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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8:32:11

青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1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2

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

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二

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

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

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

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

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

五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

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

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

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3

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

《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1]

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97“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120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93。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2］12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96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97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95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95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95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

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21-122。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

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2］127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127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2］495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28。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4

一、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认识和信仰情况

第一，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总体情况是好的，其主流是积极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存在着共产主义理想淡化、信仰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78.8%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没有过时”，有4.8%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说服力，完全过时了”，而有16.4%的学生感到“说不清楚”。

在谈到对于“当代西方学说和理论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性思想”的看法时，有76.2%的学生作出了否定回答，有8.2%的学生作出了肯定回答，而有15.6%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

对于“我们在口头上强调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在实际工作中要时刻注意与西方保持步调一致，因为西方比我们发达，真正‘西化’了对我们有好处”的说法，有80.2%的学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分别有10.3%和9.5%的学生表示赞同和说不清楚。

第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与我们的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

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回答，有25.6%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23.1%的学生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在分析问卷时，我们发现，文科生对于该问题的认识状况显然要好于理科生。文科生此题回答的正确率为69.2%，理科生的正确率为39.8%，而理科研究生的正确率仅为20%。

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学习，仍然有众多青年学生不能准确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一定程度上表明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知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学习与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状

总的来看，近年来各高校普遍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这项工作当前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的青年学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基本内容认识不清。

根据一些教师反映，有相当一批学生甚至有部分学生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认识模糊。如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有5.5%的学生认为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3.7%的被访学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存在着以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和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情况。

主要存在以下倾向：（1）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套话，仅仅是作为口头宣传之用。（2）以非科学的态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地位。一些学生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没有不足之处，这些问题能不能研究。（3）部分青年学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缺乏正确理解，甚至有少数青年学生不知道“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第三，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到青年学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信服和理解。

有的学生认为，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理论宣传“完全两样”，是两层皮。有的领导干部口头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行动上却不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再就业等诸多尖锐的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有的教师说，虽然理论上讲得明白，但很多现实问题解释不了；即使解释，自己心里都发虚。要改善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依赖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扭转。

第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持怀疑态度。

一些青年学生反映,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主要以经济杠杆为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关系、金钱关系。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趋同这一突出问题，就有19%的学生认为趋同论正确，有13.5%的学生认为说不清楚。这说明，青年学生中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认识还是较为复杂、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

（三）对改革开放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解情况

第一，当代青年学生中的大多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且大都能准确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发展方向。但在西方多党制、多元化等资产阶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少数学生表现出了政治立场不稳、政治意识淡漠的发展趋向。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学生占61.7%；回答“要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学生占31.4%（许多学生同时选择了这两个答案）。而认为民主政治在根本上是“要逐步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相结合”以及“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学生，分别只有5.7%和1%。

在社会多样化发展的条件下，是否还应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78.4%的学生认为应该继续坚持，而有16.4%的学生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是必须抛弃的不合时宜的观念”。

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表明，当代青年学生中的大多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且大都能准确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发展方向。但在西方多党制、多元化等资产阶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少数学生表现出了政治立场不稳、政治意识淡漠的发展趋向。

第二，对私营经济相关问题，青年学生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

例如，对于“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剥削是一回事，是否承认存在剥削是另外一回事。私营经济中必然存在剥削，我们没有必要否认它”的观点，有55.4%的学生表示赞同，34.6%的学生表示反对，10%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对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阶级阶层不断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有60.9%的学生表示不赞同，有19.9%的学生表示赞同，而分别有6.6%和5.2%的学生认为“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尚未完全形成”或“‘资产阶级’一词容易引起其他联想，虽然已经形成，但最好还是不承认”，另有7.4%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

第三，由于生活环境、社会阅历以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青年学生对两极分化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有40.2%的学生认为两极分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存在”；有51.3%的学生认为“存在差距，但不是两极分化”；而有5.2%的学生认为“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只是评价标准体系的问题”。

（四）高校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近年来，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这种成效的评价又不可过高，而要看到：

第一，学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肯定,以及普遍的入党愿望固然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教学工作的开展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于此，更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

第二，在调查所涉及的许多重要观点和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少数学生做出了错误或消极的回答。这两种状况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主流，但也不是少数。这表明，我们的工作不能简单地强调面上的效果，还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态度和思想状况，特别是少数有各种认识问题的学生，继续开展有的放矢的、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

第三，一些教师片面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中过度地侧重回答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而忽视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基本知识的把握，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现实热点问题能够做出正确回答，但在一些基本知识的了解上却出现明显欠缺。

第四，中央按不同学历层次和专业类别分别规定了“两课”的课程设置和学时数，但有些学校在“两课”教学中仅仅满足于按上级规定的课程设置和学时数开课，而缺少针对性。

二、加强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建议

（一）真正解决好领导重视问题

学校应把定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化，要定期开展调查研究，客观评价工作状况，及时发现突出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制定有效改进措施，主动支持“两课”教学。学校的上级领导机关也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检查指导，应制定更加科学、客观和可测量的评价标准，在对学校进行领导班子考核、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评估、教学水平评估等评估检查中应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评估检查力度，帮助和督促学校改进工作。

（二）进一步完善课题设置体系

第一，一些教师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究竟是作为一门课还是作为两门课设置，是编一本教材还是两本教材，还有不同看法。如果是一门课，是分为两部分来介绍，还是打通在一起讲，也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应当很好研究的问题。

第二，课程设置体系只从文科、理科的类别和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大专生的层次来区别，是否过于简单，缺少针对性。至少应当强调各校要在执行基本设置规定的同时，一定要针对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有所调整。

第三，一些教师对大专生的“两课”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看法。一部分教师认为，只讲哲学，不讲政治经济学会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的不全面。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感到，由于学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掌握，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就显得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恰恰占有相当的分量，并且，也常常是学生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三）积极抓好基本理论教材建设的基础工作

现行教材仍然存在着明显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问题。

第一，有的教材过于重视自身内容的全面完整和形式上的完美，难免导致求大、求全的形式主义倾向。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学科。如果教材不分详略、面面俱到的话，在几十课时的课程如何讲全、讲清就成了老师们的难题。有的教材有“八股”味道，结果是老师讲起来很“繁”，学生学起来很“烦”。

第二，有的教材把邓小平理论和我们党据以制定的种种现行政策混为一谈，而且在内容安排上，政策内容讲的偏多、过全。

第三，有的教材中，理论内容本身和编写者对理论内容的理解、阐释，甚至是发挥、拓展或拔高的区别不明显。

最后，教材，特别是统编教材、推荐教材的编写编审和编辑工作应当更严格、更细致。例如，有的比较权威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统编教材，整体水平较高，但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如把全国党代会的时间写错了等。这种错误，虽然多属文字疏忽和编辑校对问题，但却影响了一些师生对其质量和水平可信度的怀疑。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应结合当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对当代主要社会思潮加以介绍和分析

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亟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讲清以下方面的问题：（1）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2）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是社会或全民党。（3）强调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4）强调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不是放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与资本主义趋同。（5）强调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绝不是要搞私有化。（6）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是要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完善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绝不是要否定和抛弃劳动价值论。（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是要照搬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8）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绝不是国内外某些人所说的“专制”、“独裁”。（9）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不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10）正确理解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既要努力保持相互接触、交流、合作关系，又必须坚持反“西化”、反“分化”斗争。

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政治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引入理论教学的实践。有比较才有鉴别。青年学生只有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观点、主张有所了解，才能认清其作为资产阶级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反动性、改良性的实质，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进步性的认识。尤其是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况下，通过教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评价各种社会思潮，才能取得理论教育工作的实效。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两课”教师的学习和工作条件，提高其政治与经济待遇，帮助教师树立职业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优化“两课”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一是要严把“入口”关，不能让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不合格的人登上“两课”讲台；二是要从多方面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三是要制定政策，努力吸引那些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有教学能力，同时，又有社会实践经验或专业特长的优秀人才，充实“两课”教师队伍；四是要从校内外聘请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组成兼职教师队伍，参与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中去。

（六）深化教学改革，加大教学投入，完善监督、考核和教学评价机制

“两课”教学方法陈旧、手段单一、形式刻板是影响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原因。如果不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课将越来越被青年学生所冷落。一些高校提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一些具有可借鉴性的经验，如变单向灌输式教学为多向互动式教学，教师与学生更多地进行讨论、交流和沟通，吸引学生参加到理论教学中来；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创造条件推动学生进工厂、农村，使他们能亲身感受到公共理论课教学的真实可信性；聘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走入学校，给学生开设一些专题讲座；充分发挥多媒体、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在理论教学中的积极作用，等等。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5

二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五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6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7

二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五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8

二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五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9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国外马克思学

【正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一直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先是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大为流行，然后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针锋相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既包括“对立论”者也包括“一致论”者)还系统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不论是“对立论”者还是“一致论”者，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结论惊人的一致：青年恩格斯极大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鉴于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已经非常熟悉，对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也已有所评介，[1]本文主要对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广松涉等人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

一、卡弗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关系

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考察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1842年3月布鲁诺·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雇后，恩格斯的兴趣和抱负就从文学和哲学转向更直接的政治问题方面。这时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马克思的撰稿对象也从《德国年鉴》转到《莱茵报》。两人都对1841年12月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以及当时的其他政治辩论进行了批评性评论：马克思针对财产法和济贫问题，恩格斯针对陪审审判制度和德国统一问题。在回应赫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关于集权与现代国家的理论性文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拍。马克思写了《集权问题》一文；[2](P289-291)恩格斯写了《集权和自由》一文。[3](P392-397)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和观点是一致的，两人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考虑了社会阶级问题，两人都不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作家。

1842年底，恩格斯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宪章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其利益使它远离中间等级中的改良主义者。同时恩格斯对宪章派的和平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中间等级决不会同意普选权从而损失在下院的优势地位。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即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完全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而负有革命使命：“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这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4](P549)这里恩格斯分析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工业国本身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一个工业国必须具备的前提出发，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源，这个国家应该用保护关税来防止别国工业品的侵入。但是，本国工业品由于外国工业品要付关税而提高了自己的价格，这就又使关税必须不断提高，因为按照一般公认的原则，只有不断提高关税才能消除外国竞争。可见，这个顾头难顾尾的局面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同时这里也就暴露出工业国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4](P548)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声称他的论证并不完全基于哲学范畴，因为对现状的直接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内在矛盾的结果是英国国内工业的逐步收缩，进而导致工人阶级遭受巨大痛苦：“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份人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4](P549)通过多次的合法斗争，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情况，那就不可能指望工人中间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普遍贫困的现象，那时，怕饿死的心情一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指出，英国人是从“所谓物质利益”出发的，在英国，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

卡弗指出，恩格斯1842年底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这几篇文章使他在此之前已经获得的思想得以清楚的表述；而相对于马克思来说，马克思1843年所主张的方法论，如对当代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对政治家和哲学家所使用的现有分析范畴进行无情的批判、避免先验的看法和学说、澄清政治策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以及促进实际参与者与理论家之间的对话等，在恩格斯的这些文章中都得以明确体现。因此，此时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比马克思稍微先进一些。

1843年11月，作为《德法年鉴》的编辑之一，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投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相形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经济生活所作的考察就黯然失色，因为这种考察已经落伍了20年。马克思在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已经阅读了斯密等人的著作，并且已经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与随后进行的对政治经济的解剖联系起来。恩格斯对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正好与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合拍。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代表了对另外一种掩盖现实世界斗争的“神秘意识”(即政治经济学辩护性的一面)所作的严肃系统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评价的那样，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光辉著作。它集作者的主观意图、所作的系统探讨以及清晰的辨别工作于一体，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已有的著述。它的议题(当代政治经济学)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传统，是当时德国知识界非常薄弱的研究领域。青年黑格尔派和共产主义者对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这一研究领域要么不甚了了，要么完全无知。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资料性的但却是无情的批判性探讨，对马克思有极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后来特别提到他和恩格斯马上就不断通信交换意见。

而最重要的是，1844年初马克思对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作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私有制、商业、价值、竞争等)[5](P3)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航向。马克思在读过恩格斯的经济范畴批判梗概之后，马上就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代替资本主义及相应不平等体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研究主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对政治经济学范畴作批判性考察)以及叙述的出发点(商品概念的价值理论)。卡弗还具体考察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资本论》的影响。比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探讨；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要做政治经济学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考察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试图挖掘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的东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之后的话题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一开头讨论的话题。恩格斯的话是：“‘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或采取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4](P600)马克思的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P114)此外，恩格斯对其他范畴的分析如“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成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分析的三个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的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商业危机原因的分析、关于按计划对生产进行有意识调节的思想、关于科学的运用所引起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等，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源头。卡弗说，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甚至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作是《资本论》第1卷的纲要。实际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还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在卡弗看来，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马克思来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向他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议会对济贫、工厂状况以及童工问题的调查；激进英国报纸先驱性的新闻写作；当时对无产阶级生活的各种考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当时正在钻研的经济理论著作的世界。卡弗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资本论》第1卷有许多共同的资料来源，包括：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皇家工厂视察员报告、英国议会议事录、激进和官方的期刊。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恩格斯在40年代有更多资料来源可用，但两者所运用的方法及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10次引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在卡弗看来，如果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并行前进而恩格斯稍稍领先一步的话，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期恩格斯所阐发的许多思想则预示了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马克思1864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承认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7](P410)尽管人们普遍承认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对这种影响作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考察。卡弗所作的工作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其结论我们未必能接受。

“对立论”者通常认为，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思想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有很大差别，特别是恩格斯太强调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技术统治论者。卡弗尽管是“对立论”者，但在该问题上却独树一帜，认为《共产党宣言》虽出自马克思之手，但其基本思想却是恩格斯的。具体来说，《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更多的是出自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英国和德国工业发展的材料，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强调，以及1844年初恩格斯关于“英国状况”的几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那一部分则与恩格斯翻译傅立叶的著作片段、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由他倡议并与马克思一起计划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工作有关。《共产党宣言》的通俗化程度也与《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非常接近。而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展示的深奥思想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体现。马克思所作的最多是编辑性的工作，甚至连“共产党宣言”这个名称也是恩格斯向马克思建议的。[8](P123)

卡弗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与起源，它对从前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使生产机械化并改变劳动条件方面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专横特征等，都是对恩格斯早期文章的翻版。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这些新现象没有像在恩格斯著述中那样以详尽但却气势磅礴之势得以阐述。相反，马克思早期著述中关于异化和解放的思想以隐晦的形式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除此之外，《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段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自由竞争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家庭的论述，《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关于废除私有财产的论述。在这些问题上，恩格斯都以马克思所没有的方式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发展是恩格斯当时所关注的话题。《共产党宣言》直接以阶级斗争问题导入，这也是恩格斯革命政治观点的特征，因为在和马克思巴黎会面前两年恩格斯就已经明确提出英国革命不可避免的论断。《共产党宣言》的体裁以及鼓动性的风格更接近恩格斯的作品，而不是更接近于马克思理论上更专业从而政治影响更有限的作品。《共产党宣言》是在恩格斯试图草拟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遵守的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马克思当时的精力主要放在阐明每个人都应避免持有什么样的观点问题上。总之，就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当代作用以及对阶级斗争决定性的政治强调而言，《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著述的关系更为密切。

为了增加说服力，卡弗还就《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与恩格斯早期著作以及作为《共产党宣言》草稿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相关文字进行对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二、广松涉关于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述①

卡弗虽然强调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而言，卡弗还是接受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产物。日本学者广松涉则独树一帜，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②，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

1844年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从此开始了终生的合作。广松涉指出，很难发现在这次会见中恩格斯有受马克思影响的痕迹，而马克思却以这次会见为转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转变在最初的合著《神圣家族》中迅速体现出来了。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以“水果”为例子对“思辨构成的秘密”所作的批判，以及根据“从人的谓语转化为独立主语的鲍威尔式的自我意识”所进行的系统论述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因为马克思的这种思路与之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再现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而这些观点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其他部分的观点往往有矛盾。根据广松涉的推测，这样的矛盾可能是马克思从恩格斯的来信(1844年11月19日)中受到强烈的启发后，在校对或者是在手稿完成时插入了上述论点的结果。

广松涉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明显地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用广松涉的话说就是，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出自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水平：(1)共产主义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制度。(2)共产主义不是英法这些国家“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共产主义不是单纯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革命将是“社会革命”。(4)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从有教养的阶级中获得活动家，但是其主要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乃是“无产阶级”。(5)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术来说，欧文派那样的“共产主义新村”在法国和德国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也只将是高高在上的“实践而已”，因而不得不诉诸暴力革命。而且暴力革命不能像巴贝夫派、布朗基派那样以少数精锐分子“秘密结社”的形式进行，而必须是大众的崛起。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章的“最初的文本”中所看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论点，大都存在于1843年以来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论文和著作中。这些观点在后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再现了，却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体现出来。广松涉认为这也可以作为“最初的文本”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的旁证。

涉及到共产主义论问题，广松涉有一个著名的文献学研究结论。马克思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旁边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并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广松涉认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将恩格斯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的论述推翻了，因为马克思的这段话与恩格斯的主张显然是矛盾的。恩格斯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的，而马克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有这样的话：“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在共产主义论上存在过不同的见解，而恩格斯走在了马克思的前面。

第二，“最初的文本”将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信中体现出来的想法具体展开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说：“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是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广松涉认为，后来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诸论点基本上都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在恩格斯“最初的文本”中。这些论点包括：(1)从“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个人出发；(2)用黑格尔的语义将这一条件的整体，即“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称为“市民社会”，并认为正是“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4)那是起因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广松涉还以“分工”概念为例，指出“最初的文本”中对“分工”的用法是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因为恩格斯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分工概念的，以至于将阶级也置于分工之下。恩格斯以分工这一概念为杠杆展开论述家庭(男女之间的分工)、所有制以及市民社会。

第三，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马克思放弃了早年坚持的“自我异化论”。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对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只在思维的圈子里来被思考”感到惋惜，因而曾经利用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与复归这样的哲学的、抽象的模式来立论。而恩格斯则一贯排斥“异化的理论”本身。在恩格斯看来，将经验事象作为自我异化状态加以说明的方式是拙劣的黑格尔派的做法。

在“最初的文本”中，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论述：“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广松涉认为，从马克思在这一页的栏外写下“费尔巴哈”并划了下划线可以察知，这段文字或者是其前后对自我异化论的批判给马克思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马克思生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惟一的部分即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8月、9月号上批判格律恩的文章中，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干的自我异化论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自然形成的”、“生产力”等基础术语的用法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生产力”这个词，马克思使用的一直是Produktivkraft及其复数形式，而恩格斯所使用的都是Produktionskraft及其复数。这说明“口述笔记说”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就不会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时的差异了。

关于“口述笔记说”，广松涉进一步指出：从马克思文章的风格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的文思并没有敏捷到能直接口述让人记录的程度，要不然《资本论》早就完成了。一般来说，对高度理论性著作的口述与传记的怀旧谈不同，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好不容易捕捉到了“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时候，连整理理论点的备忘录也没有就自己口述让人记录，即使是文思如涌的人也做不到。而且1845年那个时候，恩格斯绝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如果是对夫人以及魏德迈进行口述还说得过去，另外如果是只要稍加修改便可以定稿的内容也说得过去，让恩格斯记录需要再次誊写的草稿，马克思是不会那样做的。

三、简短的评论

在国外马克思学家中，除卡弗和广松涉外，琼斯、里格比、凯尔纳等人也认为青年恩格斯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琼斯指出，“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最初浮现于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9](P102)里格比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致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在1842—1844年间所作的许多实际历史分析，预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所发展的思想：对生产力发展的强调，把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所达致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从阶级权力来看国家的特征，以及对政治经济学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等；[10](P4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关于生产力社会首要性的论断，关于现代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及其创造的“产业后备军”的分析，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国家”的概念，关于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0](P63)凯尔纳则从对“现代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也对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了区分，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对现代性作了严格而全面的历史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对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区别作了“理想型”的分析。[11](P174、175)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主导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领先于恩格斯，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在这一前提下，国内学术界通常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存在“对立”，而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通常是抬高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实际上，长期以来人们确实忽视了对青年恩格斯影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人们都承认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很高的评价，但并不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在总体上曾领先于马克思。本文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的新观点及系统探讨，也许是片面的，但它促使我们正视这一问题，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里先就广松涉的观点作一些初步的评论。

广松涉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极端的，其许多立论很难成立。首先，正如彭曦博士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者后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广松对“生产力”这一术语缀词法考证中“3处”与他的说法不相符的例外“终究会被重新判读”的断言，已经被涩谷正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重新调查所推翻，“这样一来，广松的恩格斯论的说服力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12](P378)其次，广松关于在共产主义论方面恩格斯领先马克思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总体把握。根据里格比的说法，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黑格尔派“目的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断裂”。如果真像广松所说的那样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仍然坚持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也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那么就说明恩格斯还没有摆脱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就大大落后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P118-119)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目的论”。认为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是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彻底误解，可以说是广松的恩格斯论的最大败笔。第三，广松关于恩格斯一贯排斥异化理论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曾经坚持“自我异化论”，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称为“哲学共产主义”，[14]也是同样的思路。问题是此时恩格斯也处于同样的思想发展阶段，甚至由于恩格斯更早地通过赫斯接受了共产主义从而较马克思更早地以“自我异化论”来论证共产主义。按照里格比的说法，1842—1844年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异化的令人沮丧的画面”，而在恩格斯看来，“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最终目标，就必然会经过异化的阶段”，因为他相信“进步是人类的本质”。因此，说马克思是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放弃了“自我异化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当然，广松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分工”、“意识形态”等概念所作的考证，还是很有价值的，其结论也是不可轻率加以否定的。目前笔者正和同事鲁路副研究员利用MEGA2新发表的材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诸概念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文献学考察，相信得出明确结论之后，就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广松观点的正误了。

注释：

①广松涉的观点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1966年9月号上，早于卡弗。《思想》是日文杂志，因此卡弗在写《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之前并不知晓广松涉的观点。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把对广松涉观点的介绍放在卡弗之后。

②本部分对广松涉观点的介绍摘引自彭曦译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及补遗：关于所谓的“口述笔记说”，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吴家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论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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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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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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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ouglasKellner.Engels,Modernity,andClassicalSocialTheory[A].StegerandTerrellCarver(eds).EngelsafterMarx[C].UniversityPark: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9.

[12]彭曦.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青年马克思范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F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0）09—0048—08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法律思想史、法制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各部门法理论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科学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结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石。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萌芽、发展直至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35年—1842年上半年，即从学生时代到《莱茵报》工作前期，是马克思从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哲学观，即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第二个阶段，1842年下半年—1844年初，即从《莱茵报》工作后期到《德法年鉴》的创办，这是马克思由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向科学法哲学观的发展过渡时期；第三个阶段，1844年春—1846年，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法哲学观的形成期。（注：参见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其中，公丕祥教授把第一个阶段称为“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

其中，第一个阶段作为起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这一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尚不成熟，但他所提出的关于新理性自由法的理念和内容，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一、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发展轨迹

1835年10月，年轻的马克思满怀造福人类的宏伟志向，肩负着家庭的期望，来到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次年10月，他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学。这段时间里，马克思非常欣赏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法学观。但是，在经过刻苦的理论学习之后，他又感到这种形成于40多年前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学观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于是马克思决定，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法学观为基础，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分析法的一切领域，进而构建起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法哲学体系。他的意图是从现代法本身引申出自己的基本原则来，并把它贯彻到罗马法中。他认为，罗马法是一切现代法的核心，而法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思辨哲理的角度去概括现时代的法律实践及成果并贯彻到罗马法中去，使罗马法体现新时代的法律精神。在艰辛的理论劳作之后，马克思试图构建的法哲学体系逐渐形成，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名为《法的形而上学》，主要是试图先验地规定法的原则、思维和定义；第二部分名为《法哲学》，旨在论述法的先验原则在罗马法中的贯彻。这第二部分又区分为形式法和实体法两种学说，“其中关于形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形式，它的分类和范围；关于实体法的学说，相反地，则应当叙述体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凝缩在自己的内容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为了这一体系，马克思还认真撰写了约有300印张的手稿。

这一法哲学体系是理想主义激情的产物，在随后进行的理论研究中，尤其是1837年夏秋通过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使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理想主义法学观本身的严重缺陷。通过重读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深深地被他那丰富而精辟的思想所吸引，开始明白黑格尔学说对他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强调，哲学的态度“必须绝对避免把国家依其所应然来构成它”，“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2页。）事实上，整个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开端就是“存在”或“现有”。于是，黑格尔学说像“诱人的海妖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把年轻的马克思诱入它的怀抱。

马克思运用黑格尔学说，对自己的旧信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发现自己精心构建的法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充满着矛盾和错误，并最终看清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页。）。在这场精神世界的剧烈斗争中，马克思由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主义。但是，在这场转变中，马克思并不是彻底地抛弃了康德主义。他所抛弃的只是康德从“应有”出发去推演“现有”的理想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法学方法论，而康德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诉诸自由理性的进步思想则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马克思找到了黑格尔学说这一思想武器，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欣赏黑格尔从“现有”出发，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出发理解事物的辩证法，却并不赞成黑格尔身上所体现的德国“庸人”的软弱。总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既继承了康德理性自由主义的积极因素，又吸收了黑格尔理性国家主义的合理内核，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以人类理性、自由为核心的法哲学观。为把这种法哲学观与同样是强调理性与自由的康德旧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区别开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

马克思于184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2年1—2月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1842年4—8月分别写下的《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等文章是这种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代表作。

二、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人与自由

伊壁鸠鲁生活在马其顿军事帝国统治时期。在军事专制统治之下，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已经解体，昔日全体城邦公民参加国家事物管理的局面则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无法获得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权利。其时，早期斯多葛学派将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思想推向极端，借助自然法极力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伊壁鸠鲁虽然是德氏的学生，但他却主张重视偶然性和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对个人幸福、快乐的追求，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与独立，并以此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随着资产阶级激进政治运动的发展，争取民主反对专制、崇尚理性摒弃神性、追求自由否定强权，已构成了一种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种极其相似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表示出了赞赏与推崇。

与德氏只注重原子直线运动的机械论不同，伊氏强调了原子偏斜运动所带来的偶然性，他的目的并不只是想说明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而是为了提出自己关于自由这一哲学领域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伊氏认为，即使在当时希腊社会制度分崩离析之际，人们也不必惧怕无法维持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安宁，因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自由的，而人的个性和原子一样。因此，每个个人都可以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自由观，认为伊氏的不朽功绩就在于“肯定了自我意识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5页。），强调了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性。

伊氏的自由观还体现在抨击宗教神学的无神论精神上。他并不像其他希腊哲学家和普通人那样对天体满怀虔诚崇敬之情，并反对把天体作为神来崇拜，他认为神实际上是由人的愚昧造出来的。伊氏之所以对宗教神学奋起抨击，正是由他的哲学思想核心——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所决定的，把天体崇拜为神，这是与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格格不入的，只能导致迷信和不自由的产生。马克思对此大加赞赏并因此而称伊氏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42页。），同时进一步认为，“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5页。）

然而，马克思在对伊氏的自由观加以肯定的同时也予以了科学地批判。在黑格尔学说里，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它的必然性里才可以寻得它的自由”（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页。），“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吸收了黑格尔思想精华的马克思认为，伊氏由于过度地肯定偶然性而忽视了必然性，因而把个人的价值、利益与幸福推向了极端，导致了绝对自由观。同时，由于“偶然”是一种只具备可能性的现实性，所以伊氏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漠不关心，这就表明，伊氏把作为客体的现实和主体自身割裂开来，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因而他的自由观的基础只是一种幻想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伊氏自由哲学的研究与批判，既加深了对现时代的认识，又形成了自己的法哲学观点；既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又重视客体、环境的作用；人要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能仅满足于对现存世界的抽象批判，而要采取现实行动来改变世界。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真正的哲学应当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应该说，青年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由的基本观点虽然是以“自我意识”的面目出现，虽然还建立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但它无疑已是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哲学纲领。

2.关于自由与法律

1841年12月24日，德皇威廉四世颁布了名为自由、实为专制的“新”书报检查令，以取代威廉三世颁布于1819年10月18日的“旧”书报检查令。此“新”法令由于其字面上的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而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其中甚至包括当时自认为最激进、最革命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批人。青年马克思以其犀利的政治目光一眼看穿了这个“新”书报检查令的伪善面具，于1842年1—2月间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真正意图。此后，马克思又于1842年4月挥笔写下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深入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早在20年前，就有了一个书报检查令，新法令序言却再度指示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而新法令与旧法令相比，其专制与压迫又更胜一筹：“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对此，马克思辛辣地嘲弄道：“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风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处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哪里还有什么出版自由？

不难看出，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是以作者的内心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为它的惩罚对象的。马克思认为，这种惩罚思想而不是惩罚行为的法律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而真正的法律，其调整对象只能是人的外在行为。黑格尔也曾表示，须承担法律后果的只能是人的行为（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18—121页。），而人的思想或人本身根本不是法律所指向的对象。马克思写道，“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认为，那种惩罚人的思想的法，不是国家为保护公民的平等、自由等合法权利而颁布的法，其实只是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阶级或另一个党派的工具，因为这种追究思想倾向的法在事实上剥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与自由，“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在抨击专制法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在这时，他继承了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康德的法哲学思想，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并以此作为探讨法与自由关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各种自由从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有时表现为特权。在专制统治下，自由表现为特权，制订和执行书报检查令者是“特殊自由”的主体；而受到检查令奴役的人民，是“普遍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正是“普遍自由”的一种有效体现。为此，马克思指出，“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也就有出版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页。）“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而法在人类的自由生活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他已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表现为法律（真正的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规律才可以强制人重新成为自由的人。因而，检查令这种“预防性的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2页。）如果说法律有预防功能的话，那也只是在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之后，法律作为一种惩罚性命令而起到的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预防作用也同样表现了人的自由天性，因为“自由是罪犯的内在属性。……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侵害自己的罪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他认为这种惩罚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可见，法律的预防职能也就在于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即恢复人的自由天性。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真正的法是人类自由的体现，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自由，“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这样，马克思把他的自由哲学观融入了政治、法的领域之中。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的类本质，认为真正的法以人类自由为基础并且是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猛烈抨击贵族统治阶级对人民“普遍自由”的压制，而且明确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体现出他超越了康德。如果说这时马克思关于法与自由的辩证思想主要是来自黑格尔法哲学而有所局限的话，那么，马克思发现了法的党派性质并认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人们要“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6页。）。这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已超越了黑格尔而且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3.关于国家与个人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种法哲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在当时的德国，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在当时，这一问题的背后潜藏着宗教与政治两大斗争的焦点问题。

马克思为之工作的“莱茵报”从创刊伊始，就接连发表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文章，此外还登载一些批判反动宗教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大大鼓舞了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同时，也触怒了普鲁士王朝专制政府及其党羽们。被马克思讥讽为普鲁士政府“密探”的海尔梅斯在“科伦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莱茵报”批判基督教神学大加指责，刻意吹捧基督教国家。针对这一举动，马克思于1842年6—7月间挥笔写下《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予以有力反驳，并进一步论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海尔梅斯等人认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宗教决定国家兴衰的论点是无稽之谈，是“完全颠倒了历史”。真正的宗教是他们国家自己的宗教，“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为了进一步证明反理性的宗教神学国家观的荒谬，马克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理论中存在的无法释清的二难推论：“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符合于实现理性自由国家的概念，那时，国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中产生出来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不必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理性自由的国家不能从基督教中产生出来，那时，你们自己就应该承认这种做法不是基督教的目的，基督教不希望坏的国家，但是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页。）因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应也不能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人类理性自由的基础之上，国家和法的自然规律是从人类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来的。这一思想正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理性国家主义以及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学说的结果。至此，马克思发现了著名的国家与法的引力定律：国家和法的重心正是在其本身中找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在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已把“博士论文”中的无神论思想与理性自由主义国家观结合了起来，从而为他进一步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这一法哲学基本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既然宗教国家的存在是违背人类自由和理性的，那么，这种理性自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写道，“国家的真正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因而，这样的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国家应是理性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是从人类相互关系的理性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国家必然不是专制的国家而是保障个人自由、发挥人类理性的国家。需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理性并不是自由主义法学派的“个人理性”，而是公共理性、人类理性，它具有历史的、辩证的性质。这就使马克思明显地超越了同样是强调理性的洛克、斯宾诺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马克思认为，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机构里，必须实现个人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真正的国家、法律）也就是服从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一法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

应该说，马克思这种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的形成是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和理论探索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时代现实的发展。他坚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面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指出，哲学从它进入世界的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敌人的叫喊，那是因为反映时代要求的真正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学问，它所要求的国家必然是符合人性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只能从人类自由理性中产生，真正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也正是一个自由理性的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126页。）

四、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批驳“新”检查令的非法性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法律受到破坏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既然不存在出版法，也就不可能破坏出版法。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是因为这个意见不是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77页。）不难看出，马克思这段话的内涵与现代社会“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司法原则有着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而这一原则正是今天我们已耳熟能详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丝毫也不能因已经确立了这项原则而沾沾自喜，不应忘记，当历史的车轮已行进到公元1979年时，我们制定的刑法典上还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直到不久前的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才正式确立了这项旨在保障人权、促进法治的司法原则。而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对这一原则进行过相关阐述，对此，我们是否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看，现在的法律条文上虽已明确规定了这项原则（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实际运行情况又怎样呢？一些基层执法人员非法拘禁殴打公民甚至人大代表、超市的某些保安对顾客非法强行搜身、少数农村干部私设公堂暴力刑讯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事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肇事者往往还会振振有辞，说这些人“犯了法”！在上述现象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说“罪刑法定”这项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的理想，道路依然漫长，马克思的理性自由法思想仍没有过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书报检查措施并不是法律。……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71页。）这是马克思针对保护自由的出版法和专制的检查法之区别而作的论述。这段论述无疑有着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且从“自由的肯定存在”意义上来界定法律显然是受到了黑格尔的重大影响（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36页。）。但是，应当注意，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真正的法律与形式上的法律是有根本区别的，并强调徒具法的形式的所谓“法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反观当前，在对党中央“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中，个别地方领导把“依法治国”具体化为“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甚至“依法治村”。这种提法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那“依法治县”、“依法治村”等等所依的是什么法？据某县级市领导称，该市于一年之内“立”了几十部“法律法规”！更有甚者，一些商场店家居然也开始制定各种“法规”、“条例”，且条文“完备”，诸如“窃一罚十”、“本店有权对涉嫌盗窃商品者采取搜查措施”等等。由此而引发的一些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有的触目惊心。事实上，无论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还是“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所依之法，都只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当中的“法”，只能是有立法权的国家各级机关所制订的法律法规，而不是那些徒有法律形式的各种名目的“土”法。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关于形式上的法律与真正的法律的论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