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形成过程探讨

摘要：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毫无关系，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早期思想

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思想，有必要回顾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当然，这里不可能详尽描述这些阶段中的各个方面，而只能关注那些与“成熟”相关的主要问题。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毫无关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早期思想称之为思想的准备阶段，颇为确切。“准备”的涵义有许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与改造社会

1913年到1918年，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动时期。“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年形成了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青年认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中国之所以积弊太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提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辛亥革命，都是从枝节人手，诸如议会、总统、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分析了近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末，是枝节，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学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其他可迎刃而解。其次是“普及哲学”。青年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1]要改变这种状况，认为只有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其三，普及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青年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梯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人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慑”，愚人贤人“其跻圣域”，一个理想社会就会来到。青年关于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其一，所谓抓“大本大源”，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追寻“大本大源”，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其二，所谓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极大地突出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青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心之力》。他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还主张人之心力与体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可见，突出主体能动性是青年的一大思想特色，尽管这是非常抽象的。但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改造，被表述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探寻“大本大源”、“普及哲学”，表明青年极为重视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这一倾向贯彻的一生，而在延安时期尤为明显。

二、务实精神与国情研究

早年即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思想有所涉及并有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主张知行并重。如果说他关于全力探讨“大本大源”的思想是重“知”的话，那么，他同时又强调“行”的意义与作用，具有突出的务实作风。那时候同学中就有所谓蔡和森是理论家，是实践家的说法。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青年归本于朱熹，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2]他之所以主张全力探讨“大本大源”，就是基于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但是，知先行后并不排斥行的重要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本来并不纯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如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成圣成贤，必须去行。所以，知行关系的论辩，虽有先后、难易、轻重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突出“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如果说，这种“行”还仅仅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那么，青年所接受的十七、十八世纪“经世之用”思潮的影响，却表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杨昌济先生的讲课，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从一师毕业以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务实精神与实践风格。他完全投身到了社会实践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发动“驱张运动”与“自治运动”，领导湖南的“五四’’斗争。为了有效地改造社会。他强调要从“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出国留学热潮中，他自己慎重地考虑了去留，并且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为此，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是开列出100多个调查项目，想切切实实地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青年的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延安时期，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这一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的上述思想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张鹤 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88).

[2]《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