与行动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的经营大户出现“非粮化”、“离农化”和分级承包现象，违背了政策初衷，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问题。

1.小农经营的挤出效应

规模化同时意味着去小农化经营，而媒体与政策宣传的规模化消解着小农经营的合理性。有研究表明，水稻的规模效应不能明显提高产量，大规模的种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较高产量，但小规模种植户采取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同样可以带来水稻的高产。B13以规模经营排斥小农经营未必是有利的选择B14。G村的种植大户同样也没有带来产量的明显增长，却在三个方向上排斥着小农经营：一是规模经营改变了生产服务体系，农机、农技等服务排斥交易成本过高的分散小农经营，使小农经营边缘化。二是规模化带动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在地租拉动下多数小农更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外来大户，少量农户无法通过合作来获得公共物品。三是规模流转阻断了村民自发的适度规模流转，外来大户较高的地租使得本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失去了生存空间。

2.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出现

大户退出种植环节并将土地分级承包，造成了承包经营权的多层流转，使农村地权结构复杂化。村级组织、村民、流转大户和种植者四方信息因多级分包而极其混乱，作为所有权维护者的村级组织已经摸不清具体谁在种地。土地承包的复杂关系影响到种植者的稳定预期，他们作为最末端承包者搞不清楚有多长承包期。而作为土地流转方的农户，更易受到地租拖欠问题的影响，因为土地多层发包，地租支付是层层上交，最后由村级组织发到农户手中，一旦某一环节迟滞，都会导致农户利益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多次承包导致土地食利者阶层出现。该阶层不但对农业生产没有贡献，而且借助其在经营权流转中的发包地位索取地租剩余。如湖北省大冶市大户侯安杰在经营中，采取三七分成制，将种植任务发包给种田能手，秋后产量核算后侯占七成。G村的多层流转也可能存在此种情况，通过对下级承包者的提成和剩余索取来获得额外的红利。从机制上分析，多级分包产生了食利空间，村级组织仅能约束流转大户，无法影响次级分包者，一旦食利者出现就很难被约束。

3.国家支农资源的目标偏离

为了提高种粮积极性与稳定性，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扶持种粮大户。然而G村的规模经营给我们的启示是：分级承包后流转大户未必是承包大户，承包大户未必是种粮大户，国家的大户补贴被流转者获得，作为最底层的承包者即真正的粮农，却得不到种粮补贴，国家支农资源被严重浪费。G村在层级分包后形成了中等规模经营，中等规模经营者作为真正的粮农，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实际职责，却无法享受国家的扶持政策。国家扶持大户的政策被流转大户所获得，粮食综合补贴由农户获得，中等规模经营的粮农没有获得培育和扶持。

五、粮农群体及种植模式

土地流转与去小农化经营造成了多元化的种粮主体，老人农业、“新中农”经营、大户群体、“农民农”等现象直接扭转了小农经营的单一面貌。前文揭示了“种粮大户”退出主粮种植的逻辑。在这里，笔者试图说明，依靠大户维持粮食安全的策略需谨慎推行。围绕粮食安全问题的模式经营及政策取向需要进一步讨论，核心问题在于粮食安全依靠谁？这就要求国家在政策制定上考察粮农群体的具体形态。据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的长期调查，我国主粮种植模式及群体大致存在以下几种。

1.老人农业

老人农业是通过家庭劳动力的年龄分工，将老人这一辅助劳动力重新纳入农业生产力领域，扩大劳动的“自我开发程度”B15来实现家庭生计配置，这种分工结构维持着小农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格局。老年人成为务农的主力，也成为“空心化”村庄的主体。老人农业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老年农民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从事粮食生产使他们经济上能自给自足，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当前农业主要依赖机械化与生物化学技术，围绕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体力已不是主要因素，种田经验更为重要。当前中国粮食“九连增”的成绩也正是在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造成的“半工半耕”的背景下，由老人农业来创造的。

2.妇女种田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了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她们成为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朱启臻发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严重，由此导致农业出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降低和撂荒的现象B16。笔者调查的湖北汉川农村，村庄除少部分举家外出打工者将土地自发流转出去之外，其他农户均以老人和妇女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留守妇女的经营逻辑与老人农业相同，因家务和体质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因而成为家庭生计的辅助劳力，承担起了务农的职责。当务农成为辅生计来源并能够轻易完成的时候，妇女种田模式就能维持主粮种植。

3.候鸟式经营

农民如候鸟迁徙般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农忙时节回乡种地，农忙之后返城务工，这种“候鸟式农业”的经营模式也非常普遍。皖北G村在土地流转之前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由于小麦、玉米种植有集中的农忙时期，外出务工农民需要每年定期回乡两次、每次约半月来完成农作任务，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务工获取收入。“候鸟式农业”排除了抛荒的可能性，维持着“去劳动力化”的主粮种植，但不可避免地呈现粗放式经营的特征。

4.自发流转的“中农”

土地自发流转主要是通过村社内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经营，这在江汉平原等稻作区非常普遍。农民自行议定地租和流转期限，一些不愿种地、不依赖土地的外出户低价流转土地，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群体B17。据杨华研究，这类“中农阶层”已占到农户比重的15%―20%B18。中农经营一般是夫妻二人在家务农，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对田地进行精耕细作。中农经营可以获得中等水平的收入，从而成为稳定的生产主体，成为具有乡村治理意义的“中间阶层”。

5.中等规模经营者

这主要指土地分级承包后形成的末级承包者。他们经过多层承包之后流转得到土地经营权，依赖家庭经营，不雇佣其他劳动力，以此维持50―200亩左右的适度规模经营。相对于外来大户，他们更能安守主粮种植的阵地。而与自发流转形成的“中农”不同，他们要面对层级化的经营权承包体制，受土地食利者阶层的额外索取，负担的地租成本相对较高。同时，他们也得不到国家的扶助资源，完全依靠家庭劳作，其经营逻辑类似于家庭农场。

以上经营类型构成了目前最主要的主粮种植形式。可以看出，以家庭为基础的经营形态构成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主体。小农家庭特有的家庭分工机制以及小农村社的土地流转模式构成了主粮经营的重要类型。在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出以及“半工半耕”家庭结构下，小农家庭的主动调适催生了多样化的经营模式。正是在规模化尚未普遍、小农经营尚未解体的背景下，由小农家庭与村社自主探索的粮食种植模式维系了粮食产量的“九连增”。

六、保障粮农安全的政策建议

从国家粮食安全大计考虑，不能将粮食安全寄托在流转大户身上，只有提倡粮农安全才能真正保证粮食安全，只有一定数量、稳定的适度规模经营的粮农，方可言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保障粮食安全，需谨慎推行土地大规模流转，切忌盲目扶持大户经营，通过国家政策来调控粮食安全的思路应由粮食安全转为粮农安全。国家作为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主体，应引导、培育和扶持适度规模经营的粮农，通过制定惠农政策激励粮农的种粮积极性。

国家惠农政策要提高瞄准度，真正实现种粮补贴的政策绩效。目前，国家粮食综合补贴已实现全覆盖，补贴内容也越来越全面，补贴均是以“一卡通”形式发放到原初承包户手中。但是，一些地方仍存在这样的现象：土地流转后，原初的承包户离土离农却仍享受“粮食综合补贴”，那些为提高种植者积极性的政策补贴也往往被不从事种植的外出务工者掌握，一些地方的农民边领补贴边抛荒，粮食综合补贴更像是国家给予的无偿福利，而真正的粮农却得不到补贴。地方政府则更愿意支持大户，为大户倾注了大量的扶持政策和支持资源，即使大户并没有成为“粮农”。由此，国家政策激励呈现“抓两头”的特征，即补贴经营大户和小农承包户，忽视了发挥粮农功能的重要群体――适度规模经营者。在种粮主体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提高政策瞄准度，将惠农政策的目标群体瞄准粮农，对他们进行扶持和补贴，以节省国家支农资源，使粮农切实受到政策扶持和激励，维持粮食种植的稳定性。

在小农经营出现困境的地方，政府需要培育适度规模的“中农”。政府要摒弃对“种粮大户”的理想化期待，转而扶持基于家庭经营、依赖社会化生产服务体系、乐于长期从事粮食种植的适度规模经营者。这种扶持要体现在政策扶持上，并以此来推动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B19。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就是要重点扶持土地自发流转，重视小农家庭的经营功能，通过村社土地的自发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和家庭农场，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破解小农经营的部分弊端。通过适度规模经营产生的一批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农村稳定的中间阶层，在农村愈发开放、高度分化的情况下，此类中间阶层将承担起乡土社会的“稳定器”功能，承担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

注释

①⑥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45、46页。

②周少臣：《培育种粮大户保障粮食安全》，《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22日。

③⑧⑩B11余爱民：《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侯安杰与刘文豹个案》，徐勇、赵永茂：《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两岸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48―279、249、296、251页。

④何红卫、黄俊华、张爱虎：《明天谁来种田？湖北省委书记给答案――培育千千万万个侯安杰式种粮大户》，《农民日报》2010年12月31日。

⑤参见贺雪峰：《当下中国亟待培育新中农》，《理论学习》2012年第7期；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⑦笔者与所在的研究团队在皖北G村开展了20天的驻村调查，关注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按照学术管理，文中对地名与人名等信息进行了隐匿处理。

⑨朱忠贵：《农村土地流转非粮化与粮食安全》，《粮食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B12默顿（Robert Merton）在“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之非预料结局”一文中讨论了“总想行善、却又总是作恶的力量”，来说明“非预料结局”（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的含义之一：即行动者的预想与行动结果的相互违背。

B13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粮食直补后水稻生产经济效益评价――对来自上海市郊1887个水稻监测点的动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

B14叶敬忠、安苗：《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社会学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6期。

B15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B16朱启臻、：《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农户经营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农户兼业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既经营农业又从事非农产业并且决不轻易放弃农业的一种跨部门经营现象。目前我国的农户兼业化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内部情形各种各样。我国农户兼业化普遍存在，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农户兼业化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1]大大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应对农户兼业化的存在原因及其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制约机理进行充分研究，以对症下药，提出此种背景下发展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对策。

一、农户兼业化将是中国农业今后的一个长期现象

1．农户兼业的现状考察

农户兼业是从农民走出去从事第二、三产业开始的，如果农民不走出农村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那只能是专业务农，兼业就无从产生。所以，要对农户兼业现状进行考察，必首先对农民外出务工现象作以调查。

在了解农户中农民外出务工之前，应对目前的农户结构有所认识。目前农户的典型结构是由丈夫、妻子、一个年老父母（另一个跟着另一个儿子）、一个或两个孩子构成。当然也有老年父母分开另过或者丈夫有一个兄弟或叔叔也跟着自己过（由于智障或者是光棍等原因）等情况，但那是个别，可以忽略。从我们对河南省南阳市和新乡市两市的683户农民外出务工情况的调查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大致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丈夫和妻子都外出务工，孩子或也在城市上学或跟随在家的父或母在农村上学，务工人员常年不回家（春节可能回家看看）。这种情况占总体的4.2%。第二种情况是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和老人留守在家，等到农忙季节丈夫回乡抢收抢种。占总体的73.4%。第三种情况是丈夫外出打工，妇女、老人在家经营土地，就是到了农忙季节也不回家，由家里人独自经营农业。这种情况的比例占到16.5%。第四种情况是孩子大了（二十岁左右）出去打工，壮年父母在家务农。这种情况的比例是5.9%。

河南南阳、新乡两市农民外出务工情况调查（单位：户数）

 

 

 

夫妇常年外出务工

丈夫两边移动

丈夫长期在外务工

青年子女常年在外务工

合计

南阳

16

321

62

23

422

新乡

13

180

51

17

261

合计

29

501

113

40

683

百分比

4.2%

73.4%

16.5%

农户经营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博弈，稳态均衡

 

一、引言

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在于采取一种怎样的经营组织形式来引导小农户与大市场接轨，将分散经营的广大农户转变为适度规模的社会化经营。即如何通过基于共同价值标准和利益追求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散漫、相互分离的无组织状态的中国农民同企业结合起来。可以说，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呈现出多养化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买断式、合作式、产业化、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式等利益联结机制等。这几种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根据企业—农户利益实现方式及经营组织的不同，其内在联结的紧密程度由弱到强。其中，企业和农户通过签订供销合同而形成的合同式农业是比较成熟的、也是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利益联结方式，合同式农业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形式，其余的利益联结方式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延伸或演绎而来的。但实际上合同式农业的违约现象极为普遍，或者说其作为企业—农户利益联结的一种基础机制并不稳定。笔者认为是合同农业自生利益联结机制设置的缺陷使其蕴含着内生的运行非稳定性。

二、合同农业中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的非稳态均衡

合同农业是指由企业与农户事先签订农产品的购销合同，双方约定价格，带农产品收获时农户按照合同向企业提供相应数量及质量的农产品，并进行交易结算的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方式。这一方式通过合同具体规定农户与企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将分散的小农户与企业联结起来。其优势在于通过众多农户为企业提供生产所需原料，能够延长企业的农业产业链条；通过企业对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可以拓展农户的销售渠道。其最大缺陷在于企业—农户的利益联结比较松散，进而造成了其稳定持续的进行下去。笔者这里构建一个简单的企业—农户的非合作单次博弈模型，以说明合同农业中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内在不稳定性的产生机理。

假定：模型中的博弈参与人分别是企业和农户，生产的产品是马铃薯；企业与农户签订的合同的马铃薯固定收购价格为P0利益联结机制，企业的生产成本是M，企业通过加工销售马铃薯预计可获得的收益是R；农户生产并向企业供应的马铃薯的数量为Q，农户的生产成本为C，马铃薯的市场价格为P1，市场行情好时P1 >P0，市场行情差时 P1 <P0。在模型中马铃薯的价格会随着市场因素的变动而波动，从而为违约带来了可能。(如矩阵1所示)

矩阵1：合同农业下企业—农户博弈矩阵

 

企

农 业

户

履约

违约

履约

Q P0-C, R-Q P0-M

Q P1 -C, R-Q P1 -M

违约

农户经营论文篇7

[论文摘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推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转与有效配置，是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因此，希望通过创建科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理论，以西畴县农村承包地流转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真正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发挥农村土地的效益，更有利于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概况

西畴县土地的流向都是流入农户之间，全县有承包耕地面积172546.5亩，其中：田46044.8亩，地126501.7亩，从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土地流转涉及1782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100％，流转农户有4554户，占总承包户的8.4％，流转面积14839亩，占承包总面积的8.6％。以上调查仅仅只是对西畴县地区，所涉及的面还是比较窄的，但是凸现的问题却并不少，这其中固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层面由于执行者本身的原因带来的问题，也有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习惯带来的问题，然而更根本的一个方面还是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中不完善、不健全而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全面分析考察西畴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基本状况，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二、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一直是很低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面积的比例(以下简称流转比例)基本保持在1%～8%之间，发达地区一般保持较高的水平，有的甚至达30%以上，内地则较低。”[1]80年代后期以来，农户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基本保持在l%－3%之间，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的比例稍高一些”。从西畴县二轮土地承包以来看，土地流转涉及1782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100％，流转农户有4554户，占总承包户的8.4％，流转面积14839亩，占承包总面积的8.6％。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区性的不平衡。在离县城近的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非常活跃，而在离县城远的地区，流转程度却非常低，流转具有封闭性，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流转相对困难。二是事先须经发包方同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转。三是流转还不规范，农户间的流转大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很少采用书面形式，有些地方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进流转。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目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完备流转手续、规范流转程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农户采用“口头协议”，私下进行自发性的流转，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纠纷隐患较多。四是土地流转方式还存在问题，对是否应允许抵押、继承等实践中存在争议。五是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够健全。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匮乏，信息不灵，往往出现农户有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中意的出让者，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完善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策略

（一）规范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运作程序

为了避免在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出现土地纠纷，建议必须规范运作程序：

第一，民主议定。凡是由集体统一组织流转的，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流转期限、租金的确定，必须经当事人的同意方可进行，决不准少数人说了算。第二，逐级审批。凡向本村以外流转承包经营权的，须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土地流转申请，经审议同意后方可实施。如涉及利益关系复杂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向乡（镇）政府请示，由乡（镇）政府把关。第三，签定合同。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一定要有较清楚的流转意愿表达、有效的实现方式，转包、互换、出租的期限，土地名称、坐落、面积、用途、价款及支付方式、双方应履行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第四，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立法模式。所谓登记生效主义，是指登记是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生效的要件，如不经登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生效、不受法律保护。

（二）完善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体系

第一，培育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要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确立土地流转上的经济利益关系。加快培育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市场决定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价格机制。政府应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第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农村土地市场，缔造中介服务组织，特别是发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是推进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建议建立诸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流转中介组织要调查、收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价格等信息资料，并通过一定的渠道甚至媒体公开，使供需双方能够获得可靠的市场信息，沟通供需双方的联系，为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双方提供信息引导、政策咨询、法律服务，为实现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条件。

（三）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要加快土地的流转，就必须弱化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要积极而稳定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根据我国国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基本保障农村居民“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即办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三种保障项目。

四、结论

本文是建立在对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围绕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现状的分析，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我们仍无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所在，是物权性质的权利却为何又在很多方面打上了债权的烙印?法律规定有欠完善，实际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各级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土地流转;再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又指给予过低的补偿甚至不予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范畴，用益物权的权能主要表现为使用和收益，包括权利人自己使用土地并收益和权利人将土地让与他人使用而从中获得利益。”[3]针对当前西畴县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现实中，本文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制度的些许建议。希望此研究能够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产生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难点和建议，傅晓，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03：17-18.

农户经营论文篇8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方式,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该信贷方式解决了农户生产生活中筹资难的问题,提高了农户规避家庭财务风险的能力。目前,尽管学术界对小额信贷的政策效果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认为贷款对低收入家庭资产积累和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已有研究中对于小额信贷的实施效果尚存在一定分歧。此外,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影响的测度主要停留在收入、消费等变量上,未考虑农户的其他福利。国内外研究小额信贷与农户福利的文献大致包括三类:小额信贷对收入增加的影响研究;信贷改善福利和脆弱性的研究;不同区域和项目的小额信贷影响的实证研究(孙若梅,2006、2008)。典型的文献如:桑德菲尔(Sandefur,2010)对参贷群体所获福利的实证研究表明:小额贷款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但收入的增长并未引起食物支出或儿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施鲁德(Schroede,2009)通过测量越南不同信贷机构小额贷款的经济效果,发现贷款额的增加会提高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且影响系数在0.193—0.212之间变动。内尔吉兹(Nargis,2008)将孟加拉国2700个随机样本分为三组(从未参贷、偶然性参贷、经常性参贷),并采用199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三组人群的总福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群体的福利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经常参与小额信贷的群体增长最慢,从未参贷群体反而增长最快。因此,他认为应将小额贷款用于帮助最贫困人群,使其福利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以发挥其最大作用。阿萨德和迈特拉(Islam和Maitra,2008)通过比较参贷农户与未参贷农户在遇到生产生活中的冲击时的反应,发现参贷农户应对冲击能力更强,即小额贷款有利于降低农户面对冲击的脆弱性。从国内来看,孙若梅(2006,2008)对中国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与使用贷款次数及决定收入的其他因素有关,小额贷款主要通过非农经营投入影响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则利用孔达卡尔(Khandker,1995)提出的福利模型分析了农户借贷行为对其福利状况的影响,细化了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影响的途径,即农户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借款数额进而影响其收入和福利水平,发现借款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状况在统计上有显着影响。朱熹(2006)分别建立收入和消费模型对农户借贷的福利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刘燕丽(2008)进行案例分析得出小额信贷通过有效缓和农户脆弱性来防止农户陷入贫困的结论。王春蕊(2010)利用河北省幸福工程小额信贷项目10年评估调查数据,对小额信贷参与农村扶贫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小额信贷额度、项目类型和项目经营状况等指标对小额信贷政策的效果有显着影响。本文以某市为例,对福利指标进行拓展,研究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调查地市是全国率先推行农户小额信贷的地市之一,小额信贷覆盖面广、实施效果良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分两步进行抽样:第一步,采取典型抽样法,选取该市小额信贷政策推广最好的甲镇和乙镇为主要调查区域;第二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两镇中的A村、B村、C村、D村、E村5个村庄,共发放问卷22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84份,其中,参与贷款的76份,未参与贷款的108份。具体情况如表1。从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渠道来看,样本农户中82%通过当地农村信用社获得小额贷款,11%通过商业银行,只有极少数农户通过民间信贷机构或其他方式获得小额贷款。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与农户联系较多,手续相对方便简单;另一方面,其他金融机构宣传力度不够大,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户无法做出新的选择。从农户的理想借贷金额来看,36%的农户选择1万元以下,21%的农户选择2万—4万元之间,34%的农户选择4万—10万元之间,9%为10万元以上。现实中放款额多为1万以内,但很大部分农户期望更高额度的贷款(2万元以上的达64%),当前的放贷金额难以满足农户较高的贷款需求。从农户的理想还款期限来看,39%的农户觉得1—3年较合适,34%的农户认为6个月到1年较合适。我们发现,农户是根据其生产周期和资金流动状况做出选择的。从农户贷款的用途看,67%的农户将全部或绝大部分(占贷款金额的80%以上)的金额用于生产性支出,这与当地的产业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当地多数贷款农户从事养殖、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连续的资金投入和周转。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将农户的福利定义为农户通过小额贷款在生产、生活中所获的好处。在国在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与农户福利的研究中,大多以收入或消费近似替代福利,忽略了其他福利因素,如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规模、生产经营模式、教育、医疗等因素。为了全面考察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本文选取收入、消费、生产经营规模、生产经营模式为因变量,并选取贷款金额、户主受教育程度等为自变量。具体指标及释义见表2。

    (二)模型设定及结论分析

    1.影响农户福利因素的模型分析。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影响,且上述4个变量分别受自变量X的影响,各个自变量Xi之间相互独立。针对福利的4项内容,构建模型如下:其中,X1表示农户贷款额,表示样本农户特征,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X2)、土地规模(X3)、性别结构(X4)、理想还款期限(X5)、贷款资金用途(X6)、男性人口(X7)、劳动力人口(X8)、户主年龄(X9)。、、、分别表示各式的随机干扰项,描述各个自变量以外的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根据以上回归模型,通过Eview5.0软件处理,消除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并剔除不符合经济意义的因素后,得出如下分析结果:以上结果表明:贷款金额(X1)、还款期限(X5)、生产性用途(X6-2)对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均具有较为显着的正影响,即贷款金额越多、还款期限越长、生产性投入越大,农户的收入、消费增加越明显,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变化越明显,而农户受教育程度(X2)对农户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均具有较显着的负影响,说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消费反而越低,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变化越不明显,这与一般经验不符,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经营环境和机遇等因素的差异,使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福利反而不如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

    2.福利的测算与对比。本文在同一福利指标下建立总福利模型,分别量化参贷与未参贷农户福利,再将同一收入水平的两类农户的福利进行对比,从而分析得出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如下:其中,、、、分别为福利因素Y1、Y2、Y3、Y4的权重,并且。为确定4个福利因素所占的比重,本文设计了有关农户福利因素的评分表,该表涉及福利的4个因素,每个福利因素设置0—5分。在调研中,农户对每个因素评分,若所评分为5,则表明该福利因素所占比重最大,为0则最小。将农户评分表中所附分值进行加总平均,得出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的权重分别为30.16%、19.05%、25.40%、25.40%。由此得出福利模型:Y=0.3016Y1+0.1905Y2+0.2540Y3+0.2540Y4以上结果表明,当收入、消费、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各增加1个单位时,福利分别增加0.3016、0.1905、0.2540、0.2540个单位。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户认为与收入或与收入相关的因素能较大改善其福利水平,而消费对福利的影响则较小。将样本各特征值代入模型,加权求和得出所有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的平均值为19037.80,所有未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的平均值为4552.62,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明显高于未参贷农户福利变化量,即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比较小额信贷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本文将农户按还款后年平均收入进行分组,分为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层次,计算出各收入层次的福利变化(见表3)。从上表可得,两类农户的福利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即收入越高,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改善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追求更高收益,往往将政策倾向于较高收入群体,更充分地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与农户原有的经济基础及农户使用资金的方式有关。即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较强的应对能力,能更有效地使用资金创造效益,因此福利改善也相对明显。鉴于此,小额信贷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对低收入农户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技能培训,优化其资金使用方式,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横向对比和多元回归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小额信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消费、生产经营规模等福利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贷款金额、贷款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的比例及参贷农户的还款期限则是影响农户福利的关键因素。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小额信贷的覆盖面,使其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贷款需求

    一方面,加大贷款在生活性或应急性消费上的投入,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另一方面,将小额信贷的投放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大对养殖业、种植业等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二)加大创新力度,进一步优化小额信贷政策

    根据农户不同的生产周期,将其还款期限差异化;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推出小额贷款套餐服务,使其满足不同的贷款需求,如对部分从事养殖的专业户实施一定额度的联保。

    (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兼顾公平和协调发展

    一方面,不同农户由于原有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的差异,参贷后获得的福利效果大不相同,这又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贷款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对弱势农户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技能培训,优化其资金使用方式,改善其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政策推广力度及社会风气的不同,不同区域小额信贷的参与率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这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对此,政府部门应予以重视并加强交流、互帮互扶,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农户经营论文篇9

我于2012年调到支行担任副行长，近一年来的时间里，我努力进取，积极创新，不断进步，工作、学习和思想素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现对一年来的工作和思想汇报如下：

一、强化学习，提高素质。每天学习3小时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一年来我认真学习了网上银行、安心得利、信用卡、个人综合消

费贷款等各项金融产品。我对规章制度的内涵能领悟透彻，并运用到位。对上级行的会议和文件精神能理解透彻，并执行到位，对领导交办的工作能领会透彻并完成到位，对金融产品的精髓能吸收透彻，并宣传到位。尤其是参加了afp金融理财师的培训，令我受益匪浅，让我不但学习了一些理财知识，还让我增长了见识。

二、强化宣讲，提升农行形象。我到职业中专、人事劳动局、就业局、烟草公司、新华书店等重点单位举办理财讲座，并每个星期三邀请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高端客户举办客户论坛，参加讲座和论坛人数超过400人，课题包括：《人脉就是生产力》、《如何理财》、《子女教育》、《如何高效工作》、《基金定投》《个人网上银行》等等，通过讲座和论坛，客户反响非常强烈，如有的客户说：“下次你们举办论坛时再通知我们吧！我们喜欢听！”促进了业务的快速发展，如在职业中专举办理财讲座后，办理了贷记卡21张，基金定投7户，综合消费贷款3户。

通过举办理财讲座，我觉得能实现以下目标：

①建立与客户交流的平台。在论坛上，我们畅谈人生感悟、理财技巧、子女教育等丰富多彩的话题，并实行互动模式，让客户积极参与，营造轻松、和谐、欢快的良好氛围。而且大家能在论坛平台上交流信息，让我们能更好把握外部的市场经济脉搏。

②提升农行形象。通过论坛，我们可以把农行的理念和企业文化溶入到社会大家庭中，让客户和社会各界都能认可农行企业文化，认可农行品牌形象。

③提升营销品位。通过论坛，我们可以把贷款业务、贷记卡、电子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穿插进论坛中去，做到营销于无形，让客户能更容易接受我行的产品。

④创新综合营销。我们原来是走访各家单位和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私营业主老板，总有求客户办理金融业务的感觉，经常陪客户喝酒等应酬。我们现在结合论坛营销，可以减少应酬的同时，让客户感觉到真正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不但可以营销贷款，还可以把存款、贷记卡、电子银行捆绑营销，达到综合营销

的效果。

⑤有利于农行的长远发展。我们通过一段时期的论坛，我们可以把农行的金融产品推介到财政、教育、卫生、林业、矿业、税务、电信、烟草、企业等各行各业，让农行的产品覆盖到所有的高端客户，切实提高我行的综合竞争力，让农行成为金融业的佼佼者。

三、强化服务，提升品位。整齐的着装，优雅的环境，靓丽的身姿，规范的举止，温馨的感受，动人的微笑，满意的服务……，这点点滴滴，都是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导入所取得的成果。员工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位，中午还要上班，没有休息，晚上还要参加点评和培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毫无怨言。时刻保持一种饱满的热情，一种全身心的投入。用心学习每一个动作，每一句文明用语，从着装、仪容仪表、物品摆放，晨会的每一项内容，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晚上的自评……等等都能认真对待，农行的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导入工作受到了省分行内训师的高度赞赏，内训师在其他支行导入时，以支行的导入工作为示范进行讲解。通过导入，农行的网点环境更优雅，物品摆放更整齐，办事速度更快，微笑服务更贴切，客户满意度更高，服务品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五、强化综合营销，突出优势业务发展。作为分管个人业务的副行长，2012年，支行个人贷款增长万元，完成计划的%，全市排名第名。个人存款增长3374万元，完成四季度计划的141.69%，贷款增长完成计划的223.71%，中间业务收入完成计划的165.10%。拔备前利润完成计划的115.26%。领导班子获得了2万元的综合绩效奖励。

六、强化创新，提高效果。我时刻在谋划工作方法，努力做到工作科学化，高效化，精细化。一是创新时间安排，每天早上7点至9点，晚上8点至10点处理内部事务，上午9点至下午6点对外营销，以此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二是创新工作格局。网点主任和大堂经理负责客户营销和业务宣传，会计主管和柜员负责柜面服务和基础工作，努力提高工作效果。三是创新营销方法。每天走访10个客户，建立营销目录，维护现有客户，营销新客户，挖掘客户新的金融需求。

农户经营论文篇10

[关键词]物流网络；供销社；农资；运营模式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3010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对“三农”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尤其是在以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党中央推行一系列惠农牧政策，促进农牧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的稳定局面。内蒙古供销社承担着农牧区商品流通的使命，主要经营农资、农副产品、快速消费品和再生资源，其中农资（指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设备及其辅助材料）是其最主要的经营产品。在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营运中，物流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物联网迅速发展与成熟的背景下，物流网络的功能和优势不断增强，势必对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营运业务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物流网络的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运营模式。

在供销社的研究中，学者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和配送模式研究方面；而对于物流网路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流网络理论、物流网络规划设计和信息化对物流网络的影响方面。本文更侧重于物流网络理论方面的研究：徐杰、鞠颂东（2005）通过对物流网络的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其主要由物流组织网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构成；鞠颂东等（2007）指出物流网络的理论对资源整合与共享具有指导意义，而物流网络中的三个子网（物流组织网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共同运作可以提高物流服务效率；鞠颂东等（2009）总结了前期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物流网络下的3个子网络的阶段研究成果；但是从物流网络角度研究农资运营模式的较少，本文以内蒙古供销社为研究对象，基于物流网络对农资运营模式进行研究。

1内蒙古供销社现行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由于内蒙古农牧区分散、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与运营模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并直接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内蒙古供销社现行的运营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配送方式以单向配送为主，导致配送成本高――农资产品从供应商到配送中心再到乡级农资专业合作社和村级农资服务中心，这种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只解决了农户的“买难”问题却没有考虑到“卖难”问题，同时由于到基层组织的运输距离长，农户相对分散以及农资产品种类多、数量少导致单向配送成本高；二是盈利空间有限――由于较高的配送成本与经营成本，导致基层供销盈利只能是局部环节，盈利有限，基层合作组织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将较高的经营与配送成本“转嫁”给农户。

2内蒙古供销社物流网络的优势

物流组织网络方面：供销社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农业生产生活而成立的，其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农牧民，其覆盖范围是全国。其物流组织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较大规模。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调控能力变得更为快捷，受中级组织层级的影响变小，管理形式呈现扁平化管理模式。物流组织网络形成下级负责具体物流业务运作，上级统一协调并管理资源的格局。全区供销社总数中的8318%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的构成类型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2474%。总体而言，具有较完善的组织网络。

物流信息网络方面：专业的信息化平台和综合计算机网络为内蒙古供销社的发展提供了信息保障，同时各基层组织还不断探索，加快了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欲通过信息共享来扩展销售渠道解决传统产品收益、流通难的问题。对于内蒙古供销社本身来说，物流网络优势能够大大降低人力、物力成本。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物流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由物流设施、物流设备构成，内蒙古供销社遍布13个盟市（包括满洲里），基层供销合作经济组织8368个。内蒙古供销社在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拥有较为雄厚的物流网络，覆盖面广。在物流节点方面，内蒙古地区供销社的覆盖面积已经超过40%，在全国农牧区范围内具有覆盖率高的网络优势。在物流设备方面，由区直属企业自行安排。

3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运营模式的构建

依托内蒙古供销社物流网络优势以及内蒙古供销社运营模式现状，对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运营模式进行设计，通过对物流组织网络、物流信息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资源整合，达到提高内蒙古农资营运效率的目的。而“一网多流，双向盈利，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新型运营模式解决了原有农资运营模式存在的弊端，充分利用内蒙古供销社内部的组织网络、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优势。

内蒙古供销社的农资运营模式中的主体分别是农资生产企业、自身以及农户，内蒙古供销社在进行运营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农资产品流入农户手中，二是农户手中的农产品“进城”。农资产品流通是通过基层专业合作社收集农户的农资需求信息，并将信息反馈到信息管理中心或是网上电子商务平台，然后由内蒙古供销社向农资生产企业下达订单，最后将农资产品通过配送中心，分别经乡级专业合作社、村级服务中心，最终到达农户手中。农产品流通是将农村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加工生产企业和城市超市在网上订购农产品，订购需求信息到达基层组织，针对需求对农产品进行收购，最终统一配送到加工生产企业和城市超市。在这个过程中，物流组织网络通过信息流引导和控制盟市级与乡村级的基层组织，削减中间管理，实现扁平化管理；同时，新型运营模式将信息化引入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营运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生产企业、农户可以直接订购自己需要的产品，有效地解决农户“卖难”问题。在实际配送中双向配送减少配送成本。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方面：通过合理规划配送路线，根据运输货物量及订单要求选择合理的交通运输工具。具体运营流程如下图所示。

新型农资运营模式

4结论

基于物流网络的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运营模式，改进了传统模式的缺陷，解决了农户“卖难”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了供销社内部的物流网络优势，为内蒙古供销社农资营运提供保障，实现农资生产企业、供应商、城市超市、农户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徐杰，鞠颂东物流网络的内涵分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22-26

[2]鞠颂东，徐杰物流网络理论及其研究意义和方法[J].中国流通经济，2007（8）：10-13

[3]鞠颂东，徐杰，卞文良，等物流网络理论的提出与探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2）：16-20

[4]李弘农资邮政物流网络的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与配置优化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